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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彭真同志在北京市人代会上
阐述反右派斗争的伟大意义
本报讯 彭真同志4日在北京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讲了话。
彭真说，这次会议开得很好，很严肃、很紧张，也很活泼。这是进一步揭露和批判资产阶级右派反动言行的会议，是检查工作、决定当前工作大计、改进工作的会议，是推动整风运动继续深入的会议，也是一次富有教育意义的会议。
彭真首先强调地讲了反右派斗争的性质和它的伟大意义。他说，这是一场全民的大论战，是一场伟大的政治战争和思想战争，是资本主义道路同社会主义道路的斗争，是一场关系六万万人的命运和我国社会发展方向的斗争，是一场具有伟大历史意义和国际意义的斗争，这一仗如果我们不打胜，社会主义就搞不成功。
彭真指出，假如资产阶级右派在这场战争中得胜，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即右派所谓“党天下”，就被动摇，以至被颠复。他接着反问：那时的国家，既不要工人阶级作领导，那末将由谁来领导呢？按照资产阶级右派的如意算盘，即他们的妄想，那时只能由资产阶级右派老爷们来领导了。能不能设想，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领导的国家，还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呢？当然不能这样设想。那末右派的“非党天下”究竟将以什么阶级和阶级联盟为基础呢？谁都知道，现阶段我国除了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就是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如果不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就得以地主资产阶级联盟为基础了。彭真接着说，我们只要看这次向党、向人民猖狂进攻的右派的骨干分子，有很多是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对象，是五大运动、三大改造中被斗争过的落魄英雄或者是他们的家属、亲友，就可大体判明。他说，从这里也不难看出，在他们颠复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的天下，即右派所咒骂的“党天下”以后，会建立什么人的“绝对民主”“绝对自由”的天下。彭真说，右派先生们只讲反对“党天下”，但是他们却像在夜间活动的阴魂鬼怪惧怕和躲避太阳一样，生怕提到阶级和阶级分析，生怕说明他们颠复“党天下”后所建立的“非党天下”，是那些“不劳而获”的阶级和老爷们的天下。因为戳穿阶级基础，右派就会在照妖镜下显露出原形。但是，六万万人的眼睛是雪亮的，怎能瞒得过去呢？他们太把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看扁了”。
彭真痛切地指出右派集中力量攻击党，要党退出领导或暂时退出领导，即“要轮流坐庄”、“轮流执政”，是一个很毒辣的阴谋诡计。彭真说，“殷鉴不远”，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等反共、反革命的“英雄”在“四·一二”“四·一五”“七·一五”以前，甚至在大规模地公开地屠杀共产党和革命人民以后，不也是说他们只是反对共产党吗？不也是把他们自己标榜为真革命吗？希特勒不也是以反共起家的么？连日本帝国主义者当日侵略中国不也说它只是为了反共么？右派分子也和蒋介石、汪精卫等反革命一样深深地知道，搞垮了共产党，取消了共产党的领导，人民就好对付了，社会主义自然就搞不成器了，资产阶级右派妄想的复辟阴谋就容易实现了。因此，资产阶级右派就破釜沉舟、千方百计地攻击党和党的领导，骂工人阶级领导的天下是“党天下”，说党不能领导科学、教育、文学、艺术，不能领导工厂、企业……不能领导这个，不能领导那个，要党的领导从学校、工厂、企业……从这里退出，从那里退出。那么，共产党能回农村好不好呢？右派先生们说“共产党进了城已经忘了农民”，农民应该由“白毛女”里的黄世仁来代表了。右派为了从各个方面驱逐共产党的领导，就诬蔑共产党“比国民党还坏”，一切“一团糟”，五大运动、三大改造“一团糟”，各项建设也只准讲缺点，不得讲成绩，那末自然也是“一团糟”了。
总之，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国家建设的伟大成就，好像都是“一团糟”。这样共产党真该千刀万剐了，人民真该起来“杀共产党”了，中国的天要变了，中国的匈牙利事件就要起来了。他接着说：试问，这是一桩不值得大做文章的小题么？我们应该同陈独秀“宽洪大量”地“包容”蒋介石、汪精卫等的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罪行一样，容忍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么？绝对不能。当然，这并不是说现在我们要把所有右派分子当蒋介石、汪精卫对待，而是说右派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性质的严重和恶劣，以及手段的毒辣。
彭真说，右派的算盘是打得再如意没有了。但是对于他们不幸的是，今天的共产党已不是三十年前机会主义者陈独秀领导的共产党，今天的中国人民已不是三十年前的人民，不会像当日中蒋介石、汪精卫等的诡计那样，中资产阶级右派的诡计了。现在右派要颠复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的中国已经不可能了。“识时务者为俊杰，”右派先生们还是老老实实，举起双手，放下武器吧，还是决心悔改、老实检讨交代吧。现在及早回头尚可上岸。我们希望右派分子好好检讨，老老实实交代和真诚悔改，不要怙恶不悛，自绝于人民。同时，我们要正告他们，这是大是大非、大善大恶的问题，是关系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胜谁败的问题，我们人民群众、人民代表和国家是丝毫都不能含糊的。凡是不愿自绝于人民的右派分子，不要妄存侥幸的心理，以为可以蒙混过关。须知政治上背着包袱，欠下债，对国家，对人民，对他们自己都没有好处，不要弄巧成拙，应该好自为之。
彭真接着用我国人民获得的伟大的革命胜利，伟大的建设成绩，驳斥了资产阶级右派说我们人民的一切都是“一团糟”的诬蔑。他还说到了北京工作中的成绩和缺点的问题。彭真指出，我们的成绩是伟大的、主要的，工作中的错误、缺点也不少，并且有些错误、缺点是很严重的。但是总起来说，错误、缺点只是部分的，同成绩比起来，它是小得不可比拟的。右派分子因为这种完全符合客观情况的结论和估价，不合乎他们的反动要求，就对它十分讨厌，十分痛恨。这不仅因为我们人民的成绩对他们来说是倒霉，是灾难，而且因为他们如果承认了我们的成绩，承认了真理，就不好反对共产党的领导了。但是我们对工作的估价却不能不这样讲。这倒不是因为我们“小气”，“爱斗争”，而是因为它是事实，是六万万人共同努力的结果。
彭真在谈了解放以来全国和北京市工农业生产、文化教育、市政建设上的几个主要方面的成就，以及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以后，他接着说，我们的成绩虽然是巨大的，我们各项建设事业发展的速度虽然是很快的，但是因为我们的国家过去长期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灾害，底子太薄，这些成就还远不能满足目前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工作不是“差不多”，而是离满足人民需要和理想还差得很多。需要我们国家和全体人民、全体工作人员勤俭建国，勤俭办企业，勤俭办合作社，勤俭办市政、教育等各种事业，勤俭持家；特别是要集中力量发展工农业生产，首先是工业生产，因为物质生产是一切事业的基础。坚决认真地改进我们的工作作风
彭真说，我们说我们的成绩是巨大的，并不是说我们工作中没有错误和缺点了，我们的错误、缺点是很多的，有些并且是很严重的。因此，今年5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在整风运动开始以后，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者提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其中绝大多数是对的，也有些是不对或者不完全对的。但是一切意见只要是善意的，不是恶意的，是建设性的，不是破坏性的，我们都表示感谢欢迎。其中有些正确的意见已经被接受并且据以改进了工作。
彭真接着指出了目前北京市党内外一些领导工作同志和工作人员在工作上、作风上的主要错误和缺点，并且指出这些错误和缺点是同我们在领导上的缺点分不开的。他说：
一、有很多工作同志同工农群众缺乏应有的联系，缺乏从他们之中把问题和意见集中起来，加以研究和解决，再坚持下去的习惯，甚至对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者中有些什么问题，他们在想些什么，都不清楚，甚至不大注意。这不是一个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首都的工作同志所应该有的现象。这是一种原则性的缺点、错误。
二、有些机关政治空气稀薄，有些同志政治嗅觉不灵，对重大政治问题不能及时发觉、甚至不注意，因而，也就不能及时抓住，反映给上级解决或者自己直接加以解决。像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人家已经活动了很久了，有些干部还糊里糊涂，若无其事，或者不知道问题的严重性，或者觉得事不关己，可以高高挂起，或者庸俗地因为怕得罪人，即右派分子，想采取超然中立的态度，但是他们却不怕得罪六万万人民。这不是我们首都的党和国家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应有的政治态度，不能说这是什么进步分子的表现。
三、工作中缺乏工人阶级认真负责的精神和坚决克服困难、彻底解决问题的朝气，不是像饿虎捕食一样寻找、发现、抓住问题，认真加以研究解决，以改进工作，推进事业，而是有时在公事上、会议上纠缠很久，问题还没有实际解决。有的人甚至习染了或者凝固地保持着旧政权、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恶劣的官僚作风，不是把问题抓住解决，而是把问题推来推去不解决，或者让问题一个个从面前滑过去熟视无睹，甚至遇事先“打离身拳”即要推脱责任。这决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表现。
四、有不少的同志不善于从带有普遍性的问题里面抓住典型，系统地从根本上加以解决，突破一点，推动全局，而只是把问题孤零零地碰到一个解决一个。
五、有些同志很容易认为自己的工作已经都做得很“差不多”了，很容易满足于现状。他们不是拿可能达到的最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而是有点成就，甚至不出乱子就沾沾自喜，没有工人阶级的新兴的朝气，而是暮气沉沉。
六、机关中的工作人员和企业单位中的管理人员都过多，机构太大。但是有些同志却认为人越多越好，机构架子越大越好，一个人作事也似乎越少越好，当首长越不亲自动手越好。
彭真说，为了从根本上认真改进作风，使领导机关同劳动群众密切联系，并且在首都一切人民中间进一步树立劳动光荣和勤劳的风气，扫除古老封建的消费城市所遗留下来的剥削阶级和各种寄生分子游手好闲、好吃懒做的恶习，凡是能劳动和有劳动条件的人，都要从事可能的劳动。今后，除了干部参加一部分体力劳动以外，还要从现有的各机关的工作人员和各事业、企业单位的管理人员中，抽出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五十左右的工作人员，到车间、商店、农场、农业合作社、手工业合作社、街道等基层单位去，较长期地参加生产劳动和基层工作。同时动员和教育全体市民按照勤俭建国、勤俭办社、勤俭办企业、勤俭办一切事业、勤俭持家的精神，来改进我们首都的工作和干部作风，来彻底改变首都各界人民的作风成为社会主义的劳动人民的作风。我们认为应当从现有各机关工作人员和企业管理人员抽调三万人左右参加生产和基层工作，在经过相当时期，例如两三年后还可以轮流调换。
彭真最后说，我们必须坚决地彻底地粉碎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一切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应该彻底交代，坚决悔改，不要怙恶不悛，自绝于人民。会上有人开始老实交代了，这很好，是个好的开端。没有老实交代的应该好好交代，此外没有别的出路。那些同右派分子纠缠不清的人，应该同右派分子划清界限。
彭真说，我们必须像坚决粉碎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一样，采用整风的方法，坚决地、认真地整顿各个方面工作人员的作风、各界人民的作风，坚决克服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把我们首都的各项工作做得更好，使各项事业更迅速地发展，并且把首都人民群众的风气逐步整顿成为纯洁的社会主义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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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粮食工作两种做法的鲜明对比
内丘县做好政治工作征购粮食全部入库
霸县县委有右倾思想征购进度十分迟缓
据新华社保定6日电 河北省内丘县麦季征、购粮食三百七十三万四千多斤，超过原定任务十二万四千多斤。这些粮食已经在6月28日到7月8日的十二天中全部入库。全县有六个乡被评为粮食工作先进乡，有九十九个农业社被评为模范社。另外，农民们还想尽各种办法节约粮食。据不完全统计，全县只精收细打就多收粮食五十多万斤。山区农民积极开垦小片荒地和采集人畜代食品，使国家少供应吃粮和饲料达二十三万多斤。
早在麦收前夕，内丘县农村中就有一些农民对粮食供应定额表示不满，甚至有的村子在小麦估产中有意低估产量。中共内丘县委员会发现这些情况以后，便接受去年粮食工作先松后紧的教训，立刻决定六名县委书记都带一批干部深入农村调查小麦产量，了解干部和农民的思想。据调查了解，除部分旱地麦子有些减产外，水地麦子的产量不次于去年。农业社社员的思想上主要是对麦收后三个月留粮九十斤到一百斤不满，其次是对今年实行粮食供应以人定量的办法不十分了解，认为打击了劳动积极性；干部思想上主要是对粮食工作有畏难情绪，又没有办法说服社员。于是，中共内丘县委员会帮助粮食部门仔细地研究了矛盾所在和解决矛盾的办法。办法是，通过说服教育，回忆对比生活逐步提高和统购统销的好处，明确国家和农民利益的一致性以及粮食供应以人定量的合理性等，正确解决国家农业社、社员之间的矛盾。对干部加强教育，搞通思想，并供给宣传材料。
中共内丘县委员会算了三笔账，用来教育农民。第一笔算粮食大账。按粮食“三定”计算，全县一年只征、购八百零八万斤，而统销却需要一千四百六十二万斤。每年国家从外省调来六百五十四万斤粮食，以合理价格供应人民。第二笔算社员物质文化生活提高账。解放前，全县约有三分之一人口过着吃糠咽菜的生活，现在人们都不愁吃、穿、住了。第三笔算几年来国家发放农业生产贷款、预购农产品等，支持农民生产和解决农民生活困难的账。然后，六名县委书记、十一名县委委员带领二十一名有经验的干部，把二十六个乡分片包干，具体帮助乡、社干部训练了大批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宣传员、积极分子。他们运用黑板报、广播筒等宣传工具，并召开社员座谈会和社员大会，利用生产空闲时间展开了广泛的宣传。通过回忆对比和讨论，农民们提高了思想认识，批判了只顾自己不顾国家而不愿把余粮卖给国家的错误思想。在这个基础上，全县又开展“五查”（查政策思想、查产量、查消费、查扣潮、查扣留），进一步核实了粮食产量，适当地调整了粮食征、购任务，并实行了以人定量供应或扣留粮食。经过社员讨论协商，达到人人满意。这样，许多农业社由不能完成粮食征、购任务而超额完成了，缺粮数字也大大下降了。
本报讯 据河北日报消息：由于中共河北省霸县县委在夏季粮食征购工作中有右倾情绪，全县粮食征购进展十分迟缓。
今年霸县的夏季粮食征购任务是二百七十九万斤。在征购工作中，县委认为给群众多留些粮食，今后才好作工作，因而没有积极进行调查研究和宣传教育工作，以致农业社隐瞒产量的现象十分严重。据初步了解，今年全县农业社的实产都高于评产，许多社的实产竟高于评产10％。由于隐瞒实产量的结果，全县所报的夏季粮食总产量就由原来的二千三百多万斤，降到一千七百二十七万斤。征购任务也减少到一百六十一万斤，统销任务则增加了六百五十万斤。
夏收以后，许多社发生了严重的浪费粮食的现象。全县有一百多个社用瞒产、多分的粮食集体吃饭，许多社大吃大喝十几天。范家场农业社干部竟把扣留出来的四千九百斤公粮卖给社员，不及时交给国家。
在这种严重情况下，霸县县委仍然没有觉悟到应当立即纠正右倾思想，认真贯彻粮食政策，完成征购任务，而只是着眼于解决增加的统销任务。因此全县粮食征购进度非常缓慢。到7月27日，入库粮食（不包括周转粮）还只有十七万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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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全国小麦征购计划完成近半
新华社6日讯 全国小麦征购工作完成了计划的近半数。
据粮食部统计，到7月25日止，全国已入库的小麦占小麦征购计划的45％多。其中有一半左右是7月份二十五天内入库的。主要产麦区山东、河南、安徽等省完成了计划的60％到75％；河北省完成了计划的50％多；江苏、陕西等省不及或远不及计划的一半。
今年已入库的小麦，比去年质量好。颗粒饱满，水份不超过14％，杂质仅占1％。到7月25日止小麦的入库量，和去年同期比较有所增加。但粮食部认为，去年是灾年，小麦收获季节晚，今年收获季节早，现在的入库量实际上是不多的。如和正常年的1955年同期比较，入库量减少了二十亿斤左右。目前，征购进度迟缓，征购数量有下降的趋势。
为什么今年小麦征购进度迟缓，入库量不多呢？据粮食部分析，部分地区暴雨成灾，对小麦征购工作有些影响，但是更主要的是思想问题。有些地区农民只看到个人利益，看不到整体利益，脱离实际地要求进一步改善生活，对粮食要求少卖多分，或者要求提高留粮标准等。这些思想，严重地影响了征购工作的顺利进行。因此粮食部认为，要完成今年的小麦征购计划，各方面还需要做艰巨的努力，特别是要加强农村的思想教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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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教育农民正确认识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
江苏粮食征购进度由慢转快
据新华社南京6日电 江苏省农村在粮食征购期间加强社会主义教育，征购工作有了进展。全省7月下半月平均每天缴公粮、售余粮四千多万斤，比7月上半月平均每天增多了三倍。
江苏省今年夏粮增产，征购任务比去年少，但是农民在麦子登场后，缴、售粮食行动缓慢，完成国家征购任务很差。许多农业社和社员片面强调集体和个人利益，瞒报产量，多留口粮，要求少卖余粮和少缴公粮。
中共各地党组织针对上述思想情况，广泛地向社干部和社员进行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关系，和勤俭办社、勤俭治家、节约用粮的教育，用回忆对比算细账的办法，启发和动员农民积极卖余粮、缴公粮。社干部和社员提高了思想认识，根据“先公后私，先国家后个人”的原则，制定夏收预分方案，首先把应卖的余粮卖清，应缴的公粮缴完。宿迁县滨河乡农业社和社员讨论了“受灾时国家支持，丰收后支持国家”的精神，把四十一万多斤公粮送入粮库，并且冒雨把应售的十五万多斤余粮送到粮食购销站。邳县、铜山、赣榆、雎宁等县三百多个农业社已经完成或超额完成夏粮缴、售任务。目前，各地正继续对农民进行政治思想教育，争取中旬完成夏粮征购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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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播种适时 雨水调和
各地棉花大都比去年长得好
据新华社6日讯 全国八千多万亩棉花已普遍进入结铃盛期。再过二十天到一个月就可收获。
今年各地棉花由于播种适时，加上雨水调和，因此除受灾棉田及新疆地区棉花因气候关系生长迟于往年外，其余各省、区的棉花生育状况都非常好，开花结铃的时间也都比去年早十天左右。现在，各地棉株一般已结铃三个到六个，多的达八个以上。
据许多主要产棉省、区的典型调查，只要今后无特殊的自然灾害，争取获得棉花增产是很有希望的。湖北省江陵、天门、黄梅等县大片棉田的每株棉花一般都已有七八个老棉桃，监利等沿湖棉田大都也有五六个成铃。这种情况就比这个省丰收的1956年为好。山东省有些地区的棉花生长情况也是1950年以来所少有的。正在开花结铃的鲁西、北平原八百多万亩棉花，都丰收可望。山西省晋南、晋中五百多万亩棉花的生长情况也胜过丰收的1953年。其他如江苏、浙江和陕西等地的棉花也都比去年长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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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社论
农业社不该做投机买卖
昨天本报发表了湖南省取缔粮食投机的消息，其中说到个别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借口开展副业生产，进行粮食买卖或粮食加工。今天本报记者又报道（见今日本报第四版），河南省汝南县大王桥乡有一个东红星农业生产合作社，去年种麻二百五十亩，产麻二万四千斤，除了卖给当地供销社四百多斤以外，全部由社干部主持，直接向外地运销；同时他们又在市场上高价套购八万多斤麻绳、麻经等运销各地。农业生产合作社由于进行了这样大规模的投机买卖，就严重地影响了农业生产，腐蚀了党员和社干部，发展了资本主义的倾向，破坏了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
对于若干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这种投机活动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呢？显然，我们决不应该听任它们继续发展下去。如果允许投机活动发展，就会把社会主义的阵地让给资本主义，使资本主义的病毒重新蔓延，泛滥成灾。事实上，这种投机活动已经传染了许多农业社。去年12月江西日报揭发过江西省丰城县蛟湖乡一部分农业社大量制造假“青黛”（药名）骗取厚利的事件。四川、山东、广西等许多省份，去年以来也发现不少农业社进行各种各样的商业投机活动，特别是少数农业社在市场上高价套购粮食，或用各种违法手段骗购国家的粮食，又以更高的价格到外地出售，从中谋取厚利，形成黑市。当着这些农业社一旦走上了投机的道路，发展了资本主义倾向，就必然对于国家的利益漠不关心，对于交纳公粮和出售余粮抱着消极态度，妨害国家的统购统销政策的贯彻执行。
为什么会出现这些投机活动呢？这里有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在农村中把小私有制改变成农民集体所有制，把小农经济改变成集体经济的同时，农民小私有者的旧思想意识还没有真正的转变，我们也还没有对广大农民群众和农村党员干部进行一次系统的深刻的社会主义思想的教育，以致农业合作化以后，许多人的思想还停留在合作化以前的状况，或者只有很少的进步。而在国家利益同个人利益和小单位（如一个合作社）利益发生矛盾的时候，这些人就往往不能够自觉地服从和维护国家的利益，却要牺牲国家的利益来谋取自己的和小单位的利益。他们不懂得国家的利益就是自己长远的利益，不懂得国家的统购统销和统一收购重要物资的政策如果受到破坏，市场物价就会引起大波动，这不但对于国家的利益是重大的损害，并且对于农民也没有丝毫好处。趁机发财的只能是极少数的奸商。而奸商们一旦得势，就将恢复他们对农民的剥削，把农村经济引到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去。
这就说明，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决不能因为农业生产已经合作化而放松。刚刚和小私有制分手的农民，如果没有党的正确领导，他们随时都可能把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财力物力用来发展资本主义，而不是用来发展社会主义。农业生产合作社如果没有党的领导，也有可能会变成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变成股份公司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这个组织形式，只有在它坚持遵守社会主义的政策法律，坚持遵守国家的经济计划，接受党的思想和政治领导的条件下，它才是社会主义的经济组织。东红星社名义上是农业生产合作社，但实际上自从它开始投机活动以后，它的主要兴趣已经不在农业生产而在商业投机了。它用各种办法逃避和抗拒国家的统一收购，四处高价收售，甚至用“等外”烂麻头去冒充好麻，欺骗用户，谋取暴利，大家分红。有的人一次分到二百三十元红利。这里有两点看得很明白：一是这个农业社如果不立即停止投机活动，就一定会变质，成为进行投机商业的组织；二是这种趋势如果继续发展的结果，必然要发生新的阶级分化，一部分有钱的人将急速地无限制地发财致富，成为社会上新的剥削阶级，成为社会主义制度的敌人。
中共河南省委关于东红星社的事件正确地指出：这些违犯党和国家政策的资本主义投机活动，主要是有些农村党员干部和私商勾结起来干的。没有私商的勾引，不利用私商，农村党员一般地是不会做投机生意的；反过来，私商如果不利用党员，他们现在一般地也不敢那样胆大妄为。针对这种状况，要加强党对农业社的领导，使农业社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前进，就必须从两方面着手：一方面，在农村党员中要进行普遍深入的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教育，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坚决反对一切危害社会主义、危害国家利益的违法投机行为。另一方面，在农民群众中要揭露私商的罪恶活动，用历史事实使群众了解私商的资本主义方向将给群众最后带来灾难。这样来孤立私商，最后逼着他们走上正路，不再进行商业投机。
对一般群众应该普遍进行劳动光荣、劳动致富的教育；反对一切损公肥私的行为。如果看到某种物资在两个地区价格悬殊，应该积极地向国家提出批评建议，堵塞漏洞；而不应该利用国家经济制度上的某些漏洞和工作中的某些缺点来捞一把。我们要使农民群众明了：那些做投机买卖的人是危害国家和大多数人民利益的罪人；农业合作社社员都应该和奸商划清界限，努力劳动，为社会生产财富，发展社会生产力，为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幸福生活而奋斗。如果说现在劳动的报酬还不够高，那是整个社会生产水平的问题。也正因为这样，我们才需要加紧发展生产，使整个国家和社会富裕起来，那时候，全社会劳动的报酬就都会提高了。
在地方各级党政组织中，应当批判那种片面的群众观点——以为只要是对某一部分群众眼前有一点好处的事情，就是好事情。抱有这种观点的人似乎觉得只有做这样的事情才对得起群众，不这样就对不起群众。大王桥乡的党组织，就是因为有这样一种错误的思想，所以他们对东红星社的商业投机活动知而不问，实际上支持了这种活动。而上级的党政机关，对农民的“自产自销”活动也缺乏深入的认真的考查，以致放任了商业投机。各地党组织都应当引起警惕，进一步加强对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领导。
当然，企业和事业单位的采购制度，地区差价及市场管理，铁路系统的运输限制，省际与区际的贸易，其中也有一些具体问题需要解决；对这些问题不能熟视无睹，置之不理。但是，即使把这些组织工作都做好了，如果人的思想不改变，还是会发生问题的。因此，我们希望各地各级党委和政府，都应当郑重看待这一问题，订出切实的步骤来，开展对广大农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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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文艺界反右派斗争的重大进展
攻破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
本报讯 文艺界正在进行一场反对丁玲、陈企霞等人的反党活动、维护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和维护文艺界的团结的斗争。
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从6月6日到8月6日陆续举行了十二次扩大会议。从7月25日起，会议范围进一步扩大，参加会议的有党和非党的作家及文艺工作者二百多人。会上揭发了以丁玲为首的反党小集团的活动。
在第一、二、三次会议上，丁玲、陈企霞利用资产阶级右派向党和政府猖狂进攻的时机，对党发动了新的进攻。他们企图推翻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国文联、中国作协在1954年对“文艺报”的资产阶级方向的检查，以及作协党组在1955年对丁玲、陈企霞反党活动所作的结论。他们否定作协肃反成绩，并煽动翻案。他们通过事前的布置和在会议上的煽动，影响了一部分会议的出席人，向党猖狂进攻，并公然叫嚣要追究1955年开会斗争他们的“责任”。
在第三次会议以后，中国作家协会天津分会在反右派斗争中，批判了与陈企霞有密切关系的柳溪的反党言行，柳溪向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坦白交代了丁、陈反党集团的一些罪行，使这一个反党阴谋得以进一步暴露。
从第四次会议起，大家揭露了他们的阴谋，许多发言者都从丁玲、陈企霞错误的性质，阐明1955年反对丁、陈反党集团的斗争的必要性，并联系柳溪的交代，进一步揭发了他们最近一连串更猖狂的反党活动。1955年作协党组织为什么批评丁玲陈企霞
1955年的斗争，是从三封匿名信开始的。在1955年4月，陈企霞写了三封匿名信给党中央负责同志，污蔑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作协党组织，要求推翻对“文艺报”的检查结论。在此以前，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国文联曾在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开展以后，对“文艺报”进行检查，批评了“文艺报”的向资产阶级文艺思想投降和对马克思主义新生力量采取贵族老爷式态度的错误。作协党的组织并针对陈企霞顽强抗拒批评的态度给他以党纪处分。陈企霞在匿名信里捏造了事实，说检查“文艺报”是“打击压制”，“假公济私”。他诬蔑作协的党组织“摧残民主”、“无中生有”。尽管许多人指出匿名信有很大可能是陈企霞写的，但他仍矢口否认，还污蔑党冤枉好人。直到今年8月3日第十次会议上，在事隔两年之后，陈企霞才坦白交代出三封匿名信都是他自己写的。
1955年的党组会从追查匿名信进而揭露了丁玲、陈企霞的反党小集团活动。会上揭露了丁玲长期存在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和反党情绪。这种思想情绪有它的历史根源。1933年丁玲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逮捕以后，曾经在南京变节，这件事她曾长期对党隐瞒。1942年丁玲在延安担任“解放日报”文艺版主编，曾经发表了她自己写的“三八节有感”，和托派分子王实味写的“野百合花”，在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候，对党、对革命进行了恶毒的诽谤。这些文章旋即被国民党用来作为反共的宣传材料。全国解放以后，丁玲身负文艺界的重责，但却滋长了更加严重的骄傲自满和个人权力欲望，她与陈企霞勾结在一起，并以他们两人为中心，结成了一股反党势力。胡风反革命集团曾经认为丁玲是可以争取“合作”的“实力派”。
丁玲、陈企霞集团在文艺界进行了一系列的反党活动。他们长期以来拒绝党的领导和监督，在他们把持下的“文艺报”成了独立王国。丁玲并在她主持文学讲习所期间极力扩大个人影响，培植私人势力。在中央检查“文艺报”后，陈企霞诬蔑党中央说这是“吴三桂借兵”（意即借胡风的手来批评“文艺报”，吴三桂就是指党）。丁玲认为检查“文艺报”是“文艺报”“倒霉”，是“整”丁玲和陈企霞；陈企霞则充满仇恨地说：“我有一支手枪，有七粒子弹，留最后一粒打死自己。”在党的会议上许多人批评陈企霞的时候，丁玲竭力替陈辩解、开脱，激起了大家的不满。长期以来他们违反党的原则，背着党的组织，进行小集团活动。他们总是拉拢那些落后的，或对党不满的人，扩大他们的势力。他们经常散布流言蜚语，制造不和，破坏团结。他们还提倡个人崇拜，在文艺界和青年中散播资产阶级腐朽的个人主义思想。丁玲对党内外一些有成就的作家采取宗派主义的排斥的态度，认为他们没有什么了不起。她还在青年作者中散布“一本书主义”的思想，她说：“一个人只要写出一本书来，就谁也打他不倒。”陈企霞则在“文艺报”编辑部人员中提倡“士为知己者死”的反党思想。
1955年的党组扩大会对丁、陈的反党言行，作了严肃的批判和斗争，指出丁、陈的反党活动，主要表现在：一，拒绝党的领导和监督，违抗党的方针、政策和指示；二，违反党的原则，进行感情拉拢，以扩大反党小集团的势力；三，玩弄两面派的手法，挑拨离间，破坏党的团结；四，提倡个人崇拜，散播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但是两年来他们不仅没有从此吸取教训，认识和改正自己的错误，反而继续进行反党活动。利用国际反共浪潮变本加厉卷土重来
去年10月，匈牙利事件发生后，国际上出现了一股反共浪潮，国内一部分人也受到影响。丁玲、陈企霞等认为向党反扑的时机已到，便积极准备卷土重来。陈企霞说：“现在的空气对我们有利！”
他们首先诬蔑肃反运动，到处散布耸人听闻的谰言。陈企霞说作协肃反的收获是“烧了房子剩下的木炭。”当别人反驳他的时候，他更狂妄地说：“我要更正：剩下的还不是大木炭，而是小木炭。”他们说党对丁、陈的斗争，是“宗派主义”，是“政治陷害”，是“瞒上欺下”，是“违法乱纪”。丁玲甚至在会上提出要追查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办公会议的记录，并质问部长办公会议是什么性质，能否代表中央。
根据会上的揭露：丁玲曾四处活动，打听情况，寻找可以利用的错误和缺点，进行煽动，制造对他们有利的空气。丁玲到处对人说，她自己是“贫雇农”，意思是：在党内她是被压迫者，借以骗取人们对她的同情，和煽起人们对党的反感，以便逼使党向他们屈服，企图达到完全翻案的目的。陈企霞也去鼓动一些肃反中被审查的人，向组织要求翻案。陈企霞首先用感情关系和卑鄙手段迫使电影剧本创作所的编剧柳溪（女，党员），共谋制造假信，向党进行欺骗，以推翻柳溪在肃反中交代的有关陈企霞的材料，作为陈企霞翻案的张本。
在这期间，文艺界有人竟把陈企霞说成是反对肃反运动的“英雄”。配合右派的猖狂进攻勾结文汇报狼狈为奸
今年春天，整风开始后，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丁、陈集团也利用了这一形势，里应外合向党实行攻击。
当时柳溪已决定调作家协会天津分会工作，陈企霞对柳溪说：“不要走，现在局面正好，你现在不要写小说啦，写写杂文，配合运动。”于是“北京文艺”六月号上便出现了柳溪的两篇杂文：一篇是“摇身一变”，攻击文艺界党的领导，把党说成是一群反复无常的人；一篇是“要有这样一条法律”，把整个文艺界描写得阴风惨惨。据柳溪交代：这两篇杂文事先事后都和陈企霞商议过，连主要的语言都是陈企霞的。陈企霞还叫柳溪到电影局和“文艺报”编辑部去放火。
反击右派开始后，6月10日，柳溪到作协天津分会去“躲风”。这时，天津作协的同志们对柳溪的两篇杂文进行批评。6月24日，柳溪又到北京来，在北京文联的右派分子孙毓椿家中和陈企霞见面。当时孙毓椿说：“文联要把我当右派了。”陈企霞听后哈哈大笑，说：“右派就右派！”又说：“你又不是党员，可以不参加会嘛！”
大鸣大放期间，陈企霞要柳溪去“文汇报”北京办事处，请该报派记者去访问丁玲，并对柳溪说：“丁玲一定不会讲话，表示要请示党组，看他们怎么答复。”又说：“他们不让讲，那就好办了。”柳溪去找“文汇报”的记者姚芳藻，不但要他们去访问丁、陈，并把丁、陈问题的所谓“内幕”泄露给姚芳藻，叫姚不要讲出去，并问“文汇报”北京办事处是否有党员，姚芳藻说：“有一个，是工友，不要紧，他不懂。你放心好了，我决不出卖朋友。”
5月底，在作协一次整风的会议上，陈企霞恶毒地攻击了肃反运动以后，便兴冲冲地饭也顾不得吃，到天坛去和柳溪见面。见面第一句话便说：“这一下可好了，局面打开了！”向柳溪泄露了会上的情形，并告诉柳溪：“会开得很紧张，为什么‘文汇报’不来记者？”要他们派人来！”柳溪便去“文汇报”办事处找了姚芳藻，姚芳藻立即打电话给作协党组副书记郭小川，要求参加讨论丁、陈问题的党组会议。郭小川拒绝后，姚芳藻说：“你拒绝，我们要给你们登报！这是关门整风！”又马上威胁地说：“我们要发表一篇‘丁玲、冯雪峰为什么这几年沉默了？’的文章。”
在打电话的整个时间内，柳溪坐在姚芳藻的对面，帮她提词。
6月6日，姚芳藻写成了一篇挑拨性的文章“作家们的窃窃私语”，准备在“文汇报”发表。她在这篇文章中，把文艺界描绘成阴森惨淡。她想趁机将1955年作协党组批判丁、陈的问题公开报道出来。
6月7日，浦熙修和姚芳藻按照计划去访问丁玲。浦熙修对丁玲说：“文艺界的墙很难闯。”问丁玲文艺界有什么谜？对她自己的问题怎么看法？丁玲果然对这些问题避而不答，丁玲说：“你们去问邵荃麟，他们党组知道。”丁玲的丈夫陈明并在一旁说：“你们发动贫雇农来了。”浦熙修和姚芳藻果然立刻找了邵荃麟，要求在报上公布丁、陈问题。邵荃麟拒绝了这种挑衅性的要求。
会上揭露：在“文汇报”到处点火期间，李又然也参加了丁、陈向党的进攻，李又然甚至嚣张到提出要审查党组副书记刘白羽的党籍，并公开在党的会议上号召别人向他们“起义”。艾青也为丁玲等传播了一些反党言论和活动消息。艾青曾告诉“文汇报”记者所谓“文艺界的两个底”，诬蔑党批评丁、陈和江丰的错误是“党内的宗派主义”，他说：“文艺界是非不清，一批是专整人的，一批是专挨整的。”以此去挑动“文汇报”向文艺界进攻。
与此同时，“文艺报”编辑部的唐因、唐达成等也提出要重新公开讨论丁、陈问题。丁、陈曾准备退出作协企图公开分裂文艺界
会上揭露的丁、陈反党集团的另一毒辣阴谋，就是他们企图公开分裂文艺界。据柳溪揭发和陈企霞交代：丁玲和陈企霞曾经共同密谋在今年10月准备举行的第三次全国文艺界代表大会上向党大举进攻，如果失败，就公开制造分裂。据葛文揭发，丁玲曾对她说过，要登报声明，公开退出中国作家协会。陈企霞也交代说，他要在报上发表“告别文艺界”的文章，也退出作协。
丁玲、陈企霞所以预备要这样做，是企图造成一种局面，来威胁党，要党向他们屈服。也正是为了这样一个目的，陈企霞在大鸣大放的时候，还想办一个刊物，目的在顶垮“文艺报”。在“文艺报”内部，陈企霞以前的亲信唐因、唐达成等不但利用职权，想把“文艺报”变成资产阶级的“自由论坛”，走“文汇报”的道路，而且还在“文艺报”内部配合丁、陈，攻击党的领导，攻击党的文艺方针，企图推翻前年对“文艺报”所犯错误的检查结论。唐因、唐达成等并背着党图谋出版一个以文学评论为主要内容的“同人刊物”。这个组织同人刊物的秘密计划也得到了冯雪峰的支持。陈涌也是这个刊物的密谋者之一，他准备辞去“文艺报”编委的职务，他认为“大变动”的前夜到了。他们还准备要丁玲、刘宾雁等参加。他们把这个秘密计划告诉了“文汇报”的梅朵，却相约向党隐瞒。唐因、唐达成等还准备同人刊物如办不成，就退出“文艺报”。
他们这一切见不得人的阴谋活动，是采取隐蔽的方式背着党的组织进行的。他们之间还曾多次订立攻守同盟，企图向党狡赖到底。
在7月25日的第四次党组扩大会议上，有人开始对丁、陈等在前三次会上的进攻进行反击时，丁、陈等就惊慌起来了。他们秘密商量采取什么态度来对付这个反击。丁、陈之间的密商，大多经过陈明（党员）。陈明告诉陈企霞：丁玲准备“逆来顺受”。陈企霞说：“我不赞成，准备全面进攻。”他们这次见面中，订立了攻守同盟。陈明说：“如果质问你和丁玲的关系，你可以把前次和丁玲见面的日子往后推迟一天，就说我们是从邵荃麟那里出来偶然碰着的，你一定要进我家，进去只谈了戏，谈了作品，别的没谈。”陈明并要陈企霞告诉郑重（陈企霞的妻子），不要把他们前次会面的事讲出去。陈明与陈企霞之间的来往经常采取秘密方式，如打电话不讲真姓名，在街头约会，约陈企霞到丁玲家谈话要选择在丁玲家的一个公务员（共青团员）去上夜校的时候。陈企霞与柳溪之间也采用化名通信或用寄“小册子”，在杂志夹缝里写上几个字的诡秘方式传递消息。
7月30日召开的第七次党组扩大会前，陈企霞给陈明打电话，问：“怎么办？”陈明很慌张，说：“可以检讨，但我们说的事（指攻守同盟）还是照样。”在这次党组会上，丁玲、陈企霞果然抵赖、狡辩。直到8月3日的第十次会议上，陈企霞才开始转变，交代了一些他和丁玲的密谋事实。陈企霞说：“我和丁玲在一起反党很久了，我们最近见面虽然不算多，但我们是心照不宣的。在任何场合，一个手势，一个眼色，一句话，彼此都能懂得是什么意思。”反党小集团开始崩溃丁玲、陈明继续顽抗
党组扩大会议由作协副主席、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主持。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中宣部机关党委书记李之琏出席了会议，并讲了话。他们指出这是文艺界一场极重要的具有高度原则意义的斗争。中国作家协会主席茅盾和著名社会活动家、鲁迅夫人许广平也在会上讲了话。他们认为这个会议有很大教育意义，并指出丁玲的严重个人主义思想的错误，希望她改悔。茅盾说丁玲身上至今还有“莎菲女士”的影子。（按：丁玲的处女作叫做“莎菲女士的日记”，发表于1927年，“莎菲女士”是这部作品的主角，是一个专门玩弄男性以达到自私自利的目的的女人。）许广平说丁玲现在的行为很像三十多年前鲁迅所反对过的女师大校长杨荫榆。在会上先后发言的有刘白羽、林默涵、张天翼、沙汀、艾芜、方纪、曹禺、田间、郭小川、魏巍（代表出席会议的十七位部队作家）、康濯、邢野、严辰、逯斐等四十七人。刘白羽对丁玲等的反党活动作了系统的揭露和分析，同时对1955年作协肃反和对丁、陈斗争的某些错误缺点也作了检查。其他发言者也都热烈拥护和支持这场维护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和党的原则的斗争。
会议采取了实事求是、严肃说理的方针，使反党分子陈企霞从狡赖转变为开始坦白交代。在党组和到会同志的帮助下，在柳溪的控诉和揭露下，陈企霞不得不对自己的严重罪行作了初步交代，并表示要下决心悔改，重新做人。陈企霞并用事实说明了丁玲企图篡夺文艺界领导权的野心，同时揭发了冯雪峰对他的反党活动表示支持的言论，和另外一些反党的言论。丁玲前后作了四次发言，先是向党猖狂进攻，要求翻案，在进攻失败后，她就假作检讨，一方面避重就轻，百般抵赖，一方面把自己装成十分受委屈的样子，把她的反党行为说成只是对文艺界某些党的领导同志的意见，这样来企图取得一部分人的同情。陈明则始终百般为丁玲开脱狡辩，自己不作任何交代。
冯雪峰作了初步检讨，承认自己有严重的个人主义和反党情绪，承认自己的文艺思想同党与毛泽东同志的文艺思想是有抵触的。
艾青也初步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并揭发了丁玲的一些反党言行。
出席会议的人一致认为，会议有很大教育意义，这是文艺界社会主义思想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党的路线和反党路线的斗争：丁、陈集团如果从1942年算起，已经存在了十五年之久，对这个反党集团的斗争，现在仅仅取得了初步胜利。大家对柳溪的交代和她对陈企霞的控诉表示同情和支持，对陈企霞的开始认罪，也表示欢迎，希望他们以及其他与这个集团有关的人继续向党坦白。会议对丁玲、陈明等的继续顽抗一致表示愤慨，责成他们必须全部、彻底、干净地交代他们的罪恶活动事实。
党组扩大会仍在继续举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