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保卫我们真正民主的政治制度
张志让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从多方面向人民事业猖狂进攻。其中有些是直接向我们的国家基本制度进攻的。章罗联盟公然主张设立“政治设计院”、“平反委员会”，来改变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党天下”的诽谤把党对国家的领导说成是党对国家的私有。右派分子许多谬论所要表示的主题之一，是要说我们的政治制度不民主，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比我们的民主。但他们的目的却并不是真要民主，而是要借此迷惑群众，来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归根到底，他们是要削弱、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取消人民民主专政，使我们的国家离开社会主义的道路。
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虽然已经基本完成，人们思想上的社会主义改造还远没有完成。知识分子中间，还有不少人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比我们的民主，或者认为它有个别制度比我们的民主。这两种看法，归根到底，都是由于对资产阶级民主同无产阶级民主的根本区别没有认识，或者认识了而没有融会贯通。对这点融会贯通了，就很容易看出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显然没有任何真正民主的地方。
我国民主革命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以劳动人民占绝大多数的全体人民真正变成了国家的主人，广大劳动人民享受了民主。这是我们的民主同资产阶级民主的根本区别。资产阶级民主只是资产阶级享受的民主。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劳动人民并没有享受民主，他们在政治上和在经济上一样，都是处于被资产阶级压迫的地位。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已经决定了，它的政治制度不可能是广大劳动人民真正享受民主的制度。
资产阶级标榜他们的所谓民主政治，历来所举的也只是所谓普选制和代议制两点。而实际呢，广大人民无论在法律上或实践上都并没有享受普选权，所谓代议机关也并没有代表广大人民，而只代表了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国家用尽方法来使劳动人民不能参加选举，更不能选出他们自己的代表。财产条件啊，教育程度啊，居住期限啊，这类限制，名目繁多，都是法律上对普选权已经规定的限制。到了举行选举的时候，资产阶级更不择手段，用欺骗、利诱、威胁、迫害等各种方法来破坏选举活动。它控制着宣传机构、集会场所等物质条件，来为劳动人民代表的竞选造成实际困难。有些资本主义国家还规定了候选人交纳巨额保证金的制度，来限制竞选。这就是它的所谓普选权。结果是，议会里充满了资产阶级的代表。劳动人民的代表不同程度地占着少数，在美国甚至一个都没有。这就是它的所谓代议制。可见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只是少数人享受民主的制度。右派分子把这种制度说成是比我们的制度更民主，因为他们所要的正就是这种民主。
我国的广泛民主在各方面都有充分的表现。人民代表大会首先就是真正代表广大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公民是真正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社会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这在宪法上是明白规定的，在事实上也是完全做到的。选举年龄和被选举年龄也不像资本主义国家所定的那样高，而是年满十八周岁。选举经费都由国库开支，这就在物质方面保证了选举人和候选人能在实际上行使选举权利。法律对破坏选举的行为加以处罚的规定，保障了选民的选举权利不受非法侵害。选民有权直接或经过一定的地方人民代表大会监督人民代表，并按照法定程序撤换人民代表。在这种制度下，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为首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就真正能够代表广大人民的意志和利益。一切国家行政、审判、检察机关都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获得自己的权限，并直接或间接受它的领导和监督。一切国家机关都要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这样，人民就真正能够经过国家权力机关，行使自己的权力，人民群众就真正能够经过这种政治组织经常参加国家管理。所以我国的政治制度是有高度民主基础的政治制度。
公民自由的问题也是一样。在资本主义国家，劳动人民只在宪法的纸面上得到了自由。他们处在那种被压迫、奴役的地位，自由对他们只是一句空话。所以在资本主义国家，所谓自由只是资产阶级享受的自由。美国的作者就写过这样一句讽刺话：法律对一切人都是公平的。它对失业者和百万富翁都同样禁止在马路边上露宿，它宣布他们同样都有权购买或创办一个巨大的报纸企业。右派分子认为这种自由就是真正的自由，因为劳动人民的自由就本来不是他们所要的。在我国，广大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不仅在宪法上得到了保障，还由国家供给物质上的便利，来保证它的实现。几年来，人民广泛自由地讨论国内外政治问题、国家政策、法律问题、以及机关团体工作、工农业生产等问题。广大人民的意见、愿望和批评可以经常在报纸上看到，在广播中听到。工人、农民、青年、妇女、学生、文艺工作者、科学技术工作者、工商业者、宗教信徒等，都有自己的组织。这样广泛的自由只有在社会主义国家才能实现。在剥削阶级国家，劳动人民同国家之间有不可调和的矛盾。所以国家要千方百计地限制劳动人民的自由，劳动人民的自由如果真正实现，就必然对统治阶级不利。在社会主义国家，个人同国家和社会有不可分的、根本一致的利益。国家保障人民的自由，人民实现自由也只是要帮助国家发挥更大的作用，而不是要减弱它的作用。右派分子却不然，他们说，在我国自由太少了。他们认为缺少的是反对国家基本制度、反对社会主义的自由。而这种自由却正是人民所不要、人民所反对的。
公民对违法失职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有向各级国家机关提出控告的权利，这也在宪法上得到了保障。国家机关对一切人民来信来访，包括控告的来信来访在内，都非常重视，必须认真处理。宪法的规定和机关的实践，鼓励了人民群众监督国家机关的积极性，发扬了民主。至于我国宪法保障的公民的劳动权利、劳动者的休息权利、年老、疾病或丧失劳动能力的劳动者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等，更是在资本主义国家根本无从谈起的。
由上可见，我们有广泛的民主和自由。但民主制度只在人民内部实行，对人民的敌人则实行专政。工人阶级团结全体人民，首先是农民，对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分子实行专政。对敌人实行专政是为了保护人民。没有专政，就根本没有民主可言。对人民内部的民主和对人民敌人的专政，是人民民主专政的互相结合而不可分的两方面。右派分子高谈民主，实质上是要取消大多数人的民主，恢复少数人对大多数人的专政。阴谋政治野心家对反革命分子的问题，一向非常关心，但他们所关心的不是怎样肃清的问题，而是怎样从其中取得政治资本的问题。设立“平反委员会”的主张，只是一个具体的例子。有些右派分子作了反革命分子的代言人，到处为反革命分子喊冤。这些情况都说明了他们为什么不要专政的一面。
在人民民主专政问题上不要专政的人们，在民主集中制问题上也不要集中。我国宪法规定，一切国家机关都实行民主集中制。集中和同它相对而言的民主一样，是人类社会永远需要的。在革命战争时期，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我们需要集中，在社会主义革命基本胜利以后，民主是进一步扩大了，但我们仍然需要集中，集中仍然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民主也仍然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是全国人民的大业。它要求高度的统一领导和全面的统一计划。它要求国家在党的领导下，团结一切力量来进行。它要求广大人民群众发挥高度的热情、智慧和力量。所以我们要集中，也要民主。
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所实行的领导制度和领导方法，保证了集中领导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之上的。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一向是党和国家机关的领导制度，在宪法和法律上也早已充分表现。宪法也规定了：一切国家机关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经常保持同群众的密切联系，倾听群众的意见，接受群众的监督。群众路线是党和国家工作人员一向遵行的领导方法和工作路线。这个领导方法是这样明确地表现和保证了党和国家集中领导的民主基础。我认为有必要把中共中央1943年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中的有关部分引述一下。“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能够充分发挥群众和集体的作用。在它本身中，集中就是和民主相结合的，集中就是以民主为自己存在的前提的。所以民主集中的领导是最民主的领导，它同命令主义的领导恰恰相反。右派分子不要专政，也不要集中领导，而只高谈民主，只要求“自由化”。他们企求“绝对民主”，想借此来破坏党的领导，破坏人民民主专政，破坏社会主义建设。
带有资产阶级思想的人往往把资本主义国家的多党政治和议会里议员们用争吵方式讨论问题的办法，看作是真正民主的制度。其实这两种制度也只是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表现。资产阶级内部在对待无产阶级的问题上，立场是一致的，利害是相同的。他们都是要压迫、镇压无产阶级，维持剥削制度，巩固他们的统治。但在这根本利益相同的条件下，资产阶级各部分相互间还是有剧烈的利益冲突的，还是有尖锐矛盾的。在帝国主义国家里，企业同企业之间有尖锐的矛盾，垄断企业同非垄断企业之间以及各垄断企业相互间，也有这种矛盾。这些互相冲突的利益，都要在政治上得到自己的代表。资产阶级各政党就分别地或共同地代表了这些利益。同时，各政党本身相互间也有利益上的冲突。竞选、分脏对他们都有切身利益关系。各议员个人也还有他所代表的资本家的利益和他自己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利益，需要维护。所以多党政治和议员争吵，在资本主义国家是有需要的。现在帝国主义国家的各资产阶级政党已经日益表现它们在政治上的一致性。但多党的存在和活动、竞选和相替执政，仍有掩蔽资产阶级专政，欺骗人民的作用。议员们在议会里争吵，表面上讲的也是保护公共利益的一套话，实际上是在保护资本家的利益。他们争吵的问题无非是涉及资产阶级内部利益冲突的问题、资产阶级各政党利益冲突的问题、资产阶级国际间利益冲突的问题以及怎样对付国内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国家的问题。所以这个办法也同样有欺骗人民的作用。因此，这两种制度都是资产阶级所需要发展和维持的。诚心要民主的人，如果认为这些制度是真正民主的，那他就受了资产阶级的欺骗了。
我国人民代表大会解决问题的办法，是随时协商、分小组讨论、一面代表又在大会上发言，然后表决。在我们的国家里，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像资产阶级内部的那种利益冲突是没有的。人民代表讨论问题，是要就问题的本身求得最妥善的解决，也就是要求得有利于整体而又照顾到局部的解决。所以不需要争吵，协商是最适宜的方式。分小组讨论，能使所有代表都有参加讨论的机会，不像议会争吵那样，其势必为少数有势力或利口的议员所霸占。发言既没有过多听众，更能专心致志，不感拘束。代表还都有向大会口头或书面发言的机会，这还是一种大会讨论的方式。所以我们人民代表大会解决问题的方式，不仅适合我们的需要，也是真正民主的方式。迷惑于资产阶级民主的人，应该从社会主义民主的观点，来考虑这一问题。至于那些右派分子，他们既不代表人民的利益，就的确需要到大会里来争吵，这是另一问题。
人民代表分赴各地视察的办法，也发生了极大的民主作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人民代表大会的各代表，都自行选定视察项目、地点、对象以及要接触的干部和群众，进行实地视察。视察后，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中央和地方各部门一般都重视代表们所提的意见，认真加以处理。这种视察办法是一种新的创造，它可以密切人民代表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可以帮助人民代表了解实际情况，集中群众智慧改进各部门的工作；还可以鼓舞广大群众发挥国家主人的作用。这一办法进一步发挥了人民代表的作用，也是我国政治制度真正民主性质的表现。
我们的国家是由工人阶级领导的。工人阶级是最先进、最革命、大公无私的阶级。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工人阶级的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它体现工人阶级的领导。我国只有在工人阶级和它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巩固工农联盟，从根本上保证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也只有在这一领导下，才能团结各民族，团结一切拥护社会主义和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阶级、阶层，巩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为建设社会主义努力奋斗。没有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建设社会主义就根本没有可能。事实上，在这领导下我们已经取得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次伟大的胜利，已经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得到了辉煌的成就。共产党是久经考验的领导者，它受全国人民的信任和拥护。从最近暴露出来的右派分子的活动情况来看，党对机关、学校、企业和团体的领导，不但不要减弱，而且还要更加加强，更加明确。右派分子反对共产党的领导，梦想实行多党政治，他们是走上了自绝于人民的道路。爱护不爱护共产党的领导，就是要不要人民民主专政、要不要社会主义的表现。社会主义是人民所要的。所以一切愿为人民利益努力的人们，必须同右派分子作坚决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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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政治法律学会等单位
批驳楼邦彦的反动言行
本报讯 中国政治法律学会、九三学社北京分社、北京市司法局最近连日举行会议，对政法学界的右派急先锋楼邦彦的反党言行进行了揭露和批驳。
整风开始，北京市司法局副局长楼邦彦即对党展开了猖狂进攻。他反对整风采用“和风细雨”方针，说“和风细雨是对你们党员讲的，非党干部不受这个限制”，“群众有意见可以到大马路上去讲”。当司法局党组正在积极地召开座谈会，征求非党干部对党的意见时，楼邦彦却说，“大楼里（指司法局和高、中级人民法院等单位）没有整风气息”，“大楼里有不可告人的秘密，盖子还没有揭开”。又说，这次整风的规律是：“党组不如一般党员，党员不如团员，团员不如群众，共产党不如民主党派”，因此，“群众要对党施加压力”。他对北京大学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反动言行大加赞扬，并对北大毕业的干部煽动说：“你们应该回去（指北京大学）看看，小弟弟比你们老大哥进步多啦！”右派分子陈建国、赵维侯、郭可宏等在楼邦彦数次煽动之下，连续张贴了污蔑党的大字报。当右派分子的大字报受到反击以后，楼邦彦马上大喊陈建国被“围剿”了，要陈建国“沉住气”，到中国政治法律学会座谈会上呼吁，他们还共同研究了污蔑党的发言要点。
司法局干部朱金涛等揭露，整风开始不久，楼邦彦即拉拢一部分在肃反运动中被斗争，对党怀有不满情绪的知识分子，经常进行密谈。他以个人名义召开座谈会，搜集反党材料。他还要求参加司法局整风领导小组，搜集党的缺点和错误。
楼邦彦还在北京政法学院座谈会上放火，污蔑党对政法界旧知识分子的改造是“一棍子打死”，以挑拨党同老教师的关系。在中共北京市委召开的非党局长座谈会上，他造谣说，“知识分子在机关里不被重视。肃反运动中被整的都是知识分子，而且都整错了”。楼邦彦是政法学界右派阴谋家钱端升小集团的急先锋，他同钱端升的反动言行遥相呼应。他认为，党对政法教育和司法工作的领导太多了，他这个副局长是“有职无权”。他说政法界从上到下宗派主义严重，应该吸收更多的非党人士担任政法界的领导工作。他还同钱端升共同阴谋策划“院系再调整”，组织“大法学院”，同共产党对抗。大家指出，楼邦彦的阴谋是十分恶毒的，他企图削弱或取消党对政法教育和司法工作的领导，由右派分子取而代之，使我国的政法教育和司法工作回到资本主义的老路，这是我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所不能允许的。
许多人揭发，楼邦彦积极为储安平的“党天下”谬论辩护。当储安平的“党天下”谬论被揭穿后，楼邦彦认为储安平受了打击，并到处为储辩护。他对陈建国说，储安平的“党天下”言论，不过是知识分子常有的“因词害意”。他在九三学社支社说，“储安平在光明日报只做两个月的准备工作，没有做什么事情”，又说，报上的宣传是“歪曲造谣”。他还应文汇报右派分子浦熙修之约，准备“平心静气，从国家制度的角度”写文章，为储安平的“党天下”谬论辩护。他自己也承认，他企图把储安平的“党天下”谬论拉到学术理论上去，并歪曲“言者无罪”和“言论自由”，以保护储安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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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王铁崖的反党阴谋破产
本报讯 中国民主同盟北京大学支部法律系和历史系两个小组，最近联合召开多次会议，邀请两系部分教师参加，揭露和批判右派分子王铁崖的反动言行。
王铁崖把北京大学丑化成漆黑一团，诬蔑北大的党政领导都是“行政主义”，说教学工作中的计划、检查和汇报等制度，就是“行政主义”的具体表现。他强调所谓“行政主义”就是学校里官僚主义的根源，把素常学术空气比较浓厚的北大说成是“机关化”、“衙门化”，叫嚣着要“肃清官风，发扬学风”，“要坚决的和北大的领导作斗争”。
王铁崖向党进攻的矛头首先指向他所在的法律系。他说：“党的领导只能停留在校一级，不能下到系一级，党不应干涉科学研究和教学。”他放肆地污蔑了法律系的党员领导同志，说什么“官风很盛，系主任是首长，教员是下级，简直是衙门”，要求工会“召开大会向法律系领导施加压力”；然后又扬言：“法律系两个副主任都是党员，不必要”。他在北大盟员座谈会上更进一步和储安平的“党天下”异曲同调地说：“每个岗位上都安排一个或几个党员掌大权，这就是宗派主义的根源。”
王铁崖也向校一级的党的领导“作了斗争”。他认为北大的“官僚主义”和“行政主义”表现在“把权集中在江副校长一人之手”，说什么“北大过去是江副校长一长制，现在是江书记负责制，没有什么改变”。在民盟召开的座谈会上，王铁崖公然提出取消党委制的主张。他说：“校委会应该由党委和民主党派共同来监督”。又说：“我认为应如清华某些人提出的五条线（指党、政、工、团和民主党派），若只一条线（指党），必生问题。”他一方面无中生有地说：“毛主席已肯定了‘教授治校’”，一方面又给党在学校的领导工作划定一个圈圈，说什么“党在学校里只能管细致的思想教育，而不应该去‘干涉’教员的教学与科学研究，不要用行政系统和行政方法来约束他们。”参加座谈会的人一致指出，他的思想实质就是要取消学校的党委制，改变北京大学的社会主义方向，使其走上资本主义的老路。
王铁崖仇视人民的政法工作与政法教育事业。他说：“目前政法界的问题，主要是宗派主义。司法改革、院系调整、对旧法学人员没有妥当安排，都是宗派主义的表现。”又说：“关于宗派主义，它表现在对政法学界一棍子打死。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是团结、教育、改造，但前两年不是团结，而是打击；不是改造，而是取消。”他污蔑政法教育部门说：“人民大学是教条主义的大本营，中央政法干校是宗派主义的老母鸡，北大法律系是宗派主义的派出所”。
王铁崖参与了右派分子钱端升的“大法学院”的方案。根据龚祥瑞教授的揭发，这个“大法学院”的方案一旦实现后，王铁崖将在钱端升手下当一名总务长。陈芳芝教授和历史系其他同志揭露了王铁崖的另一计划：王铁崖想以北大历史系国际关系史教研室为基础，把外交学院、人民大学及科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等有关部门，都合并到北大来，成立一个“大国际关系系”，由他自己做系主任，不要外交部领导。这个阴谋计划，就是想篡夺党在这方面的领导权。
储安平“党天下”的谬论发表后，王铁崖和北大历史系教授杨人楩曾两次讨论“联合政府”的问题。章伯钧也指示浦熙修找“对政治有研究的人，像王铁崖”来写一篇文章，从国家体制的角度来论证“联合政府”，并为“党天下”的谬论辩护。因此参加座谈会的人，要求王铁崖交代他和章罗联盟右派分子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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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罗家衡污蔑肃反政策
本报讯 在上海哲学、社会科学界人士的集会上，右派分子、上海法学会副会长罗家衡的反动言行受到了揭露和批判。
罗家衡污蔑党和政府的肃反政策，与右派分子黄绍竑南北呼应，恶毒地向肃反政策进攻。1955年罗家衡就竭力主张对反革命分子讲“仁慈”，实行“大赦”。在去年8月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他响应和配合黄绍竑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污蔑肃反运动的发言，说：“黄绍竑同志在大会发言中所指出的各种缺点和错误都是事实。”意图为反革命分子翻案。他说：“对于抗拒从严，坦白从宽，立功折罪，立大功者受奖政策的执行，有没有偏差和错误，也是一个问题。譬如，以抗拒来说，是不是真正抗拒；以坦白来说，是不是出于自愿；以立功来说，有没有诬攀或挟嫌报复的情况，使好人受到冤枉的事，亦极关重要。”上海法学会会员顾葵就此指出，罗家衡身为市人民代表，却公然对肃反政策表示怀疑，恶毒地攻击人民的公安、司法工作，用意所在，无非是想破坏党和政府的政策，动摇和否定肃反运动的伟大成绩，以达到他反对人民民主专政的目的。
今年5月，罗家衡在上海市政协会议上发言时又污蔑工农出身的干部，挑拨知识分子与工农干部的团结。他说：“司法部门采取限制、利用和改造的方法来对待党外知识分子，这不能不令人感到遗憾”。又说：“回顾本市司法部门的情况，就不能不使人感到忧虑。”因为“绝大部分有权的司法干部（指审判员和检察员），是各项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工农出身的积极分子”。他要求调回旧司法人员，而把在“才”“德”上不合乎他的胃口的工农干部调出司法机关。罗家衡这些挑拨是非的言论受到了有力的驳斥。顾葵指出，罗家衡要使司法工作倒退到司法改革以前的情况，这是绝对不能容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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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西方古典哲学原著选辑”第一卷
“古希腊罗马哲学”出版
为应学习西方哲学史读者的需要而翻译编辑的“古希腊罗马哲学”，已由三联书店出版。这本书是篇幅达三百余万字的“西方古典哲学原著选辑”的第一卷。这一卷选录了古希腊罗马重要哲学派别的主要原著和材料，按照不同的学派以时代的先后编辑；重点在于介绍唯物主义学派的哲学思想，但对主要的唯心主义学派的哲学思想也有目的地选入了。因此其中既有米利都学派、赫拉克利特、德谟克里特和伊璧鸠鲁等，也有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等，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著作则选录的比较多。其他在哲学史上有特殊意义的，如爱利亚学派、智者派和斯多葛派等，也酌量选录了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著作。这一卷中对仅遗留下来少数残篇或只能根据古代文献记载了解他们思想梗概的哲学家，采取了“著述残篇”和“文献记载”的栏目予以介绍，对有大量著作流传下来的哲学家，则以“著作选录”的栏目选辑了他们学说主要方面的著作。
“古希腊罗马哲学”的选录范围，是从公元前五百八十多年前以泰利士为代表的米利都学派起，直到晚期希腊哲学派别（即晚期怀疑派和新柏拉图派）为止，共包括了三十多个哲学派的和哲学家的著作或文献记载。这一卷的取材来源，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苏格拉底以前的哲学派的著述，是根据英文、法文和德文本译出，同时也参阅了希腊文本。其他大都根据原著译出。此卷所选各篇，在翻译过程中，根据并参考了弟尔斯的“苏格拉底以前哲学家残篇”和比尔耐的“早期希腊哲学家”等十八种西方哲学史方面的名著。
“西方古典哲学原著选辑”除了这第一卷“古希腊罗马哲学”之外，还有“欧洲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时代哲学”、“十六—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德国哲学”和“十九世纪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的哲学”诸卷。计划在五年内陆续出版。翻译和编选的工作是由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负责组织对西方哲学史有研究的八、九位同志共同进行的。
出版篇幅这样巨大的西方古典哲学原著选辑，不但在我国是历史上的创举，就在国际上也是罕见的。这部书的出版，对于我国初学西方哲学史的一般读者帮助一定很大，而对于研究哲学史的专家，也将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韩相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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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人民卫生出版社
编译“谢切诺夫选集”
中文的“谢切诺夫选集”最近已由人民卫生出版社编辑和出版。俄罗斯生理学之父伊万·米哈依洛维奇·谢切诺夫（1829—1905），是科学史上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学者。他主要的研究工作有两个部分，一是关于神经中枢问题的，二是关于血液气体问题的。其中特别是关于中枢神经系统抑制作用问题的研究，使他在全世界生理学家中间获得了光荣的声望。他并且用这一发现来解释复杂的心理生理现象，从而使心理现象有了彻底的唯物主义的解释。因此，他的作品不仅对于生理方面，而且对于心理和哲学方面，都是极其重要的贡献。
这个选集一共收集了谢切诺夫的十二篇重要作品，这些作品都是关于中枢神经方面的。此外，选集还收集了著名生理学家巴甫洛夫和维金斯基为纪念作者而写的三篇文章，这些文章简明而公允地介绍了作者的生平及其事业，对于读者阅读谢切诺夫的原著有着很大的帮助。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