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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天津扩大反右派的战线
若干教授的反动面貌被揭露
据新华社天津4日电 天津各高等学校教师扩大反右派斗争的战场。
南开大学共开辟了五个反右派斗争的战场。右派分子、经济系教授李宝震，利用南开大学民盟支部副主委的职务，在教师中进行了一系列恶意挑拨和煽动，他同九三学社反对共产党不满的一些人，和对院系调整及“三反”、“五反”等运动不满的人，曾经集中在一起开会。他们在会上全盘否定南开大学历次运动的成绩，并且恶意地攻击南开大学党委委员、副教务长滕维藻，提出搞垮滕维藻，挤走系主任季陶达，以便控制经济系和维护资本主义经济学。在这个小集团中有副教授任振威、教授杨敬年、傅筑夫等人。他们提出，如果打不倒滕维藻，就实现最低的纲领——散伙。在新开辟的数学系战场上，揭露了曾经跑到公园里订过攻守同盟的右派分子、数学系助教阎树重、章延汉和物理系助教陈本敬的反社会主义活动。
天津大学教师反右派斗争也已深入到各系。到处煽风点火、污蔑学校是“不见天日的牢狱”的右派分子、机械系教授赵蕴山，受到了广大教师的责问。他是天津大学民盟支部的副主委，在大鸣大放时，他到处扬言污蔑“肃反”运动，替被捕、被斗的人喊“冤”，并在教师中散布“共产党对知识分子要用就用，要打就打”、“共产党外行，不能领导技术”、“党委领导学校根本不行”等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右派分子、化工系教授向子刚，也在反右派斗争中露出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尾巴。他颠倒黑白，污蔑“肃反”运动是“有些人得罪了个别党团员或积极分子就被斗争”，并且大骂“肃反”中积极分子“舌头沾满着鲜血”。教师们愤怒地揭露了这个身为人民大学的教授，而实际上还维护资产阶级利益和当过国民党少校的右派分子的反动本质。
河北天津师范学院随着反右派斗争的深入，使得一度猖狂的右派分子，美术系副教授王麦杆等人，也低头认罪了。他承认有控制“美协”和美术家出版社来作为自己反社会主义阵地的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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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戴岂心公开叫嚣：
“我们要自搞一套”！
据新华社上海4日电 上海水产学院最近揭发出一个阴险毒辣的反社会主义、反对党的领导的小集团，这个集团的头子是水产学院九三学社支社主任委员、水产加工系教授戴岂心。
早在1952年戴岂心调来水产学院不久，他就纠结一些对党不满的人形成反党小集团。
在这次“鸣”“放”中，戴岂心在九三、民盟的联席会上，他说：“水产学院之所以有问题，主要是党委领导不行。”“我们要自搞一套。”
戴岂心诽谤党委两位副书记说：“只能在家里带孩子。”他几次挑拨引诱刘副院长（非党员）“与党抗衡”；及至引诱不成，他即马上摆出狰狞面孔骂刘副院长，甚至狂妄地说：“刘如不照我的意思做，要搞大民主给他看。”
戴岂心甚至得意忘形地叫道：“我的目的就是要在幕后控制水产学院，要变水产学院为资本主义性质的学校，要由我戴岂心指挥。”
为了控制水产学院的领导权，戴岂心等又集中攻击人事科，先造谣污蔑“人事科乱得很，糟得很”，“学校主要矛盾在人事科”，然后把他的爪牙打入整风中成立的人事处理小组，说什么“我们是法官。我们要以审判者的姿态审判人事科长。”大叫“要立即撤换××科长。要公开思想改造与肃反档案材料”。说什么“人员调动一定要通过工会”。事实上，戴岂心早有一个“组阁计划”，谁任什么职务，谁抓什么，都计划好了，只缺人事科长一职。但是他曾向人说过：“人事科长难道不能由非党人士充任么？”全院二十一个教研组，被戴岂心集团控制的就有十八个。
在这次反右派斗争中，全校师生揭露了戴岂心的凶恶面目以后，戴岂心百般狡赖，他说：“不要紧，我的朋友研究过，共产党的规律是开始大张旗鼓，最后就无声无息了。”这个反党小集团骨干分子之一的骆启荣遵命大耍无赖手段，公然叫嚣“我就是拒不交代，顽抗到底”，“杀我的头也可以”。
戴岂心等右派分子的顽抗态度，激起了学院教职员工的万分愤慨，他们向这个反党小集团的头子戴岂心表示说：“你一年不投降，斗你一年，你顽抗一辈子，就斗你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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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重庆各高等学校反右派斗争获重大胜利
正深入揭露少数顽抗分子
据新华社重庆4日电 重庆市各高等学校这几天都在总结一个多月来反右派斗争的重大胜利，并进一步动员群众揭露少数顽抗的右派分子。
重庆九所大专学校先后从6月下旬开始对右派分子进行反击。各校参加反右派斗争的教师和学生共有一万六千多人，先后揭露出四十多个右派小集团。在各校整风开始时，一小撮右派骨干分子依托这些小集团，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事业发动了猖狂的进攻，他们首先是攻击共产党对高等学校的领导。西南师范学院以教授罗容梓、陈东原，讲师董时光组成的右派集团，重庆建筑工程学院以设计教研组主任赵长庚为首的小集团，都是故意夸大、捏造学校工作中的缺点，以证明他们所谓的“党委领导制是三大主义的温床”等无耻谰言。这些右派分子疯狂叫嚣党委“退出学校”，提出什么“教授治校”、“民主办校”等口号，以达到篡夺学校领导权的目的。右派骨干分子还有西南美术专科学校的章晶修（周南士）、崔炎等人组成的小集团，重庆大学邓季雨等。
这些嚣张一时的右派分子在群众的反击下，原形毕露，有的小集团已经土崩瓦解，有的已在群众中完全孤立。重庆建筑工程学院以赵长庚为首的右派小集团曾煽动部分学生闹事、罢课，受骗的学生蒲玉清等在群众大会上控诉了这个右派首脑分子毒害青年的罪恶。
各校师生经受了这一场重大的考验，阶级觉悟和政治热情大大提高。不少六、七十岁的老教授冒着酷热，同年青人一起参加各种会议，积极争取发言。有些教师和学生一样，参加收集材料、编写大字报、油印报等工作。西南师范学院历史系的师生为了驳倒本系的右派分子朱永隆，先后举行大小会议五十多次，使这个顽固的右派分子不得不在大量的事实面前低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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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又一批右派分子在福建现形
据新华社福州4日电 一个月来，福建省各高等学校师生员工揭露出一批右派分子。
厦门大学右派分子、中文系主任郑朝宗、南洋研究所研究员陈碧笙和学生李罗芳，福建师范学院右派分子、教授钱履周、佘宝笙（女），福建医学院右派分子、副院长黄震亚、陈阅明和讲师潘秀森（共产党员），福建农学院右派分子、教授黄震和学生赵天珍等，利用大鸣大放的机会，猖狂向共产党向社会主义进攻。
各校师生员工从6月中旬开始，以说理的方式，彻底揭露和驳斥了右派分子的谬论和阴谋。福建医学院师生以解放后教师增加四倍、毕业生达七百多人，超过解放前十一年毕业生总数二百七十人等具体事实，来驳斥黄震亚、陈阅明等所谓“党不能领导学校”等谬论。福建农学院的师生也用自己亲身经历的大量事实，系统地击破了右派分子黄震等所谓贫雇农是“新恶霸”等谬论。在斗争中，各校右派分子都被驳得理屈词穷，最后表示低头认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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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回族败类——马文鼎
青海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和政协青海省委员会连日举行会议，声讨右派分子、回民中的败类——马文鼎。
解放几年来，马文鼎虽然吃着人民的饭，一身兼任青海省人民代表、省政协委员和青海省农林厅副厅长等重要职务，可是他一直留恋解放前作威作福的“良辰美景”，并且希望马步芳卷土重来。
整风开始后，他就对人翘起大拇指说：“要整就整大的”；又翘起小拇指说：“整小的没有意思”，煽动群众攻击党的领导。而他就在这个时期明目张胆地专找工作中的缺点加以扩大，甚至无中生有，播弄是非。反右派斗争开始后，马文鼎又喊压力太大、乱扣帽子。他还故意地把发言积极的人都加上右派分子的帽子，把批判右派的人说成是右派。
马文鼎经常在农林厅散布“以党代政”、“有职无权”的空气，事实上，他平时对工作不闻不问。在选全国人民代表时，马文鼎造谣说，选马兴泰为回族代表，是因为马兴泰无才无能，共产党好掌握。他又对马德庆同志说：省长把我们回民压着呢，你去找青海民族事务委员会的负责人哭诉去。他就想用这种伎俩挑拨离间回民同党和人民政府对立。
马文鼎还诬蔑土地改革是作坏事情。讽刺党的精简机构、下放干部的政策是替下面增加老爷。他还一笔抹杀青海省在农业和水利方面的成绩，说党不重视提高农业的单位面积产量，水利工作搞糟了。
马文鼎常常向人宣扬他在“参谋长”任内屠杀人民解放军的“丰功伟绩”。他还对人说：“如果我有像鹰一样的翅膀，飞到看不到共产党的地方多好。”他对马步芳、白崇禧则怀念不已：念念不忘白崇禧发给他的一个奖章，说白崇禧看得起他。马文鼎还常夸耀马步芳残酷统治青海人民的“才能”，说马步芳“英明果断”。所以他一贯对共产党交给他的任务阳奉阴违。例如在让他争取反革命分子中，他只争取小的，包庇和放走大的。放走了反革命分子谭呈祥、马忠义等，还用钱接济逃亡的反革命分子韩国治。他还嫌这样作不够，公开喊着在青海应该释放一批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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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章伯钧伸进农业部的爪牙
本报记者 慧之
右派头子章伯钧初步交代说他“认为北京的活动大有搞头”。这里介绍的材料，证明他所说的不是空话。他确实在这个大有搞头的北京，搞了不少反社会主义的活动。
平地起风波
农业部党组织从5月10日正式动员整风，到6月初止，领导小组已陆续召开过七次党外人士座谈会，征求意见。就在这时，忽然出现了巨浪：几天之内贴出了三百多张大字报，座谈会上的发言也变了声调，夸大缺点，颠倒是非，对党的攻击、谩骂，达到了疯狂的程度。骂共青团是打手。骂积极分子是无耻之徒。6月6日的座谈会上，几个右派分子盗用四个民主党派（农工、民盟、九三、民革）的名义提出了所谓联合建议，要求成立“平反”组织。盗用民革支部名义所作的单独建议中，除提出民主党派参加“平反”外，还要参加领导党的整风。这样便引起了群众的思想混乱，党的整风步骤也受到了冲击。
为章伯钧打先锋
无风不起浪，原来在农业部党组研究整风计划的同时，农业部经济作物总局副局长、农工民主党农业部总支主任委员曾宪朴从章伯钧处接到了乘机进攻的指示。
5月8日，章伯钧、黄琪翔、李伯球在政协文化俱乐部宴请二十多位“高级知识分子”，发动向党进攻。会上确定曾宪朴为农林水利方面座谈会负责人，以后又确定沈增侃（农业部种子局技师、农工民主党成员）为农业部座谈会的联络员。章伯钧在会上还鼓动说：“毛主席说：美国总统制很好，四年一换，大家轮流着干嘛。”曾宪朴回农业部后也得意地说：“这次会开得很好，我现在才懂得什么叫做组织生活。”这以后，他们之间就保持着经常的接触。
在曾宪朴和沈增侃的主持下，农林水利界的座谈会开了四次。与此同时，在农业部内已经形成了以曾宪朴为首包括沈增侃、郭树藩（种子局技师、民革成员）刘国芳（种子局科员、民革支委兼秘书）等人的右派小集团。这个集团又与另外两个小集团密切联系、互相呼应，一齐向党进攻。
曾宪朴是个十足的两面派，公开谈话时不是拥护共产党，就是赞扬社会主义。背地里却时时都在向党放暗箭。刘瑞龙副部长宣称对莫定森在三反时的悬案问题已准备处理，但因问题发生时莫在浙江工作，因此要他写一下当时情况，曾宪朴便乘机挑拨说：既然道歉，又要人家写材料，我就不满意。并鼓动说：我就不怕死，也不早死。曾宪朴还亲自到各个处里去制造矛盾，到处宣传党不重视老年人，青年和老年有矛盾等。第四处没有一个老年人，他也硬说有青年和老年的矛盾。除在部内活动外，曾宪朴还向水利部、北京市农业局和农业大学等处活动过。曾宪朴的反党是由来已久的，几年以前就曾制造过所谓“当家部长”的谣言，企图挑拨党和非党部长的关系。
沈增侃在种子局内联络上郭树藩等人以后，便共同策划先搞下种子局，而后再搞粮食局、经济作物局、行政处、公务班以及农垦部等单位。
从生活福利下手
右派主将指示：进攻时要发动群众，提问题不要单从个人出发。因此，他们首先从生活福利、提级评薪方面下手。制造了所谓“福利费政治化”，说领福利补助费的党员最多，提级加薪的都是行政干部和党团员。提这些意见的右派分子所在单位的同志，用事实粉碎了他们的谎言。种子局的同志统计一下，自从成立这个局以来，共补助过七个人，其中六名是群众，只有一人是党员，而且有两个右派分子还是补助对象。农业部去年全部升级人员中，党员也只占25.3％，全部三百一十六名技术人员中只有六名没升级。事实给了右派分子沉重的打击。
当然，搞这些问题并不是他们真正的目的，只不过企图用此煽动群众而已，请看，他们在提出某领导同志多领补助费、多住房之后，不是紧跟着就提出要撤销这个同志的整风领导职务，同时又要求让他们参加领导整风吗？
攻击人事和肃反工作
他们进攻的矛头还常常指向人事部门和肃反工作。有人骂人事司干部是人事警察。警告人事秘书要他好好学习做人，不要再干这个人事警察了。郭树藩对他在肃反中被审查一直不服气。整风开始后，到处诬蔑肃反运动，要求公开人事档案，废除人事秘书。他们为什么这样仇恨肃反和人事部门呢？是不是某些地方委屈他们了呢？不是的。就以郭树藩来说吧，他和特务头子戴笠有过密切的往来，肃反初期有三封信检举他是现行特务，检举人之一是他的妻弟。人事部门派人跑了十几省，调查了一百多人，最后替他做了结论。这有什么对不起他呢？说共产党有显微镜的沈增侃，解放前曾由谷正纲介绍加入国民党，担任过国民党区分部书记，解放八年来却一直没有交代过政治历史问题。这就难怪他对人事和肃反工作不满了。病菌当然最怕显微镜了。
一切为了排除共产党
右派分子进攻的另一手法，是否定一切，把社会主义说成一塌糊涂。当农业部党组确定以“农业生产指导中的主观主义”为整风重点时，右派分子马上指使人写了“农业部是否需要存在？”的大字报，说农业部几年来根本没起作用，而是人云亦云地跟着农村工作部跑，谈不上什么主观主义。这个大字报的真正用意，是说既有国家的农业部，就不必要有党的农村工作部。
右派分子沈增侃还污蔑说：宗派主义者有三个论点：第一是阶级论，第二是出身论，第三是历史论，现在许多党员都用这个论点来看一切问题，不合这个论点的就认为有毒。又说农业部有三面镜子，一面是显微镜，用来看旧人员，旧技术，觉得一切都有毒，有细菌。一面是放大镜，用来看党员，看自己，觉得自己成分好，品质好，本身虽小也就大了。还有一种是红色眼镜，只要是红色都好。右派分子根据自己所捏造的谬论，便恶毒地提出了所谓“上边去掉头，下边砍掉脚，中间插一把”的方案。也就是说上边取消农村工作部，下边去掉地、县委农村工作部，农业部让他们来搞。所有这一切不是为别的，都是为了排除共产党的领导。
回头是岸
右派分子不管使用什么手法也逃避不了人民的眼睛。当人们看清他们的真面目以后，再也不受他们蒙蔽，再也不容许他们胡作非为了。从7月初开始，农业部各单位的工作人员，已分别或联合举行了多次座谈会，反击右派言论。可是，直到现在，他们有的躲躲藏藏，有的还企图顽抗。现在反右派斗争方兴未艾，人民要求把这一斗争进行到底。右派分子们何去何从，这要看他们自己怎样抉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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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的罪行
北京政法学院院长 钱端升
解放以前，我有过长期的反共反苏、拥护国民党反动派、亲美崇美的罪恶活动。解放后，党和人民不念旧恶，给我以很大的信任和很重要的工作，原希望我能够不断地进行思想改造，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但是我站在资产阶级反动派的立场上，心怀不满、不忠于党、不忠于人民。解放初期还和留京的美国特务记者见面多次，1949年和1950年还和美国特务教授费正清等通信。最近更趁党整风的机会，向党进攻，妄图在政法学院削弱、摆脱党的领导，使政法学院离开社会主义的道路，拉回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并且诋毁政法部门和高教部门的党所领导的工作，企图从而削弱党对政法工作和教育工作的领导。我是罪人，我的罪行对于国家、对于人民具有极其严重的危害性。我谨向市人民代表大会、全市人民和全国人民低头认罪。
接受章罗联盟领导走上反党反社会主义道路
章罗联盟是一个右派分子的罪恶集团。章伯钧是我所瞧不起的马路政客，但从我入盟以后，章恭维我是大知识分子，是高教界的重要人物，并说我在盟内应该连升三级。尽管他没有同我谈过他企图破坏我们国家基本制度的所谓“政治设计院”这一阴谋，可是我和章伯钧在政治上没有发生过争论。3月12日当章说盟今后应多讨论国家大事时，我还表示过赞佩。他谈到我们政协起上院的作用时，我还以为他很有见地。
罗隆基和我受过相同的资产阶级的教育，在昆明时早就有过频繁的往来。
1955年4月他要我联名在文化俱乐部请理工文法的大学教授（从前我说是政法方面未上课的教授，因为是临时答复质问，记忆上有了错误）座谈学习苏联、教研条件、工作安排、新老关系等问题时，我也欣然同意。
自章、罗抓知识分子问题以来，由于我自己有罪恶思想，妄以为章罗的领导（这领导实际上是阴谋反党、反社会主义道路）是正确的。我接受了章罗在盟内的领导。这样使我愈陷愈深地走入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道路，也越来越走入章罗联盟的道路。由于我和章罗联盟思想上的共鸣，客观上就产生了行动上的配合。
在政法学院开始了罪恶活动，多方面破坏党的领导
我由于对政法学院的党有严重的不满和对立，我就在政法学院和政法方面进行了反党的罪恶活动。
章罗联盟自封为大知识分子的领导者，他们包藏祸心，首先企图在高等学校中赶走党。由于我自己也有反党的罪恶思想，所以听到了他们的假传达后，便信以为真，便以为有机可乘。整风一开始，我就公然提出学校可以不要党委来领导。由以我为首的校务委员会一类机构来领导。
为了最后达到削弱政法学院党的领导和提高我自己的地位，满足我自己的野心的肮脏目的，我进行了一系列的罪恶活动。我企图破坏政法学院党组织坚强的团结，说党内“宗派主义太多，有三方面来的党员，处于领导地位的是革大来的，现在应该整革大遗风。”妄图实现使党内部闹不团结和削弱党的阴谋。
汇报制度、档案、鉴定都是党的人事制度。我诬蔑这些制度，说汇报有一部分是不真实的，因此关于学生的档案和鉴定也成了问题。
为了削弱党的领导，我又寻找对党不满的对象，进行挑拨、离间和煽动。我看中老教授和老的司法人员，恶毒地说他们受到歧视。我对青年教师也同样进行挑拨，说他们不受重视。更突出的是，我利用政法学院讲师杜汝辑对肃反的不满情绪，示意他在整风中“大鸣大放”大闹特闹。
在我院的毕业生中，有些人对工作分配是有不满的情绪的。针对这一情况，我捏造事实，说1954年分配到天津的毕业生除一人外，都没有分配到政法部门，而实际情况是绝大多数是在政法部门工作，而且我是知道这个事实的。
在整风初期，我在学生中进行的破坏活动，最突出的是我鼓动一个一贯对党不满的学生章文岳向党进攻。章写给我一封充满了反动内容的信。我支持了他对班领导以至于党组织的狂妄攻击。我还肆无忌惮地给了他一封回信，要他坚持反动的立场，向党进攻。
要破坏党的威信，从而达到削弱、摆脱党的领导的阴谋，单枪匹马是不行的。我于是寻找助手。除了煽动、拉拢个别的人进行反党活动外，我还企图利用学校民盟和工会组织来作我的助手。我强调盟和工会要对党进行监督，实际上就是要盟员和工会会员寻找工作上的缺点来作为攻击党的根据。我还要求发展盟员，企图使盟有力量来和党分庭抗礼。此外，我还长期地、明确地有着这样一个和党闹对立的思想，我企图通过盟员来了解各有关单位的工作情况。这个思想自1952年起就存在着，也充分说明在这一点上我的反党思想也是长期存在的。
要最后把政法学院变成我的独立王国，也不仅仅为了大权独揽，而是有把政法学院拉回到资本主义道路上的企图的。1952年，院系调整，北京政法学院建立起来了，随后就有了新的培养目标和新的教育方针。这几年来，年幼的政法学院，在党的领导下，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由于我的资产阶级办学的思想根深蒂固，经常作祟，我也只接受了院系调整和教学改革的形式，而拒绝接受其精神实质。我对于早期的二年制和对于当时对青年学生所进行的必要的和正确的思想改造的教育，总是格格不入，不以为然。我仍然迷恋于较长期的和所谓“正轨”的教育，而实则就是旧的资产阶级的教育。
关于大法学院的各种方案，我没有谈过，在回国以前也没有听人谈过。但我的确是企图拉些原来教过政法的人到政法学院来担任教学工作的。如楼邦彦，也同他谈过几次；复旦大学的张企泰，我虽没有同他谈过，心中也希望他能来；尚在德国的陈育凤，我也希望他来。这几个人都是我从前的学生。这些人我都希望他们自己会要求回国，要求来院，这样就可以掩盖我的拉人的意图。因为我知道明目张胆地拉人是会露马脚的。这种愿意为我的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学校服务的人来得多了，资本主义的学校的复辟也必然成为唯一可能的结果。
我诬蔑政法部门有严重的宗派主义，诬蔑高教部门有严重的教条主义，也不是为了别的，而是为了使我心目中的学校的毕业生能够很容易有工作。我于是在批评宗派主义的幌子下，诬蔑政法部门的“清一色”，妄图使政法部门对干部不再强调政治条件。这样，复辟到资本主义道路上的政法学院毕业的学生，也自然可以有工作了。政法部门充满了受过资产阶级教育的人们之后，也必然会走向资产阶级民主的法制的反动道路。
我是一个披着“学者”外衣的政治野心家，长期以来，企图利用“教授”的好名称，来满足我的政治欲望，企图把学校作为地盘而增加我的政治资本。政治野心家的野心总是得寸进尺，总是没有止境的。尽管我在整风初期乱鸣乱放，大放毒素时，我还不自觉地意识到这样大的政治野心，但政治野心是水涨船高的，野心有它客观的发展规律。我有篡夺政法学院领导权的野心，更从而发展到具有篡夺政法部门的领导权的野心，也是客观的发展规律。我的罪恶活动的危害性，今天我认识到了，要远比我在作出罪恶活动时严重得多。我真是党和人民的罪人。
同美国特务结成“亲密朋友”，在解放以后仍有密切联系
我还和披着“教授外衣”的美国特务费正清有过长期的关系。自1937年起，我到美国必去访问他。在1947年冬到1948年冬，我到了现在看来是敌国的哈佛大学。当时我就住在他家中。这还不够，解放后，在1949年和1950年，为了促成我用英文写的一本关于旧中国政府的书的出版，并为了要他代购一些书籍和代领应退的一部分所得税，我去过二十封信，他来过十八封信。信中还讲到许多一个爱国的中国人所决不会讲的话。1949年3月9日去信有这样一段：“作为一个要求合乎时代的中国人，我诚意地钦佩新秩序的缔造者，尽管我本人可以遭受一些不方便和不谅解，而且在今后还会遭受”。9月6日去信有这样一段：“我的在贝克莱（加州大学所在地）和伦敦的中国朋友告诉我说，他们知道一些关于我的广为流传的信，我想这一定是指我给你的信。请将此信留给你自己（就是不要流传之意），因为，有时可以有复杂的事情发生。”这件事他于10月4日来信也承认了。在1950年6月30日的去信中介绍了国家经济好转情况。写这些信，不但是敌我不分，丧失了民族的立场，而且使敌人可从中取得情报，从而加以渲染曲解，以达到诬蔑我们党、我们人民的企图。祖国是已经解放了，但我仍然保持着极端顽固的买办思想，而且在批判白皮书的学习之后还继续保持下去。不但不值一文钱，而且对人民有害的书偏要出版，不义之财仍然要取回。我犯了极其严重的罪行，而且一直没有交代，更是罪加一等。
费正清披着“中国近代史专家”的外衣，长期为美国国务院服务，抗战期内更往来于中美两国之间，在高级知识分子中间有意识地为美国帝国主义培养一批白皮书中所谓的“民主个人主义者”，而我就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个。我早年留学于美国，自1937到1948年，十一年中去过四次，一次是跟胡适去的，目的是要求美国帝国主义为蒋介石反动派打气。第二、第三次是去出席美国反动的太平洋学会。第四次是卖身投靠式的教书。在此期中我成了费正清的亲密朋友。他又把美国在华的不少官员和记者介绍给我。在官员中，在昆明做过领事的石博思和我往来频繁。由于费正清和石博思的介绍，我认识了十来个在美国或在中国的美国记者，而这些记者在大战期中又往往是美新处和战略情报局的人员。美国的所谓“教授”在大战期中也有不少人搞情报工作的。我记得昆明美新处的负责人最早就是一个叫做柏克的记者。
我是1948年12月初回到北京的。解放前后，在京美国记者同我有过接触的有：赖文霍德之妻，斯蒂耳，巴乃德，柏克，赖盎斯（女）等人。赖文霍德夫妇是我1947年到1948年在美国时由于费正清的介绍而认识的。赖服务于克简基金会，这个基金会印发一种有关国际事务的定期通讯，也当然是一个特务机关。其妻在我回京的次日即去了上海。斯蒂耳是所谓老牌“名记者”，首次在昆明蒋梦麟家见面，以后陆续见过几次，解放前即已离京。巴乃德也是上述克简基金会的访员，是回京后由赖文霍德之妻介绍而认识的。柏克即上述昆明美新处的最先负责人，是我在纽约时在我爱人的哥哥陈公与的妻子（英人，美籍）处认得的，1948年在京时仍为记者。赖盎斯也是陈公与的妻子的朋友。
当1949年2月，北京初解放后，巴乃德和赖盎斯来访过我，出门后，附近解放军同志即进来作必要的查询。由于党和人民政府的照顾，此事即结束了。但我尚不知改过自新。因他们不断来电话要求访我，我在2月27日还去见了他们中的一些人。此时，人民政府下令停止外国记者活动，他们也终于消了声匿了迹。但当赖盎斯在4、5月离京返美，清华美籍教授温德为她饯行时，邀我作陪，我仍然去了。这要是温情主义的话，也已经是买办的温情主义，而不是一般人的温情主义了。
这些特务记者同我谈的，在围城期中，是关于和平解放或是武力解放那个可能性较大的问题，也问及学校情况，哪个人逃了等。进城后，主要是他们希望我能设法介绍他们给负责人见面。我拒绝了。他们也问及学校情况以及已否上课，已否接管等。
当时，美国帝国主义的领事柯乐博，在我军一进城后，即连二接三地要找我。我不愿意他来我家，我去过一次，他也提出了要我介绍见负责同志的请求。我说负责同志太忙，决不会见，而且我也不熟悉，要他不要再麻烦我。自此以后，我从未和他再见过面。他3月初送来过一封信转达哥伦比亚大学要我去，并要我将复电副本送他。我直接电复，拒绝前往，也没有把复电副本送给柯乐博。以后，7月4日美国国庆，他有请柬来，我早晨打去电话祝了国庆，但推有事下午没有去参加。
此外在北京解放后，我和美国人杜乐文还有过三、四次往来。杜是在昆明时由现在在北大的美籍教师温德的介绍而认识的。他当时是美国红十字会的驻华代表。他在昆时，在医药上曾给我们不少帮助，过从较密。他比我先到北京。解放前他做过有关救济工作的美国驻华代表。以后他做木器家具出口的买卖。他的弟弟杜乐武和他住在相邻的房子中，在战时曾做过美军的情报工作。胜利后，他的职业是木器家具出口商，经常请茶会等等，协和的医生们也时有参加的，围城期中或解放几天后，即举家离京。
在解放之前，我是认识不到这些妖魔鬼怪是在中国进行特务活动的。党对我不咎既往，给了我宽大的对待。
我不但在解放以前有着长期的罪恶活动，而且1952年经过忠诚老实学习，我又不彻底交代我的罪行，这更增加我的罪行的严重性。我现在谨再向人民低头认罪。我甘愿受一切应得的处分和惩罚。我痛下决心，我一定要算清自己的帐，新的要算清，旧的也要算清，要彻底交代一切罪恶的活动，也要彻底交代一切错误的言行，特别是关于和美国帝国主义有关的罪恶活动。我记得的我一定要在几天之内逐件交代清楚。
（这是钱端升在北京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的发言，本报略有删节，插题系本报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