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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驳“两种知识分子”论
曹述敬
北京师范大学在这次大鸣大放中，放出了许多妖魔鬼怪。他们在帮助党整风借口下，妖言惑众。其中右派分子胡明制造这么一种论调，说什么知识分子有两种，一种是误党误国的知识分子，只颂扬不批评，党组织却信任、鼓励、提拔；另一种是为党为国的知识分子。党对后一种人很难接近，往往排斥，甚至打击。
他在另一次发言里，又说：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两种知识分子。五代时有一个号称长乐老的冯道，做了十三个皇帝的臣子，经历了四个朝代，始终荣华富贵。这是无耻的知识分子的典型。另一类呢，像文天祥、史可法等，他们是有正义的知识分子的代表。前一种是误党误国的知识分子。他们惯于颂扬，他们很听话，这是一种邪恶的知识分子。后一种知识分子是为党为国的。他们敢于批评、揭露缺点，是正义的人。但被带上“打击领导”的罪名，打入冷宫。
胡明这种说法，歪曲事实，举例不伦，当然是完全错误的。但因他用了“误党误国”和“为党为国”，“邪恶”和“正义”这种似乎是非分明的提法以及举出好坏绝不相同的历史人物来作比喻，是很易于迷惑人的。这些话的错误和恶毒性往往不是一下子就可以看得出来的。所以有分析批判之必要。
首先，胡明把颂扬和批评对立起来，认为只要是谁颂扬党，颂扬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谁就是“误党误国”的“邪恶”的知识分子。另一方面，谁只要敢于批评，敢于揭露党的缺点，就是“为党为国”的“正义”的知识分子。这就是说，知识分子只能说党不好，不许说党好；只许揭露党的缺点，不许颂扬党的功绩；只许反对党，不许听党的话。否则，就是“邪恶”和“误党误国”了。在这里，完全暴露出胡明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鬼把戏。对于人民的国家，领导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力量共产党，我们既需要颂扬，也需要批评。我们对党的功绩，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成绩是完全应该颂扬的。难道长江大桥、康藏公路、根治黄河，这些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值得歌颂吗？难道我们北京师大由解放前那样很小的规模，发展为这样大的规模；由和平门外那块狭小的地方迁到这样广大的全新的校址来，不值得我们高兴吗？难道这些成绩，不是党领导的结果？只有右派分子、别有用心的人，才看不见今天的成绩，或看见了而不许别人颂扬，并把这种应有的颂扬说成“阿谀奉承”。
胡明在这里把“颂扬”和“阿谀奉承”混同起来，从而恶毒地诬蔑党喜欢“阿谀奉承”的人；说“党组织”对这种人“信任、鼓励、提拔”。这难道是事实吗？今天，在社会上，在党的周围，的确还有一些受旧社会遗害很深的人，他们想以对党“阿谀奉承”的办法，达到自己可耻的私愿。但党是怎么对待这样的人呢？刘少奇同志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里明白说过：无产阶级是“鄙视别人对自己无原则的过度的奉承、阿谀和谄媚”的。他把那些“到处逢迎”，“看人看势说话”，“顺风转舵”的人比作“蝙蝠”，斥为“非驴非马”，“两面三刀”的人。怎么能说“党组织”对这种人是“信任、鼓励、提拔”呢？就在我们北京师大要找出这种因“阿谀奉承”党而为党所鄙视的事例，也是不难的。但我不知道有谁是单靠“阿谀奉承”而受到党的“信任、鼓励”而且被“提拔”了的。不知胡明说这番话有什么根据。党员中也许有个别喜欢别人奉承自己的人，这种人的这种思想是应该受到批判的。但胡明明明说的是“党组织”，而不是说的党内个别的人。这里，胡明对整个党组织诬蔑，是最清楚不过了。
胡明说，敢于批评的人就是正义的人。这话也得细加分析。如果说是善意地对党的工作提出批评，提出意见，那是会受到党的欢迎的。党一向是把善意提意见的人看作是爱护党的朋友。对党善意批评的人往往是受到党的重视和尊敬，而不是像胡明所说的那样会受到“打击”。这种例子不胜枚举，到处可以找到。我举一个我切身体会的例子。在我所属的单位的一位党员同志，是师大党委之一。她有一次曾约请几位党外的工作人员给她提意见，好几个人都坦率地对她进行了批评。她不但没有“打击”这些人，反而说应该把这样的小会作为一种制度，定期举行。可见党委同志们是如何欢迎大家的批评。前一个时期，为了帮助党整风，师大全校师生员工给党提了很多意见。党委书记何锡麟同志一再表示，绝大多数意见都是好的，包括一些言词偏激的意见在内。很多意见已为党所接受，正在据以改进党和学校的工作。我住的教职员工平房宿舍，现在修了下水道，装了冷布窗，移了不方便的电门。这都是在整风中提出来的问题，现在解决了。这不是以事实说明党组织是欢迎大家提意见，欢迎大家批评的吗？显然胡明追求的并不是这种批评，而是假借“批评”之名，行造谣诽谤之实；假借“为党为国”之名，行反党反社会主义之实。胡明的言行就给上述论断作了有力的注解。
善意恶意看来颇难辨别，而却有原则的不同。北大教授傅鹰、清华教授梁思成，从报上发表的他们的文章看，他们在帮助党整风期间对党提的意见有的是十分尖锐，言词也是极其严峻，甚至尖刻的。但也没有听说谁“打击”他们，而且也没有被群众或党提出他们是右派分子。现在大家对右派分子的言行进行批判、驳斥，并不是说那个右派分子给党提的意见多了，批评得太尖锐了。而是因为他们要从根本上反对党的领导，反对人民，反对社会主义事业，他们的言行，已经是罪言罪行了。他们遭到全国人民的严厉的声斥和打击，是罪有应得的。善意的批评和反党的罪言罪行的界限是绝不容许模糊的。
以冯道和文天祥、史可法的对比为例来区别邪恶和正义的知识分子，是胡明最阴险的手法。单说文天祥、史可法，谁不愿学习、效法？谁说这两位民族英雄不是正义的？问题在文天祥、史可法是反抗谁，他两人的正气是对谁表现的。谁都知道他们是为反抗异族侵略而慷慨牺牲，从容就义的。但胡明在整风中说这番话，是鼓动知识界向谁表现这种正义呢？是对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吗？不是的。胡明在歪风正盛的时候，说这样的话，明明是煽惑知识界守国民党之节，向党进攻。还在精神上以为自己在做文天祥、史可法，这是多么可悲可痛啊！胡明的手段又是多么毒辣啊！冯道这个长乐老当然不好，没有气节。但旧知识分子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为资产阶级服务，解放以后，经过学习、改造，愿意老老实实地在人民的时代，在党的领导下，为建设社会主义出一把力，这有什么不好？党是欢迎一切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的。党对旧知识分子是抱着“与其进也”，“既往不咎”的态度。我虽然并不算老，但我承认在旧社会当教师教书，充满资产阶级思想，替资产阶级服务，实际上自觉或不自觉地是为国民党统治的社会帮了忙的。解放后，经过学习，受到社会生活的教育，认识了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我愿跟着共产党走社会主义的路，以“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永远跟工农一条心，我觉得这是光荣的，这是我的进步。右派分子胡明拿冯道来诬蔑我们从旧社会来的旧知识分子，视跟着党走的知识分子无耻，其反动立场和用心之毒是显而易见的，在这里暴露了的不是别人正是胡明自己。他嘴里咀嚼着马列主义词句，身上披着马列主义外衣，而对人民对社会主义对党却表示深仇大恨。所以无耻的不是别人，正是胡明自己。
胡明把一部分旧知识分子，特别是把年岁大，经历比较多的旧知识分子解放后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比作是冯道，是阴谋阻止这些旧知识分子思想改造，阻止他们继续前进，是要他们不要跟着共产党走，不要向人民靠拢，坚持解放以前的立场。这是挑拨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这是对愿意接受改造而未完成改造的知识分子的阴谋陷害。我们必须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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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为资产阶级叫嚎的猫头鹰—穆木天
本报记者孙祖年报道：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连日来举行四次师生、职员大会，批驳右派分子穆木天反共、反社会主义谬论。
污蔑师大为“黑暗王国”
在整风期间，穆木天同他的妻子彭慧共谋兴风作浪，到处煽动群众搞“大民主”，对党进行恶毒的诬蔑，企图搞垮党委，达到个人野心的目的。5月22日光明日报以显著的地位刊载他的“我的呼吁”。在这篇文章里，他歪曲事实和辱骂党，力图否认师大几年来在党的领导下所取得的一切成就，把师大说成是“黑暗王国”。中文系进修班和研究班部分同学，经过集体讨论，对“我的呼吁”一文进行批驳。他们说，穆木天不顾事实，恶毒地把对兄弟院校的支援说成是教师“被发配”、降级之类的“阴谋报复”和“无枉之灾”。他把以往严肃处理的某党员同志的错误，说成是“党委和行政不处理”，以证实党委和行政“宗派主义”地袒护党员的错误；把领导同志对事情的必要说明，诬蔑为“敢予巧辩”。穆木天歪曲和辱骂的目的，就是要否定一切，否定师大的工作成绩，所以他说师大是“黑暗王国”，说师大的“一贯传统”是“闻者不戒，言者有罪，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甚至把北京师大改名为“铁狮子坟师大”。显然，穆木天是戴着黑色的眼睛，在那里大叫一团漆黑。
剽窃他人文稿
穆木天认为应评他为一级教授。事实怎样呢？以陈惇为代表的外国文学组六个同志的联合发言揭发了穆木天剽窃他人文稿，戴着学者的假面具。他们指出：“评薪是评薪委员会负责领导作出决定的。穆木天被评为二级教授，我们认为是不低的。就拿穆木天自认‘全国水平最高’的他的外国文学讲稿说，主要是编辑的，是从外文版的一书序言和一些论文中间翻译过来的。根据现在所知道的，讲义中希腊的神话是来自苏联大百科全书，‘古希腊’第五节，希腊史诗来自‘荷马诗篇’序，文艺复兴也是来自苏联大百科全书及其他论文，伊戈尔王子远征记来自‘俄国文学史’上卷，‘虎皮骑士’是俄文版‘虎皮骑士’序，拜伦是来自‘英国文学史’第二卷。从德方面看，穆木天因评了二级，就不上课，对助教与研究生不管，耽误了一百多人的学业，这是穆木天对教学、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责任感”？郑以岚、李文林联合发言中也指出，他不仅在讲稿上拿别人的东西，冒充自己的，而且翻译别人文章也写自己的名字。1954年创刊号文艺学习所发表“莎士比亚和他的戏剧”，就是1954年5月号译文发表莫罗佐夫的文章。作为一个教授，这种做学问的态度是很不道德的。
唯恐天下不乱
穆木天在整风期间，为了壮大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声势，也极力在群众中污蔑党，他说：“反党不一定是反革命，高、饶是反党的，但是他们不是反革命，他们反党不一定是反社会主义的。在农村中发现有官僚主义不是个别的，而是一窝，因为头儿坏了，发展党员时也找气味相投的，所以一发现问题就是一窝。师大也是这种家天下的作风，党内有宗派，现在是湖北派当权。师大领导是不学有术，所谓‘有术’就是有整人之术”。他还说党员不要只有党性，没有人民性，入了党就脱离了人民。穆木天就是用这样污蔑党的办法来煽动学生搞“大民主”，来反对党的领导。中文系四年级学生揭露说，穆木天的这些言论就是要引导学生们去反党。他还鼓动学生写讽刺诗并提供题材，说什么“百花齐放”以后师大什么花也没有开，只放出一枝桃花。他还说，师大现在没有民主，指使学生搞“大民主”来扭转局面。但是，在反右派斗争中，觉悟了的大学生，没有盲目地跟着右派分子走，而勇敢地向右派分子穆木天展开了斗争。
二十年前，穆木天就成为革命的叛徒，转到资产阶级的方向去。所以鲁迅在那时就称他为“转向”文人。“转向”文人在去年4、5月间的一次座谈会上又公然说：“现在共产党员是阻碍进步的东西了”。有的学生讽刺地说，的确，穆木天的“马列主义”水平高超，高到否定共产党存在的地步。似乎他早已在思想上远远地进入了共产主义社会，因而二十年前就决然背离了党。有一位同学评穆木天的叫嚎和一切右派分子一样，像一头垂死的老猫头鹰，从“铁狮子坟的底层”狞恶地低沉地歌唱着死亡的声音。
为右派分子打开了反党的言路
穆木天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借助于章罗联盟的喉舌——储安平所控制的光明日报散播出去。这在当时被右派分子誉为帮助党整风中向“三害”放了第一炮的猛将。右派分子陶大镛很欣赏穆木天的反党言论，说“我的呼吁”一文好，有政治意义，并认为他是敢作敢为的英雄。陶大镛为什么喜欢这些反党言论呢？任清川同志点破了这个谜。他说：“让穆木天把师大党委搞臭，搞垮，这样我陶大镛马上可以以‘民主办校’的招牌去接收”，也有你穆木天一官半职。许多人还揭发在整风中，穆木天和陶大镛有来往。两次“民主办校”的座谈会，陶大镛拟的名单中，有穆木天和他的夫人彭慧就证明了这一点。
彭慧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平时作风恶劣，不少人反映她早已不像个共产党员了。在反右派斗争中，她不但没有站稳党的立场，却堕入右派的泥坑中和她的丈夫穆木天在一起，夫唱妇随地向党发动猖狂的进攻，她泄露党的机密，发表反党言论，恶毒的攻击师大党委，成为右派分子在党内的内应。广大师生、职工，对这样的党员表示极大的愤怒，对她的反党言行给予有力的揭露和驳斥，并要求党组织加以严肃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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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孟雄是一只反共毒蜂
本报讯 曾经污蔑中国人民大学为“教条主义大蜂窝”的教授许孟雄是个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右派急先锋。人民大学师生员工对他进行了揭露和批判。
许孟雄通过对中国人民大学的污蔑要达到推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目的。他说：“人民大学是教条主义大蜂窝。学生是散毒的黄蜂，飞出去不能采蜜，只能刺人散毒。”他特别攻击四门政治理论课说：“学校似乎实行长子主义，对四门政治理论课太重视，双倍宠爱。家兴是长子，家败也是长子，一切问题都决定于这个长子”。他直接提出取消马列主义的论调，说什么“教英文的用不着马列主义”等等，并且早就在他担负的新闻系国际新闻班的英文课堂上声称要“英文专政”，用“专政”的办法强硬剥夺了同学们学习其他政治理论课的时间，不许学生参加抗议英法侵略埃及的正义游行，甚至连党、团员过组织生活他都要干涉。
许孟雄紧接着“大蜂窝”那支毒箭之后，更集中火力对党、党员、党的政策放出了连珠炮弹。他诋毁党所领导的五大运动、三大改造。他还诋毁我们党无能，说：到处都看见廖化者流在当先锋，他“建议”：来一个“有能”与“无能”的大检查。“有能”的人请归队，“无能”的人去学习。根据以上对党的领导的恶意歪曲，他要求“党员下马”，他说：“我只喜欢改朝换代，因而对现在的革命没有好感。”他希望把历史的车轮拉回去。
许孟雄为了推翻党的领导，自我吹嘘是中国英文界的第一把交椅，声称要“把全国的英文教员集中起来，让我来训练”。可是，他翻译的“暴风骤雨”的底稿几乎每一行都经过修改。
同时，许孟雄又谩骂我国“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挑拨中苏团结，反对学习苏联。
许孟雄提出了他的资产阶级的反动的“人性论”。他说：“共产党不近人情，怎能治人？我希望领导上先懂得人性，再来谈党性。”
许出身于官僚家庭，从小就立志当官，大学时学的是政治，后来在伪中央政治大学当上教授。抗战胜利后，他又爬入国民党，投靠CC派反动头子之一罗家伦，被委派为国民党反动政府驻马来亚总领事，后又升任驻印度大使馆一等秘书，深得英帝国主义主子赏识，助纣为虐，迫害侨民。
（施大鹏、张允谟、易烈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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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中的害群之马
姜卓廉——学生中的右派女头目
本报讯 河南农学院学生会主席姜卓廉在整风开始后，和其他右派分子勾结猖狂向党进攻。她挥手高喊“十二级大风暴已经来临，战斗开始了”。姜卓廉利用学生会的名义到处点火，在林学系学生并系问题上，她贴出大字报煽动学生到北京请愿。她又跑到地质部地质训练班，介绍鸣、放“经验”，唆使学生开大会首先打击党的领导。她还发动学生去“支援”郑州师专的“鸣放”。在校内，她又和右派分子曾展森为首的反党小集团勾结在一起，污蔑“农学院的肃反是违法乱纪”。她利用学生会通过决议成立“肃反调查小组”，宣称这个小组不受党的领导，并要挟党组织让他们查看档案材料，她还召开“控诉大会”，进行反动活动。学生都擦亮眼睛，与她展开了斗争。
姜卓廉为什么这样痛恨党的领导呢？原来她出身于三千亩地的大地主家庭，父亲姜文修曾任国民党区长、县参议长、军民合作站站长，摧残压榨过不少劳动人民，在土改中被人民政府镇压了。她的四叔、五叔都是恶霸地主，在土改时畏罪潜逃。姜卓廉就是站在维护她家庭利益的反动立场上，向党进攻的。
霍力功和林希翎的瓜葛
本报讯 西北大学历史系学生霍力功，向党向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极其恶毒的攻击。霍力功说，既然今天工农差别还存在，所以目前中国还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他又捏造了“共产党偏爱工人，刻薄农民”，“工人剥削农民”的鬼话，企图借此挑拨工农关系，破坏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工农联盟。霍力功叫嚣推翻学生会，选举自己的“领导机构”。
霍力功出身于地主阶级家庭，他在甘肃靖远县新华书店工作的时候，就违法乱纪。他原来是青年团员，但在三反中他抗拒运动，压制民主，并且和当地一个反革命分子有来往，虽经组织多次教育无效，结果被逮捕管押了六个月，以后被开除团籍。这就是霍力功的简要丑史，也是他仇视党的根源所在。霍力功还得到林希翎的支持。林希翎在给他的信中说：她“冒着极大的危险”，偷窃了党内文件给他看，对他研究和探讨问题“有很大帮助”。
现在，霍力功和林希翎这两个右派分子，遭到同样的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