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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社论
粮食问题和思想问题
过去一年中，我们国家的粮食状况是怎么样的呢？这是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要回答这个问题，先要看两方面的事实：一方面，国家征购所得的粮食比上一年度少了三十九亿斤。另一方面，国内市场销售的粮食比上一年度增加了一百二十七亿多斤。其中农村多销六十八亿多斤，城市多销五十九亿多斤。今年粮食销量还有继续增加的趋势。征购减少了，销售要增加，这就不能不动用国家的粮食库存。这是十分不利的情况。
是不是我国粮食的生产减少了呢？不是的。1956年我国遭受了自然灾害，这是事实。但是，由于农业合作化和国家在各方面对农业的支援，全国粮食总产量还是增加了。今年的夏收，一般的也并不坏。可是，为什么征购数目减少了呢？这是由于很多地区粮食虽然丰收了，但是对农民的社会主义教育却放松了，农村中滋长了个人主义和本位主义。只要加强了思想教育，粮食征购教目就可以大为增加。今天本报发表的山东泰安县上高乡征购粮食的事例，有力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泰安县上高乡购粮的原定计划是七十七万斤。这个数目本来不高。可是当地干部都缺少完成的信心，他们甚至害怕连五十六万斤也完成不了。但是，经过对广大群众进行深入的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教育，打通了思想，从根本上改变了大家对于卖余粮的错误态度，从消极态度转为积极态度，结果不仅完成了原订计划，而且大大地超过计划，完成了八十三万斤。
上高乡的事例说明，粮食问题里面有思想问题。在思想向着资本主义方向倒退的时候，粮食问题就紧张起来；相反的，在思想朝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的时候，粮食问题就会趋向缓和。
目前的粮食问题显然是由于有些思想问题没有解决而引起的。一般地说来，现时在农民群众和农村干部中有一些错误的思想需要加以批判。
首先应该批判只顾自己、不顾国家的个人主义思想。这种思想是个体农民所固有的。过去经过长期的革命战争和解放以后革命斗争的教育，许多农民已经克服了这种思想，爱国主义的觉悟已经大大提高。但是，由于我们在农业合作化的社会主义高潮期间和以后，没有来得及进行一次深入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所以还有许多农民思想认识没有跟上发展的形势。有一些人甚至觉得：合作化了，我的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都归公了，我是“公家人”了，于是一切都要由公家充分供给，实行供给制。从前家庭内次要劳动力和小孩多半吃稀的，现在一律要吃干的。从前在农闲时节吃得较少，现在也和农忙时节一样多吃。吃完了就伸手向社里要，社里不给就吵闹。他们觉得吃多了是净赚，吃少了就吃亏。湖南攸县有的农民一年一人吃八、九百斤谷，还嚷着不够，有的说一人一年要吃一千二百斤谷才够。安徽省小麦收了以后，有的农民一天吃三斤小麦。在叫嚷不够吃的人们里面，除了少数人真的不够吃以外，其余大多数并不是不够吃，而是想把自己装成缺粮户，以便多要粮食。有一部分是对合作化心怀不满，希望合作社垮台的富裕中农；也有一部分是盲目地追随富裕中农、思想比较糊涂的下中农和贫农。山西解虞县有一个社今春有十分之九的社员喊缺粮；后来经过教育和评议，实际上只有十分之一的社员缺粮。这种只顾自己、不顾国家的个人主义思想如果不克服，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就会受到严重的损害。
其次，在社和乡的干部中，有一些人有严重的本位主义。他们只顾本社本乡的农民眼前的一点小便宜，看不到农民的长远利益和国家的根本利益。他们采取集体隐瞒产量、少报收入、多报损失、多报缺粮等各种办法，使本乡本社可以少卖余粮，多得供应。河北沧县最近对基层干部进行教育的结果，许多人觉悟提高，现在已经报出隐瞒的粮食产量十多万斤。目前这种自报粮食的工作还在继续中。这证明乡、社干部的本位主义思想是必须克服的，也是能够克服的。
还有，县以上的干部有些也把合作化的目的了解得非常狭窄，以为合作化就是单纯为了大家现在分得多一些，吃得更饱一些。他们很少想到整个国家的社会主义事业和农民的前途问题。如果为了整个国家的利益而需要限制一下粮食的消费，他们就觉得这是“对不起农民”，好像作了亏心事。这些人片面地认识党所提倡的群众观点，以为群众观点就是单纯为群众争取眼前的福利；至于说怎样用先进的思想去教育农民，使农民看得见自己的远大利益，他们就不加以注意。因此，他们对于乡、社干部的本位主义和农民的个人主义，很少进行必要的批判和纠正。这就使得这些错误的思想蔓延起来。
现在我们已经面临着一个严重的思想工作，这就是要向广大的农民群众和农村干部说明：如果不顾国家利益和整个社会主义事业，要把个人的和本单位的利益放在第一位，那就是在实际上取消了社会主义，取消了党的领导，同时也取消了农民的远大前途。在粮食问题上完全可以考验每一个农业社的社员和干部，究竟谁是真正拥护社会主义的，谁是真正爱国的。这是实际的考验，不是口头上表示态度所可比。
有的同志认为，国家任务和群众需要之间的矛盾是无法克服的，二者是不能兼顾的。他们忘记了我们的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这是符合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的，因此，国家的任务和人民的要求在根本上是统一的。当然，在实际工作中不是一切都顺利，总不免会有困难。正因为这样，我们才需要进行艰苦的调查和研究工作，想出各种办法，进行公平合理的分配，一面不要浪费粮食，一面要使农民够吃，不使有人挨饿。而这样的兼顾是可能的。当然，城市工矿区、经济作物区和灾区人民的粮食供应量也要有一定的限制，不能有求必应。
我们在粮食问题上必须用全局观点来教育干部和群众。占人口七分之一的城市工矿区，平均每年大约占人口十分之一左右的受灾地区，占全国耕地面积近十分之一的经济作物地区，统统需要国家供应粮食。国家如果不供应粮食，城市工矿区的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交通和其他建设事业就不能进行；经济作物区就不能供给工业原料，工业化资金的积累就会受到重大影响；灾区广大人民也就不能进行生产自救，社会秩序当然也就会受到不利的影响。
为了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我们必须坚决克服各种错误思想，从各方面努力来增加征粮和购粮的数量，缩减粮食的销量，增加国家的粮食储备，使我们能够应付可能遇到的灾荒和其他困难。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1954年和1956年都是灾年。这两个灾年差一点连在一起。很明显，如果国家不能积聚起足以应付连续两个灾年的粮食储备，我们的计划就不能认为是十分稳妥可靠的。因此，我们希望所有的共产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在粮食问题上要充分地发挥积极性，以身作则，带动群众，努力节制粮食消费，多卖余粮给国家。我们相信广大干部和群众在明白了国家粮食基本的情况以后，一定能够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努力完成粮食战线上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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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着重按照六项政治标准挑选忠于人民的公仆
北京人代会选出新人民委员会成员
新华社4日讯 今天北京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选出了新的北京市人民委员会组成人员。
上届市长彭真仍当选为北京市市长，上届副市长张友渔、吴晗、王昆仑、冯基平、程宏毅、贾庭三、乐松生仍当选为副市长。八名市长和副市长中有五名是共产党员，民盟、民革、民建各占一名。三十九名市人民委员会委员中包括各界及各个方面的代表，其中民主党派及非党人士占二十名，共产党员占十九名。
在候选人提名过程中，代表们进行了充分的讨论、酝酿，他们都认真地考虑和照顾到各阶层各方面的代表性，并且着重用毛主席提出的六项政治标准来鉴别和挑选忠实于社会主义的人民公仆。
北京市长彭真，在今天下午会议上就目前反资产阶级右派斗争、北京市工作中的成就和缺点等问题作了发言。
今天的会上一致通过了关于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工作报告、1956年财政收支决算和1957年财政收支预算以及关于北京市高、中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等决议。在关于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中，号召全北京市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紧密地团结起来，通过整风运动，通过更广泛更深入的反右派斗争，不断提高政治思想觉悟，进一步地大力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贯彻执行勤俭建国的方针，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伟大的胜利而奋斗。
会议在今天晚上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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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毛主席接见缅甸国会代表团
新华社青岛4日电 毛泽东主席2日晚在青岛接见了以缅甸联邦民族院副议长德钦登貌为首的缅甸联邦国会访华代表团。
接见时，周恩来总理也在座。
接见时，在座的还有刘贯一、王梨夫和青岛市长李慕。（附图片）
右图：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和缅甸联邦国会代表团人员亲切谈话。
新华社记者 侯波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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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钟惦棐在党内里应外合
放起右派向党进攻的第一把火
本报讯 中国电影工作者联谊会在8月4日召集首都电影界人士一百八十余人举行座谈会，揭露和批判打起“电影的锣鼓”向党猖狂进攻的钟惦棐（现任“文艺报”编委）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
联谊会主席蔡楚生主持会议，首先指出钟惦棐写的“电影的锣鼓”、“为了前进”对人民电影事业的严重危害性，要求到会的同志展开辩论，彻底批判钟惦棐的反动言行，捍卫社会主义的电影事业。
陈荒煤用具体事实说明了钟惦棐以党员身份，披着马列主义外衣，在电影问题上向党进攻，是资产阶级右派在这一方面所放的第一把火。陈荒煤指出，钟惦棐不但没有进行深刻的检查，反而在大鸣大放时期，同其他右派分子里应外合，企图利用文艺报继续进行反党的活动。
座谈会上揭露了许多材料，证明在党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后，钟惦棐就散放种种谬论，抹煞解放后的电影事业的成绩，把一切缺点都归根于坚持工农兵方向，而斥之为宗派主义，并且挑拨电影界、文艺界的团结，诬蔑和攻击党的领导。
进攻信号“电影的锣鼓”
博得右派和台湾的喝采
去年10月，钟惦棐还在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工作的时候，他没有向领导请示，就擅自召集光明日报记者，供给他们资料，要光明日报发起电影问题的讨论。他还说：自己也要写文章在人民日报发表。文汇报记者姚芳藻在钟惦棐处听到了这个消息，就急忙向浦熙修建议上海编辑部，抢先发起了电影问题的讨论。于是，民盟右派骨干分子陈仁炳就开始在上海电影制片厂放火，发动疯狂的进攻。
在这之前，钟惦棐就给人民日报写了一篇题为“论电影指导思想的几个问题”的文章。这篇文章，在报社编辑部经过讨论后被否定了。中央宣传部的领导同志也批评了这篇文章的错误论点。可是，钟惦棐不仅不改正错误，反而变本加厉地坚持他的反动立场，当他调到文艺报工作后，就立即用文艺报评论员的名义发表了“电影的锣鼓”来配合文汇报的所谓“电影讨论”，从各方面来攻击电影事业的党的领导。事实证明，文汇报关于电影讨论的组稿计划都经过钟惦棐看过。当文汇报发表司马瑞的文章反驳一些错误论点时，他就打电话给文汇报北京办事处，批评他们不应该发表这篇文章，并且赶快用朱煮竹的化名写了“为了前进”的文章，公开主张电影要倒退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这两篇文章是电影问题上的系统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纲领，大大地支持和鼓舞了当时的文汇报和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
这场电影锣鼓在电影界造成思想混乱，然而却博得罗隆基的赞扬，称之为“开风气之先”；同时，获得了台湾方面的喝采，称为“大陆反暴的电影锣鼓！”这场所谓“电影讨论”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右派向党的文教事业疯狂进攻的第一个信号！
反对党对电影事业的领导
反对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
钟惦棐还在去年8月化名金绣龙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杂文“如此‘科学’观”，就恶意地讽刺电影事业的党的领导。他说：“有局有厂，各司其职，而且装备与制度，都可以说是最新式的。但就是出片少，而且好片少！这岂不是捧着金饭碗讨饭。”他同其它右派一鼻孔出气，认为“外行领导内行”的现象在电影界是存在的；“目前不少领导都是上面‘封’”的，言下之意，这些人都应该被打倒。他还攻击党的领导机关，说：“小机关有小宗派主义，真正大宗派主义在党的高级机关。”
钟惦棐在几篇文章中完全否定解放后党对电影事业领导的成绩，对“武训传”的批判，文艺整风、思想改造等重大运动只字不提，却把解放初期故事片产量不多的复杂情况，一概归根于宗派主义和工农兵方向，认为“工农兵电影”“人民电影”的提法都是宗派主义；并且认为：“管的人越多，对电影的成长阻碍也越大……文化部成立电影指导委员会时期，领导力量比任何时候都强大，但结果，却是全年没有一部故事片！”因此，钟惦棐反对电影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公开发出“倒退”的号召。
抗拒批评，企图“翻案”
继续进行反党活动
张光年、侯金镜、陈笑雨三位同志代表文艺报编辑部作了联合发言，他们说，今年2月间，党中央负责同志已经对“电影的锣鼓”这篇文章给予严厉的批评，但钟惦棐一直没有进行深刻的检查和自我批评，并在整风期间企图翻案，继续向党进攻。大众电影王长庆揭发，6月初，钟惦棐还表示：“电影的锣鼓这场争论，将来这笔历史怎么写，现在还很难说呢？”文艺报陈默同志揭发大放大鸣期间，在党的小组会上，钟惦棐竟然阴险地要别人出来贴质问他的大字报，问：“钟惦棐同志，你是不是怕丢掉了编委的乌纱帽，而不敢出来讲话？”以便他可以借口放手地向党进攻。
钟惦棐还说，在电影锣鼓这场论争中，他是“赤膊上阵”，以后就不会这样干了。他认为整风期间，文汇报去敲电影局的门没有敲开，但文艺报还是要去敲的！
果然，“长影的第一个声音”就敲起来了，这个座谈会是钟惦棐主持的，记者罗斗这篇富于煽动性的报道，许多地方是经过钟惦棐加工、润色的；他自己承认，“长影第一个声音”中的观点实际上也就是他自己的观点。据长春电影制片厂副厂长张望揭发：钟惦棐向长影演员表示，他很想去长影“了解情况”，鸣放起来后可以通知文艺报派人去。果然大鸣大放期间，长影演员剧团闹事罢演，拒绝接受任务，同时就打电报给文艺报要求派记者去长影。钟惦棐事先未向总编辑请示，即赶忙派罗斗去长影。罗斗到长影后非常活跃，当长影乐团反党集团企图篡夺领导，成立由十二人组成的主席团时，罗斗即积极鼓动、支持。
钟惦棐在犯了严重错误后，党仍让他作文艺报编委，负责艺术部工作，但是他并没有悔悟，反而继续其反党活动，这种行为尤其引起大家的愤怒。
在会议上发言的还有徐肖冰、芦肃、黄钢等人。黄钢从理论上驳斥了钟惦棐的种种谬论。徐肖冰批驳了钟惦棐对于新闻纪录电影的诬蔑。钟惦棐认为人民群众不愿观看具有政治教育意义的新闻纪录片，当他在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工作时，企图用资产阶级庸俗手法来改造新闻纪录片。
实验歌剧院芦肃的发言，指出钟惦棐不但在电影方面向党进攻，而且在音乐界点了一把火。钟惦棐在整风中勾结歌剧院的右派分子，并且指挥文艺报记者龙春第进行活动，连续发表了歪曲事实的煽动性的“关于我”和“张权同志关于我一文发表以后”两文。在后一篇文章中，诬蔑歌剧院私拆张权的信，实际上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钟惦棐还造谣说：“关于我”发表以后，张权在北京不能呆了，歌剧院要追究参加座谈会的人名单等等，想煽动演员闹事。座谈会将继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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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泰安上高乡深入进行政治教育
超额完成夏粮统购任务
本报讯 山东省泰安县上高乡夏粮统购任务已超额完成。全乡统购任务为七十七万斤，原先认为要统购五十六万斤都很难，现在已经达到了八十三万斤。
上高乡能取得这些成绩，是由于进行了深入的社会主义教育，同农村中的资本主义思想进行了斗争，揭破了地主、富农分子的破坏言行，同时克服了干部和农民群众中的混乱思想。
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之前，农村中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在粮食工作中明显地表露出来。泰山社去年麦秋的基本口粮每口人达四百二十斤，另外还有多劳多得粮。这些口粮本来是足够的，可是今年春季仍有一百七十三户叫嚷粮紧。到夏季，有的所谓缺粮户却又向粮食自由市场卖余粮。粮商粮贩也乘机捣乱。个别社干部也同情某些社员只顾个人利益、不顾国家利益的错误作法。在生活方面，缺乏勤俭持家的风气。相当多的农民对吃、穿、住的要求过高。泰山社有七十八户就是因为盲目消费，由余钱户变为缺钱户。有的社员曾想退社单干，有的在农忙时却忙着去搞副业生产。这时，少数地主、富农分子和反革命分子也趁机兴风作浪、散布破坏言论，煽动社员怠工、偷粮、退社。有些基层和区乡干部的阶级觉悟不高，存在着个人主义和本位主义的思想，竟至把不法地主、富农的破坏言行看作人民内部矛盾，对资本主义思想也不敢批判。
针对上述情况，从7月上旬开始，全乡开展了社会主义宣传教育运动。先召开了党员、团支干、生产队长参加的动员会议，结合批驳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攻击合作化、攻击统购统销的反动谬论，反击本乡地主富农分子及其他坏分子的破坏言行和农民中的资本主义思想，使骨干分子明确了是非，划清了界限。接着又召开了全乡的党、团员积极分子会议，组织了大会讨论。用算几笔账和回忆对比的事例来反驳反动言论。然后再在各个社、队逐步扩大和层层深入，以同样的回忆对比为主的方法，全面展开思想教育工作。
经过反复讨论，大大提高了干部和群众的阶级觉悟。干部和群众都认为：“从去年合作化高潮以来，没有受到过这样深刻的教育”。有的干部主动检讨了自己警惕性不高，跟着喊粮缺的错误言行。有的社员揭发了地主煽动他闹事的事实。农业社内部的团结更加密切了，社员生产积极性高涨，出勤率提高。全乡农业社提出了“多卖粮食支援国家”的口号，还订出了消灭草荒、及时追肥、充分利用空闲地种晚秋作物的具体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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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政治思想教育 批判资本主义思想
安徽粮食征购进度加快
本报合肥4日电 安徽省农民经过政治思想教育，开始积极支持国家的粮食征购工作。全省粮食征购进度逐渐加快，7月中旬平均每天征购七百万斤，7月下旬已增加到平均每天一千零五十万斤。目前还在继续增加。
安徽省今年夏粮产量接近丰收的1955年的产量，征购任务比1955年低，但征购的进度却比1955年迟缓得多。主要原因是农村中的资本主义思想又在抬头。隐瞒产量、谎报人口多留口粮、私分粮食、不积极交公粮和卖余粮的现象普遍发生。农村中的许多基层干部，也单纯地为了今后好工作，对这些现象不及时制止。这就影响了粮食征购工作。
针对这种情况，安徽省有关部门在全省农村中普遍展开了对干部和农民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用回忆对比和算细账的办法，启发和教育农民积极交公粮卖余粮，支援灾区农民，支援社会主义建设。目前，农村情况开始好转。许多合作社承认了隐瞒产量的事实，并据实补报了产量。如寿县星星农业社原报产量二百一十万斤，补报产量二十三万斤。有的社承认谎报人口，如寿县九龙社有四千九百三十四人，报了五千三百三十六人，因此大大增加了夏季留粮。肥东县护城乡，原要求县里在7、8月中稻未收前供应全乡粮食六万斤，经过思想教育后，不但不要求供应，还卖给国家余粮九万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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肃宁农民展开粮食问题大辩论
批判要国家少征少购多销的错误想法
新华社保定4日电 河北省肃宁县农民以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为中心展开大辩论，得出的结论是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好得很。现在，农民们正积极缴公粮、售余粮，生产情绪也大大提高。
在大辩论中，农民们以生动的事实作了深刻的自我教育。张庄乡对贯彻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以来的好处作了总结。去年水灾后，这个乡收获的粮食只够全乡人吃十天。但是，从受灾后到今年麦收，国家共供应粮食一百八十七万斤，全乡人才度过了灾荒。前白寺村近六百人的大辩论会上，中共村支部书记说：去秋受灾到今年麦收，国家共供应粮食二十六万三千斤。这些粮食都是车运船载，千里而来，国家赔钱很多。社员李福香说：“1939年水灾后，我家卖房卖地，爹还是饿死的。去年水灾更重，可是粮价稳定，吃的不愁。不是国家规定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我家还不是家破人亡吗？”
经过大辩论以后，农民们认为要求国家少征、少购、多销粮食是不对的。现在，全县送交入库的征、购小麦已达八千六百多万斤，占总任务的62％。许多农业社正在继续把应交、售的小麦向粮库运送。全县已开展起积肥追肥、锄苗灭荒和除治秋蝗的生产竞赛，争取秋季大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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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碎右派破坏粮食统购统销的言行
栎江乡农民掀起爱国售粮高潮
新华社杭州4日电 浙江省诸暨县栎江乡九千多农民，以踊跃交售新粮的实际行动，粉碎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对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猖狂进攻。
自从葛佩琦等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对粮食统购统销的谬论传到栎江乡以后，当地的不法地主、富农和被管制的分子乘机起来响应。象山农业社一个曾做过伪县政府秘书的社员魏焕章说：“黄绍竑、吴惟平（民革浙江省委员，右派分子）这些大人物对粮食工作都不满意，如果共产党再不改变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共产党一定长不了。”他并且煽动农民不要积极抗旱。桥亭社不法富农卢雅珍和曾当过国民党炮兵营长的反革命分子王芳春，不仅到处散播反动言论，而且还煽动一些社员拒绝把粮食卖给国家。
中共栎江乡总支，为了使广大农民认清不法地主、富农和坏分子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在全乡各个农业社开展了说理斗争。并通过这一斗争，向全乡农民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
到8月1日为止，全乡有十个农业社召开了社员大会，对这批反动分子展开了面对面的说理斗争。全乡农民在斗争同时，还掀起爱国售粮的高潮。很多农业社白天抗旱、夜晚送粮，或者是女的车水，男的送粮入仓。泗村农业社把准备交售给国家的公粮余粮晒干扬净以后，第二天天还没有亮，两百多个社员一次就把十一万五千多斤新谷送进了粮仓。在三天中，这个社不仅颗粒不欠的完成了二十一万五千斤夏粮征购任务，还超额售出五千多斤余粮。据统计，到7月底止，全乡十个农业社总共已交售了一百六十多万斤粮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