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右派分子是“狼”不是“外婆”
中国科学院应用物理研究所副所长 陆学善
“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是一篇彻头彻尾的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意见书内“保护科学家”这句口号，极尽了挑拨离间科学家同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之能事。好像我们科学家都是些受压迫的、举目无亲的孤儿，而需要右派分子以“保护人”的资格来代我们呼吁，向党和政府讨价。只要略具头脑的人，谁也不能不看到解放以来党和政府对科学家的尊重和爱护，对科学事业的大力支持。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政府曾经对科学事业有过这样的关怀。这是铁的事实，决不是右派分子的无耻谰言所可以抹煞得了的。正如郭沫若院长所说的，我们国家的建设事业十分繁重，人手既少，基础不强，所以必然有些科学家难免不能保证有六分之五的时间从事业务工作，但右派分子却借此作出结论，要“科学家对社会活动和行政工作长期请假”，要科学家放弃八年来党对我们的教育，要我们回到从前的对政治愚昧无知的状态，要我们成为政治上的文盲，不辨是非，听任一小撮右派政治野心家的播弄，离开党，离开社会主义，以遂他们复辟资产阶级的阴谋。从这一点便可看出右派分子的手段多么毒辣！
对于科学研究工作条件的保障，八年以来一直在逐步改进，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现在虽然还不能说是尽善尽美，还需要不断的改善，但是跟解放以前比较一下，就不难看出党和政府在这方面所尽的努力，和反动派时代是不啻天壤之别了。
解放以前，大部分科学家固然对于资产阶级反动统治的政治不感兴趣，而反动派根本也不愿意有爱国心的民主人士参加他们的政治活动，当然，什么代表、委员、招待外宾之类，是不会有你的份的。但科学家既不问政治，理应有六分之六的时间从事科学研究了。事实怎样呢？“抢购银元”的事情忘了吗？每月工资不够买二斗米的日子忘了吗？特务横行，满城风雨，提心吊胆的日子忘了吗？那时我们科学家满脑袋考虑的是“活命”问题，还能谈保证业务工作的时间吗？
说起经费，我还记得，当时北平研究院镭学研究所全所有一年的外汇额是美金二百元，图书、仪器、设备、试剂药品、试验材料都得从这笔钱里支出，如果拿来和现在科学院一个所每年在这方面的经费开支比一比，还要埋怨政府不保障科学研究经费，那真是含血喷人，全无心肝。
关于保密制度，过去有些地方订得过严过死是有的，但已经在设法改善，而且按一般来说，决没有“成为科学研究的重要障碍”和“造成学术垄断”的可能。即以我们应用物理研究所为例，凡是我们的研究题材和生产或国防部门有关的，他们的一切资料对我们一向是完全公开的。当然，属于保密范围内的资料，对于一个不是这一门的专家或者是这一门的专家而他并不在研究这一个问题的科学家或教授，有何公开之必要呢？
党和政府对于科学家的爱护无微不至，我还可以拿我本人来作个例子。我是一个无党派的科学工作者。1954年我得了冠状动脉栓塞症，这是一种相当严重的心脏病，危在旦夕，领导上一方面同医院联系，邀请全北京市的心脏科专家会诊，一方面极力劝我安心休养。科学院党领导同志们轮流地来探望我，还再三问我生活上有无困难。这种亲切的关怀，除了毫无心肝的人以外，谁能不受感动，谁能不感到党的温暖，同志间的热爱？可以作为对比的是：解放前镭学研究所有一位同事郑大章先生，他是法国居里夫人的得意门生，是我国第一位放射学专家。他得了心脏病，那时除了把本来已经逐渐在贬值的工资折半付给之外，有谁去慰问过他，有谁关心过他，没有多久，他就因贫病交迫无声无嗅地死了。这些右派分子，那时为什么不向反动政府提出“保护科学家”的口号，而现在反用来离间党和我们的关系，真是其心可诛。
“意见书”里最最恶毒的是提出“研究工作去就人”，“归队”，“不要火车头”和“恢复资产阶级社会科学”。这些论点无非是叫科学家各行其是，不要服从国家的需要，不要有统一的学术领导，不要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不要用马列主义来武装思想。
科学家经过了五大运动，八年学习，在党的领导之下，已经团结成一支强大的科学大军，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大道上前进，而且军容一年比一年强盛，对社会主义建设所起的作用也一年比一年来的强大。自从“向科学进军”和“十二年规划”提出之后，规模更是一日千里。现在右派分子不惜用种种的谰言阴谋，想打乱我们的队伍，还恶毒地提出了什么“一视同仁”的口号来离间我们的接班人，要想把科学家拖回到无政府状态，不再给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任何贡献，从而把社会主义建设推迟或搞垮。可惜他们的心机是白费了，在解放已经八年的今天，绝大多数的科学家是不会把“狼”认作“外婆”的。纵然他们伪装的十分巧妙，说什么这是“建设性的意见”，但是经不住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报告所授给我们的“照妖镜”一照，他们立刻原形毕露，真相大白。
但是右派分子为什么特别看中科学家知识分子呢？为什么特别热中于拉我们知识分子背离党，背离社会主义呢？我想这道理非常明显，我们知识分子虽说已经和资产阶级思想脱离关系，但是藕断丝连，在不知不觉之中，最容易让资产阶级思想在脑筋中复辟。右派分子看透了我们的弱点，所以来这一下“杀手锏”。这对我真是一次生动的教育，严格的考验。经过这一次对右派分子的斗争，我们科学家的政治认识必然又可提高一步。我完全拥护郭院长所提出的誓言：我们科学家要长远地坚持自愿自觉的思想改造，在对右派分子进行坚决斗争中，进一步提高自己的政治思想水平，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和政府的周围，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继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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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谈谈内行和外行
一峰
人民日报7月1日在“共产党人没有学不会的本领”的标题下，报道了共产党员赵文刚、艾丁、苏汗云、曾扬清四位同志在工业战线上由外行变成内行的动人新闻；7月
6日又登载了剥下右派分子钱伟长“万能科学家”外衣的消息。这两条新闻是一个鲜明的对比。人们不能不从这个对比中思索着生活中的辩证法：科学是属于老实人的，在科学战线上，共产党的老干部只要是老实肯干完全可以从外行变成内行；相反，如果不是老老实实，像那种自封为“万能科学家”的人，倒恰恰不是内行而是外行。
赵文刚同志十一岁就跟地主家扛活，十四岁参加了红军，艾丁同志是有着十九年党龄的共产党员，他们都是解放后才转到工业战线上来。苏汗云、曾扬清同志的情况也大体相似。这些同志在新的工作岗位上，虚心学习，刻苦工作，遇事与群众商量，克服种种困难，向科学技术的堡垒进攻，在短短几年内，从阶级斗争的能手变成了生产斗争的内行。这些模范的事例再一次地揭示出一条极平凡而又极重要的真理：共产党员确实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不管章乃器对这一点进行着怎样无耻的狂吠，要深刻理解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这句话，需要作更多的说明，我在这里只指出一点，那就是我们共产党员所具备的坚忍不拔的愚公移山的精神。
凡是读过“列子”的人都不能不注意到它的“汤问”篇，因为在这一篇里有一段极优美的愚公移山的故事。北山愚公以九十之年，不顾“河曲智叟”的讥笑，下定决心要子子孙孙相继移掉他屋前方七百里、高万仞的太行、王屋两座大山，并且叩石垦壤，积极行动。终于感动了上帝，他派了夸娥氏二子下凡把两座大山背走了——这确实是一段优美的神话故事，它生动地刻划了伟大的中国人民不肯在困难面前低头的英勇无畏的形象，这个形象，几千年来，激励着中国人民千千万万颗战斗的心。
记得毛主席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曾号召全党要以愚公移山的精神来挖掉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两座反动的大山——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果然不错，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以后不多的几个年头，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一道以愚公移山的精神，打倒了民族的和阶级的敌人，完成了民主革命，建立了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用铁的事实回答了在当时来自各方面的大大小小的“河曲智叟”的讥笑，他们再也没有资格说我们不能领导中国革命，不善于进行阶级斗争了。
可是在新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像革命时期那样大规模的狂风暴雨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了（尽管我们今天还进行着紧张的、激烈的思想上、政治上的阶级斗争），党的任务就是领导全国人民向大自然作斗争，向自然界宣战。历史向共产主义的战士发出了新的前进的号角，向共产党老干部提出了新的考验，这就是我们能够以愚公移山的精神完成中国民主革命的大业，我们还必须继续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来完成社会主义建设的大业。而恰恰在这个时候，又出现了大大小小的“河曲智叟”，说什么：你们共产党是革命的内行，是阶级斗争的内行，可是你们不是建设的内行，你们没有文化，没有技术，没有科学，你们是不学无术，你们是土包子等等。这种调子的领唱人就是右派分子章伯钧、罗隆基之流。罗隆基说：“今天中国的矛盾是无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领导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因此他们认为在国家的科学机关和大学校里，都请共产党员“滚开”，来一套什么“科学家治院”，“教授治校”之类的东西。这在实质上他们是企图以资产阶级的科学路线代替社会主义的科学路线，企图在科学领域里取消党的领导。由曾昭抡、钱伟长等人所制定的反动科学纲领就是这种阴谋的具体化。
当然，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也不掩盖我们的短处，我们从来就说我们有许多不懂的东西，我们中间还有不少的人缺乏应有的科学文化知识，有些东西还必须从头学起。但是还必须说明，我们缺乏这些东西不是我们自己的罪过，而是由于我们在旧社会里受压迫、挨剥削。地主阶级和资本家剥夺了我们的学习权利，迫使我们不得不“少年失修”！我们不少的同志正是由于严重的阶级压迫逼上梁山的，在时时刻刻都有杀头的危险的情况下，闹起了革命，参加了共产党，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党和人民教会了我们一门在阶级社会里最大的知识——阶级斗争的知识，最大的科学——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我们凭借着这种科学使中国发生了翻天复地的大变化。根据这条历史经验，我们共产党人坚信对于我们今天缺乏的东西，是一定能够学得到、取得来的。难道在过去党有能力把成千上万劳动人民的儿子培养成为出色的政治家、军事家，在今天就没有能力把他们培养成为出色的科学家吗？难道在过去为了革命不怕杀头、不怕流血的共产党员，在今天为了社会主义建设还会吝惜自己的精力来攻夺科学技术的堡垒吗？
而7月1日人民日报所报道的赵文刚、艾丁、苏汗云、曾扬清四同志的生动事迹之所以那样激动人心，正是因为他们以铁的事实回答了这个问题。他们正是继续发扬了愚公移山的精神，在向科学技术的堡垒进攻中取得了出色的成就。我们相信，在我们党内，在各种战线上，类似赵文刚等四位同志那样的事迹将会是层出不穷的！
同样，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很有兴趣地读了7月6日人民日报关于剥下右派分子钱伟长“万能科学家”外衣的新闻。我们知道，中国绝大多数的科学家是爱国的、爱社会主义的、拥护党的领导、愿意和共产党员老干部并肩携手共同向科学进军的。就是在上面提到的7月1日人民日报刊载的那条消息中，我们就已经看到了袁树励、李艮等工程师对于老干部学会了科学技术那种欢欣鼓舞的心情。他们是人民的科学家，他们是共产党员的良师益友。在新中国，像袁树励、李艮等工程师这样的人是很多的。可是，在这里我们不能不注意到在科学家的队伍里也还有像钱伟长那样的人。正如杜庆华教授所说：钱伟长的学术威望是远远超过了自己的科学水平，他是骗取了党的信任而取得这些威望的。他特别喜欢别人把他看成大专家，喜欢在科学的各方面都充内行，不懂装懂，在科学上有招摇卖弄的倾向。也正如钱学森教授所说，“钱伟长完全是一个说谎话耍政治手腕的人，没有一点科学家的味道，是最恶劣和狠毒的政治野心家。”钱伟长和曾昭抡一起披着科学家的外衣，充当章罗联盟的军师，制定反动的科学纲领，企图在科学战线上打落共产党员，夺取党在科学界的领导权。试问，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新中国，作为一个科学家而不承认共产党的领导，企图推翻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那就是说，要用资产阶级的科学纲领来为资本主义复辟开辟道路。这岂不是天字第一号的反科学，这岂不是违反了在中国三尺儿童都会了解到的一点点科学常识？忠实于科学的科学家在这里是会得出自己的结论的。
我们祖国正处在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时代，它所需要的科学力量是无穷无尽的，它不仅需要成千成万的社会科学家，而且也需要成千成万的自然科学家。我们的科学工作者，应该在党的坚强领导下，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而走上时代的高峰，争取在第三个五年计划完成的时候，把我们的科学事业提高到国际水平。这是党和人民所要求于我们的，这是我们科学工作者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因此，我们党内党外的科学工作者应该紧密地团结起来，互相学习，齐心协力，奋勇前进。第一，愿共产党员老干部向赵文刚、艾丁、苏汗云、曾扬清等四位同志学习，继续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争取尽快地在科学战线上由外行变成内行。并愿赵文刚等四位同志在已取得的成绩的基础上不骄不懈、继续努力。第二，愿党内党外的科学家，在反右派的斗争中都能够从钱伟长、曾昭抡那里吸取到教训。科学就是科学，一点也装不得假。科学是最老实的东西，科学家应当是最老实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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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顾学颉、李易、侯岱麟妄想称霸古典文学界
本报讯 据北京日报报道：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人员揭发和反击了该社古典文学编辑室编辑右派分子顾学颉、李易、侯岱麟（都是九三学社成员）等人对党的猖狂进攻。
5月上旬，整风运动刚开始时，顾学颉是以污蔑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文学编辑室“形成瘫痪状态、人心思散”的论调发起攻击的。他说，这是肃反运动带来的结果。侯岱麟更高唱“肃反是一出‘新捉放曹’，非要把每个人都搞成反革命不可”。顾学颉和李易一唱一和地说“统购统销搞糟了。”“整风如下放，农民就要拿起扁担来。”当全国人民把葛佩琦批驳得体无完肤之后，顾学颉还明目张胆地为葛辩护，肯定“共产党员是可杀的”。
顾、李、侯在整风期间施展各种卑劣手段到处拉人放火，利用合法的九三学社组织，进行非法的阴谋活动。他们以旧社会政客的恶劣作风拉人加入九三学社，说九三学社不强调思想改造，不去开会也可以，现在就是“帮助整风”。他们企图立即成立一个九三学社的小组，造成政治资本，借以更凶恶地向党进攻。
顾学颉为了攻击党的领导，诬称党支部“假公济私，阴谋陷害”。他说：党比封建时代的昏君还不如，党员都是“庸才”，要想入党，首先得变成木头，阿谀奉承，唯唯诺诺。侯岱麟也诽谤地说：“新党员都是拍马屁拍上去的”。他们这些污蔑的最后目的，就是顾学颉提出的“人才归队、庸才学习”的口号，梦想否定成绩，达到篡夺党的领导的目的。
顾、李、侯等人还妄想抹煞党领导的古典文学出版工作的成绩。
这些右派分子的野心，不只是篡夺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文学编辑室的领导权，他们更提出了“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先射何其芳，后擒郭沫若”的口号，企图要坐古典文学的天下。在这种野心的支配下，他们进一步在社内外大肆联络，企图创办一个古典文学的“权威杂志”——“艺文志季刊”，想要“网罗全国的古典文学人才”，甚至连汪精卫的秘书也包括在内，但是就不肯收容一个共产党员。其用心良苦，和章伯钧要办“中华论坛”同出一辙。当他们向人民文学出版社领导正式提出来的时候，声称“中宣部已经同意”，要求和社方建立出版关系，同时大肆组稿，企图用这个杂志来压倒党领导的“文学研究”、“文学遗产”两个刊物。后来向中宣部了解，并不是这么回事。他们原来是李万铭的徒弟，干了一场骗人的把戏。
现在群众正在继续揭露和批判这些右派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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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宜慎的丑形毕露
本报讯 据山西日报报道：山西人民出版社右派分子王宜慎，企图夺取国家出版社的领导权，篡改国家出版社的政治方向。最近，在全社职工的揭发下，他的反动面目已经暴露无遗。
右派分子王宜慎长期以来反对党的领导。在这次整风运动中，他更大放厥词，疯狂地向党进攻。王宜慎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矛头，首先是指向党的政策和方针的。他大肆鼓吹“同人出版社”的“优越性”，声言要创办“同人出版社”同国家出版社“竞争一下”。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企图把山西人民出版社的成绩一笔抹煞。并且，“建议”各出版社自己确定出书范围，不要执行中央规定的通俗化、地方化、群众化的方针。他说，现在出版物又缺又滥，就是出在这个“三化”的“病根”上。
王宜慎也诽谤肃反运动。他说，“肃反的副作用很大，挫伤了人们的情绪”。他对党和国家的工资、干部政策极表不满。他说，解放以来人民生活没有改善，甚至还不如过去。
王宜慎还煽动群众对党不满。他污蔑党支部委员在一起研究工作是搞宗派活动，辱骂积极分子为“拍马屁”、“投机分子”。此外，王宜慎甚至妄想取消党的领导。他提出“建议”，要党和行政合而为一，由行政出主张，由行政去执行。并且主张只要留下省委，取消一切党的基层组织。
右派分子王宜慎的这些反动言论，遭到了全社职工的严正驳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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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白手、张雪芹的阴谋败露
本报讯 据安徽日报报道：安徽人民出版社的编辑白手（原名惠荣杰、又名惠杰）和张雪芹这两个右派分子，在整风期间向党发动了一场猖狂的进攻。然而为时不久，他们的阴谋即为广大群众所识破。
整风运动刚刚开始，白手就在社内座谈会上对党进行恶毒的污蔑。他说，“出版社的党组织非常冷酷，是个官僚主义化了的组织，这与上级党委的官僚领导是分不开的。”白手认为“党在积极分子中进行宗派主义教育”，甚至认为“出版社的党对党员没有任何教育，只教导党员脱离群众”。并说，“积极分子都是些唯唯诺诺、逢迎拍马、说小话、应声虫”。白手还想摆脱党和行政的领导。他要求无限制地扩大编辑在工作中的权力，从订选题到出书完全由编辑自行作主。
当时，社内出现了不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字报，白手非常感到兴趣。他化名写了一篇读报杂谈，说是写这些大字报的“都可以称为党和国家的‘功臣’”。
白手妄想煽动党员同志起来叛党，还张贴了一条标语，写道：“共产党员们！丢掉‘伸头挨整’的思想，请——站起来畅所欲言！”以后，他又指挥其他右派分子，责问党是否有限制党员鸣放的决定，直接威胁党员“如果再不提意见”就要“攻击”他了。
右派分子张雪芹在整风运动一开始就同白手相互勾结，狼狈为奸。他说党员、积极分子都是毫无个性的公式人物。他写了一张大字报，标题是“出版社不要再培养奴才”（这张大字报他未敢贴出）。他说，他欣赏流沙河的“草木篇”。并说，林希翎有“才干”，章伯钧是一个“有政治理想的人物”，储安平的“党天下”谬论“言之有理”。他看到报上右派分子的检讨，则说这些人都是“贪生怕死之辈”；他看到凤元初赞助储安平的谬论，则说凤元初是“真正的勇敢”。他为出版社另一右派分子的“肃反害多利少”论作辩护。当各种荒谬言论在出版社受到驳斥时，他和白手等人大放厥词，说这是“妨害大鸣大放，整风运动是在朝着不健康的方向发展”。他们辱骂发表公正意见的同志是“言不由衷、人格卑下”，并公然提出要领导上治一治发表公正意见的“圣人”。
现在，右派分子白手和张雪芹在安徽人民出版社职工的揭露下已经丑形毕露。全社职工斗志昂扬，正在对他们进行追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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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戈的反动言论宣告破产
本报讯 据青海日报消息，青海省人民出版社全体干部，先后数次召开会议，严厉驳斥右派分子莫戈的反动言论。
在整风期间，莫戈对党作了恶毒的污蔑，他非常嚣张地说：“共产党几年来慢慢地变坏了，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愈来愈严重，已经发展到危险的地步。现在知识分子提意见了，工人、农民都对党不满，他们有很多意见，只是不敢提，以后看吧！”
莫戈认为，由于共产党员有特殊享受，薪金高，荣誉多，因此在党同群众中间形成了一堵“墙”。党同群众之间的“墙”是党员砌的，团员在外面挖了一条“沟”，假积极分子又绕沟架了一道“铁丝网”。他恶毒地称党团员为“秘密警察”，并要党“改革”汇报和保密制度。
莫戈否认肃反工作的伟大成就，说“全国肃反工作50％是错了”。莫戈攻击我们国家的人事制度，说强调“工作需要”调动干部，这是教条主义。
在整风开始以后，莫戈在同志中无事生非，唆使别人向党进攻，企图借刀杀人。他企图拉拢一些在某些问题上对组织有不满情绪的人，煽动他们对党“提意见”。
现在，莫戈已初步承认了错误，但是他还没有把反动言论的思想根源和全部问题挖掘和交代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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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丁是一个纵火者
本报讯 据解放日报报道：上海出版界连日举行反右派斗争座谈会，会上揭露和驳斥了右派分子尚丁的反动言行。
尚丁是“学术”月刊编委会常委、新知识出版社副社长。在今年4月间学术月刊讨论如何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时，尚丁就提出了“组织毒草、培养毒草”的谬论。
在中共上海市委宣传工作会议的期间，尚丁更对党发动了疯狂的进攻。他要在学术界放火，大肆叫嚣：“外面都在大鸣大放，学术月刊却死气沉沉，睡在鼓里。”
尚丁在中共上海市委宣传工作会议上的发言，是一支极其凶恶的毒箭。他用恶意谩骂、抹煞成绩和歪曲事实的方法，企图推翻党对出版事业的领导。他说，出版社的正社长都是党员，出版社的编委会事无巨细，都由党包办。并说，非党的人在出版社里是摆样子，出版局、宣传部挑选人有严重的宗派主义。在宣传工作会议的出版小组座谈会上，他还诬蔑新知识出版社的党组织是“党党相护、狼狈为奸”。他并在同一会上说，在领导周围有一批“保镖”的，一有事就出来替领导解释，因此群众不敢大胆鸣放，应该先把这些人撤下来。当文汇报到处点火时，尚丁也在出版小组会上大叫新知识出版社的“臭盖子”没揭开，并向文汇报记者提供情况，让这个记者能配合他来揭“盖子”。
尚丁同其他右派分子互相呼应，关系是十分密切的。北京有人说，“清一色，党天下”；他就污蔑说，“今天每一单位都要安一党员，党员不够了，就大发展，所以党员质量很差”。他在5月间去过一趟北京，在北京的右派头子章乃器、章伯钧、陈新桂和顾执中等人都分别请他吃饭。
上海出版界反右派斗争的座谈会还将继续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