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化工部精简机构大批司局长下放
本报讯 化学工业部在紧张的反右派斗争中，同时注意研究群众意见，贯彻边整边改的精神，在最近的一次部务会议上，通过了关于改进企业的管理和精简部局机关的决定。根据这个决定，这个部的编制人员将由一千四百二十一人，减缩到八百人；现有的二十一个司局单位将合并成十二个单位。将有十七个司局长级干部，十一个处长级干部，下放到所属企业和事业部门。
整风开始以后，中共化学工业部党组根据边整边改的精神，对部局机构作了多次的分析研究，认为部的机构重叠，公文旅行，互相推诿，人浮于事的情况是相当严重的。由于许多事情都集中在各管理局，各地企业及事业部门有了问题，都得上北京请示商讨，这样，公文来往多了，会议多了。招待所经常住满了到部里请示工作或参加会议的人员。也由于注意了充实部局领导，生产单位的干部就相对地减弱了。如这个部所属的永利化学公司塘沽碱厂是个数千人的大厂，只配有一个厂长，许多事情积压许久未作处理，有了事就要找部、局请示，这样不仅拖延了解决问题的时间，而且由于部局对下面的具体情况了解不够，有些指示也就不完全正确。
中共化工部党组着重分析了两方面的情况，一方面是化学工业的发展方向必须是综合利用；有些大城市就要成立地方管理机构，有些地区要成为化工基地，建立化工企业联合公司。加强地方上的领导，这就决定了干部必须下放。另一方面，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化学肥料要求增长八、九倍，不加强企业单位的领导，要想完成任务是有困难的。党组和部务委员会研究了这个情况，决定撤销干部司、劳动工资司、教育司，建立人事司，统一管理原有三个司的业务；撤销设备局、安全司、设计局、地质矿山局，其业务合并于基本建设司、生产司、技术司等单位。有些司局厅室，建制仍然不变，但机构需要紧缩。这样的合并调整，司局所管理的业务是更加集中了；而领导干部，司局长级可以下放40％，处长级干部可以下放50％。各司一般不设处一级领导机构，副部长和部长助理兼任司长或办公厅主任。力求减少人员，抽出更多的干部，下放到企业或事业部门。对基建、计划、技术、供销等部门，也作了相应的调整，在人员、编制、干部质量方面，根据今后的任务，作适当的加强。
第3版()
专栏：
修改规程制度 简化保密手续
电力部成立各种专门小组研究处理群众意见
本报讯 电力部机关的精简机构方案，也已经大体确定。在司、处的设置上，将根据加强协作的原则，将工作关系相近的司合并；不必设司的单位，把司撤销。在精简上层机构的同时，一部分调整出来的干部已经下放到基层。到目前为止，电力部机关和水电总局两个单位，已经下放了技术干部和管理干部二百多人。电力工业部设在天津、沈阳的供应办事处，与基建总局设在天津、长春的供应站，也已经在7月份分别合并。
电力工业部和所属北京的六个直属单位，普遍成立了由负责同志主持的各种小组，来负责整理、研究群众提出的批评和建议，并提出处理意见。电力部机关和水电总局，对现行的四种比较重要的规程、制度作了适当修改。还根据国内情况的变化，简化了保密手续，放宽了参观、实习和索借资料的限制。
第3版()
专栏：
重视调查 接近群众
安徽各地领导作风大有改进
本报讯 安徽省各地在整风中突出的改进是领导方法上更注意调查研究，领导作风上更加接近群众、关心群众。阜阳专区在麦收时曾分别派人深入全专区的三十多个合作社去调查小麦产量，然后再推算出全专区的产量，这样得出的数字就和各县上报的数字相近，消除了上下之间、领导和群众之间的意见。
安庆专区为了研究和推广稻草肥料问题，先派技术人员去了解施用稻草肥料田的土质、水利等情况，同时又派很多人到其他县里去找，看是否有同样情况，结果发现全专区有四十多个合作社去年都采取了这个办法，效果一般都好。这时，地委才召开了全专区县委书记会议，决定在群众有习惯、有经验的地方推广。最后在四十万亩的稻田里采用了这个办法，基本解决了晚稻缺肥问题。
机关工作比过去也有了改进。过去蚌埠地委的负责同志和党外人士接触少，认为和党外人士接触有统战部负责，现在专区、地委的负责同志都主动地向党外人士征求各方面的意见，非党干部的积极性大大提高。
（于风）
第3版()
专栏：
市长接见群众代表访问选民
南昌、吉安加强处理群众来访来信工作
本报讯 最近，江西省南昌、吉安市人民委员会作出了进一步加强处理人民来信来访工作的决定。
近两年来，南昌、吉安市市长以及许多单位的领导人员都能定期接见来访群众，亲自批阅一些重要的群众来信。但是，就全市范围来说，有些单位和有些人民代表处理人民来信来访工作还有缺点。如南昌市有少数单位，重公文、轻来信的倾向依然存在，有些领导不亲自接见群众和不批阅群众来信，对于群众来信层层照转、互相推诿，敷衍草率处理的现象也有所发生。为了进一步加强处理人民来信来访的工作，南昌、吉安市人民委员会对这一问题作了专门讨论，规定了一些具体办法。南昌市人民委员会决定：继续贯彻市长接见人民群众来访制度，领导处理人民来信工作，并由一副秘书长具体掌管；市属各局处、会及各区人民委员会应有一个局长、处长、主任、区长或副职负责领导，并由一负责秘书工作的同志直接掌握。需转办的来信，一般应在三至七日内转出。吉安市除了规定市领导人员接见来访群众的时间外，并要求人民代表每月至少抽出一个时间到选民家里去，组织小型座谈，听取群众的意见和要求。
第3版()
专栏：
条条有结果 件件有交代
煤矿设计院已经解决很多问题
本报讯 煤炭工业部北京煤矿设计院，在开展反对右派斗争同时，对于职工提出的二千一百一十一条意见分别具体情况作了认真处理。其中属于改进工作方面的意见有六百四十三件，现在已经解决了五百四十件。如野外工作人员反映缺乏书报杂志，工会已决定予以增加。托儿所的家长反映托儿所被褥杂支收费标准太高，已决定降低将近三分之一。在去年评级中提级较高的已有六个党员干部自动降低了级别。对于福利补助不合理的已分别情况停止补助或退还了补助费。对于肃反中个别结论欠妥的也正在进行修改。属于批评思想作风的问题，也分别作了调查对证，转有关单位和个人进行检查。对于职工中提出不合理的或者暂时不能解决的问题也分别作了解释。
第3版()
专栏：
河南不少单位规定接见制度
群众能够及时和领导谈心
据新华社讯 河南省许多机关根据边整边改的精神，积极改进工作。省公安厅领导上规定每月有三个下午为厅长接待干部日。使一般干部能够及时地和领导上畅谈心事。此外，并规定厅长一年要有两个月，处、科长每年要有二到三个月时间，深入下级公安机关检查和帮助工作。省监察厅厅长从整风运动开始以来，已亲自接待来访群众四次，并亲自审批了一些重大的控诉案件。
有些单位的领导干部还主动腾出多余的房子来解决一部分干部的住房问题。有些单位组织机构不合理的现象，也进行了初步调整。
第3版()
专栏：
山西商业部门改进工作供应点增加
营业时间延长
据新华社讯 山西省和太原市各机关、厂矿的党、政领导根据群众在整风运动中提出的正确意见，正在逐步认真地改进工作。
商业部门的工作最近作了比较大的改进，如粮食和商品供应点和代销店增加了，营业时间也相应延长了。文艺界提出的关于剧院分配、剧团政治思想工作等问题，也大部分已经得到解决。
过去对领导干部生活上的一些特殊照顾，都已经根据群众的意见作了处理。对于生活福利问题，不少单位的领导干部亲自组成专门小组进行处理。
第3版()
专栏：
同党外人士交知心朋友
据新华社讯 陕西省商业厅领导上过去布置工作很少征求一般干部的意见，厅务会议的一些重要决定也没有及时向干部传达。最近领导上采纳群众的意见，在安排第三季度商业工作时，预先发动各科室干部提意见，然后把意见集中起来，由厅务会议反复讨论作出决定，再向各科室干部进行传达。这样做使一般干部都很满意。西北纺织管理局的党、团员过去和党外知识分子不大接近，一些党外人士见了党员也很拘束，不能畅所欲言。在整风中，党员和党外人士交了知心朋友。
第3版()
专栏：
章罗联盟的“裴多菲俱乐部”
本报记者 刘时平 穆扬
在章伯钧交代“章罗联盟”的反动活动时，曾经有人问：“是不是想把文化俱乐部变成裴多菲俱乐部”？
章伯钧回答说：“今天要不是打下来，可能变成裴多菲俱乐部。”
那末章罗联盟到底对政协文化俱乐部有些什么企图，干了些甚么阴谋勾当？
据文化俱乐部的主任史公载谈：早在1955年秋季，罗隆基就以改进俱乐部业务为借口，要史公载等向章伯钧、章乃器等征求意见。当时，章伯钧提出：“俱乐部的服务对象，应包括北京市区和郊区各大学教授和其他方面的大知识分子。”改变文化俱乐部的性质，是企图把文化俱乐部变成裴多菲俱乐部的一个重要步骤。
当时史公载虽然还没有能够识破这个阴谋，但是坚持了只有全国政协和各民主党派的委员、党派干部，以及参加政协的各人民团体的负责人才能作成员这个原则。因此这个俱乐部没有变成为各大学教授和其他大知识分子的俱乐部。
去年全国政协大楼建成后，为了精简机关编制和充实政协大楼的活动内容，领导方面主张把文化俱乐部房屋交出去。但是罗隆基坚决反对这一主张，理由是：在东城，就有民盟、民建、民革三个党派，要给这些党派机关的干部有一个文化娱乐活动的场所。文化俱乐部也就没有分出去，罗隆基还乘此机会，把俱乐部要到自己手里，当上了管理委员会的主任委员。
罗隆基真为各民主党派机关干部着想吗？当然不是。这里只举一个例子就足以证明。原来各民主党派机关的干部可以拿俱乐部出入证参加文化俱乐部的各项活动。但是，罗隆基改为每两周给干部们发一次舞会票，其他时间就不许干部到俱乐部去活动。这件事引起了各民主党派机关干部的不满，曾经推派代表提出抗议。史公载把这一情况汇报给罗隆基，罗隆基听了不以为然。史公载坚持要改变那种作法的时候，罗隆基才勉强同意。
但是罗隆基并没有放弃自己的计划，在发展会员时，拒绝吸收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在研究发会员证的范围的时候，初拟的草案中包括各人民团体的正副负责人和书记。罗隆基坚决反对。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克实曾数次申请发给他会员证，也都被罗隆基拒绝。而对一些对共产党心怀不满的人，即或这些人和政协毫无关系，只要申请，罗隆基就很快发给会员证。比如右派分子陈体强上午申请，下午罗隆基就指令发给会员证。就在这一天的上午，罗隆基还对俱乐部的工作人员说：“应该停止发会员证了。”
罗隆基企图把文化俱乐部改变成大知识分子俱乐部的目的虽然没有实现，但是他和章伯钧已经开始利用这个俱乐部，组织反对共产党领导、反对社会主义活动。6月6日，章伯钧就在这个俱乐部召开了北京六教授会议，谈论在中国制造一次“匈牙利事件”。章伯钧把农工民主党的办公会议，也搬到文化俱乐部开。据已经知道的在5月上旬到6月上旬，农工民主党在文化俱乐部召开了两次办公会议和九次座谈会。这些会议都是讨论点火问题的。参加这些会议的人，除了农工民主党的成员外，还有非农工民主党成员。在京剧界点火的李万春和在西医界挂帅的李宗恩都参加了会议。
章伯钧的反动“大将”王一帆、张云川、王寄一、杨逸棠等到东北、山东、河南、河北等地去放火前，章伯钧就在文化俱乐部为这些人设宴饯行。
就在罗隆基和章伯钧猖狂活动的时候，全国人民对他们的进攻展开了反击，这个文化俱乐部才没有变成为裴多菲俱乐部。
第3版()
专栏：
杨子恒的葫芦里装些什么药？
本报记者 顾雷
民盟甘肃省主委、甘肃省交通厅长杨子恒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交代他的反动罪行时，曾经极力把自己说得“微不足道”，说自己没有接受过章罗的指示，只是思想上的结合。但是，人们只要看看杨子恒的历史就知道他的反共反人民面目是掩饰不了的。
从1931年到1935年，杨子恒率领反革命部队一直在积极扑杀革命力量。至今，人们不能忘记平凉小教场终夜枪杀红军和革命群众的枪声，不能忘记在张家砭一坑埋掉七八十个红军的惨景，不能忘记在子午谷牺牲的五百多名红军指战员，不能忘记被杨阻击后不得不由川边入河西走廊而死掉的成千上万个革命战士……。但是他在自传里竟然恬不知耻地写道：“1927年大革命时我因公到汉口，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勇敢前进的做法，对于革命的道路才有了些初步认识”。
远在1940年，杨子恒就和章伯钧拧在一起了。1947年，杨子恒在章伯钧的指使下，曾秘密进行军事活动，企图实现章伯钧同共产党三分天下的阴谋。全国解放后，章伯钧从北京把杨子恒派回甘肃，还说：“你是地方人，人事熟悉，回去工作有作用。”他到了甘肃以后，即派三个人到天水一带招兵买马，后被政府制止了。但是杨子恒并不甘心，仍积极设法扩大自己的势力。他坚决反对民盟“以文教界为主，以中上层为主，以大中城市为主”的组织方针。他的方针是“落后的人，盟不发展，叫谁去发展呢！”
杨子恒在甘肃还经常散布章伯钧的影响。如说中共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会议，是章伯钧在知识分子中经过深入调查，才建议党中央召开的。说罗隆基是“智囊”“文章才华比胡适还强得多”。章伯钧发表反党言论以后，杨子恒更兴高彩烈地说他是“有一套的政治家”。
杨子恒对共产党处处抱着敌对的态度，一直公开地反对党的领导。有一次，省运输工会主席在大会上念评比条件时，说了“在党领导下”的话。作为交通厅长的杨子恒却生气说：“在党的领导下，我就不管了。”他常告诉别人说：“党的领导这些话不要再强调了，老一套的办法不适用了，要把眼光放远一点！”当他看到有些盟员接近党员时，也骂他们“没有骨气，没有立场，你怕反对了党员没饭吃吗？！”
为了破坏党的威信，杨子恒从来都是否定党的各项工作成绩的。税收政策在杨的眼里是“杀鸡取蛋”。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时，他说：“统得太多了，很多人没有饭吃！”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时，他说：“资本家太苦，吃不上饭，共产党政策不好，限制太严！”他对农业合作化的评价是：“糟得很，办得好的只是个别的，其原因是社内有贫农二流子！”在干部政策方面，他提出的方针是“过去是德为主，现在建设时期是先才后德”，又说“县长、县委书记都是尕娃，如何能办好事？”杨子恒还一味鼓吹“甘人治甘”。在甘肃省第一届各族各界人民代表大会期间，杨子恒竟妄想挤掉马鸿宾（回族）副主席，夺取他的职位。他唆使亲信给马鸿宾写条子：“请你下台，请杨子恒上台。”
杨子恒为了扩大自己的羽翼，利用自己的职务，把交通厅、民盟变成反革命分子的防空洞。曾做过日本特务的达尔刚，是杨的座上客，被杨安插在交通厅。反革命分子王光壁曾任杨的军法处长，解放后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1951年，王到香港接受了蒋匪特务的任务，回来积极组织“中华人民反共救国军独立第三十八纵队”，企图进行武装反革命活动。这时，杨子恒竟把王由北京接到兰州，为他改名“王生辉”，派到新光秦剧社当秘书。后来王光壁被捕了，杨子恒对此问题却没有交代。
今年5月中旬，光明日报派记者欧至培、韩洪文到兰州点火，杨子恒大力支持。
现在，杨子恒仍无悔罪表示，对于章、罗反党联盟仍有恋恋不舍之情。但杨子恒还是混不过关，因为甘肃省的人民是不答应的。
第3版()
专栏：
章伯钧决心要造反
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委员 严信民
抱着卑鄙目的走进解放区，还说作了政治俘虏
解放前章伯钧在香港的反共活动，虽然已经达到了疯狂的程度，但中共中央仍本宽大无私、与人为善的精神，邀他回国共商国是。可是章伯钧并未为这种无产阶级的伟大气魄所感动。相反，他却抱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带上“谈判”的私货，走进船舱。当北航至黄海途中听到济南解放的广播时，章伯钧慨叹地说：“大势已去”。他原以为美蒋决不放弃济南。由济南之解放，他看出美国没有决心，看出蒋介石的危急，因而对他所幻想的“相持局面”、“三分天下”，失去信心。话虽如此说，实际上济南的解放，并未使他死心。“谈判”的私货，随着航程一直北上，一直带进解放区。
章伯钧的私货到了东北，但却找不到市场。难怪他郁郁不乐地写信给留港的农工民主党中委们说：“此间无事可为，求人无所得。我等多年轻视自己，就是很大的损失。斗争是长期的，急起直追，还来得及。我平时的看法仍然正确，还想设法回香港来。”章伯钧在解放后的东北，深感怀才不遇，看不惯新鲜事物，唯一感兴趣的，是古董、字画，与一贯投机倒把的奸商章乃器却有同好，朝朝暮暮出入于古董铺之门。真是“宗兄”宗弟，难兄难弟，“求人无所得”，在古玩上却收获不小。
到北京后，章伯钧的情绪很坏，动辄就要骂人，尤其是谈到农工民主党党务的时候，尤其是谈到农工民主党中央进步同志和民盟一部分进步分子的时候。当然只要中共方面负责人一到，他会马上换一副和颜悦色的面孔的。
章伯钧第一次见到他久别的老友季方同志时，开头就说：“我作了政治俘虏！”这就是说，他深感在人民的天下，他那套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阴谋无技可施之苦。当有人问道，新民主主义与农工民主党的纲领有无区别时，章伯钧说：“根本没有区别。我们的纲领，实际上还更符合广大群众的要求。不过搞政治要靠武力，今天武力、政权都握在共产党手里，有什么办法呢？”他又对农工民主党一位青年干部说：“革命成功了，我们搞组织是失败了。”章伯钧是不会甘心失败的，就是初到北京，他仍偷偷摸摸地派人或指示地方负责干部搞军事活动，华东、中南甚至西北都有所活动。百万雄师下江南，以秋风扫落叶之势扫荡蒋匪，举国欢腾，而章伯钧呢？他狠狠地说：“蒋介石真不中用，连我们的本钱都输光了。”这里的“本钱”指的是江西、福建等省地盘，是章伯钧理想中的章姓王朝的策源地；犹普鲁士之于德意志帝国一样。
好一个“天下是人家的”！说人民的天下是“一下子”得来的
一次在北京饭店他的房间里，章对地方来的几位干部大发雷霆说：“你们太不中用，现在天下是人家的。”好一个“天下是人家的”！章伯钧和人民的界限划得真清楚。毕竟中国地大人多，独霸天下是不易做到的，于是后来出现了章罗联盟。也就是说要创出一个章罗两姓的天下。今年4月，在农工民主党中委和北京市委首次学习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座谈会上，章伯钧说：“老毛现在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一下子就得了这个六亿人口的天下，惧的是六亿人口吃什么，穿什么……中国自己有六亿人，天天要吃要穿，还有别人向你伸手，你们看，怎么办？”这几句话和上面的话联系起来看，说明章伯钧是何等荒诞狂妄，居心叵测。他嫉妒、怀恨中国人民得了六亿人口的天下。他将人民的天下看成毛主席一人或一家的天下，他认为这个天下是“一下子”得来的。右派野心家无视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艰苦斗争的历史，无视在社会主义建设初具规模的今天，人民生活的显著改善，更看不见在光芒万丈的明天，人民生活无限幸福的远景。
两面手法，仇进步，仇三反
在政治上，章伯钧是个彻头彻尾的两面派。到北京以后，他一方面用尽心思敷衍共产党，博得党和政府的信任，另一方面，不是嫉恶，而是嫉进步如仇。1949年底农工民主党召开第五次全国干部会议的时候，大家批判了过去的中间路线，决定学习马列主义，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对中间路线的批判，章伯钧是表面同意，心怀不满的。最后为了应付周总理，才狼狈地承认了农工民主党历史上的“七分反蒋，三分反共”。农工民主党各地组织在全国解放前夕，解放期间，在章伯钧的阴谋活动下，混进来大批政治面貌不清以至反动的分子。由中央到地方的进步同志不肯背这沉重包袱，多主张结束，章伯钧等称之为“取消派”。他应付这派人的说法是，“由大化小，由小化无”；并说：“人只能慢慢地，而不能一下子死去。”章伯钧所喜爱，并视为心腹的只是那些替他招兵买马，主张分庭抗礼的右派，乃至政治上有过严重问题的犯罪分子。季方同志，是他一贯憎恨的人，因季后来在苏北解放区参加工作多年，章以为季是共产党员，自动提名为人民政协筹备委员、交通部副部长，连农工民主党中央人事处（当时还不是组织部）都付托了他，并说：“我将党交给你”。这是给中共看，表示信赖共产党。可是实际呢？季在农工民主党内是有职无权的，一件事情不得章伯钧的点头也行不通。中央党部的大权，实际上是操在历史上有血债的章的亲信手里。
后来季方同志和我（王深林后来也参加了）主持农工民主党中央的“三反”，彻底摧毁了章伯钧亲信的贪污集团。有的停职反省，有的撤职，有的判刑。章伯钧除运动开始时假惺惺地作了动员报告外，整个三反期间，未踏进过党部的大门，未约过我们谈一次话。他恨三反，恨我们，说农工民主党中央的三反，反到他的头上。三反刚一结束，章就赶到党部，怒气冲天地指着季的鼻子说：“你从来就是反对我，你是农工民主党历史上的右派。我以为你是共产党，叫你在党里负责，谁晓得我错认了人。”当时我是在旁的。这就是农工民主党主席章伯钧对伟大的三反运动所持的态度。我们坚决地站在人民方面主持三反的人，在章的面前，成了罪人。
农工民主党第五次全国干部会议后，在各地统战部大力帮助下整顿了组织。到1951年底第六次全国干部会议时，李维汉部长就支持了一面发展、一面巩固，即巩固与发展相结合，并积极对成员进行思想改造的方针。当然，苦闷已久、跃跃欲试的章伯钧，感兴趣的不是巩固，不是思想改造，而是发展。发展就得有所布置。章伯钧吸收了两位老共产党员参加中央委员会，一则撑撑场面，再则借以迷惑统战部，而处心积虑以求之的是调黄琪翔来京，作为他的忠实伙伴。这一愿望，经过多次要求，终于实现了。再就是调伪装左派、见利勇为的李伯球来京。这样调兵遣将的结果，终于结成了章伯钧所谓的农工民主党的领导核心，结成了以章伯钧为首的章、黄、李右派阴谋集团。
在民盟，一直到去年夏季以前，章伯钧为了与罗隆基争领导，不能不利用一下左派，所以他总是以左派面貌出现的。但是疯狂的政治野心，自己的阶级利益，终于又使他不能不疏远左派，进而与罗隆基集团结为联盟了。对于民盟主席，多少年来坚决站在进步方面，得到共产党信任的沈衡老，章伯钧从来是不服气，看不在眼里的。沈老尽管因健康关系很少过问盟务，章并不因之甘心。1953年当沈老进了医院的时候，章就断言病已无望。沈老一度病危，章伯钧兴致勃勃。对盟务备极热心。后来病势好转，性命无虑，章无精打彩，像失去了灵魂一样。可是他在口头上又常说，我从来是尊重衡老的，在重要会议上我都是推他发言。这就是野心家章伯钧作人的品质。
章黄李策划整左派。说知识分子是农奴，认为社会主义世界的天要变。
在农工民主党内，章伯钧是不加掩饰地，由领导到一般干部，由中央到地方，支持着右的、落后的乃至曾有严重政治问题的分子。就连章伯钧的骨干分子王一帆也交代说：“去年章伯钧从北戴河回来后，在家里约了黄琪翔、李伯球、张云川、王一帆等吃饭，以建立集体领导为名，说要整农工民主党的左派分子。”微妙的是右派骨干交代出了这个事实，而一向以左派自居的李伯球，却竟如是其健忘。由于章伯钧对农工民主党是如此的领导，由中央到某些地方的组织内，常常是是非不明，黑白不分，甚至颠倒黑白，以非为是，以是为非。章伯钧不止一次地说：“知识分子都是共产党的农奴”。其实，共产党对知识分子是够尊重的，够信任的。我看倒是章伯钧自己才把农工民主党的成员视为供自己驱使的农奴。
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特别是匈牙利事件发生后，章伯钧认为天要变。不光苏联、东欧人民民主国家的天要变，中国的天也要变。可是从未听过章伯钧谈到资本主义世界的天要变。当然，在章伯钧看来，资本主义世界的天是永恒不变的；资本主义世界的天不仅不变，社会主义世界的天倒要变成资本主义的天。章伯钧自认为对黑格尔的哲学有研究，想必是将资本主义当作永恒的“绝对观念”或“绝对精神”，神化起来，而社会主义社会倒是短命的，还要还原到它的资本主义母亲的胎盘里去。可是历史告诉我们的正是相反，只有资本主义变为社会主义，决没有社会主义倒退到资本主义的道理！
宣扬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到处煽动造反说唯一出路是“匈牙利事件”。
“长期共存”、“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都被章伯钧加以歪曲，作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武器。我们用事实说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章伯钧却用“两院制”，“你下来，我上去”，来宣扬资本主义有活力，有优越性。全国人都在学习马列主义，实践马列主义，章伯钧则说，“马列主义不能吃，不能穿，只有干巴巴的那么几条。倒是‘论语’、‘曾国藩家书’要走起运来”。党和政府要大家学习苏联，章伯钧却仇恨苏联，说苏联根本没有文化。他对美国的原子力量，西德的生产、技术称赞不已。他甚至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说法，是浅薄无聊”。我国社会主义的民主，一天天在扩大，在发挥作用，毛主席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章伯钧却觉得没有民主。说什么“一个人如果不能独立思考，就像西郊公园里的老虎一样”。
章伯钧是个出色的、反动的政治煽动家。今年春天他视察天津新港回来车过武清灾区。在农工民主党中央的座谈会上就描绘地说，“那里离北京仅四十里，老百姓就得从先一天起，带着铺盖卷露夜排队，等候第二天的只供三天充饥的混合粮、萝卜干或一块豆饼。有时还得吃树叶。而这边呢，高楼大厦，黄油面包”。这就是章伯钧描绘的一幅天堂地狱图。最后他还提到天津码头上的工人也出了问题。去年冬，章伯钧借交通部长之名视察水道，专轮漫游长江苏杭一带。归来又在中央座谈会上说，“我到处刺目惊心的是，共产党党部都是最好的洋房，负责人出入是小汽车。我看这样下去，老百姓是会造反的”。又一次在农工党北京市委召开的座谈会上说，“在肃反中有些知识分子被斗得很厉害，我看这样下去，知识分子是会造反的”。他去看储安平时，除谈到农民、学生问题不能解决外，还说一千多万共产党员的安排问题，不是教育所能解决。看来，章伯钧是下了决心要造反的，并且装出“悲天悯人”的样子，到处进行煽动。他认为在共产党领导下工人、农民、学生、知识分子，甚至共产党内部都有问题。在天不变，即共产党领导权不变，社会主义制度不变的情况下，这些问题是得不到解决的。那么，天怎样变呢？在他看来，匈牙利事件就是榜样。可是章伯钧却忘记了匈牙利事件的最后胜利者，并不是纳吉，更不是霍尔蒂分子，还是共产党！共产党，社会主义是永远不会失败的。让疯狂的右派冒险家们碰得头破血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