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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全国工商界反右派斗争声势浩
大大小小的章乃器一个个揪了出来
新华社3日讯 新华社记者林耀、冯健综述全国工商界反右派斗争的情况说：根据全国工商联最近接到的报告，全国工商界的一个声势浩大的反右派斗争的群众运动，在各地党政部门领导下，已经在全国八大城市和二十四个省、自治区的一百多个中小城市展开了。
全国工商界的反右派斗争，是从6月12日全国工商联和民建中常会决定批判章乃器的反动言行开始的，以后逐步扩展到了全国各大、中城市以至一部分小城市。一个多月来，各地相继揭露了一批从各个方面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右派分子和右派小集团。如北京市，6月18日以来连续举行了十多次会议，揭露和批判了市工商联副主任委员刘一峰、市工商联常委阎少青、裕生祥机电厂副厂长吴金萃和民建北京市委宣传处副处长张焕尧等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行；上海市揭露的右派分子有市棉纺工业公司副经理汪君良和公私合营新现代劳英教材工艺社私方经理黄苗夫；天津市的广大工商业者，对市工商联主任委员、右派分子毕鸣岐展开了坚决的斗争，同时批判了市工商联常委、右派分子荣子正；武汉市揭露和批判了市工商联主任委员、右派分子王一鸣，这个“章家店武汉分店的经理”，在武汉工商界贩卖了章乃器的大批毒货。各地揭露出来的工商界右派分子中间，还有一些是一贯吮吸农民血汗、罪恶很多的地主分子或代表地主利益的“士绅”。如武汉市人民委员会参事室副主任、民建中央常务委员彭一湖、民建昆明市主任委员杨克成、江苏省工商联主任委员钱孙卿等，他们对人民政府的土地改革、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等政策，一贯怀有强烈的不满，这次利用帮助党整风的机会，向党展开了猖狂的进攻，有的地方还揭露出一些右派小集团，如章乃器在民建中常会内培植的小集团，贩卖资本主义的私货，打击会内进步力量和共产党员，进行了许多罪恶活动；福州市工商联主任委员刘栋业，在工商联内安插亲信，组织了所谓“核心领导小组”，把持当地工商界的领导权。此外，已经揭露出来的右派分子还有：山东省的袁熙鉴、葛兰生；河北省的高振声；四川省的李仲平、康心如；浙江省的沈九如、许祖潮；贵州省的梅岭先；湖南省的黄英士；安徽省的张善瑞、张东野；江西省的罗时炀；西安市的张士心；沈阳市的王子仁、齐心和青岛市的黄元吉等等。
各地工商界的这些败类，像蚍蜉撼大树一样，妄图摇撼共产党的领导，摇撼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他们的反共、反社会主义言行，自从1956年全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后，已经有所暴露，大鸣大放以来，他们的叫嚣和活动就更加猖狂、更加露骨，而且相互呼应、配合。
各地工商界右派分子的反共、反社会主义言行是很多的，只举出以下几个方面，就可以看出他们的恶毒了。当其他方面的右派分子提出“中共组织退出机关、学校”、“请共产党下台”等谬论时，章乃器就污蔑共产党是“大党主义”并提出了“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危险的敌人”“在工作中，更不宜强调公方和私方的界限，也不宜强调党与非党的界限”等谬论，企图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天津的毕鸣岐这时就说，“同是主人没有客，同在社会主义领域中，不要强调什么阶级关系。”王一鸣也无耻地自命为“无产阶级思想通”，紧跟着天津的董少臣，就公然要求撤退公私合营企业里的公方代表。
章乃器和工商界其他右派分子竭力丑化工人阶级，在资产阶级脸上擦粉涂脂。他们说什么“红色资产阶级”，断言“民族资产阶级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两面性已经基本上消灭了”、“资本家和工人今天在社会生产体系中的地位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发表谩骂、污蔑工人阶级的文章，阻挠广大的工商业者进一步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企图把工商业者拉回到资本主义的老路上去。他们故意把公私合营企业说得很糟，叫嚣“合营前是温暖如春，合营后是恐怖世界”。他们把定息说成“不是剥削，是不劳而获的收入”、“是工人阶级自愿付出的，不是资本家要的”，主张发行公私合营企业国有化公债，延长定息年限等。
配合着他们的荒谬言论，这些右派分子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活动也是疯狂的。早在去年5、6月，章乃器就曾借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视察”工作的机会，在上海、浙江、河北、广州等地工商界散布毒素，进行反动活动。今年5月，毕鸣岐也利用“视察”工作的时机，在天津市一部分公私合营工厂里点火放毒，公然挑拨人民政府和工商界的关系。上海的右派分子黄苗夫在章乃器的全力支持下，甚至向全国各地三次散发了油印的反动小册子。坐在民建中常会机关内部的右派分子许汉三，利用职权，擅自将右派分子吴金萃污蔑工人阶级的文章和李康年定息二十年的建议，一连印了四次，发给各地民建地方组织；许汉三还勾结北京市工商界右派分子，召开会议，为章乃器搜集情况，进行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活动。有些不法资本家这时也趁机蠢动起来，广州公私合营应和饭店私方经理冯柱等人，集体毒打工人严焯，以致严焯浑身多处受伤、昏迷多日的严重违法事件，就是在这个时期发生的。
但是，这些右派分子失算了。他们牛鬼蛇神的丑恶原形，正一个个地被剥露出来。在近两个月的反击右派的激烈斗争中，不仅广大工商业者提高了觉悟，积极地参加斗争，这些右派分子所在机关、企业的职工，曾经“视察”过的地区的人民，以及过去曾被某些右派分子压迫、剥削的农民，都愤怒地和右派分子展开了面对面的说理斗争，或者写信在报纸上揭露。十手所指，形成了“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声势。右派头子章乃器不仅在民建中常会和全国工商联受到工商界领导人物的揭露和批判，而且受到各地工商界的斥责和声讨。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四川代表小组和所有的工商界代表在发言中都对章乃器进行了无情的揭发和驳斥。
据有关方面负责人对记者说，这场反右派斗争，对于工商业者来说，实质上是1956年工商界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当时主要是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基本上改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的继续，不同的是这次主要是社会主义改造，也就是社会主义革命是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进行的。目前斗争将继续深入开展，同时还要更加广泛地在工商界中展开社会主义教育，使每一个工商业者都能从反右派斗争中得到进一步教育和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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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继续大会发言
揭露右派向解放军进攻的阴谋
钱端升承认解放后和美国特务“还有信件来往”
本报特约新华社专稿 北京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大会讨论又进行了四天，在六百余人民代表声势浩大的反击下，一些右派分子开始向人民认罪。
几天的会议中，代表们继续揭露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罪恶。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秘书长白文华指出：右派分子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解放军十分嫉妒，十分不甘心，他们公开叫嚣要取消党对军队的领导，并且以民主党派的名义鬼鬼祟祟在驻京部队里发展组织和进行活动。他们并利用“戏剧报”、“文艺报”煽动部队文艺工作者，反对军队的党和政治机关对军队文艺工作的领导，想在文艺部门打开一个向军队进攻的缺口。白文华指出：这个罪恶活动总牵线人是章伯钧、罗隆基、黄绍竑、谭惕吾、李健生等。
北京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主席、燕京神学院院务主席王梓仲，北京基督教女青年会总干事陈文渭，中华基督教会鼓楼西堂牧师殷继增三位代表的联合发言中揭露了右派分子在宗教界的阴谋活动。他们指出：章罗联盟亲信陈新桂利用北京基督教刊物“田家”大肆渲染宗教政策贯彻不好，煽动农村中的基督教徒对共产党的不满。陈新桂等右派分子还公开污蔑基督教内进步分子是筑墙的罪人。三位代表指出右派分子的目的就是妄想破坏基督教徒同全国人民爱国大团结，破坏基督徒的三自爱国运动。
国务院法制局顾问王之相、九三学社北京分社副主任劳君展在发言中指出：九三学社反右派斗争已进行了一个多月，但是基层组织里真正行动起来的很少，主要原因是社的领导层中有右派分子，严重的右倾情绪和温情主义占着优势。他们并指责了由于前一个时候社的领导方面片面强调发展组织，并准备在1957年底将全国社员发展到一万到一万五千人，因而在发展上强调数量忽视质量，使九三学社成了培育反动政治资本的土壤。
对于已经被揭发的右派分子，代表们也乘胜追击，要右派分子彻底向人民交代。在这样形势下，一些右派分子开始向人民认罪。薛愚在检讨中承认他想逐步篡夺党在药学上的领导权。承认他在一面搞学术活动，一面在搞社会活动，以增加自己资本。钱端升也承认自己是打着“学者”招牌的政治野心家，承认他的行动是接受章罗联盟的领导，承认他和披着“中国近代史学专家”外衣的美国特务费正清从1937年起就有密切联系，在解放后还有信件来往。不过他对自己反动活动还没有深刻检讨。但是还有一些右派分子仍想顽抗。一向拒绝交代反动言行、谩骂人民代表的右派分子谭惕吾，在检讨时还极不老实。她说她和林希翎的关系的错误在于“自由主义”，她竟表示要和黄绍竑“划清界限”。代表们对她拒不交代自己罪行的态度，表示极大的愤恨，在她发言时，大会主席团收到了九十张抗议她检讨的条子，要她低头认罪，不要自绝于人民。
在这几天的发言中，代表们强调今后知识分子加紧思想改造的必要性。中国戏曲研究院院长、中国京剧院院长梅兰芳说，由于过去旧社会的影响，我们戏曲界同行往往醉心于追求资产阶级的生活和个人名利，受了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的思想的侵蚀。解放以来，我们同行虽然经历过几次政治运动，但总没有更直接地深入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加以对思想改造的必要性认识不足，在政治锻炼和学习上自觉的努力还不够，往往对自己的进步估计过高，有人甚至以为自己已是“工人阶级的化身”了。实际上本身的旧思想、旧意识并没有很好地改造，因而对新社会的新制度、新生活经常感到不习惯，有的还存在严重的抵触情绪，一旦碰上政治斗争大风暴，就很容易露出马脚，摇摆不定，甚至同右派分子一拍即合，拖入泥坑。梅兰芳希望戏曲界同仁们不再因循迟缓，加紧对旧思想旧意识的改造，展开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思想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的斗争。
会议将继续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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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反右派斗争中争取了中间分子
江苏财政贸易机关的积极分子由百分之三十增至百分之七十
新华社南京3日电 江苏省省级财政贸易机关和国营公司在反右派斗争中，争取了中间分子，战斗队伍正在不断扩大。目前各部、厅、局、行、社积极分子已由斗争初期的30％左右增加到60％到70％。
反右派斗争开始时，一部分人思想有顾虑，其中有的一度被右派分子用两面派手法拉拢过去，有的在大鸣大放中讲过错话，平日和右派分子感情很好，有的对右派分子反动言行危害性认识不足；因此，他们在斗争中表现很不积极。
针对上述情况，各单位领导小组普遍作了克服温情主义的报告，并且说明错误言行和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行有本质区别，帮助他们划清同右派的界限。还通过座谈会或个别谈话，提高他们阶级觉悟。经过一系列工作，这一部分人中绝大多数消除了思想顾虑，主动检讨自己，积极投入斗争。石油公司、人民银行等单位一些原来不关心斗争的人，在认清右派分子丑恶面貌后，都积极参加战斗。
中间分子向左转，各个战场的斗争力量更加充实，右派分子越来越显得孤立，大多数右派分子已经低头认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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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章罗联盟如何篡夺光明日报
储安平开始吐露了一点事实
据新华社3日讯 由于两天来举行的新闻工作者座谈会的继续揭发，储安平对章罗联盟和他本人的反党活动开始作了某些吐露，但其整个交代仍极不老实。
据储安平交代，章伯钧对彻底篡改光明日报政治方向的人事安排，“肚子里早有文章”。在储安平到光明日报任职总编辑后，章伯钧曾准备进一步任命储安平为光明日报的副社长，由右派“理论家”陈新桂出任光明日报总编辑。在章伯钧召集“六教授会议”前夕，章伯钧和费孝通曾到光明日报与储安平聚会。那天，他们就曾谈到
“形势严重”，“学生要闹事”。章伯钧说“共产党如出动军队就给自己打了花脸”，他主张民主党派要赶快出面“帮忙”。
储安平说，他4月初去看罗隆基，罗当时就告诉储安平说，“宪法要提出修改”，并认为国家的政治制度和五年计划都有很多问题，要储在报纸上组织“专家”讨论。据会上有人提出的书面揭发，储安平当时曾请罗隆基就上述方面发表文章，罗说他“不便”写，储当即请示罗，他自己是否可以写，罗表示可以。可见章罗联盟以“党天下”的谬论作为向党进攻的一枝毒箭的阴谋，本是久有策划。
储安平交代，在他5月下旬去访问章罗联盟的首要分子钱伟长时，钱伟长曾问他毛主席关于鸣放的底究竟如何？钱还对储说不仅大知识分子中问题很多，并且工程技术界和中、小学里“意见也很多”，他建议光明日报立即组织座谈，进行放火。随后，钱伟长又亲自带领储安平去看清华大学的大字报。他还说他和钱伟长交换意见时，他准备主要攻击“宗派主义”，而钱伟长主要反对所谓“外行领导内行”，在向党猖狂进攻中分工合作。
在储安平的交代中，他还谈到彭子冈曾替储到大公报拉人，亲自给他介绍“干部”，以便帮助其实现改组光明日报的计划。在储安平的“党天下”的谬论发表后，彭子冈曾两次给储安平打电话，说浦熙修正在四处找人为他“声援”，并且告诉他，费孝通对他的问题表示了意见，说是“路滑难行”。
储安平虽然在今天的会上交代了某些事实，但他的整个交代仍然是避重就轻，吞吞吐吐，避免直接谈到章罗联盟的反党政治阴谋。
人民日报高集、光明日报于友和大公报王芸生等人，在发言中以大量事实揭露了储安平交代中的不老实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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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站稳立场反帝爱国
中国天主教友爱国会委员会举行会议
新华社3日讯 中国天主教友爱国会委员会今天举行第一次会议。委员们在会上一致表示，今后决不辜负全国三百多万天主教友的期望，站稳中国人民立场，带领全国神长教友更深入地开展反帝爱国运动。
会上提出，对于天主教内右派分子的错误言行，要决心进行揭发和批判，通过说理辩论，分清是非，扫除爱国爱教道路上的一切障碍。这样，才能使全国神长教友更加团结一致，共同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祖国和办好教会而努力。
会上选出了中国天主教友爱国会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副秘书长和常务委员。
辽宁沈阳总主教区总主教皮漱石当选为中国天主教友爱国会主席；杨士达（上海天主教友爱国会副主任）、李伯渔（陕西盩厔教区主教）、李维光（江苏南京教区代理主教）、王文成（四川南充教区主教）、赵振声（河北献县教区主教）、董文隆（山东济南教区代理主教）、李德培（天津教区神甫）和曹道生（山西太原天主教友爱国会副主任）等当选为副主席。李君武（北京教区副主教）、易宣化（湖北襄阳教区主教）、杨高坚（湖南常德教区代理主教）和汤履道（上海天主教友爱国会副主任），分别当选为秘书长、副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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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妄图煽动工人破坏包钢建设
张云伯受到职工迎头痛击
新华社包头3日电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张云伯企图煽动职工离开包头，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阴谋，已经被包头上下水道工程公司职工揭发出来。
张云伯是包头上下水道工程公司工程师。他平时高高在上不接近工人，在中国共产党开始整风以后，他突然接近起群众来了。他到工地、科室和炊事房等单位，在支援包头的外地职工中间进行煽动，说包头有十怕：“风沙大、气候不好、物价高、交通不便、医疗不好、死孩子、找保姆难、商店服务员态度坏”等，他假惺惺地对一些初到包头的职工家属说：“小孩子要来包头就得早死两年”。在单身职工中间则煽动说：“你离开家庭这么远，谁无父母妻子，领导上太无人情了。”
张云伯还从人事制度、劳动定额、工资制度等方面，向共产党进行恶毒污蔑。他装成“伸张正义，替别人伸冤诉苦”的样子，对一部分不安心工作的职工说：“现在的人事制度比劳动改造好不了多少，我们是被无形的绳子捆在这里。”他还到工人中间去散布歪曲社会主义工资制度的谣言，他说，“咱们年纪大了，以后就要在按劳取酬的帽子下下降工资，从个人利益看，现在没有多大希望。”“国家年年提高劳动定额，实质上是增强劳动强度，和资本主义的实质没有区别。”他还用许多恶毒的话，挑拨职工同企业领导的关系，并且狂妄地宣称“公司在十月份就要垮了”。
这个对新社会充满仇恨的右派分子企图煽动职工离开社会主义建设队伍，破坏国家在包头建设钢铁工业基地的阴谋，激起了广大职工的义愤。在公司召开的声讨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张云伯的大会上，许多工人、干部，纷纷揭露了他的反动言行，并且用各种强有力的具体事实，回击了他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污蔑。
（新华社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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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制定行动纲领 阴谋篡夺领导
广西文艺界揭露一个反党集团
新华社南宁3日电 广西省文艺界揭露出一个有行动纲领的反共产党反社会主义集团。
据参加这个联盟的右派分子陈宪章在省文化艺术界连日举行的反右派斗争会上交代，这个集团阴谋夺取党对文艺界的领导，攻击中共广西省委，攻击省委的机关报——广西日报。这个集团以民主促进会广西省筹备委员会为掩护，以民主促进会的成员胡明树（省文联副主席）、刘牧、秦黛、陈宪章为核心，并且联合了广西师范学院语文系主任林焕平、桂林市文联副主任李文钊等人进行反党活动。
几年来，这个集团的活动都是围绕着反对省文化局党组进行的。今年5月，广西省宣传会议召开以前，这个集团确定了向党进攻的行动纲领是：一、通过反对文化局副局长秦似，向文化局党组进攻；二、反广西日报，认为广西日报是广西舆论界的阵地，把这个阵地拿下来他们才好开展工作，并认为要反对广西省委必须先打下它的机关报；三、反对中共广西省委，但这种活动进行得很隐蔽。他们处处散布谬论说：广西“鸣”“放”不起来的原因是因为有两个盖子。一是舆论盖子，这就是广西日报；一是领导盖子，就是中共广西省委。为了向共产党进攻，他们还串通了共产党内右派分子、省人民出版社编辑主任王成作内应，从他那里得到不少共产党内部的材料。宣传会议期间，这个反党集团以民主促进会广西省筹委会名义召开过一次座谈会，这次座谈会实际变成反共产党誓师大会。会后，他们向广西日报猖狂进攻。借口广西日报总编辑姚天纵压制“鸣”“放”，联名向会外发出了宣言式的控告信。右派分子李文钊亲自给别人写向共产党进攻的发言稿。
参加这个集团的右派分子胡明树还亲自走访过上海文汇报，在北京、杭州等地收集材料，写了许多反动文章，并酝酿办同人报和同人杂志，以图扩大反党反社会主义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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撕破“改进报纸”的假面具
孙北的反党阴谋破产
新华社沈阳3日电 从7月中旬以来，沈阳日报编辑部全体人员连日集会，揭露文艺组组长、共产党员孙北企图把沈阳日报拉向资产阶级方向的阴谋活动。
在大鸣大放期间，孙北打着“改进报纸”的旗号，拉拢报社内部的一帮“老报人”，制定了一个所谓“改进方案”，提出“坚决打破过去按‘总路线’为顺序的排版方法”，取消按报道计划进行采访的方法，使报道工作脱离党的中心工作，提倡有闻必录的纯客观报道。这个“方案”中还强调“副刊”的独立性，报社的独立性，反对市委对报纸的“过分干涉”。这个“方案”实际上取消了总编辑对报纸的全面领导权，规定总编辑只担任一版编辑室主编，大部分共产党员干部，都被安排在“方案”中规定没有处理稿件权力的采访部。
孙北一贯反对党的文艺方针，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过时了，诋毁毛主席的讲话忽视了民族文艺方向。孙北对沈阳日报从6月开始刊登的反对右派言论的文章极为不满，并挺身而出质问领导，说这是向鸣放伸出的一个拳头。孙北并在社内煽风点火，制造矛盾。他公开煽动记者说：“一个记者要没有唯恐天下不乱的精神，就不能当个好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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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新闻出版界
一批右派分子现原形
据新华社南昌3日电 江西省级新闻出版界揭露一批右派分子。
这些右派分子的共同特点是猖狂地反对共产党对新闻出版事业的领导。如右派分子戚志信（江西日报文教组编辑），竟要求检查一年来在江西日报上刊登的中共江西省委负责同志写的文章和报告，辱骂这些重要的文章和报告“像大地主”，“霸卡”了报纸篇幅。他还捏造事实，说由于省委对报纸“干涉过多”，因而妨碍了编辑人员的独立思考和创造性的发挥，还叫嚣要“扩大编辑权力”，“如果总编辑不同意，编辑也有权把稿件登在报纸上”。江西人民广播电台农村组副组长曹涤尘和宣传组的编辑金弋等人，还积极酝酿要筹办一张不要共产党领导、不许共产党员参加的“同人报纸”。曹还直接提出要取消共产党对人民广播电台的领导，他认为：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人民广播电台的工作不会比现在糟。江西人民出版社的右派分子张理、孙德卿还公然要取消中共江西省委，说什么再过十年，在中共江西省委工作的人都会变成官僚主义者。孙德卿也主张实行“主编制”，来达到取消共产党对出版事业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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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文艺界反右派斗争的第一声
里扬雷山是两个毒草“作家”
本报沈阳3日电 辽宁省文联及“春雷”编辑部，最近初步揭发了里扬、雷山等人的右派言行。这是沉寂的沈阳文艺界开始反右派斗争的第一声。
里扬是小说“归来”的作者（署名采石），发表于7月号的“春雷”杂志上。在这篇小说里，里扬明目张胆地为历次运动中死有余辜的坏蛋“招魂”。她煞费心机地捏造了两个所谓蜕化变质的“党员干部”，在“三反”运动中互相勾结，在上无领导，下无群众的情况下，任所欲为，陷害无辜的好人。最后，还搬出一具所谓被害者的鲜血淋淋的尸体，用以污蔑党所领导的三反运动。
这颗向党射击的恶毒的炮弹，受到了“春雷”编辑部小说组组长雷山的全力支持。雷山一连两三天和她共同泡制“归来”这颗毒草，并自告奋勇赶写了一篇捧场文章。在编辑部讨论7月号的作品时，雷山极力主张把“归来”放在头条，虽然遭到大家反对，他还面红耳赤地力争。雷山还瞒着大家擅自将反右派的“鼓风炉”（杂文专栏）头条栏目移后，将小说“归来”放在首篇；发稿时并把“归来”的标题制了铅版，并添了两幅插图。由此可知，雷山不但兼任了这颗恶毒的炮弹的制造者，而且还是一名“勇敢”的射手。
激烈的反右派斗争正在沈阳各个战线展开，唯有这里的文艺界还是风平浪静。“春雷”发现的情况并不是唯一无二的，沈阳另一个文艺刊物“芒种”就有更严重的问题，但至今还没有反右派斗争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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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准右派分子篡夺人民电台的领导
鲁莽陈锐“组阁”活动垮台
本报特约新华社哈尔滨讯 黑龙江和哈尔滨人民广播电台最近向右派分子鲁莽、陈锐展开了斗争。
鲁莽是共产党员，现任黑龙江广播电台文艺部副部长。陈锐是共青团员，哈尔滨市广播电台政教组副组长。他们坚持资产阶级的新闻观点，进行小集团活动，企图篡夺党对省、市电台的领导权。当鲁、陈同时在市电台担任领导工作期间，一度篡改了市台的政治方向。
鲁莽和陈锐还提出“要无情的揭露”的口号，煽动群众向党进攻。如去年正当哈尔滨市电车、汽车拥挤，乘客和乘务员发生一些纠纷时，陈锐就在广播中组织了汽车乘务员向社会诉苦，企图以此来煽动群众对共产党不满。
鲁莽和陈锐十分仇视新社会，他们曾决定要在今年下半年办一个杂文、小品文的专题广播节目，定名为“包公私访”，专门揭发所谓“黑暗面”。鲁莽、陈锐还计划在繁华的街头设立一些听众接待室，在接待室设置隐蔽的录音机，以便把某些来访者的“激愤的语言记录下来广播出去”。
在大鸣大放期间，鲁莽、陈锐认为时机已到，凡是右派分子的言论他们都主张全文照播，并且在采访中对右派言论有闻必录，坚持发表。
右派分子鲁莽、陈锐在广播电台贯彻资产阶级方向的同时，还采取各种办法阴谋窃取领导权。他们在鸣放中一面向省委领导进行攻击，一面在暗地里进行所谓“组阁”活动，对电台的领导干部安排，也拟定了名单，准备让大家签名，然后再要省委照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