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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批判资本主义思想 提高社会主义觉悟
雄火社农民积极卖余粮
本报讯 山西省洪赵县雄火农业社经过对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讨论和批判粮食工作上的资本主义思想，广大社员政治思想觉悟大大提高，积极出卖余粮，支援国家建设。麦子丰收思想歉收
这个社自1952年建社以来，小麦连年获得增产。今年的七百二十八亩水地小麦，每亩平均产量达到五百斤以上，比以往任何一年产量都高。
但今年在田间评产、制订预分方案时，不少干部不愿意据实估计产量，甚至支部书记也说，今年小麦每亩顶多只能收四百五十斤。一句话，许多人都想隐瞒产量，少交公粮，少卖余粮。当乡里召开评比会议的时候，前往参加会议的党支部书记、社副主任就把总产量少报了三万斤。
在给社员分粮的时候，有些干部使用许多手法，尽量让社员多分麦子。有的在用斗量麦的时候，用力在斗里插一两下，这样每斗可多分八、九到十一、二两。有的用秤秤麦，称平了又把秤驮往里移，每秤多分四两。全社分麦就多分了一万四千斤。
对于交公粮和卖余粮，有些人表现很不好。管理委员会召开会议，驻社干部提议除留足公粮以外，还要留下八万斤余粮，然后再给社员分。经再三研究，才决定留足公粮，但还是不同意留余粮。统购统销好不好全体社员来讨论
有些社员对交公粮不积极，又不愿多卖余粮，是只顾自己，忘了国家。值得注意的是，统购统销以来，粮食投机并未完全消灭，这对社员引诱很厉害。一部分富裕户囤积粮食的思想抬头了。今年在制订增产计划的时候，片面地宣传，而对支援国家谈的却很少。放松了政治思想教育，这也是社员不肯多卖余粮的原因。同时，批判了那种想做粮食投机买卖的资本主义思想。
针对上述思想情况，先后召集党、团员积极分子会议、全体社员大会。会上表扬了在合作化、统购统销和麦收交粮中的模范社员和干部，讲解了发展生产的政治目的。强调指出，发展生产不单是为了改善自己生活，还要积极地支援国家建设。说明没有国家的援助，不能进一步增产的道理。在分配中，必须兼顾国家利益和社员个人利益，那种只顾个人利益不顾国家利益的倾向，是片面的错误的，归根到底对农民也是不利的。国家支援农民农民支援国家
经过讲解以后，以生产队为单位讨论下列问题：合作化以后社员的实际生活是提高了还是降低了？统购统销好不好？生产的目的是什么？只顾个人不顾国家对不对？怎样把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正确地结合起来？在讨论中，大家算了几笔账：（1）过去全村有八十九户借粮食债的，当时的利息是麦前吃一斗秋粮，麦后还一斗麦；秋前吃一斗麦，秋后还三斗秋粮。劳苦一年不够还债。现在呢？不仅没有一户借粮的，而且是生活年年提高。（2）算一算富裕户是否减少收入？老中农张青顺过去收入十石，除公粮和肥料投资外，留五、六石粮食。去年除分了三千斤粮，还分了一百多元现款。这样算了十一户，只有两户减少了剥削收入，而劳动收入都有增加。（3）今年春季开始的时候，麦苗长得不好，国家贷了四万多斤化学肥料，每亩追了四十斤，小麦才长得这样好。贷了两万多元买了一架抽水机，明年全社全部耕地都能变成水地。这样一算，大家认识到：咱们社要不是国家支援，怎末也不能这样年年增产。
在讨论到国家支援农业社的时候，许多人提出社对国家应该如何支援？有人还认为卖余粮不要超过增产部分的40％，还是不想多卖。于是进一步讨论了留下那么多的粮食的用途，让吃吧，每人去年吃到四百五十七斤，已足够吃了，现在还有60％左右户有余粮。让换菜、换肉吃吧，从现在的生活水平来说，未免太不节约。走黑市贩卖粮食吧，是违法的，资本主义老路走不得。最后，大家都说，今年咱这里丰收，咱们够吃够用，其它地方收成不好，国家有困难，那就应该多卖给国家。多卖余粮才是光荣的爱国行动。早交公粮多卖余粮
经过几天的反复讨论，开了社员大会，作出决议：（1）早交公粮、交好粮；（2）根据社里今年丰收的情况，晒干扬净，多卖余粮，按照国家规定的留粮标准留粮。
最后，党支部决定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当前以总结粮食统购统销解决个人与国家关系问题为中心，集中对社员进行一个月的宣传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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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江宁农民不受地主富农蛊惑
扫除夏粮统购的障碍
本报南京讯 再一次广泛深入地向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江宁县农村已全面开展。目前江宁农村资本主义的歪风已“乌云消散”，正气上升，粮食征购工作正在顺利开展，节约风尚开始发扬，争取秋熟丰收的信心大大增强。
自从城市右派分子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小台风”吹到江宁农村之后，不少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趁机造谣破坏，打击干部，拉拢落后群众，企图把合作社搞垮，把统购统销政策推翻。前进社地主方永发向群众说：“我是地主，没得吃活该，你们贫雇农没得吃可以到社里去扒。”湖熟镇国民党员吴世成故意到干部食堂恶水缸里掏掏团饭，满街跑叫诬蔑干部浪费粮食饿死农民。地主、富农分子还造谣说：“合作社不好，统购统销饿死人，生活没有改善。在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的反动言行的煽动下，少数对合作社有抵触情绪的农民也叫不好了，趁机攻击合作社，想退社单干。
中共江宁县委在7月13至17日召开了三级干部会议，通过两条道路学习，分析农村形势，揭发了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的阴谋活动。决定开展一个广泛深入的社会主义宣传教育运动，以此为动力，推动当前秋季生产，完成夏季征购任务。会后，各乡以乡为单位，以三天时间，集中训练了全县党员和生产队长以上干部近万人。这批宣传骨干团结农村教师、学生以生产队为单位已普遍分别开完了生产积极分子、共青团员、贫农、中农会议，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有的还召集了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训话。
干部和社员的社会主义觉悟提高以后，他们都提出以搞好生产，完成夏购任务，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回答坏分子的进攻。东山镇东山社干部群众原来只肯出售一万斤粮食，进行两条道路的社会主义教育以后，就出售了九万五千斤麦子，超额完成了夏购任务，全社四十八个生产队订好了秋熟超产计划，九百六十七户社员户户都订好了勤俭持家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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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堵住粮食征购工作的漏洞
不能把单干户撇在一边
江西省寻乌县南桥乡有单干农民四十六户。占总农户2.85％，实行“三定”政策时，确定他们的公粮任务是一万零四百五十九斤，占全乡总任务的2.5％。购粮任务二万二千一百一十四斤，占全乡总任务的3％。去年实际完成公粮九千八百七十一斤，有十户没有完成任务。完成购粮一万一千五百九十一斤，有二十九户没有完成任务。
为什么粮食征购任务完成的这样差呢？主要原因是由于放松了对他们的领导与管理，单干户就采取“能拖就拖，能欠就欠”的态度，拖过去了。
有人认为“单干户很少，影响不大”，这对不对呢？事实的回答是：不对。因为单干户的任务未完成，同样会影响全乡任务的全面完成；由于单干户未完成任务，留粮多，他们就进行投机倒把，从而影响了市场秩序；同时，这种情况也会引起部分社员的不满，甚至影响了一些人（主要是过去的余粮户——富裕户）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因此，单干户粮食征购数量虽不多，但是，它反映着两条道路的斗争问题，特别是资本主义思想残余和社会主义思想的斗争问题。
南桥乡接受去年的经验教训，在今年夏季，对单干户加强了领导和管理：（1）召开单干户会议，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工农联盟教育，宣传征购政策。同时，布置今年全年和夏季的征购任务，号召他们自觉地按时按质如数完成任务。（2）由基层政权组织对他们加强领导和管理，督促他们按时完成任务。征粮和购粮由其自己负责缴库，不采用农业社包干办法。（3）对他们应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加强思想教育，不断提高他们的社会主义思想觉悟；同时对他们中有实际困难的也应分别不同情况帮助解决。但是对个别搞投机倒把的应采取必要的限制或依法处理。对去年征购任务完成情况也进行了全面的清理工作。刘旭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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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社论
为什么要实行劳动教养
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已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公布。这个决定是安置和改造各种坏分子，维护国家法纪，进一步巩固社会主义秩序的一项重要措施。
在我们的国家里，社会主义事业正在蓬勃地发展，人民群众的劳动热情空前高涨，社会主义新的道德风尚，得到了高度的发扬，社会秩序出现了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安定局面。这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极大优越性。但是，我们还没有把所有的坏人都改造好，没有来得及把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都扫除尽净。在国内，除了那些残留的、数量已经比过去少得多的应该依法判刑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以外，还有一些坏人。他们不务正业，有流氓、盗窃、诈骗等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并且屡教不改。他们是社会的渣滓，他们浸透了剥削阶级不劳而食的恶习，为非作歹，破坏社会秩序，调戏妇女，诈骗钱财，侵犯人民利益。他们有些是有轻微罪行、可不追究刑事责任的反革命分子和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分子。他们也有些是具有劳动能力，但又长期拒绝劳动或者破坏纪律、妨害公共秩序，受到开除处分的坏分子。还有一种是不服从国家的工作分配，不服从就业转业的安置，不接受从事劳动生产的劝导，而又不断无理取闹，妨害公务，屡教不改的坏分子。对于上述几类坏分子，必须实行劳动教养，才有可能予以改造，才能维护国家的法纪，才能巩固社会主义的秩序。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
但是，右派分子为了破坏社会主义的法制，却极力反对我们的政府对于这些坏分子的取缔。右派分子谭惕吾曾经在民革中央座谈会上举了石油工业部的坏分子王裕丰的事件，来攻击我们的司法工作。实际上，王裕丰在解放前是一个伪职员，解放后留用在抚顺矿务局工作，1951年调来北京石油总局，1952年评为二级技术员，1953年又提为一级技术员。他本来不懂技术而待遇很高，理应努力工作，但是他却消极怠工，说政府把他大材小用了。到了1956年8月，他就干脆不上班，带了老婆、孩子，跑遍昆明、成都、重庆、汉口等城市，到处招摇撞骗，骗吃强住，并且大骂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石油工业部对于这样品质恶劣的坏分子不得不宣布开除。王裕丰到处碰壁以后，又回到北京，同石油工业部无理取闹，纠缠了好几个月。今年2月15日晚上九点多钟，他竟闯进石油工业部部长李聚奎宿舍院内，指名骂人，砸东西，并企图打人，一直闹到半夜一点多钟，百般劝说无效，最后北京市东单公安分局不得不把他扣留起来。问问谭惕吾：难道社会主义法制要保护像王裕丰这样的坏人，人民政府对这样的坏人就不应该加以约束和惩处，而应该让他任意捣乱任意破坏下去么？
我们决不要以为前面所说的那些流氓、阿飞、盗窃、诈骗分子、反革命分子、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分子及其他各种坏分子，仅仅在社会上有，其实在我们的机关、团体和企业、学校内部也有；他们不仅在城市里有，在农村中同样也有。这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消极因素，我们还不可能在短期内把这些人改造好。这些人虽然是极少数，但是他们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破坏作用，却是值得严重注意的。
对于这些不劳动，不工作，到处起破坏作用的人，人民政府如果放任不管，不加以适当的处理，这种恶劣倾向就会继续蔓延发展，这种坏分子还可能增多起来，社会秩序就会无法维持，社会主义的道德风尚就会被他们败坏，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就会受到严重的影响。而且他们又往往会变成反革命分子利用的对象。
事实证明，对于这些坏分子，一般地用说服教育的办法是无效的；采取简单的惩罚办法也不行；在机关、团体、企业内部也决不能继续留用；让他们另行就业又没有人愿意收留他们。因此，对于这些人，就需要有一个既能改造他们，又能保障其生活出路的妥善办法。根据人民政府长期的研究和考虑，把他们收容起来，实行劳动教养，就是最适当的也是最好的办法。
这个办法用通俗的语言来说，就是国家把那些坏分子收容起来，加以安排，给他们适当的劳动条件，例如由国家投资举办一些农场和工厂，组织他们生产，甚至强制他们生产，用这样一种办法来使他们有饭吃。这样说来，劳动教养既是通过他们自己的劳动来养活他们自己；同时也是通过劳动来改造他们自己。这正表现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对于这些人的生活、劳动、前途的关怀和负责精神。国家对他们的处理和安排，也正是为了保障绝大多数劳动人民的自由幸福生活和社会主义秩序不受破坏。
劳动教养的办法体现了不劳动不得食的社会主义原则。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劳动是一切有劳动能力的公民的光荣的事情。同时，遵守劳动纪律，遵守公共秩序，尊重社会公德，这是每个公民的义务，这都已写入我国的宪法。像这样一些有劳动能力而不劳动的人，破坏纪律秩序，败坏社会公德的人，他们是既破坏了社会主义原则，又违反了我国的宪法。这是人民所不允许的。
但是，应当指出：劳动教养同劳动改造罪犯是有区别的，它同救济鳏寡孤独的教养院也不相同。劳动教养的管理机关必须制定一套带有强制性的行政制度和纪律，不能允许被劳动教养的人破坏这些制度和纪律。例如不准他们随便离开农场和工厂而自由行动，不准破坏公共秩序，不准破坏生产，否则就要受到处分，情节严重的还要受到法律制裁。但是，在劳动生产中，对他们同样实行按劳动成果给工资报酬的原则，具体地说就是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他们的工资，除了有的需要酌量扣出一部分作为其家属赡养费和本人安家立业的储备金以外，其余部分他们有自由处理的权利。国家提供了这样一些条件，实行了这种办法，就使我们能够把坏人改造成为好人，能够把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
需要劳动教养的人，只限于决定中所列举的那些人。决定中规定了应该受到劳动教养的人的具体条件和审查批准的权限，这样就保证了这项办法的正确执行，避免在工作中可能发生的偏差。同时，在劳动教养期间，凡是表现良好的，有条件另行就业的，或者原送请劳动教养的单位、家长、监护人请求领回自行负责管教的，劳动教养机关都可以酌情批准。这些规定，既表现了政府处置坏人、维护国家纪律、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的决心，又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改造坏人的宽大政策和仁至义尽的精神。
劳动教养的决定，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就具有立法性质。这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和法制建设中的又一创举，是贯彻宪法第一百条的一个具体措施。右派分子攻击我们实行劳动教养违反宪法，这是最露骨的一种恶意攻击。劳动教养办法具有改造社会的重要意义和长远的目的，它不仅适用于目前，而且适用于整个过渡时期。就是在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成功以后，如果还有这种坏人存在，劳动教养的办法仍然有它的实际意义。因为坏人只有通过劳动才能够彻底加以改造。不管帝国主义和台湾蒋介石集团对此进行什么造谣和污蔑，都是不值得我们去理睬的，因为他们攻击污蔑我们的事情，往往正是我们办得很对、办得很好的事情。希望各级党委和政府认真地贯彻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在实践中不断地创造经验，改进工作，使这一项工作获得预期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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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
（1957年8月1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十八次会议批准）
国务院命令
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业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于1957年8月1日第七十八次会议批准，现在予以公布。
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1957年8月3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百条的规定，为了把游手好闲、违反法纪、不务正业的有劳动力的人，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新人；为了进一步维护公共秩序，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对于劳动教养问题，作如下决定：
一、对于下列几种人应当加以收容实行劳动教养：
（1）不务正业，有流氓行为或者有盗窃、诈骗等行为，不追究刑事责任的违反治安管理、屡教不改的；
（2）罪行轻微，不追究刑事责任的反革命分子、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分子，受到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等单位的开除处分，无生活出路的；
（3）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等单位内，有劳动力，但长期拒绝劳动或者破坏纪律、妨害公共秩序，受到开除处分，无生活出路的；
（4）不服从工作的分配和就业转业的安置，或者不接受从事劳动生产的劝导，不断地无理取闹、妨害公务、屡教不改的。
二、劳动教养，是对于被劳动教养的人实行强制性教育改造的一种措施，也是对他们安置就业的一种办法。
对于被劳动教养的人，应当按照其劳动成果发给适当的工资；并且可以酌量扣出其一部分工资，作为其家属赡养费或者本人安家立业的储备金。
被劳动教养的人，在劳动教养期间，必须遵守劳动教养机关规定的纪律，违反纪律的，应当受到行政处分，违法犯罪的，应当依法处理。
在教育管理方面，应当采用劳动生产和政治教育相结合的方针，并且规定他们必须遵守的纪律和制度，帮助他们建立爱国守法和劳动光荣的观念，学习劳动生产的技术，养成爱好劳动的习惯，使他们成为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三、需要实行劳动教养的人，由民政、公安部门，所在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等单位，或者家长、监护人提出申请，经省、直辖市、自治区人民委员会或者它们委托的机关批准。
四、被劳动教养的人，在劳动教养期间，表现良好而有就业条件的，经劳动教养机关批准，可以另行就业；原送请劳动教养的单位、家长、监护人请求领回自行负责管教的，劳动教养机关也可以酌情批准。
五、劳动教养机关，在省、自治区、直辖市一级建立，或者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委员会批准建立。劳动教养机关的工作，由民政、公安部门共同负责领导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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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不许做粮食投机买卖！
宁乡套购粮食的罪犯已依法判刑
新华社长沙2日电 湖南省宁乡县最近破获了一个做粮食投机买卖的罪犯集团。县人民法院已依法将这个集团的主犯成秋华判处六年有期徒刑，其他罪犯谭新华、谭文富、龙春泉等也按情节轻重分别判处五年或四年有期徒刑。
这些罪犯在今年青黄不接的春夏荒时期，利用有些地方部分困难户缺粮的机会，采取涂改、拆换和买卖购粮证的办法，向国家粮食部门套购粮食，以黑市高价转卖给缺粮户进行剥削，破坏国家粮食市场的稳定。罪犯成秋华等四人都是宁乡县石家湾乡的富裕户，他们以驾船为掩护，先后在湘阴县临资口等地以每百斤大米十到十一元的价格，套购了大米二万三千多斤，随即运往望城县的九龙庙、蛇家滩等地河岸上，以每百斤十五到十六元的黑市高价出售，获得暴利六百多元。宁乡县有关部门根据群众检举对他们的犯罪活动进行了侦查，在获得确凿罪证后依法将他们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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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戏剧界不要右派作家 电影界不要右派导演吴祖光
本报讯 首都戏剧和电影界人士，8月2日在中国戏剧家协会和中国电影工作者联谊会联合召开的座谈会上，继续揭发和批判剧作家、电影导演吴祖光的右派言行。在吴祖光的笔下：
新社会竟是“杀气腾腾”
旧社会却是“生气勃勃”
吴祖光在5月31日全国文联第二次整风座谈会上的发言中，（见戏剧报第十四期）和剧本月刊8月号的“谈后台”文中，不只是对党所领导的文艺事业，还对党和国家的各项建设事业的巨大成就，都加以否定，并进行恶毒的攻击。他说：“我活到四十岁了，从没看到像这几年这样乱过。”他举出“过去从来没有像这样‘是非不分’‘职责不清’，年轻的领导年老的，外行领导内行，无能领导有能，最有群众基础的党脱离了群众”。作为“乱”的证据，恶毒地说党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是为了平乱”。他污蔑党“鼓励不劳而食，鼓励懒惰，”说“这就是组织制度的恶果”。他更进一步地谩骂“组织制度是愚蠢的”，要党“趁早别领导艺术工作。”他还歪曲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和肃反运动的巨大意义；说什么“肃反这种斗争方式，即使在专制时代，也都是罪恶的。”在“谈后台”一文中，他把新社会的后台说成是“杀气腾腾”，“有‘大战一触即发’的光景”；而把旧社会工作条件恶劣，宪警特务横行的后台却描写为“那里的生活是那样生气勃勃，那样色彩丰富。”吴祖光甚至毁谤今天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和他“在1943年所提到的‘多礼的社会’（即蒋介石统治的社会）还有这么多相似的地方，甚至于在戏剧里也难得看到‘真话’”。
在座谈会上，中国电影工作者联谊会主席蔡楚生指出吴祖光的右派言论，在艺术界的影响是相当广泛的，如果我们和这种言行和平共处，将会把我们的事业带上资本主义复辟的悲惨道路。他要求到会的人，从各方面来对吴祖光加以无情的驳斥和揭发，划清政治界限、思想界限，斗争到底。田汉解剖吴祖光
有点像厌恶进步的“别里科夫”
但他是向党进攻的“别里科夫”
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田汉在简单地介绍了前一阶段对吴祖光错误思想批判的经过，和党对他的仁至义尽的帮助后，揭发了吴祖光可耻的两面派手法。他说：吴祖光一面假装诚恳，找许多人谈话，并写检讨企图蒙混过关；而在背后却继续发表谬论，甚至想对帮助他改正错误的人进行报复。田汉在分析吴祖光反党反社会主义思想发展的径路后说，有人说他像契诃夫写的“装在套子里的人”别里科夫那样，厌恶进步，厌恶新鲜事物，在晴天穿雨鞋，向后看不向前看。田汉说他虽有点像别里科夫，他却不是那样消极的人物，而是向新社会，向领导社会前进的党恶毒进攻的“积极分子”。田汉批驳了吴祖光在文联座谈会，在戏剧报、剧本月刊等投出的明枪之外，还揭发了发表吴祖光在去年年底和今年2月间的文汇报上射出的两枝冷箭。即在“为一位好心的老太太叫屈”中，吴祖光攻击新社会不近人情，以至说“解放是无情的代名词”，又在“将军失手掉了枪”中，吴祖光攻击今天新观众对“失手掉了枪”的戏校学生的宽容。说：“我们的工作实在应该好好地干了。当人们发觉溺爱是罪恶的时候他们会把不称职的演员捅下台来的。”所谓不称职的演员，据吴祖光自己说就是指共产党人。
最后田汉主张对吴祖光不能再溺爱了。他已经成为和人民敌对的人了，应该让他彻底交代。几位老戏剧家具体论证：
我国戏剧事业获得了国际声誉
不容吴祖光把它说得一团漆黑
老戏剧家欧阳予倩、曹禺、阳翰笙、陈白尘、陈其通等以具体的论证严厉驳斥了吴祖光对党的文艺事业、组织制度、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和肃反运动所进行的污蔑。欧阳予倩首先举出文学、戏剧、美术、电影方面的领导同志驳斥了吴祖光外行领导内行的谰言。他又说，党领导的戏剧事业的优异成就，已获得许多国际上著名戏剧家一致的称赞。他说他在戏剧界过了几十年，而解放后这几年来的成就却是他过去可望而不可及的。吴祖光把党的事业说得一团漆黑，甚至说得比国民党还坏，不能不使人无比愤怒。欧阳山尊举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后台具体情况，并不像吴祖光所形容的“杀气腾腾”，而是一个使演员有良好的艺术创造条件，同时和观众有密切联系的后台。为了让吴祖光能够随时去后台，剧院还给过他一枚出入证。可是，吴祖光却昧良心说假话。中国戏曲学校校长晏甬也用他们学校的实际例子，有力地粉碎了吴祖光说新社会没有培养出人才的谬论。吴祖光的文学史观：
将来的中国文学史应该把现在
叫做公式化概念化的文学时代
座谈会上，汪明、吕恩、方琯德等用具体的事实揭穿了吴祖光多年来，以及整风运动以来丑恶的两面派活动。曾是吴祖光的“小集团”成员之一的汪明揭发吴祖光的家里是一个流言蜚语聚散地。汪明说，吴祖光看不惯新社会的一切制度和新事物，反对历次政治运动，他说“运动最伤人心，只能使人见面哈哈哈，什么真话也不敢说”。当汪明在肃反中受到组织审查做了结论，对吴祖光说明他感激共产党的心情时，吴祖光却说，“好呵，你该说感谢你们，请你们再整我们一次，让你过过瘾”。吴祖光说，“新社会一个人作了事有成绩，总要虚伪地说‘党领导的好’，生活本身就是公式化、概念化的，难怪作品也公式化概念化”。他认为将来的中国文学史应把现在叫作“公式化概念化文学时代”。
文化部刘芝明副部长要求戏剧电影界人人参加这个斗争。进一步揭发和批判吴祖光的言行，彻底打垮右派分子。击破他们的各种各色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