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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方久旱地区大部下雨
受旱秋苗可有转机 防旱保苗不可松懈
本报讯 久旱的山西、陕西、内蒙古、甘肃、山东等省的大部地区或部分地区从8月24日以后陆续下雨，雨大的地区已解除干旱的威胁，部分地区仍有旱象。山西忻县、雁北两专区8月26日开始降雨，降雨范围在27日至28日延及山西中部。忻县、雁北两专区雨量较大，一般在五十毫米以上，已基本下透；中部地区一般降雨十毫米左右。
陕西延安以北地区8月24日至26日下了两次雨，榆林、绥德、延安降雨三十毫米，神木、横山降雨三十八毫米到五十五毫米。延安以南的地区虽然也下了雨，但是雨量很小。
内蒙古西部地区从8月24日起下了三天雨。呼和浩特、平地泉行政区一带下雨最大，雨量有五、六十毫米，伊克昭盟有三、四十毫米，巴彦淖尔盟、乌兰察布盟也有十—二十毫米的雨量。
甘肃大部地区从8月24日至26日下雨。兰州地区降雨四十一毫米，中部干旱地区的靖远、永登、会宁、榆中、盐池等地降雨十五到十八毫米，临夏二十八毫米，张掖专区的一些县也都程度不同的下了雨。
山东黄河以北地区8月24日下雨，黄河以南的部分地区26日—28日也随着降雨。德州、惠民两专区和泰安一带雨量较大，山东半岛、鲁中南等地降雨量一般在二十五毫米左右。
上述这些省的大部地区自7月以来就没有下过透雨，有的地区就是小雨也没有见过。这些地区的秋苗虽然经过当地的政府、党委和农民群众的抗旱抢救，但是大部秋苗因旱生长不好，部分秋苗陷于垂危。这场雨对受害秋苗的生长和复苏都有重大的作用。山西、陕西、山东等省的大部地区距霜冻还有两个月左右，如果趁这次雨后在旱地庄稼的地里补种秋菜，还能有一定的收成。这些省多数地区都有秋种的任务，这场雨对秋耕、秋种也是极有利的。内蒙古牧区是最怕秋旱的。当地牧民都有“春旱不算旱，秋旱连根断”的经验。对内蒙古牧区说这场雨也是很宝贵的。
上述地区虽然陆续下了雨，但是旱象严重的河南省和陕西省的大部地区以及山西、内蒙古等省、区部分地区仍受着干旱的威胁。这些地区的农民并没有因为附近下雨而放松了抗旱保苗的斗争。河南信阳、洛阳两区的许多县在8月下旬每天都有上千成万的群众取水浇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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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哈尔滨整顿粮食供应每月节约一百十三万斤
本报讯 哈尔滨市已结束粮食统销整顿工作。从整顿情况看，过去一般供应量偏高。在集体伙食单位和居民中，供应量偏高的占全市总户数的46.16％，不足户仅占5％，其余户够吃够用。有些饮食业的职工，吃供应营业用的粮食；郊区的非农业户的供应标准也过高，少数农业社用粮食搞副业（如作豆腐）、用口粮喂家畜等。
在这次粮食统销整顿工作中，对于供应标准偏高的户进行了核减，对于少数不足的作了必要的调剂和安排。全市每月减少供应量一百十三万斤。 （康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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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迎接农村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高潮
首都一千多名大学师生和干部下乡
本报讯 北京市郊区农村即将广泛开展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何去何从的大辩论。
中共北京市委员会已经组织了各机关工作人员和高等学校师生共一千二百多人，成立工作组到农村去协助各乡社的党组织主持这场大辩论。8月23日，市委召集了各工作组的干部开会，由市委书记陈鹏同志作如何开展大辩论的报告。目前各工作组人员正集中在各郊区，学习各试点乡开展鸣放的经验和熟悉当地情况，日内就要先后下到各乡去。
在这场大辩论广泛开展以前，中共北京市委先在郊区农村中选择了八个乡做为试点，吸取经验。市委的一些领导人员和各郊区区委书记都亲自下乡领导试点工作。目前各试点都已经鸣放起来，鸣放中群众环绕着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统购统销、农业合作化等问题，并结合本乡本社的工作，畅所欲言地交换了意见。有些问题已经在鸣放中展开争论。
（阚甸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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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江苏开会分析农村形势
本报讯 中共江苏省委于8月上、中旬举行了地、市、县委书记会议。会议分析了农村的当前形势，讨论和部署了今年秋收前粮食的统购统销工作，并决定在农村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
会议认为，农村的基本形势是好的。前一时期，党内若干组织有右倾思想，分不清敌我矛盾；在粮食问题上有片面的群众观点和本位主义。这些不健康的思想，会议认为应该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加以批判。
会议着重讨论了粮食问题。去年江苏灾区少购多销了二十三亿七千万斤粮食，而非灾区也出现了增产而少购多销的不合理情况，结果全省购销相抵，亏空了五亿六千万斤粮食。今年全省粮食产量估计比去年增产十亿斤，根据“以丰补歉”的精神，应该争取多购少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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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黑龙江开粮食政治工作会议
本报讯 中共黑龙江省委、省人民委员会，于8月18日至23日召开各县（市）委书记、县长、粮食局长参加的粮食政治工作会议。会议根据中共中央在农村中开展社会主义宣传教育的指示，和全国粮食会议的精神，总结了1956——1957年度粮食工作的经验教训，批判了粮食工作上的右倾思想；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制定了1957——1958年度粮食工作计划。
会上，各县（市）负责干部都表示决心做好各级干部和广大农民的政治思想工作。会后，各地将抽调大批干部深入乡、社，通过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做好粮食征购工作。 （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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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福建将采取多种多样方法展开争辩
据新华社讯 中共福建省委最近召开了扩大会议，决定大力领导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
会议指出：各地必须依靠农村中的多数群众特别是贫农和下中农，作好典型试验、加强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分期分批展开全民性的大辩论。
会议强调指出：各级党委都必须抽调大批得力干部到农村去帮助基层组织主持这次大辩论。必须首先开好县区乡三级干部会议，在农村干部中进行辩论，通过辩论统一思想认识，然后他们才有办法去领导好这场全民性的大辩论。
会议认为辩论的方法可以多种多样，但是应以农业社生产小队和小组为单位的座谈会、辩论会为主。既可以先让农民“鸣”“放”，然后分组辩论，也可以先摸清情况、进行动员批判，而后展开争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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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湖北孝感县朋兴乡和平农业社，召开了辩论会，女社员梁群英在会上说：“谁说合作化不好，我看合作化好的很。就拿粮食来说，一年比一年增产，去年是千斤乡，今年的早稻又比去年增了产，这能说合作化不好吗？”
贾惠摄（湖北日报社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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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河南部分领导干部需要彻底克服右倾思想
本报讯 河南省农村以粮食问题为中心的大辩论，正在逐步开展。淮滨、安阳、新野等县经过开展大辩论，已于本月上旬超额完成夏粮征购任务。
但是，目前河南省部分县以上的领导干部，对于立即在农村开展两条道路的大辩论，还有顾虑。如有的地委书记认为“现在生产很紧张，普遍开展辩论不好掌握”，耽心搞乱了。特别是一部分有右倾思想的领导干部，对解决粮食问题强调实际困难，不认识解决思想问题的重要性，因此，对开展以粮食问题为中心的大辩论更是缺乏信心。
为了顺利开展农村的社会主义宣传教育，中共河南省委在最近召开的一次省委全会上，强调提出了克服右倾思想的问题。会议要求全党干部正确认识农村形势，彻底批判右倾思想，把两条道路的大辩论迅速地开展起来。 （王昌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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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辽宁训练两万多名骨干分子
据新华社沈阳30日电 以粮食统购统销问题为中心的大辩论，已遍及辽宁省大部分村庄。这种大辩论将一直进行到秋收开始。
全省投入这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领导力量，可与1956年春的合作化高潮时期相比。各县在8月中、下旬，通过开会训练了两万多名区乡干部、农村积极分子和几千名由各个机关派下去的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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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安徽各级干部聚集合肥展开大辩论
本报讯 安徽省各级负责干部，正在采取和风细雨的办法，进行着两条道路的自我教育，克服在一些领导干部中存在的错误思想，为在农村开展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作准备。这种自我教育，是在中共安徽省委召开的四级干部会议上进行的。出席这次会议的有省、专、市、县的党政负责人，区委书记，以及各厂矿、大专学校、省直属机关负责干部共一千多人。
这次会议的进行方式，和以前有很大不同。既没有发文件，又没有作报告，而是由省委围绕中共中央关于向农村人口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指示中的中心题目，结合本省的情况，提出了十二个大讨论题，让大家讨论，提意见，然后进行大辩论。辩论的问题主要包括：合作社是否有优越性，合作化是否太快了；粮、油、棉花等的统购统销办法好不好，今年夏粮征购进度缓慢的原因是什么；在推行农业生产改革中出了什么毛病，有什么意见；工农生活是否差别大；目前农村中党内的思想偏向是什么，农村中应该对什么思想进行斗争等等。目前辩论已进入高潮，正继续进行中。 （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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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山东大辩论推进了粮食征购工作
本报讯 山东省已普遍深入展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大辩论。进展最快的莱阳专区各县农民，正在热烈进行大鸣大放大辩论；昌潍、聊城、惠民、泰安等专区各县，开始或已经在基层展开；水灾区的济宁、菏泽、临沂专区各县，也将相继开始。
前一阶段，全省从各地试点及各县三级干部会的鸣辩中，已经明显地看到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效果。这就是农村干部、党员、团员、积极分子和群众，提高了阶级觉悟，划清了许多大是大非界限，揭露和驳斥了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等反社会主义的言行；批判了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和某些干部和群众的本位主义、个人主义。
这次思想教育运动，还直接推动了粮食征购工作和农业生产。
由于中共山东省委和各级地方党委重视对运动的掌握和领导，全省大辩论正在健康地向基层开展，在个别县的个别乡、社中，也曾出现过某些粗暴的现象，这是值得警惕的。 （肖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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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内蒙古提倡田间辩论会
据新华社呼和浩特29日电 内蒙古自治区在8月中下旬举行全区农村工作会议，具体地研究如何在农业区、半农半牧区全面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并将秋收分配前后各项农村工作作了安排。
会议确定：在秋收分配以前着重辩论关于粮食及其他农产品的统购统销问题，合作化的优越性问题和合作社的民主与集中问题。这次大辩论应该紧密结合生产，提倡辩论会到田间去开。同时，还将结合批判农村各族干部和社员的大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思想，增强各民族人民的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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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比比·算算·想想·看看
不但吃饱了 而且开始吃好了
四川甘肃农民留粮逐年增加
四川省1956年粮食总产量达到四百四十五亿斤，比1949年增加48．9％，比历史上最高年产量的1938年（三百五十九点五亿斤原粮）还高23.8％，提前并超额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今年粮食总产量预计可达到四百七十六点三二亿斤，超过第一个五年计划指标的14％。
由于农业生产的发展，特别是粮食显著增产，几年来，四川省农民不仅卖出大量余粮，支援国家工业建设，支援城市和灾区人民，并且逐步地提高了自己的吃粮水平。解放前，由于农业生产逐年下降，加上地主、富农的残酷剥削，不少农民都过着半年糠菜半年粮的生活。现在不但能吃饱而且逐步吃好了。根据双季稻主要种植区的富顺县丁海乡共和社，六户有代表性的农民的调查，解放前正常年景的1948年，每人平均吃粮二百七十七斤，其中贫农每人全年仅吃粮一百六十五斤；解放后建立农业社前平均每人食粮三百九十一斤，入社后的1956年，平均每人食粮达六百二十七斤。据有关方面的材料，全省农民在1953年时每人平均留粮五百零二斤，这几年逐年有所提高，去年平均每人留粮已达五百四十四斤。今年每人留粮水平又可以比去年略为提高。
× × ×
历史上以穷困著名的甘肃省，解放以来农民的粮食逐年增加。根据甘肃省统计局对不同类型地区的七百八十户农户收支调查：每人平均粮食消费量1954年是四百四十七点六斤（其中细粮一百六十七点二斤），1956年是四百七十七点二斤（其中细粮一百八十一点八斤），比城市和工矿区人民的粮食消费标准还高。这说明农民在国家征购以后留下的粮食不但够吃，而且有余。
甘肃省农民原来大部分过的是半年糠菜半年粮的生活。解放以来，全省人口由一千零七万人迅速增加到一千四百一十六万人。但是粮食生产成绩显著，1956年全省粮食总产量比解放初期增加了一倍多。因此，农民的生活一年比一年有所改善，国家征购后农民留下的粮食一年比一年增加。从1953年农民在征购后的留粮（包括口粮、饲料粮、种子粮，下同）平均每人有四百二十三斤，以后逐年的留粮是四百九十五斤，五百三十三斤，七百三十七斤。如果将各年国家回销到农村的粮食计算进去，1953年平均每一农业人口为四百五十四斤，1954年为五百二十九斤，1955年为五百八十斤，1956年为七百八十六斤。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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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浙江台灾地区一年就恢复了原来面貌
“没有共产党，像去年那样的灾情，我们就是十年也翻不过身来。”
浙江省去年8月遭受强台风袭击的地区，经过一年来的努力，绝大部分已恢复原来的面貌。
一年来，政府拨发给灾区的救济款就有一千万元，农贷款二千一百万元，水利经费三百二十万元，还调拨了大批粮食、肥料和各种救灾物资供应灾区的人民。现在全省被台风吹毁和倒塌的八十五万间房屋，80％以上都已修理好了，实在不能修理的，政府还为灾民建造了新居。当时十万无家可归的灾民，现在都已有了自己的家园。在台灾中被毁坏的两万多处海塘、涵闸和堤坝，绝大部分在去年灾后和今年春天就已抢修好。去年台灾造成的二百个重灾乡，现在已大部分消除了灾情，变成了非灾乡。
很多去年受灾的人民都感激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他们的关怀。当他们回忆到解放前灾民生活的悲惨情景时，都说：没有共产党，像去年那样的灾情，我们就是十年也翻不过身来。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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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按照国家规定的口粮标准
我家食粮不但够吃还有节余
1955年8月，国家实行农村粮食统购统销办法后，我们安徽省北部农村每人每年留粮标准是三百八十五斤。当时我心里没底，怀疑不够吃。自那时起，我逐年记录了我家吃粮收支情况。
1955年我家全年收入粮食八千三百四十七斤，除国家征购、种子、饲料留粮外全家十五口，每人一年平均吃了三百七十五斤，不但够吃，而且节余了一百多斤；1956年我家每人一年平均吃了三百七十一斤，到年底结算，又节余粮食一百多斤。
这两年我家的用粮事实，说明了国家规定的口粮不但够吃，而且还能有节余。我家十五口人，除四个八岁以下小孩外，其余十一个人，都是比较能吃的。
我家粮食够吃，主要有以下几点经验：精打细算。我家吃粮全部按照计划办事。在忙天就多吃点粮，冬闲或下雨不能干活日子就少吃点粮，并且由三顿饭改为两顿饭。每天取粮有一定的标准，有了剩饭保管好下顿再吃；不拿粮食喂鸡鸭；推磨时多推几遍。
社里分配给我家自用的园地一亩七分，这些地用来种植各种蔬菜，因此一年四季都可掺青菜吃。这样不但节省粮食，还可调剂口味。
安徽宿县符离区茶光社社员
谷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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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征服浑河
文中
自从大伙房水库的拦河坝全部升高到一百二十七公尺高程以后，人们征服浑河的愿望算是基本上接近实现了。
这座不久前才升高起来的、巍然屹立在浑河上的拦河坝，它在8月1日拦住了今年雨季第一个——水位高达一百零七点五公尺——凶险的洪峰。
人们还记得1954年暴涨的一百多公尺的洪峰，曾经淹没紧靠河岸的许多村庄，曾经漫过了章党村大桥，断绝了沈吉铁路。而今，一亿二千多万立方公尺的洪水已经被驯服地拦蓄到人工湖里。尽管水面比河床高出五丈多，而水库的输水道却以每秒二百八十二公尺的流量正常地向下流泄。
当年曾被洪水淹没的章党大桥下，不仅没有积水，人们还可以看到那里的蔬菜自由市场上，熙熙攘攘。人们就像还不知道洪水已经高过房子似的，街上的商店仍在接待着大批顾客。
浑河，这是运河的一条大支流，源高流急，河床狭陡。年年雨季，山洪暴发，奔腾而下，严重地威胁着沈阳、抚顺两大工业城市和附近农村的安全。为了征服这条河流，1953年11月，党和政府开始在这里动工兴建这个储水量十九亿七千万立方公尺的水库。现在开始拦洪的一千三百六十七公尺长的拦河坝，是我国目前水利工程中最大的一座土坝。为了更早地拦住洪水，建设水库的人们早在去年10月河坝“合龙”以后，就已投入了更加紧张的劳动。在气温低到零下十多度的日子里，他们为了尽快填筑十万立方公尺的河沙，在河谷里建造了一座水利工程中史无前例的“造山车间”。这是一个由锅炉输送暖气，七层楼高、六十多公尺宽、三百多公尺长的大暖棚。河沙、粘土通过这里，源源供应了填筑土坝的需要。
经过三年多时间的建设，现在，站在这座十多公尺宽的平坦的坝顶上，可以看到宽广的人工湖展现在人们的眼前。高大的水坝还要在明年继续向一百三十八公尺加高，它要使浑河遇到了千年一度的洪水也无法越过坝顶。在这里，不禁使人想起二十多年前的往事。那时，浑河曾经淹没过一千多亩土地，使三十多万农民流离失所。如今，微风扬起，湖边的浪花轻轻地拍溅着水坝，咆哮的洪水却被新中国的人民驯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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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农民衷心拥护统购统销
杨昌凤 邵礼昆
从8月5日到10日，我们访问了河北通县永乐店乡农乐农业生产合作社，目的是想了解一下农村粮食消费情况。我们的所见所闻，使我们相信农民的生活确实有了相当的改善，也有了保障。农民对于粮食统购统销的政策是衷心拥护的。社员们用这几年遭灾后的情况同解放前生活情况所作的对比，驳斥了右派分子所谓“粮食统购统销搞糟了”和“农民生活比过去更苦了”的谰言。
农乐社的低洼地较多，经常受涝歉收。从1954年到1956年，一连闹了三年水灾，粮食都减产了。国家为了保证社员们的口粮，这几年一共供应了几十万斤粮食给这个社。从去年7月1日到今年6月30日这一粮食年度里，国家供应给农乐社的粮食就有十九万二千多斤。由于供应及时，粮价稳定，这几年虽是灾荒年头，大家还是一天三餐，没有断过顿。
在解放前，这里一闹灾，农民就得典房卖地、背井离乡，或者活活饿死。而地主、富农和奸商们，却乘机哄抬粮价、放高利贷和贱价收买土地，用种种残酷剥削农民的办法大发横财。1939年，这里也闹过同去年差不多大的一次水灾，平时卖三、四块钱一石的玉米，那年就涨到十块多钱一石，甚至买一斗米要七块大洋。为了买点粮食搭着糠菜吃，贫农侯永清、李凤山都在那年卖了土地。平常一亩地可以卖十来担玉米，那年侯永清、李凤山的十几亩地只用一亩两担玉米的价钱卖给了地主。贫农张启元在那时候向人借的债，直到解放的时候还没有还清。告贷无门、无地可卖的贫农贾玉琳，只好只身到关外（东北）逃荒，丢下妻子和女儿在家里向人要饭吃。贫农侯文治，也就在那时候连饿带病死去。
农乐社社员李万成含泪向我们讲述了那两年的日子：1940年，从清明到麦收的三个月内，李万成全家五口人只有四十五斤玉米，平均每人每月只有三斤。他们只好买了二百多斤谷糠和一些棉籽来吃。吃谷糠后，拉出来的屎都不能当肥料用，给风一吹就飞散了；吃棉籽，又拉不出屎来，人几乎因此送了命。
解放前住在永乐店乡张各庄、大羊村、孔庄、陈辛庄、邓庄五个村的六百八十三户中，同贾玉琳、李万成家生活情况不相上下的贫雇农就有四百来户。仅在解放前一两年内，因缺吃少穿冻饿而死的，现在社员们还记得的，就有十个人。而那时候并没有闹什么重大的自然灾害。在灾荒年头饿死的人就更多。
当然，在那种灾荒年头，地主、富农和少数富裕中农吃粮的情况是不会受到多大影响的。富农李万富家解放前有一百二十亩地，正常年景，一年可以打一百四十石粮食。受灾的时候，也可以收七十来石。这七十来石，折合一万零五百斤粮食，不但足够当时他一家十二口人吃和喂驴、养猪用，而且还绰绰有余地可以拿出二、三十石去卖比平常年成高得多的价钱。地主李万有，那时候更是乘机囤积粮食和放高利贷，加倍剥削农民。李万有原来的邻居、贫农张振录，就是向李万有借了八十元，经过三、四年光景，利上加利，只好把祖上留下来的、仅有的八间砖房抵给了李万有。到了旧历腊月二十，李万有还逼着张振录搬家。
农乐社的贫农和下中农社员们，没有忘记解放前的那些辛酸岁月，所以他们坚决拥护粮食统购统销政策。过去吃过棉籽和谷糠的李万成对我们说：“如果国家不统购统销，像过去一样自己去买粮食，可就困难啦！没有钱不说，就是有了钱，粮价也是一天涨几回，谁也买不起。看起来好像市场上粮食不少，可是穷人还是挨饿。现在，粮食统购统销了，虽然一连闹了三年灾，大家过的日子比解放前正常年景还好。”前面说过的那位到关外去逃过几年荒的贾玉琳，因为现在劳力弱，去年挣的工分不够养活一家三口，在今年春季青黄不接的时候，由社里发给八元救济款买了八十斤麦子渡过了春荒。一个多月前跟着反动地主一起叫喊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不好的富裕中农杨殿兴，经过最近社里举行的一次说理会后，也点头承认了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好处。杨殿兴一家八口人，可是他却经常养着三、四个跳神的和巫婆，所以粮食不够吃。他不但不检查自己的迷信和浪费，反而去向社长喊粮食不够吃，埋怨政府把粮食“统”走了。在说理会上，大家就说，今年农乐社的夏收产量只有二十一万五千零七十一斤，全社七、八、九三个月的消费量需要三十七万一千九百五十四斤，缺的十五万六千八百八十三斤，全部由国家供应。国家统购的粮食，就是拨给像农乐社这样的缺粮社了。连杨殿兴本人在七、八、九这三个月内，国家也将供给七百八十三斤粮食给他。
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不但使农乐社的社员们在歉收年头里没有受困难，而且规定的粮食消费标准也是合理的。从去年起，农乐社采用了“以人定量”的办法：按照社员家庭人口的年龄大小和劳力强弱不同，规定每人每月粮食从六斤到四十二斤不等。我们访问了十五户社员和候补社员（其中包括五户贫农、五户下中农、三户上中农、一户地主、一户富农），还同一些社干部交谈过，大家都说这个标准是合情合理、够吃够用的。
贾玉琳家现有三口人。除他自己外，还有一个四十多岁的妻子和一个七岁的小孩。全家一月粮食定量是九十斤。平均每人一月三十斤。平常吃的除了麦子和玉米外，还搭少许土豆或红薯。他们家里的粮食足够吃的。在我们访问贾玉琳的时候，他瞧了瞧自己残废了的右手说：“要不是社里照顾我，分配些轻便活给我作，又不时发些救济款给我，我家哪能像现在顿顿有饭吃！？过年过节还要买个三、五斤肉来吃。解放以后，我们完全是重新安家。锅、盆、桌、椅都是新买的；大人小孩也都作了新衣，添了新被。过去跟着我老婆要饭的女儿，现在已经长大成人，在去年结了婚。她出嫁以前，在家里就有了花衣服穿。结婚以后，婆家的日子也过得松快。要是在解放以前，遇到这几年的灾害，我们全家又只好讨饭了。”
张启元家六口人。他们夫妇两人都是四十多岁，还有十五岁、十一岁、六岁和三岁的孩子四个。1954年到1955年这一粮食年度，根据当时“计口授粮”不论大口小口每人一月三十斤的办法，他们全家一年还节约了一百三十斤粮食。1955年到1956年，又节约五十斤。现在全家粮食定量一月一百六十斤。六口人平均，每人一月不到二十七斤，也完全够吃。由此可见，张启元家因为孩子较多，过去每月每人三十斤口粮的标准是偏高的。
在这个定量标准下，农乐社的单身汉社员也得到了适当照顾。例如社员杨殿功，一个人一月四十五斤五两，也够吃了。
农乐社社员生活的改善，不仅是在灾荒年头里生活有了保障，而且大家的穿戴和文化生活，都比解放前有了显著的提高。解放前，全社六百八十三户中，靠要饭度日的就有四十七户；没有房子住或住破房的有二百三十五户；穿不上衣服和经常穿破衣服的有三百八十六户。除了地主富农的子弟外，一般农民的子弟，连上小学的都没有。但是现在，单今年暑假在小学和初中毕业的社员子弟就有五十五人。过去穿不上衣服的中、贫农，现在不但普遍作了新衣，穿上了球鞋，许多人还作了制服、小外套等新式服装，有一百多人还有了皮袄穿。现在，七百零三户社员中，有七十户买了自行车；一百八十六户安了矿石收音机和小喇叭（有线广播扬声器）。社员贾玉民还以十分愉快和自豪的语气对我们说：“我们生活咋没提高呢？！确实提高得太多了：就拿抽烟来说，过去农民顶多抽抽旱烟；现在我们经常抽烟卷的就有二、三百人。过去，只有地主家里和土匪为了抢人才用得起手电筒；现在我们有一半左右的家庭都买了手电筒啦！”
农乐社现在正在开展社会主义宣传运动，社员们又再一次地受到了社会主义教育。他们都纷纷表示拥护国家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坚决跟着共产党走，同右派分子斗争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