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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反党反人民的个人野心家的路是绝对走不通的
巴金
最近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揭露使我大吃一惊。丁玲竟然一错再错执迷不悟地坚持走她的毁灭的老路了！关于这个集团过去的活动文艺界中有一部分人也多少知道一点。一年半前，我听说，丁玲已经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低头伏罪，决心到“群众中去落户”，要写出对人民有益的作品。我一方面感到党对她的宽大，一方面也认为她从此走上了光明大道。今年3月，我在作协召开的创作规划会议上见到她，会后离开北京的前一天，我和靳以、罗荪去访问她，并约她给“收获”写稿。在谈话中她忽然提起林希翎这个名字，夸奖这个女孩子如何了不起。我们三个客人中间只有我收到过一份林希翎的油印的“控诉书”（草稿），匆匆翻阅了一遍。我自然不知道林希翎以后会是一个右派分子，但是我总觉得这个女孩子有点招摇撞骗的作风。我当时没有反驳丁玲的意见，不过我从她这些话里感到一种受委屈的不满情绪。我仿佛瞥见了她的灵魂的阴暗面。我因此暗想知识分子的改造的确不是容易的事，她好像并非甘心认罪似的。但是我也不曾想到其他。靳以和罗荪也有这同样的感觉。不过我们还认为她一直在埋头创作，我们还等着读她的作品。一直到最近读到那个令人震惊的消息，才知道她关着门不是在写小说，却是在干那不可告人的反党的阴谋活动。原来她并没有走上光明大道，却走进了阴暗的死胡同。她欣赏、称赞林希翎的时候，她已经推翻了自己过去的检讨，在进行“翻案”的活动了。她始终没有认识自己的错误，她不过用花言巧语，蒙混过关，等待时机，卷土重来。而且她还保存了她这个小集团，作为她重来的资本。她认为现在机会来了。她这次重来，不仅“翻案”，而且要篡夺文艺领导权。谁知她得意忘形的时候也正是她现出原形的时候。她也许以为这是过分乐观、盲目冒进的后果，其实即使她处心积虑、挖空心思也只有死路一条。反党、反人民的个人野心家的路是绝对走不通的。
揭露丁、陈反党集团的消息在上海报纸上发表后，不仅文艺界，各阶层的人都在激动地谈论这件大事。不少的人为丁玲惋惜，很奇怪一个有国际声誉的作家会堕落到甘愿躺在反党、反人民的泥坑里面。还有人问我：像丁玲这样受重视、有地位的作家，还有什么不满足？她为什么不安心创作，还要去搞那种丑恶的勾当？其实跟丁玲有过较多接触的人，就会知道她并不是偶然失脚掉进泥坑里去的。她的灵魂里有一个非常阴暗的东西，那就是老舍同志所说的“朕即文坛”的野心和“唯我独尊”的恶霸作风。她不承认文学是党的事业，人民的事业。她不了解任何一部好的文学作品都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她把文学作品看成个人私有的财富。所以她提倡“一本书主义”，以为一个人有了一本书就有了一切，自然也包括了名和利。她把写作看作个人追求名利的工具，所以对于“人类灵魂工程师”这个光荣称号她并不满意，对于党的重视和人民的尊敬她也并不感激。她还要权！而且要更大的权！她还要更多更大的名利。她以为她写了一本“太阳照在桑乾河上”她就应该有一切，得不到的她就争，争不到的她就“偷”①，就搞阴谋来篡夺。做一个大作家还不能满足她的欲望。她要领导别人，她不能受人领导。她要在文坛上“称孤道寡”，不能够平等地跟作家们坐在一起，她要干这种见不得人的“偷盗”勾当，所以就搞反党小集团来实现她的阴谋计划。奇怪的是居然还有一些“作家”甘心听她指挥，替她出主意，为她奔走，最后把她抬到泥坑里去。今天在全国人民的眼睛里，丁玲不再是一个“灵魂的工程师”了。她满脸污泥，躺在臭水里面打滚，不管她真哭假哭也好，作“抒情的独白”也好，她掩饰不了她那令人厌恶的丑态。老是躺着打滚，只有使她越陷越深。她并没有出路。唯一的出路就是从泥坑里走出来，向人民低头认罪，老老实实地彻底交代。忍着痛去挖自己灵魂里的阴暗、丑恶的东西，越用力挖，越挖得深，越好！要把所有阴暗的、丑恶的东西全挖出来，挖干净了，才好重新作人，作一个名副其实的“灵魂的工程师”，做一个并不为名为利而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作家。
不管丁玲肯不肯彻底交代，丁、陈的反党集团是一定会打垮的。在新中国的文艺界中不能允许有任何小集团存在。作为一个作家必须把个人的事业跟集体的事业、个人的命运跟集体的命运连在一起，离开了党和人民另找出路，不管是有着多大声誉的作家，哪怕是丁玲罢，也会为人民唾弃，因为她已经自绝于人民了。
8月17日
①陈企霞交代说：“反党就像偷东西，偷了一点点，就想偷得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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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地方报上的反右派评论
右派分子争的是什么样的“言论自由”
在“鸣放”期间，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攻击党领导的国家“没有言论自由”。他们说，“现时代是人民不敢讲话的时代”。
我们的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人民对社会生活、国家大事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多的发言的权利。各级的每次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们都是畅所欲言，代表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工作提出批评和建议。报纸、广播电台经常以大量篇幅刊登群众的意见，反映群众的要求。但是，右派分子却大嚷大叫“现时代是人民不敢讲话的时代”。意思就是，要取得“言论自由”就必须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国家制度，改变这个时代。面对着同一个社会同一个时代，看法竟如此不同。人们不禁要问：那些说“现时代人民不敢讲话”的人，究竟是在替什么样的“人民”争取什么样的“言论自由”？他们所争的“言论自由”，正是放散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的自由。他们这样热心地争取“言论自由”的目的，是要把这种“自由”一旦争到手里，就借此制造舆论，培植反社会主义势力，瓦解人民民主专政，破坏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试问，我们的国家能够给这些“人民”以这样的言论自由吗？不能的。
右派分子说什么“人们不敢说党和政府的不好”。事实也并非如此。尽人皆知，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我们国家民主生活和党的生活中的一项极重要的内容。宪法规定，我国公民可以对国家机关工作的缺点、错误进行批评，有对违法失职的国家工作人员进行控诉的合法权利。为什么有人说“人们不敢说党和政府的不好”呢？原来，这里还有个站在什么立场上“说不好”和怎样说法的问题。人民说党和政府的某些工作“不好”，是站在爱护党、维护社会主义的立场上，是善意的，是为了党和政府的工作作得更好，党和政府当然欢迎。而右派分子说党和政府的“不好”，则是站在反对共产党领导、反对社会主义的敌对立场上，把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来个根本的否定。这是恶意的。右派分子所争的，就是如此这般“说党和政府不好”的自由。
右派分子还认为，在我们的社会，谁说句话动不动就和思想联系起来，追思想根源，这样会“妨碍人们的言论自由”。我们说，一个人有什么样的言论，就有什么样的思想，有错误的言论就必然有错误的思想。经常把人们的言行和思想联系起来，把旧的思想根源挖掘出来，以便进行政治思想教育，使人们自觉地克服那些不利于新社会的思想意识，树立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以利于社会主义事业，这有什么不好呢？一些人为什么如此害怕将自己的言论和思想“联系起来”，并且认为这样一“联系”就“妨碍了言论自由”呢？一语道破，原来他们在思想上、政治上是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的，作贼心虚，他们总是害怕人民透过他们的言论看破他们的这种反动的思想实质。
“报纸总是唱一个调子”，右派分子认为这样就表现为“没有言论自由”。我们说，我们国家的报纸是既唱一个调子，又不是只唱一个调子。所谓唱一个调子，那就是，我们国家的报纸都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报纸，要唱加强党的领导、鼓舞人民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调子。所谓又不只唱一个调子，这就是，在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前提下，可以表彰党和国家工作人员和劳动人民的劳动业绩，也可以批评党和国家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等等。报纸上可以有不同的意见的“争鸣”，但又都是为了社会主义和全体人民的利益，即只唱社会主义这样一个调子，这只会鼓舞人们爱祖国、爱人民、爱社会主义的热情，启发人民更多地发表有益的言论，这和人民“没有了言论自由”有什么相干呢？
综上所述，右派分子辱骂党所领导的国家“没有言论自由”的种种谰调，其目的不外是为一切反动分子争得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的言论自由。他们故意把民主、自由说成是绝对化的东西，仿佛在一个国家，无论任何人，谁愿意怎样说就怎样说，愿意怎样行便怎样行，毫不受约束，不受批驳，那才是真正的民主、自由，否则就叫做“没有民主、自由”。民主是对集中而言，自由是对纪律而言，两个对立的概念是互为条件而存在的。那种抽象的、绝对的自由，在地球上任何国度里都是找不到的。
（摘自河北日报8月28日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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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肃反使我丢掉了沉重的包袱
煤炭工业部生产司技术员 张启铭
攻击党的肃反工作，否定肃反成绩，是许多右派分子向党射出的一枝毒箭。作为在肃反运动中受到深刻教育有深切感受的我，愿意谈谈我自己的认识。
十年以前，当我在中学念书的时候，曾参加了三青团，并且逐步地成为三青团中的主要分子，我不仅在三青团内作了一些反动工作，更严重的是参加了当时迫害同学及帮助特务逮捕同学的一些罪恶活动。
解放以后，虽经过了一系列的运动，但我对于自己那些罪恶活动，始终没有交代清楚。和中统特务的关系，也从没有提过。加之我还有一些反动糊涂思想，看到报纸上经常揭发的特务破坏案件，我感到恐惧，在工作中，虽然表面上也很积极负责，但终因心里有病，对待工作并不踏实，总是敷衍搪塞，应付了事。身上背着极端痛苦而又沉重的包袱，心底深处总是抱着拖一天算一天的消磨岁月的思想。
肃反运动开始后，同志们对我的热情很高，多方帮助我，要我交代政治历史问题。起初我采取了拒不坦白的态度，可是同志们还是继续耐心帮助。领导上再三地给我端正态度，交代政策，而我对于领导上、同志们这种苦口婆心的说服教育，没有丝毫感受，对党的政策总是抱着怀疑的念头，因之在对待自己的罪行上总是避重就轻地只讲过程，不谈内容，企图蒙蔽过关。在“畏罪”的思想支配下，还曾恶劣地采取了“跳楼自杀”的行动，企图避免组织对自己的审查。
对于我这样一个既有历史罪行，又长期不作交代，而且采取卑劣手段对抗组织的人，按道理讲，应该是“罪上加罪”，但组织并没有这样作，而是仁至义尽地来挽救我，不仅从各方面查证对实，弄清我的问题；而且还想尽办法给我治病，给了我相当长的时间，让我养病，恢复健康。
经过领导上多方面的努力，我的问题弄清了，组织上给我作了正确的结论，只是对我“跳楼自杀”的恶劣行动，给予了行政上的适当的处分。我背了七年的沉重包袱，现在彻底丢掉了，心里就像一块石头落了地一样的轻松愉快。现在我的工作情况和肃反以前完全相反，不仅踏实安心，而且也开始看到了自己光明的前途，对自己也有了长远的规划，工作效率也提高了。组织对于我也更加相信了，而且还让我作更重要更全面的技术工作。
我深深感到人民日报在7月18日社论中所说的：“对他们弄清了疑点，做出了结论，使他们去掉了精神负担，便于积极工作，这无论对于人民事业或者对于他们本人，都是有利的。”确是这样。我深深感到肃反政策的伟大和正确！
从我自己的亲身体验中，肃反不仅是及时的正确的，而且是伟大的。右派分子企图在肃反问题上向党放出毒箭，我是不能容忍的，我要正告右派分子，肃反工作是搞对了，搞好了！并不是搞错了，搞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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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揭开费孝通关于“中国农民生活”的“盖子”
中央民族学院教授 杨成志
费孝通于今年4、5两月间党开始整风之际，挂着人民代表和“社会学专家”的头衔，在南下沪宁苏杭一带点火，同时赴江苏吴江县太湖南岸开弦弓村（亦名江村）游览了二十天，回来后马上发表了“重访江村”一文，破坏农业合作化和“挑拨党和农民之间的关系”。据他自己说，这篇“新作”是：“专为与英国伦敦出版公司所订立的合同”而写作的。因此，在出发旧地重游以前，他在新观察杂志社大吹大擂地说：“这次调查很重要，很有意义，将来会在国际上起影响。”返回上海后，他马上又特在文汇报（5月30日）登出此次调查获得“成绩”的消息，并自作夸大地介绍说：“二十年前的‘江村经济’，曾被译成十一个国家语文”。
费孝通的“重访江村”，已有曾和费孝通一起到开弦弓村进行调查的周叔莲、李孚同、张思骞三位同志合写的“透视‘重访江村’”一文（见新观察第十五期），具体地告诉我们费孝通是怎样歪曲捏造事实，为帝国主义服务的。这里我想把费孝通在二十年前就为帝国主义供给情报的“江村经济”一书加以分析和批驳。
1936年费孝通在前燕京大学吴文藻式的“社区研究”或中国农村调查计划（按：这是本着反动的功能学派观点采集资料，专为美帝国主义者服务的一种有规模的组织）指导下，曾往开弦弓村（共三百六十户一千四百五十八人）从事约一个多月的农村调查工作。接着他被前清华大学派赴英国伦敦的经济学院留学，再受功能学派（即殖民主义的社会人类学的一种反动学派）马林诺斯基教授的训练。他把开弦弓村调查资料编写成英文论文，于1938年换得博士学衔返国。
翌年，由于为英帝殖民主义卖力而出名的马林诺斯基教授极力推荐，“江村经济”被列入“国际社会学和社会重建丛书”，换用了“中国农民生活”（PeasantLife in China）的书名在伦敦出版（三百页英币十五先令）。
该书内容分为：绪言，地境，家，财产和继承，宗族，家务和村政，生活，职业，节令，农业，土地所有权，蚕丝工业，牧羊和投机生意，市场贸易，经济和中国土地问题等十六章，前有马林诺斯基的序言，后有“中国亲属关系名词”的附录。自1939年出版后直至1947年仅八年间，该书连续重版四次。今年4月间，费孝通又曾亲函伦敦出版公司要求再加重印。
该书是一本充满主观主义色彩的资产阶级社会学的调查报告，没有任何一点科学价值。但为什么能够引人注目竟至续版多次，现在又要再加重印呢？总起来说不外以下三种原因：第一，由于作者采用了偷天换日的幻术，竟把一千四百多人的开弦弓村情况的调查报告假冒成为五亿群众的“中国农民生活”的代表著作。英美一般只顾名思义的人们，容易误中他的欺骗诡计。第二，由于该书有马氏手作的长篇序言多方吹嘘和举荐，并特别指出作者是“一个缺乏国家偏见和民族仇恨”的中国功能学派青年社会学者，这就使资产阶级社会学界为着了解中国和认识“同行”，也难免受到一时的迷惑。第三，由于作者在该书绪言中，极端狂妄地提出：“这本著述并不是消亡史的一种记录；而是世界史新章上的一个开场白；它不是用墨水而是用亿万人民的鲜血才能写成的。”同时，他又在中国土地问题中竟以小括大，用点包面，抹煞事实和反逻辑地说：“这个村（指开弦弓村）与其他一切中国乡村具有一种共同进程；因而，我们就能够找出中国土地问题的一些突出特点。”如此这般荒谬绝伦的疯话，在英美知识界中，因未明底蕴，难免错认这位“中国社会学家”所介绍的他的祖国五亿农民生活情况，总比外国人对这个问题的著述聊胜一筹。可是又谁知开卷之后，终于免不了又觉得“离题千里，错误百出”！
费孝通善于冒学者之名，行反动宣传之实。对国内，他拼命地运入资本主义的毒素，例如发表像“初访美国”和“重访英伦”等，用来迷醉国人，做他“升官发财”的政治资本；对国外，则积极地搜集本国社会情况，有计划有步骤地献给帝国主义者做情报资料，从而暗中为自己取得不少英镑美元。费孝通正是在这种目的支使下写“江村经济”一书的。在“江村经济”一书中，费孝通虽对开弦弓村的一般社会现象，在表面上做出了记录、整理，但他站在地主、士大夫和买办三位一体的反动立场上，带着有色的唯心的“功能”（按即认为社会一切制度都有关联和作用，只重现象，否定阶级和抹煞历史的一种反动观点，这种观点并主张社会学家是改造社会的指导者。）眼镜来观察事物，并善弄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亦正亦反和言外意内的极端两面派诡辩方法，因此，该书除完全抹煞社会发展规律和阶级分析外，只有充满不分真伪和不辨是非的一般社会现象，并渗透着歪曲见解。尤其关于末章的“中国土地问题”，更是他最突出和最恶毒的“点睛”结论。
我们以他自己所提出的论点来做根据，略加分析和归类，便可得出四个主要方面如下：
1、反共反人民。他说：“中国农民当饥饿比怕被枪毙更紧张时，农民暴动突即发生。这种情况产生了华北的‘红枪会’和华中的共产党运动。如果‘红星遍满中国’的作者是对的话，主要力量在驱使亿万农民投入英雄斗争的长征，没有什么结果，只有饥饿和对地主与收税人更增加仇恨而已”！看，费孝通在二十年前就已这样的完全否定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歪曲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的世界观，中伤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所作的艰苦奋斗，而为封建地主和贪官污吏张目。
2、拥护地主和主张高利贷。他说：“我曾经设法来说明诅骂地主甚至高利贷剥削者为丑恶人物是不正确的。因为当农村需要外面的金钱来经营他们的生产时，如果没有一个较好的制度贷款给农民，那末，离开家乡而寄居他处的地主和高利贷是一种很自然的产物。没有他们，情况自会更陷恶劣的。”
啊！从这里不难看出费孝通本身的皮毛血肉和骨髓都是由地主“绅士”和买办阶级所构成的，难怪他过去如此站在本阶级立场上为着促使资本主义复辟呼号。
3、为蒋帮国民党献策并表示拥护。他说：“国民政府曾宣告一切诺言和政策，不能见诸实际措施，这是由于被迫把全部国家收入作为围剿共产党所致。”费孝通对蒋介石的媚态于此毕露了。但不仅如此，他还进而献策说：“共产党运动的实质，仅不过是对土地制度不满的一种农民暴动耳。……我们应该认识到仅有一种减租和平均地权的土地政策方式还不能视为最后解决中国土地问题的……。但为着给予农民的一个呼吸空间，同时也可把造成‘暴动’的原因挽救出来，那就应该组织一切力量，找出‘工业重建’的道路。”又说：“进行发展合作运动，和组成小规模的工业工厂的试验”，“是一种良好的措施，在将来发展中国农村工业（又称乡土工业）问题上是具有极大意义的”。费孝通向反动政权献策所提出的“乡土工业”的主张，实际上就是美帝所主张的“农业中国”的奴役政策的一种新花样。这就具体地说明了，费孝通是假借推行农村合作社组织运动为名，实行官僚资本主义集中剥削形式的一个“谋士”。
4、欢迎英美帝国主义者来改造中国。他说：“在建成我们的新中国的悲剧是不可避免的。这是我们的国际调协的一部分，我们迟早当会碰到的。只有通过这样，我们就能够希望对我们的国家有一个真正的重建”。拆穿来说，费孝通心目中的“新中国”，就是维护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统治；所谓“悲剧”，是指当日共产党所领导的农民运动和抗日战争；所谓“国际调协”，是指依美帝为靠山而言。这就十分明显地说明，二十年来的费孝通，真不愧为一个反共、反人民、拥护地主、投靠国民党反动派和主张英美帝国主义者来做中国“主子”的内应外通的“理论家”和实行者！
建国八年以来，如果费孝通稍有良心，早就该悔罪自新了，然而他仍然执迷不悟，紧抱着反动立场，蛮干到底，千方百计的反对党，对人民和对社会主义猖狂进攻。近数年来，他不仅在国内干出他自己已经承认的一系列的滔天罪恶活动，而且又于1953年在美国公然地出版“中国绅士”（China’s Gentry）一书（二百九十页，5.75美元，有美国和英国的两次重版）。这是费孝通站在地主士大夫立场，拥护三大敌人统治，主张实行英美改良主义，反对解放战争和抵抗农民革命，专为美帝国主义者侵华政策服务的一本言行录。在这本书中，他就特别提出农村和知识分子两个关键问题来诽谤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建设。这本书除供给美帝统治集团作为敌视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参考根据外，同时又迷惑了极广大的英美人民，引起他们对新中国的错觉和误解。他把这种供给美帝情报的勾当，隐蔽了两年一声不响，直等到前年，他才初次发表了“费孝通教授给英国‘评比’杂志（Encounter）的一封信”（见1955年10月7日光明日报），并于去年6月间，在窥测了“天气”之后，通过花言巧语和轻描淡写的“老朋友之间的新认识”（见1956年6月的“人民中国”第十一期和同月12日的光明日报）一文，一方面极无耻地夸耀其“杰作”扬名国际；另一方面则把他自己向来干惯的卖国活动，说成为这仅是一种学术上的友谊合作成果，企图掩盖人们耳目。而且他还告诉他的“老朋友”说：“二十年前在伦敦与许多朋友所谈的梦想，我现在正为这计划而工作。”以表明他自己还在干罪恶的勾当。
今年，他乘党整风的机会，又把他多年来深谋远虑密制出来的两个“盖子”：一个代表五百万知识分子问题（实在是指极少数的野心家集团），一个代表五万万农民问题（实在是指一个小开弦弓村）；按照右派章罗联盟的计划和步骤、纲领和路线，由他自己先行动手揭开出来。“早春天气”的信号炮声发出不久，他接着又来一个“重访江村”的地雷爆破相配合。现在看起来已经十分清楚了，右派企图“左右齐攻”和“背面合击”的围剿战略和战术，都是由总参谋长兼前敌总指挥费孝通亲自发动布置的。但这种险毒的大进攻，终于逃不出六万万人民天罗地网的包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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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央四个机关肃反运动的真实情况
——驳斥右派对肃反运动的污蔑
肖若勤
右派分子企图抹煞肃反运动的成绩，他们把肃反运动的缺点夸大到骇人听闻的程度。右派分子的这种捏造和夸大，是经不起事实的驳斥的。请看，下面是中央电力工业部、冶金工业部、商业部、农业部等四个机关肃反运动的真实情况。
右派分子说：“这次党领导搞肃反运动是庸人自扰”“这次肃反没有真正打出来一个反革命分子”“这种做法是是非不分，敌我不分”事实怎样呢？从这四个机关来看，在历时一年的肃反运动中，每个机关都清查出来约占机关工作人员总数1％左右的反革命分子及其他坏分子。其中，冶金工业部一百二十一名，电力工业部四十一名，商业部三十二名，农业部二十八名。这里面有军统特务、中统特务、日本特务及其他系统的特务；有反动党团骨干；有恶霸土匪；有汉奸，有叛徒，有反动军政警宪中的反革命分子。在这些反革命分子中，有不少是血债累累、民愤极大的杀人凶犯。商业部交电公司清查出来的刘汝清就是这样的反革命分子。在他担任河南省柘城县日伪县长、警备大队长期间，曾多次指令警察乱抓劳动人民送往北京、大同、芒山头等地为日寇筑工事、挖煤。仅1943年冬、1944年春秋先后四次就抓了三百余人。这些无辜人民被抓后，不堪凌辱而死者不计其数，现已知道的就有十一人。刘汝清还用种种办法替日寇掠夺各种物资。刘曾被日寇誉为“模范县长”。商业部纺织品公司清查出来的王念元也是一个凶恶的反革命分子。在他担任日伪及国民党的警察所督察组长期间，经常逮捕我革命干部和土地改革中的积极分子。1947年10月地主“控告”被分了东西，王曾亲自带领警察，抓捕我农救会会长、妇救会副会长及积极分子十二人，毒打后，就活埋、枪毙或关押。又如商业部交电公司清查出来的张林，是个叛徒。1947年张林就勾结了中统局特务甄玉章，并把甄介绍入党。张林还出卖组织，党的北京地下组织因此遭受严重破坏，一百零三个地下党员和靠拢党的进步分子被敌人捕去。在敌人严刑烤打这些党员和进步分子时，张还当堂指认。有些同志密写传递纸条，鼓舞斗志，坚持气节，张便把纸条交给敌人。张还在狱中以“共匪暴行”为题给进步分子讲话，对革命运动进行恶毒的污蔑。解放后，张混进革命阵营，在中国交电公司担任经理秘书，并混进了青年团组织。
清查出来的这些反革命分子中虽有不少是历史上的反革命分子，但是，他们对共产党、社会主义仍保持着刻骨的仇恨，他们寻找各种机会进行破坏，如：组织反党小集团，散布反动言论，挑拨党和群众的关系，制造工作差错，传播谣言……。
北京水电勘察设计院清查出来的反革命分子黄立仁，解放后，除了在香港出版的反动刊物上发表反动文章外，还在机关内组织反动小集团，污蔑、咒骂党、政府和一切先进事物，吹嘘原子弹的威力，祈求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到来。他说：“到那时候，中国就会吃到那滋味了，”他说他是“身在大陆，心在台湾”。又如冶金工业部清查出来的反革命分子马延訒，潜入该部计划司，在工作中搜集党的机密，如重工业部企业的分布、地址、目标、产品名称及用途，重工业部五年计划的上涨速度、成本降低率，东北一些企业的生产过程、矿石成本。这些反革命分子像“定时炸弹”一样地埋藏在我们中间，一遇时机，即行爆发。对于这些人，现在不去肃清他们，难道还要等到他们颠复了社会主义才算吗？
右派分子还说：“斗争反革命是用了逼供信的方法”“捕风捉影，没有材料根据。”他们又说：“肃反运动形成草木皆兵，人人自危，大大伤害了群众的积极性。”让我们来看看事实。这里只介绍一下肃反中的调查工作的情况，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各机关在肃反中是采取了严肃认真、实事求是的态度。以电力工业部为例，运动中曾派出五百名干部外出做调查工作，足迹几乎遍及全国。为了核对一个事实，调查的同志曾深入到边远地区和偏僻乡村；为了追搜一个线索，曾连跑几省，乘车几天几夜；为了证实一个材料，曾整整翻遍一屋子档案。电力工业部水电总局徐祥先在肃反中交代了他在1944年参加滇西游击队任谍报组中尉副组长及人事参谋的事，为了弄清这事，该局便派人到云南进行调查，先后到滇西游击队经过的曲靖、个旧、大理、下关、龙陵、腾冲等县，终于找到了原滇西游击队的司令、大队长、支队长等人，弄清了事情的真相。为了查清张步骞是否参加过阎锡山的反动组织“进步社”，调查的同志翻完了整整一屋子档案，最后终于证实。
像这样的事实是不少的。这充分说明了党对于被清查的对象的任何一个线索都想尽一切办法追查清楚。但是右派分子却又攻击党说，这样做是“得不偿失”，“不值得”。右派先生们是何居心，难道不是十分明显吗？
让我们再看看冶金工业部的情况吧。这个部的钢铁工业管理局有个干部叫张其廉，组织上原来掌握一份他参加湖南省零陵县青年党筹备委员的材料，而且写明了年龄和籍贯。但张其廉坚不承认，后经调查证实，原来这材料是反革命分子张国光的，张国光在投考高中时，曾冒用张其廉的文凭，因而，在当青年党筹备委员时，便继续沿用了张其廉的姓名、年龄和籍贯，至此不但弄清了好人，并且查获了真正的反革命分子。
在农业部也有同样例子，如粮食局副总农业技师莫定森，在运动中，有人检举他是“国民党员”；又有人检举他在浙江农业改进所任所长时，劝过我地下党员自首；又有人检举他是CC骨干分子，与CC头子朱家骅、曾养甫、江家楣等人关系密切；杭州解放前夕，曾与伪建设厅长开过两次计划撤退和布置潜伏特务的“应变会”。但是，该部并未以此来处理他的问题，而是慎重地进行了调查，三次派人去杭州，通过二十多人进行了查对，并且调阅了南京保存的二十余年的档案材料，证实了他的历史是清楚的。
肃反运动以后，工作人员政治热情高涨呢，还是意志消沉呢？也只有事实才能回答这个问题。仍以电力工业部为例，通过肃反有一千四百人自动坦白交代了过去隐瞒的大小不同的政治历史问题，有九百多人检举了反革命和反革命嫌疑问题。其中如北京电力设计分院刘凤笙同志，他父亲是个反革命分子，解放后畏罪潜逃在外，肃反中到北京来找刘，刘即报告公安机关逮捕归案。北京电业管理局温广济检举其家庭隐藏短枪和子弹，并且协助公安机关动员他家属交出。冶金工业部在肃反中有二千九百七十六人自动补充交代了自己的政治历史问题，收到三千七百三十五件检举材料。另外，在肃反运动中还有人自动交出一部分武器弹药。不少肃反清查对象经过审查被弄清了多年背着的历史包袱，也都进一步靠拢了党，提高了工作积极性。如水电总局赵恩諴有些历史罪恶，长期背包袱，整日意志消沉，平时连脸也不刮，头也不剃，弄清问题，给以宽大处理后，激动得痛哭了一场，他说：“这可丢下了千斤重担”精神愉快，工作效率提高了一倍。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
在这几个机关的肃反运动中虽也产生了一些缺点，但这绝不如右派分子所形容的那样，它们比起上述成绩来只是极为次要的。如在运动初期调查工作不够，错斗了个别好人；运动中曾一度发生斗争方式粗暴的缺点，再如，对一些有政治历史问题的同志的思想教育不够，或一些问题处理不够妥当，影响了这些同志更好地发挥积极性，这些都及时进行了纠正。右派分子有意渲染这些缺点，其用心何在，是十分明显的。另外，在肃反运动中反革命分子漏网的现象也是存在的。如电力工业部在复查中就查出三个漏网的反革命分子，其中有参加日伪搞“无人区”的汉奸，也有解放后参加反革命地下组织的反革命分子。冶金工业部也是如此。据几个单位不完全统计，肃反结束以后，又查出反革命分子四起，现行反革命集团案一起。
肃反成绩是主要的还是缺点是主要的？让这些事实来作结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