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驳斥统计学家中的右派言论
薛暮桥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除提出了反动的科学纲领以外，他们在社会科学方面，也放出了许多谬论，如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都是“教条主义”，批判资产阶级学说就是“宗派主义”，要求马克思列宁主义经济学者去向资产阶级经济学者学习。同样的思想，也在统计科学的领域里暴露出来。右派分子在国家统计局召集的座谈会中和在其它各种场合，也在相当巧妙的伪装下，对我国的统计工作进行了恶毒的诬蔑。他们的进攻方法，同在其它领域完全一样，就是抹煞成绩，夸大缺点，诬蔑社会主义，夸耀资本主义。如说我国统计工作的领导机关没有统计学家，我国根本没有科学的统计工作，我国还没有合规格的统计资料，而且统计机关根本不愿意向人民提供统计资料，一句话说：真是“漆黑一团”。原因何在，就是不信任旧统计学家，就是学习苏联而不向英美资产阶级统计学家学习。结论就自然只有一条，请资产阶级旧统计学家来领导我国的统计工作。
全国统计工作者应当迅速起来反击这些右派分子，驳斥他们的一切荒谬言论。
首先我们要问问这些右派分子，新中国成立不到八年，我们的统计工作究竟是获得了飞跃的进展，还是毫无成绩，漆黑一团呢？把新中国几年来在统计工作方面的成就，同旧中国几十年的成就比一比，究竟是谁大谁小呢？我国的旧统计学家（包括右派分子在内），很多是在旧中国的统计工作中站在领导地位的。在他们的领导下，旧中国的统计工作究竟获得了多大的成绩呢？凡是研究中国经济的人，都会因旧中国缺乏完整的、有科学根据的统计资料而感到苦闷。新中国的统计工作，几乎是从处女地上建立起来的。几年来从无到有，建立了一套科学的统计核算制度和统计表报制度，进行了许多次规模巨大的调查统计工作，因而收集了能够反映国民经济的发展情况，能够作为国民经济计划管理的依据的大量的统计资料。但右派先生们却硬说，新中国没有科学的统计，而且根本不懂统计。他们举出一些自己在解放前所进行的“东鳞西爪”的统计，好像只有这才是“科学”的统计工作的典范。这种颠倒黑白的谬论，难道还用得到花力气来驳斥吗？右派分子说新中国的统计工作者是“坐井观天”，这句话正好是为右派分子自己的写照。他们坐资本主义的井，观社会主义之天，难怪他们把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看得如此渺小了。
其次，我们要问右派分子，根据什么你们说新中国的统计工作者不懂统计学，说新中国的统计不科学呢？右派分子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科学，因此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的统计学（这里所说的统计学当然是指社会经济统计）是不科学的，只有建立在数理统计基础上的统计学才是科学。告诉右派分子，你们自己错了，我们是决不会同意你们的意见的。我们承认：数理统计作为方法来讲，对于社会经济统计是有用处的；但是我们的社会经济统计决不能建立在数理统计的基础上。理由很简单，社会经济统计的任务是要分析社会现象，研究各个国家、各个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的具体过程，这就必须利用分析社会现象的最有效的工具——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当然，统计学家研究社会经济的发展过程，是用数字来表现的，因此数学和数理统计对于我们也有用处；但单纯利用数理统计不能解决社会经济问题。要分析社会经济现象，就主要依靠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应以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为基础。资产阶级统计学家企图利用数理统计来预测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这在我们看来是个大笑话，但在右派分子看来，只有这样才是“科学方法”。这样的“科学”态度，显然缺乏最起码的科学常识。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来规定一套完整的统计指标体系和分组方法，以便用来科学地分析各种社会经济现象，这在我们看来是统计工作者的一件极重要的任务。旧统计学家和我们不同，他们根据资产阶级的庸俗的经济理论来规定统计指标体系和分组方法。他们反对对各种社会现象进行阶级分析。在他们看来，地主和农民、资本家和工人只有量的差别，没有质的差别。因此他们调查统计的结果，证明中国只有“大贫小贫”，没有地主，也没有资产阶级。他们说阶级斗争在客观上不存在，是共产党故意制造出来的。这就是旧统计学家同我们之间的真正的区别。至于说，利用统计资料来研究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各种问题，帮助国家来对国民经济进行计划管理，这当然更不是旧统计学家所关心的问题，因为他们是根本不赞成社会主义的。那就不难想像，如果旧统计学家不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进行思想改造，如果我们依靠这样的旧统计学家来领导新中国的统计工作，那会得到怎么样的结果呢？
右派分子说我们学苏联学错了，他们说马克思、列宁都不是统计学家；研究统计理论最高明的是英国，而在应用方面最高明的是美国，因此应当向英国美国学习。我们承认，英国美国在数理统计的研究方面是有若干成就的，但如前所述，依靠数理统计不能解决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切实际问题。如果我国的统计工作要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要为国民经济的计划管理服务，就应当向建设社会主义已有四十年经验的苏联学习，这不是十分明显的事情吗？至于说，学习苏联应该结合我国具体情况，不能照抄照搬，这是对的，我们也是一直按此方针办的；但这决不是说不学苏联，改向英美学习。英美的学术研究上的成就，只要对我们有用，应该有批判地加以吸收；但肯定仍应以学习苏联为主，这样的方针是丝毫也不能动摇的。右派分子说我们学习苏联走了弯路，应该跟他们走。可以肯定，如果跟着右派分子走，那就不是走弯路，而是走回头路，回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回到旧中国的老路上去。这难道是中国人民能够容忍的吗？
更次，右派分子说新中国没有合规格的统计资料，或者说共产党垄新统计资料，因而妨碍科学研究。他们甚至疯狂地说：共产党抱着“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因而这样的社会主义还不如资本主义，简直就是封建主义。这样的胡言乱语难道是我们所能容忍的吗？新中国的统计工作要从头建设起来，这样大的国家，这样复杂的经济情况，而且又是如此迅速地变化，要掌握全面情况，反映发展过程，显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但即使如此，我们已经在短短几年中，把反映国民经济变化的最重要的统计资料基本上掌握起来了，供应了全国人民，特别是供应了国家领导机关，也供应了新旧统计学家。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年年向全国人民系统地、全面地报告国民经济的发展情况，每发生一个重要问题，都由政府负责同志向人民作专门的报告，在每一个报告中，都列举了许多重要的统计数字。难道这就是右派先生所说的“愚民政策”吗？试问右派先生，中国有哪一个朝代，世界上有哪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曾经向人民做过这样多的、真实的、详细的报告呢？蒋介石政府曾经做过这样的事情吗？英国的保守党、工党，美国的共和党、民主党曾经做过这样的事情吗？究竟是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还是资本主义不如社会主义呢？
对于统计资料的供应，我们并不自满，我们正在努力改进。过去我们所供应的统计资料不多。但一年来已逐渐增加，今后还要继续增加。我们统计资料供应还不够多的主要原因，不在保密（当然，保守国家秘密是完全必要的，谁也不能反对），而是由于许多统计资料还不够完整，或者正确性还不够高，还要进行慎重的检查、研究和补充，要到相当确实可靠时才正式公布，这正是我们对人民、对统计工作认真负责的态度。我们检查我们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努力改进，这同右派分子的造谣诬蔑毫无共同之点。
最后还要质问右派分子，几年来你们的“全副本领”没有充分发挥出来，是不是像你们所说，完全是共产党的宗派主义所造成的结果呢？如果真如右派分子所说，新中国的统计工作者都是不学无术，而这些右派先生则是最有学问、最有经验的统计学家，那末不是宗派主义又是什么呢？可惜事实不是这样，新中国要建设社会主义，而右派分子则脑子里装满了资本主义思想，资本主义“英雄”在社会主义国家找不到“用武之地”，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如果旧统计学家不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清洗自己头脑中的资本主义思想，那是决不能对新中国的统计工作有所贡献的。右派分子抱怨我们让某老先生的“学生的学生”审查他们的书稿，说这是不尊重老前辈的最明显的表现。告诉右派分子，我们尊重前辈，但更尊重真理，尊重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如果某老先生满脑子的资本主义思想，那我们有什么理由不让他的“学生的学生”对他的书稿进行审查呢？五四运动时代“打倒孔家店”的不就是孔夫子的几十代的学生吗？
共产党正在认真地检查并纠正在某些同志和某些工作部门中所存在的宗派主义作风，我们统计工作部门过去对旧统计学家的团结和教育注意得还不够，对他们的力量没有充分利用，我们正在考虑采取适当的措施来改正这种缺点。但右派分子如果企图披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伪装来反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这样就只有斗争，谈不上团结。在这里使我们更深刻地体会到“拆墙填沟”必须从两方面来努力，如果旧知识分子不肯进行思想改造，认为要求他们清洗资本主义思想就会“伤害他们的自尊心”，就是对他们“侮辱”，甚至说是“屈打成招”，那末，我们拥护的是社会主义，他们拥护的是资本主义，就根本没有共同的思想、共同的语言，有什么共同基础可以互相团结呢？右派分子心里可能在这样想，只要你们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放弃社会主义，不是就可以亲密团结了吗？是的，这就是右派分子所希望的“拆墙填沟”的方法；然而这样的团结，是我们万万不赞成的，也是全国人民万万不赞成的。右派分子如果坚持自己的错误，那就是自绝于人民。
我们要坚决进行反右派斗争，把右派思想从我们的统计工作队伍中完全清除出去。但我们也丝毫不能因此而放松了自己的反对官僚主义、反对主观主义、反对宗派主义的整风运动。我们必须实事求是，一方面肯定自己的成绩，理直气壮地说我们的成绩是主要的、基本的；另一方面也要认真检查自己工作中的各种缺点，迅速予以纠正。我们必须更好地团结一切真正拥护社会主义的统计学家和统计工作者，动员各方面的力量来改进我们的统计工作，才能更有助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我们的口号是反右、整风两不误，一切为着人民，一切为着社会主义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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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潘光旦利用土家民族问题放出的毒箭
湖南省永顺县副县长 彭武刚（土家族）
伟大的反击右派分子的斗争正在不断取得胜利。一些披着各色各样外衣的右派分子，在人民的面前，暴露了本来的豺狼面目。副省长唐生智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揭发的右派分子潘光旦利用民族问题进行反党反人民活动的事实，都是实在的。我愿在这里补充一些材料，证实右派分子潘光旦在我们土家族问题上向党向人民放出了怎样凶恶的毒箭。
第一支毒箭是挑拨我族人民与党的亲密关系。1956年5月，潘光旦借视察湘西土家族的名义来到了我们永顺。他一来便与我县的土家族中的少数知识分子取得联系，收集了一些无中生有的“意见”和
“材料”，并发表谬论，吹嘘自己，说土家民族问题是他作了些调查研究，将资料整理报送中央后，才引起中央重视的，还说“现在的问题是省、州、县三级的党政压制了土家人民的要求，阻挠调查研究，不承认土家民族是一个单一的民族，所以才拖延五、六年之久”。“州党委是从苗族的情感出发，压制土家民族的要求，把土家语言说成是土司王过去用兵的暗语，不承认是土家族语言。”“过去有些领导对土家族人民在填写民族成份时，只准填汉族，不准填土家族，只许说汉语，不准说土话”。在永顺中学，他更无耻地声称：“我是土家族人民的树蔸。”这些诬蔑性的狂言妄语，其用心是很清楚的。一方面想引起土家族人民对上级党政的不满，以破坏土家族人民与党和政府的亲密关系，削弱党和政府的领导作用和威信；另一方面，他想贪天之功来抬高自己，骗取土家人民对他的信任，以达到他反党反人民的目的。事实很清楚，土家族的民族成份问题，如果不是党的领导和重视，不是党和国家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土家族人民的民族成份何日能够得到肯定和承认呢？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不是从来就没有看见过“土家族”的名字吗？据我所知，为了解决土家族的成份问题，省里曾四次派人前来我县进行调查了解，收集土家民族的文物、历史资料。谢华部长还两次亲自来到湘西。州里除配合进行工作外，也组织过两个工作组，到我县对山等乡，工作达月余之久。这难道不是省、州党政重视的具体表现吗？而且，土家族这个被抹煞了几千年的民族问题，在解放后的短短几年中就得到了圆满解决，使土家族人民成为单一的民族，能说这是党和政府压制了土家族人民的要求，把时间拖延了吗？关于土家族人民填汉族成份和填土家族成份的问题，从两次普选人口登记的材料中就可以证明；如果真的不准填土家族，两次普选所得的土家族人口数字又从那里来呢？很明显，这只有在土家族民族问题上别有用心的反党反人民的右派分子，才会放出这样的毒箭。我们土家族人都深深地感激党和政府的无限关怀，感谢党和政府对土家民族成份的及时处理。
潘光旦的第二支毒箭是借北四县（龙山、永顺、大庸、桑植）代管的名义，播弄是非，说这是上级党和政府对付土家人民的一种措施，不重视土家人民的一种具体表现。还说：“几年来永（顺）龙（山）公路没有修，龙山从来没去过州的领导干部（只有合作社主任去了一趟）”。事实真是这样的吗？不是的，当时大家都知道，北四县之所以改为代管，是因为四县的苗族人口很少，国务院批准的苗族自治州仅是南六县。而北四县西北两面与四川、湖北接界；南接自治州；东邻常德专区，但离专署所在地甚远。比较起来，只有划为自治州代为管辖比较有利。这怎么能说是对付土家族人民的一种措施呢？当时土家族人民还不是一个单一的民族，更不好说是不重视土家人民的一种具体表现，何况代管并不等于不管呢？我看，如果真有所谓重视不重视的问题，最根本的还是要从政治、经济、文化上来看。几年来，北四县的政治、经济、文化事业，是发展了呢？还是没有发展？就永顺县的情况来讲：在政治上，各民族都一律平等了。全县县人民代表中，有土家族和苗族的代表一百一十三名，占总名额的46％；在县人民委员中，有50％是土家族和苗族。在国家机关、企业工作的干部中，土家族干部达五百名左右，其中有很多担任了领导工作。在经济建设事业上，已从无到有地发展了五个地方国营工厂和两个公私合营工厂；全自治州的第一个水力发电站，也在我县王村建立起来；永（顺）保（靖）、永（顺）大（庸）两条公路早已通车，永龙、永（顺）桑（植）公路正在积极修建，完全改变了过去的交通闭塞的面貌。文教卫生事业也有很大的发展，1950年只有小学二十四所，小学生一千四百零四人。1956年发展到有完小五十七所，初小二百一十六所，学生人数达二万九千八百一十四名；中学和师范学校的学生人数也大大增多，并且还增设了高中；全县还有二个电影放映队，三个民间职业剧团，一所有线广播站。这都是过去没有的事。卫生医疗机构不仅遍及各大小乡、镇，还设立有一个全州性质的人民医院（全州一共两个医院）。这一切难道不是上级党和政府重视的结果吗？潘光旦说龙山没有去过州的领导同志，这也是胡说。现在龙山县委书记就是中共州委委员兼的，他难道不是州的领导同志吗？很明显的，这都是右派分子潘光旦企图在北四县人民中特别是土家族人民中点火，梦想煽动他们和他一起向党进攻，造成混乱的局面。
潘的第三支毒箭是有意识地扩大民族间的历史矛盾，破坏苗、土家两族人民的团结和友好的关系。今年3月18日，潘光旦在全国人民政协会议上的发言（见3月24日人民日报）中，谈到土家族统治阶层与土家族人民及苗族人民之间的阶级矛盾时，说：“历史上的这种矛盾是存在于‘土家’统治阶层与‘土家’人民及苗族人民之间，但在不甚理解阶级矛盾的道理的前代，总像矛盾是存在于‘土家’与苗族之间，就是把阶级矛盾完全看作民族矛盾。这种看法虽属错误，却是一个客观的存在。解放只有得七八年，至今也还继续的存在”。这些话究竟说明了些什么问题呢？不难看出，就是故意在全国人民面前强调苗、土家两族人民在历史上曾经有过的为统治阶级造成的民族隔阂，强调它是不可调和的矛盾。换句话说，两族人民现在仍是不团结的，也是不能团结的。他想在两族人民之间挖一条永远隔离的鸿沟，使两族人民的友好关系恶化起来。他企图用一层黑布遮住光明的现实，否认党在执行民族政策上取得的光辉成就。两族人民已由过去的统治阶级制造的不够平等、不普遍团结、有所歧视的关系，改变为民族平等、亲密团结、互相帮助、共同发展的新关系。在农业合作化中，苗、土家、汉三族人民联合建立的农业社，据我县十九个乡二百九十四个社的统计，就有一百五十四个。如果不是有着真正友好的关系，他们怎么会这样亲密合作共同建设社会主义呢？他们这种亲密合作和团结友好的表现又怎能说是“表面上生活在一起，实际上蕴蓄着不少的矛盾”（潘光旦语）呢？历史的矛盾至今还继续存在在哪里呢？很清楚，这是右派分子潘光旦向苗、土家两族人民的恶意攻击。
潘光旦的第四支毒箭是想利用我们“土家族”的区域自治形式，来破坏我族人民内部的团结。他横蛮武断地在全国人民政协会议上说“我们了解，主张分的‘土家’人大多数是几年来对自己民族成份的肯定问题奔走呼号出力较多的人，而主张合的则大多数是一向对这问题并不十分关心而在湘西苗族自治州的各级行政机构里以‘汉族’的成份工作了多年的人。这两方面的人，在思想与感情上，不可能没有距离……”，企图在土家族的人民内部点上一把分离的野火，其用心是很毒辣的。谁都知道，少数民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目的，主要是加强民族间的团结，消灭民族间的压迫和歧视，消灭各民族间的事实上的不平等，使少数民族享受真正当家作主的权利，发挥少数民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这应该是赞同“合”与“分”的共同的思想感情基础。只有别有用心地离开实现民族区域自治的目的的人，才在思想感情上真正有所距离。右派分子潘光旦故意说主张“合”与“分”的不同，是思想感情上有距离，是一种阴谋活动，事实上，主张合的并不都是一向对这问题并不十分关心而在湘西苗族自治州的各级行政机构里的人，其中不仅包括广大的农民和工人，也包括了知识分子和绝大多数几年来对自己民族成份的肯定问题奔走呼号出力较多的人。这次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访问团来到我县访问四十五天的结果，据统计，共访问了全县的四十个乡镇，三百三十八个农业社，二百六十个学校，三百二十三个机关，个别访问了七百八十四人，共召开了大小不同形式的座谈会议二百八十四次，总计被访问人数达十万零七千多人，主张联合的几乎达到百分之百（主张“分”的则只有三十八人）。这是给右派分子的一个有力的打击，证明他是在胡说八道，故意挑拨。
现在我们土家族人民，通过对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学习，已经使我们认清了右派分子潘光旦的狰狞面目。我们土家族人民对这个可耻的、披着做民族工作的外衣的右派分子的反党反人民、挑拨民族关系的罪恶阴谋活动，表示无比的愤怒和谴责！我们土家族人民将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搞好生产，搞好工作，用实际行动来粉碎右派分子的一切猖狂进攻，与苗汉各族人民共同建设我们伟大的祖国和社会主义的新湘西。
（原载8月3日新湖南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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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中国科学院应用化学研究所和东北人民大学化学系
联合举办科学讨论会
中国科学院应用化学研究所和东北人民大学化学系最近联合举办了1957年科学讨论会。
讨论会分有机、物理化学、高分子和无机、分析两个会场进行，宣读的论文共五十四篇，涉及的范围很广泛。密切结合实际地研究从矿石中分离、测定各种希有或希土元素等的分析化学方面的论文占较大的比重，许多论文得到了专家们好评。如关于蔗渣粘液丝浆反应能力的研究，一方面解决了国家建设上的需要，使蔗渣资源得以合理利用；另方面又提出了科学上研究的课题。东北人民大学化学系苏联专家弗立波夫教授、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卢嘉锡教授、北京大学徐光宪教授、高小霞副教授等分别在会上作了专题报告，石油研究所研究员彭少逸在专题座谈会上讲了色谱分析的研究情况等。
应用化学研究所和东北人民大学的互助互利、取长补短、共同提高的全面合作精神，在会上得到了一致的赞许和鼓励。会上大家认为在我国目前条件下创办分析化学刊物十分必要，建议有关领导部门考虑和筹划此项工作。（陈文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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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松毛虫的研究和防治
松毛虫是目前我国森林内最严重而普遍的害虫。它的分布从东北黑龙江一直到西南的云南、贵州边境，凡是生长松林的地区几乎都有。由于对松毛虫本身的种类、生活习性以及它和外界环境因子间的关系知道的太少，使防治工作经常陷于被动。常常事出措手不及，造成许多可以避免而没有避免的损失。所使用的各种防治方法，也都还不够理想。
针对上述问题，中国科学院昆虫研究所、林业部林业科学研究所、广东、广西、江西、浙江等省农学院和华东农业科学研究所的虫害工作者们，在过去几年里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工作。
经研究证明，我国至少有三种松毛虫：在辽宁省北部、长白山、大小兴安岭林区，为害落叶松、红松、鱼鳞松等的叫落叶松毛虫。在辽宁省南部、河北、山东为害油松和日本赤松的叫油松毛虫。在我国南部各省为害马尾松的叫马尾松毛虫。松毛虫在越冬时期没有活动，没有繁殖，所以这是消灭它的好时机。
松毛虫比较喜欢高温、湿润的气候。雨量过多时，对它反而不利。单纯林受害重，混交林比较轻。十几年生的松林最适于它的生长。上一代繁殖过多，下一代就要减少，不然也要迁移。减少的原因，一方面由于营养不充分而虫口下降，另一方面由于天敌的增多而受到抑制。天敌的种类繁多，根据已知的寄生蜂和寄生蝇等昆虫就不下几十种。此外，鸟类也可以吃它。
过去比较广泛采用的防治方法是人工捕杀，其中包括采卵、杀幼虫、摘茧和捕蛾，在各地都已获得良好的成绩。杀幼虫十分重要，因为幼虫期最长并且松林正在受害，所以还是应当尽量提早些，在幼虫幼龄的时候来进行防治。杀幼虫的方法，除捕捉之外，在有条件的地区，可以利用六六六液剂。水源困难地区，可以应用六六六粉剂。
（刘友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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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藤梨引种试验获成绩
藤梨具有生长快、结果早、产量高、寿命长的优点，果实除供生食外，还可制成果干、果酱、蜜饯等。据化学分析，狗枣藤梨中丙种维生素的含量比柠檬高十五到二十倍。其中以毛叶藤梨的果实最大，甜香可口，异香扑鼻，享有盛名的
“青城酒”，就是用它酿成的。藤梨的嫩枝的浸胶是腊纸工业上的重要原料；它的花中含有芳香油，可供食品工业之用。藤梨还是一种婀娜多姿的庭园观赏植物。
从1954年起，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南京中山植物园在曾勉教授的领导下，开始了野生藤梨的驯化栽培试验，先后在天目山、庐山、黄山、黄岩等地调查收集了毛叶藤梨、白毛藤梨、软枣藤梨、葛枣藤梨等七种。1955年在广泛收集的基础上，他们开始以毛叶藤梨为重点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
三年来他们进行了播种试验、扦插试验、生物学特性观察，并开始了嫁接试验、整枝修剪等栽培管理方法和有性杂交等方面的工作。试验证明，实生苗无论在适应性上（特别是在抗旱性上）、生长力上都比直接由山区挖掘的苗木好得多。扦插试验的结果证明，除毛叶藤梨和白毛藤梨外，其他五种生根都很容易。文献报道藤梨实生苗结实需要六年到七年，而该园播种的藤梨第三年就开花结果。他们今年开始以果实最大的毛叶藤梨和味道最好的白毛藤梨以及丰产而适应性较强的黑蕊藤梨进行有性杂交，人工授粉的果实正在成长中。（南京中山植物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