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保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文艺事业
（8月13日在作家协会扩大党组会议上的发言）
钱俊瑞
反对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斗争，在我国当前文艺战线上是一个有决定意义的斗争。这个斗争按它的实质说来，就是文艺工作中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就是无产阶级的文艺路线与资产阶级文艺路线的斗争。这个斗争已有一段漫长的历史，而在最近时期，特别是近一年来表现得特别激烈。从目前全国范围阶级斗争的角度来看，它已明显地构成资产阶级右派向党和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以及党和全国劳动人民向资产阶级右派坚决反击的一个部分。它是文艺战线上一个你死我活的斗争。
这一斗争在文艺战线上之所以特别重要，不仅仅因为丁、陈反党集团的人物在国内外有一定的影响，尤其是因为这一斗争有着普遍的典型意义。它涉及革命文艺运动的若干根本性的问题，例如：文艺事业究竟是党和人民的事业，还是个人的事业？文学的党性原则究竟存在不存在？文艺事业究竟要不要党的领导？文艺的工农兵方向究竟对不对？等等。这个反党集团的成员分布在文艺阵线的各个方面。它同党内的其它反党小集团（例如美术界的江丰反党小集团）和某些党外右派集团保持着直接的或者间接的联系。
丁、陈反党集团的文艺路线是资产阶级的文艺路线。它基本上是和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文艺路线相一致的。他们反对把文学事业看成党和人民的事业，而把它只看作个人的事业；他们否认文学的党性原则；否认世界观对文学创作的指导作用。他们否认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基本方针，轻视普及工作。他们轻视民族遗产和民族形式。他们忽视政治，否认党对文艺事业的领导。他们大肆宣传个人主义（如丁玲宣传“一本书主义”，“只有你写的东西才是你自己的”，提倡骄傲等），用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思想腐蚀青年和人民群众。
用这样一条资产阶级文艺路线武装起来的丁、陈反党集团，长时期来向党的文艺方针和党的领导实行恣意的攻击。这种攻击，有时采用隐蔽的方式，有时采取公开的方式。两年多前他们曾经完全篡夺了“文艺报”的领导，根据他们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和资产阶级的文艺方针，向全国发号施令。由于在1955年党曾经对他们作了批评，他们在一个时期内曾稍稍歛迹，但是仍然没有停止他们隐蔽的攻击。去年经济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基本上完成，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的改造。丁、陈集团的成员们，正和所有资产阶级右派知识分子一样，作为一小撮已经失了旧皮、但又坚决不愿附上新皮的“毛”，对于社会主义（包括党的领导、集体主义、计划化、集中、纪律等等）表现得更加不能容忍。他们头脑中的“私有财产”（所谓“一本书主义”就是这种精神私有财产制的典型表现）就更加顽强地起来抗拒。加上去年的某些国际事件，特别是匈牙利事件，使他们更加冲昏头脑。于是陈企霞就估计：“匈牙利事件后的形势，对我们有利”了；冯雪峰就认为“人类没有希望”，“洪水快要冲破我们的大门”，而且号召人们“有冤报冤，有仇报仇”了。这个反党集团的一个颇为剽悍的骑士陈涌，竟然喊出“大变动的前夜到了”！和这个集团有密切联系、而在美术界充当另一反党集团的头目的江丰，就大大赞扬和煽动大民主，认为“我说话的机会到了”，认为现在城乡生活悬殊，“农民一经号召，就会有几万人起来反抗”了。丁、陈反党集团正在这样的对国内外形势完全错误的估计下，就重整旗鼓，密切配合社会上的资产阶级右派，向党和社会主义进行公开的凶猛的进攻。这批反党分子完全懂得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所以正当章罗联盟疯狂地向我们革命的文艺阵地阴谋渗入的时候，正当吴祖光、萧乾、张友松、王若望、流沙河等右派分子向党和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的时候，丁、陈反党集团和江丰反党集团就毫不踌躇地树起白旗，实行从党组织的内部攻击领导核心的战术了。
这个集团反党的口号是什么呢？他们和所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一样，阴险地套用党的整风的口号。他们用反对教条主义的幌子，来反对文艺应该接受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指导，反对文艺应该为政治服务，反对文艺应该贯彻工农兵方向。他们用反对宗派主义的幌子，来反对文艺应该作为党和人民群众的事业，反对党对文艺的领导，反对党在文艺工作中的领导核心。他们恶毒地歪曲党的领导方针，丑化党的领导人。他们把党的领导机构和领导人描绘为目光短浅的、专事倾轧的宗派集团，这样来挑拨党与群众的关系，孤立党，打击党，企图把自己放在更高的领导岗位上，来实现他们的资产阶级的反动的文艺工作纲领。
从丁、陈反党集团的全般发展历史看，有一个中心问题值得特别提出，这就是个人与党的关系、个人与人民群众集体之间的关系问题。冯雪峰自己检讨说，他入党三十年，但三十年来他同党的关系从来没有摆对过。这批反党分子可以说，毫无例外地都是组织上入党，思想上并未入党，而且基本上没有改造过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都是极端的个人主义者。丁玲自己说：“我是一个顽强的个人主义野心家，一切想法和一切措施都是为了自己。”冯雪峰说，他的“个人主义根深蒂固”是“自我中心主义”。陈企霞则描写他的卑鄙的个人主义已经“发展到疯狂的报复主义”。事实确实是这样，这些人都是从极端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有些人还夹杂着野蛮的封建地主的压迫思想），发展到掉入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泥坑。
以丁玲为例。丁玲出身于封建大地主家庭。她的父亲阔绰到这般程度，他看见人家骑马姿态好看，就派人重金买回许多匹白马，每匹都给配上白缎绣花马鞍，然后要人们骑着在他面前奔驰取乐。她母亲在自己的花园里专门架起一座秋千，来打着消遣。后来她的家庭没落了。就在这样的家庭里，再加上颓废享乐文学的影响，使丁玲的思想里深深地打上这个没落阶级的自私、骄傲和绝望的烙印。丁玲曾经自己分析她那时的思想“是一种中农意识”，（见丁：“我的创作生活”）这是不确实的。后来她接触到资产阶级民主的新思潮，很快地孕育起虚无主义的思想，在1922年她加入了无政府主义党。她热衷于资产阶级的妇女平权观点。1928年起她开始写小说。她的初作“莎菲女士的日记”中的主人公的思想实质上反映了作者当时的思想。莎菲女士是一个自我中心论者，她玩弄男性凌吉士，她得意她的“愚弄”别人、“扯谎”和“不诚实”，她终要 “让那高小子来尝一尝我的不柔顺，不近情理的倨傲和侮弄。”最后，她说，“好在在这宇宙间，我的生命只是我自己的玩品，我已浪费得尽够了。”“悄悄地活下来，悄悄地死去，啊！我可怜你，莎菲！”丁玲的这种思想二十多年来基本上没有改变过，某些方面还给发展了。1930年她参加左联工作，1932年加入党。到1933年5月就被捕，不久，她就在敌人面前屈服了，变节了。1936年她转到延安。她不但没有认识自己犯了十分严重的政治错误，好好地锻炼和改造自己，反而以名作家自居，对党对人民政府不满。党当时指出了她的错误，同时给以重要的工作岗位。但她保持着强烈的反感。于是在她的主持下，发表反革命分子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她自己亲自动笔写“三八节有感”和“在医院中”，污蔑党所领导的解放区。这些文章明显地暴露出她的思想的反党的性质。她所同意的“野百合花”，恶毒地污蔑当时群众对领导人员“感觉他们是异类”。在她的“三八节有感”里，丁玲把解放区描写得阴森漆黑，说妇女都处于“悲运”，而这种情况“在旧的社会里，她们或许会被称为可怜，薄命，然而在今天，都是自作孽，活该”。丁玲的这种对新社会的歪曲和攻讦，同今天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抹煞一切、“今不如昔”的谰调，简直没有两样。无怪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得到了丁玲这篇文章，如获至宝，正同今天美国国务院和蒋介石集团向章伯钧、储安平、葛佩琦赞佩不止一样。解放以后，丁玲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她更加热衷于争名誉、争地位、争享受，一直发展到企图夺取整个文艺阵地的领导权。
以丁玲为首的反党集团其他主要成员也都是些极端个人主义者，同时在他们的思想里都有浓厚的阶级异己分子的敌对思想的因素。就是这一批人，讲个人第一主义，吹吹拍拍，拉拉扯扯，讲什么“良心”、“人性”、“友情”、“温暖”，平素好行小惠，言不及义；他们擅长小广播，播送流言蜚语，纠集一些对党和政府不满的分子，形成有形无形的集团。就是这批人，骄傲自大，把党所委托他主持的事业看作自己的独立王国，党对他们的事情批评不得，过问不得。就是这批人，当受到了党和上级批评的时候，就说是“某某人某某宗派打击他们，陷害他们”，而把自己装扮成一副可怜相，真像受了“委屈”的样子，争取群众，争取主动和有利的地位，等待时机向党进攻。
对于这批人说来，党仅仅“是抽象的”存在，更正确地说，党只是一个招牌，是他们借以猎取名利的工具。他们对具体领导他们工作的党组织和领导人总看作是错误的，简直是罪大恶极的眼中钉、障碍物，是应该受到讨厌和反对的。他们永远把个人放在第一位，把自己的小集团放在第二位；党在他们的眼里是没有地位的。丁玲这批人说的“党在他们那里”，这倒真实地反映了他们的心理状态。他们认为自己的成就是个人努力的结果，否定党的领导和群众的支持对他们的某些成就所起的决定性的作用。他们认为自己对党有贡献、有功劳，他们给党以光荣，向党投了资，党对他们却欠了债。他们的成就和名望越大，党的法码便越轻，他们离开党便越远。他们认为党可有可无，当他们觉得党对他们有利的时候，他们便显得靠近党，把党侮弄一阵；当他们觉得党的存在对他们不利的时候，他便可以把党一脚踢开而无所顾惜。他们对党玩弄两面派手段，当面一套，背后又是一套。当他们猖狂地向党进攻的时候，他们甚至可以采取非法的地下阴谋活动的形式。丁玲集团和江丰集团的反党罪行事实上都已发展到这般卑鄙恶毒的程度。同时他们还同社会上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结成联合战线，向党和社会主义进攻。
作为今天文艺界的一个紧急的和极其重要的任务，就是彻底揭露和粉碎反党集团的罪恶活动。我们必须肯定，党的文艺方针，无产阶级的文艺路线，在我国是已经取得了重大胜利的。在解放前的漫长的岁月里，不是有我们党所领导的以鲁迅为主将的左翼文艺运动的辉煌战绩么？不是有我们解放区为工农兵服务的革命文艺的巨大成就么？在解放以后的新中国，不是在文艺的各个部门都作出了很大的成绩么？但是，在我国，马克思主义和文艺确实还没有真正全面地和正确地结合起来。无产阶级的领导，我们党的领导，在许多文艺工作部门，对许多文艺工作者，确实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这就是当前我国文艺战线上的最根本的问题。我国在今后十年到十五年内将用大力发展工业和农业，建立现代化工业和现代化农业的基础，为社会主义社会建立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为要达到这个目的，作为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部门（包括文艺），就应该充分发挥上层建筑的作用，加强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加强对群众的社会主义教育，同时大力为国家培养工人阶级自己的知识界。在这样伟大的任务前面，我们文艺战线的基本任务，就是要尽可能迅速地确立起党的领导，正确和坚决地贯彻党的文艺路线，同时大力培养工人阶级自己的忠诚于社会主义事业的文学家、艺术家和文艺理论家。而当前进行的反对丁、陈反党集团的斗争，就是为着要实现这个基本任务所极端需要的步骤之一。
在进行反对丁、陈反党集团的斗争的时候，我们又不能不吸取若干重要的也是痛切的教训。
首先，我们必须特别警惕文艺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的发展。全国胜利后，文艺界的这种追求个人名誉、地位、享受的个人主义倾向，在不少部门和不少人中间，已经发展到了非常可怕的地步。这些人的创作活动，首先是为了钱，为了成名，为了级别待遇。长春电影制片厂有个导演叫沙蒙，他导演了一部“上甘岭”，厂里给他酬金一千四百元，他大吵大闹；给他一千六百元，他还是不满。另外一个导演，叫吕班，竟然恬不知耻地在厂里号召“为人民币而奋斗！”有些剧作家和作曲家，从老艺人那里纪录下来传统的剧本和曲谱，这本来是好事，但他们竟把它们算作自己的创作，或者只写上自己的名字，不写上老艺人的名字，只为自己争了稿费，而不让老艺人得稿费，或者只分给他们很少的稿费。这一类腐朽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对于我们的某些作家和艺术家已经侵蚀到如此之深，他们创作的愿望已被窒息，他们的作品已经失去了鼓舞人们前进的任何力量。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已经再也配不上人类灵魂工程师的称号，他们已经堕落为人们思想的腐蚀剂和人类灵魂的蛀虫了！
应该特别着重地指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和当前革命要求之间的矛盾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尖锐过。这是因为我国革命已经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缘故。现在资产阶级思想和社会主义已经处于直接对抗的地位。要就是无产阶级思想体系战胜资产阶级思想体系，要就是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战胜无产阶级思想体系。这是思想战线上你死我活的斗争，中间道路是没有的。资产阶级思想，对于社会主义，就是直接的敌对思想，我们必须彻底战胜它，才能胜利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正因为资产阶级思想在今天阶级斗争中处于这样的地位，所以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十分严重的人就常常不免堕落成为不可救药的反党分子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同时，不少有相当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人，常常容易落入右派分子和反党分子的魔掌，成为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工具和“群众”。丁玲和江丰等等不是都自称自己“拥有群众”的么？这就足够引起人们的严重警惕的了。
由此可知，在文艺界必须特别注意克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现在文艺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比较普遍和严重，这也不是偶然的。这是因为现在的文艺界大多数出身于地主、资产阶级或上层小资产阶级，在旧中国受了较多的资产阶级教育；同时也因为我们多半从事个体的精神的劳动，特别容易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所以，对于每一个从旧社会来的文艺工作者，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是并不那么容易克服的。这就需要我们特别的警惕和更大的努力。
最后，我们对于错误的倾向和错误的思想作风，再不能采取自由主义的态度了。我们必须坚持正确的立场和原则，必须对各种错误思想及时地进行严肃的批判和斗争。自由主义、温情主义，只能纵容和助长错误，是腐蚀人们的毒草。两年来，我们对于丁、陈集团的错误，江丰集团的错误，都曾进行过批判。但是这些批判都做得不彻底，再加上这些集团的反党思想根子深，劲儿大（当然这是主要原因）就使它们发展到今天这样严重的地步。我们文艺界通行一种风气，为了“照顾”文艺工作的特点和文艺工作者的特点，对于错误倾向和错误的思想作风，常常作无原则的迁就和让步，据说这是为了团结和争取多数。但是经验告诉我们，这样做，非但不能达到团结和争取多数之目的，反而只能闭塞人们的头脑，降低党的威信，损害有原则的团结。鉴于过去的教训，我们这番一定要把反对右派和反党分子的斗争进行到底，取得彻底的胜利，决不可半途而废。对于一般性的错误也不能再来什么自由主义和温情主义。这样我们才能保卫得住马克思主义的文艺事业，并且使它不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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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章记小集团在民建的卑鄙活动
秦泽邦
右派分子章乃器一直就想操纵民建中央机关，以便把它作为反共反社会主义活动的一个主要基地。章乃器在民建中央机关所培植的右派小集团，就是为了实现这个反动的政治野心的工具。
“物以类聚”，章乃器所啸聚的这些家伙，也正如他自己一样，无一不是一贯反共，历史复杂，政治面貌不清，品质、作风恶劣的人。这些人平常躲在阴暗的角落里，狡猾地隐蔽着自己；在反右派斗争中，一经阳光的照射，就个个现形了。他们和章乃器的关系，差不多都是历史悠久的亲信、旧属、故交，这就更显得他们之间的“朋比为奸”是如何的严重了。
章乃器对这般右派小集团分子的培植是费尽苦心的。他吹嘘他们是“粮食部找不到的几根笔杆子”，公开地“封官许愿”，极力抬高他们的身分地位，企图在机关干部中间造成“声誉”，便于他们打击领导。右派分子林涤非和丁裕长，明明是掌握着“取舍由之”的“民讯”（民建中央机关刊物）编辑大权，但章乃器还不以为足，硬要说他们是“无职无权”，干着“黑活”，一定要“加冠”三级；对于另一右派分子许汉三，则以照顾他的过去资历为理由，主张大胆提拔，要让他掌握全面的宣教工作。什么是章乃器的所谓“资历”呢？原来就是在反动时代当了几任伪县长。这几个右派小集团分子就在章乃器这样的培植之下，趾高气扬，倒行逆施，进一步占夺了宣教部门和“民讯”的工作阵地。同时，章乃器又布置了他的妻子杨美真和他的私人账房戴家瀛把持了民建中央的总务、财务，从干部的切身生活方面，制造纠纷，极尽拉拢、打击之能事。
在章乃器的嗾使之下，这个右派小集团的分子就在民建中央机关内外兴风作浪。在宣教工作上，对工商界施放章乃器的反动言论的毒气，鼓动工商业者抗拒改造，抗拒工人阶级的领导；同时，在机关内部笼络一部分落后群众，利用一部分不满情绪的群众，从生活福利方面进行挑拨，不满当前的工资和地位，大叫解放以后“今不如昔”，要求改善待遇，又要求“绝对民主”、“绝对自由”，以打击领导，破坏组织。另一方面，则在反宗派主义的幌子之下，对党团员干部和进步分子进行污蔑，以图去之而后快。章乃器经常说，他“在粮食部的有职有权是斗争得来的”，以煽动民主党派干部对党进行斗争。章乃器还不惜泄露国家的机密，使他的右派集团分子能在机关干部中卖弄消息灵通，以抬高身价。
章乃器的恶毒、卑劣的行为，还表现在他往往断章取义地歪曲国家的方针政策，歪曲国家领导人的言论，以迷惑落后群众。他无耻地说：“我章某人是经常参加国家最高会议的人，对党和国家重大方针政策的认识和体会是深切的”。根据右派小集团分子在这次斗争中所交代的章乃器的“私房话”，更加暴露了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是达到了怎样猖狂的地步。
章乃器顽强地拒绝对资产阶级进行思想改造，他曾以轻蔑的口吻对他的右派小集团分子说：“今天就是要独立思考，不能为某一大人物的话所动摇”。他曾经对他们的人说：“唱对台戏，就是要求民主党派‘分庭抗礼’，要有不怕被人说是‘分庭抗礼’的精神，才能真正的实行相互监督”。又说“谈相互监督，又提加强领导，这是依赖思想，也是取消思想”。在谈到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关系时，这个右派小集团的分子又说：“章乃器常主张工商业者在厂店中一定要敢于和工人阶级斗争”。在去年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以后，民建中央宣教会议曾提到“服从公方领导”，章乃器立即严厉批评这样的提法是所谓违背政策，并指示他的右派小集团，今后应强调批评公方代表。还说：他反对企业作为改造私方人员的主要基地，而应该是作为相互监督，首先是对共产党进行监督的基地。
章乃器的私房话，被他的右派小集团奉为“金科玉律”。无论是宣教工作或“民讯”的编辑工作，凡是稍为尖锐批评资本家的文字或者是强调资本家教育改造的言论，不是加以弃置，便是随意删节或缓和其语气；而他们所欣赏的是李康年、吴金萃这一干人的妙文。
章乃器及其右派小集团曾诋毁爱国守法教育为“清规戒律”；并主张向中间、落后群众发展组织，使民建会不能培养工商界的骨干分子。凡此一切，无一不足以证明章乃器及其右派小集团所走的道路是资本主义复辟、反革命复辟的道路。
民建中央机关的反右派斗争，正在初步胜利的基础上继续前进。章乃器及其右派小集团的阴谋活动还将继续的揭露与批判，直至彻底被粉碎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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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戴记“统一战线”破产了
本报记者 于明
据已揭发的材料，安徽省文联有一个不小的右派反党集团。参加这个集团的是：戴岳、王影、钱锋、石青、耿龙祥、罗秋帆、贾梦雷、刘俊明、吕伯俦、曹玉模、吴文慧、谢竟成、张禹、吴晨茄等。他们当中有汉奸、流氓、叛徒、胡风分子，有参加过反动党团和对党长期不满的分子。他们控制了省文联、掌握了“江淮文学”编辑部，把“江淮文学”变成反党的工具。在大放大鸣之前，他们就开始在“江淮文学”上施放毒箭，散布反党言论，在大放大鸣期间，向党进攻的气焰更为嚣张，把安徽文艺界搅得乌烟瘴气。
搜罗对党不满的人
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安徽文联内部的牛鬼蛇神如此集中？这要“归功”于这个反党集团的“主帅”戴岳。他利用省委文教部副部长的职权，拉拢、甚至搜罗投其所好的人，安插在安徽文联，美其名曰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戴岳把出卖过同志、出卖过组织的叛徒吴文慧、罗秋帆，以及胡风分子张禹，千方百计拉到文联工作。他未经组织研究，便擅自任命叛徒罗秋帆为创作委员会副主任。他很重用彭拜、祝向群，但是这两个人都是反革命分子，在肃反时都被逮捕了。他把“江淮文学”交给有政治历史问题的王影、石青，流氓钱锋，和对党极为不满的吕伯俦、叛徒吴文慧等的手里。他把与他意见不合的陶滔、戈焰、程克文等都排挤出文联，于是戴记“统一战线”便组成了。他们这一伙人，在戴岳带领下，平时互相捧场，彼此吹嘘；不务正业，打牌作乐；酗酒闹事，侮辱妇女；歪曲党的政策，使党支部处于瓦解状态。
安徽省文联的右派反党分子，平常就散布种种言论，仇视社会主义，污蔑和攻击党的领导。王影污蔑党发扬民主是为了“点缀”，他公然声明，他“不愿再作这样的民主点缀品”了。他们集中地攻击了党在农村的工作。刘俊明说：“统购统销搞得种庄稼的农民没有粮食吃。”曹玉模竟造谣说：“现在的农村是树砍光、鸡杀光，小孩都在遭劫”。耿龙祥则认为“农村工作都是用强迫命令搞起来的。”他们极端反对党的领导，钱锋常说：“党的生活约束了创作自由”，王影也认为党的领导束缚了他们的刊物“形成自己的风格和流派。”
“江淮文学”成为反党工具
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不仅在文联机关内部泛滥，从今年1月份起，就按照他们的资产阶级观点，利用“江淮文学”向读者贩运毒素了。他们在今年一、二两期的“江淮文学”上，连续刊载了好几篇反对描写现实革命斗争，宣扬爱情至上和色情的文章，还刊登了所谓“揭露生活阴暗面”的作品。如第二期“江淮文学”发表的“从一条评语谈起”、“杂感一捆”，就反对文艺作品反映现实革命斗争，描写工农兵，说这是教条主义。在同一期上，又发表了“揭露生活阴暗面”的作品“在干旱的日子里”，“凤台偶闻”，前者对农村干部和农民极尽污蔑能事，把合作化后的农村描写得一团漆黑，后者则说：“嫁给干部一床被，嫁给工人吃喝睡，要找对象淮南去（工矿区），免得嫁农民终年累。”刻意宣传工农生活的不同，制造工农之间的矛盾。
3月份，安徽日报发表了林洛里写的“什么思想在领导‘江淮文学’编辑部？”一文后，他们不但不把它当作有益的忠告，虚心检查错误，反而以敌对态度看待这一批评。戴岳立刻就在文联内部说，这是“省委背地搞文联”，煽动文联的人来反对省委。他指派钱锋到安徽日报质问文章的作者，并提出要“坚持反批评”。从此安徽文联的反党分子，就在戴岳指挥下，大举向党发动了进攻。他们向党中央写
“控告”，准备印发“呼吁书”，向邻省求援，威胁安徽日报登载他们的假检讨，他们咬定省委在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上犯了错误，是“中央的反对派”，他们死不承认自己的资产阶级观点，把所有批评和批评者，一概称之为“教条主义”。
省委在4月曾召开会议，对这一批评进行讨论，并指出对“江淮文学”编辑部批评的必要性，指出了批评方法上的一些缺点，作出了正确的结论。但是文联的反党分子，在5月全省宣传会议时在戴岳幕后策动下却又一次发动了向党的猖狂进攻，全部推翻了省委原来的正确结论。他们一下组织和写了四五十篇文章，攻击党的领导，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把“江淮文学”办得更向右转。直到7月，全国右派分子的进攻已受到反击，他们在“江淮文学”的“自由谈”“玫瑰园”里所发表的文章，却仍几乎是全部有毒的东西。他们还计划把8月号作为向党进攻的“炸弹”，终因阴谋败露没有实现。
公然反对党的领导
在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期间，他们公然提出了反对党对文艺的领导。石青说：“党能领导文艺，也不能领导文艺。”吕伯俦主张“自由结合”，把“江淮文学”变为“同人刊物”；刘俊明在“何谓有领导的放和鸣”一文中，认为党只提出方针就行了，如果在鸣放中还进行领导，就是阻碍鸣放。罗秋帆、王影在“江淮文学”所发表的“试论放与收”、“闲话‘心中有数’”，都主张刊物编辑部不要有显明的无产阶级立场。
他们对“揭露生活的阴暗面”，也更加狂热了。7月号的“江淮文学”发表的一篇“蛀牙”中，主张要把老干部（实际上是指党）像“蛀牙”一样拔掉；“老农的话”中，污蔑党忘了农民，说我们的干部现在是“在大楼上办公，门前站着卫兵”，两扇门窗“关闭”，从“高楼上”飘下来“命令”，以此来挑拨党群关系。“‘温床’的制造者”一文中，污蔑处、科长都是首长的“护身墙”，都是凭对首长的阿谀奉迎才得到提拔的小人。编辑部副主任王影说：“江淮文学”反三害、反教条主义可以配合，反右派不好配合”。四川流沙河的“草木篇”受到各地批判以后，“江淮文学”副主编石青还说：“流沙河挨了批评，我们支持他，别人不要它的稿子，我们要去向他约稿！”流沙河的稿子虽然还没有在“江淮文学”上露面，而和流沙河狼狈为奸的储一天的“不敢见太阳的人”一文，却已登在7月号“江淮文学”上了，这篇作品有浓厚的毒素。据初步检查，“江淮文学”从1月到7月份，所发表的有毒素的文章占全部文章的四分之一左右，它真正成了戴岳集团的反党“工具”。 这些人为什么这样仇恨党？连身为文教部副部长的戴岳都招认说，他因为在去年没有选上省委委员，提级只提到十一级，今年全国宣传会议又没有让他去参加，他就“更加深了反党的决心”。
王影的仇恨更深，他在反对教条主义的幌子下，喊出了“君子报仇，三年不晚”，他大叫“党的领导造成了灾害”，他猖狂地说：“我要是军阀，就要把官僚主义者（？）杀了用蒸笼来蒸！”他说：“党所提倡的东西我都反对，党所反对的东西我都欣赏。”
绝妙的“策略”
戴岳说他的幕后活动是有策略的，这些略策：一是利用鸣放的合法性暗暗鼓动右派分子反党；二是赞助反党分子；三是争取同情；四是组织、鼓励别人发言反党。至于他自己则是“我不讲话的好”。这真是绝妙的“策略”！但是这种“策略”终于破产了。王影说：文联的右派分子，自从向党猖狂进攻以来，是“空前团结了”，他说，他们“犹如一窝马蜂，党可以放火烧掉它，却打不散它。”王影说得太自信了，人民是有力量打散你们的，如果打而不散，那你们就真得要被“火烧掉”了，那就叫做“玩火自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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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费孝通怎样破坏云南少数民族调查工作
章伯钧—罗隆基联盟的军师费孝通在担任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组长期间，百般破坏调查工作。最近由边疆回到昆明的调查组全体工作人员连日集会，揭发了费孝通的罪恶活动。
在云南调查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的方针，中央和省委确定首先着重调查边疆阶级分化不明显的各少数民族，研究他们的社会性质，以便探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具体道路。费孝通有意破坏这一方针，他乘参加大理白族自治州成立的机会，竭力鼓吹对处于内地的白族的历史文物作大规模调查。于是他不经党委同意，擅自拟定了全面的调查计划。调查组在草拟西盟地区佧佤族的基本情况和调查提纲时，费孝通指示不准采用西盟工委的调查资料，说“他不懂学术，资料是废品。”
中央和中共云南省委还决定，调查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理论作为指导思想，并指示调查工作要紧密结合现实，服务于现行政策和社会主义改造。费孝通公然违抗这些极为重要的原则，调查组从昆明出发到边疆前，费孝通在向全体工作人员作的动员报告中，却强调这次调查是学术性的调查。打出“学术性调查”的欺骗幌子后，费孝通接着利用一切机会或明或暗地散布其资产阶级社会学的反动观点。关于少数民族的文化方面，费孝通在一次座谈会上谈到少数民族文艺的内容和形式的关系时宣称：“要保留民族形式，就不能吸收社会主义内容；要吸收社会主义内容，就必须抛弃民族形式。”企图在保存民族形式的借口下，反对社会主义。
费孝通针对少数民族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放出了一枝毒箭。他曾亲自到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去“调查”景颇族，他坐着小汽车到离景颇族居住的东山、西山三十华里的公路旁停下来，向景颇族村寨遥望了一下，然后找了些人汇报，便认为过去中共云南省委在景颇族地区的调查和1955年刘格平等对景颇族的调查都是“教条”、“有问题”。费孝通故意夸大景颇族原始落后的意识形态对生产的反作用，认为上层建筑可以决定经济基础，由此得出结论：只有加强文化教育工作，改变落后思想意识，才能扫清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障碍。费孝通根据这个结论提出“先教而后富”的口号，来反对共产党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采取的“以发展生产为中心”的政策。
人们指出：费孝通在调查组散布这一系列反动观点绝非学术思想问题，而是积极为恢复资产阶级社会学作准备，并直接为他参加拟订的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服务。
为了使这种反社会主义的纲领能够在调查工作中贯彻，费孝通一面摆起“民族学专家”的架子，竭力反对共产党对调查工作的领导，排斥党派来的干部。中共云南省委为了保证作好这次调查工作，按中央指示从省级机关和学校中抽调了四十多名干部参加调查组。费孝通却以“行政机关干部水平低，不懂业务”为借口，在工作中百般歧视和排斥这些干部。另一方面，费孝通却在昆明搜罗了一些他过去的亲信，安插到调查组内。云南党和政府领导机关虽然对调查组的工作给予了极大的重视和多方面的帮助，但费孝通却在调查组干部面前挑拨说，中共云南省委不热情，云南党政机关官僚主义习气重。同时，他又活动民盟云南省委请他们到温泉去游玩、吃饭，使有的人感到民盟比共产党还“温暖”，费孝通对知识分子体贴关心。调查组离昆明前往边疆前夕，费孝通便召集他这批亲信谈话，指示按照他的一套行事。
调查组揭露的材料说明，费孝通的破坏活动已使云南的少数民族调查工作蒙受一定的损失。
（据新华社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