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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四川的右派群丑
本报记者 纪希晨
声势浩大的反右派斗争，正在四川各界深入开展着。在这一生死的斗争里，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次战斗，是对于以潘大逵为首的章罗联盟四川分店的围攻。
久谋建立“盟天下”，右派头目聚成都
材料证明，章罗联盟为独霸被称为民盟“发祥地”、“根据地”和“大阵地”的四川，早在解放前就已经作了布署和准备。刘邓大军渡河以后，他们认为“国共南北对峙”局面下，正好大有可为，为达到在“三分天下”中“割据西南”的目的，民盟右派分子潘大逵、范朴斋、张志和、张松涛等，根据章伯钧扩充实力搞军事投机的指示，除拉拢大批袍哥（即哥老会）地主恶霸特务入盟（如川西十五个县六百六十八人中，有一半以上是地主袍哥特务），同时还在川北、川南、西康等地收编袍哥、土匪，建立反动地方武装，阴谋与人民争天下，企图抗拒解放军向川康进军。拥有两三千多袍哥土匪，到处抢劫群众的土匪头子朱世正，被他们委任为民盟西康省委的主任委员。解放后，这些反动武装纷纷发动反革命暴乱。民盟中央委员张志和亲自发展的伪保安团长王德全首先叛乱之后，随着朱世正等匪部也都参加了叛乱。张松涛在内江成立的五人小组，解放后成为叛乱的核心。内江民盟主任委员尧文藻参预组织的“反共救国军”，在匪首何振华、邓树人等领导下，仅在内江地区就先后攻打了两个区公所和七八个乡镇，残杀县区乡干部四十二人，农村积极分子六七十人。“川康人民自卫军第四纵队”、“反共救国军总司令部”的图章，也都是这位民盟主任委员亲自刻造的。
几年来，右派野心家为进一步把持盟务，夺取四川民盟的领导权，进行了一系列的阴谋活动。自称一生“唯知斗争到底”的罗隆基，远在1951年夏天，就在北京秘密召开了四川“无形组织”骨干分子聚会，指示潘大逵、张松涛等，采用以“组织对组织”的方法，阴谋联络一批在西南被清洗出盟的特务恶霸的老“盟员”，策划排斥西南民盟中左派分子的领导。新三反中又制造“快邮代电”事件，借机打击楚图南、田一平，企图直接夺取西南民盟的领导权。大区撤销后，罗隆基坚持要潘大逵留在四川，与云南李德嘉互相呼应。潘大逵为进一步巩固发展这个“据点”，拉拢韩文畦、舒军、李康、胡克林、冯克熙、吴仲坪、刘坤南等，组成四川“无形组织”的核心小集团。他们为使民盟四川省委完全变成右派分子的反共司令部，同时还用收买笼络挑拨等卑鄙手段，在民盟省市机关内部拉拢人组成民盟省市委内部机关小集团，一有机会就内外夹攻向党进攻。
身为国民党员，当过伪省参议员，和张群有着密切交往的潘大逵，家庭是个有一千几百石田的地主恶霸，当他的哥哥被管押、恶霸弟弟和侄子遭到镇压时，对党就更为仇恨和不满，公然污蔑土改和肃反。他虽然已经当了四川省政协副主席，民盟四川省委主任委员和全国人民代表，但是仍不满足，认为“民盟地位没有摆端正”，活动要当副省长。党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后，他们认为新形势已经到来，于是，就更加猖狂的活动起来。去年12月当罗隆基、范朴斋、马哲民、刘王立明、潘大逵、张松涛等，各路右派头目会师成都时，罗隆基当面向他们指示了和党较比力量、“民盟要垄断知识分子”的战略方针。他们认为只要把高级知识分子掌握在民盟手中，盟内有声望的人多了，担任领导工作的多了，那时党就不能不重视盟的力量。这样迫使党迁就退却，后再取而代之，从夺取文教界的领导权入手，再进一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建立起“盟天下”来。
大发展招兵买马，搞外围壮大声势
为着实现这个恶毒的计划，潘大逵等采用各种方法，拼命扩大组织，壮大右派力量。他们除公开叫嚣“今年四川民盟要发展四千人”，要求在七个方面“川流不息大发展”，开展发展组织的“社会主义竞赛”，要在五十八个县扩大建立基层组织外，还把大批历史上的反革命分子和对党不满分子拉进盟去。整风开始后，他们提倡“火线入盟”，舒军在重庆四十天之内竟发展了一百四十多人。在“来者不拒”的方针下，民盟岳池县委聂丕成竟在广安城的茶馆内，公开拉人，逢人便问入不入盟。
在分店周围建立各种外围“据点”，是四川民盟右派扩充实力，巩固阵地的重要战术手段。这种“据点”，在重庆有民盟盟员、美术界右派分子汪子美组织的“辛社”小集团，在成都有章罗联盟女将刘王立明偷偷摸摸组织的“妇女节制分会”。这个分会的会长是原伪国大代表、国民党四川省党部妇女委员岳宝琪，理事会中的其他十八个成员中，有十六个是反革命分子、反动地主和反革命家属。几天中新发展的一百四十七个会员，有很多都是解放后被政府判刑劳改的“患难朋友”。此外，“外围组织”中还有自称为民盟培养干部的“百花诗社”。这个以研究祖国古典文学遗产为名的“诗社”，在成都、重庆、北京、上海、武汉拥有二百五十多个社员。社内各部门中设有联络员，每周开会一次，会议情况则“保守秘密”，不准外传。他们虽名“诗社”，但社内却有很多不会做诗的成员，“诗社”有一个耐人寻味的宗旨，是“要团结一切党还没有团结的知识分子”。就是说，要把一切对党不满的分子，都拉进这个小集团来，以致“诗社”的二十一个社务委员中，初步查明就有十一人是特务分子和反动党团的骨干。反革命分子姜文芳，担任着“诗社”秘书和总务部的联络大员。“诗社”主席穆济波则是一个一贯进行反共勾当的毒蛇。因为他善于招谣撞骗、拉拢旧知识分子，所以就特别博得潘大逵的青睐。潘大逵先是不经组织手续将他拉进盟内，随后马上支持他出面组织起“百花诗社”。目的是想借穆济波的手，在章罗联盟四川分店的外围，再插起一杆招兵买马的黑旗来。
撒黑线无孔不入，放毒火全面进攻
在四川分店中，潘大逵采用各种活动方法，无空不入地传递火种，埋设黑线。他们除以个人合法身份，分工与上下左右联系，相互串通；以茶会、“转转会”、请客、聚餐形式，举行秘密集会；用书信往返，个别接触进行交谈；同时，还通过各种会议和训练班，布置工作，训练骨干，把他们的反动纲领在基层组织中传布开来。去年8月，潘大逵为训练爪牙，特别举办了“民盟在职干部训练班”，训练南充、自贡、乐山、雅安、遂宁、三台等地的民盟基层骨干，到中小城市开设章罗联盟“支店”。受训期间，右派分子费孝通亲自向他们传达了章罗联盟煽动知识分子向党进攻的纲领，潘大逵、赵一明等并组织他们到四川医学院收集材料，到成都民盟各区分部交流“试点”经验。
为篡夺高等学校领导权，潘大逵亲自出马，利用民盟组织，并通过他清华、留美和西南联大等同学同事关系，到处收集材料。拉拢刘祖彝、张永言、张泽厚、康振黄、张默生、杨志农等右派教授，散布反党言论，叫嚣党和知识分子有矛盾，“外行不能领导内行”，诬蔑历次运动，扬言“不但要为活人平反，也要为死人平反”，强调鸣放中要向党中央和四川省委开炮。同时他们并带头在成都十多个大专学校中点火，企图造成乱子，趁机把共产党打下“擂台”，然后由民盟来收拾残局，推翻人民民主专政。为此，潘大逵不仅指使他的喽啰三路围攻四川财经学院党委，还企图在成都勘探学院、四川师范学院等组织“统战小组”，把共产党撵出学校，恶毒地号召同学们“燃起五四的火焰”，把共产党烧死在“整风”里面。成都工学院民盟右派分子，还公然拟好“黑名单”，准备接替现任的院长、教务长、系主任的职务。
在重庆，潘大逵为统一右派力量，首先将民盟市委舒军、李康和冯克熙、胡克林两个小集团合而为一，然后舒军、李康根据费孝通的指示，又在这个集团下面，联络李澄源、蒋青楠、叶谦吉等组织了一个“智囊团”，拟定了十点放火“指示”，召开一千多人的动员大会，动员“盟员站在斗争的最前线”，唆使盟员向党“清算”、“倒苦水”、“控告”，带头点火，要盟组织给反革命分子做“摘帽子”、“发救兵”、“解围”和“保险”工作，并用“层层驳，层层追”的战术，把“对方”搞到“无话可说”。
他们的魔掌还伸进不少中小城市，把不少民盟基层组织抓过来，变成他们吹风煽火的基点。潘大逵手下的两员大将赵一明和张松涛，在5月间召集遂宁、南充、西昌、泸州、三台市县基层负责人刘石夷、黄大成、张剑波等秘密集会，研究“新形势新任务”，不仅具体规定放火任务，而且还规定“如完不成任务，要受纪律处分”。赵一明对人说：“民主党派非要整烂几件事情，才能受到重视。”于是，这位民盟省委副秘书长就亲自到雅安进行“试点”，同时，煽动雅安农学院学生借迁校问题，燃起一股烈火。老牌反共专家、解放前当过伪县长、伪保护团团长，现任民盟泸州副主任委员邢世同，并钻进戏曲界，千方百计阻止艺人入党，说“你们入党干啥，入了民盟就是骨干”，叫杨松龄把交了的入党申请书要了回来，并说：“现在比在十八层地狱里还难过”，煽动基层点起火来。
纵火犯原形毕露，小集团土崩瓦解
这些纵火犯，许多都是靠反共起家的。章罗联盟的内幕军师、一贯在四川策划阴谋活动的民盟中委范朴斋，6月5日他在光明日报上写“会外之音”，诬蔑共产党失去人心，在国务院座谈会诬蔑“国务院是官僚主义的根源”。他对共产党如此仇恨，是因他老早就是一个反共专家。他从前曾因反共有力，从一个伪警察局的普通巡官，被伪甘肃省主席朱绍良提拔为幕僚长（秘书长）和拦阻红军北上的伪平凉专员，抗战期间则与托匪叶青同为伪四川省训团的政治教官。章罗联盟的另一战将赵一明，当过国民党特务复兴社的中心小组长，发展联络二、三十个特务，破坏学生运动。后来，当他混入民盟，在重庆担任民盟组织部长时，1947年重庆“六一”大逮捕前夕，重庆盟员的全部名单落入特务手中。盟员纷纷被捕和被迫隐藏后，赵一明却反而安然无恙地在重庆“川康兴业公司”，作了住小洋房、坐私包车的秘书专员。鸣放中表现特别凶恶的民盟成都市委委员张泽厚，过去捏造历史，伪装进步，一向披着渣滓洞“地下英雄”外衣，欺骗青年，实际上则是一个手染鲜血的刽子手。这个经陈立夫、潘公展介绍入国民党特务组织，当过伪镇长的袍哥大爷，1948年因政治嫌疑被捕时，在狱中出卖了共产党员李英才，和他的亲弟弟共产党员张泽浩。当许多革命烈士就难时，他却写“戡乱歌”、“圣明的领袖”，为蒋介石歌功颂德。
右派纵火犯的猖狂进攻，虽曾一度把“天府之国”的上空搞得烽火弥漫，狼烟冲天，但是，人民反右派斗争的浪潮，很快扑灭了这股毒焰。有着高度觉悟的重庆、成都的工人阶级，6月中旬最先起来向右派进行反击，接着，学校、机关、中小城市和广大农村，也都大张旗鼓地向右派展开了反击。随着斗争的日益深入和发展，章罗联盟四川分店的全部阵线，已经迅速土崩瓦解。富饶美丽的大地，经过锄草消毒，将会有更丰硕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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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非辩论愈深入 群众觉悟愈提高 右派分子愈孤立
中央工业交通部门反右派斗争有新发展
据新华社28日讯 新华社记者孙铭惠报道：中央各工业交通部门反资产阶级右派斗争有了新的发展。
最近一个时期，各部门又挖掘出了一批比较隐蔽的右派分子。这批新揭发出来的右派分子，有的是右派阴谋小集团的骨干或幕后指挥者，由于小集团被攻破而暴露出来；有的是在公开场合“沉默寡言”、“老老实实”，暗中却大肆攻击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由于群众觉悟提高，他们也被揭露了出来。一些原来反右派斗争开展得不够的单位，最近由于斗争扩展，也揭露出了一些新的右派分子。
随着右派分子丑恶面貌不断暴露，和党组织采取各种办法进行教育和帮助，各部门广大的工程技术人员认识提高了，因而由观望进而积极投入斗争。如建筑工程部建筑科学院在批判右派分子李温平、陈豪的辩论会上，差不多所有的工程师都起来发言，驳斥了这两个右派分子的种种谬论；有的工程师在消除顾虑、提高认识以后，自动加班加点，连夜写发言提纲，准备痛斥右派分子。冶金工业部、铁道部等部门的一些老工程师，在提高认识以后，也以有力的事实揭露和批判了同他共事多年的右派分子。
各部门对右派分子的说理斗争，一般采取了大、小辩论会的形式，配合以大字报、黑板报等等。在各种辩论会上或大字报、黑板报上，一方面是群众据理驳斥右派分子的谬论，另一方面也允许右派分子继续发表其反动论点。在辩论中，各部门广大群众都摆出了充分的事实材料和有力的论据，许多人还以亲身经历进行驳斥，从而使右派分子不得不低头认罪；虽然也有少数死硬的右派分子百般抵赖，企图蒙混过关，但是也更加暴露了他们的丑恶嘴脸。冶金工业部设计局工作人员在和右派分子阎绍玺辩论“共产党能不能领导科学技术”的时候，许多工程技术人员摆出了我国黑色冶金设计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现在已能独立设计大型钢铁联合企业的事实，具体地说明这些成就的取得正是共产党领导的结果，这就驳得阎绍玺在事实面前无法回答。煤炭工业部在驳斥右派分子王复先所谓“共产党不相信知识分子”的谬论时，大家指出，王复先本人是四级工程师，实际上担负着主任工程师的工作，煤炭工业部有关选煤方面的许多重大问题都征求他的意见，部里党组讨论选煤厂建设计划时也邀请他参加，这是共产党不相信知识分子吗？在事实面前，王复先不得不承认他散播这种谬论是“别有用心”。在说理斗争过程中，许多部门还把右派分子的各种反动言论编印成册，交由群众充分讨论，并且帮助群众分析研究。由于事先注意调查研究，充分准备，对右派分子的批判也就更加深刻和系统，做到了“以理服人”，不但驳得右派分子无话可说，而且也教育了广大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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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手工业和工艺美术界的又一点火骨干
宋之英的阴谋诡计被揭露
本报讯 章伯钧在手工业及工艺美术界点火的另一个骨干宋之英，已经被中央手工业管理局、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筹委会的职工揭发出来了。
宋之英是总社工艺美术局科长、农工民主党轻工业支部（包括轻工业部、中央手工业管理局、北京市手工业合作总社）主任委员，是一个资产阶级反动政治野心家。
整风刚刚开始，宋之英就执行章伯钧的指示，在帮助党整风的幌子下，对共产党进行恶毒的污蔑说：“共产党糟透了，不整不得了”。他把机关的党员分成“四类”：除极少数外，其他党员不是老子天下第一、骄傲自大，就是思想保守、教条主义和品质恶劣、脱离群众。他把共产党比喻为封建暴虐的秦始皇，说“三户可以亡秦，一蚁可以溃穴”他公开提出要以“民主党派”身份参加局、社联席会议，而且狂妄地说：“我们的组织（指章伯钧）说了，要你们答复，否则就反映给毛主席。”
宋之英屡次接受章伯钧、李伯球和李健生的指示在手工业及工艺美术界进行恶性大发展。他们的发展方针是“要求进步、争取中间、面向落后”和“三不怕”（即不怕落后、不怕失业、不怕历史复杂）。他在其他单位发展的四名农工民主党党员中，就有两名是国民党中统、军统特务分子，一名政治历史不清，一名是徒刑未满的贩毒犯。整风初期，他到处串门奔走，发展组织。他对某些在肃反中被审查过的人说：“你参加我们的组织，他们在整风中就不敢整你，有组织给你撑腰”。
反右派斗争开始以来，许多被他欺骗、拉拢过的人都纷纷揭发他的阴谋诡计。在群众的说理斗争下，宋之英虽然也交代了一些问题，但极不深刻，目前群众正在进一步揭发和批判他的反动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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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高等学校教师批判杨思正等右派分子
据新华社上海29日电 上海高等学校马列主义课教师最近连续举行大会，揭露和批判隐匿在马列主义教师队伍里的一批右派分子。
华东纺织工学院右派分子杨思正和沈履君互相呼应。杨思正说：“现在我们还讲五十年前的马克思恩格斯理论是违背现实和良心”。沈履君接着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个学派，只是‘百家争鸣’中的一家，不应作为我们的指导思想”。杨思正骂新中国“没有民主”，沈履君就说：“共产党没有了，三大主义也就没有了。”上海体育学院右派分子欧阳志坚写了九篇反动文章，说什么“通过整风达到改正党的作风是永远不可能的”。上海财经学院右派分子王士章更要专门写一部书来“揭发”新中国的“缺点”。
到会的教师们表示，为了捍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他们要更好地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彻底打垮这些右派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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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公党揭发了到处放火的谢白寒
他一贯破坏统战政策和侨务工作
同中国新闻社的反动小集团朋比为奸
本报讯 中国致公党和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最近连续举行了八次大会小会，揭露批判右派分子谢白寒。这个右派分子是致公党中央办公厅主任秘书、北京市筹委会委员，并担任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宣传部副部长职务。
谢白寒是一贯反共、反社会主义、反人民民主专政的右派分子。在这次反右派斗争中，他更尽其破坏歪曲之能事。各民主党派反击右派开始，谢白寒则恶毒地加以攻击，说“章、罗、龙、黄、陈等人被斗，是民主党派内部宗派斗争表面化的结果”，谢白寒大骂反对右派的人，说“史良无耻，吴晗卑鄙”。谢白寒还到处宣扬这是“诱敌深入，聚而歼之”，说“不相信共产党能让人提多少意见，也不相信共产党肯改正多少缺点。”谢白寒十分欣赏章罗联盟的“政治设计院”、“平反委员会”，竭力支持黄绍竑对我国法制工作的污蔑，支持李康年的“定息二十年”和章乃器的“定息不是剥削”、储安平的“党天下”的谬论。还到处介绍费孝通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
谢白寒早在去年冬天就和中国新闻社的右派分子有了勾结，这些右派分子在整风开始时组成了反动小集团，谢白寒就用单线联系的手法，布置他们进行反动活动。当这些右派分子被群众点名批判后，谢白寒到处为他们“叫冤”，反右派斗争展开以后，谢白寒和他们到北海划船，密商对策，他说：“不要人家一问，你就一答，要把话全部记下来，慢慢考虑写成书面，照着来读，才不被动”，并煽动他们顽强到底。最后，他们订立攻守同盟。在整个向党进攻过程中，右派小集团分子的每次检讨书和交代内容，批判会上有那种不利于谢白寒的发言或情况，都及时作了汇报或传阅，以便早作应付。谢白寒这样紧密地和中国新闻社的反动小集团勾结，目的何在呢？据谢白寒初步交代是为了在中国新闻社内排斥共产党员、夺取社的领导权，篡改政治方向，把中国新闻社变成这些右派分子的“同人通讯社”。他们还计划办反对党的领导的“同人刊物”，由谢白寒管编辑部。
谢白寒是十分仇视共产党员的，什么地方有个别党员犯了小错误，他就夸大歪曲，到处宣扬；甚至无中生有，造谣诬蔑说：“基层干部比国民党保甲长还坏”，骂中国新闻社的党员记者“是靠党吃饭之流”。他常常愤然地说：“共产党要的是奴才而不是人才”。
谢白寒还到处破坏和攻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把统战政策说成是“利用政策”。谢白寒抓住一切空隙来挑拨华侨事务委员会和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的人事安排；谩骂华侨领袖说“不少人身兼多职而不做事，而真正埋头苦干的倒不出名”。
谢白寒对各项政治运动都采取了对立的态度并进行破坏，例如他对肃反运动就是这样，致公党要弄清他爱人加入三青团的历史，他就辱骂致公党肃反领导人，说这是阴谋，还让他的爱人在会上大哭大闹。谢白寒还为胡风喊冤，说胡风问题是文艺思想问题，胡风对革命有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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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右派分子爬上台的时候
——记长春电影制片厂乐团一个反共集团夺取领导权的经过
新华社记者 李德天
在长春电影制片厂乐团反右派斗争大会会场正中的一张小方桌上，围坐着曾经夺取了乐团党政领导权的所谓“主席团”的骨干分子：刘正谭、方振翔（中共支部委员）、曾亚杰（共青团员）、杨公权（共产党员）、吕小秋（共青团员）、郭德胜等人。这些右派分子在不久前，还十分嚣张地以“主席团”身分煽动群众进行反共活动，如今却不得不低着头倾听周围群众愤激的揭露和批判，并且一再起立表示请罪。
“主席团”的头子刘正谭，整风开始时，他由天津中央音乐学院匆匆赶回长春电影制片厂，和长期对党不满的方振翔、杨公权等人结合起来，几次秘密集会，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必须选出自己的“代表”来掌握整风领导权。
他们紧接着的是破坏演出计划。长影乐团原计划在6月中旬赴外地作三个月的巡回演出，右派分子唯恐因此失去反对共产党的机会，就召集紧急会议，研究搞垮演出。他们造谣说：“有人在出卖我们，我们还出外演出！”一面又散布说：“我们的节目拿出去要笑掉别人的大牙！”结果这次巡回演出就被破坏了。
他们还分头煽动、拉拢曾经犯过错误、受过批评和曾是肃反对象的人，挑拨、助长这些人对领导的不满。在乐团举行大会的前夕，他们又召开了一个秘密会议，捏造了党的某一领导人的所谓“阴谋”。
第二天（5月30日），他们按照预定计划，在上午就把所谓“阴谋”事件的谣言在群众中广泛散布，乐团空气因而紧张起来。下午乐团举行“鸣放”大会时，曾亚杰首先提出所谓“阴谋”事件，并且公然谩骂。这时，被欺骗、煽动的群众情绪激昂，刘正谭就乘机提出不要现有领导和选群众代表的要求。就在这样情况下，很快地选出了排斥掉原来所有领导人的所谓“主席团”。
“主席团”上任的第一天，成立了宣传组、专案组等等，还企图成立“肃反问题小组”。在这个“主席团”主持下的“鸣放”会形成了少数人给领导捏造罪状、谩骂乐团党政领导人的场合。“主席团”完全脱离了党组织的领导。这个“主席团”就如同当时来长影访问的“文艺报”记者、右派分子罗斗所说的一样，像是“自治内阁”。“主席团”曾经得意洋洋地专门接待了这个“记者”，向他介绍了“主席团”执政的情况，并且由这个“记者”写了报道。“主席团”还曾经派刘正谭作为“驻京大使”去北京进行不可告人的活动。
这个所谓“主席团”曾经在长影乐团横行了十八天，他们企图把乐团领导人全部搞下台，由他们取而代之。
现在，长影职工正继续追击，要这些右派分子老实地向人民交代他们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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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流浪街头 如今参预国事
王禄荣的经历驳倒右派谰言
新华社上海28日电 曾经是流浪儿的上海市徐汇中学学生王禄荣在27日的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用自己的经历驳斥了右派分子。
他说，我作为一个青年，决不能容忍右派分子破坏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
他回忆解放前的情景说，我的外祖母、母亲都从七、八岁的时候就进缫丝厂当童工，双手天天泡在滚开的水中捞茧子，烫得皮破肉烂。一天辛辛苦苦工作十二小时以上，才挣得四毛钱。东洋人来了，炸了丝厂，又烧了我们的房子，使我流浪街头，成为一个无依无靠的流浪儿。
为了混一口饭吃，我做过饭摊的伙计，卖过大饼油条，卖过菜。我吃的是冷粥馊饭。有时连这一口饭也吃不到，身上穿的是破烂的单衣，睡的是马路、弄堂。有时还要遭到巡捕的打骂，我们要活下去，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去偷去抢，去犯罪。在当时有多少个像我一样的十一、二岁的孩子走上了抢劫为生的道路。
解放了，是共产党救了我们。党和政府用一切力量来关怀我们这数万个无家可归的流浪儿，把我们一批批送到教养院。在那里我们有吃有穿，学习识字和唱歌跳舞。我们第一次过着人的生活，第一次享受到人间的温暖。后来党又把我们送到各个工作、学习岗位上，其中有的人已经是劳动模范，有的已经是大学生，有的还出国留学。
我在1950年在苏北垦区上海农场管理局当了通讯员，后来组织上照顾我年纪小，送我到徐汇区中学读书。在五年的学习生活中，我受到党的无微不至的关怀，学费全免，伙食有助学金，一切都不用自己操心；到冬天又给我做好崭新的棉衣。五年中，我参加了少先队，又参加了共青团，并且在去年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去年党和同学们又给了我最大的荣誉，选我为上海市人民代表。没有党的领导，我们能有今天吗？右派分子，你们凭什么说解放八年党的领导一团糟，凭什么说我国不如西方民主，凭什么说今天人民生活不如从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