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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遍修水利 多辟肥源
五年来农田灌溉面积增加两亿亩
多修中小型水利是今后主要工作
新华社29日讯 记者从今天闭幕的全国农田水利工作会议上获悉：我国农田水利工作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获得巨大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截至今年7月底的统计，全国灌溉面积已由1952年的三亿一千万亩发展到五亿二千万亩。五年间共增加灌溉面积二亿一千万亩，相当于五年计划七千二百万亩灌溉面积的二点九倍。同时，还完成了很多水土保持工作和防涝排水设施。
今年全国农田水利各项工作虽然没有完成原定计划，但成绩是很大的。今年增加的灌溉面积为三千六百多万亩，占五年累积数的17％强。部分省份如广东、江西等省超额完成了年度计划。华北、淮北水涝灾害严重的地区，排水除涝工作今年得到了较大的开展。今年全国新建的防涝设施受益面积三千五百多万亩。根据河北、河南、山东、安徽、江苏五省的统计，所做除涝工程的工作量相当于1953年到1955年三年工作量的总和。
农田水利工作的巨大发展，对提高我国农业生产和改变农村经济面貌已经起了显著的作用。据许多典型调查，农田得到灌溉以后，结合农业措施，一般增产50％到一倍，有些地区增产二到三倍。到目前为止，我国灌溉面积占耕地面积的比例，已由1949年的16.3％上升到30.5％。若以全国五亿农业人口平均计算，每人可有水田、水浇地的面积为一亩左右，比解放前平均占有面积增加近一倍。由于积极进行工程改善，加强灌溉管理和开展排水除涝工作，原有的三亿亩灌溉水田的抗旱能力和部分低洼耕地的防涝能力，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提高。此外，在干旱地区兴修了水利和开展了水土保持工作，农业生产面貌发生了根本变化。如我国历史上的干旱地区甘肃，在1929年以前的二百八十五年中，发生旱灾一百三十九次，解放后兴修了水利工程，基本战胜了旱灾，到1957年，全省已有水浇地一千五百多万亩，平均每人已有一亩水地，由缺粮省份变为自给自足省份。农村水电站工作，1956年以后也有了较大的开展，现在已建成和正在建成的水电站近三百处，发电一万多瓩。这些水电站对农副业生产，农村照明和提高农民文化生活都起了一定的作用。
五年来我国农田水利工作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次全国农田水利工作会议对此作了总结。会议认为，依靠群众，因地制宜，大量兴办各种各样小型农田水利，有重点的举办大型工程的农田水利建设方针，是完全正确的，是几年来农田水利工作取得成就的重要原因之一。凡是认真地、正确地贯彻这一方针的地区，农田水利工作就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贯彻不好的地区，工作就产生了偏差。密切依靠党政的领导，认真贯彻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是开展农田水利工作的重要保证。不依靠党政领导，脱离群众，工作就不能得到开展。加强技术指导是保证工程质量和安全、发挥工程效益的根本措施。目前在技术指导方面还存在一些缺点和问题，必须切实加以改进。会议认为，农田水利工作还要全面规划，统筹安排。过去因对此注意不够，一度产生忽视防治内涝和灌溉管理等偏向，造成一些损失的教训必须记取。
全国农田水利工作会议总结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农田水利工作的成就、经验，并对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特别是1958年的农田水利工作做了安排。会议认为，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要贯彻执行发展工业同农业并举的方针，加速农业的发展。发展农业生产主要靠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提高产量的主要关键，一是水利，二是肥料，因此，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开展农田水利工作有着重要意义。会议提出，今后农田水利工作的具体方针是，积极稳步，大量兴修，小型为主，辅以中型，必要的可能的兴建大型工程。兴修和管养并重，巩固和发展并重，数量和质量并重，继续贯彻依靠群众，社办公助，全面规划，因地制宜，多种多样，投资少，收效快的原则。对已有水利设施，本修管并重精神，积极整修和扩建，加强管理，挖掘潜力，充分发挥效益。内涝灾害和水土流失严重地区，应分别把排水除涝、水土保持工作摆在首要地位。会议还特别强调指出，1957年农田水利计划年度即将结束，1958年冬春修就要开始，要求各地充分发动群众，及早动手。
全国农田水利工作会议是从16日开始的。有各省、区、市的水利厅、局负责人、工程师、技术员和各重点县的县长等一百一十多人参加。会议期间，国务院邓子恢副总理、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国务院第七办公室副主任陈正人都到会作了重要报告。会议到今天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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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为增产化学肥料开辟远大前景
大连化学厂制成许多化工设备并继续扩建
本报旅大29日电 文天申报道：供应农田化学肥料的工厂——大连化学厂，到8月15日止，已顺利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基本建设任务的105％以上。至此，这个工厂每年化学肥料的生产量（如果以每亩施用五公斤化肥计算）可供七千七百万亩农田之用，约可增产粮食十一亿斤。这个工厂的厂长告诉记者说：大连化学厂恢复生产还不到七年，化学肥料的年产量已比敌伪统治时期生产量最高年份的1938年增加了70％。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以前，这个工厂生产化学肥料（硫酸?），要使用许多贵重的硫酸，而邻近的大连碱厂在用苏尔维法造碱中，又把含有大量氯根的石灰石（可利用来生产化学肥料氯化?）当作“废料”排入海中。1953年以来，大连化学厂研究利用碱厂的石灰石生产氯化?成功。这样不仅节约了硫酸，化学肥料的成本也比过去降低了25％以上。
在苏联专家帮助下，大连化学厂自己设计和制造了许多化工设备。近两年来已投入生产的现代化设备，有制造氮素肥料不可缺少的二千四百马力的高压氮气压缩机，它每昼夜吞吐的化学气体，足够用来制成五百吨硫?；有十分精密的可在摄氏零下200度操作的空气分离设备、氢气分离设备。还有我国目前最大的九百马力专制化学肥料半成品（合成?）的高压循环压缩机等。这些设备制造成功以后，为进一步增产化学肥料开辟了远大前景。目前，这个工厂在造气率和冷冻洗涤一氧化碳的纯度方面，都已达到国际水平。
由于大连化学厂技术和管理水平的提高，国家要求他们在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前两年，陆续为其他两个化学工厂输送和培养成套的干部和技术工人。目前这个工厂还在继续扩建，并筹划和大连碱厂合并。这样就可以综合利用食盐，生产更多的化学肥料和碱。工人们信心百倍地要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中，把化学肥料的产量比现在再提高一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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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共中央领导人宴请胡志明主席
新华社29日讯 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今晚宴请了胡志明主席。
中国方面出席的，还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邓小平、彭真、贺龙，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王稼祥、候补书记杨尚昆，中国驻越南大使罗贵波。
越南文化部长黄明鉴，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黄文欢，越南医济部副部长范玉石和越南驻中国大使阮康也应邀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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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芬议长招待我代表团
我驻芬大使馆为代表团举行晚宴
新华社赫尔辛基29日电 芬兰议会议长法格霍姆27日晚上在这里举行宴会，招待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团。
在宴会上，法格霍姆议长和苏克西莱宁总理频频举杯遥祝中国领导人员健康。
赛福鼎团长也为芬兰总统和政府领袖干杯。
法格霍姆在宴会上致词说，他希望进一步增加中芬友谊联系和交往。他说：芬兰希望同一切国家共同生活在和平和友谊中。因此，我们非常珍视中国对我们表示的各种形式的友谊。
赛福鼎致答词说：代表团在芬兰访问期间到处感到芬兰人民对中国人民的真诚友谊。他说，中芬两国一向相互尊重，同时两国都有维护世界和平和增进各国友好关系的共同愿望，这就构成了两国友好的良好基础。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积极主张发展各国议会之间友好往来。我们确认，如果各国议会加强它们的友好关系，并把增进国际合作和世界和平的责任担当起来，那么我们就会对人类进步的创造事业作出重大贡献。
新华社赫尔辛基28日电 正在芬兰访问的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团28日上午在芬兰前总统巴锡基维墓前献花圈致敬。
新华社赫尔辛基29日电 中国驻芬兰大使馆8月28日为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团访问芬兰举行了晚宴，招待芬兰议会和政府领导人员以及各界人士。
出席晚宴的有芬兰议会议长、总理和外交、财政、农业、教育、社会等部部长以及各国驻芬兰使节。宾主一百多人欢集一堂，亲切交谈。宴会上笼罩着一片友好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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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工人祝贺马来亚独立
赖若愚致电马来亚工会领导人
新华社29日讯 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赖若愚今天打电报给马来亚工会理事会总书记狄哇祝贺马来亚独立。
电报说：“值此马来亚各族人民获得独立之际，中国工人感到欢欣鼓舞，并向你们致以热烈的祝贺。马来亚的独立是马来亚各族人民长期英勇斗争的结果，祝你们在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改善工人生活、保卫亚洲及世界和平的事业中取得新的成就，愿中国、马来亚两国工人和人民之间的友谊获得进一步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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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昆阳磷肥厂投入生产
年产磷肥二十万吨，可增产粮食八亿斤
本报玉溪28日电 年产二十万吨的昆阳磷肥厂已经投入生产。生产结果表明，机器的性能是良好的。原先设计能力，一台球磨每小时生产磷肥七吨到十吨，但是投入生产没几天，每台球磨的生产量就已达到十二吨。昆阳磷肥厂地处滇池边和天子庙磷肥山下。露天开采的矿石可以用卷扬机运送下来。磷肥制成后，经由滇池运至昆明，然后再运到国内各地。
昆阳磷肥山蕴藏量非常丰富，已经探明的一小部分就有一亿一千万吨。根据勘察人员的估计，蕴藏量约有二十亿吨。这里磷肥的品位达到30％以上。很多农业社施用的结果，每斤磷肥平均可增产粮食二斤，最高的到五斤。以年产磷肥二十万吨计算，每年约可增产粮食八亿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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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社论
在丰收地区多购一些粮食
我国地区辽阔、气候复杂多变，每年都不免有一些地区遭受自然灾害。歉收年头，受灾农田约有一亿到两亿几千万亩，受灾人口六、七千万人。丰收年头，受灾农田也有几千万到一亿亩，受灾人口三、四千万人。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已经过去的四年中，丰收年只有一个，歉收年倒有两个。在遭灾的年份和遭灾的地区，国家征购粮食的数量要相应减少，而统销数量却要增加。国家每年在灾区减少征购和增加供应的粮食，都要有几十亿斤到一百几十亿斤。同时，国家建设正在不断发展，粮食需要量逐年增长。国家应该用什么办法来填补这些粮食收支的差额呢？唯一的正确办法，就是在增产的年份和增产的地区增购增产部分的40％，以丰补歉。
但是，实行增产增购并不是没有障碍的。去年秋季，丰收的湖北、陕西、甘肃等省，增购都不很顺利。今年夏季，情形也差不多。安徽省今年夏季产量绝不低于丰收的1955年的夏季，有的地区还超过1955年；但今年全省夏粮征购任务却比1955年夏季减少了一亿多斤。其他不少省份，也层层核减征购数字。最近期间各地开展粮食问题大辩论，加强对农民群众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使局面有了好转，但是还没有完全好转。现在秋收季节到了，如果不能有效地贯彻实行增产增购的办法，那就一定会给将来造成很多的困难。
增产增购的关键，是坚持“三定”的留粮标准，不要轻易提高。而要坚持“三定”留粮标准，就必须反对隐瞒产量。去年秋季以来，有许多农业生产合作社或社的生产队，少报单位面积产量，少报种植亩数，打场不打净，夸大灾情，隐瞒产量，欺骗国家，暗中提高留粮标准。据安徽省阜阳专区九个县的初步调查，今年夏收中有一千二百二十三个农业社少报粮食产量，占九个县农业社总数的60％。生产队少报产量的有一万零二百八十六个，占九个县农业社生产队总数的20％。据该省濉溪县双堆区二十七个社一百四十八个生产队的初步检查，瞒产私分的粮食有七十二万斤。该县三和乡第三农业社今年夏季瞒产私分十二万三千斤，等于总产量的31％。类似的情况，其他某些省份也有。很明显，如果不采取各种有效的措施来揭发瞒产现象，并且停止这种现象的发展，那末，国家要想多购粮食是办不到的。山西、安徽等省最近期间结合粮食问题大辩论，展开了反瞒产的斗争，这是正确的和必要的。
要想在增产地区增购粮食，还必须坚决取缔粮食投机。实行统购统销以后，国家掌握了95％以上的粮食购销，只有极少数粮食在国家领导下的粮食自由市场上交易。但是，近来因为粮食需要有所发展，和某些人的资本主义思想抬头，粮食投机的现象又有发生。陕西富平县洪水乡农民最近揭发，不法富农杨升云一家就囤积了八千九百多斤粮食。山东章丘县最近取缔了一批粮商粮贩，其中有二十多人贩运数量都在千斤以上。其他许多省份也都有发现。这种情形当然不应该让它发展下去。最近有些省份严厉取缔粮食投机，有的已经宣布取消了粮食自由市场，国务院也已经作出了决定。这些对于保证国家在丰收地区和丰收年份增购粮食是完全必要的办法，各地应当认真执行。
为了实行增产增购的办法，达到以丰补歉的目的，县区乡的基层干部必须有正确的思想和全面的观点，对于农民群众中有许多不正确的行为要用说服的办法，坚决加以纠正，而决不可放任。山西阳城县党政领导机关去年秋收后查出一部分农业社隐瞒粮食产量，竟听任原农业社自行支配。这样的处理办法，实际上是鼓励和纵容了瞒报产量的错误行为。结果，有些没有隐瞒产量的社，社干部就遭到了社员的反对，今年麦收中也瞒起产量来了。这显然是完全错误的。应该看到，国家如果不能够在丰收年份和丰收地区多购一些粮食，粮食库存就难以充实，城市工矿区、灾区和经济作物区的粮食需要就不能保证。在这个问题上，所有的国家工作人员必须有充分的责任心，并且向群众加强教育，提高大家的爱国主义热情。谁有错误的思想，就应当认真分析批判，检查纠正。只有这样，才能取得实际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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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用飞机探矿、摄影、护林、灭虫和追肥
专业航空发展超过五年计划指标
新华社天津29日电 解放以后从无到有迅速发展起来的我国专业航空事业，已经初具规模，并在国家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民用航空局专业航空队的负责人告诉记者：我国专业航空事业实际发展的迅速远远超过了五年计划所规定的指标。今年头七个月的飞行量就达到五年计划中1957年全年指标的103.3％。专业航空队最主要的四项业务，即航空物理探矿、航空摄影、空中护林和农业航空都获得巨大的成绩。
空中探矿的总面积，至今已经完成八十八万八千多平方公里。今年一年的计划探矿面积就达到六十七万多平方公里。载着灵敏度极高的磁测探矿仪器的飞机曾经在内蒙古、长江中下游等许多地区的上空飞行勘探。目前探矿飞机又飞行在华北、松辽平原的上空，准备揭开这两个大平原石油蕴藏之谜。仅去年一年，飞机就普查出了几十处矿藏。
航空摄影飞机为黄河规划、三门峡建设和新疆荒地的开拓等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地形、地貌和水源等资料。在全国最大的新疆塔里木沙漠，飞机代替了几乎不可能进入沙漠中心的地面人员，进行了摄影测绘工作。至今，航空摄影总面积已经完成十三万六千多平方公里，今年一年计划任务达十五万九千多平方公里。空中探矿和航空摄影不仅效果良好，而且生产效率大大提高。
我国专业航空事业为农业生产服务的范围逐步扩大。目前已经有消灭蝗虫、棉虫、小麦吸浆虫以及小麦根外追肥试验等七个项目。今年6月，专业航空队出动了十二架飞机在河北、河南、山东、青海、甘肃等省消灭蝗虫、棉虫和小麦吸浆虫，到现在为止，已经扑灭四百二十多万亩土地上的夏蝗和秋蝗。根据这两年的经验，使用飞机防治棉虫，不论在经济价值和效果上，成绩都更加显著。
每逢林木容易起火的春秋两季，护林飞机就巡视祖国最大的大、小兴安岭森林区。去年护林飞行员发现五十多处森林起火，在空中指挥和投下工具、粮食，配合地面人员扑灭了林火。在不少林区，飞机还进行了森林密度、树种、储藏量乃至林木年龄等的航空调查。
我国专业飞行是1952年开始的，1955年在天津正式建立了专业航空队。明年，直接服务于工业建设的航空探矿和航空摄影业务还将扩展一倍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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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到农村去切实改造自己
三千多大学生和农民同劳动
新华社上海29日电 和郊区农民同住同吃同劳动了三天到六天的上海三千多名大学生，已经陆续返校。由于他们亲自体验了农村生活，都认为农村前途似锦，右派分子叫嚷的农村“一团漆黑”全是胡说八道。
这些大学生是在8月7日开始陆续到农村去的。经过反右派斗争后强烈要求改造自己的大学生们，在农村劳动的很好。他们搞得腰酸背疼精疲力竭的时候，回到家里还给农民挑水、扫地，喂猪，抱小孩，见什么活干什么活。许多农民都说：只有现在的学校才培养出了我们自己的子女。
许多大学生除了忘我地参加各种劳动外，还利用一切机会访问农民。他们回校后都以自己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活生生的事实，痛斥右派分子对农村的各种无耻造谣和污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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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章罗联盟反动科学纲领关于社会科学部分的具体化
费孝通等图谋资产阶级社会学复辟
本报讯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费孝通、吴景超、陈达、李景汉等人所进行的复辟资产阶级社会学的阴谋活动，已全部暴露。
复辟资产阶级社会学，是实现章罗联盟反社会主义科学纲领的一个重要步骤。费孝通、陈达等人在6月9日提出的复辟资产阶级社会学的反动计划，是章罗联盟反社会主义科学纲领关于社会科学部分的进一步具体化。
为达到复辟资产阶级社会学的目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进行了多种多样的阴谋活动，使用了各种卑劣的手法。
早在今年1月，右派分子吴景超就在“新建设”发表了“社会学在新中国还有地位吗？”一文。这篇文章是资产阶级右派公开发出的进行旧社会学复辟活动的第一个信号。接着，2月20日，费孝通在文汇报发表“关于社会学，说几句话”一文，和吴景超的文章互相呼应。在这篇文章里，提出了关于资产阶级社会学复辟的系统的意见，从他们所谓社会学研究的对象到具体的人事安排，都作了策划。在此以后，费孝通就进行了一连串的阴谋活动。他除了命令他的喽啰们到处进行串联活动以外，3月12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公开提出要求改变对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态度。3月24日，他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发表，文章一开头就抬出陈达、李景汉，对他们大事捧场。4月10日，“新建设”召开了由费孝通主持的社会学问题座谈会。与此同时，吴景超、陈达等也忙碌起来。3月7日，陈达、吴景超等联名向政协全国委员会提出成立以人口问题为中心的调查研究机构及在高等学校开设人口课程或设置人口专业的提案。4月16日，文汇报发表了陈达访问记，大事鼓吹陈达恢复资产阶级社会学的主张。
在大鸣大放期间，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更积极的进行阴谋活动。4月23日，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召开了一个座谈会，会上推定费孝通、吴景超、李景汉等八人组成一个筹备小组，酝酿在适当时期，在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下设立一个“社会问题研究工作委员会”，右派分子就利用这个合法的外衣，进行偷天换日的勾当。在费孝通的督促下，6月9日下午在陈达家里召开了一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他们擅自篡改“社会问题研究工作委员会”为“社会学工作委员会”，并私自推选陈达为主任委员。他们明目张胆的计划搜罗资产阶级社会学的“学界同人”，打算成立“中国社会学会”。他们还要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地的高等学校里成立社会学系。他们妄图以中央民族学院、人民大学和劳动干部学校作为他们活动的基地。在这次会上作出的决定，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图谋旧社会学复辟的具体行动纲领。
从上述这些活动看来，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费孝通等人，在“恢复”资产阶级社会学的叫嚣下，进行的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和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阴谋，突出的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恶毒地攻击共产党，积极地反对社会主义，是这些右派分子的共同特点。例如陈达对共产党竟仇视到“不愿听‘党’的名字”的程度，他公然要共产党把“党”改成“盟”。李景汉污蔑共产党“左手拿着马列主义书本，右手拿着苏联武器，统治人民”，并用“水能载舟亦能复舟”来威胁共产党。费孝通、吴景超，更是章罗联盟反对共产党的急先锋。
为着反对社会主义制度，他们除了进行一连串的资产阶级社会学复辟的罪恶活动外，还假借“社会调查”，来制造和扩大人民内部的矛盾，挑拨人民群众对党的不满。费孝通自己承认在江苏视察期间所写的“重访江村”，是“在农民面前挑拨他们和党的关系。”“这次调查实质上是一种政治活动。”李景汉去年在北京郊区农村所作的被陈达誉为应用“最典型的社会学的方法”的调查，就对农业合作化极尽挑拨污蔑的能事，他甚至造谣说，“过去把人当牛马……而今天却把人当拖拉机用”。潘光旦在1956年5月间，打着视察民族工作，研究土家民族问题的招牌，在湘西苗族自治州进行了二十天的访问。在访问中他和个别土家族知识分子串通一气，进行了一系列的挑拨民族关系的活动。
其次，他们企图以资产阶级社会学来代替马克思主义，使资产阶级社会学成为我们国家的指导思想。为达到此目的，他们首先攻击马克思主义。费孝通公然控诉马克思主义，替唯心论申冤，动员人们和马克思主义者“打官司”，要问明白“唯心论为什么不对”。吴景超污蔑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教条主义”，咒骂“他已经影响许多人的世界观”，责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迷信”马、恩、列、斯，不敢批判他们的著作，不敢打倒这几个偶像。李景汉则将学习马列主义丑化成是为自己“配上一付眼镜”，并造谣说没有这付眼镜就会被领导上随便地把他抛来掷去。
在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时，他们又极力吹嘘资产阶级社会学，把资产阶级社会学，说成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所必须依靠的“科学”。李景汉吹嘘他的社会调查能精密准确地反映出社会真实面貌，如果不采用他们的方法，就会给政府工作“带来严重的损失”。费孝通更夸张成“要从当前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上”来提出“恢复”资产阶级社会学的问题。
第三，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企图利用恢复资产阶级社会学，在高等学校和科学界为实现章罗联盟夺取文教界领导权打开一条门路。为此他们一面攻击高等学校的院系调整和教学改革，一面又在高等学校和科学界为资产阶级社会学复辟争取地位。
费孝通、潘光旦、陈达等人对1952年高等学院停设社会学系，早已心怀不满。当时费、潘等人打算把社会学系分成民族、统计和人口三部分保存下来，这个企图没有实现。前些时候，他们认为翻案的日子已经到来。5月间，陈达等就写信给高教部，责问为何取消劳动专业；又表示坚决不同意院系调整时取消社会学系这种“连根拔除的办法”。吴景超、费孝通等人也攻击院系调整。
在6月9日所制定的资产阶级社会学复辟的纲领中，右派分子就对机构和人事妄自作了具体的安排。除企图成立“社会学工作委员会”外，他们还推吴文藻、潘光旦等负责草拟在高等学校设立社会学系的教学计划。吴文藻还准备做系主任。他们还阴谋以民族学院、人民大学和劳动干校作为资产阶级社会学的活动的基地，计划由费孝通在民族学院搞民族学研究，添聘“社会学家”编写世界民族志；李景汉、吴景超在人民大学搞城市社区调查研究；陈达在劳动干校搞人口与劳动调查研究。他们还企图在科学院成立社会调查研究所，在北京附近选择三十万左右人口的一个县作人口调查研究的实验室。
第四，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在“恢复”资产阶级社会学的名义下，企图纠合一切对党不满的人，为章罗联盟招兵买马。费孝通一方面不断叫喊，说我们对待旧社会科学态度有问题，使得社会科学队伍“新旧不接”，恶毒地把今天科学队伍形容为“少数先锋队背后拖着一大批发挥不了作用的‘旧人物’”；另方面他又极力为资产阶级社会学者吹嘘说，他们比“没有受过毒的人”“对社会认识得更深刻，比没有经过这番斗争的人经验多，阅历深，见识广”。而且拍着胸膛说：“我愿意保举这一批人员。”为了搜罗资产阶级社会学的人才，陈达曾开了一个搞社会学的人的名单，其中不但有在国内的，而且有在国外的。在6月9日制订的资产阶级社会学复辟的具体行动计划中，不但提出要成立“中国社会学会”，“团结与联系原来社会学界同人”，而且要大规模地“训练培养年轻的接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