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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美术事业的盛举
——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周年纪念美术展览会作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 李伟
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周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和中国美术家协会联合举办的美术展览已经在首都开幕了。展出的约三百件作品是全国、全军的美术家和青年美术工作者一年多来亲密合作辛勤劳动的成果。这些有着坚实生活基础的作品，生动而有力地反映了中国人民三十年来所走过的革命武装斗争的胜利道路。这些史诗般的画幅，深刻地显示出中国人民解放军始终是无产阶级解放自己和解放人民的重要工具，是中国人民的利益的忠实捍卫者。正因为这支革命军队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成长和壮大起来的，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武装起来的，始终以劳动人民的利益为依归的，所以才能充满着乐观主义的精神，战胜了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困难，才能成为民族解放战争中最可靠的力量，才能在党的领导下团结全国人民，使星星之火汇聚成烧毁压迫剥削制度的通天烈焰，使中国人民获得了彻底解放。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又肩负起保卫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保卫世界和平的神圣任务。我们相信这些美术作品的展出，会帮助全军指战员和全国人民进一步理解前人走过的艰苦而光辉的道路，使我们更明确地认识是具有怎样高贵品质的人们才能“舍己为人、舍身为国”，无私地为争取阶级的解放、人民的解放和保卫人民利益而献出自己的一切，更好地从事社会主义建设。
右派分子们也应该从这里获得教训，推翻剥削压迫制度的革命斗争的胜利，是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经过三十年的努力才取得的。不知道多少先烈为了这个伟大事业流尽了自己的鲜血，党、革命军队在艰苦的岁月里，已经与全国劳动人民紧密地团结在一起，是任何力量所不能分开的。今天，不管是谁想篡夺无产阶级的领导，想改变社会主义的道路，是全国人民和人民自己的武装力量所坚决不能允许的。
称得起万紫千红、百花争艳的军史美术展览，也有力地证实了党对美术工作的重视，证实了文艺工作为政治斗争服务、文艺为工农兵服务这一方向的正确。像这样动员了全国四百多位画家进行了一年多创作劳动，在中国美术史上令人欢呼的盛举，假如没有党所从事的翻天复地的革命业迹的感召，假如没有党的支持、领导和进行艰巨的组织工作，是不会成为可能的。党和军队组织对美术工作的重视不仅今天如此，毛主席在井冈山给中共中央的报告（1928年11月）里，就提到前方缺乏绘画技术人材，请中央和湖南、江西两个省委送美术工作者到前委会去。古田会议（1929年12月）的决议里还提到要出版石印或油印的画报，把全军绘画人才集中起来工作。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鲁艺和它在各根据地的分校里，在部队艺术学校里，设立过美术系，培养出许多美术工作干部。美术工作在历次革命战争中都作为政治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发挥它的战斗作用。它鼓舞着指战员的战斗意志，启发人民的胜利信念。在革命战争年代里，大军所到之处，立刻四处就会有我们标语、漫画、宣传画出现，这对瓦解敌人也起过显著的作用，敌人把我们的宣传画称作为“攻心炸弹”。党和军队一直把美术工作当作政治斗争的重要武器，尽力在组织美术工作者的积极性，提高美术创作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发挥它的战斗作用。
展出的约四百余件具有各种不同形式与风格的作品，也证明了我们在继承民族绘画的优良传统和吸收外国绘画的优点方面，已获得了蓬勃的发展和新的生命力。展出的中国画和民间工艺品在表现现实生活中获得了可喜的成就，油画、版画、雕塑、素描……也呈现出了巨大的进步；这些成就一部分体现在老画家的作品中，而另一部分正出现于青年美术家之手。这一天比一天多的新人的出现，也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证明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飞跃前进的生活现实和惊天动地的斗争史诗，给艺术家们提供了无限广阔的创作题材和形式。许多老画家也拿出自己精心制作的优美画幅，作为纪念我军建军三十周年的献礼，表现了崇高的政治热情；在此，特向他们一并致谢！
党和人民用血汗缔造的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带来了美好的未来，为文艺事业开辟了宽广的道路。让我们在党的光辉历史所照亮的道路上，以豪迈的步伐由胜利走向胜利吧，让祖国的美术事业在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英明的方针下开放出更鲜艳的花朵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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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蓝钰—出版界的右派野心家
刘咨周 赵子文
通俗读物出版社的副总编辑蓝钰，是1938年入党的共产党员。他常以“通俗化的专家”自居，并且到处吹嘘：在任何工作岗位上，都得到“群众的好评”。在这次整风运动中，这个一贯得到“好评”的所谓“专家”，原来却是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出版纲领
在5月份文化部召开的座谈会上，蓝钰提出了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出版工作纲领。按照蓝钰的看法，今天出版工作的“最根本性的问题，是方针问题，体制问题”；主要矛盾在于“除掉国营之外，谁也不能搞出版社”。他认为这是“大矛盾”，要“大整”，“改良主义不能解决”，必须来一个“根本改变”。蓝钰所说的“根本改变”主要的意思究竟是什么呢？
第一，取消党和国家的领导，提倡出版社自治。蓝钰同其他右派分子一样，对于党领导出版事业，极为不满。他说：“人家总觉得是你们共产党员办事，不如让别人也搞。”他认为党员只凭资格吃饭，不能领导出版工作。他附和右派分子“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言论，说：“你明明不行，为何工资比我高，原因就是你的职位高”。言外之意，共产党员在出版工作中是无能的，但是凭着党的势力，在把持着出版工作的领导权。为了取消党的领导权，蓝钰主张撤销出版局。于是，他提出让出版界自治的主张：“成立出版协会，作为出版界群众性的组织。也就是让出版界自己管自己的事”。一切书评工作，关系调整，交换情况经验，以及新华书店，都由出版协会管起来。
第二，主张压缩国营出版社，成立私营出版社。蓝钰对出版事业“一切只有国家的”，非常反感。他主张“把国营出版社彻底整顿，同时开放自由市场”，也就是所谓“开个口子”。他对社会主义的国营出版社“整顿”方案是“裁并一批”，“压缩一批”。开放自由市场的方案，是恢复私营。社会主义的国营出版社和资本主义的私营出版社并存的局面，它的前途是怎样的呢？蓝钰说：“这样，社与社之间就会发生‘争鸣’（竞争），也可能有些社要在‘争鸣’中垮台，也不要紧”。这里，蓝钰不打自招地道出了他的真实意图，就是要打垮社会主义的出版事业，把出版事业拖回到资本主义的老路。
第三，他主张裁撤一批作为社会主义宣传机关的地方出版社，把阵地让出来，使资本主义思想的宣传能够深入农村。
支持和煽动时事手册的右派小集团向党进攻
通俗读物出版社领导的“时事手册”，在第十一期发表了“春风化雨，大放大鸣”等有毒的文章都是经过蓝钰审阅和批准的。
“时事手册”以于干、邓蜀生为骨干的右派小集团向党的猖狂进攻，蓝钰是给予积极的支持和鼓励的。整风开始以后，蓝钰就鼓动右派分子把矛头首先对准出版局的党的领导，向出版局施加压力。他在“时事手册”整风的座谈会上提出：“有冤伸冤，有苦诉苦”，煽动右派分子向党开火。因此，“时事手册”的右派小集团十分放肆和猖狂。但是，蓝钰还认为不够劲。
“时事手册”右派小集团，为了摆脱党的领导，还要向社会上控诉中宣部、新华社、通俗出版社。他们起草了所谓“申诉书”。蓝钰对这种作法是完全支持的。在那个右派小集团企图鼓动群众闹事时，蓝钰竟向中宣部前来参加整风座谈会的同志威胁说：“如果‘时事手册’的问题解决不了，要请愿时，我蓝某可以带队。”
有的同志嗅出了时事手册编辑部副主任右派分子于干的味道不对，建议应当进行反击，蓝钰横加压制。6月29日，在通俗出版社整风领导小组讨论反右派斗争时，有的同志提出“时事手册”有一右派小集团，蓝钰起来坚决反对，并且千方百计为这个右派小集团打掩护。
一个狂妄的个人野心家
蓝钰为了把人民出版事业拖向资本主义道路，他的第一个“奋斗”目标就是夺取通俗出版社的领导权。
1956年初，通俗出版社的肃反运动刚刚转入专案审查阶段，当时专管业务的蓝钰，便发起了一个全社性的所谓“民主运动”。他提出要“改造领导”，并且主张不要采取“和稀泥”的办法，而要“揭盖子”。此外，他还主张由群众选举了专门的主席团。各部室也丢开原来的负责人，由群众选举一个小组长，领导部室的所谓“民主”运动。因此，有的部室开会提意见时，形成了控诉会。这一场“揭盖子运动”，后来经出版局制止。
整风开始时，通俗出版社的主要负责人副社长兼总编辑杨赓同志正离职学习，蓝钰认为机会已到，就向文化部提出，坚决要把杨赓调回来整风，说是通俗出版社的工作问题，杨赓应负全部责任。当“时事手册”的火已经烧了起来，而“政治学习”的空气还比“时事手册”显得比较平静的时候，蓝钰又找到一个借口，提出要借“时事手册”的“兵力”帮助他们开展反右派的斗争，而实则是发动“政治学习”编辑室的人整领导，而领导“政治学习”编辑室的，则是该社另一位副总编辑孟奚同志。左打杨赓，右踢孟奚，这正是蓝钰夺取通俗出版社的领导权的第二次尝试。
蓝钰的野心还不止于此，今年春天，他并未取得文化部和出版局的同意，便亲自到沈阳、天津等地，借调查情况为名进行活动。他在沈阳召集了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地方出版社的负责人举行座谈会，在天津也召集了同样性质的座谈会。在两地的座谈会上，蓝钰都俨然以上级自居，作了带有总结性质的关于出版工作的全面性的发言，毁谤文化部的领导，贩卖他对出版工作的反动纲领。他并且在座谈会上进行煽动说：当前出版问题是出版界的整个的问题，“我们不能坐等领导的命令”。这实际上就是要地方出版社脱离地方党委的领导，而受他这个个人主义野心家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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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从银幕上看人民战士的成长
舒路
由文化部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联合主办的“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周年电影展览”已在8月1日开始举行。参加这一次展览的艺术片“战斗里成长”与“激战前夜”，是八一电影制片厂的新出品。这两部影片集中地描写了人民战士的成长和守卫在国防前线的人民解放军的英雄业绩，是纪念“八一”建军三十周年给广大军民观众重要的献礼。
“战斗里成长”本来是一个受广大观众欢迎的话剧，经过原作者胡可同志改编为电影，不仅比话剧紧凑，而且在艺术上作了更深刻更真实的描写；同时参加演出的许多演员都是全国话剧会演得奖的抗敌话剧团的同志们，他们是有修养有经验的话剧演员，因此为影片中的人物形象，增加了鲜明的色彩。导演严寄洲、孙民二同志，虽是电影战线上的新战士，但从影片的艺术创作上看来，他们也是刻苦钻研的好战士。
“战斗里成长”深刻地揭露了我国农民所遭受的封建制度的残酷剥削和压迫，指出了在共产党领导下争取解放是他们唯一的道路，是一部概括力很强又非常感人的作品。影片克服了话剧在舞台上演出的限制，从广阔的社会生活中，展示了人民争取自己解放的斗争图景。影片主人公赵铁柱的一家，是数亿中国农民家庭的缩影；老一辈子的赵铁柱的父亲赵老忠，是纯朴农民的典型。他痛恨封建制度的压迫和欺侮，他希望通过合法的斗争，去反抗地主的压榨，可是在地主的政权统治下，农民的冤是无处申诉的。在暗无天日的社会里，勤劳的赵老忠终于被地主活活地逼死。这样的遭遇，正是几千年来广大农民苦难悲惨的遭遇的写照。赵铁柱是一个有骨气的青年农民，他痛恨地主的专横，他最初的反抗，是个人的复仇，因此，当他父亲被逼死之后，他就去烧地主的房子，但是这不能摧毁封建制度的基础，因而他不能不逃出故乡，四处流浪。只有在他参加了八路军以后，他才真的得了救，得到了教育和锻炼。他的妻子和儿子在敌占区，也过着非人的生活，最后儿子也被逼得去参加八路军了。在解放太原的战役中，父子们偶然相遇，这时父亲已是身经百战的营长，儿子是营长的通讯员。儿子盼望成为突击队员去解放自己的家乡，而父亲却教育他要遵守纪律，服从命令，教育他要认识个人仇恨和阶级仇恨之间的关系。从赵铁柱身上，我们就可以看出人民战士的成长过程。故事是在战斗胜利之后家庭大团圆中结束的。儿子找到了母亲，母亲认出了父亲，父亲从新认识了儿子。从影片里面，我们看到由于时代在前进，使得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三代人有着不同遭遇，也使我们看到人民战士在党的教育下，如何在战斗里真正地成长起来。这是一部有历史教育意义的影片，特别是在建军三十周年的今天，来重温这历史课程，来回忆我们所走过的艰苦奋斗的道路，会更加坚定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意志。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阴谋夺取人民胜利的果实，企图以污蔑、造谣中伤来离间党和人民之间的关系，可是历史是见证人，影片所反映的社会生活是见证人，人民已经认清了共产党是救星，人民决不会为这些谎言所蒙蔽。
影片“战斗里成长”在艺术创作上由于导演、演员、摄影师和其他创作人员的严肃细致的作风，使得影片中有些地方感染力非常强烈，如赵铁柱夫妻在爹的坟前烧纸，引起赵铁柱对爹的遗言的回忆；夫妻二人的离别，孩子在甜睡；一家人天各一方流离失所，铁柱走破了鞋换上妻子临走送他的鞋……等等悲剧场面，深深吸引着观众，使观众每每激动得不知不觉流下同情的眼泪来。影片就是通过这样逼真的生活描写，揭示出无可辩驳的真理：被压迫被剥削的劳动人民，只有跟着共产党进行武装斗争，才能得到彻底的解放；而人民战士也就是在这样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
“激战前夜”是表现福建前线人民解放军和人民在一起，保卫祖国海防的故事。影片故事是通过一群美蒋特务阴谋夺取我海马岛军事部署的情报而展开的。这里有在中美合作所受过专门训练的职业特务孙亚美，有曾经是反共刽子手、暗藏的黑帮头子陈封斋，有出卖青春的女特务林美芳。他们仇视人民，妄想重新建立美蒋黑暗的统治。然而人民解放军的侦察科长鲁维智，人民政府的工作组的女工作员周洁，依靠了广大的人民，终于在他们发动侵略战争的前夜，破获了这个恶毒的阴谋，逮捕了这些狡猾的特务分子，保证了对海马岛防御战斗的充分准备和增援。这部影片通过美蒋特务之间的矛盾，非常真实地暴露出美帝国主义企图长期霸占台湾和企图统治全世界的野心。同时也描写了女特务林美芳如何出卖自己的青春，向部队失去警惕的李参谋进行种种引诱欺骗，希望从他的手上得到海马岛的军事情况，可是这个阴谋为鲁维智和周洁识破了，教育了麻痹大意一味追求恋爱生活的李参谋。这部影片所正面描写的鲁维智和周洁为保卫祖国海防，在无形的战线上和敌人作战的机智勇敢的形象，是十分感人的。周洁勇敢地跳入大海去捕捉敌特；敌特为了灭口杀死了被俘的特务，切断了侦察线索，引起周洁的痛苦等镜头，都充分表现出了这个青年女工作人员的爱国热情，虽然她对敌斗争经验不多，但她有纯洁的心灵和勇敢的性格。鲁维智是一个不平常的人，他不知疲倦地和敌人进行斗争，他的敌我界线是分明的，对李参谋，尽管李参谋坠入了迷人的情网而不能自拔，尽管李参谋冲动起来对他的态度很不好，而他总是严正地耐心地帮助李参谋，用事实教育他认识自己的错误的严重性。影片中鲁维智巧妙地组织了一场紧张的戏，让李参谋看看另一面的林美芳，这是非常有趣的安排和表现。
影片通过以鲁维智为首的一些人物，来介绍我海防前线军民的团结一致，反映人民解放军和人民的精诚团结是保卫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保卫祖国海防的不可战胜的力量，同时也说明了对于美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一定要提高警惕。
在“八一”建军三十周年纪念的时候，这两部影片的放映是特别有意义的，因为它们向观众介绍了人民解放军在战斗里成长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两个重要的历史时代，也介绍了人民解放军在保卫祖国和平建设时代的斗争生活。尽管影片还存在着一些缺点，如电影技巧运用还不熟练，个别演员的表演还表面化一些，但是从整个影片的艺术表现来说，它们是完成了通过形象去启发教育观众的任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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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红岩”的“乱弹”
雁序
最近我收到了7月号的“红岩”文艺月刊，我一口气就把它的文章通读一过。奇怪，全国人民轰轰烈烈的反右派斗争，但这个刊物却置身于这个火热的斗争以外，不，说它在斗争“以外”还是冤枉了它的，它正在我们敌方的掩蔽部里射过冷枪来。尽管那一组“短笛”是吹得如此悠扬，但笛声究竟掩不了“乱弹”（弹应作名词解，即子弹的弹）的火力。
“乱弹”中的一弹是“从捕杀麻雀想到的”，作者从报纸上关于麻雀是否害鸟、应否捕杀问题的讨论——即他所谓“一宗小小的麻雀公案”，把笔锋转到为“草木篇”抱不平了，说批评家批评“草木篇”是棍子。他说对“草木篇”可以“不必穷追下去了”，应该“追”的倒是对它的批评态度！
第二颗“乱弹”更明确地射出来了。有人批评了“星星”的稿约上不提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批评了一些人对文艺问题的“解冻”的提法，作者就认为这是语言文学的“厄运”了。显然，在这位作者看来，忽视或无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不足为病的，有什么了不起呢？而“百花齐放”的政策提出以前，我们国家的文艺硬是冰封三尺，生机息灭，只有允许这样说，才不是厄运（？）！这样，用心是够恶毒了。
王少燕的“墙”，借了一位官僚主义者的话来攻击党的整风政策，说“这儿的气候，根本就很少狂风暴雨，顶多有点和风细雨，这怕什么？”好啊，既然官僚主义者对和风细雨“无动于衷”，那末党的政策就是“错误”、“无效”的了，这还要再加注解吗？
在这个所谓讽刺剧中，还有什么工地主任叫四面加紧砌墙，没开门窗，把工人砌在里面等“笑话”，而对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也作了挑拨的工作。作者故意借官僚主义的局长的口，说什么“你知道他们以前在国统区都搞些什么”啦，“审干工作还没有完全结束，怎能信任”啦等等。其实，讽刺官僚主义只是一个幌子。故意把“墙”形容得如何如何严重，认为和风细雨不能整掉官僚主义，这才是作者的真实意图。
在“宝刀不老”这篇小说里，把我们的社会简直描写成“十八层地狱”一样。老艺人秦汉钦身怀绝艺，在村子里被村主任打了耳光，没收了钢钗和檀板。他呆不住，跑到城市里，但市文化馆长又不给他演唱——理由是仅仅因为乡里出给秦的证明书已经过时。因此这个老艺人差一点冻死饿死。正巧碰到一个每天只能得“几个馍馍钱”的“好心肠人”霍斌，而霍斌和他的母亲也都是艺人。霍斌就把仅存的母子两人的伙食钱请了客。以后那个老艺人又得到一个“好心肠”的资产阶级分子——霍斌的舅舅的帮助。霍斌决心脱离革命，向老艺人学“绝技”，但又被文化馆长“粗暴干涉”，没有成功，文化馆长又赶走了老艺人。而霍斌终于得了老艺人传授，成了名。
在这篇小说里，整个环境是“凄然欲绝”的，而这些村主任、文化馆长在作者的笔下，跟国民党反动派丝毫没有两样。我们的国家在作者的笔下真是“一片漆黑”。为了衬托秦汉钦和霍斌的悲惨遭遇，作者还不惜用我们隆重招待苏联木偶艺术家的场面来作最恶毒的对比。
自然，毒草不是不能放，但必须对它进行斗争。可是“红岩”抛出这么许多毒草，对反右派斗争却根本不谈，这到底是何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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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戏曲艺人响应梅兰芳等号召
相约坚决不演坏戏
本报讯 全国各地戏曲界人士纷纷热烈响应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梅兰芳等七人关于提高戏曲质量、不演坏戏的三点建议。
最近，上海、天津、武汉、西安、沈阳等地戏曲界都曾召开了座谈会。广大戏曲演员一致表示，上演坏戏是对人民艺术事业缺乏责任心的表现。大家认为，梅兰芳等的建议十分适时，和舞台上出现的毒草作斗争，在目前反右派的政治斗争中具有积极意义。武汉市各剧种的代表高百岁、高盛麟、吴天保、刘小中、沈云陔、詹玉魂等二十五人还在座谈会上通过了致电各地相约不演坏戏的决议。
很多著名演员在报上发表文章反对演出坏戏。参加浙江省第二届戏曲观摩演出大会的周传瑛、王传淞、叶阿苟和尹瑞芳等十五人在杭州日报上说，在党的长期教育和培养下，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每个有艺术良心的戏曲工作者都不应该辜负党和人民对我们的期望和信任。坚决不演丑恶、淫猥、恐怖的坏戏来毒害人民。他们希望戏曲界用演好戏的实际行动来支持梅兰芳等同志的号召，做一个名副其实的人类灵魂工程师。秦腔演员苏育民、刘毓中、孟遏云等七人在陕西日报上要求演员摒弃一切个人名利思想，完全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利益，只有这样，才能严肃的进行艺术创造，才能辨别什么是好戏、什么是坏戏。京剧表演艺术家盖叫天说，演员应该演好戏，大家看了能受到好教育，特别对年青人，看好就学好，看坏就学坏。京剧演员童芷苓、李玉茹，越剧演员傅全香、徐玉兰，沪剧演员丁是娥，淮剧演员筱文艳，锡剧演员张乾达、杨企雯、评弹演员刘天韵等很多人也都在报纸上表示坚决不演坏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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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剧本征文
延期进行评奖
据新华社讯 文化部和中国作家协会在去年3月间举办全国电影文学剧本征文，原定在今年7月底评奖。由于有关部门正在紧张进行反右派斗争，评奖工作决定延期进行。
这次应征的电影文学剧本共有二千六百零九个。经过上海电影制片公司，北京、长春二个电影制片厂的编辑处的郑重挑选，再经过评奖办公室复选，已向评奖委员会推选出“鸦片战争”、“海魂”、“上海姑娘”、“五更寒”等二十多个剧本，其中有藏族女青年悦希卓玛的“在遥远的牧场上”和蒙族青年孟和博彦的“嘎达梅林”。有些已在开始拍摄。
由于应征作品绝大部分出自机关干部、工人、农民、军官等不同职业的业余创作者之手，题材极其丰富、广泛。已被推荐的二十多个优秀剧本之中，只有少数剧本是专业电影编剧写的，其他都是青年作家同业余作者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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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两国艺术家亲切座谈
本报讯 7月31日上午，首都的艺术家和印度当代大艺术家乌黛·香卡先生和他的夫人以及香卡舞蹈团的艺术家们举行了座谈会。
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团委员阳翰笙首先致词说：“你们的艺术魅力，已经使每一个中国观众倾倒了，给我们的艺术生活添了光彩。”他希望这个座谈会，能给中国年青的舞蹈家们一个学习他们成功经验的机会。乌黛·香卡先生和夫人分别解答了他们在传统的基础上如何创作反映现实生活舞蹈的经验，和三十年印度舞蹈艺术发展的概况。在印度朋友们的希望下，中国舞蹈家贾作光、明娜娃等表演了蒙族、藏族、维吾尔族、苗族和汉族的花鼓灯、东北秧歌等多种民族民间舞蹈形式。著名的京剧演员李少春也向客人介绍了中国京剧古典舞中的一些基本动作。印度舞蹈家也作了精采的简短的表演。两国舞蹈家通过各自辉煌的古老文化的共同语言，进行了生动的、富有亲密感情的艺术交流。
导演了世界闻名的印度诗剧“沙恭达罗”的中国青年艺术剧院院长吴雪，在座谈会上也表达了中国艺术家和人民对印度优秀艺术的衷心喜爱。我国驻印度大使馆文化参赞林林也参加了这个座谈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