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版()
专栏：
谁说人民的生活水平降低了
周静宇
我国的工人和农民经常喜欢用回忆、算账和对比的办法来鞭策自己明确前进方向。每个人都替自己算过账，每算一次，他们的政治积极性就提高一次。他们的建设社会主义的信心和决心也一次比一次坚强。
右派分子说什么统购统销搞糟了，说什么解放后人民的生活水平降低了，等等，好像解放以后到处都是漆黑一团。现在同过去比较，解放以前同解放以后比较，人民生活水平究竟是改善了还是下降了？我想，还是让事实说话吧。
先看工人的生活
1929—1930年国民党上海市政府社会局曾对三百零五户的工人家庭进行过一次调查。这份材料记载着：这些工人“仅仅以工资来维持生活，十家中短亏的有八、九家之多；若以全家收入来维持生活，也有三分之二的家庭入不敷出”；“收入中有22.2％是出重利借来的”，“借债的户数占88.2％，当物的户数占78％”；当时“押店和当铺的月息多在二分左右，印子钱的月息大半在十分以上”，而工人举债，多数是“印子钱”。这份调查材料还举了这样一个例子：有个工人全家四口，有三个人参加劳动，每月收入四十余元，但因丧父负债，每月需要付出利息三十余元。这样的收入，“仅供还债，遑云生活”！因此，这个官方调查报告也不得不承认当时的工人生活“备受剥削之苦、陷于不拔之境。”
上海是工业集中，工人运动比较发展的城市，当时，上海工人的生活水平比全国其他地方的工人要高得多。既然上海的工人生活“陷于不拔之境”，其他地方的工人生活痛苦到什么程度，那就不难想像了。
现在的情况怎样呢？周恩来总理说：“在七年中间，我们解决了约一千三百万人的就业问题，这是旧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1952年全国职工平均工资是每人四百四十六元，1956年提高到六百一十元，在四年中间，提高了将近37％。这样的工资增长速度，也是旧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中国工人生活改善的方面当然还不止这些。譬如从1952到1956年，我们的国家为职工修建的住宅达七千多万平方公尺；1956年1月至6月，全国有一千六百七十八个厂矿推行了自建公助住宅的办法，有六万零二百多人建筑了自己的住宅。从1951年起国家颁布了劳动保险条例，规定在全国范围内的铁路、航运、邮电和百人以上的厂矿企业中实行劳动保险。1951年享受劳动保险的职工为二百六十万人，到1956年已增加到七百四十一万人。职工的文化水平也有了显著的提高，目前已有二百多万职工摆脱了文盲状态。
我们还可以从职工的实物消费量做个比较。根据1934年国民党上海市政府社会局出版的“上海市工人生活程度”一书中列举的工人实物消费情况，再根据国家统计局最近对北京、上海、天津、沈阳、广州、武汉、重庆、西安等二十七个城市五千七百九十三户职工家庭的调查，工人实物消费的情况如下：
单位 1929到1930年（上海） 1956年27个大中城市 1956为1934年的％
粮食（斤） 272.6 331.89 121.7
猪肉（斤） 8 11.53 144.1
鲜菜（斤） 缺 218.76 ——
棉布（尺） 16.38 35.06 215.3
上表说明：我国工人在国民党统治时代是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生活，而在解放以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工人们不仅能吃饱穿暖，而且副食品也比过去增加很多。
北京电车公司一级司机在1924年就到这个公司做搬道工作，后来当上司机，每月所得工资连窝头也吃不饱。现在，他一家三口，每月收入六、七十元，家里经常吃的是大米、白面，每顿有菜，每星期能吃一顿肉，每天还抽半包恒大香烟，四季都穿洋布衣服，冬天还有棉大衣、皮鞋，家里还有自行车一辆，缝纫机一架，收音机一架，手表、座钟各一个。
类似这样的例子很多很多。
再看农民的生活
在国民党统治时代，90％以上的农民只占有20％—30％的土地，而70％到80％的土地则集中在只占农村户数7％、人口10％的地主富农手里，那些无地少地的农民租种了地主富农的土地，每年除了交纳地租粮六百亿斤以外，还有其他的各种超经济剥削。当时，贫雇农每年被地主、高利贷者以及反动政权所掠取的粮食占到他们自己净收入的70％左右。据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调查材料，1936年地主富农每年每人的平均消费额为三百二十七元六角，而五口之家的劳动农民全家全年消费额只有六十一元二角。贫富悬殊，十分明显。
解放以后农民生活情况怎样呢？大家知道：由于土地改革的胜利，三亿无地少地的农民获得了七亿亩土地，免除了每年向地主交纳六百亿斤地租的沉重负担。从1950年到1956年的七年当中，国家共拨款五十多亿元用于水利建设、救灾救济经费和推广新式农具、提高生产技术等方面，七年中共发放农贷八十亿元，替农民创造了发展生产的有利条件。周恩来总理说：“我国农业生产总值是逐年上升的。1949年全国农业生产总值是三百二十六亿元，1956年上升到五百八十三亿元。比1949年增长了百分之七十九。随着农业总产值的增长，农民的购买力也大大提高了。1950年全国农民的购买力是八十一亿元，1956年上升到一百九十一亿元，比1950年增长了百分之一百三十六。……在五万万多的农民中，生产和消费的增长这样大，是旧中国从来没有过的。”
下面是几年来农民平均实物消费量的增长情况：
每人每年平均实物消费量 单位 1949年 1956年 1956为1949年的％
粮食 斤 276 425 153.98
植物油 斤 1.7 3.8 223.53
猪肉 斤 6.9 7.7 111.59
食盐 斤 8 11 137.5
食糖和糖菜 斤 2.6 7.7 296
棉布和布制品（包括土布）尺 6.9 20 289.8
应该说明：1949年的数字是包括地主富农在内平均计算的，如果只算一般农民的消费，则还要低些。总之，我国农民在短短七年当中每人每年的实物消费量有了很大的变化，这个变化有力地证明农民的生活不是下降而是显著地改善了。
当然，农民生活改善的情况也是不平衡的，农民之间的生活水平还有一些差距。据湖南省统计局最近调查资料分析，湖南农村在战前收入和生活水平最高的1936年，农民每一家庭成员平均收入是六十九点七一元（指全部收入扣除生产资料、税款等支出，按不变价格计算）。1956年湖南在严重灾害的情况下，每户农家的纯收入仍达八十三点二元，每人每年的实物消费（包括粮食、食油、肉类、棉布等）比战前最高水平都有了增加。土地改革以来，湖南已有80％的贫雇农生活上升到中农水平。因为自然灾害和人口过多等原因，农村中还有13.2％户的生活比较困难，他们每人每年的平均消费量为：粮食四百六十八斤，食油二斤十五两，肉类五斤十五两……这说明他们的生活还不算顶苦的。
某些右派分子发出了农民生活比过去降低了的叫声，无非是反映了少数地主剥削者的意见。因为农村中生活水平真正比过去降低的不是广大农民，而是一小撮地主高利贷者。他们过去靠剥削生活，一旦要他们从事劳动而生活比过去有所降低，难道不是完全应该的吗？
工农之间的差别究竟怎样
在大量的事实面前，有些人不得不承认农民的生活的确比过去改善了，但是，他们说农民的生活同工人比起来还是改善得太慢，而且工农之间的生活水平相差太远了。
实际情况究竟怎样呢？根据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和国家统计局的调查，中国职工和中国农民平均实际消费额的增长情况如下：
抗日战争前 1936年五年计划前一年 1952年1956年 1956为1936年的％
职工 130 167.7 199.8 153.7
农民 61.2 72.8 84.2 137.6
上表可以看出，1956年职工的实物消费额，比1936年提高了一半，农民的实物消费额也提高了三分之一，从1952到1956年职工消费额每年平均增长4.5％，农民消费额每年平均增长3.7％。职工和农民的消费比例1952年为二点三零比一，到1956年缩小为二点一八比一，1955年职工增加工资较多，而这一年农业方面却发生了自然灾害，以致形成了职工和农民的消费水平略有扩大，但是如果再扣除城乡物价差别等因素，则1952年职工与农民消费水平的比例为一点八三比一，1955年为一点七八比一，1956年则为一点九五比一，应该说明：上述职工的消费比例包括一部分高级知识分子在内，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工人和农民的消费水平。如果扣除了这部分因素，工农之间的差别并不是很大。
周恩来总理说：1956年，职工全年的平均工资是六百一十元，比农民一家的全家收入高一倍多。如果只从收入的货币数字比较，似乎工农生活确是很悬殊，但是，如果将城乡不同的生活条件估计在内，情况就不同了。在农村维持有吃有穿的生活水平，从全国看来，大约每人每月的平均开支只需五元，在城市维持同等的生活水平，却需要十元，因此，我们认为：工农生活水平固然有差别，但是，并不是过分悬殊，而且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比农民高得多，因此，在工农之间保持一个合理的差别，也是应该的。
随着工农收入的增加和物质生活的改善，工农的文化生活也有了显著的提高，如高等学校和中等学校中出身工农家庭的学生人数有了很大的增长：
1952年 1956年 1956为1952年的％
高等学校学生（万人） 19.4 40.8 210.3
其中工农家庭出身的（万人） 4.0 13.9 347.5
工农家庭学生所占比重（％） 20.5 34.1 ——
中等学校学生（万人） 315 601 191.0
其中工农家庭出身的（万人） 178 396 222.5
工农家庭学生所占的比重（％） 56.6 65.9 ——
上表所说的工农家庭出身的学生是指体力劳动的工农家庭子弟、一般职员子弟不包括在内。
从上表的数字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四年来工农子弟进入高等学校的已经增加了近两倍半；进入中等学校的增加了一倍多。1956年高等学校中的工农子弟超过了三分之一，中等学校已经达到三分之二。这也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的。
上述一切事实，说明了解放以来我国工人和农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改善。这种生活水平比起工业发达的国家来说，当然还是很低的，但就中国历史情况来说则是从来没有的；我国历史上的所谓升平盛世（如唐朝的开元、清朝的乾嘉）都是在开国以后一百年间达到的，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仅仅在短短七年时间，出现了真正的升平盛世。如果不是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和优越的社会制度，怎能设想取得这样大的成绩呢？我们知道，人民生活的改善是由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来决定的，目前，我国工农业发展速度很快，而在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进程中困难还是很多，需要全国人民艰苦奋斗、克勤克俭来积累建设资金，发展社会生产力，只有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我国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才能得到更多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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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增产节约运动一刻也不能停滞
吉林省委根据新情况提出新要求
本报讯 中共吉林省委不久前检查了工矿企业中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情况，并对如何进一步开展这一运动作了部署。吉林省人民委员会颁发了关于贯彻执行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的决定。
根据中共吉林省委的检查，今年吉林省增产节约运动的收获是很大的。据上半年的统计，中央所属工业完成总产值计划117.4％，比去年同期（按可比数，下同）增长24.6％；劳动生产率计划完成108.9％，比去年同期增长14％；二十五种主要产品中，有二十四种完成了计划。地方工业完成总产值计划105.6％，比去年同期增长8.25％。手工业合作社完成产值计划104.4％。成本也都有所降低。吉林化工区的建设工程，在第二季度完成计划工作量104.7％。
检查中发现，当前的主要问题是：有些单位认为困难突破了，任务完成了，或者完成任务没有多大问题了，便产生出一种自满松劲情绪，还有一些单位，虽然没有松劲，但下一步如何办，找不出方向，提不出问题，因而使运动一时呈现出一种停滞消沉的现象。
中共吉林省委认为，为了把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开展起来，首先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在新的情况下，要向群众提出新的要求，规定新的任务。各经济管理机关、各企业单位都应该认真检查一下上半年对增产节约方案的执行情况和增产节约运动的开展情况，根据新的情况发动群众对增产节约方案进行必要的修改和补充，然后以实现新的方案为中心把增产节约运动开展起来。运动中所要解决的问题应该是全面的，同时也必须有重点。上半年有些单位对产品质量、安全生产、经济核算注意不够是不对的，但普遍抓住了增产和节约原材料这个重点是完全应该的，正因为抓住了这个重点才取得了上半年的成绩。由于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在修订下半年的增产节约方案的时候，就不能普遍以增产节约原材料为重点了，而应在巩固上半年节约原材料成绩的基础上，根据国务院指示的精神和各企业的不同情况，提出不同重点要求；在努力实现不同的重点要求中，又必须普遍注意提高产品质量，保证安全生产。基本建设单位在修订增产节约方案的时候，必须认真贯彻国务院的指示，反对盲目追求现代化、机械化、高标准和要求全能、不愿协作的阔少爷作风，当然也要注意防止为了节约反而造成浪费的偏向。
中共吉林省委认为，为了把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开展起来，还必须抓住推广先进经验这个极为重要的环节。今年上半年的增产节约运动所以能获得那样的成绩，同去年所推广的先进经验所发挥的作用有不小关系。但是，今年上半年许多单位在推广先进经验方面做的不如去年。因此，下半年各单位必须以实现修订后的增产节约方案为中心，把这项工作加强起来。召开专业会议，有计划地组织参观表演，产业相同的单位建立先进经验交流网等，都是推广先进经验的有效办法，应该继续运用这些办法，做好推广先进经验的工作。
为了调整企业内部矛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保证增产节约运动的顺利开展，中共吉林省委还要求各单位做好以下三项工作：一、开好职工代表大会，发挥群众的监督作用；二、领导干部要克服官僚主义，深入群众，与群众同甘共苦，解决应该解决而又可能解决的问题，密切同群众的联系；三、深入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提高职工的阶级觉悟，克服目前某些职工中在滋长的纪律松弛、极端民主、对生活福利要求过高等不良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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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基本建设中“骨头”和“肉”的比例怎样？
“肉”的投资不是少而是多了
新华社2日讯 新华社记者李峰报道：最近记者同中央经济建设部门的一些负责人和专家们接触中，发现他们对于五年计划前四年“骨头”同“肉”的关系问题的看法转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弯：“肉”的投资不是少而是多了。
“骨头”通常是指工业、大专学校、科学研究机关等方面的基本建设；“肉”是指宿舍、文教卫生、贸易、邮电和城市公用事业等基本建设。
去年年底以来，很多人认为“骨头”同“肉”的关系有些失调，前者投资太多，后者投资太少。
据有关方面比较保守的估计，五年计划前四年，国家计划内和计划外的非生产性的建筑，共建筑了一亿六千多万平方公尺。其中仅住宅就有六千五百多万平方公尺。1956年，电影放映单位，比1952年增加了六千三百多个；剧场增加了七百四十四个；医院增加了四百六十多个，医院的床位增加了十万张以上，疗养院增加了五百二十九个，疗养院的床位增加了四万六千多张。这些文教卫生事业的基本建设比1949年都增加了几倍，前四年非生产性的建设花的资金，估计在九十亿元以上。
“骨头”同“肉”的投资比重，有关方面提供的一些材料可以展示出一个轮廓：
据国家建设委员会提供的材料，北京、武汉和太原等十六个城市，前四年“骨头”和“肉”的投资比例，大约是二比一；预计全国第一个五年计划两者的投资比例也可能接近上述比例。据有关部门的计算，上述比例同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这方面的投资比例也相差不多。
根据上述事实，有的专家得出结论说，“肉”的投资并不少。如果无限制地盖房子，建电影院和医院等等，无限制地增加对“肉”的投资比重，我国的经济建设就会发展成“大胖子”状态，就会患“软骨症”；工业建设和其它经济建设就难以快步前进。
如果考虑到很多宿舍、办公大楼和城市公用事业等方面建筑标准过高和建设过早的情况，“肉”的投资还可能多了一些。例如有的新工业城市，新建的工厂还未建成一个，几层大楼的招待所，高标准的办公大楼、大礼堂、大俱乐部、宿舍等等就盖了很多。
从去年年底提出“骨头”同“肉”的关系以来，中央一些部门的负责人和专家们一直在注意调查研究这个问题。目前这种新的看法表明，国家可以不再增加“肉”的投资比重或适当减少这方面的比重；这就可以用更多的钱来投入工业和科学研究等方面的建设。
根据调查研究的结果，很多经济专家正在研究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骨头”同“肉”的比例问题。
此间经常可以听到中央一些部门的负责人说，在我国社会主义的建设中，要找到各种经济建设的正确比例，是需要时间的，需要几年甚至十几年，而且还需要经济上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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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看谁设计的职工住宅好
中国建筑学会举办竞赛
本报讯 为了更好地迎接和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厂矿职工住宅的建设任务，国家建设委员会委托中国建筑学会，从8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举办厂矿职工住宅设计竞赛。
中国建筑学会已经发出了厂矿职工住宅设计竞赛的办法和纲要，要求参加设计竞赛的项目，切实贯彻适用、经济、在可能条件下注意美观的原则。在经济方面，要求降低标准，降低造价，使今后建造的职工住宅的标准不要同当地居民的房屋标准差别太大。纲要中指出，只要设计工作者注意体验当地广大职工的生活，认真吸收当地建筑的优良传统，在设计中考虑到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发挥设计的创造性，就能以极低廉的价格，建造出适应工人生活习惯的住宅。
纲要中规定，设计竞赛的项目是平房住宅和二层、三层住宅。
国家建设委员会为了鼓励创作，提高设计水平，对参加这次竞赛的优良设计，将分别发给奖金或奖状。一等奖，给予奖金五千元及奖状；二等奖，给予奖金三千元及奖状；三等奖，给予奖金一千元及奖状；四等奖，给予奖状。得奖名额不加限制，完全按照设计水平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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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湘绣名花
本报记者 艾玲
看到锦绣，人们自然想到中外驰名的湘绣。就在全国工艺美术艺人代表会议的展览室里，湘绣品吸引了众多的观众。在这里，我见到刺绣行家们特别欣赏的是一张照片，照片里面坐着一个穿戴凤冠霞佩的大概是光绪年代服装的官宦老太太。这引起我的疑问：他们为什么对这张照片特别发生兴趣呢？后来看到行家们一边鉴赏，一边露出惊奇的神态在赞叹：“绣得真到家啦！”“绣绝了！”于是我才知道他们赞佩的是刺绣这张画像的人那种高超的技巧。据说这个绣像现在仍在上海展览着，誉称为我国稀有的刺绣作品。
这张古典刺绣品，原来就是出席艺人代表中的湖南湘绣业代表——廖家惠同志旧时的杰作。
四十年来，廖家惠绣过千万朵鲜艳美丽而又永开不谢的花朵，也绣过不少的神态活现的画像。她绣淡白绿色的芙蓉花，真像一朵朵出水芙蓉从锦绣上长出来一样。人们惊奇地问她有什么窍门能把花绣成这样逼真？她拿着一朵真花笑着说：“这有什么窍门呢？真花是个什么样，我们就绣它个什么样呗！”你们看，一般花瓣未开时，花筋是看不到的，只有花瓣盛开时，花筋才完全显现出来。可是，刚开的花就不一样，它有时像撒娇似的先伸张两三瓣，那时花瓣上只有花筋的影子，人们却没有绣出这个影子来。原来她绣芙蓉花的窍门就是把若隐若现的影子绣出来了。廖家惠自小喜爱绣花，更爱养花，有时还到花园里细心琢磨花的特征。只要绣出的花能给人以美的真实感，要付出多少心血和劳力，是不计较的。往往一个小花瓣，就得配上十几种颜色的线。
不过，廖家惠更擅长的是刺绣人像，而人像需要有更高度的刺绣技术。廖家惠有着丰富的刺绣经验，她那多而稀奇的针法，能把一个人身上的肤色、内衣、外衣浮现出来。绣眼睛的时候她除了要使用多而稀奇的针法外，还要用一种几乎看不见、摸不着的丝线绣了一层又一层。她把一缕像绿豆一般粗的丝线，劈分成一百八十股，绣起来还不触到手上。这是多么惊人的手法！
廖家惠的母亲也是绣花的能手。廖家惠十三岁就开始正式刺绣花卉、鸟兽……；二十岁会绣人像，成为母亲最好的助手。母亲看见女儿长大了，就给她说媒，找婆家，想为女儿找一条幸福的道路。可是廖家惠说：“妈妈呀，咱们穷人那有幸福的路走？不如在家和妈妈一起过日子。”从此，廖家惠就守在母亲跟前终日辛勤劳动，日夜没离开过花架，绣完一幅又一幅。这个年青的少女，把爱情寄托在绣花上，把自己的善良愿望绣在锦缎上。可是，不久母亲离开人间了，她的二哥也病殁了；留下大哥和妹妹相依为命。哥哥会绘画，妹妹会绣花，度着漫长的清寒苦日。
兄妹俩手艺高超，许多出色的绣品当时在国内外都赢得了盛名。可是，他们得到的劳动报酬很少，生活非常困苦。哥哥终于在贫病交迫下死去了。廖家惠一时心痛欲绝，泣不成声地仰天长叹：“唉！我给人家绣的是花好月圆，为什么给自己绣下的是草枯花萎……？”廖家惠当时不明白苦难的根源，为了抗议命运的折磨，丢弃了绣花针，拆毁了花架，回到乡间隐居了整整九年。
长沙刚解放，人民政府大力抢救湘绣的生命。办起“红星”湘绣厂。有一天，廖家惠忽然接到一封信和一副眼镜，是侄儿捎来的。侄儿说：“姑妈，毛主席来啦，湘绣出头的日子到了。”也在这个时候，长沙市委书记来访她，国际友人来拜望她，她才明白穷人的苦难熬到头了。她拾起旧年的绣花针，连夜绣出一幅毛主席像。
现在她是长沙湘绣生产社姑娘们的老师。几年来，由她带领着绣出许多出色的绣品，其中有一幅一丈多高的巨型画像“伟大的会见”，在莫斯科展览时受到极高的评价，她高兴地对人说：“我从来没有见过湘绣像今天这样兴隆过。”她计划三年内培养出十个年轻姑娘，让她们具有和自己一样的艺术水平。（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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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裱画妙手
本报记者 胡道源
1954年上海博物馆举办的一次展览会上，有一幅名贵的古画——孙位高逸图，吸引了许多观众。孙位是唐代有名的画家，他的作品在国内已经找不到第二件了。这件仅存的珍品，相传已经一千多年，可是画色精采，画面完整，连裱画的绢和上下轴子都没有一点损伤。许多观众惊奇地问：怎么能够保存得这样好呢？
其实，这幅名贵的古画，早就破烂得拿不上手了，满画都是洞眼，大的像铜钱一样，小的和蚁穴一般，有些地方简直成了蜘蛛网。好奇的观众听见讲解员说到这里的时候，仔细看看画面，一点补缀的痕迹都找不出来，于是又产生了新的问题：是哪一位裱画能手裱的？
这位能手就是上海市装裱生产合作社的周桂生。在全国工艺美术艺人代表会议上，我见到了这位艺人。
他已经五十六岁了。他从事这门手艺已经四十一年，早年在南浔一个有名收藏家那里工作过十来年，博览过许多古今字画，领会了历朝字画的神韵；加上他热爱自己的职业，现在已经成为我国首屈一指的裱画能手了。
裱古画不能用现代的纸，因为纸的厚薄、粗细、有光无光、光强光弱、有无纹路、纹路的宽窄，各个朝代都是不相同的。就拿纹路来说，宋代的有三个指头宽，元代的一寸多，明代的八分，清代的六分，现在的只有四分了。拿纹路只有四分宽的纸去补有三个指头宽的古画，不是一眼就可以看出补绽来吗？因此，什么朝代的画，就要补什么朝代的纸。那么，裱那张唐代古画的纸又是从那儿找来的呢？原来周桂生平时留心收罗古代旧纸，那怕是一小块、一小片，也要当作财宝留下来。现在周桂生的箱子里有北宋的宣纸、明代的素缎和各色各样的破纸旧绢。可是裱那张画，要找唐代的纸是不可能的，他就用一张纸纹相近的明代画卷的上下边来做原料，在他的妙手之下，终于补成功了。
纸的纹路虽然相同，但是补的总是补的，怎样能够使行家也看不出补纹来呢？这就是周桂生的真功夫。他补画的时候，首先要把破口和补上的纸两面都用小刀刮平，托上去朝阳光一照，看不出补纹来才动手补，等到补的纸干了，正面还要刮一刮，一个补口要刮四次才放手。
破口补好了还不算，因为虽说是一个朝代的纸，颜色也有新旧，周桂生就用各种颜料配成画纸一样的颜色，一笔一笔地在补接的地方涂，不仅要涂得从正面看分不出新旧，还要涂得从反面看也分不出新旧才行。画破了的，还得根据原来的笔意、风格、色泽去画。
周桂生就是这样精工细作，花了近五个月的功夫，把那张破烂不堪的唐代名画补得完整无缺了。上海博物馆的许多古代名画，都是经过他装裱过的。（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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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奶油制好了！
海拉尔市最近新建成了一座现代化的大型乳品工厂。这座乳品工厂每天能处理一百多吨牛奶，一年可以生产四百九十多吨奶油、四百四十吨乳糖和三百三十吨酪胶。这是工人赵志泉（右）和王淑琴（左）从奶油搅拌机里取新制好的奶油。
新华社记者 阿尔泰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