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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他们高呼“江丰万岁”他们辱骂党是“严嵩”
美术界反党小集团面目狰狞
据新华社杭州2日电 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全体教职员工，连日来举行反右派斗争大会，揭露以江丰为首的美术界反党小集团。
这个小集团早于1951年，江丰在杭州时就已经形成，它的成员有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副院长庞熏琴，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副院长莫朴，副教授金浪、金冶等人。他们惯用相互吹捧、相互标榜的手法来抬高江丰的“威信”。金浪曾说：“党内的美术家中，除江丰外，都互不服气，美术事业非江丰领导不可”。1951年8月1日，当江丰调往北京时，庞熏琴、金冶等人假借名义，动员师生员工欢送。江丰登车时，庞、金两人竟振臂高呼“江丰万岁！”
这些右派分子一贯狂妄地抗拒共产党的领导。当今年春天中共浙江省委到华东分院检查工作，发现该院解放初期在执行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上有错误，就报告中央。中央发了通报后，江丰就将通报原文抄给金浪，诬指报告不符事实，说省委偏听偏信，指示金浪向省委和中央提出反对。
在反右派斗争中，当江丰反党言行被揭露后，金浪就为他设法嫁祸于党，说“这不能怪江丰，江丰个人有什么权力？追究起来还不是周扬和中央的错误！”
现在还逗留在北京的右派分子莫朴在5月27日写信给金浪说：“在北京的有良心的真正为无产阶级美术事业努力的同志们，为了反对钱俊瑞、蔡若虹，为了揭露文化部、美协的主观主义和把国画问题嫁祸于江丰的恶劣行为，……大家都激动地发了言。对人民日报发表对江丰的攻击，表示愤怒的抗议。”信的最后还说：“我们不是孤立的，……我和江丰还是要回来的，虽然是苦斗，然而我们必需斗下去！”
江丰、金浪、金冶等非常仇视党，仇视历次的政治运动。他们污蔑共产党的集体领导为家长式领导，说“党本身就是墙”，甚至把党和领导者比作“严嵩”，骂共产党员“政治僵化”。金浪说：“政治是教条，政治扼杀艺术，搞艺术的人被政治整死了。”金冶还说：“肃反搞得杀气腾腾”，“积极分子是靠肃反起家，是投机分子，是拍马屁”。党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后，金冶竟恶意地散布流言说：“这个方针是和胡风反革命分子的反党意见书完全一致的。”在大放大鸣期间，身为共产党员的金浪却说：“党过去整人，现在给别人整了！”“党的臭名满天下了！”，他又说：“老实说，党内是不民主的，我对党是不满的！”
经过连日来的揭发，这批美术界的反党小集团的成员的丑恶嘴脸已经完全暴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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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江丰破坏党对国画的政策
到处纵火，几条线分头进攻 自封为王，一贯抗拒领导
本报讯 文化部召开的美术工作座谈会，在7月30日和8月1日继续举行。美术界人士在会上继续揭露和批判江丰的反党言行。
华君武说，党以前批评江丰，是因为他违抗党的文艺政策和统一战线政策。正是主要由于这种影响，过去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美术界对中国画重视不够，团结国画家的工作没有作好，出版社、文艺刊物，很少出版和刊载国画作品。美协对国画家，实际上采取了关门主义态度，在全国美协及各地美协的领导机构内，国画家没有得到应得的地位。江丰常把“学术问题”作为挡箭牌，这些难道仅仅是学术问题吗？去年4月中央宣传部和文化部党组着重地批评了这种错误。作为美术界领导人的江丰，非但不愿改正错误，还坚持违抗党的政策，甚至歪曲和污蔑党的政策说“现在是只要传统，不要革命了”，难道这也是学术问题吗？
张仃提供了江丰在中央美术学院违抗党的方针的一些事实。他说，1954年，我刚到彩墨画系时，老国画家们都在那里进修学习素描，他们在院内抬不起头来。国画家不能独立订教学计划，必须经过西画教授们的核准。青年教员虚无主义思想很严重，他们怀疑民族绘画遗产有什么可继承的，对国画发展的前途没有信心。同学们选系选科要煞费动员。那一年李宗津根据江丰的指示，组织了一次绘画系教授关于国画的讨论会，这次会实际上是对国画的一次围剿。江丰和同他主张一致的一些人，企图按照他们的方法“改造”国画。从那次会后，中西画家更不团结了。其实，那时毛主席关于国画工作早已有了指示，可是我们不知道，江丰不让我们知道。周扬同志在全国美协理事会上，关于国画问题的讲话，以及钱俊瑞同志关于国画教学“双轨制”的建议遭到江丰同志的拒绝。我是彩墨画系党支部书记，可是在系里听不到党的声音。谈到党在国画方面的方针政策，好像是非法的，因为这与江丰的意见相抵触。今年春天，党中央批评了陈其通等人的文章，江丰表示反对。他说：“我过去是同意陈其通的，现在，我的脑袋不是灯笼，也不会随风转。”他当时提出所谓“革命学派”来对抗党的“百花齐放”的方针。
洪波在会上揭露了江丰在中央美术学院，一贯不尊重党，江丰把
自己摆在党之上，他常常和犯过错误的人勾结一起，来反对他们所谓的宗派主义。艾中信揭发说：江丰的反党情绪，在最近期间，发展到了顶点。他说过：“毛主席我也不怕。”市委的会议，他拒绝参加；彭真同志作关于“百花齐放”政策的报告，发了票，他不去听；最近周总理在紫光阁同文艺界人士讲话，我们几次三番催他，他坚决不去。
会上揭露的愈来愈多的材料说明，江丰的反党活动，联系着好几条线。邓野在会上介绍了江丰在华东美术分院就迁校问题煽动师生闹事的真相。那里的右派分子金冶等企图篡夺领导权的阴谋活动，因为得到江丰的直接支持，十分嚣张。江丰还煽动金冶反对浙江省委的调查报告。陈若菊说：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反右派斗争展开后，右派分子庞熏琴通过他女儿庞涛（党员）向江丰汇报情况，得到江丰的支持。庞曾对江丰说：“如果有人说我反党，怎么办？”江丰说，“不要怕，我支持你！”秦征、时宜、谷浩等揭发，江丰曾亲自深入到油画训练班、雕塑训练班和雕塑工厂进行反对党的领导的煽动。江丰还说过：“美协我也有人，他们一言一动，我都知道。”洪波说，美协的彦涵，就是在右派分子向党进攻期间最积极活动的一个。
会上继续揭发江丰不择场合、不分党内党外，散布的大量反党的和不利于党、不利于团结的言论。叶浅予说，由于受了江丰的影响，美术界许多人对文化部有不满情绪。叶浅予说他本人对“文化部要取消彩墨画系”很为不满。这一次听了华君武的发言，才知道是受了江丰的欺骗。秦征说，有一次，江丰邀了油画训练班的六个学生，到他家里吃喝。江丰向他们讲了大量经过制造的关于党中央的、美协党组的事情，并且对周总理、周扬和钱俊瑞进行攻击。这次谈话的许多被江丰夸大了的内容，事后为几个非党同志当作新闻来传播。江丰曾向雕塑训练班的学生说：“延安整风时，周扬搞我；现在，还在搞。我不怕。这是‘政治陷害’。我要斗争到底。我有王牌，我有他们的老底。”他还向学生们说：“过去的老国画家都是汉奸，从前他们压在我们头上，现在文化部还要让他们压在我们头上！”还说：“文化部的领导只晓得听上面的话，上面放一个屁也是香的。”江丰还说，“毛主席偏听偏信。”据艾中信、洪波等揭发，江丰对资产阶级议会制很有好感，说可以起牵制作用。他对现在我国的选举制度不满，认为不民主。
民盟盟员李宗津在1日的会上说，在江丰向党进攻的活动中，他起了炮手的作用，又说，“去年4月以后，江丰来找我的机会多了。”可是他并没有交代他的反党活动的事实。在他发言的时候，小条子一张接一张地递到主席台上，要求他交代怎么充当“炮手”的真相。
座谈会将在下星期一继续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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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总结第一阶段的成绩 克服草率收兵的温情主义思想
湖北反右派斗争即将乘胜扩展到各行各业
本报武汉31日电 通讯员一丁报道：湖北省反右派斗争已在省市（武汉市）领导机关、大专学校获得了第一个决定性胜利。目前斗争正在向各行各业扩展。自从整风运动开展以来，资产阶级右派借口帮助党整风，向党发动了猖狂的进攻。在湖北、武汉地区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如马哲民（章罗联盟的“大将”之一，民盟湖北省和武汉市主任委员、中南财经学院院长）、耿伯钊
（大恶霸地主，湖北省安陆县的“土皇帝”，民革湖北省委常委、湖北省参事室主任）、王一鸣（武汉市副市长、市工商联主任委员、民建市委副主任委员）、王一蛟（农工民主党市委委员、湖北省农业厅副厅长）、彭一湖（湖南省岳阳县大恶霸地主、民建中委、市参事室副主任）、晏勋甫（民革市委主任委员、市政协副主席、市参事室主任）、朱裕壁（湖北医学院院长）、程千帆（武汉大学教授）、陈泰阶（华中工学院教授）、韦卓民（华中师范学院教授）、柯象寅（华中农学院教授）、邓介松（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肖作霖（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市建设局副局长）及党内右派分子、湖北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江云等。为了击退右派分子的疯狂进攻，中共湖北省委及所属党的组织，发动了广大群众，对右派骨干分子进行了批判和揭发，查出了一些大大小小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反动集团，其中最凶恶的反动集团，如以民盟为掩护的，以马哲民为首的马哲民、戴今生、项粹安、陈中正集团；以省参事室为据点的，以耿伯钊为首的耿伯钊、辜达岸、胡复等七人集团；以武汉大学为据点的、以程千帆、吴开斌（武大学生，与林希翎有密切联系）为首的程千帆、吴开斌、李正宇等人的集团。这些反动集团曾经有组织、有领导、有纲领、有计划地进行了一系列的阴谋破坏活动。例如马哲民反动集团、在马哲民的策划下，除了在中南财经学院进行了许多反党的活动外，还曾经先后指派陆鸣秋、张云冕、韦卓民、艾玮生、陆华柏、高庆赐、陈泰阶、陈中正、柯象寅等人分别在武汉大学、华中工学院、华中师范学院等单位点火，利用省民盟机关刊物“工作简报”，污蔑共产党，并向全国各地散发这个所谓“工作简报”。还派人到工人农民中和武汉附近地区挑拨离间，煽动闹事。又如程千帆、吴开斌、李正宇等人的集团，在武汉大学抓住了“鸣放委员会”、“报刊联络站”等组织，以中文系三年级为阵地，通过“火焰报”、“辩论会”、“座谈会”等形式，向武大党组织和许多党员、团员、积极分子，进行了一系列的恶毒的攻击，并且提出了“争民主、争自由、争人权”等反动口号。对学校党政领导干部肆意谩骂和威胁，要求共产党退出学校。可是，不管这些资产阶级右派及其反动集团如何凶狠狡猾，终于在“十目所视，十手所指”之下，不得不现出原形来。参加这一段斗争的近八万人。多数人经过这一段斗争，提高了觉悟，站稳了立场，过去有些人曾经怀疑人民日报6月8日以后的许多社论上所提到的“阶级斗争”是不是小题大作？是不是有些过火？是不是闭塞言路，压制批评？经过这一段斗争，他们亲眼看到了资产阶级右派的罪恶活动和狰狞面目，从而进一步认识到必须在这场尖锐的阶级斗争中站稳立场，才不致迷失方向，造成错误。许多参加斗争的教师、学生和职工以及机关干部，都认为这两个多月的斗争是最丰富最生动最有教育意义的政治课。中共湖北省委在7月29日至31日召开的全体委员扩大会议上，对于这一段斗争的经验做了总结，在肯定了这段斗争已经获得了第一个决定性的胜利后，进一步指出：在已经开展反右派斗争的单位还必须进一步揭发批判。在少数领导干部和骨干分子中存在着温情主义草率收兵等右倾思想更有待于克服、纠正。有一些单位以及许多工矿企业学校和专县机关还没有开展反右派斗争，因此，应当把反右派斗争扩展到各行各业。
根据上述情况，会议对于如何使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政治斗争思想斗争继续深入，并扩展到各行各业，做了全面的具体的安排。预计在这次会后，湖北省的反右派斗争将会更加深入，更加全面，更加健康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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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供销合作总社职工投入战斗
批判叶石麟朱德祥
本报讯 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机关职工，在反右派斗争中，对右派分子叶石麟、朱德祥等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严正的批判。
“中央合作通讯”编辑室编辑叶石麟，反对人民民主专政，向往资产阶级“民主”，他说：“共产党主张民主专政，实质上是一党专政，民主党派是摆样子的。”他反对共产党领导，说：“若是共产党好，人民可以选举你，何必强调共产党领导呢！”“打天下的不必坐天下”。他否认人民政府的一切工作方法，说世界上有四种政府，中国、苏联都属于“用坏方法办好事”的一种。
土产局右派分子朱德祥，赞同罗隆基成立“平反委员会”的谬论。他说“明枪易躲，暗箭难防”，主张成立“防止整风报复委员会”。他污蔑党的干部政策。他说党对犯错误的非党干部有时候比对待敌人的手段还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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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他们为了什么？
张浅
化学工业部勘查公司保卫科科员、中共预备党员阎义采，在7月间写了一篇“两党制适合中国国情”的文章，向章伯钧喝采叫好，而对党作了恶毒的攻击。文章中有这样一段：
“我认为民盟章伯钧先生提出在政治上向美国学习，在中国进行‘两党制’的主张，对人民来说，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只有‘两党制’才能真正起到互相监督的作用，才能真正实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到那时候，粪堆上也会生长出鲜花来，草木迎风也能发出轰雷般的巨鸣，……拥护这个理想的人们，应携起手来，筑成坚固的思想长城，组织新的统一战线，勇敢的向第三类的人提出挑战。”
根据阎义采后来的解释，他说的“拥护这个理想的人们”，即“第一类人，是指章伯钧等人”。而他要向之挑战的“第三类的人”，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和党的积极分子”。
阎义采为什么这样仇恨党的高级干部和积极分子呢？据他回答大家的质问时说：“我在1945年就参军，……过去和我一起工作的人，都当了科长、处长，而我今天还是小小的科员”，所以要“勇敢的向第三类人提出挑战”。
阎义采的短短几句话，彻底暴露了这个反党分子和某些右派分子的马脚。原来，他们是只要个人升官发财，而不惜使人民人头落地。什么“互相监督”，“百家争鸣”，对他们来说，都是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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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天津反右派斗争正扩大和深入
从各民主党派基层组织的右派分子追出一些幕后的牵线人
本报特约新华社天津讯 天津市反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斗争正在逐步扩大和深入。
天津市反击右派的斗争是6月中旬首先在民主党派上层和高等学校内开始的。7月初，经过学习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报告，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辨明了是非、划清了界限，运动就蓬勃开展起来，据统计，在全市已发现右派分子的一百五十一个单位中，有一百三十八个单位已经展开了面对面的斗争。直接投入这一斗争的干部和知识分子约在十万人以上。在工厂职工中也将进行一次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的教育运动，目前正在积极进行准备工作。手工业合作社中的思想批判也即将开始。
反右派斗争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地结合起来，促进了斗争的日益深入。民主党派的反右派斗争，在开始时由于领导无力，只是泛泛地批判了章伯钧、章乃器的言论。当6月中旬斗争深入到基层以后，不仅在基层揭露了大批的右派分子，而且从这里揭发出了幕后的指使者——市级组织负责人的反动活动。如天津市民用建筑设计院通过对民盟小组成员、工程师王桂丘、栗培英、关颂坚的斗争，不仅揭发了王桂丘等诬蔑党组织、企图夺取设计院的领导权的反动活动，而且揭露了幕后的牵线人——市民盟常委、宣传委员会副主任王大川的反社会主义和反党的阴谋；而在对王大川展开斗争后，又揭发出民盟基层组织中的右派分子，如第三中学民盟支部的右派分子肖传经和疏浚公司民盟小组的右派分子都和王大川有密切的联系。又如，在揭发了天津医学院农工民主党支部成员雷爱德等企图夺取医学院领导权的阴谋后，又揭露了幕后的指使者——农工市筹委组织处副处长吴孟晖的反动活动。同时，通过对农工党市筹委委员杨济时的斗争，不仅揭露了他本人的反社会主义活动和进一步证明了吴孟晖等是章伯钧在天津的坐探，而且揭发出了工程技术界右派分子黄植的反社会主义活动。
随着斗争的深入，群众逐步克服温情主义，积极地参加斗争，医务界人士在斗争开始时，由于爱情面，对杨济时的斗争十分软弱无力，许多人发言还称兄道弟。但通过揭发出的事实，群众的眼睛愈来愈亮，大家都积极对杨济时展开了面对面的斗争。
在群众觉悟提高之后，许多单位在斗争过程中揭发出了新的右派分子。和平区最近又发现了五名右派分子，河北区税务局一干部在鸣放时一言不发，但他却在背后和别的机关干部说了许多恶毒的反党言论，说什么物价涨、物资缺是农业合作化的结果，要是土地私有制就没有这些问题；宗派主义与社会制度有关，党不消灭宗派主义也不能消灭等等，并且同意章乃器的论调。这个右派分子最近在斗争深入的过程中被揭发了出来。
为使斗争与工作两不误，便于长期把这一思想斗争坚持下去，有关部门正分别结合工作进行统一安排，部署战斗，以便进一步深入斗争，争取全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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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他们在哲学研究所研究什么？
研究破社会主义立资本主义
许良英李德齐是党的叛徒
新华社2日讯 中国科学院在1、2两日举行大会，揭发和斥责党内右派分子许良英、李德齐。
哲学研究所研究人员许良英过去的许多老朋友、老同学以及同他一起工作过的同志举出大量具体材料，揭穿了许良英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的政治面貌。出身于恶霸地主家庭的许良英，自1946年入党以来，每遇到个人野心遭受挫折时，即和党对立，特别是反右派斗争开始以后，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更加猖獗。6月8日起，人民日报发表了反右派的社论，许看了以后咆哮如雷，要撕掉人民日报，他贩卖右派分子的谣言，胡说“党中央分裂了”，“毛主席受到高级干部宗派主义的反对，这些高级干部想报仇，太不‘德道’”；“毛主席妥协了”等等。他四出奔走点火，曾经向科学院院部、几个研究所、中央团校等十多个单位的二十多人散布对中央、对人民日报反右派社论的不满言论；向他们宣传资产阶级的所谓“民主”，鼓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字报。他认为党中央、领袖和任何人都不配被信任，只能相信他自己的“独立思考”。科学院党委书记对他进行教育后，他仍然坚持反社会主义反共产党的立场和观点，说要坚决反对党中央这样做法（指反右派斗争）。他扬言不惜“牺牲党籍”，并且为自己准备了两条退路：“回乡种田”或者“到资本主义国家去做‘地下工作’”。
许良英在会上作的“检讨”中，他是客观上反党反社会主义、主观上不反党不反社会主义；他还说担心别人误会他的“政治面目”。批驳他的人同声指责许的“检讨”是极不老实的。批评者揭发的许多材料已足够证明许良英的政治面目很清楚——是右派分子；许的反动言行明明是通过主观的；许是党外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内应。会上发言者一致要求许良英要继续彻底交代他的反动言行。留学美国的科学家举出了美国劳动人民没有民主自由的许多事实，来驳斥许良英所十分欣赏的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
两天的会上，许多人还揭露了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另一个右派分子李德齐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大家揭发出来的材料说明，李德齐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想已经形成体系。他污蔑毛主席，反对人民群众喊毛主席万岁和在报上登载人民群众向毛主席欢呼的照片；扬言要改革中国的宪法，说宪法中可以不写“共产党领导”的字样，主张社会主义社会要有“反社会主义的自由”；主张把北京的中山公园变为伦敦的海德公园。他是想让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在那里散布反革命言论；他主张政协的权力应该超出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等等。李德齐特别热衷于为反革命分子辩护，说“对反革命分子为什么一定要狠？”，主张对反革命分子要施“仁政”。他说，他的被镇压的反革命地主母亲由于给他寄过钱，因此她对革命也间接有“功”。他并且为他的这些反动言论辩护，说是出于“小资产阶级道德观”。到会的人指出，李德齐这些反动言论实际上是要取消“无产阶级专政”。李德齐在整风开始以后，借口知识分子的脑力劳动要同体力劳动相结合，先后六次到北京郊区保福寺“生产”农业社向农民点火。他鼓动农民不要把蔬菜卖给国家，说国家的收购价格“太低”、“对农民不上算”等等，挑拨农民同国家的关系，还煽动农民向政府“告状”。但是，他的这些阴谋活动没有得逞，遭到农民的驳斥和拒绝。
会上发言的人指出，李德齐在会上作的检讨大多重复了别人已揭发出来的材料，李德齐应当多交代新的材料，特别要老实检查思想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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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长江文艺”为什么向右转
原来副主编李蕤在把舵
据新华社武汉2日电 曾经是办得较好的武汉“长江文艺”，在最近三个月已经走到资产阶级方向去了。但是，是在谁的主使下使它发生了这种变化的呢？现在已经完全查明：他们就是作家协会武汉分会的副主席兼“长江文艺”副主编李蕤，以及李蕤的得力助手、刊物评论组临时负责人姜弘。
根据“长江文艺”编辑部最近时期来的初步检查，这个刊物从5月份到7月份，在杂文、短论、文艺笔谈等栏目内发表的文章中有很多都是“毒草”或有错误内容的。
“长江文艺”编辑部的工作人员在最近连续揭发的大量事实说明：这些有毒和有错误的文章中除个别的是自由来稿外，都是李蕤和姜弘想办法组织来的。其中有些文章，如像“注意脚边的小草”和“且说‘常有理’”等，是李蕤和姜弘写的。
今年春天起，因为刊物的主编、作家协会武汉分会主席于黑丁和另一副主编王淑耘，担任其他工作和离职学习而没有过问刊物的具体事务。这样，李蕤便成了刊物的全权领导人。他就抓住这个空隙，利用党发动群众帮助整风的机会，和姜弘一起大举向党进攻，把刊物引向资产阶级的方向去。
李蕤和姜弘的反社会主义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的。在大鸣大放的时期，他们不管在一些座谈会上或在一些私人的接触中，只有听到反社会主义的言论或发现了“有怨气”的、是他们志同道合的人，他们立即跟上去，抓住所谓“具体矛盾”，组织那些人写杂文、写短论。
李蕤和姜弘的右派面目被揭穿后，他们虽然承认有严重错误，但却没有很好地进行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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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铁的事实驳倒了谬论
江云承认自己堕落为右派分子
据新华社武汉31日电 武汉市出版界和文艺界最近连续集会，批判湖北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党内右派分子江云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江云在5月31日作家协会武汉分会召开的座谈会上，对党的出版方针、文艺方针发射了一连串的毒箭：她说：“领导上提出出版社要通俗化、群众化、地方化等‘三化’，现在我们是阳奉阴违，因为如果听‘三化’的话，出的书就没人看，没人买，出版社就得关门”。就在这次会上，她还为胡风、流沙河叫屈。
江云的反党言行是一贯的。根据揭发的材料看，她平日就反对辩证法。她说辩证法是“江湖术”“辩证法辩来辩去都是共产党对，别人总不对”。她同意这个出版社的另一右派分子搞“同仁出版社”的做法。
现在，经过几次大、小会的批驳，江云的反党言论已经被揭穿。在铁的事实面前，她承认自己已堕落为右派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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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派分子俞燮元的窘境
本报记者 傅冬
他叫俞燮元。是北京地质勘探学院的右派分子。
俞燮元进校四年，从没好好上过一天课。成天捣乱、破坏。今天打坏这个教室的用具，明天打破那个教室的电灯；他跑到矿业学院把水电总闸弄坏，他用冰块砸校卫队员的头。同学们帮助他，教育他，他就骂人家监视他。
整风了，他的反社会主义活动更频繁了。他和北京大学右派分子谭天荣、刘奇弟等接了头，参加了北京大学反动小集团“百花学社”。他到处贴标语，明目张胆地散布反社会主义的谬论。他说，“社会主义不行啦！青年应该起来革命！”“胡风不是反革命！”“匈牙利事件是革命！”“苏联出兵匈牙利是干涉！”
在反右派运动中，同学们对他展开了说理斗争，责问他道：“你要革什么人的命？”。“苏联应匈牙利工农政府的邀请，根据华沙条约出兵，为什么是“干涉？”“匈牙利事件既是革命，为什么杀了那么多共产党员？”他答不出，就要无赖骂党员是鼠目寸光，是教条主义，是守旧分子。同学们再逼得紧一些他就结结巴巴地说，“这是我的认识，我就是这么认识。我这是帮党整风。你们不同意，我也不强迫你们。”
俞燮元曾经走进北京医学院，偷偷地贴了七张“百花学社”的油印报。北医的同学一看，火起来了：“这上面乱七八糟的说的是些什么！”问他是那里来的？为什么贴这种反动的油印报？俞燮元反而指责人家：“你们学校的学生真成问题，我好心来帮你们整风，你们还阻止！”周围的人越来越多了，三十多个人你一句我一句数落他。俞燮元有些慌了，偷偷地把进来时填的会客单揉坏扔了。同学捡起条子一看，上面写着：“姓名：俞士城……地址：地质学院学生楼五楼”。
北医同学逼着他把剩下的二张标语也撕了。并请地质勘探学院的校卫队来把他带了回去。
学校里三天两天开会批判右派分子，他好生苦恼，和外面的线断了，他出去想寻个办法。
7月中的一个下午，他从学校出来，顺着公路走到一个村子跟前，碰见了九间房供销社的一位同志。“你不是来过咱们这里的大学生吗？”对方热情地请他去社里坐坐。这一下，他的劲又来了，当着一大群人大讲特讲起来：“葛佩琦说的对，统购统销是搞糟了，农民都骂共产党。”“肃反也搞糟了。”“党提出百家争鸣的方针，可又不许人家说话！”
人们警惕起来了，“同志，你来我们村子干什么？”有人问他。
“我吗？我来搜集农民对党不满的意见。”
消息很快地在村子附近传开了。进来四、五十个人把他包围起来。
人们问他：“你说，农民骂共产党，你了解到些什么材料？”
“你们农民文化低，说了你们也不知道，你们是流氓。”
他接着大肆散布反共言论，可是他发现情况不好了，人们的眼光变了。一个人站起来，指着他道：“人民拿血汗来培养你，你却来污蔑我们。我们不要你这样的大学生。”你要“解放”谁？要来“解放”我们工人、农民吗？我们用不着你这样的人，党已经领导我们从旧社会解放出来，你还要解放什么？
第二天，合作社派了代表到学校去，抗议俞燮元的胡说，要求学校批评教育他。俞的五十多岁的老妈妈听信也赶来了。老妈妈一见他，就气愤地说：“现在政府给你饭吃，给你书读，你却干别的勾当。”在高中念书的弟弟和妹妹也来了。弟弟斥责他：“你为什么站在敌人的立场反对人民？你的朋友是谁？敌人是谁？那些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是你的朋友？！真正帮你，要你走社会主义的人，你倒把他们看成敌人。我的年纪比你小，可这一点，我比你清楚。你应该好好交代。”
俞燮元走到那儿，那儿就有批判他的人们等着他，就有愤怒的眼睛瞪视着他。
他臭透了，他真是“过街的老鼠人人喊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