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章罗联盟反动阴谋的剖视
朱学范
在反右派斗争中，经各方面的揭发，发现章罗联盟反党活动特别恶劣。根据我自己学习和参加斗争的体会，写一些个人的看法。
章伯钧和罗隆基等右派分子，利用中国共产党整风的机会，在全国掀起对党疯狂进攻的浪潮。章、罗反党联盟，并不是在党整风时期才形成，而是早在去年就秘密结合起来了。为什么章、罗过去在民主同盟内部为了夺取领导权，一向勾心斗角、互不相让，而到了去年却会彼此让步，勾结起来结成联盟呢？
除了他们有共同的一贯反共的思想基础而外，还因为他们错估了最近一年来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他们误认为形势发展得对共产党大大不利了。于是他们尾巴翘起来了。他们企图在中国也制造一次类似匈牙利的叛乱事件，然后由他们出来“收拾残局”。为了共谋大事，章伯钧和罗隆基互相结合起来，形成了反党联盟。他们这一反党联盟，究竟想搞些什么勾当呢？
（一）章罗联盟的反动政治纲领他们要改变我国社会主义的道路
社会主义是中国人民长期革命斗争的共同理想，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已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它使贫穷、落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变为独立、富强、自由、民主、幸福的新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不是任何少数政治野心分子所能改变其进程的。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和人民的想法不一样，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并不怎样美好，但是又不敢在人民面前公开诋毁社会主义不好。章伯钧在“我爱社会主义”言不由衷的幌子下，用晦涩的、模棱两可的字眼紧接着说出他的心里话：“我也爱民主”。民主自然人人爱，问题是爱何等样的民主，爱资产阶级的民主，还是爱社会主义的民主？章、罗爱的是什么样的民主呢？他们自己已经说的很清楚。章伯钧说：“美国政治民主，经济不民主；苏联经济民主，政治不民主”。罗隆基唱的也是同一个调子：“资产阶级民主虽有缺点，但也还有他的优点；无产阶级专政固然也有优点，但总觉得缺乏一点什么东西”。章伯钧、罗隆基就是妄想要在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上来建立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既然社会主义不合乎他们的理想，社会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又不可能结合成为一个政治上的混血儿，结论就只能是消灭社会主义，让资本主义复辟。
他们要取消人民民主专政制度
为什么章伯钧这样爱好资本主义民主呢？他在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会传达毛主席十大方针时所说的话中，已答复了这个问题。他说：现在许多人说资本主义不好，事实上资本主义也还有活力。为什么还有活力？就因为有多党制，有民主制度，有众议院和参议院，有在朝党和在野党。资本主义国家的办法是：你不行，我来；我不行，你来。在朝的骂在野的，在野的骂在朝的，这就是“活力”。我国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不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二院的议院制，不是各党轮流执政，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就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不民主，或者说，不够民主。无怪乎章伯钧在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竟狂妄地提出成立“政治设计院”的反动主张来了。
章伯钧费尽心机想在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上面，设立一个太上机构“政治设计院”，想使民主党派有权否决共产党通过人民代表大会提出的国家政策方针，这种苦心设计实际上就是要推翻我国宪法所规定的人民代表大会的基本政治制度。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为什么这样处心积虑地要取消人民民主专政呢？这是容易理解的，因为在人民民主专政政权下，只有人民才能充分享受广泛的民主权利，而对于社会主义敌人则是剥夺他们的政治权利，实行专政的。右派分子认为这就不够民主，使民主受了“损害”。于是他们以民主“保卫者”的姿态出现，要“使民主得到健全发展”。
他们要夺取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
右派分子知道，要取消人民民主专政，就必须取消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因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实现人民民主专政，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保证。
自从中国共产党去年提出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以后，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荒谬绝伦地以为可以抬高民主党派的身价，与领导党分庭抗礼了。他们利令智昏地忘记了人民民主专政是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阶级联盟，更忘记了代表各阶级利益的政党必须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人民民主专政的一个基本条件。章伯钧说：“民主党派进步了，不要统战部过多的帮助。今天民主党派是政治自由、组织独立了，在工作上就不须依靠共产党。”据他说，“这是合乎时代发展规律的”。他在今年4月民盟全国工作会议上，竟然狂妄到说出“周公辅成王”这种极端反动的话来，他把民主党派比做成王，把中国共产党比做周公，他说现在成王已经长大，如果不再让他独立自主，恩人就会变成仇人。
客观的时代发展规律是：不论过去走第三条路线的民主同盟也好，不论过去“三分反共，七分反蒋”的农工民主党也好，最后都必须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任何民主党派，如果要脱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那就必然越出社会主义的轨道，因而为全国人民所唾弃。
他们反对马列主义的思想领导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在政治上既然反对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国共产党，在思想上就必然不愿接受马列主义的科学理论，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列主义武装起来的工人阶级的政党，它运用了马列主义理论和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胜利地结束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
当中国共产党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后，右派分子就在反对“教条主义”的名义下，对马列主义进行无耻歪曲和放肆攻击。章伯钧把马列主义说得一钱不值，比中国几千年前的封建文化还不如，他在中共中央号召学习马列主义时说：“我认为诗经、论语还有用，马列主义只有那么几条，我就没有兴趣，不值一学”。他不想学马列主义想搞什么呢？他说想搞一套“新人文主义”，打算在新中国搞一套“文艺复兴”的把戏。他一再声言，要争取“精神自由”，并特别强调“独立思考”。罗隆基是向来讨厌思想改造的，他说：“我不学马列主义，也能写出马列主义的文章来”。在他看来，“正派的”知识分子，就是保留着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他甚至在这个问题上恶意挑拨知识分子和共产党的关系，他说，知识分子和党的距离，是思想改造运动搞出来的。他在政协谈到知识分子问题时，不是从正面帮助知识分子，加强思想改造，而是迎合知识分子的落后意识，说什么要“礼贤下士”，“三顾茅庐”。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所以要反对学习马列主义，反对思想改造运动，只是为了要为资本主义复辟，保留资本主义最后一块思想阵地而已。
他们反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章罗联盟既然反对中国共产党，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那末在他们的对外关系上，就必然要走上反对苏联的道路。
章伯钧的反苏思想是由来已久的，一年来更为露骨。他说苏联除了重工业外，什么也不行，同时认为资本主义制度还有前途，因此世界究竟到那里去？他认为还值得研究。罗隆基一贯仇视苏联，走亲美路线，在全国即将解放的前夕，他还提出协和外交政策，不赞成向苏联一边倒。解放后，还想反苏亲美。特别是波匈事件发生后，与章伯钧的反苏论调更为投机了。
反对社会主义、反对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马列主义的思想领导和反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这就是章罗联盟极端反动的政治纲领，在这个反动政治纲领下，他们结成了联盟，周密地有计划有步骤地从去年开始就展开阴谋活动。
（二）章罗联盟向党进攻的策略方针控制和发展组织，扩张政治资本
章罗联盟为了实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阴谋，早就积极准备组织力量，一旦时机成熟，便全面发动向党进攻。
章伯钧与罗隆基结成联盟后，首先是想篡夺民盟中央的领导机构，企图使沈钧儒主席退居为名誉主席。由章伯钧当主席，罗隆基当常务副主席。在人事安排上则排挤进步分子拉拢右派分子，他们把曾昭抡安插在文教委员会，把费孝通安放在文教部，以便在文教界兴风作浪。同时，章伯钧在农工民主党内加强右派领导力量。不顾别人的反对，坚持要黄琪翔任农工民主党的副主席，把李伯球调到北京来担任农工民主党北京市的主任委员。这样在农工民主党内便组成了以章伯钧为首的章、黄、李等右派分子领导集团。
从章罗联盟形成时候起，他们就叫嚷着民主党派要大发展，为实现他们所向往着的资本主义找政治资本。章伯钧说：“组织成员越多，力量越大，就越能卖钱。”要民主党派发展到一、二百万成员，这样就可以和共产党分庭抗礼了。
章罗联盟是怎样来贯彻执行他们大发展方针的呢？方式方法是多种多样的。很多是非常恶劣的。有“抓名牌”、“撒大网”、“向落后开门”等等。他们为了拉拢一些有代表性的人物，以抬高民主党派身价，甚至不惜工本，用登门拜访、请客吃饭等各种手段，答应可以不写自传、不参加任何会议为条件。为了发展组织，可以不问发展对象的政治面貌如何，还到处物色对共产党不满的人，他们采取来者不拒，多多益善的“路线”。在农工民主党内，章伯钧甚至收罗了一批被劳改和管制过的人来扩大他们的“阵容”。
夺取报刊作为反党活动的工具
章罗联盟在组织上的大发展的同时，也就是在思想战线上扩大宣传鼓动的时候，他们想利用报纸来为他们卑鄙的政治目的服务。在储安平任光明日报总编辑的两个月里，就篡改了这一各民主党派的机关报的政治方向。章伯钧在储安平到光明日报担任总编辑后，就计划对该报社进行人事改组。章伯钧又同意罗隆基介绍右派“理论家”陈新桂到光明日报社来当总编辑，而由储安平任报社副社长。罗隆基也同意章伯钧的主张，为光明日报组织一个“顾问团”，由罗隆基、费孝通、钱伟长等人组成，在报社内有意识的排挤党团员，加强右派分子的力量，要把民主党派的机关报，改变成为章罗联盟的机关报。 章罗联盟通过储安平控制光明日报外，还由罗隆基通过浦熙修、徐铸成的关系控制了上海文汇报。浦熙修经常向罗隆基请示，在罗隆基出国期间则向章伯钧请示。
章罗联盟不但夺取报纸，而且对刊物也不放松，他们还夺取了民盟北京市委筹备的“争鸣”月刊，并将它改为政治性刊物，以此配合光明和文汇两张报纸，作为章罗联盟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宣传工具。
到处点火，向党进攻
章罗联盟向党进攻先从挑拨文教界、科学技术人员与党的关系开始，他们诬蔑党不能领导知识分子，不能领导科学技术。当我国正在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进程中，高级知识分子、科技人员将发挥重要作用，而章罗却从中挑拨他们与党的关系。特别是利用少数比较落后的，对过去几次运动存在着不满情绪的，或是在生活待遇上有意见的知识分子，章罗联盟故意替这些人呼冤叫屈，以博得这些人的好感，来扩大反党联盟的组织和政治影响，作为向党进攻的政治资本。
整风开始不久，他们既不向沈钧儒主席请示报告，也不与其余两位副主席商量，更没有经过常委会决定，就用民盟中央名义设立了“科学规划”、“高等学校党委制”、“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有职无权”四个工作组，这些工作组都由民盟的高级知识分子负责召集座谈和起草纲领。章罗联盟的核心之一陶大镛，提出“民主办校”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企图根本取消学校党委制。章罗联盟的核心分子费孝通、曾昭抡和钱伟长，提出反对党领导科学的纲领，否定社会主义教育路线，挑拨党与科学家的关系。
6月6日，章伯钧在政协文化俱乐部召集曾昭抡、钱伟长、费孝通、陶大镛、吴景超、黄药眠等六教授的紧急会议，可说是他们反党活动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了。他们对于当前形势作了一个极端荒谬的估计。他们说，中国知识分子闹事是有传统的，从汉朝的太学生到“五四”，都是学生闹起来的。章伯钧在会上说：“大学生这样闹下去，说不定会发生匈牙利那样事件。如果学生跑上街去，与市民搞在一起，事情就不好办了”。他们认为共产党已“失去人心”，以为共产党“能放不能收，要收就得三百万军队，但人心是失去了”。因此，他们认为到了可以向党讲话的时候了，他们想以帮助党收拾残局来进行政治讹诈。右派分子昏头昏脑妄想动摇我国的人民民主政权，真如蚍蜉撼大树，未免太自不量力了。
章罗联盟向党发动进攻，采取了“突破一点，推动全面”的方法。北京就是他们进攻的重点之一。
分头并进，策动各地右派同时向党进攻
民盟中央在章罗联盟操纵下向党展开攻势的同时，民盟地方组织中的右派分子也从各地分头向党进攻起来。罗隆基小集团在民盟地方组织控制有很多据点，如陈仁炳和彭文应在上海，潘大逵在西南，马哲民在湖北，杜迈之在湖南，姜震中在浙江，王文光在太原，陈仰之在青岛，这时就都起来向党展开了疯狂的进攻。
在章罗联盟直接控制下的光明日报和文汇报，加派记者到各大城市去点火，而且深入到基层，深入到县，深入到中小学校，打乱中共整风步骤，挑拨党群关系，造成社会混乱。
章罗联盟向党进攻是有分工的，上海右派分子就是按照“说话不离本行”的方法进行活动的。如陈仁炳和彭文应抓民盟市委和文艺戏剧界，王造时和杨兆龙进攻司法工作，陆诒抓新闻工作，孙大雨和许杰在高等学校中放火。他们发动五路进攻，妄想给共产党以“致命打击”。
有分工，还要有步骤。第一步是利用大鸣大放，“骂倒一切”，否定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绩，谁要是说“成绩是基本的，缺点是次要的，就给他带上一顶‘教条主义’大帽子”。在只准说缺点，不准说成绩的情况下，就颠倒是非的乱骂一通，说什么五年计划搞坏啦，统购统销搞糟啦，人民生活太苦啦，政治不够民主啦，党不能领导科学啦，如此等等。
他们把党领导的工作说成一团漆黑以后，第二步就是要“搬石头”，“挂帅印”，要做领导工作的党员同志“下台”，就是说“你不行”，只有“让我来”。他们最后的共同目标，是要取党的领导地位而代之。
章罗联盟的罪恶活动的基本特点，是随时随地使用两面手法，当面是一套，背后又一套。在社会主义国家里，要公开反对社会主义是不行的，他们只好在“爱社会主义”的烟幕下，干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的勾当，他们只好在拥护共产党的口号下，进行反对共产党的活动。他们是利用合法组织，进行非法活动。即使是在反右派斗争开始以后，他们还想用老办法来迷惑人，以图蒙混过关。章伯钧在开始检查时，在“我在政治上犯了严重的错误”一文中，说他是“为右派分子所利用”，好像他这右派分子的头子还不是右派分子。罗隆基在他“检讨”时说：“把我的骨头烧成灰，也找不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企图”，而且发誓赌咒说：“如果查出，愿受国法和盟章制裁”。他还说，他的问题和章伯钧的不一样，他是“心服口不服”，因而说错了很多话；章伯钧是“口服心不服”。这些胡言乱语，虽然欺骗不了任何人，但却也透露出一点真实，就是他们都是心口不一的两面派的典型。
（三）章罗联盟的彻底破产
正当章罗联盟利令智昏地和其他右派分子一同向党发动猖狂进攻达到高潮的时候，全国人民再也忍耐不下去了，工人、农民、进步知识分子纷纷起来说话了，在全国各个地区、各机关企业、各民主党派、各学术文化团体和教育机关中的反右派斗争，以排山倒海之势广泛展开了。因为广大人民认识到这是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两条路线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是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的斗争。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进行违反人民利益、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的罪恶活动，按照问题的性质来说，显然已超出了人民内部矛盾的范围，是一种对抗性的矛盾，但是到今天为止，人民对他们还是宽大的。周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已明确指出：“我们希望，经过外力的推动、生活的体验和自己的觉悟，右派分子能够憣然悔悟，接受改造。社会主义改造的大门对他们是开着的”。如果章、罗之流及其他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企图利用政府的宽大政策，坚持自己的错误立场，不肯低头认罪，诚心悔改，再想玩弄一下两面派手法，避重就轻，不肯彻底向人民交代一切错误言行，企图蒙混“过关”，那就是自绝于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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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陈振汉关于经济科学的意见书是反社会主义科学纲领的具体化
他认为：党根本不懂经济规律；马列主义经济学已经过时了，必须让资产阶级经济学复辟，让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参预决策工作。
本报讯 在经济学界的反右派斗争中，查出北京大学教授、民盟北京大学支部副主任委员陈振汉是章罗联盟在经济学界进行反共反社会主义活动的一个重要头目。陈振汉在5、6月间章罗集团反动活动达到高峰的时候，听从章罗集团的指使，召集北京大学教授徐毓枬、罗志如、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巫宝三、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干部学校副校长宁嘉风、邮电部副部长谷春帆等人，在他家和巫宝三家中先后秘密集会两次，座谈所谓
“经济学的现状及今后发展方向”等问题，并于会后草成了一份反共反社会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我们对于当前经济科学工作的一些意见”。这个意见书是章罗集团政治阴谋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体现了章罗集团制订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的主要论点，从国家经济工作和经济学方面加以具体化，有些地方并作了申论和发挥。陈振汉在开座谈会之前就和储安平商量过，准备把这一向党进攻的恶毒的“意见”发表在光明日报上。6月20日左右，正当反右派斗争炽热开展、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后，这个右派分子还没有放弃向党进攻的野心，仍然在传阅讨论，只是由于反右派斗争进一步的深入开展，这个纲领性的“意见”才没有发表。
这一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意见书，首先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现状，作了阴暗的描绘，对于党对财经工作的领导，进行了凶恶的攻击和污蔑。他们无视我国经济建设的伟大成就，反而认为目前我国的经济建设的实践正处在危机的阶段中，说什么“我们的工作中并非没有错误，甚至是严重的错误，也并非不出偏差，往往是幅度很大的偏差。”其所以会造成这种“严重的错误”和“幅度很大的偏差”，他们污蔑地说，这是因为领导财经工作的同志毫无经济常识，甚至连
“国家财政收支如果不能平衡势将导致物价的上涨和物资供应的紧张状态”这样极普通的常识都不知道，“没有能够掌握或根本不知道应当有客观经济规律”，好凭一己经验领导工作，看不起经济科学的作用。他们说“我们的财经政策和设施，不少是盲目地搬用苏联成例，即是试验错误，碰碰试试，主观主义，盲目行事，并未遵循什么客观经济规律，也不知道有什么规律可资遵循。”并因而得出结论说：“我们的财经政策未免过于盲目了，我们的财经工作也未免太儿戏了。”
意见书对财经政策和经济工作作了狂妄地攻击之后，接着对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横加诋毁。他们把马列主义看作教条主义，认为马列主义已经过时了，马列主义创始人所发现的一些基本原理只适用于一定的历史时期，现在很多已不适用了。并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济科学，只能指导阶级斗争的实践，没有揭示指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规律，所以它对于我国的经济建设实践也是没有用处的。意见书的作者写道：“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我们不能从马列主义的经典作家的著作中找到现成的和四海皆准的规律，特别是因为马列主义的经典作家没有为各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定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案”。并说：“许多经典著作写作于百年以前，对于百年来的事物只能预见其大，不能洞烛几微。”“马克思的许多著作都是出版于身后，又怎能必其字字珠玉呢？”接着便大声疾呼的喊叫：“是敝履就要摒弃”！关于我国目前的马列主义经济科学研究情况，他们同样一笔抹煞其作用和成就，认为：“目前的经济科学并没有起到指导实践的作用。事实上我们目前的经济科学还是停滞在相当幼稚的阶段，除了教条的搬运苏联教科书的一些东西而外，就是一些现行制度的描述”。又说：“我国的经济科学的情况，不能说比毛主席在1942年批评经济学家不能解决边币的情形前进了多少”。他们认为，教条主义严重地泛滥于经济学界，奉经典著作上的一字一句为金科玉律，照本转述背诵成风，“多数经济学家只是替政府宣传解释政策”，只是“做做某书某文的签注或其它概念或文字游戏”，只是“作些语录”，“甚至连对手民排校的错误或翻译上的错误和诘屈聱牙的译文也神而敬之的在那里体会精神实质”。
至于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用处，他们认为，只是培养出一些教学宣传人员。早在党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之后，陈振汉就高唱马列主义“社会科学无用论”的调子，这个调子充分贯彻在意见书中，并得到了具体的发挥。陈振汉在他们的座谈会上，更公然提出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根本不是一门科学，主张加以取消。他说：“现在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学问不相称，即使作为一门纯粹的学问也不像有什么科学价值的东西，教的不是我们从前所了解的科学。科学总是说明因果关系的，而现在只是些语录。规律应为二者之间的关系，而现在规律只是斯大林的语录。”这种恶毒的攻击，同样是以化整为零的方式渗透在意见书中的。
至于我国经济学的研究工作，何以如他们所说“成了教条主义的俘虏”，何以“没有找到正确的发展方向”呢？他们就借题加给党以宗派主义十分严重的罪名，而且据他们所说，教条主义不可怕，宗派主义也不可怕，更可怕的是宗派主义的教条主义，教条主义的宗派主义，党是二者兼犯，以致使经济科学的研究工作陷入困境，找不到正路。他们放肆地挑拨党群关系，挑拨党与非党经济学家之间的关系，污蔑党不重视经济科学工作，把“经济科学工作始终看作是包袱和负担，而自己以施与者甚至主宰者自居”。说党“不了解党外经济学人的专长”，因而“对他们不能有衷心的尊重”，甚至“对于党外经济学人的科学学术见解”采取
“政治歧视”，对他们的“科学成就”有“不同的估价”。他们还说，在分配工作上“党外的同行”和“党内同志”的机会不均等，“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主要还视为党内或少数党外积极分子的禁脔，由党内同志进行，一般党外经济学人无从插足或只能以经济思想史、经济史或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等博古通今的工作为安身立命之所”。更其恶毒的是，他们进而歪曲和污蔑党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政策，说什么“过去我们是被放在一种不能接触实际的地位上，被放在一种不能不教条的地位上”，诬指党把他们培养成了教条主义者。他们这些反动叫嚣的真实意图，就是要求党取消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标准和无产阶级的政治标准，对于资产阶级的“科学学术见解”取消“政治歧视”，采取一视同仁的政策。
按照这个意见书的描述，既然马列主义等同于教条主义，马列主义经济学过时了，无用了，我国的经济建设实践又一团糟，那末经济科学的发展方向何在呢？经济建设实践依靠什么东西来指导呢？意见书的作者对此忸怩作态的作了解答，但也终于露出了他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狼子野心。意见书提出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复辟的具体要求，它一方面叫嚣要“摒弃”马克思主义的“敝履”，另一方面强调提出要“吸收”和“利用”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有用的概念或方法。并以凯恩斯的“乘数论”和庸俗经济学中的“边际观念”和资产阶级统计学等为例，说这些东西对我们都是有用的。意见书以挑衅的口吻反问道：“资本主义总危机时期的资产阶级经济学是否全篇胡说八道，一无可取，是否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可供我们批判地吸收和利用呢？”接着便指责我们“对有些东西不懂并不了解也没接触但要是资产阶级的便有草木皆兵之感”，而一笔抹煞。意见书的作者隐约地但实质上是提出了以凯恩斯经济学代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庸俗经济学的边际效用论代替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主张，要求我们取消经济学的阶级性，让资产阶级经济学重新占据领导地位。
在为开展经济学研究提供前提的幌子下，这个意见书还透露了右派分子陈振汉等的露骨的政治野心。他们企图染指于财经政策的决策工作，以资产阶级经济学说指导经济政策和国家建设工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复辟开辟道路。他们在“意见书”中要求的所谓科学工作的条件，是首先让他们“多有接触实际的机会”，即让他们的一套“经济科学”和“实际经济工作结合起来”，以便“一些有关方针政策的理论原则问题交给经济科学工作者去解决，或者在方针政策决定之前征求他们的意见，让他们参预讨论，也就是在方针政策上广开言路，多走群众路线”。其次，他们要求把保密范围尽量缩小，向他们提供资料和便利。他们提出，甚至货币发行数字都没有保密的必要，并煽惑地说我们对货币发行数字保密，目的是为了掩盖财政赤字，掩盖工作中的缺点。他们要求“公开出来，让大家了解情况，对政府进行监督”。然而，他们的要求不止于此，在下面一句话里，终于露出了他们的狐狸尾巴，他们说，“我们所要求的还不止于多获得一些‘内部资料’，而是希望有更多的公开性，这也是扩大民主的重要方式之一。”由此就不难看出，他们所要求的接触实际和放宽保密范围，并不是为了科学研究，而是为了他们能够参预制订政策，取消无产阶级专政，“扩大民主”。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于是在这个纲领性的“意见”里得到了具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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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陈振汉是章罗联盟在经济学界的反共急先锋
北京大学师生据理驳斥他的反动谬论
据新华社讯 北京大学经济系的师生和民盟北京大学支部的盟员近日连续举行大会，揭露和批判章罗联盟向马列主义经济学和国家经济工作进攻的一位干将——陈振汉的反共反社会主义阴谋。
据揭发，陈振汉早在1953年就已被罗隆基网罗于门下。1956年，陈振汉在罗隆基举行的一次谈知识分子问题的宴会上，曾以南开大学的几个经济学教授（现已揭露出来都是右派分子）没有开课为例，说共产党“对知识分子使用不当”。接着，费孝通就来北京大学登门拜访陈振汉，进行串联活动。陈振汉承认，他在那时候就和费孝通谈到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不被重视的问题，费孝通叫他起来“力争”。从那以后，他就展开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复辟的反动活动。在北京大学经济系工会委员会召开的“响应党的号召向科学进军的座谈会”上，陈振汉提出了“社会科学无用论”、“潜力竭蹶论”及“国际水平何在论”，向共产党向马列主义进攻。所谓“社会科学无用论”，实际上是诋毁马列主义无用。陈振汉说：“尽管我向经济系政治经济专业的学生动员过热爱自己的专业，但我自己却不认识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对国家建设有什么用处”。他认为，资产阶级经济学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得不到重视，结果是无用武之地。所谓“潜力竭蹶论”及“国际水平何在论”，实际上是反对学习马列主义，反对思想改造，并且抹煞苏联在社会科学方面的成就。
大鸣大放开始后，章罗联盟的亲信吴春选来到北京大学，传达了章罗两个右派头子要搞财经研究委员会并拟请陈振汉参加的阴谋。于是陈振汉就拉了北大教授徐毓枬等五人举行两次座谈，写成了“我们对于当前经济科学工作的一些意见”，明目张胆要求资产阶级经济学复辟。
陈振汉“社会科学无用论”这三个谬论发表出来后，费孝通又来亲自指挥在民盟北大支部推销这批私货，还要把这些私货放在民盟中央的刊物上，煽动全国盟员来讨论。在这时间，陈振汉积极扩大自己势力，在三个月时间内发展了十二个盟员，在经济系就发展了四个盟员。右派分子王铁崖就是今年由他发展入盟的。他又向系行政领导提出，要把十几个不愿意进行思想改造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者”拉到北大来工作。钱端升等右派分子也已内定将来“北大法学院”成立时，由陈振汉担任经济系主任。
陈振汉在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篡夺共产党对高等学校和科学事业的领导权等方面，也忠实地积极地执行了章罗联盟的计划。他在北京大学的各种座谈会上，和右派分子陶大镛（陶是陈振汉的学生）等同样狂妄地叫嚣“共产党不能够领导高等学校”。他先说“党的领导不等于党员直接作行政工作”，“将来党的领导应通过方针政策、思想教育等进行”；后来又说“学校的编制交人事部门不妥当，应该交给科学家，经费仪器也如此”，“党的领导一方面通过科学家，一方面通过思想领导”；最后又说“思想教育工作也不能只交给党了，党对思想工作已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不难理解，陈振汉的这些谬论实际上就是要共产党把全部武器交给资产阶级右派。
陈振汉还制造了一套荒谬绝伦的使资本主义制度复辟的怪论。他首先污蔑民主集中制，说“要从民主集中制来防止错误是没有办法的”；后来又露骨地说：“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民主自由比人民民主专政下的民主自由要广，因为资产阶级国家还允许共产党存在，有出版言论自由，我们却不是这样。”“资本主义有自由竞争，可以使无数小的偏差得到平衡，而社会主义制度下却不同，因此社会主义制度下官僚主义比资本主义下还严重。”在几次批判会上，经济系的教师们用许多事实驳斥了陈振汉的这些反动谬论。
北京大学经济系的教师和北大民盟支部在这以前曾举行过七次小会，和陈振汉的反共言行作斗争。陈振汉态度很不老实，他说他的问题是思想问题不是政治问题。许多教师据理驳斥后，他又说：“我自己也没法解释为什么有这样多恶毒攻击党的言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