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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各民主党派北京市组织反右派斗争进度悬殊
农工民进九三亟需迎头赶上
新华社27日讯 新华社记者张新辰、卜昭文报道：目前北京市的一些民主党派组织已积极参加到反右派斗争的行列里来，但是还有一些民主党派的组织迟迟未动，值得引起人们的注意。
民盟北京市委员会及其大部分基层组织，从反右派斗争开展以来，就积极向章罗联盟及其分布在民盟北京市组织里的右派骨干分子进行斗争。最近为了进一步加强反右派斗争的领导，市的领导小组的人数由原来的七人增加到二十三人，并吸收了许多基层组织中反右派斗争的积极分子参加。在一百十二个民盟基层组织中，已成立和正在成立反右派斗争领导小组的有九十个。民革北京市的基层组织中也大部分建立了整风领导小组，反右派斗争也逐渐深入，现在正在对右派骨干分子谭惕吾、许宝骙进行坚决的斗争。
但是民主促进会和九三学社的北京市组织领导成员至今还没有积极领导反右派斗争。根据揭露出的材料来看，这两个组织中的问题相当严重。民主促进会九十三个基层组织中，已经发现有四十八个基层组织有右派分子，其中有民进市委委员和基层组织的负责人。在北京市的中学中被揭露的右派分子，绝大部分是民进成员。但是直到现在，民进北京市领导小组还没有积极领导反右派斗争。民进北京市委主任委员雷洁琼曾在北京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表示今后要积极领导反右派斗争，但是市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闭幕到现在已经有三个多星期，民进北京市组织的反右派斗争还没有什么动静。九三学社北京市委主任委员薛愚、秘书长楼邦彦、宣传部长顾执中等领导人员都是右派骨干分子，在五十三个基层组织中有三十六个基层组织已发现有右派分子，还有十二个基层组织陷于瘫痪状态。九三学社北京市组织已将右派分子从反右派领导小组里清除出去，但是由于现有领导小组人员中右倾情绪占优势，反右派斗争仍开展得没有力量。
这两个民主党派基层组织的成员和一些基层组织，和全北京市人民一样积极参加了反右派斗争，现在他们要求这两个民主党派市一级领导机构，迅速改变立场，积极领导反右派斗争。
在所有北京市民主党派组织中，农工民主党的问题最为严重。农工民主党北京市组织由于长期在右派分子章伯钧、李伯球、李健生的控制之下，去年下半年又不择手段地大肆发展组织，因此组织成分复杂。在大鸣大放期间市一级和多数基层组织都成了右派分子向共产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基地。由于农工民主党的一些成员受毒较深，因此许多组织呈现瘫痪状态，失去了战斗力。现在随着全市反右派斗争的逐渐开展，农工民主党的部分成员已逐渐积极行动起来，他们团结在新成立的市一级领导小组周围，开始向右派分子进行斗争。
目前，人们正在注视背弃社会主义道路或有脱离社会主义道路倾向的一些民主党派领导人的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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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陈绪宗蜕化叛党
为保护他的反革命妻子不惜牺牲一切
依靠定息过着资产阶级生活不以为耻
据新华社28日讯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工作人员连日集会，揭发叛党分子陈绪宗蜕化变质、丧失立场、为反革命分子辩护、向党恶毒进攻的罪行。
陈绪宗1955年6月以前是青年团二届中央常委，任中国青年报社社长，他因与胡风反革命集团有联系而被停职反省。
陈绪宗的妻子名叫金怀瑾，是混入党内的阶级敌对分子，是现行反革命犯。从1952年7月到1955年12月，金怀瑾先后发出十封匿名信，制造混乱，破坏肃反运动、捏造事实，陷害革命同志；仇恨、污蔑党和革命事业，给革命事业带来损失。公安机关在获得金怀瑾犯罪的确凿证据以后，依法予以逮捕，并由检察院向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法院经过审讯以后，判处反革命犯金怀瑾有期徒刑三年。从破获金怀瑾反革命案那天起，自称“近二十年党龄”的“老干部”陈绪宗，完全忘记了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一年多来挖空心思，使尽一切卑鄙手段，包庇反革命，为反革命进行辩护，最后还鼓动金犯不服从中级法院的判决。反右派斗争展开以后，陈绪宗仍不觉醒，在团中央宣传部的五次辩论会上，歪曲事实，百般狡辩，直到最近的几次大会上，仍执迷不悟，顽强地替金犯狡辩到底。
在金怀瑾犯罪的铁证面前，陈绪宗闭眼不看事实，大谈其金犯“良好的动机”。他说，金怀瑾犯罪的动机，“主要是为了引起组织对被怀疑者的注意、侦察、斗争，其次是为了开脱其丈夫陈绪宗的被审查（注：陈绪宗因与胡风反革命集团有联系，在肃反中曾停职反省），再次才是为了打击别人等。”他还反咬一口，把金犯写匿名信的罪恶活动，说成是由于组织上对被她陷害的人侦察不积极的结果；他还找寻各种借口，力图证明金犯写匿名信不但不是反革命的活动，而且是一种“热爱革命”的表现。陈绪宗作了以上的歪曲事实、颠倒是非的狡辩以后，就得出荒谬的结论：金怀瑾不是反革命，而是革命队伍中的一员。
团中央的工作人员们指出，不管陈绪宗如何狡辩，千方百计为金犯开脱罪行，金怀瑾现行反革命的罪行是怎样也抹煞不了的。首先，她制造混乱，破坏肃反运动。金犯捏造了庞大的特务组织和特务活动方法，企图给中国青年报社、团中央等十三个单位的肃反和审干工作制造混乱，破坏革命队伍的团结。其次，陷害革命干部。她在十封匿名信中，诬陷了一百六十多人，其中指名指姓的就有六十二人。由于金犯的陷害，有的同志长期在政治上受怀疑，有的同志入党后几年不得转为正式党员，有的同志在肃反中被斗错了。第三，仇恨革命事业，污蔑、辱骂党和领导同志，恐吓团中央领导同志说“要杀你一家人”。金犯还恶毒地诬蔑肃反运动是“狗咬狗”，卑鄙地肆意谩骂领导同志是“疯狗”等。
陈绪宗为什么和同志们的看法有根本的分歧呢？因为陈绪宗已经丧失了无产阶级立场，背叛了党的利益，死心踏地地站到反革命犯金怀瑾的立场上去了。
据揭露，陈绪宗对金犯的反革命罪行所引起的严重后果无动于衷，但是对金犯却十分关心。当金犯被捕入狱后，陈绪宗想尽各种办法去安慰她，并写过信威胁监狱内的医生，说金犯有病，要多加照顾；如金犯万一有个不好，要医生负完全责任。陈绪宗为金犯想得非常周到，如为她花了九千元买了住宅，为她筹划出狱后如何生活。
另外，陈绪宗和金犯见面的时候，还恶意煽动她向法院作“正面的斗争”，和她串通一气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上诉。陈绪宗想尽各种方法包庇和支持金犯。开庭审判那一天，他故意坐在刑庭门口。有人问他：“你为什么坐在门口？”他说：“我让金怀瑾知道，我精神上在支持她。”当金犯被判刑以后，陈绪宗自以为力量已尽，就瞒着党到处奔走，散布流言蜚语，恶意中伤、攻击党和一些领导同志。最后，他就背着党进行非组织的活动，甚至想勾结社会上的右派分子，一齐向党进攻，来为金犯翻案。他曾扬言：“为了金怀瑾可以牺牲一切。”有人问他：“你光为金怀瑾，如果丢了党籍怎么办？”陈说：“那有什么办法。”陈向另一人曾说：“为了坚持‘真理’，就是丢了饭票、选举票、党票也不怕。”
陈绪宗为了金犯，他违法地与犯罪分子暗中来往。有的刑满出狱的犯罪分子，违法替金犯带信给陈绪宗，成为陈家的座上客。陈绪宗向党隐瞒了这些违法活动，怕组织上追查这种违法信件，陈绪宗便干脆将信件撕毁。
当金犯反革命案破获后，陈绪宗一直反抗党对反革命分子金怀瑾所作的结论。但是，每次当他不能自圆其说，被同志们驳得体无完肤的时候，就不得不暂时肯定金犯是反革命分子。可是，每次都是隔不几天，他就翻案了。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这样地肯定、否定就有五、六次之多。这完全是陈绪宗耍的两面手法。今年春季，陈绪宗背着党到外面去找律师，泄露了党的机密，恶意攻击党。他一再拒绝党和同志们的忠告，亲自出庭为反革命辩护，他的两次辩护词，通篇都是对党的恶毒的污蔑。在法庭上，他还口口声声说自己是“老党员”“负责干部”，他尽量把金怀瑾犯罪的客观原因扯到自己身上，企图拿自己的“近二十年的党龄”来扛着，其用心是极为卑劣的。
陈绪宗是1939年入党的党员。抗日战争时期，他在延安曾受到党的严格审查，因此长期心怀不满，直到现在还“心里很难受”。肃反中，他因与反革命分子胡风有联系而被停职反省，又因与金犯的关系而受到审查，从此，陈绪宗更加怀恨在心，和党完全站在对立的方面。当资产阶级右派向党猖狂进攻时，陈绪宗暗地喝采。他配合右派，污蔑我们的肃反运动，说“伤害了不少的人”，是搞糟了，他趁机起来为自己翻案，说党不应该审查他。他看了右派分子黄绍竑攻击党的发言后，说：“我认为黄绍竑关于法制问题的言论很对。”他还到金怀瑾哥哥处去点火，煽动他起来为金犯翻案。反右派斗争开始后，陈又为右派分子开脱，说刘宾雁、林希翎不是右派；说右派分子谭惕吾的发言，“还能自圆其说”。
陈绪宗出身于大资产阶级家庭，入党以后，并没有脱胎换骨改造自己。进城以后，他和出身于大资产阶级家庭的金怀瑾结了婚。他的资产阶级母亲和他住在一起，现在每年能拿六千多元的定息。陈绪宗利用这项钱买了房子，等候金犯回来一起享用。陈身为共产党员，对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对靠定息剥削养家，已经习以为常，不以为耻了。正是由于他已完全蜕化变质，所以他向人说：“这两年来，我积累了三条经验：一、真正的同志难得一个；二、信任是虚伪的，本领是真实的；三、人是复杂的，天真不得。”工作人员们指出，陈绪宗的这些谬论，完全是资产阶级的人生哲学，是对党和新社会的极端恶毒的污蔑。陈绪宗已彻头彻尾成为资产阶级中的反动分子，成为反革命、右派分子在党内的代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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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确凿的事实攻破了各种胡说
贵州省人民代表据理力驳梅岭先
他是章乃器的应声虫，竟说拿定息就像获得和平奖金一样
本报讯 在贵州省人民代表大会贵阳市代表的小组会上，对右派分子、民建贵阳市副主委兼秘书长、省工商联副主委梅岭先的谬论进行批判。
商业厅副厅长车民说：梅岭先说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因为资本主义能够保证供应，而社会主义却产生物资供应紧张现象。这完全是故意颠倒黑白。我们可以从商业方面看一看，看社会主义是不是好。1956年，我省社会购买力比1955年增长了31.24％。本年商业厅所属国营公司的销售额比1955年增长了55.58％。这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不可能有的现象。接着，车民列举几种重要工业品如食盐、食糖、棉布、胶鞋、袜子、钢笔等的供应情况，其中，供应量增长幅度最小的是袜子，但1956年的供应量也为1952年的230.69％；增长幅度最大的如胶鞋，1952年只供应九万九千多双，1956年则增加到供应一百三十九万多双，增加将近十倍。车民说：这种情况，反映出我省人民生活是在全面改善着。但是梅岭先却抓着因人民购买力提高，某些商品一时供不应求的现象，诬蔑说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这不是颠倒黑白的胡说是什么？
农业厅副厅长刘鹤鸣说：梅岭先说党只有在争取大丰收的时候才重视农民。这简直是胡说。党始终是重视农民的。搞土地改革、合作化、改良技术，都是党领导农民做的。我们省年年开农业劳动模范大会，鼓励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交流生产经验；党和政府还培养了大批的农业干部，设立了农业学校。我省畜牧业在党的领导下也有了很大的发展，解放以来已建立了三十个畜牧站。梅岭先散布这种谬论的用意显然是破坏工农联盟。
许多代表和列席人员都不同意梅岭先的“检讨”。工商业者毛铁桥代表说：关于资产阶级两面性的问题，你不是很同意章乃器的所谓“红色资产阶级”的说法吗？现在你说什么你的过错只在于没有尽到教育成员的责任而已，这明明是在企图推卸责任。有些代表还揭发了梅岭先如何发挥了章乃器的谬论。列席人员服务厅厅长吴欣斋指出：章乃器说定息不是剥削，而是不劳而获的收入，梅岭先就更进一步地说，拿定息就像获得斯大林和平奖金一样，这就是发挥了章乃器的谬论的一个例子。吴欣斋分析梅岭先抹煞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界限、否认资产阶级两面性的实质，认为他归根结底是在反对工人阶级和党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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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水调歌头
北戴河海浴有感反右派斗争而作
李济深李济深解袂临沧海，举目极鸿蒙，纵身投入社会主义巨流中。浩瀚泓涵万派，终见江淮河汉，腾赴共朝宗。“注一”那怕狂澜倒，定吸百川东。燃犀照，群妖迕，“注二”惕吾躬。清除资本遗毒，点滴不留容。洗涤还须洗涤，运动加深运动，破浪搏蛟龙。指顾阴霾扫，长啸激天风。
注一：木华海赋：泱漭澹泞，腾波赴势。
注二：木华海赋：群妖遘迕，眇?冶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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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许多新材料揭发许多新罪行
杜迈之有一大批反共爪牙
新华社讯 新华社记者胡坚报道：章罗联盟在湖南省的“特派员”——民盟候补中央委员、民盟湖南省委秘书长杜迈之和以他为首的右派集团，最近又被揭露出许多新的材料。
据揭露，杜迈之很早就和民盟中央右派分子罗隆基、陈新桂、潘光旦、陈仁炳等人关系密切。从1955年下半年杜迈之实际负责湖南盟务以来，他就积极为实现章罗联盟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阴谋奔走。他的羽翼和同谋者，几乎散布全省各高等学校、文艺界和新闻界。例如，在省市文艺界有以民盟长沙市委副主任委员、长沙市文化局局长康德为首的“文艺沙龙”反共集团；在高等学校的同谋者有民盟中央委员、中南矿冶学院院长陈新民等。在整风期间，杜迈之还派了一批爪牙分别在省市文艺界和大、中学校中到处点火，并同陈新民等阴谋筹划成立高等学校反共反社会主义司令部——“高教工作委员会”，已内定陈新民为这个委员会的主任，林兆倧（湖南师范学院副院长、民盟湖南省委副主任委员）、胡为柏（中南矿冶学院教授、民盟盟员）、谢世澄（中南土木建筑学院教授、民盟盟员）等为委员，由杜迈之亲自“督战”。杜迈之右派集团的魔掌还伸到了全省的中小城市。例如民盟衡阳市委主任委员屈子健、民盟常德市委主任委员刘文炳等右派分子，都是他的爪牙。
在去年年底，杜迈之就狂妄地叫嚣说：“中国的政治制度将有改变，民主党派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将大大地不同了。”他主张民盟要成为一个大党派，要成为共产党的“反对派”，他认为这样“才好和共产党唱对台戏，才好对共产党起监督作用”。他甚至狂妄地叫嚣说：“不见得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在整风期间，他和他的同谋者在有关高等学校领导体制、科学体制、对待知识分子政策和肃反工作等重大问题上，和章罗联盟一唱一和地向共产党发起了猖狂进攻。他积极主张取消学校党委制，同时，积极组织讨论章罗联盟策划的反动科学纲领。今年4月间，杜迈之在北京接受章罗联盟“大将”曾昭抡、钱伟长关于讨论科学体制问题的指示回来以后，就在省宣传会议期间约集陈新民、胡为柏等人传达曾、钱的指示，密谋策划如何组织讨论，并提出讨论重点是科学院能否领导全国科学研究工作问题。杜迈之传达说：“科学院机关庞大，有三军而无将领，三军是娃娃兵，不顶事，不能担任火车头的任务。”杜迈之除了亲自到各高等学校民盟组织中传达指示、组织讨论外，并派专职干部到处搜集讨论的意见，限在5月10日前将意见整理寄北京，作为曾、钱等右派分子制订反动科学纲领的资料。
据揭露杜迈之还积极支持罗隆基成立“平反委员会”的主张。他曾经多次派人向肃反斗争对象搜集材料，并扬言“肃反工作如果有民主党派参加，问题就会少些。”他还大肆宣扬“肃反问题是全国性问题”、“北京已有人提出平反”等煽动性的谬论。在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问题上，他更加恶毒地大肆攻击。他公开叫嚣说：“现在形势变了，对知识分子要重新估价，政策将有原则性的变更”。“现在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是否适合，须要大家讨论”。企图挑拨知识分子对党的思想改造政策的不满，以便他俘虏更多的人作为他反共的工具。
此外，在教学改革、工资改革等问题上，杜迈之也对共产党进行了恶毒的攻击。杜迈之还同右派分子康德、魏猛克等积极筹划出版“同人报”，以便同中共湖南省委机关报新湖南报唱“对台戏”。他并且极力支持以康德为首的“文艺沙龙”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企图从多方面来篡夺党的领导权。
现在杜迈之的阴谋活动已被群众揭穿，以他为首的右派集团也已经土崩瓦解，陷于孤立。广大群众正乘胜追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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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九三学社要到哪里去？
九三学社要到哪里去？这是人们从反右派斗争展开以来对九三的动向所引起的怀疑。
根据最近揭露出的材料证明，九三学社主席许德珩破坏了九三学社的组织路线，执行了反社会主义的“大发展”的方针，结果使九三学社变成了一个充斥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分子的党派。
九三学社的发展对象是以大、中城市为主的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方面的中、上层人士。可是，许德珩要求“变小党为大党”，主张无限制地“大发展”，以致使不少政治上复杂的分子混进了九三，甚至有曾经是“五毒”俱全的资方代理人、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地主恶霸分子、历史特务分子也被拉进了九三学社。
根据新华社记者的调查，在最近一年多来，九三新发展的成员相当于一年以前的235％。在反右派斗争中，九三的组织中揭露出大批右派分子，目前已经揭露出来的右派分子的数目占九三成员总数的3％强。
许德珩在最近一年内沉醉于“大发展”的狂热中，他通过各种会议、各种场合来宣传“大发展”。他把发展成员多少作为考核干部的标准，对发展成绩小的干部进行严厉的批评，甚至公然骂不执行他的组织路线的干部是“九三的罪人”。他竭力反对执行发展与巩固相结合的方针，他说：“共产党可以谈巩固，九三不能谈巩固。”为了到处拉人，他甚至说：“就是坏分子，发展进来也没关系，烂在社里比烂在外面好。”
地方组织中的右派分子大大利用了许德珩这一错误的方针、错误的路线，他们到处拉人，组织反对共产党的力量。九三学社南京分社主任委员、右派骨干分子高觉敷为了搜罗与共产党分庭抗礼的政治资本，到处招兵买马，他曾公开在一次会议上对九三学社的干部说：“我以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提出后，共产党和我们共同改造，那知共产党现在仍抱住不放，还是要改造我们，难道我们不能改造他们？”他为了拉两个医师加入九三，对方虽然拒绝，但他仍然叫人把申请入社的表格硬给送去。有些地方甚至不择手段地互相争夺发展对象。在辽宁、吉林、河南等地，九三学社的组织是“抢人”最厉害的一个党派。在辽宁东北财经学院有的人同时接到两三个党派邀请开会的通知，弄得这些人分身无术，有的就说：“干脆参加九三吧，一填表就行。”吉林省有的九三和民盟的基层组织负责人，为了争夺发展对象竟争闹起来。
九三学社中央在去冬今春曾先后派人带着几十份私人介绍信去河南几个大城市招兵买马，“突击建立组织”。为了发展成员，他们到处和民革、民盟争夺发展对象。他们并且欺骗青年学生说：“九三学社是工人阶级的政党”，以此来引诱青年们参加。九三学社洛阳市直属小组负责人，右派分子朱增祥，在大鸣大放时期以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名义，参加各机关、工厂、学校所举行的座谈会。在这些座谈会上，只要是提对共产党不满意的意见的人，他就记下名字，会后冒着大风大雨，打着雨伞，挨户动员他们入社。
通过欺骗拉拢的方式来拉人的情况，各地都有。九三学社昆明分社的主任委员、右派分子秦瓒，强调“发展落后层”。他向老年人宣传：“九三年纪大的人多，在一起合得来。”对犯过错误的人说：“我们社内不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向无党派人士说：“入社可以到北京开会、参观、玩耍。”天津市河北天津师范学院的右派分子王学奇，把大批已经盖好图章的入社表格散发给讲师、助教等，他封官许愿地说：“加入九三以后可以参加学校的领导工作，担任系委员。”九三学社杭州分社主任委员、右派分子王承基，经常设宴请客来拉人，他对发展对象说：“九三学社每月只过一次组织生活”，以此来迎合某些知识分子不愿多开会的心理。由于杭州的组织发展迅速，他们曾受到九三学社中央的右派分子薛愚的表扬。在济南的九三组织，向发展对象保证“可以不过组织生活，不参加会议，不填思想转变和履历表，不交照片。”九三学社南京分社副主任委员，右派骨干分子周拾禄在江苏省农业厅发展了一个人，还没经九三组织上批准，周拾禄就要这个人在农业厅里去发展别人。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九三直属小组的发展，是十分值得注意的。这个市在去年冬天以前还没有九三组织，后来一个师范学校教师贸然写信给许德珩，“毛遂自荐”，请求入社，并要求在佳木斯市成立小组。许德珩收到这封信以后，竟毫不考虑这个人的情况，立即批示“欢迎”他入社，并要他“赶快发展组织”。在回信时随函寄去入社的表格，并证明他已成为社员，同时寄给他一封同中共佳木斯市委交涉建社的介绍信。现在，这位教师平地起家，已经拉起了一个三十七人的队伍，其中成份极为复杂，有三人是历史反革命分子，有八人是反动党团分子和封建头子。
在武汉市，有人批评九三发展组织好像旧社会放“驴打滚”高利贷一样，三滚两滚就“连本加利”地发展起来。去年冬，九三中央看到武汉分社发展迟缓，便调派西安分社秘书长、右派分子李壮猷去
“协助”，不到两个月，成员增长了三倍。今年大鸣大放时期，他们又要“打一个滚”，乘机捞一把，结果在5、6两月发展的人数等于今年头四个月的一倍。
对于发展迟缓的地方组织，许德珩经常给予批评，甚至施加压力。今年3月，许德珩曾经批评沈阳组织的负责人没有完成发展任务。他在批评北京市分社组织部长王之相时说：“北京发展不如上海，以后排列名次北京不能列在第一，谁发展多就把谁列在第一位。”今年6月1日，九三中央在给武汉分社的指示中批评他们“太保守”，指令他们“抓紧时机，努力发展”，并且要求“在武汉以外地区开辟新的据点”。为此，武汉市九三组织的干部、右派分子胡儒璋在反右派斗争开始的时候，还到黄石市进行政治交易，拉拢非党副市长等四位知名人士加入九三。
九三学社这样狂热的“大发展”，造成了九三组织异常复杂的情况。北京市的九三组织中，目前揭露出的右派分子新社员占了多数。冶金工业部有一个自称是“火线入党”的向共产党猖狂进攻的右派分子，是在6月4日加入九三的。现在九三学社北京市的五十三个基层组织中，有三十四个组织发现有右派分子，右派分子中有十九人是基层组织的负责人。河北天津师范学院在右派分子王学奇的操纵下，最近半年来发展了十个社员，其中有四个是右派分子，一个因为反革命的父亲被镇压而对新社会有刻骨仇恨，另外有四个参加过反动党团。九三学社南京分社在最近的一年零两个月发展的新成员中，有四十九人参加过青帮、反动党、团和军统等特务组织，占新发展成员总数的40％以上。济南市的九三组织中目前已发现四十一个右派分子，在济南市分社筹委会的十个委员中，有四个是右派分子。
武汉市揭露出的十一名右派骨干分子中，有披着教授外衣的恶霸地主，披着工程技术人员外衣的“五毒”俱全的资本家，有和帝国主义勾勾搭搭从事反共的反动分子。各种货色，应有尽有。右派分子胡儒璋在大鸣大放时认为武汉水运工程学院三个社员“力量不足”，为了向这个学院中的共产党组织施加压力，他电催九三中央从速批准了包括一个恶霸地主在内的四个社员，这样，就使这个学校的反共逆流迅速形成，猖狂地向共产党进行攻击。
九三学社昆明分社是去年12月成立的，在大鸣大放期间才大发展起来。在反右派斗争中，这个分社内部揭露出两个右派小集团，一个以分社筹委会主任委员秦瓒为首，一个以筹委会委员苗天宝为首。秦瓒成为云南右派分子中的急先锋，他以云南大学为据点，大鸣大放时期兴风作浪，诬蔑各种运动，挑拨共产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并公然要求共产党“交出人事大权”，要求“学校领导应轮流担任”。秦瓒和苗天宝并依靠九三组织，分别拉拢一批人，组成小集团，企图篡夺所在单位的领导权。现在，这个分社组织已呈解体状态。
（新华社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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