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8月28日人民日报 第8版

第8版()
专栏:

灵魂腐蚀师
袁水拍 诗
华君武 画
反党的作家向敌人赔罪,向人民示威;对叛徒抱同情,看同志像眼中钉;攀特务做至亲,把组织当仇人;身为共产党员,却害怕家里的公务员;提倡“士为知己者死,”哪管他是阶级异己分子。联络一帮人反党,却诬蔑党有宗派。扬言只要写出作品,便有反党资本;一本书可以猎取名利和“不朽”,叫青年作家都跟她走。劝你赶快醒悟,离开反党道路!
  封建把头的导演招牌是电影导演,实际是封建把头。有奶便是娘,有钱就伸手;工农兵方向,早已抛脑后。居然喊口号:“为人民币奋斗!”走错了道,趁早回头,要做灵魂工程师,莫当灵魂刽子手。
  洋奴政客的记者记者兼教授,政客兼文人,投靠政学系,巴结宋子文;吃饭在中国,存钱在伦敦;和这个女人相好,又和那个女人订婚;身穿人民装,心在大西洋;从来脚踏两只船,自夸门门不落空。认美国领事是“神仙”,骂自己同胞是“贱种”,洋奴的灵魂,西崽的行径。鸦片文学有定评,进攻党和人民。要想重新做人,必须洗面革心。
8月24日(附图片)


第8版()
专栏:

  一举成名了不得
  冬今
丁玲毒害青年的东西之中有所谓“一本书主义”,意思就是什么国家,什么党,什么同志,都是靠不住的,也用不着靠,只要写一本书,写成了,像她写的“太阳照在桑乾河上”,就好了,就可飞黄腾达了,就有了一切了。
我所以称之为毒害,就是它确确实实发生过毒害的作用。一些有志于文学的青年,没有考虑到文学的目的性是什么,更没有考虑到文学事业是党的事业的一个部分,也没有考虑到文学对人民的教育作用和对社会的影响,一心想到我这篇文章——这本书出来后拿多少钱,我可以买房子,我可以自立了。一句话,我就可以不依靠谁了。就是抚育培养我成长的党,也可以搁在脑后,甚或抛在九霄云外。
因而就不首先考虑自己是党员,是干部,是军人,而夸耀我是社会人,有的甚至说我是社会上有地位的人。记得在一次座谈会上,一位画家就这样说过:
“我是共产党员,我是画家,美协会员,但我也是社会人,社会上有地位的人,因此,我今天是以社会人的地位发言”。多么耐人寻味!好像社会人,社会上有地位的人远比共产党员高尚,而共产党员这个光荣的称号到反不如一个社会人。
为什么会这样呢?他觉得当一个共产党员有什么了不得;何况还要受一定的组织约束,参加一定的会、会上还要批评自我批评,多不自由呀!成了社会人就可以自由了。
其实在他还没有名之前,就是他还没有画成画、画还没有发表,书还没有写成,还没有出版,领导上还没有器重他,在这时候,他觉得党是好的,是值得依靠的,也会说“党是我的生命”。一旦他画发表了,书出版了,印的份数还不少,青年中也有人请他去作报告,讲演,或者选了他这个委员,那个代表,他就由兴奋而晕乎而不知其所以了。俨然这一切成就都是因为他自己的“个人奋斗”而得来的。完全是一种“断了奶忘了娘”的情绪。
因之,要对他的东西提点意见,不行!修改,就更是“粗暴”;说修改得成熟一点再公演,就是行政干涉,不懂得按照文艺特性领导文艺。总之,作品是我的,是我劳动的成果,摸不得,动不得,只能欣赏,无原则的捧场。
不仅如此,他们也就骄气十足,文件不看,讨厌开会,连党、团的小组会也说成是负担,极不愿意把自己纳在党的监督之内,最好是在党之外,党之上,而党员的光荣称号则又非要不可,久而久之,就成为“化外人”了。
是不是真是陶渊明的世外桃源,却又不是。又还要地位,还要待遇,特别是还要人到处尊敬。不比贡献,而比享受;同组织是一种买卖关系,我写了书,我是作家,你就得给我一切。
难道这不是腐朽透了的资产阶级的东西吗?丁玲自己这样,还要人家也跟她这样,仿佛都这样了,当不当共产党员也就没有什么了。
这些人忘了自己只不过是记录了千千万万人民斗争中的点滴,没有千千万万人民的斗争,哪有作家的作品呢?而这特别是对那些刚起来的青年作家们。让我们想一想,我们投到革命怀抱,参加革命军队,那时我们是一种什么情况,我常常打一个很浅近的比方,说我们自己是由一个小包袱皮(游击战争时期)到马达子(装东西的马褥套)到小箱子到了有自己的家,这中间是多么一个大的距离,说明革命的进展,说明我们个人生活的提高,难道人民和党付给我们的还少吗?我们又替人民和党作了多少了不得的贡献?
我曾经想,好些人过去常年穿不上鞋,吃不饱饭,今天新社会,革命了,共产党给了他一切——名誉地位,生活保障,但他还是说共产党不好,开始好像说是某一个具体人,指某一件具体事,逐渐的就是好些个人了,好些件事了,而最终就归结到党不能这样,不能那样,言外之意或反面之意就是他这也能,那也能。
这种在丁玲“一本书主义”影响之下的一举成名难道不是很危险的事吗?“他们的名望愈高,同党的距离就愈大”,这不正是那些一举成名就了不得的人的深刻写照吗?
目前摆在他们面前的是:
斤斤计较收入多少,为了收入,可以在这个刊物发表这种意见,同时又可在那种刊物上发表与这个不同的意见,而实际都是对一件事,一个作品。写了剧本,又改成了小说,还出小人书,无非都是可多拿钱。这种人称为“小丑”“财迷”并不为过。
再就是——我以为是最危险的就是严重的脱离生活,艰苦之处不愿去,要去时先问是怎么去,坐软席还是坐飞机?到了住什么地方?试问,这样怎能写出无愧于伟大时代的作品!
我说这是最危险就是他从此看不到生活中的新鲜东西,也受不到生活的鞭策,更受不到创造生活的人们的监督。有几个人认真的执行了毛主席的“下马看花”呢?
以上这些,决不是我们文学生活中的全体,但那怕就是一点,也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因为它给右派闪出了空子,有的人就因此而坠落成了右派。我绝不反对他们成名,更丝毫没有嫉妒他们成名之意,但我确确实实觉得应该把他们纳入组织,锻炼他们一点党性,和人民更近一点,使他们——这些一举成名的人知道他是如何成名的。不然的话,名也会垮掉的。反右派斗争最后的目的还是要巩固我们自己,建设我们无产阶级的文艺大军。
这就是我这篇短文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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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把“头先伸出来”便怎么?
  侠人
上海的一个右派分子陈子展对孙大雨说:“他们要砍你孙大雨的头,我陈子展的头先伸出来。”(见人民日报8月22日二版)好像这位陈子展的头生就有两种特殊功能:一、砍不动或砍了也不妨事;二、能为别人的头消灾免难。其实这是说大话。其目的不过是“替死人打气”,企图使他的“同志”借这股气“挺起脊梁”来,支撑下去。说句煞风景的话吧,如果真的要砍孙大雨的头(只要孙大雨敢于作出值得砍头的事来),陈子展未必肯把头先伸出来。即使先伸出来(如果陈子展敢于作出值得砍头的事来),被砍掉了,恐怕轮到砍孙大雨头的时候,他连看也看不见了。我倒奉劝孙大雨以及一切右派分子不要去干挨砍头的事好。否则是会后悔莫及的。
可以顺便谈谈右派分子的头砍得砍不得。好像我们的宪法并没有规定右派分子有什么免死的特权。只要他们罪犯不赦之条,不“砍头”怕也难平公愤。
右派分子们已是我们专政的对象。其中有的人已犯有罪行。我们对待右派分子的斗争,主要用辩论的方法,只要他没做触犯刑律的事,主要不是绳之以法,这并不是我们软弱,也不是右派分子有什么特别可爱惜之处。而是:一,我们自信自己的力量已如此强大,只要是非辨明了,阴谋揭穿了,即使不加捕押,右派分子也无能在我们面前大造其反;倘有人敢于动手动脚,收拾起来也易如反掌。二,我们自信经过斗争、批判,右派中有些人是可低头认罪,作一番脱胎换骨,还可转化为人民的一分子的。先辩理而不先施法,正是为了便于有更多的右派分子自救和得救。他们绝不要认为这是可欺而自误。
古语云:“自作孽不可活。”倘罪在不赦,有人把头先伸出来便怎么?少说点大话,多想想前途是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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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亚洲电影周巡礼

  谁是真正的罪人?
  ——介绍巴基斯坦电影“叛逆”——
  丁谷
亚洲电影周,给我国观众一个机会,让我们看到邻国巴基斯坦的优秀的影片“叛逆”。这是巴基斯坦在我国上映的第一部电影,是两国文化交流活动中可喜的事件。它对我国广大观众了解巴基斯坦人民生活及其艺术成就,一定有很大的帮助。
“叛逆”是一部富有明确爱憎的影片。它揭发了现实生活中的不合理现象,描写了一个穷困的青年的极其凄惨、极不公平的遭遇。他的辛勤劳动挽救不了恶势力对其家庭的吞啮,他的反抗却使他成了社会的“叛逆”。故事是这样的:青年阿克巴,由于穷困和高利贷者的逼迫,出外打零工谋生,结果债主又夺去了他寄回的钱,并收回了房屋,将他的母亲和妹妹逐出,流落街头行乞。当他回来探望时,已家破人亡,激愤之下,去和债主讲理,不料,在争执中,债主动武误杀佣人,反诬他抢劫、杀人,将他投入狱中。在他囚禁的岁月里,母亲被车撞死,妹妹又被债主出卖,沦为妓女。消息传来,阿克巴悲愤欲狂,为了报仇寻妹,冒险越狱而出,在寻找妹妹过程中,和一部落酋长女儿发生了爱情。但社会恶势力和警察还是步步追逼着他,并杀害了他的妹妹和爱人。含着血泪,他杀死了仇人,牵着自己的马,驮着爱人尸体,向追捕的警察自首。
故事从头至尾紧扣人心。当阿克巴和他的妹妹娜杰玛重逢时,也就是娜杰玛临死的时候,她说:
“我怎么能说呢!我知道,一个清白的哥哥永远不堪忍受他的妹妹在公开的市场里出卖她的贞节。
真主是我的见证,我的灵魂仍然是
圣洁的,我是被极度虐待的,我是被强迫的……。”这是血和泪的控诉,怎不令人激动!还有,当阿克巴牵着马,驮着爱人的尸体,走向警察队伍的时候,我们不禁要问:谁才是真正的罪人?
影片中明确的爱憎,反映了巴基斯坦人民善良和真诚的感情,这种感情,对我国广大观众,是多么容易引起共鸣!多么容易唤起一种亲切的感觉。
“叛逆”几个主要演员的造型是成功的,导演手法也显示了其成熟的程度。尤其是民族风味十分浓厚的音乐和歌曲,更给影片增色不少,它使故事情节的发展,更加生动和丰富了。
影片似也有不足之处,即在处理有些故事插曲和格斗等场面上,稍嫌冗长,以致冲淡了主题的发展。
巴基斯坦电影事业是年青的,在巴基斯坦电影工作者辛勤努力之下,仅仅十年时间,电影艺术已达到如此良好水平,这是值得我们珍视的。我们为我们邻国的艺术成就感到欣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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