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丁玲不止一次向党进攻
刘白羽
文艺界的反右派斗争，已经把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真面目完全揭露出来了，这是一场渗透到灵魂深处的深刻的阶级斗争。根据所有已揭发的事实证明：丁玲是一个虚伪地长期披着
“左翼作家”“在敌人面前进行过英勇斗争”种种美丽外衣，而实质上是一个早已背叛了革命，而且不止一次地向党进攻的灵魂丑恶的人。最近，连她反党集团的成员都说：“丁玲很阴险狡猾”但是“丁玲很爱羽毛，希望美丽的羽毛都是自己的。”这到确实说出了丁玲的主要的特征。可是插上去的羽毛终究经不住斗争的风暴，当羽毛一旦遮掩不住罪恶时，一个可以笑着犯罪的人的原形，就在人们面前暴露无遗了。丁玲向党进攻时是恶毒的，猖狂的，当她被党识破时，她便退缩到什么“消极”呀，“脆弱”呀，“偶然”呀，“无意识”呀，“自由主义”呀等等语句的烟雾后面去了。不过，她已不只一次在我们面前流过“忏悔的检讨的”眼泪，然后却又一反手说“那都是言不由衷”了。那么，丁玲的反党活动，是不是像她自己所讲的那样“无意识”和“偶然”的呢？这就需要我们挖掘到她的灵魂深处，揭开历史的一页。历史严峻无情，历史告诉我们：远在延安，当中国革命处于极端困难的时候，丁玲一方面向党隐瞒着她在南京特务机关背叛党的罪行，一方面就以她那没落阶级的疯狂心理及变节者的阴暗心情，在她自己所主编的“解放日报”的文艺副刊上发表了她自己的“三八节有感”和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对党发动了恶毒的诽谤和进攻，在革命根据地的上空也搅起一片滚滚乌云。
我们后来都知道“野百合花”的根是从怎样一个血污的、肮脏的垃圾堆里长出来的了。王实味原来是一个最无耻的托洛茨基派。但是是什么使丁玲从思想到感情到行动，都与这个王实味那样相像，那样吻合，那样意气相投呢？我们过去没有算过这笔旧账。党从来都是欢迎一个犯了错误的人纠正自己的错误的，但是从1942年到今天已经十五年了，丁玲在1955年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开始时怎样说呢？她说她没觉得“三八节有感”有什么严重的错误，1956年12月她又在一份“辩正材料”中写道：“‘三八节有感’至今我不能认为是反党的”，既然如此，我们就应该打开“三八节有感”来再论辩一下。
因为是为三八节而写，自然是从妇女方面说起。请看！丁玲这样写道：“女同志的结婚永远使人注意，而不会使人满意的。她们不能同一个男同志比较接近，更不能同几个都接近。她们被画家们讽刺：‘一个科长也嫁了么？’诗人们也说：‘延安只有骑马的首长，没有艺术家的首长，艺术家在延安是找不到漂亮的情人的。’然而她们也在某种场合聆听着这样的训词：‘他妈的，瞧不起我们老干部，说是土包子，要不是我们土包子，你想来延安吃小米！’但女人总是要结婚的。（不结婚更有罪恶，她将更多的被作为制造谣言的对象，永远被污蔑。）不是骑马的就是穿草鞋的，不是艺术家就是总务科长。她们都得生小孩。小孩也有各自的命运：有的被细羊毛线和花绒布包着，抱在保姆的怀里，有的被没有洗净的布片抱着，扔在床头啼哭，而妈妈和爸爸都在大嚼着孩子的津贴（每月二十五元，价值二斤半猪肉），要是没有这笔津贴，也许他们根本就尝不到肉味。”
这不已足以说明丁玲是用怎样阴暗的眼光来看当时决定着中国人民命运的、被全国人民称为抗日灯塔的延安吗？谁都知道中国妇女只有在共产党所领导的斗争中才取得了真正的自由与解放，抗战时期的延安曾经为革命培养出大批女干部，直到今天她们还都在各个不同岗位上为建设社会主义辛勤劳作，起着重要的作用。特别值得人注意的是这一段话里面，这种在男同志和女同志之间，在所谓骑马的和穿草鞋的之间，在艺术家与党的负责干部之间，以至大人和孩子之间特别是把孩子分为“被细羊毛线和花绒布包着”的和“被没有洗净的布片抱着”的，在妇女与妇女之间，分成“被逼着带孩子的”“回到家庭了的娜拉”和“有着保姆”“每一个星期可以有一天最卫生的交际舞”的女同志，这挑拨、分裂的手法是多么毒，多么深，和“野百合花”中所谓：“大头子是这样，小头子也是这样，到处乌鸦一般黑，阶级友爱呀，什么呀！屁！他对于别人没有一点爱”“延安的丑恶冷淡，……大人物作非常不合理的享受，以致下级对上级感觉他们是异类”的恶毒的挑拨诬蔑不完全是从一个鼻孔里出的气吗？可是更阴险的是丁玲作了上述的不合乎事实的描画后，更进一步把冷箭对准了解放区的新的社会制度了。她说：“……她们处于这样的悲运，似乎是很自然的，但在旧的社会里，她们或许会被称为可怜，薄命，然而在今天，却是自作孽、活该。”“……她们抵抗不了社会一切的诱惑，和无声的压迫，她们每人都有一部血泪史，都有过崇高的感情，（不管是升起的或沉落的，不管有幸与不幸，不管仍在孤苦奋斗或卷入庸俗，）这在对于来到延安的女同志说来更不冤枉，所以我是拿着很大的宽容来看一切被沦为女犯的人的。而且我更希望男子们尤其是有地位的男子，和女人本身都把这些女人的过错看得与社会有联系些。少发空议论，多谈实际的问题，使理论与实际不脱节，在每个共产党员的修身上都对自己负责些就好了。……”
请问！这不是对整个的党和新社会露骨的仇恨是什么？！看了丁玲的文章以后，人们能不问：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到底是自由的民主的地区呢？还是比旧社会都不如的人间地狱呢？在这一点上，丁玲是和真正革命的人们的看法有根本的原则性区别的。当“野百合花”的毒根被揭发，“三八节有感”自然也受了批判，可是丁玲怎样呢？她在一次公开会议上还首先炫耀“昨天我还接到署名‘同感者’的来信”，然后又说：“尽管我贯注了血泪在那篇文章中，安置了我多年的苦痛和寄与了热切的希望，但那文章本身仍旧表示了我只站在一部分人身上说话而没有站在全党的立场上讲话。”这是检讨，还是再一次进行煽动呢？看！丁玲是多么“真挚”、多么“沉痛”、多么“神圣”地负荷着人们的“苦难”呀！而她的错就是因为真诚的替一部分人说了心里话罢了。请问！事情真是这样“偶然”的吗？其实，在这同一时期，丁玲所写的其它一些作品里，何尝不是同样充斥着阴暗的心情，流露出对党、对新社会的诬蔑呢？因为丁玲的错误是有其长期历史的和思想的根源的，丁玲是一个有着强烈的没落阶级的个人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思想的人，早年她曾参加过无政府主义党，如像“莎菲女士日记”这类作品，就是歌颂一种绝对自私的个人至上主义的，后来凭着小资产阶级狂热参加了党，但她并没有真正放弃她的腐朽的思想，而在被捕后，就在敌特面前变节，因此，当她到了正在艰难创造的革命环境中来，虽然，党和人民给予丁玲以热诚的欢迎（这时还没辨清她的历史问题），按道理，这种欢迎应当是丁玲铭刻心的深处，一生一世不能遗忘的了。因为这是党的、阶级的、同志的深情厚爱。丁玲不是爱讲究以心换心吗？爱讲究温暖的吗？世界上还有比这更值得珍贵的温暖吗？如果丁玲是稍有真心的人，她在党的面前，不应当惭怍交加，而向党披露一切，从此以切实行动来赎回自己所犯的罪吗？不，丁玲不是这样的人。虚伪，骄横，个人征服一切的反动思想渗透了她，明明是她肮脏，但她还要党向她低头，承认她是“神洁”，正如最近陈企霞所说：以为她是个大人物，政治上也可以马虎一些。可是正由于她心中怀着不可告人的秘密，她不能和革命溶而为一，当那隐藏的罪恶磨难着她时，她反而对党增加了残酷的仇恨，由于内心的阴暗，她不可能感到阳光是真正温暖的阳光，反而从黑暗的灵魂的深处发出对阳光的诅咒，特别是当革命遭遇到困难时，她就必然地从她的作品中透露出阴暗的心情。比如“我在霞村的时候”这篇小说，就把革命事业描写得那样阴暗、冷酷，她对于一个在敌人面前失节的女子寄予无限同情，对于人们对这失节者的缺乏好感却十分愤慨。特别是“在医院中时”这篇小说，虽然现在我们已无法找到登载这篇小说的那一期“谷雨”杂志，但从燎荧同志的一篇评论文章中还可以看到丁玲对于充满豪迈的革命气息的延安生活是怎样进行丑化的：“它是一个医院，距延安四十里路，它的院长是个长征老干部，照作者的意思大约是个事务主义者，在他领导下，有‘绅士风’的产科主任，有‘仙子临凡’似的小儿科医生，有‘一副八路军青年队长神气’刚见面就说困难的指导员，有‘用敌意眼睛看人’的化验室技术人员，有
‘糊涂懒惰’的文化教员，有对工作‘无兴趣’、
‘无认识’‘毫无服务精神’的看护，有‘很顽固’要‘别人把她们像小孩子看待’的产妇，……在这里主人公只有两个朋友，‘结实，单纯，老练’的外科助手黎涯，和‘沉默’‘严肃’谈闲天时话就很多的外科医生郑鹏，而且就是和她同房的人也是‘没有感情’，粗鲁下流地骂着人的。它是这样的医院：肮脏、无秩序、设备不完善、病人营养差、用具破了无人管、病房不温暖、大家忙而又闲、流言纷起，……”“……他（指作者）是过份地使这个医院黑暗起来，在这里，它显现它是一个恶劣的足以使人灰心堕落的环境，它是一个绞杀进步改革志愿的保守环境，它是一个把人的‘生命来冒险’的环境。”（引自“解放日报”第三八八号，燎荧：“人……在艰苦中生长”）难道从这里面看得出丁玲对中国劳动人民自己亲手创造的新世界怀有一丝爱和一丝温暖吗？这样再来看丁玲所谓“三八节有感”的错误只是替一部分人说了话，那不过是一种遮人眼目的魔术而已，如果她尊重事实，她应该低头承认“三八节有感”是她全盘的阴暗的反党情绪一次集中的暴露，一次险恶的进攻。
在这里很值得我们回忆一下，1942年，那时我们多么困难！日本帝国主义集中兵力向敌后各根据地发动了疯狂大扫荡，国民党匪帮封锁了陕甘宁边区，在苏联战场上希特勒正包围着斯大林格勒，那时我们没粮食吃，没衣服穿，在解放区的人都值得骄傲，是毛主席号召我们生产自给，人们用自己的双手种植粮食，人们穿着补绽落补绽的衣服，但是和党紧紧贴在一起渡过了那段困难的路程。丁玲就是在这个困难的春天，她在3月9日发表了“三八节有感”，紧跟着四天之后就发表了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一二两节，十天之后又发表了“野百合花”三四两节。现在看来，他们是善于估计形势和选择时机的，正如同这一回，他们不是认为匈牙利事件是对他们有利的吗？不是公然在他们小集团聚会上自称是“裴多斐俱乐部”吗？同时从“三八节有感”到“野百合花”的连续发表，也可以看出是怎样看准时机，进行了非常有计划的，凶悍的进攻的。丁玲现在还骗人说“三八节有感”不是反党的，但是我们懂得衡量一个作家，我们不但看他的动机也还要看他的效果。那么，现在我们就从另外一方面来看一看，“三八节有感”到底对谁有利，受谁喝采吧！“三八节有感”发表之后，很快，国民党特务机关就出版了“关于‘野百合花’及其它”这个小册子，在这个小册子里把那一次整风诬为“新文字狱”。现在让我们看看这特务机关小册子中的这几段话：
“中共惯会向青年宣传：它歌赞延安是革命的圣地，它夸耀陕北是革命的、前进的、民主的。它自称陕北是抗日根据地，是民主政权，是无产阶级成长的摇篮。然而历史最能表明事态真象，这一切名不如实的宣传，不能长久地遮住青年们的眼睛，在陕北，贪污，腐化，首长路线，派系交閧，‘歌转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等一切纷然杂陈的情形之下，使为了‘抗日号召’跑向陕北的青年大失所望，更使许多老共产党员感到前途殁落的悲愁。青年的觉醒是任何高压手段不能镇服的，因此延安在黑暗中响遍了苦闷的呼声。日复一日，这呼声从壁报上表现到刊物上，从刊物上表现到中共的机关报解放日报上，发言人的这一片苦闷的呼声从广大的青年群到无数的党员，从党员到干部，从干部到文化运动领导者，一直骚动到中共的中央研究院。同时这一片苦闷的呼声，由秘密的转向公开的，由失望的转向愤恨的，甚至将由号召的转向实际斗争的。今年春天，在延安这呼声达到了顶点。”
“三月九日，丁玲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三八节有感’，这一篇文章告诉我们陕北妇女们苦闷生活的全貌。丁玲是共产党员，是中共妇运和文运的权威，她的话当然是可靠的。”
“这段文字（指‘三八节有感’）说透了陕北妇女地位的不平等和遭遇的歧异，这段文字揭露了陕北纸醉金迷，阿谀和愤恨的交流。”
“这篇大作（指‘三八节有感’）最后还有附记，说是还有很多意见未能说出，又说：不过又有这样的感觉：‘觉得有些话假如是一个首长在大会中说来，或许有人认为痛快，然而却写在一个女人的笔下，是很可以取消的。”
“读完丁玲这一篇可怜的哀鸣，我们可以知道女人们在陕北是处于怎样沉痛凄惨的境况了。她们失掉了作人的权利，她们被剥夺了作人的幸福与快乐，不论结婚以前，结婚以后，都是骑马的首长，艺术家，总务科长等谩骂，玩弄，欺侮的对象，而一到脸黄腰粗之时，则结果就被遗弃了。偶而也有‘有保姆带着用细毛织品包着的小孩’的母亲，每星期跳着最卫生的交际舞，但那只是凤毛麟角，而也只是大首长们临时的眷爱，最后一点娇爱失去的时候，被遗弃的命运是相同的。中共在后方极力宣传陕北的妇女是平等的，自由的，幸福的，这就是陕北妇女平等自由幸福的真象。”
请看！丁玲在敌特面前变节之后，又怎样从革命营垒中供给敌特以攻击我们的弹药吧！特务机关小册子非常欣赏“三八节有感”中所谓“骑马的首长”等挑拨语言，在小册子中大加引用，并夸奖“野百合花”“三八节有感”的作者，是“不受这新戏法（指整风）蒙蔽，反而利用了这一次所谓整风运动，暴露出中共内部许多无可救药的弱点，使中共的愚民政策大受损伤。”特务机关小册子还盛赞丁玲与王实味有异曲同工之妙呢！特务机关小册子还赞赏了当时也是与丁玲关系密切的萧军的那篇极端仇恨党的文章“论同志之爱与耐”，萧军在这里面说：“年来和一些革命的同志接触得更多一些，我却感到这‘同志之爱’的确也越来越稀薄了！虽然我明白这原因，但这却阻止不了我心情上的悲怆。”“为什么我不愿看，也不愿让读者们看同志的子弹打进同志的胸膛！”看！这是何等荒谬、无耻的污蔑，它当然博得了国民党特务头子们的称赏。小册子说：“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延安共产党是如何进行同类的屠杀，派系斗争是如何尖锐化，而‘爱’的消失是如何使人们悲怆。”试想，这种种赞扬、喝采，难道还不能说明“三八节有感”的真正的作用是什么吗？就是从字面上看，难道它比这一回大鸣大放中纵火、放火的右派分子们的言论有何逊色吗？在这儿值得提起的，这就是丁玲和陈企霞第一次结合的反党杰作。陈企霞是经李又然介绍而成为丁玲的助手的，据丁玲讲，当时，陈企霞和李又然又都是在丁玲面前称颂王实味的，那么，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丁、陈反党集团的根扎得多深，历史多久了。
如上所述，历史曾经那样严酷地批判了丁玲，党在那历史关头，向她伸出宽大、争取、团结、教育的手，并且积极地推动丁玲到人民斗争生活中去，殷切地希望她为人民作出些好事情。我们绝不想抹杀或估低任何一人那怕微小的有益的结果，丁玲在这时期写了“太阳照在桑乾河上”这部小说。但根据已揭发的材料，令人看穿，就在那时，丁玲也并没抛弃她那遮羞的羽毛披露出自己的真心，而还继续滋长着她的个人野心，念念不忘于她的狂妄的未来。下面这一封在解放战争时期丁玲给陈企霞的信中就清楚地透露了出来：
“别人的意见得听一些，也不能全听，有时更不听。别人对我有希望，有要求，有意见都只说明一个东西，就是我这人还存在。存在当然有好有坏，只要不是坏就行。有时别人都说你好，不一定真好，有时别人说坏，不一定真坏，人必须有自知之明。”请听一听，这是一个党员写给另外一个党员的话！
“你是一个办学校的人，教育文艺人才，当然责任更大些，但为了个人条件不具备，暂时没有大声急呼的气魄，也是必要的，关于我的作品，我现在还无心去想那些事，不谈也罢，当等我走运的时候，你再去说吧。那时可以保证你决不犯错误。理论指导的巧妙，就在这里，你还没有这种世故吗？”
“……‘我在霞村的时候’，是你所喜欢的作品，‘时代青年’的同志说这篇作品不易懂，我只笑了笑，让郭沫若去领导读者吧！”
请听吧！她对我们中国人民敬爱的郭沫若先生也含着那样的轻蔑，这就难怪胜利之后，她竟骄傲自大到常常排斥茅盾，老舍先生，公然埋怨：“总是把赵树理压在我的头上”了。这一切说明：历史虽然那样严酷地批判过丁玲，但她却丝毫没从中吸取什么深刻的教训！在革命胜利之后，反而变本加厉地与陈企霞进一步结合起来，一直到这次大鸣大放时期，简直堕落到搞各种狡赖、欺骗、阴谋反党的地步，无论从他们的长期的反党的思想实质、组织活动都说明，发展到今天这种状况决不是偶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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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科学家要不断学习马列主义
北京农业大学植物保护系教授 裘维蕃
在党提出整风以前，我非但有一些错误的自满的想法，而且对我周围熟悉的人物也没有警惕性。那时我认为，经过了历次运动，凭这一点经验来站稳立场，分清敌我，大概是“不成问题的”。同时我那时也以为，解放以来经过多次的思想改造，通过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成就的感性认识，除了丧心病狂之徒以外，大概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没有“不拥护共产党的”，“也没有不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
我在报章上、大字报上以及一些座谈会上，虽然自己没有放出毒草，但是对那些右派言论在思想上却有三种看法：第一是我在思想上对某些言论错误地认为“有一定道理”。因为右派在挑拨党群关系时，他们总是抓住了一点点小辫子做大文章的。这种小辫子，例如个别的宗派情绪、官僚主义或主观主义等，原来是党并不讳言的，而且也是整风的对象。但是，右派就对这些个别的缺点做起文章来了。他们把个别党员的工作作风夸大渲染，说成是一般的，结果像北京农业大学的右派分子所说党和群众之间“墙高沟深”，又说三反、肃反“成绩小、缺点大”，“做法粗暴，不适于对知识分子”等等。唯其因为他们往往先说对其中的一点点，然后夸大成一大堆，这样就迷惑了人，使人容易从说对的部分来相信他们夸大的部分，从而产生了同情他们这些谬论的情绪。对另外一些言论，使人模模糊糊，事非莫辨，因为他们采取了隐蔽的辞意，在警惕性不高的情况下，竟难于一眼就看出他们丑恶的内容。譬如北京农业大学的右派分子曾提出要“党公开领导”，“工会保护群众利益”，“要争取教权”和“设计制度”等等。在整风的初期，这些论点没有引起我的注意，也没有分析它们的内容，因此我既不表示同意，也没有出来反对。第三类言论是一眼就令人厌恶的，例如葛佩琦、储安平等的谬论以及一些别有用心的大大小小右派分子出的大字报上的反党言论。但是，在当时由于思想纷乱，认为大鸣大放中可能发生这种偏差。明知他们错误，然而把他们的动机却往好处想。
整风初期我在思想上的这些混乱，充分说明了我的立场观点的不稳定，也说明我自己的右倾思想的冒尖，而且也表现了我缺乏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能力。正如彭真市长所说的：只有利用阶级分析的武器，才能揭发右派分子的内容，才能使他们原形毕现。
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以及周恩来总理最近的政治报告，正是向右派造成的波涛中给载沉载浮的人投下了救生圈；同时也用理论武装了一切准备和右派分子斗争的人；而且迅速解救了那些被右派分子在整风开始后俘虏的人。这时，我的眼睛擦亮了，我开始用这种武器来识别香花和毒草，而且很快就认识到章罗联盟的真意图。原来他们想颠覆我们得来非易的社会主义制度，想篡夺党的领导权，想把我们导向半殖民地的老路上去。除了卖国贼和全无心肝的反动派以外，有谁甘愿被他们牵着鼻子走下坡路呢？因此，我这时才开始坚决地投入反右派斗争。群众无情地剥开了右派分子的丑恶面貌，使他们理屈辞穷，只能向人民低头认罪。右派分子们不得不承认，所谓要“党公开领导”，实质上就是要把党的领导公开给民主党派，也就是想取消党的领导；所谓“工会保护群众利益”，实质上要把党和工会对立起来，其用意和曾昭抡、钱伟长等所拟“科学纲领”中所谓“保护科学家”一致。所谓在学校中要来一个“设计制度”，是与章罗的“政治设计院”如出一辙的。这些驳斥，使所有爱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人们都恍然大悟，如梦初醒。
通过这一次深刻的反右派斗争的锻炼，使我明确了自己思想上的弱点，进一步巩固了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我体会得最深的就是初步学会了如何用阶级分析的武器来和那些隐藏在社会主义外衣下想作资本主义走私的右派分子斗争。
但是，要学会善于运用这一武器来保卫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即使是像我们这样的科学工作者，也必须进一步不断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且也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我们的教育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才能真正为社会主义的建设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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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论文摘要
报刊论文摘要
科学研究必须有党的领导
向科学进军，是群众性的，不但包含个人的科学研究，也包含着集体的科学研究；对社会主义建设来说，后者比前者还要贵重。集体研究需要正确的领导，就是党的领导。横冲直撞的科学研究不仅无益于人民，还可能贻害全人类。通过原子核物理学，人们能够利用铀、钍等原子核内所宝藏的能量来发电，也可以作成原子弹来大量地杀人。何去何从，怎样利用，要看政治的倾向，要和平利用，必须要有党的领导。没有党的领导来做科学研究，盲人瞎马，会跌入泥坑。
总的说来，无党领导的科学研究是脱离人民的利益、迷失向科学进军的路线的。科学工作者在自己的工作中，会发现出一些矛盾，会反映出个人主义和主观主义，会反映出观点和方法上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因此科学工作者必须要有党的领导和帮助来统一矛盾，克服缺点。（摘自8月21日解放日报陈建功：“科学研究是否需要党的领导，党能不能够领导科学研究”）
党内右派分子的思想根源是什么？
从若干材料来看，这种思想上的原因大体有以下一些：一、修正主义思想（即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在党内的反映）和小资产阶级自发的无政府主义倾向。比如离开阶级观点，喜欢所谓“绝对”的“民主”与“自由”；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和政治生活中的一些东西，对国内外修正主义的所谓“新事物”很感兴趣，很合口味。二、个人主义。由于地位、待遇及这样那样的个人要求未能满足，或曾有错误受过党的批评、处分，不能摆正个人与党的关系，因而对党怀有严重的不满情绪，甚至觉得党内“不温暖”、“冷酷”、“黑暗”。这种人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自然也就很容易发生动摇以至叛变。三、狂妄自大。以为学了一点文化知识和书本上的马列主义，或是经历了一些事情，就什么都懂了，因此他们根本不虚心钻研马列主义和在实践中锻炼改造自己，却片面强调“独立思考”，抽象地奢谈“追求真理”，结果“独立”、“追求”到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以外去了。四、自由主义。这些党员中有许多平日就只要自由，不要纪律，只要个性，不要党性。风浪来了更是自由行动，不服从党的领导。这就当然只能走入歧途。（摘自8月19日北京日报白诚：“为什么党内会出现右派”）
我们需要这样的内行
所谓内行，是指真内行，不是假内行，是真知识分子，不是假知识分子，是完全的知识分子，不是半知识分子。……应当看到，对于一部分已经具有工人阶级思想感情的知识分子说来，他们和工人阶级已经不分你我，根本也就不产生“你”是内行或是“我”是内行的问题，大家都是不同岗位上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在既有集中又有民主，既有纪律又有自由，有既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社会里，有一分热，发一分光。至于那些对共产党还不心服的知识分子，他们和工人阶级思想感情还有着或长或短的距离，还分你我，对新社会还不习惯，一有风吹草动，有的人还神魂不安，心里头七上八下，他们对“外行不能领导内行”之类的话可能也很欣赏，但是其中的大多数人并不是和共产党誓不两立，他们如果有真才实学，有一技之长，只要爱国守法，诚实劳动，还是可以为社会主义祖国有所贡献的。事实证明他们还在不同程度上，倾向于接受社会主义道路和无产阶级的领导的，他们在经过改造以后，也可以成为真正站稳工人阶级立场的知识分子，也只有如此，他们才真正成为各行各业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内行人。（摘自8月26日中国青年报王力：“论社会主义的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