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冯雪峰的反党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和社会思想
（何其芳 8月16日在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上的发言）
在最近几次会上，听了许多同志对于冯雪峰同志的反党言行的揭发，特别是夏衍同志的揭发，我和会上的很多同志一样，是很激动，很愤慨的。原来三十年来混在党内的冯雪峰是这样一个反党分子，这样一个个人野心家！为了达到他个人的目的，他不惜完全破坏党的组织原则。他可以抛开上海的党组织，依靠胡风那样一些人去进行分裂当时上海左翼文艺界的活动。他可以因为党的负责同志批评了他几句，就擅自脱离党，一个人跑回家乡去。在这次整风运动开始后，他更在自己领导的出版社内点火，号召右派分子和对党不满分子“有冤报冤，有仇报仇”，鼓动他们向党进攻。他宣称“洪水已经冲到大门了！”这是他对右派分子的进攻的欢呼！
我过去和冯雪峰接触很少，了解不多，只是曾浏览过他一部分论文和杂文。现在凭记忆所及，想从这些论文和杂文中也提出一些材料，来看看他二十多年来到底宣传的是怎样的文艺理论，怎样的一些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其他反党分子和个人野心家一样，他是不会把他的反党的心思和活动都形之笔墨的。但和同志们揭发的他的言行放在一起来看，这些材料也是有助于我们了解冯雪峰的面目的。
1945年和1946年我在重庆工作的时候，曾有一个地下党员告诉我，在文艺界的群众的眼里，雪峰是胡风派。这个同志不知道雪峰也是一个党员。但我当时听了却是很痛心的。为什么我们的党员，而且是冯雪峰同志这样一个从事文艺工作历史很长久的老党员，不忠实地执行党的文艺路线，反而在群众眼里成了胡风派呢？后来在一次文艺界的集会上，冯雪峰同志公开宣称当时蒋区的文艺界是一片沙漠，其中只长了几根绿草，那就是“七月诗丛”。他就是这样和胡风一致，完全否定了当时蒋区的进步文艺，只赞扬胡风所编的“七月诗丛”。那时党已经在重庆召开了几次文艺座谈会，有一些党和非党的作家参加。在这个座谈会上，已经批评了胡风派的理论和作品。对于冯雪峰同志，党是争取他教育他接受党的文艺路线的。然而他太自以为了不起了。他没有把党的文艺路线放在眼里。胡风在座谈会上发言，反对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关于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的提法，雪峰后来就写文章来公开响应。那就是他以“画室”的笔名发表在1946年1月的新华日报副刊上的“题外的话”。他讥笑“政治性”“艺术性”的说法经不起“一连反问三次”。他说，“研究或评价具体作品，用什么抽象的‘政治性’、‘艺术性’的代数学式的说法，可说是什么都弄糟了。”发表这篇文章是为了引起讨论的。所以我们也写文章批评了他。这个期间他还写了一篇长的论文，叫作“论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这篇文章更极力为胡风的反动文艺理论辩护。我们在座谈会上批评了胡风所提倡的所谓“主观战斗精神”。雪峰在这篇文章里就为它辩护说：“这些情形，主要的应看作对于革命的接近和追求，而反映到文艺和文艺运动的要求上来是非常好的，也正为我们文艺所希望的。”他就是这样美化胡风的反动理论，这样为它喝采！他甚至说：“我们先不能以为这是借了批判教条主义的机会，来试行注射唯心论毒素的企图，因为在今天没有这样的可能，同时是分明地在对革命抱着精神上的追求之下提出问题的。”你看，他为胡风辩护达到了何等武断的地步！胡风派的“主观”论明明是彻头彻尾地宣扬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他却硬说他们主观上没有那种“企图”，甚至客观上也没有那种“可能”。那是1946年。那还是在蒋介石统治的地区。你看，那时候那地方就已经没有宣传唯心主义的“可能”了，岂不是唯心主义早就绝种了吗？我们今天还反对唯心主义干什么？我们在座谈会上还批评了在胡风的理论的指导之下产生的作品，路翎的作品。雪峰在这篇文章里也为它们辩护。他说，
“这正是我们所要求，并且也正是几年来我们文艺上的一个大展开”。他又说，“据我读后的感觉，其中反映着作者自己的热情和理想的追求的部分，就特别觉得真实，壮旺和亲切，并且支配着作品的全体”。即使还有缺点，“至多只能说是年龄、思想、社会生活经历等等的限制，绝不是由于什么不能发展的倾向所遗误”。你看，他是多么欣赏胡风派的作品，多么煞费苦心为胡风的反动理论开脱！一个理论家，居然可以不顾事实和理论到了这样的地步，还自以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这不是太奇怪了吗？
群众的眼睛是明亮的。他们把雪峰看成胡风派，是符合实际的。尽管在左联时期，胡风是依附雪峰的，到了这个时候，雪峰所演的脚色却不过是胡风的一个附和者和辩护者了。
后来我浏览了一些冯雪峰同志的其他的论文和杂文，我才知道，这完全不是偶然的。在许多文艺的基本问题和重要问题上，胡风和雪峰的论点是一致的。我们简直分不清是谁影响了谁。这是左翼文艺运动以来一条隐蔽在马克思主义的外衣之下的资产阶级的文艺路线，修正主义的文艺路线。他们是企图从内部来夺取我们的革命文艺运动的堡垒的。许多研究新文学史的人，只知道左翼文艺运动曾经有过教条主义的错误，不知道长时期以来还存在着这样一条反党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路线。批判胡风的时候，我们已经接触到这个问题。现在再来看看冯雪峰的文艺思想，这条路线就更加清楚了。
和胡风相同，冯雪峰同志是不赞成强调世界观的作用的。1936年，他以“吕克玉”的笔名发表在“作家”月刊上的“对于文学运动几个问题的意见”中，就提出了这样的论点，认为强调正确的世界观就是“机械论的老调”。他又说：“作家和一个人一样，读社会科学书固然是重要的补助，但主要的应当在他的生活上，在他对于历史的和当时事象的关心和分析上，在他对于例如莎士比亚或巴尔札克的作品（两人生平都来不及读到马、恩二人的著作）的研究上，在他对于题材上的摄取上，在他写作的过程上去获得‘正确的世界观’”。他这种对于作家如何获得正确的世界观的看法也是有问题的。他把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降低为仅仅是一种“补助”。他认为从作家本来的生活中，甚至于从他的研究文学作品和写作过程中，就可以获得正确的世界观。这和胡风认为从创作实践和文化工作就可以改造思想的论调也是很相似的。获得正确的世界观当然不能仅仅依靠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但学习理论的重要绝不止是一种“补助”。获得正确的世界观当然要依靠我们的实践，但这种实践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主要应该是参加工农兵群众斗争，而不仅仅是作家本来的生活和他的艺术实践。承认正确的世界观的重要与否，承认思想改造的必要与否，这是我们和胡风的根本性的争论之一，也即是我们和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文艺路线的根本性的分歧之一。在这个问题上冯雪峰同志不但在过去有过和胡风相同或相似的论调，就是在解放以后，在某些会议的发言中，他仍然保持着这种轻视世界观的作用、轻视理论学习的看法。
和胡风相同，冯雪峰同志是否定民族形式、否定旧形式的利用的。1940年，他写过一篇题为“民族性与民族形式”的文章（后来收入论文集“过来的时代”）。在这篇文章里，他说“民族形式必然而且必须在世界化着国际化着”，“‘民族性’问题在文化上是失去了独立的意义的”，“文化的‘民族性’正是处在被扬弃的过程上”。这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于民族文化、民族形式的看法是直接违反的。大约是1945年，他又写过一篇“论艺术力及其他”（见杂文集“有进无退”）。他在这篇文章里说旧形式“可利用的有效的是非常的少”，民间文艺里面“有很多有毒的反动的要素和过于落后的东西，只有极少的要素才能和民众在生活上求进步的要求相联结着”，“旧的章回小说却可说是没有东西可以利用”。他把利用旧形式看作是“迎合小市民”的“市侩主义”的表现。这和胡风的“论民族形式问题”中的那些否定旧形式否定民间文艺的话太相像了。承认民族形式的重要与否，承认继承本国的文学遗产（包括民间文艺）的必要与否，这也是我们和胡风的重要争论之一。在这个问题上，冯雪峰同志也是和胡风一致，而反对党的文艺方针的。
和胡风相同，冯雪峰同志在抗日战争中是抹煞蒋管区的进步文艺的成就，而在解放以后又否定新中国的人民文艺的发展的。大家都知道，胡风有两把板斧，一把叫作反对“主观公式主义”，一把叫反对“客观主义”。他用这两把板斧来砍杀抗日战争中的整个蒋管区的进步文艺。他认为它们都是反现实主义的东西。冯雪峰同志在“论艺术力及其他”里面完全采用了这种胡风制造的武器，同样勇敢地对当时的进步作家一律加以讨伐。就是在党已经开始对胡风的文艺思想进行批评以后，冯雪峰同志所写的“论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仍然继续在那里把许多进步作家的作品诅咒为“公式主义”和“客观主义”。解放以后，冯雪峰同志有一个时候曾表示要和胡风的文艺思想告别，因此在某些公开发表的文章里面也未尝不可以找到一二句肯定新的人民文艺的话。然而他的肯定也常常带着很大的保留。比如在“中国文学中从古典现实主义到无产阶级现实主义的发展的一个轮廓”中，他虽然不得不肯定新的人民文艺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新的东西，但接着又说，“在反映现实上，还普遍地存在着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的缺点和错误”，“艺术水平还低下”。这就是他对新的人民文艺从作品内容到艺术水平都一概贬低。至于他的不曾公开发表的会议上的发言，那对我们今天的文艺就鄙视和贬低得非常厉害了。比如1953年他在全国文协组织的学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座谈会上的发言，就说我们“今天刊物上发表的作品，与高中、初中的作文差不了好多”。特别使人感到奇怪的，在这点上他也和胡风相同：在抗日战争中的蒋管区，他把进步文艺的缺点完全归罪于作家，好像这些缺点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毫无关系；但到了解放以后的新中国，他却又把文艺的缺点都归罪于领导，好像作家们忽然又什么责任都没有了。就在上面提到的那次座谈会上的发言中，他就这样说：“作家的能动性，向生活的战斗性，独立的思考力，好像是被谁剥夺了的样子，不像一个灵魂工程师。”到底是被谁剥夺了呢？他说：“最主要最根本的原因是违反毛主席思想的主观主义思想支配了我们的创作的领导。”他在这里表面上好像拥护毛主席，实际上却不过也和胡风的恶毒的作法相似，“字面上不要去碰它，可能的地方还要顺着它”，假借“毛主席思想”之名来污蔑、攻击和全部否定党对于文艺的领导而已。在这个发言中他甚至说出了这种污蔑我们新社会、污蔑我们党对于文艺的领导的话：“承认作家是灵魂工程师，就要尊重作家创作的权利和自由。我们没有实际上的形式上的管制，而是思想上的管制。”这和胡风极力夸大我们文艺工作中的缺点，甚至不惜捏造事实，这样来向党进攻，不是唱的一个调子吗？这和帝国主义分子污蔑我们没有思想自由，创作自由，不也是连词句都相似吗？
冯雪峰的文艺思想和胡风相同之处还不止这样一些。比如他对于普及与提高的看法，对于文艺批评的标准的看法，都是直接反对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而和胡风一致的。我并不是说冯雪峰同志完全和胡风一样。我只是说在文艺思想上，在许多文艺的基本问题和重要问题上，在夸大过去的进步文艺的缺点来打击进步文艺界和夸大今天的人民文艺的缺点来向党进攻上，冯雪峰同志和胡风实在太一致了。不把他们的文艺活动看作是代表着一条隐藏在革命文艺运动内部的资产阶级的路线，修正主义的路线，反党反马克思主义的路线，我们是很难解释这些事实的。
在丁、陈反党集团中，冯雪峰同志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他是这个集团中有一系列的文艺见解的人。丁玲同志自己说过，她要对形势作估计的时候，就向冯雪峰请教。他们之间到底曾经共同商量过和进行过一些什么秘密的反党活动，他们都应该彻底地向党交代。
从冯雪峰同志的论文和杂文中，除了上面所说的那些资产阶级文艺思想而外，还可以看到一些腐朽的资产阶级的思想，宣扬个人主义、唯心主义以及其他某些使人吃惊的反动思想。
首先是他对于中国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污蔑。在“鲁迅论”（见“过来的时代”）里面，他说，“我们的民族，即大家所夸耀的古民族，本来已走上和有些已经灭亡的古民族一样的灭亡的过程上”。他片面地夸大我国的专制政治和帝国主义的压迫对于中国人民的消极的影响，认为“中国民族的人的素质”已经变得十分“病态”。他说，“从前有一个美国传教师，他在中国住了多年，曾列举出了中国人的特性二十多种，而大半是坏的。但我觉得那还是表面的，不是最深刻的观察。”你看，他认为帝国主义分子对我们的污蔑还污蔑得不够！在“废与霉”（见“有进无退”）里面，他甚至把汪精卫的投敌以至于“霉死”也要归咎于中国民族和中国人民。他说：“这样的霉，固然是这类物质的必然趋势，但还须有民族的可烂可朽的一面和人们无关心与同情给它去霉，这才使它能够渐渐地、尽致地乘着趋势霉到这样的尽头。否则，如果我们不让他们有投敌的可能，不这么坦然地看着他们那么自自然然的发展，则这一段历史自然可以呈另一种形态，无需他们的霉烂也可以度过的吧。”在“残酷或麻木”（见“跨的日子”）里面，他认为反动统治阶级的“麻木”“自然也反应着人民之麻木的反应”，他认为人民对于反动统治者的残酷的压迫和屠杀是“麻木地被压和被杀”，“人民几乎已失去痛苦的感觉”。这是冯雪峰同志用资产阶级的“超阶级”的观点来观察事物的结果。他不知道必然归于灭亡，因而在走向灭亡的过程中腐败丑恶不堪的，仅仅是中国过去的反动统治阶级，并不是整个中国民族！他不知道汪精卫的投敌以至“霉死”，并不决定于中国人民，而是决定于大资产阶级亲日派的阶级本性！他不知道反动统治阶级残酷的压迫和屠杀的结果正是人民的反抗，而并不是他这种自以为高居人民之上的知识分子所幻想和捏造的什么“麻木”或者“顺从”（“跨的日子”中另一题为“善良”的杂文，就讲到人民的“驯服”，“顺从”）！冯雪峰同志的这一类对于中国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污蔑，很容易使人想起胡风的臭名昭著的“精神奴役的创伤”说来。在对于中国民族丧失信心和抹杀中国人民的革命性上，他们的看法的确也是很相似的。
冯雪峰同志写过一篇“论友爱”（见“有进无退”），那是一篇集中地露骨地宣传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个人主义以至公开鼓吹对革命叛徒也要“忠诚”的反动文章。在那篇文章里，他把私人之间的友谊和集体的阶级的组织关系摆在同等地位，而且实际是认为前者更根本，把它摆在后者之上。他把朋友之间的友谊、集体的阶级的组织关系和同志爱不是看成决定于人们的社会地位、阶级关系和阶级利益，而认为它们是来源于抽象的本能的人对于“人类爱”的要求或追求。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这样一段：他说，“例如两个朋友或同志，有一个对于民族或社会，或阶级，或他们所属的集团有叛逆或破坏的企图（这是说这叛逆或破坏并非好的革命的行为）”，“假如不先对朋友或同志下劝告和阻止，却只将他的企图当作情报似的东西向社会或团体告发，这对于社会或团体也许可说是忠诚的，但对于朋友或同志却是居心险恶，近于可怕，而且在这里，对社会或团体的忠诚是和对朋友或同志的忠诚分不开的，所以那对社会或团体的形似的忠实也常是可疑的”。如同志们在会上所揭露的，冯雪峰同志常常喜欢和革命叛徒在一起，亲密得很，一点不厌恶，也不警惕，原来他是有这种对叛徒“朋友”也必须忠诚的理论为他的行动的指导的。
冯雪峰同志的有些杂文还流露出悲观的阴暗的情绪。这些杂文都是写在他从上饶集中营出来以后。为什么出狱以后，回到可以和党联系并且有种种革命工作可以做以后，反而有了悲观的阴暗的情绪，这是值得研究的。他的这种阴暗情绪有时又表现为一种疯狂的对于破坏的渴望。苏联红军攻入柏林的时候，英美帝国主义通讯社发出了一些电讯。这些电讯别有用心地专门描写和夸大战争中的破坏，说“每一幢房屋，每一个窗户，每一个顶楼都喷着火光”，“全城笼罩在烈焰中”，“从前的壮丽建筑，现在已成为无数的断砖残瓦；两旁树木，好像火龙一般。柏林现在是死人城，尸体纵横，满布于街头小巷中，或被封闭在地下铁道网的黑暗隧道里，或浮沉于沟渠中。全城大火，猛烈焚烧，继续蔓延。……夜间则除熊熊火光和一片冷月外，都极黑暗凄凉”。冯雪峰同志不能辨别这些电讯的别有用心，反而大为欣赏，把它们抄引下来，写了一篇“火狱”（见“有进无退”和“论文集”第一卷）。他称赞这些电讯“都是史诗似的文字”。他说“这样的焚毁就值得我们的狂欢”。他说“再也没有这样的焚毁，这样的火海，更为人道的了”。但是他又说“我们在狂欢之后，也许还要忍受不能忍受的索漠的茫然的痛苦”。他的结语是这样的：“焚毁不能立即停止，大火还要延烧着吧。”冯雪峰同志的这种感情实在是异乎常人的。他狂欢的不是德国法西斯的最后崩溃和柏林人民的解放，而是英美帝国主义通讯所描写和夸大的全城大火、尸体纵横和黑暗凄凉。有些同志在会上也揭发了冯雪峰同志的极其阴暗的心理和他的疯狂的对于破坏的渴望。肃反的时候，他说他等待着被逮捕。匈牙利事件发生后，他说人类没有希望了。这次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时候，他高呼“有冤报冤，有仇报仇！”他高呼“洪水已经冲到了大门！”一个共产党员，而且是一个三十年的老党员，为什么有这样奇特的心理和感情呢？冯雪峰同志对于党为什么这样仇恨呢？这也是要冯雪峰同志自己才能深切的了解和彻底的交代的。
在我们想来，这或许也是个人野心家的野心不能得到实现时候的一种变态的绝望的表现吧。冯雪峰同志是有很大的权力欲望的。过去从陕北被派到上海去的时候，他把个人驾乎党之上，以钦差大臣自居，凭他个人的意思随便不承认地方党的组织和许多地下党员的党籍。他负责一个出版社的时候，横蛮到像一个暴君，可以随便辱骂干部，随便赶干部走。当他的个人欲望不能实现的时候，他又坠入悲观的阴暗的情绪里。他感到“依然是空虚”（见“乡风与市风”）。他要求着私人的友谊，甚至连打算作叛徒和已经作叛徒的那样的人的友谊也需要。他对于民族、人民以至人类都没有信心。等到他感到阻碍他的个人野心个人欲望实现的不是别的力量，而是革命的集体，而是党的时候，他就对党也抱着仇恨，妄图用个人的力量来打破它的约束，来破坏它了。
冯雪峰同志的文章我没有全读。这仅仅是就记忆所及，临时翻阅了一下，匆促提出的一些材料。这还有待于同志们的深入的分析。当然，也希望他不要放弃这次党挽救他教育他的机会，老实地彻底地交代和检查他自己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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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请看谭惕吾所提出的“三害典型”案件的真象
本报记者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谭惕吾，在6月5日民革中央小组扩大会议上，对我们司法机关的工作进行了恶毒的攻击和污蔑。谭惕吾说司法机关犯有严重的“违反法律、侵犯人权”的错误，并举出石油工业部王裕丰事件和由山西省人民法院判决的郤盘石事件作例子，说“这两个案件是‘三害’的典型”，因此，谭惕吾“要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资格提出严重抗议，要求政府立即释放王裕丰，要求共产党严格检查郤盘石案件。”
王裕丰应该释放吗？
王裕丰事件是不是“三害”的典型呢？王裕丰案件的真象到底如何呢？为了弄清事实，分清是非，记者最近访问了石油工业部、北京市东四区人民检察院和东四区人民法院了解和处理王裕丰案件的同志。
王裕丰在解放前是一个伪职员，解放后被留用在抚顺矿务局工作，1951年11月被调到原中央燃料工业部石油总局工作。他本来不懂技术，也没有上过大学，只是由于他冒充哈尔滨工业大学肄业，假造曾当过二年化验员，因而在解放之初骗得了助理工程师的职位。这个假造的历史后来才发现；在实际工作中也证明他确实没有具备工程师的条件。因此，在1952年评薪时，王裕丰被评为技术员，但当时领导上为了照顾他，暂时仍旧按照他原来的高工资标准发给他工资。按理，他应当感激政府对他的照顾和宽大，更好地努力工作。但是他却消极怠工起来，抱怨政府把他的职位放得太低了，在工作中不服从领导，谩骂领导，江辅济工程师领导他，他就骂江工程师，侯芙生工程师领导他，他说侯领导不了他。他高兴时就上班，不高兴时就不上班。组织上派他去做石油资源展览会的工作，他却私自去逛公园、观名胜。据统计从1951年到1953年底王裕丰无故旷职、在工作时间做私事的时间就在一百个工作日以上。
1956年1月王裕丰又向石油工业部提出了三项无理要求：“第一、不在甘宁（炼油司副司长）领导下工作；第二、坚决不接受侯芙生的领导；第三、必须提他为工程师”。如果领导上不答应，就不上班。这种挑战式的无理要求，该部领导上当然不能答应，于是王裕丰就从1956年1月到7月，六个多月没有上班。在此时间内，组织上曾对他进行过多次的教育，除部里的干部司司长、处长、党委办公室主任、部长助理和工会主席找他个别谈话外，炼油司、技术司的同志们也曾多次到他家里多方劝他认识自己的错误，回心转意重回机关工作。但是王裕丰始终不听同志们的劝告，并于1956年2月9日私自跑到长辛店等地去旅行一个多月，回来后洋洋自得，并给石油工业部写信说：“我到北京的西、南、北三方走了十四个县市，十余个镇，数十个乡，路经一千三、四百里”，要求组织上对他这一个多月的旅行看作是“因公出差”，把他出外游逛期间的花费当作“出差费”报销。他还对人说：“他们不答应我的要求，我就不上班，不给他们干活，共产党还是要给我饭吃。”这时，石油工业部为了维护国家的行政纪律，并促使其悔悟，只好决定给这个只想吃饭，不愿干活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蛀虫”以停职停薪令其反省的处分。
但是，右派分子谭惕吾对石油工业部给王裕丰以停职停薪令其反省的处分决定是怎样看法呢？在她给“人大”常委会的报告中，把王的这种目无组织、屡次旷职、公然六个月不上班的严重违反劳动纪律的错误，轻描淡写地说成“只是旧知识分子的一般毛病，对王不能要求过高”，因此下结论说：“石油工业部这样做是犯了严重的主观主义的错误。”
所以，这时坏分子王裕丰的态度就更加蛮横无理。当王裕丰接到“停职停薪令其反省”的通知以后，就马上找到石油工业部的干部处，愤愤地把工作人员证交出来，并声色俱厉地向干部处的同志说：“要开除就早些开除吧！”回家之后，即携妻带女到昆明、重庆、成都、汉口等地继续招摇撞骗和骂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王裕丰吃饭不给饭钱，住旅馆不给房金，到医院看病不给药钱，人家向他要时，他叫人家把他欠的钱上到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账上。如有一次他在成都朵颐食堂吃了饭以后说：“我是被共产党害穷了的，不能付给你们饭费，请你们把我的饭费记在中共成都市委会的账上，或者记在石油工业部部长李聚奎的账上。”他还冒充是共产党员。
王裕丰在外到处碰壁之后，不得已又回到了北京。石油工业部为了给王裕丰再一次的悔过和劳动的机会，李聚奎部长曾亲自找他谈过三次话，耐心地教育他，要他承认错误，并告诉他只要他肯承认错误，部里就可以考虑重新分配他的工作。以后干部司司长又找他谈话，并准备给他分配工作。但是王裕丰故意避而不见，只派他的妻子（家庭妇女）来谈，并且更无理地提出四项要求：第一、要补发停职停薪后的全部工资；第二、石油工业部必须包干他全家九口人的生活；第三、马上提他为工程师；第四，要求处分炼油司副司长和支部书记。”当他的这些无理要求得不到满足时，又大骂起该部的领导同志。石油工业部几次挽救他无效，最后只好把他开除了。
王裕丰被开除之后，因为得到谭惕吾的庇护和支持，就蛮干起来。他一方面给一些机关、学校和他的亲友一连写了三十四封专门骂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书信，而且一律用明信片，好让更多的人看到信的内容；另一方面在大街上张贴反动标语，告市民书（现已查获的有六张），骂“共产党员都该枪毙”，骂共产党所提倡的马列主义“是害人主义”，把那些和党联系密切的人比成“特务”。不仅如此，王裕丰又于今年2月15日手持小刀，同他的妻子、儿女闯进石油工业部李聚奎部长等所住的宿舍，破口大骂，并打碎牛奶瓶等物。王裕丰还唆使他的妻女说：“你们勇敢些，见到司长打司长，见到部长打部长”。并大声叫喊：“我没有枪，如果有枪非枪毙你们不可。”
石油工业部认为王裕丰的这种行为已达到严重违法程度，即向北京市东四区人民检察院提出控诉，要求依法处理。东四区人民检察院经过调查之后于1957年2月25日依法逮捕了王裕丰，东四区人民法院
（本报前曾误为东单区人民法院）依法判处王裕丰二年半徒刑。
王裕丰为什么对社会主义、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一直采取这样恶劣的态度？为什么要白吃社会主义的饭，还要专门骂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呢？说穿了也并不奇怪，王裕丰原来是一个大地主而又不甘心让自己的阶级死亡的人，因此，他对社会主义制度怀着极度的仇恨。王裕丰的家在解放前有一千一百亩地，1944年王裕丰又在伪中央银行的资助下组织了永丰农垦有限公司，亲任经理科长、专门做买卖土地的投机生意。他曾毫不隐晦地说：
“我过去过的地主生活标准如果是200％的话，在日伪和国民党时期只有130％，而现在竟降低到60％了。”因此，他说“我的生活的改变决定我应该拥护什么？走什么道路？”由此可知王裕丰的所作所为决非是偶然的了，而谭惕吾对这样的坏分子进行百般地庇护，其用心是很明显的。
右派分子谭惕吾把王裕丰以上这些严重违法行为说成“只是思想落后”，因此，她质问道：“王裕丰既然是思想落后，为什么不把他当成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反而把他逮捕起来呢？这岂不是抗拒执行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指示吗？”请问谭惕吾：王裕丰仅仅是思想落后吗？王裕丰应该释放吗？告诉你，处理王裕丰的问题时，我们只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典，决不能根据你过去所在国民党伪立法院制定的“法典”。
奸商郤盘石该不该法办？
郤盘石案件的真象又如何呢？
郤盘石原是上海私营生茂煤厂的股东，又在私营上海鸿基煤厂担任采购员。1950年至1951年间，他代表上海十四个私营煤厂，到山西的阳泉等四个煤矿采购煤炭。在采购煤炭过程中，郤盘石用请干部吃饭，送钢笔、手表、衣料等办法来贿赂干部，腐蚀干部，盗窃国家煤炭。据已查清的，郤盘石进行贿赂的干部共有二十多名，贿赂的财物，共值一千七百多万元（旧人民币）。
在这些受贿干部的帮助下，郤盘石开始了盗窃国家煤炭的行为。郤盘石盗窃国家煤炭的主要方法是每次从山西往上海运煤时，总是偷偷的多装和超装。如他从山西富家滩煤矿运往上海去的煤，在原地购买的每次都是七十吨，而运到上海之后，就有七十多吨或八十多吨。这样郤盘石大量盗窃了国家煤炭，据已查清的共值一亿七千六百多万元（旧人民币）。
同时，郤盘石还到小型煤矿去套购煤炭。1951年9月山西省煤建公司根据原山西省人民政府指示，规定山西省西山地区各小型煤矿所产的煤统一由国家包销，私营煤厂一律不得采购。而郤盘石却千方百计地破坏政府的这个规定，私下同这些小型煤矿签订购煤合同，大量套购煤炭。他为了掩盖这种犯罪行为，还故意把签订合同的时间改在政府发指示的时间以前。
在盗窃和套购国家煤炭中，还偷漏了大批国税和运输费。
“三反”开始以后，山西省煤建公司根据郤盘石贿赂干部、盗窃国家煤炭和偷漏国税、运费等犯罪事实，于1952年3月经山西省人民法院批准将郤盘石予以扣留。扣押后，即对郤盘石案件进行严肃慎重的调查和审讯。1953年6月由山西省人民法院依法判决郤盘石一年半徒刑。刑满后即予释放。
人民政府对奸商郤盘石的处理是完全正确的，而谭惕吾却说：“这是‘三害’的典型之一”，并说：“山西省煤建公司不是法院，为何把郤盘石拘留起来，这不是侵犯人权吗？”其实大家都知道，在“三反”运动中，根据1952年3月政务院“关于‘三反’运动中成立人民法庭的规定”，凡专区以上的机关在当地司法机关的主持下就可以成立处理贪污、盗窃等违法分子的临时法庭。因此，当时山西煤建公司经山西省人民法院批准将郤盘石扣留，并由该公司所设的临时法庭负责审讯，弄清案情，最后由山西省人民法院判决，是完全符合法律规定和当时处理贪污违法分子的实际需要的，根本谈不上侵犯人权的问题。谭惕吾当时是政务院参事室的参事，难道不知道政务院的这个法令吗？既然知道，那么为什么要故意颠倒黑白血口喷人呢？至于谭惕吾所说的：“硬迫郤盘石承认他和山西省工业厅长有勾结”，“戴的脚镣由五斤重增加到十五斤重”，“每隔二十分钟就提审一次”，“郤的双脚无好肉，两脚肿到大腿”等耸人听闻的话语更是无中生有的凭空造谣，是对党和政府的恶毒的污蔑。
× × ×
请看，右派分子谭惕吾，就是这样捏造事实来破坏党的领导，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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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林承辉的“炸弹”要炸什么？
北京工业学院师生和他讲理
本报讯 北京工业学院右派分子林承辉说，他要就是不提意见，要提就像颗炸弹。下边看看他放的
“炸弹”吧！他污蔑共产党把“全国大大小小的岗位都抢去了”，他说执政党要保持领导地位，就是宗派主义的“实质”。他恶毒地攻击党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他说民主党派在政治上“不起作用，可以取消，只留共产党”。他诋毁我国现行的民主集中制说“不是万能的东西，不是什么病都能治”，“集中到一个脓包那儿有什么办法”。他在学生中散布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谬论，说什么他的生活“苦”，学校不重视他这样的老教授，以煽动学生到党委会为他“请愿”。他肆意攻击党委是“蹬三轮的”，不能领导学校教学工作，进而反对党领导科学教育工作。
林承辉自1921年起就长期鬼混在北洋军阀政府和蒋介石反动政府的外交部门，进行过不少反共反苏的活动，所以到现在他还不能忘情他的旧生活，肆意咒骂新社会。全校师生和他进行说理斗争，在有力的揭发批判下，林承辉的丑恶面目已全部暴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