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版()
专栏：
好险恶毒辣的阴谋
看罗隆基反共集团的内幕
核心分子是张东荪、叶笃义、周鲸文、潘光旦、曾昭抡
民盟第八次整风会上揭露出一些怵目惊心的材料
本报讯 包括张东荪在内的罗隆基反共集团已经进一步暴露。这是一个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的反共阴谋集团。这个集团在1949年以后进行了一系列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阴谋罪恶活动。它的核心分子有叶笃义、周鲸文、潘光旦和曾昭抡等。
这是19日民盟中央第八次扩大整风座谈会上被揭露出来的。
只谈远的不谈近的，只谈历史不谈现在，罗隆基企图蒙混过关
主持会议的民盟副主席史良在会上首先发言。她肯定了罗隆基上次交代了一些问题；并指出，罗隆基在交代中只谈远的（当然，就是解放前他也有许多重要问题没有交代）不谈近的，谈历史问题而不谈解放以后反共阴谋活动。史良说罗隆基同张东荪等在1949年成立的是一个有组织、有纲领、有计划、有具体行动的反共集团，并不如罗隆基所说的是什么“无形组织”和盟内“派系斗争”。她要求：罗隆基必须彻底交代这个反共集团的罪恶活动、尤其1952年以后这个反共集团的更隐蔽的秘密活动，以及这个反共集团怎样发展成章罗联盟的全部事实。史良说，有充分的材料证明，这个反共集团在1952年以后直到今天，一天也没有停止过活动，只是采取了更隐蔽的方式而已。
罗隆基交代问题时，一方面承认1949年—1952年，他积极地搞过宗派，有过“无形组织”；另一方面又说他的“无形组织”在1952年以后不再存在了。但是罗隆基在这次交代中已不敢完全否认他的小集团在1952年以后还有活动。他说，在1952年后，“这个无形组织在精神上和友谊上并没有断绝”。1956年民盟举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时，他曾同“无形组织”中的有些人见过面谈过话，他曾约孙大雨谈过两次话，曾昭抡和彭文应也在场。他承认他看过孙大雨向党猖狂进攻的八万言的“控告书”。此外，他说他同上海的彭文应、浙江的姜震中、昆明的李德家也分别谈过话。罗隆基还承认1956年他在四川视察时，曾召集了知识分子座谈会（马哲民也参加了），参加的都是有不满情绪和牢骚的人。他以后的发言就反映了这些人的意见。他说，这一期间他每天都同潘大逵见面，曾经批评潘不敢放手发展组织，鼓励潘积极搞盟务，放手发展组织。他说，在成都范朴斋请他吃过饭，在场的还有马哲民、潘大逵、张松涛等。罗隆基还同马哲民谈过湖北盟的工作，鼓励马“积极负责”，并且说，“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以后，民主党派大有前途，不应该消极”。罗隆基说他在1955年还曾劝湖北民盟副秘书长戴今生支持马哲民做湖北省盟的主任委员。罗隆基说，1955年路过上海时，韩鸣曾请他在家吃过饭，应邀而来的全是上海小集团的人。罗隆基劝他们在沈志远领导下好好做盟的工作，叫他们拥护沈志远，说沈志远是领导上海盟的最适宜的人。罗隆基承认，他在人大，政协发言时，发言稿事先和曾昭抡、费孝通、吴景超、潘光旦等商议过，同时常同这些人谈知识分子问题，大家都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同情落后知识分子。接着，罗隆基竟然向大家做起盟的工作的总结报告来。他俨然以民盟副主席的身份，大谈他作为一个领导人对民盟今天的恶劣局面应负的责任，东拉西扯地谈了一大套。至此，大家对罗隆基的这种恶劣态度再也容忍不下去了。主席史良根据大家要求制止了他的“交代”，让大家来揭发他的罪行。
罗隆基给赵文璧的一封密信
罗隆基在历次交代中总说他搞小集团的目的是在盟内争权夺利进行派系斗争，而不是反共反人民。这次会上，萨空了宣读了罗隆基给赵文璧的一封亲笔密信。这封密信证明包括张东荪在内的罗隆基集团怎样有计划、有步骤、有组织地在全国发展他们的反共阴谋集团，怎样企图利用上次党整风的机会向党进攻，这封信是罗隆基1950年8月2日（即朝鲜战争爆发后两个月）写给赵文璧的。信尾说“此函只可与真能合作之好友阅看，切勿广为传观，并请诸友切勿在外宣扬，切切”。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最近与东荪、光旦、昭抡兄等多次详谈，均认为我辈应在全国范围内作有计划、有步骤的努力开展，此固友党希望民盟今后之前途，同时亦为我辈在盟中站稳脚步之唯一办法。西南方面，我辈能合作之人亦已回去努力布置。解放初期，左倾幼稚者亦如过去华东执行部之作法，一手霸占。经此次在盟中检讨，楚图南已承认彼之错误，已将华南特派员取消，且已成立西南总支部，而前次被排挤之西南领导人，均为总支部委员。大势如此转变，固非彼辈所料及也。在友党最近进行整风整党以前，弟曾坦白向友党提过此项意见。当时弟之意见，编为下列四句话：放宽统战抓紧党，共同纲领量长短，马恩列斯毛泽东，耐心学习都搞通。主要用意即只能用共同纲领做统战标准，不能用思想问题来拆散统战，使一班政客幸进。同时党员太杂，必须加以整理，当弟提此意见时，盟中又借题攻击。后来领导党表示如此作法，而盟中无聊之徒始哑口无言了。我辈把握此形势则一切好做。最近我们商量，拟乘暑假之便，由东荪、光旦、昭抡三位来沪一行，与沪上诸友商量盟务发展计划，并就近商讨如何整顿沪、宁、苏等地盟务。惟不知沪上诸友认为此行有必要否？你们得此函后，请约集真正可合作之少数可靠朋友，秘密一谈。如认为有用，即请函复。”
千家驹和楚图南在发言中都揭露了罗隆基和张东荪在抗美援朝时，站在反动立场分析国内外形势的情况，他们认为人民民主政权不稳定，中国人民在战争中不能取得胜利，幻想美蒋通过朝鲜战争反攻大陆，成为对峙局面，这样他们就可以有所作为，发挥更多、更重要的作用。他们觉得自己当时在中央人民政府中只担任委员也好，因为这样子“与共产党关系不深，沾染多了以后，局势变了对自己不利。”
反共小集团的两种活动方式 罗隆基反共集团的另一主要成员叶笃义也揭露了这个集团的阴谋活动。叶笃义说他们这个“小圈子”（即包括张东荪在内的罗隆基反共集团）的活动方式有两种：一种是限于盟内的“小圈子”集会，一种是包括了盟外人士的聚餐会。约请的盟外人士以大学教授为主，名为“以文会友”，研究学问，真正的目的是，如果可能就把他们拉进盟来作为小圈子里的人，即使拉不进盟，也可以扩大他们在社会上，尤其是在教育界的影响。抗美援朝开始时，这个反共集团的一些人曾在刘王立明家里开会，研究时局，罗隆基从马歇尔辞国务卿重任国防部长这件事推测，美国有进行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准备。周鲸文则推测美国有占领东北的可能，张东荪就说他要劝毛主席放弃“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据叶笃义揭露，解放之初罗隆基与张东荪经常共同策划人事安排。1949年政协会议以后，张东荪以民盟的关系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和全国政协委员。张东荪和罗隆基商量以后，未通过民盟组织的讨论，就擅自把政协委员让给曾昭抡。曾昭抡1951年就任高教部副部长的职务，事先也是由曾和张罗共同商定的。
关世雄在发言中揭发了包括张东荪在内的罗隆基反共集团和党争夺知识分子、争夺在教育界的领导权、反对院系调整、反对课程改革的一些事实。1950年5月，这个反共集团以民盟文教委员会名义召开了一次高等教育座谈会反对院系调整和课程改革。张东荪以民盟文教委员会主任身份主持座谈。参加座谈的有陈新民、潘光旦、钱端升、曾昭抡、陆志韦、钱伟长、费孝通、张伯驹等，大多都是右派骨干分子。张罗集团主持的这次座谈会，同今年6月间章罗联盟主持的六教授会议具有同样的反社会主义性质。在这个座谈会上费孝通叫嚣“在大学里搞专科像是在沙土上造高塔”。曾昭抡说什么“旧社会大学毕业生没事做是社会条件不好，不是学生找到事做不了。解放后，大学生反而办不了事。”又说“共产党拿出一个方案要大家照办，不但行不通而且还约束大学教授的创造性”等。潘光旦则反对培养国家建设急需的专才。他们主张保留旧大学的院系，反对配合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调整全国大学院系。
罗隆基召集会议，司徒雷登列席指导
在这次会议上，叶笃义、浦熙修、钱端升、罗子为还进一步地揭露了罗隆基和美帝国主义分子、李宗仁等的关系。据叶笃义揭露，1947年11月蒋介石已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当时叶笃义等到南京找罗隆基商量对付办法。罗隆基不但把他们的会见安排在美国大使馆内，还要司徒雷登数次“列席指导”他们的讨论。司徒雷登也就公然提出要民盟“光荣解散”，要他们以个人身份参加政治活动的狂妄主张。1948年，全国学生的反美运动爆发，司徒雷登发表了一个极端狂妄无耻的声明，以“自食其果”来威胁中国学生，引起了全国学生的极大愤怒。罗隆基这位民主人士竟然给司徒雷登写信要叶笃义带到南京，以“为亲者所痛”的姿态为司徒“惋惜”，司徒对这种“友谊方式”——司徒的原话——表示非常感谢。浦熙修揭发，就在罗隆基托吴晗带信给沈钧儒，要保留民盟随时退出联合政府的条件的时候，罗隆基在写信祝贺李宗仁竞选胜利时，竟然说：民盟并没有说过不承认“伪国大”及“伪宪法”的话，只说“保留”而已！浦熙修说，这两个“保留”是有关系的。前一个是“保留”退出联合政府的权利，后一个是“保留”随时参加南京伪政府的权利。据浦熙修揭露，1948年中共发出组织联合政府的“五一号召”后，罗隆基曾派叶笃义到南京积极探询司徒雷登的意见，要司徒雷登支持李宗仁，罗隆基还同雷震商谈，想借易地养病之名，在南京、牯岭或台湾等地进行反共活动，幸经张澜制止而未实现。罗隆基当时对时局的估计认为起码还有五年。事实证明那时罗隆基和章伯钧就有联系。当时，章伯钧在香港要发动川、滇、黔的军事力量和共产党三分天下，而罗隆基也在给浦熙修写的信上说：“你对于时局的过分乐观，以为国民党就要垮了，那是错误的。据港方估计时局还有五年，港方还在发动川、滇、黔三省的军事力量呢！”这所谓港方不是章伯钧又是谁呢！
在钱端升的交代中，谈到了这样几个问题：1934年春夏之交钱端升去南京看蒋介石，蒋知道罗在天津，就要钱转告罗：只要他安分，还可以去南京做官。罗隆基在昆明时的老婆王右佳是和军统有关的特务。钱端升还揭露罗隆基和美帝国主义的得力走狗缪云台之间的勾结。当时钱端升在云南办“今日评论”，经费就是经过罗隆基向缪云台要的。罗子为揭露罗隆基曾经坚持把反革命分子罗自梅（已被判刑）安置在民盟中央他所主持的宣委会工作。在会上发言的还有华罗庚，他揭发罗隆基怎样拉拢他利用他的一些无耻行为。
最后史良宣布，为了给罗隆基重新做人的机会，在下次会上仍然要罗隆基交代包括张东荪在内的罗隆基小集团的阴谋活动，同时希望这个反共集团中的其他分子要彻底地详细地揭露这个反共集团的阴谋活动。
第2版()
专栏：
不准把共青团拉出共产党领导的轨道
董学隆篡团反党受到痛击
据新华社昆明26日电 共青团中央候补委员、共青团云南省委副书记董学隆一贯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的阴谋活动，经过群众近一个月的揭发和斗争，已经败露。
董学隆是混入共产党内的一个右派分子，他怀着不可告人的政治野心，用伪造历史、蒙蔽组织的办法，骗取了共产党的信任。他在窃据了团内高级领导岗位以后，就对共产党的领导进行了恶毒的攻击。他竭力想把共青团拉出共产党领导的轨道，在共青团云南省委办公会议上公开宣称“当前团的主要矛盾，是团和党的矛盾”，是“党把团统得过死”。他夸大党委对共青团领导工作上的个别缺点，加以渲染，他恶意地批评团的干部“腰杆太细”，煽动下级干部要把党委的指示“顶回去”，以此来抗拒和诋毁党的领导，向党伸手“要团的独立活动权”。今年3月，他在参加了全国团的省、市委书记会议回到昆明以后，就在团省委的机关干部中宣传“团中央和党的云南省委口径不合”，他甚至认为中共云南省委强调阶级立场的教育不符合中央放的方针。在日常工作中，董学隆还直接对抗党的指示。当团报错误地刊登了歪曲工人生活的漫画而受到党委批评后，董却对团报工作人员说：“这不是什么错误，你们不要到‘党八股’那里（指中共云南省委）上了一课便‘顺风倒’。”
据揭露，董学隆长期以来反对阶级分析的方法和对知识青年进行阶级立场的教育。他一贯强调党的工作的所谓“阴暗面”。还利用他直接领导“边疆青年报”的职权，企图改变团报的性质，他指示记者要专门找所谓“阴暗面”加以报道。他支持报社右派分子刘增羽办同人报的主张，使团报成为“独立的舆论机关”。据团报副主编林触平揭发，“边疆青年报”在大鸣大放中的性质和政治方向一度已有不好的转变，指导性大大削弱，以农村青年为对象的特点也模糊了。
在大鸣大放中，董学隆更到处点火，直接支持右派分子对共产党的进攻。他从北京回到昆明，就大事宣传北大民主墙上向共产党攻击的大字报，把右派的进攻，说成“真和解放前反美运动一样”，是“青年思想活跃”的表现。他还捏造事实，说“云南被官僚主义害死青年的事也有几起”，布置搜集材料，向党开火。他煽动一些对肃反等运动不满的人向党“伸冤”，并公开污蔑肃反积极分子是“小公安局长”。他给右倾观点严重的人一再打气，要使他们“激动、激动、再激动”。他在省团校出现了“打倒共产党”的反动标语以后，竟向学员报告说“团校没有右派分子。”团委机关干部大会上右派分子在肃反、审干问题上向党进攻时，董公开赞扬和支持他们，他甚至以领导小组成员的身份来支持右派分子的言行。
据揭露，董为了实现他个人的政治野心，篡夺团省委的领导，公开打击团省委书记王宇辉，说他是“脱离实际，应放到下层锻炼”，另一副书记崔勇是无能，“成不了大事”，宣扬只有他自己才是“知识里手”和“富有才华”，“最能干的人”。他还到处用封官许愿的办法挑拨离间，拉拢落后，培养心腹，树立个人威信。据初步揭露，受他拉拢和迷惑的已有八人之多。根据检举，他甚至已经暗中确定人选，有了一个以自己任书记的、将团省委“大改组”的蓝图。但是，正当他在得意忘形的时候，群众却将他的反党阴谋揭穿了。
据揭露，董学隆曾长期用欺骗组织的手法，卑劣地作自我吹嘘。据已揭露并查证确实的材料证明：这个自封为解放前的“青年领袖”，原来是昆明“七·一五”学生运动中的逃兵，他根本没有参加过当时的“一二·一”运动，解放以后却从旧书店中找到一些文献资料而大做文章，假冒自己是运动的领导者。他到处吹嘘自己是云南解放前的“游击英雄”，但是他根本没有参加过云南地下的游击武装，只是在某一次会议上听到了一点游击战争的故事，就编造成自己的经历。他是在1949年2月人民解放战争胜负已成定局的形势下才混入共产党的，但他却伪造为1948年的党员。他父亲是国民党航空学校的教官，他却说自己的成份是小资产阶级。
右派分子董学隆的反共产党反社会主义阴谋被初步揭穿以后，激起了云南省共青团组织成员的极大愤慨。到昨天为止，团省委机关干部已为此举行了十次大小不同的会议，董学隆在无可辩驳的事实面前虽然已经承认了他伪造历史、欺骗组织的无耻行为，但是还在竭力想把自己装扮成仅是“思想问题”和“工作意见分歧”。对董学隆的斗争，现在正在继续进行。
第2版()
专栏：
为抗拒党的政策制造群众基础和理论根据
李宗津王逊是江丰集团的“军师”
本报讯 江丰反党集团的骨干分子李宗津、王逊，通过民盟组织从事反共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已被揭发。从已揭露的材料说明，李宗津和王逊是江丰反党集团的“军师”和“理论家”。
李宗津和王逊都是中央美术学院的教授。王逊是学院民盟支部的主任委员，李宗津是组织委员。这两个右派分子在反动的“五月会议”（以江丰为首的美术界右派分子发动的向党进攻的高潮）中起了重要作用。他们不仅是这次会议的参加者，而且是积极的组织者和谋划者。这次会议的策划工作，有一次是在李宗津家里进行的。参加者有江丰、彦涵、洪波、董希文等人。早在会议以前，李宗津、王逊就利用一切机会反对党对国画的政策。在盟的会议、教学会议、学术性会议以及“美术研究”等刊物上，借口学术讨论，打击美协和文化部的威信。民盟在美术学院举办的“文艺沙龙”，成了巩固江丰反党文艺思想的中心。在“五月会议”上，王逊攻击人民日报，攻击文化部领导同志，他把中宣部和文化部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改进国画工作的措施，说成是“打击江丰”，是“一阵风”。李宗津在会上吹捧反党分子江丰，他把江丰说成是“最辛勤、踏实地在为新中国美术事业，为贯彻毛主席的文艺方针而努力工作着”的唯一的“领导者”。“五月会议”以后，王逊曾利用职权在“美术”月刊编辑部再三争执，要缩减画页篇幅，将会议记录在“美术”月刊全文发表，打算在全国美术界煽起反党火焰。
和党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相反，王逊竟公然提出了“事先监督”的反动口号，来与党抗衡。所谓“事先监督”，就是学院中一切重大措施，都要事先取得盟的同意。他们妄图以盟代党。事实上在江丰支持下，他们早已通过盟干涉美院各系工作，甚至人事安排。最为恶毒的是他们还企图借故干涉党的事务：王逊把江丰的反党活动，说成是江丰和美协负责同志的“宗派斗争”，他们竟宣称：要由民盟出面，来调解共产党内的“宗派斗争”。他们的组织工作是按照民盟市委右派分子冯亦代的指示行事的。冯亦代在整风前曾到学院“指示”工作，批评他们发展盟员工作“落后”，“人为地提高了条件”；接着，李宗津、王逊等就着手在全院中、高级教学干部中不择手段地大发展。李宗津、王逊利用民盟进行的反动活动，很受江丰赏识。江丰提出的“公私合营”办院计划，就曾先在盟内征求意见。江丰的反党文章，发表前都经李宗津、王逊看过。江丰还托盟搞好统战工作。李宗津通过党内右派分子，还可看到党内机密文件。李宗津、王逊说：“江丰的意志贯彻不下去时，盟应该起作用。”
李宗津平日在学院内一贯飞扬跋扈。他常说：“江丰的意见，就是我的意见；我的意见，就是江丰的意见。”他利用民盟组织，强制盟员“统一对国画的认识”，为江丰抗拒党的国画政策制造群众基础。在盟为这个目的召集的一些学术性会议上，只许李宗津等人贩卖他们对民族遗产的虚无主义思想，凡是不同意他们意见的，就被压制发言，横加打击。他们还把接受党的政策，愿意改变自己错误看法的盟员，称作“动摇”。李宗津是宣传“国画不科学”“国画不能反映生活”等谬论的最勇猛的“炮手”。江丰对过去一年党领导的美术事业，作了“进一步、退二步”的机会主义的结论，李宗津就要发动盟内力量整理一年来的美术资料，来证明江丰结论的“正确”。由于彩墨画系教授张仃不同意他们的虚无主义思想，李宗津就对张打击。李宗津还利用教学散布毒素，他向学生宣传艺术事业“今不如昔”，说解放后艺术技巧衰落了，这是“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其原因是由于画家作画时要考虑党的政策。他向学生吹捧右派分子钱伟长“对科学负责”，费孝通“心地善良”，李宗恩“对业务刻苦努力”。他甚至向学生宣传说：胡适主要还是学者。李宗津为什么极力宣扬这些人呢，原来他们是一伙的。李宗津从前的一个学生，写信给中央美术学院整风领导小组，揭发了他的丑恶历史：李宗津出身官僚地主家庭。解放以前，曾给蒋介石画过全身像和骑马挂军刀的油画，歌颂这个人民的公敌。当蒋介石发动青年参加青年军时，李宗津还曾到学生家里去做宣传鼓动。
在美术界座谈会上，群众撕下了王逊的“学者”面具。王逊是江丰的“智囊人物”。江丰反对党的文艺方针，王逊为他提供“理论”根据；江丰污蔑造谣攻击党的时候，王逊供给“子弹”。为了证明江丰反对国画是正确的，王逊污蔑说当代的老国画家继承的绘画遗产，所有的只是“糟粕”，不是“精华”。周扬同志召集美院教授谈话，没有请他，他却准备了一套发言内容，要教授们去为江丰的反党文艺思想辩护。王逊还一贯利用党的事业来实现个人的野心。1953年，文化部为了加强对国画工作的领导，筹备创立民族美术研究所。王逊在江丰的支持下，竟然利用研究所的工作人员，为他搜集美术史研究的资料，把研究所变成了为自己研究工作服务的资料室。
第2版()
专栏：
冲破右派分子重围 坚持科学研究成功
——共产党员林体强试制水稻插秧机的曲折道路
新华社记者 魏文华
华东农业科学研究所农具系助理研究员共产党员林体强，在重重困难中坚持科学研究，对水稻插秧机的研究已经得到初步成就。但是他的劳动果实一度被人夺去，还在许多方面受到排斥打击，这件事的真象直到最近反右派斗争展开以后才彻底弄明白。
林体强四十九岁，没有受过高等教育，过去种过田，教过小学，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由于他爱好科学研究和刻苦钻研，1952年，党就送他到华东农业科学研究所农具系深造。但是这个系的系主任蒋耀等人却认为他是“土包子”，没有文化，歧视和轻视他。林体强同一位共产党员一起研究风力耕田机，蒋耀等人却千方百计地阻挠，最后竟把这一试验课题删去。在党的支持下，林体强转到农具系风车组参加研究工作。
共产党员林体强没有灰心，他自己虽在风车组，但还不断关怀系内其他方面的研究工作。这时各地农民陆续有人来信，要求把水稻插秧机早日研究成功。但系里的这一项研究工作是由蒋耀亲自主持的，从1952年开始后几年中，对水稻插秧机的分秧、送秧等关键问题一直没有结果。到1955年初，在一次系务会议上蒋耀借口“意大利研究几十年不成功”，提出取消这一项研究，或者改变方针，只研究半机械化的人工分秧和机械插秧的插秧机。林体强表示不同意，并且说服大家把这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保留下来，他自己也利用业余时间，研究自动分秧和送秧问题。每天下班时，林体强从温室带一把秧苗到家，在晚上想尽各种办法分秧，最后用一块木板钉了钉齿试验成功。后来他又从打字机的运动中悟出送秧机原理。在1955年“五一”国际劳动节那天，他根据研究的结果制成水稻插秧机的模型，作为合理化建议向蒋耀提出，并当场作了模型表演。谁知蒋耀看了后只冷冷地说了一句：“没有用！”
林体强碰了钉子，心想：“我文化低，理论上说不过别人，就用事实来说明吧。”于是他便在党支部的鼓励和支持下坚持研究，利用晚上休息时间研究制图，设计构造。这样他夜以继日地干了半年多，到1956年2月春节时，别人休假去了；他仍天天工作，一个人当了木匠又当铁匠，七敲八打地装成一架能够自动分秧送秧的水稻插秧机。春节后，他兴致勃勃地请蒋耀鉴定，谁知蒋耀并未细看就鄙夷地对林体强说：“这不能解决对行问题，不行！”林体强当时提出自己的论点，认为对行是田间操作问题，好解决，但蒋耀不理。在召开水稻插秧机研究组会议时，林体强仍被排拒在门外，不准参加研究；在会上有人要求审查林的创造性设计，并且有人自愿要去请林参加会议，但都被蒋耀制止了。
林体强一边很气愤，一边又想：“我的机器只在室内试验过，到田间试验后再说。”有一次，蒋耀等人要试验他们设计的圆盘式水稻插秧机，林体强也把自己的机器抬到田间跟在后面试验。当时所内外有很多人参观，当场表演结果，蒋耀等人的机器失败了，林体强的机器则受到有关专家和所里领导的称赞。这时系里有的研究人员也开始在机械构造方面帮助林体强。但是蒋耀仍然顽固地不加理睬。1956年2、3月在杭州举行全国水田农具座谈会，蒋耀由杭州打电话回来要把他研究的圆盘式插秧机送去表演，系内的人向蒋耀提出要把林体强研究的一架也送去。蒋不同意。以后经副所长刘正发提出，才把林体强那架机器也送去了。林的机器在杭州表演结果良好。这以后，蒋耀乃一变压制而为无耻的剽窃，匆匆打发林体强回南京，他自己则在杭州把这架机器当作自己研究出来的，还公然介绍“研究经过”，只字不提林体强。林体强这时在南京和其他工作人员一起加工赶制了一部更好的机器，在同年4月运到武汉参加全国水稻插秧机研究座谈会。蒋耀在会上宣读别人代他起草的长篇发言提纲介绍水稻插秧机研究成功经过时，竟把其中林体强的名字抹去，把一切归功于他自己。
共产党员林体强根本不计较这些，一心希望赶快把机器研究得更好。这时在华东农业科学研究所由全国研究水稻插秧机的人员设立中心研究组，以林体强的机子为基础进行研究，由蒋耀任组长。但回到南京后在进一步研究改进的工作中，蒋耀等俨然以发明者自居，竟不许林体强多插手了。林体强提出用钢丝帘代替秧门档板，提高分秧的均匀度，减少伤秧率，蒋耀等不接受，林体强只好自己私下制好了再当众试用，试验成功，才被承认。蒋耀等还不顾林体强多次反对，硬把机器上的小船改为木托，结果失败了又改回来。去年7月试验初步成功后，蒋耀以自己名义把这个机器图样送到北京试制，事先根本不让林体强知道，当林体强临时知道，提出最好从轻便和简单两个方向再加研究改进以后再拿出去，蒋耀不加理睬。林体强只得自己继续研究改进。结果，今年春天林体强自己改装的一架机器到农村试用较好，而蒋耀等在北京制的十架在各地试用情况不佳。但是蒋耀仍旧以自己名义写论文，作报告，窃取别人的研究成果。
今年5月间，林体强在农村里试验机器，全所也在大鸣大放。当他回到农具系时，右派分子们已经把共产党员排了队准备斗争，林体强被列为第一名。接着右派分子对林体强贴出诬蔑性的大字报，在三次会上对他谩骂叫嚣。林体强这时没有被右派分子吓倒，仍然决心继续自己的研究工作。
现在，一向排斥打击工农干部的华东农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周拾禄和系主任蒋耀等右派分子的反动面目已经充分被揭发出来了，过去受到蒋耀等影响的人也开始觉悟，起而揭发和批判右派分子蒋耀的反动言行。林体强一面积极参加反右派斗争，一面继续研究工作，他说：“机器的成功，完全是党的力量，没有党，我根本没有今天！”
第2版()
专栏：编后随笔
谁在阻碍科学的发展？
右派分子叫嚣：“党不能领导科学”，“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党阻碍了科学的发展”……是不是这样呢？让我们看一看华东农业科学研究所的事实吧！
农具系助理研究员共产党员林体强，这个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冲破种种困难，研究制造水稻插秧机得到很大的成就；而这个系的主任蒋耀等右派分子却千方百计进行阻挠破坏。他们用尽了各种卑鄙无耻的手段，打击压制林体强，骂他是“土包子”没有文化，把他的试验课题删去，给他出难题为难他，不承认他的研究结果，说他制造的模型“没有用”……甚至经过当场表演，他们仍然顽固地不加理睬，不承认自己的失败，不承认林体强的成功。这种闭眼不看事实，强词夺理，将黑说白的卑劣嘴脸，和各地所揭露出的右派嘴脸，毫无二致。
这里我们还看到，这个没受过高等教育、被人辱骂为“土包子”的人，是以怎样一种不屈不挠的大无畏的精神，在那里苦心钻研发明创造；而那些自以为有文化懂科学的人，却认为“意大利研究几十年都不成功”，要取消这项研究。他们的意思就是说，人家研究几十年都不成功你还能行？这种充满崇外思想和奴才气的语气，和那些一切都是美、英的好的洋奴相，又有什么两样？
更为可耻的是，这些右派分子当自己的阴谋诡计失败、林体强的努力终于获得成功之后，他们转而窃取人家的劳动果实，算在自己的账上，厚颜无耻地到处去写文章、作报告，俨然一副“科学家”的面孔！
究竟谁在阻碍科学的发展，谁是以真正的科学态度来对待科学事业，难道还需要再加说明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