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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吕鸿宾谈勤俭持家
本报记者
“勤俭持家、勤俭办社、勤俭建国这三者是互相关连着的，在农业社里发扬省吃俭用的作风，开展勤俭持家的教育对贯彻勤俭办社、勤俭建国的方针，十分重要”。这是农业劳动模范、山东省莒县爱国农业社社长吕鸿宾，在回答记者关于勤俭持家的访问时的第一句话。吕鸿宾同志接着说：勤俭持家作不到，勤俭办社也难作到。像爱国农业社，今年春季社员闹钱紧、粮紧，社里的副业收入四分之三借给了社员，只有四分之一用于生产。闹粮紧钱紧的，有的是真紧，有的是因为不节约，有的是瞎嚷嚷。有些社员一时借不到钱、粮，就不干活或干活不带劲，这都直接影响了生产。社员借社的钱，社再借国家的钱，增加了国家的负担。多费了粮食，也减少了国家购粮的数量。布穿多了，房子不该盖的盖了，就会增加市场的紧张程度。吕鸿宾同志估计，如果家和社真正做到勤俭，爱国社少向国家借一两万元钱，多卖给国家几万斤粮还是可能的。
吕鸿宾同志谈到痛苦的过去。那时候，二十多户的吕家庄，要饭的下关东的占一大半。有十年穿一件破棉袄的，有几天不见粮食的。在生活的逼迫下，农民养成了省吃俭用勤俭持家的习惯。“年年防荒”是家家户户的格言。只有地主富农剥削的钱来得容易，才大吃大喝胡花乱用。
解放了，实现了合作化，农民的生活大大改善了，吃、穿、住三件大事一般不发愁了。我们这个一千多户的合作社，再也没有讨饭的了，再也没有赤皮露肉的了。苦了几千年的庄稼汉，这日子也算不错了。可是有些人开始忘了勤俭的习惯。有的说：“为人就是吃喝，吃点喝点享享福吧”。阎庄一个社员编了首小唱：“快些吃，快些扬（用）；没有吃，上大场（社的仓库）；没有花，上银行；病病恙恙上药房。”浪费的现象发展了。去年甘薯丰收，有些户大批的用它喂猪喂驴，孩子吃剩的地瓜遍地丢。再没人考虑怎样吃些稀饭，掺些糠菜，节省点粮食。青年人过多地讲求穿戴，不穿结实的布袜子，不愿穿带补钉的衣服。信贷社的存款也少了。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现象呢？吕鸿宾同志谈到了工作中的缺点。这几年，干部注意了宣传社会主义的幸福生活，却放松了艰苦奋斗、勤俭持家、勤俭建国的宣传。这就使有些人错误地认为，合作化以后就一步上了天，样样都得像个样，合作社应该满足社员的一切要求；不知道社的底子薄，国家的基础差，还得精打细算一步步地建设，生活只能慢慢地改善。
吕鸿宾同志认为，应当在合作社内深入进行勤俭持家的宣传教育。好的典型要表扬，铺张浪费的现象要批评。
最后，吕鸿宾同志谈到了爱国社的作法。今年麦收前后，社里着手进行了勤俭持家的教育，改善了不合理的制度。现在，向社借钱的少了，闹粮的也少了。
吕鸿宾说，今后准备多发动妇女来作这件工作，勤俭持家同她们有最密切的关系。（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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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爱国—爱社—爱家
宜兴县委召集老农交谈经验
教育农民勤俭办社、勤俭持家
本报南京讯 中共江苏省宜兴县委不久以前召开老农代表会议，交流了勤俭办社和勤俭持家的经验。宜兴县委根据老农代表的意见，将在农村中普遍进行一次勤俭办社、勤俭持家的教育。
参加这次会议的一百九十三位代表都是年逾半百的老年人。他们在旧社会尝尽了辛酸苦辣，对新社会的好处体会最深。因此，他们对目前农村中一些农业社的铺张浪费现象很不满意。在会上，他们批判了一些社员特别是一些青年社员认为“社会主义了，再不要讲艰苦朴素了”的错误想法。这些人抱着吃光用光的态度，只图享受，不讲勤俭，稍不如意，就埋怨党和政府。铜峰乡梅园社去年大丰收，每户平均实分五、六百元，却有80.1％的社员超支，国家供应的菜饼、化肥也没钱买回来。为什么呢？原来他们以为要过社会主义的生活了，全社仅秋收前后吃掉的烟酒就有五千多斤；分给社员的现金，60％都用在吃穿上面去了。老农们谈到：在吃粮上，许多社员存在着“没有就向社要”的想法，无打算、无计划。善卷区归径乡余中社一位老农反映，他隔壁的刘德法家四口人，二大二小，除了口粮，社里还照顾他机动粮一百六十三斤，分给稻种一百二十斤，小麦五十斤，可是现在他还说没有吃的。这位老农说：“我家也是四口人，只有一个小孩，但分的口粮吃到接秋还有多余。”老农们说：过去单干的时候，哪一个农民不是省吃俭用，把多余的粮食卖出，换回肥料垩田呢？现在参加了合作社，就不管肥料够不够了，这哪能行呢？为了树立起勤俭办社的风尚，老农们建议：合作社应该从各方面开源节流，尽可能多卖些粮食给国家，一方面支援国家建设，一方面可以多买些肥料垩田。富材乡一社的社员算了一笔账：出售二万五千多斤麦，可换回一万二千多斤化肥，作为水稻追肥。到收稻时，除可收回全部本钱外，还可多收三万七千多斤稻子。
对于勤俭持家的问题，老农们提出：要勤劳生产、省吃俭用、细水长流。“吃饭看来方，穿衣看家当”，生活的改善不能超过生产的发展。“省米要从米堆上省，省柴要从柴堆上省”，节约要从头做起。在吃粮方面，老农的经验是：冬天农活少，可吃得稀点；劳动与不劳动的人不能同等分粮；要有计划地搭吃代食品。老农们建议在社内发动订勤俭持家计划，让大家过日子有个打算。铜官区孙龙小说：妇女在家庭里很重要，‘男好一个，女好一家’，希望召开妇女代表会，交流勤俭持家的经验。”（附图片）
经过社会主义教育后，农村里掀起了节约粮食的良好风气。这是山西省榆次县王村农业社副主任武福英（左一）和社员高月娥正在讨论怎样调剂粗细粮，使一家吃的又好、又饱、又节约粮食。
新华社记者 张瑞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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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安岳县厨师会议
推广甘薯制品节约细粮
本报讯 四川省安岳县最近召开了一个全县厨师代表会议。会议着重交流与推广了制红苕（甘薯）食品，以节约细粮的经验。
安岳县是丘陵地带，红苕产量很大。由于红苕不便于调运，所以在当地推广红苕食品，以节约粮食是非常重要的一项任务。安岳县城关镇第二合作食店的厨师介绍了用红苕制成馒头、包子、面条、烧饼、元子、花卷、黄糕等十七种花样的作法。这些红苕制品价廉物美，群众很满意。 （姚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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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个知识分子给朱副主席的信”内容有失实之处
编者按 本报在6月28日以“一个知识分子写信给朱副主席，报告川北仪陇县马鞍乡琳琅村的情况”为题，发表了重庆人民出版社熊志彬写给朱副主席的信。最近接到中共马鞍乡总支书记陈光远等同志的来信，指出熊志彬所写的内容有失实之处。现将来信摘要发表。
从中共马鞍乡总支书记的来信看来，解放后，仪陇山区的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人民的生活也有了很大的改善；但若与平原地区和交通便利地区比较，这里的人民生活还存在着不少困难。在全国各地的大多数山区，也有类似的情况。造成这种困难的主要原因，一是有些山区对农、林、牧、土特产等多种经济全面发展的方针贯彻执行的不够；一是山区交通不便，基层商业网也没有普遍组织起来，有东西运不出来。此外，有些山区长期受战争的破坏以及自然灾害较多，所以这些山区的经济发展是比较缓慢的。应当看到，山区经济的发展，有它优越的条件，资源是丰富的，生产潜力是巨大的。希望各地注意加强对山区的领导，多方面发掘山区的丰富资源，研究和解决山区经济发展的各种问题，逐步地改善山区人民的生活。人民日报编辑部：
你报6月28日第四版刊用的“一个知识分子写信给朱德副主席，报告川北仪陇县马鞍乡琳琅村的情况”的文章，我们县里十分重视。中共仪陇县委对这个情况报告作了认真的研究，其中的批评意见已作为改进工作的参考。
但是，这个报告里有许多事实是不真实的，甚至有很大的错误。
一、报告里说：“以琳琅社为代表，这个社1956年每人全年收入不过四十元，吃、穿、用、住都在这四十元内开支。”实际情况是：这个社参加1956年分配的三十四户，仅农业收入这一项就已有四十元，加上副业收入（包括社的集体副业和社员家庭副业）每人平均十二元四角和社员自留地收入每人平均收入两元左右，一共是五十四元多。
“每天只能吃三顿红苕稀饭，外加一碗干咸菜。”这也不符合事实。这个社去年每人分得原粮一千二百四十五斤（其中稻谷和麦子四百一十斤），折合细粮六百四十五斤，大大超过了统购统销的留粮标准，确实是家家有余粮。有这样多粮食，社员每天是不会只吃三顿红苕稀饭的。有一半的户每天平均吃两顿干饭和一顿稀饭，一半的户是吃一顿干饭和两顿稀饭。至于吃菜，农村新鲜菜蔬多，哪里光吃“一碗干咸菜”呢？
“一个月吃一回肉”，这也不是真相。全社五十四户，从去年9月到今年4月，就杀了七十八条一百二十斤以上的肥猪，每户最少要留肉15％。此外每月每人还供应猪肉一斤，每人每月最少都有两斤肉。两斤肉一顿怎能吃得完呢？
二、情况报告中说：“我还到好几户农民家里去看过，被盖没布，光棉絮巾巾”。社里见报后，立即进行检查，是没有这个情况的。据说，熊志彬同志到过琳琅一社的朱世禄家，他家的棉絮虽有一个洞，但又有被盖布，只是与他家同一道门进出的大地主丁三清家的棉絮才很烂，才没有被盖布。
三、在情况报告中，有一个很大的错误，就是表扬了朱代文。朱代文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是国民党党员，是有名的罗保正的爪牙，是骑在人民头上的社会渣滓。同时，他是封建宗派系统的族长，一直当了二十多年，在马鞍场说来是有名的“烂贤惠”扫皮（即乱和子媳、侄媳发生男女关系），朱家的农民都痛恨他。他虽于1956年冬天被编入社内参加生产，却不是社员。熊志彬同志说他是“社里的榜样，最珍贵的财富”，这显然是很错误的。
最后，我们郑重说明，我们并不否认农村还有问题。农村仍然存在着生产落后于人民生活改善的要求的矛盾。但是农民的生活并不是熊志彬同志所说的那样穷，本乡存在的问题也不是他所说的那么严重。
中共马鞍乡总支书记 陈光远
琳琅社驻社工作人员 黄映健
仪陇报记者 萧向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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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满足广大消费者中秋节国庆节需要
城市服务部指示各地及早组织副食品货源
据新华社26日讯 中秋节和国庆节即将到来，城市服务部指示各地服务部门立即组织货源，妥善安排好节日的副食品供应工作。
指示要求各地服务部门趁目前生猪收购还是小旺季的时候，努力收购，完成调拨计划；在供应方面，要根据货源情况，在平日少供应一些，增加节日的供应量。牛、羊肉货源不充裕，必须保证节日对回民的供应。在中秋节前后，对农村的供应工作要更加注意安排好。
指示提出：当前食糖是供不应求的，服务部已经同食品工业部研究，各地可考虑从水果糖的生产中节余出一些食糖在节日供应居民。
关于中秋月饼的供应问题，服务部曾专门指示各地应结合当地消费习惯，选制多样品种，保持和发扬特殊风味。
指示对于供应节日需要的家禽、鲜蛋、蔬菜、干菜、水果、烟酒都提出了注意事项，要想一切办法适应群众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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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河南山东干旱威胁秋季作物
山西和山东黄河以北地区近日已降喜雨
本报讯 河南、山东、山西近月以来，普遍遭受干旱威胁。最近几天，除山西大部地区和山东黄河以北地区降雨外，干旱威胁仍然严重。
目前，河南全省平原地区的土壤有效含水率仅10％，丘陵地带不足10％。中共河南省委已于22日发出指示，要求各地领导人员带头参加抗旱，社会主义教育可以结合抗旱工作进行。
山东旱情较严重的临沂、莱阳、泰安等专区的山岭地带，地面已旱下二寸至四寸，秋季作物将减产；棉产区的惠民、聊城两专区的棉田，出现落铃、落蕾现象。全省各地已开展抗旱、防旱、保收、保种运动。
山西省大部地区在24日、25日降雨。太原地区降雨量达六十三公厘，晋中、晋北和太行山区降雨量不等，但对秋季作物都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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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荆州地区广泛教育农民群众
丰收不忘勤俭 正确安排家计
据新华社武汉25日电 中共湖北省荆州地委最近指示各县，及时防止丰收后群众中的铺张浪费行为的发生。
中共荆州地委向所属各县指出，荆州专区早稻、中稻普遍获得丰收，棉花丰收也在望。在丰收的情况下，农村已经出现铺张浪费的现象。据监利县桥市指导组对五十一个农业社的检查，有四十九个社烧香敬神，浪费五百五十元；何保乡的十个社，社社唱戏、打醮，平均每个社花五十多元。江陵县荆西乡凤凰社已有十八个社员在沙市买了手表，还有一部分人打算秋收后再去买。沔阳县塘塆乡韩刚社，花一千二百四十元修建社里的办公室。这个社七个生产队中，有四个队还修了队办公室，共花钱一千六百元。沔阳县冯桥乡杨光社修建一个大办公室，既能作仓库，又能放映电影。这个社还准备花八千斤谷子来唱戏。冯桥乡有个社主任说：“今年我们丰收了，乱花点钱不要紧！”
荆州专区各县接到地委的指示以后，都在最近召开的三级干部会和党员集训会上，着重地讲了节约和浪费的利害关系，号召全体农村干部、党员、团员带头节约。不少县在干部会议结束后，立即把地委的指示精神贯彻到乡和农业社里去。据了解：石首、江陵、荆门、公安、潜江等县，已有一千八百五十六个社在收割稻谷期间，订了细收细打的计划，还发动社员订了勤俭理家的计划。江陵县将台乡开展了增产节约宣传运动，全乡党员、团员和乡、社干部带头制订了四大保证：一不赌博抹牌，二不铺张浪费，三不求神拜佛，四要教育好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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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件好事
于风
出外工作的人，常常为旅途中等车换船而苦恼。今年4月我从祁门县回合肥，汽车到达芜湖时已半夜，由芜湖开船却要到早晨五点以后。在汽车最后一排已整整坐了一天，真想在等船的时候找个地方去休息一下，但轮船公司附近的旅馆都关门了。其实，按照经验，就是不关门这时也不会有空铺。我只好回到等船的地方，在行李上坐着，挨过这半个夜晚。我想，有个让旅客们临时休息的地方该多好啊！
最近到蚌埠，我又得夜里等车。我不愉快地走出车站蹓跶。不意竟在车站对面看见一个胜利茶社，屋里电灯明晃晃的。四川人对茶馆本来就有乡土情感，夜里等车还能坐茶馆，真是再写意不过了。走进去一看，原来和普通茶社不一样。里面整整齐齐的摆着一排排的凉床，床上铺着一块毛巾，床旁有个小茶几，那种摆设就像普通的浴室。床上有打扑克的、下棋的、看书的和躺着熟睡的旅客。服务员轻轻地来回倒茶。人们显得安闲舒适，和坐在车站候车室焦躁疲困的情景完全两样。
我向茶社的服务员同志探问，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她告诉我，蚌埠是淮南、津浦路的交叉点，南下北上的火车穿流不息，又是淮河中流的水码头，还有汽车通淮北各地，等换车船的旅客很多。过去，他们想休息，就只好住旅馆。旅馆一来太挤，二来旅客休息几个钟头也得花一整天的旅馆费；再说，很多旅馆半夜十二点以后又不营业，旅客很不方便。这个茶社就是为过境旅客暂时休息服务的。它昼夜不歇。屋里冬天有火炉保暖，夏天还有电扇；床位不要钱，只算茶水钱，一杯茶四小时算一次，每次一角五分钱，洗脸洗脚水在内；此外还有被子出租。服务员除供应茶水外，当旅客进茶社时，就问清楚旅客要赶哪一班的车走，记在黑板上，到时候负责叫醒旅客，白天还可代旅客订购车票。这样，旅客就可安心睡觉，不怕误车。
茶社的负责人说，茶社的主要家具小凉床、茶几、电扇等等，都是市内各澡堂多余下来的。连修缮房屋、买毛巾、茶杯等一共才花了一千五百元。全茶社有七十九个床位，每天接待旅客，少者数百，多时能达到一千以上。
这个茶社是怎样开办起来的呢？茶社的负责人接着告诉我：蚌埠市委书记王宇同志有一次出外工作，夜里下车后找不到旅馆，只好借一张椅子坐在露天里休息了半夜。王宇同志亲身感到了旅客等换车船的困难，回来就倡议在蚌埠办了这么个茶社。
我在茶社看到旅客不断的来，那些休息好的旅客，喝好茶，洗好脸，又一批批的上车去了。我想：办这个茶社，真是一件好事。市委书记半夜坐在椅子上等等车，就为旅客解决了这么需要解决的问题，可见党所提倡的领导要和群众同甘共苦的重大意义了。（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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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真缺粮还是假缺粮？
“不是缺粮，是缺少点社会主义思想”
本报记者 商恺
晋南盆地，是山西省著名的棉粮产区。这里群众的留粮标准，每人每年均在四百二十斤以上，比省内任何地区都高。但是，今年夏初，群众“闹粮”的情况，却比全省别的地区都要严重，普遍叫喊：“四百二十斤不够吃！”
最近，洪赵县委书记王绣锦同志到太原来开会，大家都关心地问他：“你们那里农民到底够不够吃？”因为洪赵县在晋南是有代表性的。王绣锦同志笑了。他说：“不是粮食问题，是思想问题；思想问题解决了，粮食也就够吃了。”接着，他讲了一个“熊焰农业社闹粮的故事”：
洪赵县有个临登村，临登村有个熊焰农业生产合作社。这个社在今年夏收以前这段青黄不接的时间里，闹起粮食问题来了。全社三百六十户，几乎是户户喊“缺粮”。每天都有许多男女老少社员，成群结伙地到农业社里去要粮。他们坐在社里不走，纠缠住社干部不放，越闹越凶。看样子，大有再不供应粮食就要饿死人之概。
当时，更严重的问题是，像熊焰农业社这样闹粮的情况，正在全县范围内扩展。
“一年四百二十斤口粮，到底够不够吃呢？”县里的领导干部，有的也发生了怀疑。他们决定到熊焰农业社里摸一摸底。
县里临时派出一个工作组到了熊焰农业社。社员们看到县里的干部来了，闹粮就闹的更凶了。工作组的干部走到哪里，哪里就嚷起一片“缺粮”声。社里有一个身材高大、体强力壮的妇女，她端起一箩筐干粮，便和工作组的干部去赛吃。她打定了注意：“你吃三个，我就吃四个；你吃四个，我就吃五个。让你们亲眼看看：我这么大的饭量，四百二十斤怎么能够吃？”
工作组的同志们态度很冷静。他们通过党支部和一部分社干部，了解了社员在去年秋天分粮的情况。又翻了翻社员分粮的老账，发现全社口粮的留量并不低。除了少数五保户是按四百二十斤的标准留粮以外，其余的户都在四百三十斤以上，其中四百四十斤到四百六十斤的有一百零八户，四百六十斤以上的有一百八十四户。
“口粮的留量大大超过了标准，为什么还吵着不够吃呢？”工作组的同志这样想：“显然，这不是粮食问题，而是思想问题。”于是，工作组通过同社员个别交谈和举行报告会等形式，首先向群众说明了全省和全县粮食产量的底子；介绍了省内其他地区留粮标准都比晋南低的情况（像雁北区由于产量不高，那里每人留粮标准是三百六十斤）。接着，又向群众讲清楚了节约粮食对支援国家建设的重要意义，支援国家建设同改善人民生活的关系。同时，对社员群众中不顾国家和集体利益的个人主义思想，也进行了批判。做了初步的思想教育工作之后，许多人的认识比较清楚了。他们说：“应该有多大家底、过多大光景，不能硬去找国家和合作社的麻烦。”这时候，虽然还有些人在那里空喊，但是坚决登记要粮食的人，只剩下八十八户了，仅占社员总户数的24.4％。
这八十八户是不是真的缺粮呢？工作组不能硬去作结论，只有把这八十八户的名单在群众面前摆出来，让群众自己讨论。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逐步提高，大辩论很快地展开了。起初是在小组里辩论，后来在生产队里辩论，最后发展成全体社员大辩论。
在大辩论的过程中，熊焰社的社员们相互之间，经过摆家底、算细账，经过对个别人的揭发和批评，谁家有多少人口，谁家分了多少粮食，谁家懂得勤俭节约，谁家习惯于铺张浪费，谁家缺粮是真的，谁家缺粮是假的，……情况，终于澄清了。大致可分以下几种类型：
一、报名挂号的有二十九户。他们本来有粮食，看到别人报缺粮，也跟着报缺粮，目的是挂个缺粮户的名，省得别人说自己有余粮。
二、粮食不很宽裕，但稍节省一些就够吃的有二十一户。
三、由于浪费而缺粮的有五户。这些人有的把粗粮换成白面吃了，有的把粮食换酒换烟吃了。群众说他们从来就是“抓到就吃、摸到就花”，不知勤俭持家。
四、家中有粮食，故意取闹的，有十九户。这些户有的是反革命分子的家属，有的是二流子懒汉和投机商人。如刘文英，几年以来一贯假报缺粮，骗取国家粮食，再以高价出卖，是个粮食贩子。这十九个户中，还有些富裕中农，对统购统销不满，也趁机闹粮。刘宁生每人平均分粮八百七十斤，还在闹。
五、真正缺粮的，只有十四户，还占不到社员总户数的4％。缺粮的原因，除了有些人确是劳动强度高、食量大以外，一般都是因为遇到了疾病或婚丧大事。
情况澄清了，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提高了，解决问题的办法也就想出来了：有粮食的自动撤回了要粮的要求；稍缺的提出从节约中解决；因浪费而造成缺粮的，自己想法和亲友调剂。只有对十四户真正缺粮户，才由社里负责，动员有余粮的社员，发扬互助友爱精神，出借出售给他们一部分粮食。总之，不需要国家供应一粒粮食，便可以解决全社的粮食问题。
在社员大会上宣布了大辩论的结果，社员们都笑了，说出了真情实话。他们说：“咱们不是缺粮，是缺少点社会主义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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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缺粮户”家有千斤粮
施国祥
山西省中阳县金罗乡金星农业社会计任积善，自今年春季以来，一直喊叫“缺粮”、“缺油”；还说什么“国家优待干部、工人，不关心农民”。特别是他孙子做“满月”的时候，三番五次去找农业社干部和政府要粮、要油，说“马上就没有粮吃了！”
今年7月初，任积善因有严重贪污罪行被政府逮捕，在他家中查出了大批粮食，计有小麦三百斤，小米四百九十斤，黑豆六百九十斤，糜子大半瓮，杂粮二百二十斤，还有麻油半瓮。这样，被大家所公认的“缺粮户”的老底子被揭开了，不少人因此大吃一惊。
这件事实告诉我们，在农村中，的确有少数坏分子和一部分落后农民，由于对粮食统购统销不满，便不惜用各种办法伪装“缺粮”“缺油”，专门制造紧张空气。这件事使我们懂得在审查农村“缺粮户”的时候，应十分慎重；同时，也给了那些企图在统购统销方面钻空子的右派分子一记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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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社会主义教育使人说出了真心话
新华社记者 喻权域 刘宗棠
经常叫喊“缺粮”的四川江津县琅山乡柳林农业社，经过社会主义宣传教育，社员们自动谈出：今年秋收分配时，50％的人家还有去年的陈粮，90％的人家没有吃完春天分到的小麦。这件事教育了在粮食问题上有右倾情绪的社干部，他们计划在完成统购任务以后，再从增产的七万斤水稻中卖出40％给国家。现在早稻刚收完，社里已卖出稻谷两万多斤。
柳林农业社和江津县其他农业社一样，去年秋收后每人平均留粮五百斤（不包括自留地收入），其中有三百斤是黄谷。今年秋收前的一个月中，却有很多社员叫喊粮食不够吃。中共柳林社分支部书记丘玉祥等社干部分的粮食和社员一样，并不缺粮，估计社员也不会缺，但是看见叫喊缺粮的人多了，也开始动摇。他们给一些叫喊最厉害的社员供应了粮食，并要求上级削减今年的售粮任务。
最近在柳林农业社结合秋收分配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干部们详细讲解了出卖余粮支援国家工业建设的意义，组织社员讨论统购统销带来的好处。大家指出，柳林农业社是在粮食统购统销以后才建立的，由于合作化和国家工业的支援，年年增产。完成统购任务以后社员留的粮食也有增加，前年每人留粮四百零八斤，去年即留五百斤。加以工业品价格降低，农民卖出余粮后生活改善很快。近三年来，仅第四生产队三十三户社员就新置了胶鞋二十二双、皮鞋五双、暖水瓶九个、电筒十六只。社员们在讨论中一致认为，不实行统购统销这一切都办不到，因此很多社员都自动检查了闹缺粮的错误。出乎干部意料，全村二百二十一户中，有一百一十多户人家都说家里还存有去年的陈黄谷。存粮最多的张坤祥一家八口，有陈黄谷一千斤。存谷一、二百斤的很普遍。全村约有二百户人家还存有春天分的小麦，多的有四百斤，少的也有三十斤。他们都同意今年多卖余粮。
第六生产队社员张万银，原是闹缺粮最厉害的一个。他甚至把母亲送到弟弟家去吃饭，自己断了一天炊，哄骗干部供应给他三十斤黄谷。这次他检查了错误，积极支持多卖余粮的计划，还引导干部到他家楼上去看他存粮的木桶，那里有一百二十斤去年的陈谷，六十斤今春分的小麦，还有很多玉米。
五十八岁的社员丘二爷在座谈会上的发言说出了很多社员的心里话。他说：“我们在旧社会饿饭饿怕了，虽然入了社，总想尽量多存些粮食在家里。这样不对。只有多卖余粮支援国家把工业化建设好了，农民才能永世过丰衣足食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