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深入反右派斗争 开展全民性整风
柯庆施同志在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预备会议上的政治报告（摘要）
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伟大的成绩，我们将要为完成这一任务作更大的努力。
半年来的事实证明：单是1956年在经济战线上，也就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必须有一个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整风和反右派斗争，就是这种革命。这是一个伟大的斗争，这一仗不打胜，社会主义是没有希望的。我们一定要深入反右派斗争，开展全民性的整风，把这个革命进行到底，直到取得彻底的完全的胜利。反右派斗争，是关系到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斗争，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和世界意义。
我想谈四个问题，供各位代表讨论：一、上海整风和反右派斗争的形势；二、资产阶级右派的性质和反右派斗争的意义；三、在反右派斗争中每个人要有鲜明的立场；四、开展全民性大辩论，进行全民性整风。
一、上海整风和反右派斗争的形势
1956年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的一年。这个伟大的胜利使我国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它不能不反映在人们的意识上。
根据这种形势，一年多来，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了一系列的政策，总的题目就是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以便在人民内部，通过发扬民主，用说服的方法而不是用压服的方法去解决自己的问题，发扬大家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今年4月，又决定开展整风运动，以便经过整风，使党的工作更能适合新的形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建设社会主义服务。
上海的大放大鸣，是在全国宣传会议以后不久，中共上海市委召开知识界代表人士的座谈会开始的。5月12日，市委召开了宣传会议，宣布上海党组织的整风开始，鸣放到了一个高潮。这个过程是我们大家都熟悉的，今天不多讲。
我只是想重复地说明：我们始终抱着真诚的态度，欢迎各界人士帮助我们党进行整风。我们党的工作，确实取得了伟大的成绩，但在具体工作中也确实存在着一些缺点和错误。我们 党从来没有为这样伟大的成绩所陶醉，而不注意即令是个别的缺点或细小的错误。因此，解放战争胜利以后的八年中，我们党曾经再三在全党范围内，进行了克服缺点，纠正错误，整顿作风，提高思想水平的斗争。我们完全知道，这不但是我们党内的事，而且关系着我们国家的前途。上海人民，如同全国人民一样，从爱护党、爱护社会主义的愿望出发，对党的整风运动是拥护的。在大放大鸣中，大多数人提出的批评是善意的（虽然有一部分并不完全正确），我们再一次感谢他们，并且欢迎他们继续帮助我们整风。
也如同大家所看到的，资产阶级右派利用整风，混在那些真心善意地帮助党整风的人们中间，向党发起了猖狂的进攻。
大家知道，上海的右派分子存在已久，在历次政治运动和重大政治事件到来的时候，他们都进行过破坏活动。去年匈牙利事件前后，他们也动了一下，由于我们在广大群众中进行了分清敌我、明辨是非的教育，他们的阴谋没有得逞。这一次，特别是到了市委宣传工作会议前后，他们对整个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他们把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和匈牙利事件以后社会主义阵营的更加团结和强大看成这个阵营力量的削弱。他们把我国无产阶级的绝对优势看作了绝对劣势，他们低估了工农群众的觉悟程度，低估了知识分子和工商界中大多数人的社会主义认识的提高和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可能性，也低估了各民主党派多数成员的认识提高和接受改造的可能性。他们以为：“整个形势一边倒”，“共产党不行了”，只要点起火来，共产党就要完了。于是，他们不听任何劝告，到处散布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恶毒的言论，并到各机关、团体、工厂、学校放火，真是一时急风骤雨，邪气冲天，连同“乌鸦”叫，也都来了，他们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发动了有纲领、有组织、有计划的大进攻，利令智昏，猖狂已极。
谁也看得到：这场大战是右派挑起来的。我们是诚心诚意进行整风，诚心诚意欢迎各界人士的批评，而右派发动了恶毒的进攻。看出这场阶级斗争的不可避免，我们便放手让他们大放大鸣，让毒草大长特长，以便在人民看清之后，大家动手向毒草作斗争。直到6月初，人民群众，首先是工人群众，已经忍无可忍，发起了对右派的反击，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反右派斗争。
现在发展到什么阶段？
现在的斗争正走向深入。工农群众，青年学生，革命知识分子和拥护社会主义的工商业者的觉悟大大提高，几十万人积极投入了斗争；右派分子已一批批陆续被揭露出来；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论和阴谋活动正遭到彻底的揭发和批判，他们已经陷入被动和孤立的地位，一部分已低头认罪，一部分仍然在顽抗。总的形势是：经过两个多月的反右派斗争，我们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是还必须把斗争深入下去，贯彻到底，争取全胜。
与反右派斗争胜利进行的同时，党的整风仍在继续进行。根据边整边改的方针，各个机关正在分门别类地研究各方面的批评和建议，凡是能够马上作到的，就马上办；凡是牵连很多，需要与有关方面研究的，也将拟出改进方案；凡是不能办或暂时不能办的，将加以解释；虽不属于右派言论，但确属错误的，应加以善意的批评。现在，有些部门改得好些，有些改得差些，也有少数部门做得很差，我们正督促他们继续改，边整边改，决不停止。
我们的目标，是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这是我们党总结了许多历史经验得出的结论。我们的党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就是为了造成这种政治局面。这是我们国家政治生活的总方向。因此，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总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等等各项政策，必须也将会继续贯彻执行，绝不因为反右派斗争半途而废。反右派斗争，正是为造成这种政治局面创造条件，因为我们人民同资产阶级右派没有共同语言，不取得反右派斗争的胜利，这种政治局面是不可能造成的。因此，怀疑不再整风了，不再鸣放了，是没有根据的。
二、资产阶级右派的性质和反右派斗争的意义
关于资产阶级右派的性质，7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指出：“资产阶级右派就是前面说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派，这是科学的合乎实际情况的说明。”社论说：“这是一小撮人，民主党派、知识分子、资本家、青年学生里都有，共产党、青年团里面也有，在这次大风浪中表现出来了。他们人数极少，在民主党派中，特别在某几个民主党派中却有力量，不可轻视。这种人不但有言论，而且有行动，他们是有罪的，‘言者无罪’对他们不适用。他们不但是言者，而且是行者。是不是要办罪呢？现在看来，可以不必。因为人民的国家很巩固，他们中许多又是一些头面人物。可以宽大为怀，不予办罪。一般称呼，‘右派分子’也就可以了，不必称为反动派。只在一种情况下除外，就是累戒不改，继续进行破坏活动，触犯刑律，那就要办罪。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这些原则，对他们还是适用。另有一种右派，有言论，无行动。言论同上述那种右派相仿，但无破坏性行动。对这种人，那就更要宽大些了。错误的言论一定要批判干净，这是不能留情的，但应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意见。所有上述各种人，仍然允许有言论自由。一个伟大的巩固的国家，保存这样一小批人，在广大群众了解了他们的错误以后，不会有什么害处。”这样做，从长远来看，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是更为有利的。
经过几个月来的揭露和批判，越来越多的材料证明了资产阶级右派的这次进攻，是有纲领、有组织、有计划的猖狂进攻。
在这个猖狂进攻中，他们攻击我们的五大运动三大改造，根本否定我们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绩，谁说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就被判处“教条主义”、“掩盖错误”的大罪，甚至有的被污蔑为他们所谓的“反革命分子”；他们攻击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诬蔑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一切错误的根源；他们攻击共产党的领导，要共产党退出学校、工厂、报社、法院和科学文艺等等一切单位，并用“政治设计院”、“平反委员会”等等代替共产党的领导；他们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攻击民主集中制，攻击我国的外交政策，反对苏联，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总之，他们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的领导。他们要的是资本主义道路，要的是由他们资产阶级右派来领导，要的是地主、资产阶级的复辟。他们不但以上述各项作为他们的反动纲领，而且以章罗联盟为首包括其它一些右派野心家，在全国各地进行有组织的有计划的破坏活动。我们上海人民已经揭发的大量的事实，充分证明了他们在上海的活动，无一不是根据他们的反动纲领进行的。这一切都说明他们已经公然违反了他们同我们一起举手通过的宪法，他们已经公然站在反抗社会主义革命，敌视和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地位了。
经过这几个月的大辩论，他们已经理屈词穷，有些人已经作了交代，低头认罪，这是我们所欢迎的。但是还有一些人不服输，不肯彻底交代，更有一些右派分子在人民的追击之下，败下阵来，改变腔调，好像他们的错误只是思想问题，不是政治问题；好像他们从来不反共反社会主义，反而是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的。他们自称“动机是好的，效果是坏的”。这完全是骗人的。我们不妨列举一些右派的论点来分析一下。
例如：对成绩的估计。在平时，我们并不愿意把“成绩是主要的”挂在嘴上，自我陶醉，我们总是告诫自己不要为胜利冲昏头脑，实行戒骄戒躁的方针。这一次，我们为什么要大讲特讲成绩是主要的呢？这是因为右派根本否认有成绩。他们为什么这样坚决地否认成绩呢？一方面，由于立场不同，对什么叫成绩、缺点，看法也各有不同。中国解放了，我们中国人民看作是百年来无数先烈流血牺牲、几万万人英勇奋斗的大成绩；帝国主义、蒋介石、资产阶级右派却认为是大错误；五大运动、三大改造的胜利，拥护社会主义的人看作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成绩，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却认为“一团糟”，这是没有什么奇怪的。另一方面，他们否定成绩，把个别的和局部的缺点或错误夸大为根本的和全面的错误，是为了从根本上否认我们八年来革命和建设的正确性，从而根本否认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道路的正确性，是为了煽惑那些认识不清、立场动摇的人摆脱党的领导，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跟着他们走资本主义道路。
我们从来没有说过我们没有缺点和错误，在中国历史上，也从来没有别的阶级和政党能够像无产阶级、共产党这样在全国范围内征求群众的批评。这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缺点和错误，是前进中的缺点和错误，是可以克服的。就以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来说，我们就和地主资产阶级反动统治者有根本的不同。共产党是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地主资产阶级反动统治者是根本反对人民的，他们是剥削劳动人民的能手，这是两种本质上不同的情况。因此，地主资产阶级反动统治是产生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温床。这三种主义，他们是根本不想克服也不能克服的。而共产党是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我们所有的党员、干部（个别除外）是勤勤恳恳为人民工作的。他们的官僚主义作风是从旧社会传染来的，共产党是根本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而且依靠群众的监督，依靠马克思主义思想水平的提高，是可以逐渐克服的。但是，资产阶级右派把我们的缺点夸大起来，用来丑化共产党，丑化社会主义制度，这同我们指出缺点错误，是两种态度、两种目的：我们是为了克服它，纠正它，资产阶级右派是为了反共反社会主义。
例如：关于党的领导。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新中国；既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都必须由共产党领导，才取得了彻底胜利；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离开共产党领导反而能够成功，这岂不是怪事？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不是自封的，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中国人民从流血牺牲的无数教训中选择的结果。因此，右派分子中，少数最疯狂的分子，高叫要共产党下台、要杀共产党，其中有一小部分也真的这样干了。但是，他们这种行动很快地就被群众识破了，他们的反动面目也立刻暴露于天下。右派分子中的那些有政治经验的，主要是受过资产阶级长期训练并有与无产阶级作政治斗争的经验的分子，却采取较为迂回的进攻策略。他们懂得叫共产党下台，太暴露了，他们从局部开始，说共产党领导这样不行，领导那样不行，说共产党应当退出这个部门，应当退出那个部门。他们自以为文教界容易听他们的话，他们就想先从这里打开缺口，然后逐步推开，目的在于取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而代之。他们懂得政治领导和组织领导是不可分的，而有些人却不懂得这一点，于是右派分子就煽动群众，说是共产党只要政治领导就好了，不要什么组织领导，各个机关不必要有共产党员担任工作，公私合营单位不必要有公方代表，学校也不要什么党委领导，使用干部不要政治标准等等，否则就是宗派主义，就是“党天下”。其实，共产党从来是主张并实行与党外人士合作的政策的，我们并不要清一色，实际上也不是“清一色”。就拿我们上海市的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市人民代表大会来说，七百九十名市人民代表中，中共党员只有三百二十六人，还不到一半。在任何单位共产党员都是少数，没有党外干部的积极努力，我们的工作是难以取胜的。右派分子攻击“党天下”，是没有事实根据的。他们攻击的“党天下”实际上是反对无产阶级（通过共产党）领导的人民的新中国。美国通讯社和报刊，把解放了的中国，叫作共产党中国，这同右派分子说中国是“党天下”，一模一样。右派分子反对共产党的另一恶毒阴谋就是反对基层干部，他们说基层干部糟得很，非大反特反不可，他们这样诬蔑勤勤恳恳为广大人民服务的基层干部，其目的就是“釜底抽薪”，从基础上撼动党的领导，同时也反映出他们对于最熟悉他们的、经常发生面对面斗争的基层干部的刻骨仇恨。这里面并没有多少高深的道理，只要问一问工人们就行了，他们可以很简单地告诉我们，没有公方代表会是什么样子，因为他们既有没有公方代表的经验、又有有了公方代表的经验。高等学校也是一样，以“教授治校”来取消党委的领导，到底是加强了领导，还是削弱了领导？只要把解放前的学校和今天的情况加以认真的比较，是很容易得出结论的。至于不以政治标准鉴别人、使用人，这是世界上根本不存在的幻想，只要有阶级存在，就有各自的用人标准。艾森豪威尔绝不会用共产党员给他当参谋长，也不会用美国的进步人士作国务卿。右派分子自己也是以政治标准用人的，他们还没有上台执政，就已经下决心不要共产党员、不要“桥头堡”即积极分子了，他们如果真的上了台，难道会改变这种主张吗？他们的这一套，以及他们所说的“大材小用”，“小材大用”，“有德无才”，“有才无德”等等，都不过是为了掩饰他们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实行资产阶级右派复辟的阴谋罢了。我们中国人民在地主资产阶级反动统治下长期生活过，他们的才与德是怎么回事，我们是有深刻的了解的。
例如：关于集中与民主，纪律与自由。资产阶级右派煽动群众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在共产党领导下，只有集中、纪律，没有民主、自由，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在他们资产阶级右派的领导下，将会根本改变这种情况。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已经科学地论证了这个问题，毛主席指出：“实际上，世界上只有具体的自由，具体的民主，没有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在阶级斗争的社会里，有了剥削阶级剥削劳动人民的自由，就没有劳动人民不受剥削的自由。有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民主。”“在人民内部，不可以没有自由，也不可以没有纪律；不可以没有民主，也不可以没有集中。这种民主和集中的统一，自由和纪律的统一，就是我们的民主集中制。在这个制度下，人民享受着广泛的民主和自由；同时又必须用社会主义的纪律约束自己。这些道理，广大人民群众是懂得的。”人民群众为什么懂得？因为人民曾经长期在没有人民的民主、自由，只有反动派的民主、自由的反动统治下生活过。在资本主义的工厂里，在地主阶级统治下的乡村里不正是这样的吗？同时，在同反动统治作斗争的过程中，我们也深刻地懂得了只有民主集中制才能保证我们的胜利。在建设我们的国家的时候，为了维护人民的最大的利益，为了社会主义的利益，难道只要民主、自由，不要集中、纪律是可能的吗？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右派分子说：劳动人民知识水平低，不懂民主自由，这是胡说，为了争取祖国的民主自由，劳动人民牺牲最大、贡献最多，这难道是知识水平低的表现吗？资产阶级所说的那种民主自由是根本不存在的。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只有为资产阶级服务的自由，没有为工农兵服务的自由。任何一个思想家、艺术家、科学家的进步活动都不能不受到资产阶级的压迫。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他们才有了为劳动人民服务的自由。在这种条件下，不要集中，不要纪律，只要“绝对的民主”，“绝对的自由”，只能导致无政府主义，只有利于资产阶级，不利于无产阶级。只有正确地实行民主集中制，才能保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这是任何剥削阶级所不能达到的局面。
例如：学习苏联。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经验对我们无疑地是重要的。正是因为有了苏联的经验（成功的和错误的），我们才少走了弯路。我们的方针是将外国的经验同我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但是，当我们还没有经过实践的时候，选择外国经验已经不易，结合起来、结合得好更加不易，需要时间，需要代价，只能争取缩短时间、少付代价。教条主义是有害的，必须克服，但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苏联的先进经验统统当作“教条”来反对，这种修正主义的观点是更加有害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所以反对“教条主义”、反对学习苏联，并不真的是反对教条主义，而是站在仇视苏联、仇视马克思主义、仇视社会主义的反动立场，进行反共反苏的活动。只要看他们多么仇视我们的外交政策，就更明显了。
我们上面举的这些例子，以及其他举不胜举的例子，都说明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言论和行动，都不是一般的思想认识问题，而是政治问题，不是一般的政治问题，而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这是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根本问题。如果他们的阴谋得逞，那将是资本主义复辟，那将是重新回到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奴隶地位，那将是千百万人头落地。为了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的伟大理想，我们中国人民已经付出了重大的代价，我们决不能把已经得到的胜利断送在这一伙右派野心家手里。反右派斗争的意义绝不能估计低了，绝不能采取温情主义，这个斗争不取得胜利，社会主义是没有希望的。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斗争进行到彻底胜利。
三、在反右派斗争中，每个人要有鲜明的立场
社会主义的道路是百年来中国人民找到的最正确的道路。解放以来，祖国面貌日新月异的变化，证实了这一真理。反右派斗争是捍卫社会主义道路的斗争。这个斗争，关系我们祖国社会主义的前途，关系祖国的生死存亡，这个斗争就成为我们 每个人的切身的事情。进一步说，社会主义革命是历史上空前的、最深刻的革命，它不能不触动每一个人的思想深处，每个人不能不确定对这个革命的态度，特别是当资产阶级右派举行猖狂进攻，抗拒和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每个人更不能不有鲜明的立场，即走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资产阶级右派领导的资本主义道路，在这个问题上，寻找中间道路是不可能的。谁如果企图走中间道路，不管他主观上如何，他都不能不是帮助了右派。
几个月来的大风大浪也确实考验了所有的人。首先是暴露了右派。前面说过，上海的右派是存在已久的，这次暴露得比较彻底。他们中间，主要是这三种人：一种是原来民主革命时期民主党派中的右翼，他们历来代表资产阶级右翼的立场，有比较多的政治斗争经验，又有“民主教授”“进步人士”等伪装，在一部分群众中有欺骗作用，这次起了带头和组织进攻的作用；一种是过去的当权派，是国民党时期的台上人物，他们已臭名远扬，又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平时不敢抛头露面，这次以为天下大变，也纷纷出动了；还有一种是政治上一向心怀不满的人，以及其他抗拒社会主义革命的资产阶级分子。这几种人是客观存在，遇有机会总要浮出来的。这次大暴露，不足为奇，而且是好事。
但是，右派毕竟是少数。这次的大风浪证明党中央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公开整风，大放大鸣，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必须坚定地信任群众，人民群众中的大多数，首先是工农基本群众的多数，是可以信任的。就是工商界和知识界的大多数，经过这次考验，也证明是好人多，坏人少。他们中间的多数有接受无产阶级领导和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倾向，虽然各人的程度深浅不同。而经过这次反右派斗争，他们普遍地受到了一次深刻的社会主义教育，这是有利于他们抛弃原来的立场，向工人阶级立场靠近一大步的。
我们每个人应当抓紧这个宝贵的机会，努力改造自己，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这一“关”，是每个人必须过的，不能不过的，因为社会主义革命触动每一个人。但是，很多人对参加这个革命，并没有精神准备。这个革命，对于他们是突然发生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中也有这种人。因此，在大放大鸣中，有些人一时地不知所措，或者发生了动摇，也是不足为奇的。我们希望他们接受各自的教训，好比打了防疫针，增加了抵抗力，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努力地克服缺点，改造自己，确定自己的鲜明的工人阶级的立场。应该看到改造自己的旧立场、旧观点、旧作风是光荣的事情，只要不是留恋过去，就不应有自卑的情绪。当然，思想改造不是一朝一夕能彻底完成的，但是，在反右派斗争中，每个人的政治觉悟可以比平时提高得迅速得多。我们希望他们，在目前，首先分清敌我，站稳立场，辨明是非，抛弃观望态度，抛弃温情主义，积极地参加到反右派斗争中来，为今后的彻底改造自己打下比较巩固的基础。特别是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应该看到自我改造的必要性，认识到除掉为工农劳动人民服务而外，已经没有服务的对象了，因此，希望他们更加自觉地改造自己，与劳动人民打成一片。
四、开展全民性的大辩论进行全民性的整风
这次整风和反右派斗争，是一场公开的全民性的大辩论。辩论的题目，就是我们革命和建设工作是否正确（革命和建设的成绩是不是主要的），是否应走社会主义道路，要不要共产党领导，要不要无产阶级专政，要不要民主集中制，以及我国的外交政策是否正确等项重大问题。这个大辩论，也就是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经过这个大辩论，整顿共产党的作风，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这次大辩论是很必要的，一定要发生的。在民主革命时期，曾经进行过大辩论，从康梁维新，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共产党成立，一直到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个大辩论都没有停止。历史运动每前进一步都有一场辩论。抗日战争开始前后有辩论，从要不要抗战，能不能抗战，到怎样抗战，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始终存在的。解放战争开始，又有辩论。经过长期的辩论，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的口号已深入人心。建国以后，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展很快，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以后，虽曾进行了广泛的宣传，但没有来得及进行全民性的大辩论。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这个革命和无产阶级的领导不心服，他们中的右派分子要较量一下，这次较量了，他们失败了。他们做了辩论的一方，是反面人物，同我们几万万人这一方展开大辩论，他们作了我们的反面的“教员”，有了这些“教员”，就好辩论了。
现在，我们正在进行的反右派斗争用摆事实、说道理的方法，这个方法是彻底粉碎敌人，迅速提高自己的最好的方法。
在反右派斗争之外，大辩论的方法，也就是整风的方法。民主党派，教育界，新闻界，科技界，文艺界，卫生界，工商界，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各阶层，手工业工人和其他城乡劳动者都应当进行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分期分批进行。现在领导机关的整风正在进行。农村的大辩论已经开始，上海已在几个工厂试验。我们上海，要从市级机关逐步推广到各个基层，包括里弄居民委员会，使所有的人都参加辩论，进行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这中间，对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使他们解决接受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对小资产阶级（农民和城乡独立劳动者），特别是富裕中农，也是使他们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对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基本队伍，则是整顿作风的问题。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社会范畴的问题。但是都叫作整风。方法就是批评和自我批评，摆事实，讲道理，大辩论。经过整风，端正政治方向，提高思想水平，改正工作缺点，团结广大群众，孤立右派。如果我们在这次大辩论中，不能取胜，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前进；只要我们取得了胜利，我们就会大踏步前进。
大字报、座谈会和辩论会是揭露和克服矛盾、推动人们进步的三种很好的形式。大字报，除商店的门市部、农村（区乡）、小学以外，都可以用。在我国的条件下，这是一个有利于无产阶级而不利于资产阶级的斗争形式。怕大字报，是没有根据的。
在整风中，任何时候都不应当耽误生产和工作。摆在我们的面前，有着许多迫切的任务，如增产节约、完成基本建设、搞好市场管理等等，因之，我们必须贯彻执行整风生产工作两不误的方针。
我们共产党员一定要继续整风。现在就要边整边改。我们大多数的党组织和党员是好的，是认真进行整风的。最近，因为反右派，有少数党员放松了改进工作，能改的也不改，这是不对的。有些事，牵连较多，不好草率从事，但凡能改的都要改，暂不能改的要研究办法。共产党员一定要有朝气，一定要密切联系群众，一定要有坚强的革命意志，百折不挠地去克服任何困难。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必须自觉地克服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和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思想作风，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否则虽有过去的光荣历史，社会主义这一“关”同样是过不了的。一个共产党员，要永远是朝气蓬勃地为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坚持奋斗。
我们也希望通过全民性的整风和大辩论，各界人民都受到一次深刻的社会主义教育，在政治上、思想上得到进一步改造，坚决地在工人阶级领导下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我们还抱着更高的希望，希望在这次伟大的斗争中和今后的建设事业中锻炼出大批的坚强的革命家。我们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不但需要有人数众多的、对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事业无限忠诚的政治家、军事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而且同样需要人数众多的、对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事业无限忠诚的技术干部、教授、教员、记者、编辑、文学家、艺术家。造就这样一个新式的强大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队伍，对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事业有伟大的意义。我们不但鼓励工人、农民学习文化，把自己提高到知识分子的水平；我们同样希望已经是知识分子的同志们和朋友们，精神奋发地、朝气蓬勃地、百折不挠地、彻底地改造自己，坚决地站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加入到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队伍里来，全心全意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事业服务。这个队伍成长得越快，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得越快。
我们的会议是在一个重要的时间举行的，祝这次会议把上海的反右派斗争推向一个新的高潮，把上海的整风运动推向前进，把我们的各项工作推向前进，随着全国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前进，使上海的整个面目焕然一新。
（原载8月16日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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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大雨一封密信被揭露出来
据新华社上海25日电 上海市人代会分组会议在24日宣读了孙大雨写给顾执中的一封密信。
这一封密信是顾执中交出来的。写信的日子是今年2月23日。孙大雨在信上告诉顾，他制造了“一个全国性而以上海为大本营的文教和统战方面的反革命集团”，他在去年年底的上海市政协会上已当着一千多人公开提名叫出其中高等教育方面的几个“骨干分子”。孙大雨在信上说：“现在战斗尚未结束”，“此间有两个战友，一个天真幼稚，一个软弱糊涂，几乎为敌人所用，幸亏我誓志坚持，而且另有几个战友鼓气，所以丝毫未曾动摇。”“兄若在沪，当可和我一同作战，建立革命大功。”孙大雨还在信上通知顾执中，顾在离上海前向他说到过的一个人，经他研究后已决定列入“反革命集团”。孙大雨还要顾执中供给他关于漆琪生和周煦良（被孙大雨诬指为反革命集团分子的两位大学教授）的材料。孙大雨表示，为实现这一阴谋他“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他在这封信中还附寄一份他自己在市政协会上诬蔑好人为反革命分子的发言稿，要顾执中“给可靠的革命同志看，但不要轻易示人。”
人民代表们质问孙大雨，除顾执中外，右派集团中支持他诬害好人的还有谁？他在信上称为“战友”、为他鼓气的“战友”、“可靠的革命同志”指谁？孙大雨在会上起初只承认把政协会上的发言稿寄给顾执中，不承认还写了信。当这封信被当场揭露出来后，他在代表们的追问下才吞吞吐吐地承认，他所说的“天真幼稚、软弱糊涂”的“战友”，是指复旦大学教授张孟闻和陈子展，给他鼓气的“战友”有右派骨干分子王造时和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潘世兹，“再没有别人了”。他在市政协会上的诬害好人的发言稿事先和王造时、彭文应、张孟闻、陈子展共同研究过。去年他写给毛主席、周总理的八万多字的诬害好人的“密告信”，事先给罗隆基看过。
章罗联盟在上海的右派集团分子陆诒当即提示孙大雨说：“我也曾是你的亲密战友你难道忘了吗？你还有许多亲密战友，罗隆基的亲信赵文璧即是其中之一。你再不交代，我可以马上揭露你。”这时，孙大雨只好承认，他的“战友”还有彭文应、陆诒、王恒守和丁雪等人。
右派分子张孟闻在会上交代他参与研究孙大雨的黑名单时，曾对其中的上海市高等教育局局长陈其五等六人表示赞同。代表们还揭发：彭文应看了“黑名单”后，曾对孙大雨在策略上加以指导，要他先缩小打击面，集中打击一些“有把握的”。孙大雨的“密告信”在北京不仅给罗隆基看过，浦熙修、曾昭抡也都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