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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工商界要全面开展整风运动
在政治上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
李维汉同志谈工商界整风的重大意义和部署
新华社26日讯 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国务院第八办公室主任李维汉，就工商界全面开展整风运动的问题，发表谈话如下：
我国现在正在进行一次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这次革命运动是以全民性的大辩论的形式来进行的，中心的问题是辨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谁劣谁优，何去何从。现在运动正在推广到每个阶级和阶层中去。工商界的反右派斗争，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最近上海和天津的工商界领导人员都同意我们的建议，正在准备开展全面的整风运动。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会和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执行委员会即将召开联席会议，讨论全国工商界整风的问题。我们认为：在全国工商界全面开展一次包括反右派斗争在内的整风运动，是十分必要的，意义是十分重大的。
工商界的左中右三派
左派分子站稳了社会主义立场；右派分子企图使资本主义复辟；人数最多的中间分子具有不同程度的两面性。
19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到来以后，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了全行业公私合营，基本上实现了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到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变革。这就使得资产阶级分子的社会经济地位开始由剥削者向劳动者转化，使得他们在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上跨进了重要的一步。但是，工商界中除了少数左派分子在政治上已经站稳社会主义立场即工人阶级立场，坚决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坚决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以外，多数人并没有随着社会经济地位的改变对他们自己的政治立场和思想进行必要的改造，其中一小部分人至今抗拒改造，坚持资本主义立场，企图使资本主义复辟。这一小部分抗拒改造、坚持资本主义立场的人，就是右派分子。他们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其中的极右分子野心很大，不仅有反动言论，而且向党向人民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工商界人数最多的一部分是中间分子，他们的特点是在政治立场上具有不同程度的两面性。他们一方面在不同程度上倾向于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而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但是另一方面，又基本上还没有抛弃资本主义立场，对于交出企业，对社会主义，对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并不甘心和心服，对资本主义还有留恋。我们说中间分子具有不同程度的两面性，是因为这个阶层的政治态度又有几种不同的情况：一小部分人比较接近左派，一部分人比较接近右派，另一部分人动摇于两者之间。中间分子的两面性，使得他们不时地摇摆于左右两派的影响之间。从他们在不同程度上倾向于接受社会主义道路和共产党领导一面说来，中间派已经在从资本主义立场到社会主义立场的长途中跨进了第一步，可能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继续接受和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但是另一方面，他们还在不同程度上保持着资本主义立场的一面，是通向右派的，这就使得中间分子自身成为右派分子争取和笼络的对象，使得右派分子还能够在工商界保持他们的政治影响。前些时候，由于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还没有遇到反击，相当多的中间分子特别是中间偏右分子，在右派分子的蒙蔽和煽惑之下，政治态度曾经发生显著的动摇和右倾。反右派斗争开展以后，他们才逐步清醒过来，许多人并且随着斗争的发展和深入而逐步向左转化，但是，就到目前，还有一部分人没有从右派的影响下解脱出来。
在这里，必须指出，资本主义经济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以前和以后的地位具有本质的区别。在社会主义革命以前，资本主义经济具有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性一面和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性一面。因此，人民政府对待资本主义的政策，是利用它的积极性，限制它的消极性，逐步把它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经济。在这一改造已经基本上完成以后，在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以后，资本主义经济就不再具有积极性了。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如果继续坚持资本主义立场，企图恢复资本主义经济，那就是企图使历史倒退，那就是一种反动的立场。
目前在我国还有相当数量的个体手工业和个体小商业，但是这些经济成分一般地是受社会主义经济领导的，并不属于资本主义范围。我国的自由市场也是在国家管理之下，它是社会主义的有组织的市场的一种补充。在特殊条件下，如果政府认为必要，也可以允许某些完全遵守政府法令的零星的小型的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存在，但是这是一种例外，需要个别的审查批准。至于不法资本家和其他投机分子违反政府法令、私自招收工人、用欺骗盗窃方法攫取原料、组织地下工厂、组织黑市、进行投机买卖等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的活动，政府就要严格地加以取缔。
两条道路何去何从
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工商界面前还摆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何去何从的严重问题。或者是跟着右派走到反革命的绝路；或者是一心一意跟着共产党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在今天的社会条件下，资本主义立场不仅是反社会主义的，而且是同爱国主义的立场不相容的；有人以为今天站在资本主义立场上还是爱国的，这是十足的谬论。我们的国家现在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并且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上蒸蒸日上，日益改变着原来经济和文化落后的情况，这是任何爱国者都感到欢欣鼓舞的。爱这样的国，就必然要爱社会主义，接受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就必然要否定资本主义立场。因为坚持资本主义立场就是要在我国实现资本主义复辟，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把中国拖回到殖民地道路上去。坚持这样反动立场的人还会爱社会主义的祖国么？当然是绝对不可能的。在今天的条件下，任何人只要真正爱国，就必须否定资本主义立场，站到社会主义立场上来。
由此可见，从政治上思想上说来，在工商界的面前还摆着一个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何去何从的严重问题。或者是跟着右派走，被右派带引到反革命的绝路上去，全国人民决不允许也决不希望工商业者走上这条绝路；或者是一心一意地而不是三心二意地跟着共产党走，走社会主义的道路，继续前进，获得光明的前途。这就必须同右派分子坚决进行斗争，必须努力改变自己的政治立场，真正转到社会主义这一边来。为了这个目的，工商界就必须全面开展一个以反对右派、破资本主义立场、立社会主义立场为教育内容的整风运动。
辩论的中心题目
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资本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立场的反动性；当前资产阶级的两面性；继续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接受共产党领导；同工人的关系；公方代表制度。
为了使工商界的整风运动成为在广大工商业者中进行一次生动的和深刻的社会主义教育，必须就有关两条道路的大是大非进行辩论。根据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所提出的六条标准，结合现时工商界的特点，我们认为可以把下列问题作为辩论的中心题目：第一、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问题；第二、资本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立场的反动性问题；第三、当前资产阶级的两面性问题；第四、继续接受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第五、接受共产党领导问题；第六、同工人的关系问题；第七、公私合营企业的公方代表制度问题；等等。各地可以根据当地情况提出必须辩论的问题。
今后工商界的反右派斗争需要注意什么？这要看斗争的发展情况。一般地说，要打垮右派就必须下决心，就必须反得彻底。要下决心，就首先要克服右倾观点和温情主义，不使右派分子获得避风港。所谓反得彻底，就是要坚持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对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行进行彻底的揭露和深入的批判。这样，右派分子就孤立了；他们孤立了的时候，就有再接受改造的可能。在揭发右派分子的时候，为弄清楚他们的反动言行的来龙去脉，就会追查到他们的历史根源。这并不意味着一般要追查人们的历史，而只是因为右派分子向党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同时又好耍两面手法，把自己描绘成出污泥而不染的莲花，人们为了弄清真相，才不得不翻出这些右派分子的老底。在斗争右派分子的时候，应当防止和改正粗暴简单的方式方法，因为这对于打垮右派、教育群众都不利。要允许右派分子参加辩论，因为这样更有利于分清是非、敌我，更有利于揭穿右派分子的反动面貌。
整风运动的部署
在骨干分子中彻底进行反右派斗争，然后进行整风；在一般资本家中，反右派斗争要分别不同情况处理；在小型工商业者中，立即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少数民族地区已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工商业者，可按具体情况进行整风。
各地工商界的整风运动怎样部署？原则上，要根据工商业者的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要求和方式。
（一）在工商界骨干分子中（包括全体民建会员、各级工商联委员、同业公会委员、民建会和工商联的机关工作干部），应当进行彻底的反右派斗争，然后在反右派斗争胜利的基础上进行一般的整风。一般的整风要根据毛主席所提出的六条标准，结合上述几个中心题目和反右派斗争的经验，进行深入的学习和批评、自我批评。要本着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采用和风细雨的方法，自由辩论，互相帮助，共同进步，而不要采用人人检讨过关的方法。（二）在工商界骨干分子以外的资本家和资本家代理人中，原则上也应当进行反右派斗争，但是可以按照城市大小、人数多少，分别不同情况去处理。城市较小、人数较少的，可以同上述骨干分子一起进行反右派斗争。大城市人数过多，一般资本家和资本家代理人不可能同上述骨干分子一起进行反右派斗争，在这种情况下，上海、天津拟先在上述骨干分子中开展和深入反右派斗争，然后再决定是否在他们中间进行反右派斗争，但是，反右派斗争教育现在就应当进行。上海、天津的这种部署，可以供其他大城市参考。（三）小型工商业者中一般可以不进行反右派斗争，但是必须向他们反复多次地进行通俗的反对右派、破资本主义立场、立社会主义立场的教育，做到家喻户晓。这种教育要立即动手进行。希望各地参酌全国和当地反右派斗争的情况和经验，编写通俗的宣传材料，并且培养、训练能作通俗报告的宣传员。（四）少数民族地区的工商业者已经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可以进行整风运动，整风运动的部署、步骤和方法以及是否进行反右派斗争，可以按照各自治地方和民族地区的具体情况处理。
工商界的整风运动，在党的领导下，可以由民建会（在有民建会组织的地方）和工商联联合进行。这是工商界具有历史意义的规模宏大的自我改造工作，也是民建会和工商联当前极其光荣的任务。希望民建会和工商联在党的领导和帮助下，胜利地完成这个光荣的任务。
现在，工商界的整风运动虽然还待进一步开展和深入，但是随着反右派斗争的开展，工商界的右派开始瓦解，而占多数地位的中间分子的态度日渐增多地向左转过来。如果我们能够使这个伟大的运动顺利地普及和深入于工商界，我们就能够达到巩固、扩大左派，争取、教育中间派，打击、孤立、分化右派的目的。特别是中间分子，经过这次深刻的教育，除了有些停止不前以至向右转化的分子外，多数人可能向左转一大步，为尔后继续在政治上、思想上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打下有利的基础。工商界中，除掉别有用心的右派分子以外，还有谁不想平平稳稳地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呢？但是，要达到这个目的，事实摆明，必须在改变了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以后，进一步解决政治立场问题和思想问题。对于去年敲锣打鼓迎接企业公私合营的大多数工商业者，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他们能够再前进一步，以同样积极的态度投入当前这一场有历史意义的整风运动。我们相信：他们只要积极地参加这个运动，坚决地批判和打垮右派，认真地改造自己的政治立场，就一定能够在政治上过好社会主义革命这一关，平平稳稳地向着改造成为劳动者的目标前进。
全国工商业者们！为迎接在政治上、思想上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新的高潮，为真正实践你们的“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响亮言词而努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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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摆事实讲道理进行大辩论
打垮了右派 锻炼了群众
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预备会议进行了九天的论战
本报上海26日电 本报记者季音、习平报道：上海人民最近与右派分子展开了一次面对面的全民性的大辩论。这次大辩论是在上海市二届二次人民代表大会预备会议上进行的。会议从15日开到24日，共举行了九天。大辩论的结果是右派分子彻底败阵，人民大获全胜。
这次大辩论中，共对人民代表和列席人员中的二十多个右派分子作了全面的揭露和批判，其中有十五个右派分子是在会前已经在社会上受到揭露和批判的，他们是：彭文应、陈仁炳、孙大雨、沈志远、王造时、陆诒、夏高阳、张孟闻、许杰、罗家衡、李康年、王子建、韩鸣、鲁莽、许卜五等。有一些是在会上新揭发出来的右派分子，他们是：上海外国语学院教授董任坚、上海市回民中学校长金幼云、天主教内右派集团分子朱孔嘉、顾守熙、董贵民，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筹备处副主任、党内右派分子吴承禧等。
辩论是采取分组召开会议的形式进行的。这次大辩论的最大特色，是始终贯彻了摆事实，讲道理的精神，双方进行辩论。九天来的事实证明，这是反右派斗争最彻底的方法，是真正实事求是的方法。辩论中允许右派分子充分阐明自己的论点，进行答辩。还可以找有利于他们的证人前来作证。不少右派分子如彭文应、孙大雨等人，都准备了大量材料，进行反扑，但真理和事实是他们所驳不倒的。右派分子竭力狡辩、反扑的结果，反而更加暴露了他们的丑恶。例如彭文应污蔑说上海是国际上最脏的城市。公共卫生专家吴涤苍等就用统计数字和事实，证明了彭文应的无耻造谣。罗家衡攻击工农出身的司法干部不懂法律。苗力沉代表就在会上提出调查报告，证明工农司法干部办案质量很高。王恒守造谣说，鞍钢生产的无缝钢管有缝，用来污蔑我国工业建设的成就。上海锅炉厂总工程师李彼得即用本厂的事实说明该厂所用的六、七千吨无缝钢管经过技术试验，不但无缝，也无砂眼，王恒守的谣言当场拆穿。
在辩论中，代表们还针对右派分子的各种资产阶级观点，牵涉到党和国家的一些根本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分析和批判。有的组系统地批驳了右派分子彭文应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十二个问题。有的组批驳了孙大雨、张孟闻等关于思想改造、肃反、教学改革、学习苏联等这些根本问题上的谬论。许多场的辩论会进行得异常精采，特别是对彭文应、孙大雨、王造时、张孟闻的几次大论战，他们曾一再进行反扑，但代表们列举事实，把他们驳得体无完肤。
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以及其他各阶层代表，在辩论会上诉说自己在新旧社会的不同遭遇，这是辩论会中极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最有力地抨击了右派分子的谬论，教育了人们。退休老工人施小妹、京剧演员李玉茹、中学生王禄荣等许多代表的血泪回忆，都使大家受到很大感动。人民代表、徐汇中学学生王禄荣解放前是街头的一个流浪儿，受尽了非人的生活，解放后才由人民政府收容，并给他教育，今天过着幸福的生活。当他激愤地含泪责问右派分子的时候，会场上不少代表都感动得落泪。
右派分子是经不起事实与真理的考验的，辩论会进行了几天之后，他们的抵抗终于由步步败退而至全线崩溃，右派分子中间就迅速发生了分化，有一部分人开始在真理面前低头服罪，作了交代，表示愿意在今后彻底改变反动立场，洗心革面，重新作人。右派分子之间也开始了相互之间的揭发。当孙大雨还在狡赖他和右派集团共谋向党进攻的事实时，陆诒、张孟闻都到会提供事实加以证明。当彭文应矢口否认上海民盟右派集团有反共活动时，陈仁炳列举事实，证明这个集团的反共活动。陆诒还揭发了张孟闻反共活动的一些材料，张孟闻也对陆诒的交代提出意见。右派分子的分化和相互揭发，使斗争形势更为有利，使一部分顽抗的右派分子的面目更加暴露，更加孤立无援。这次大辩论中的事实也说明，资产阶级右派中有一部分人是死硬派，他们是坚决反动到底的，如彭文应、董任坚，在辩论中虽已罪行大白，但仍拒不作交代，反而利用辩论会的讲坛继续肆无忌惮地宣扬反动的资产阶级论调，攻击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有的还施展了装病拒不到会等无赖手段。他们的这种行为，更加激起了人们的愤懑，看穿了这些右派的反动本质。
摆事实，讲道理的这种大辩论的方法，也是锻炼群众，教育、团结中间分子，肃清右派影响的最有效方法。这次大辩论中，代表们为了驳倒右派，他们就四出搜集有力的材料，认真地分析、研究右派的言论，以便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许多人反映：“参加这次大辩论，真是上了最深刻的一课。”许多本来对斗争认识模糊的中间群众也觉悟了过来，不少过去一直保持沉默的人，这次在会上都情不自禁地起来发言痛斥右派。年过七旬的考古家徐森玉、老画家丰子恺、书法家沈尹默等老先生，都在会上慷慨陈词。人民代表胡仲藩检讨自己过去对反右派斗争一直抱“隔岸观火”的态度，这次会上他才认识到“这是一次生死存亡的斗争”。
在这次辩论会上，一些过去有严重错误言行的代表，也在会上作了自我批判，并且展开了相互的批判。但是对这些人的批评，是与对右派分子的斗争区别开来对待的。
就在这次大辩论的基础上，上海市第二届第二次人民代表大会今天已正式开幕，这次会上将要更深入、系统地对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行进行揭发批判，把斗争胜利地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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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丁陈集团参加者 胡风思想同路人
冯雪峰是文艺界反党分子
本报讯 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正在继续进行反对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斗争。会议除继续揭发和批判丁玲、陈企霞等的反党活动外，进一步揭露出作协副主席、作协党组成员、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冯雪峰，不但参加了丁、陈反党集团的活动；而且在大鸣大放期间，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煽风点火，鼓动对党不满的分子向党进攻。会上还揭露了冯雪峰二十多年来一系列严重的反党言行。
丁、陈反党集团的支持者和参与者
会上指出，冯雪峰是丁、陈反党集团的支持者和参与者。1952年丁玲改任“人民文学”主编，她推荐冯雪峰接替她作了“文艺报”的主编，陈企霞作副主编。他们把
“文艺报”变成了抗拒党的领导和监督的“独立王国”。1954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全国文联和中国作家协会对“文艺报”向资产阶级思想投降、压制新生力量的错误进行检查时，批评了冯雪峰的错误，冯雪峰阳奉阴违地做了检讨，但是心怀不满，认为这是党对他在政治上的一次大打击。他对陈企霞说：“很快人家就要整你了，你要当心点！”又说这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大举进攻的时候，冯雪峰和丁玲、陈企霞密谋推翻1955年党关于丁、陈反党集团所做的结论。他对丁玲说：“你的问题在党组讨论不会有什么结果，要是能拿到群众里去，那就好些。”又向丁玲献策说：“你吗，最好装病，就作出一副给人打倒了的样子。”丁玲果然在会上装出是受迫害的样子说：“我是一棍子被打死了的，是从坟墓里爬出来的人。”冯雪峰还对丁玲说：“你可以像企霞那样，拒绝在结论上签字。”又说：“党员还是要做的，共产党还要统治世界几百年。”今年六月，作家协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重新讨论丁、陈反党集团问题时，冯雪峰作为党组成员，却不参加党组会。他对陈企霞说：“党组会你顶住，我不参加，我能推就推，能拖就拖。”陈企霞说：“这很好，我可以在各种会上问你为什么不参加会，将他们的军。”以后陈企霞果然这样做了。
冯雪峰除了背着党筹划办同人刊物，企图搞垮“文艺报”外，还积极地参加了丁、陈反党集团分裂文艺界的阴谋活动。丁玲和陈企霞要在今年10月准备举行的第三次全国文艺界代表大会上，公开退出作家协会分裂文艺界的事，是征求过冯雪峰的意见的。
人民文学出版社右派分子的“青天”
据王任叔、徐达等揭发：在大鸣大放期间，冯雪峰看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大举向党进攻的时候，他兴奋地说：“洪水将冲破大门。”他一反平常的沉默、抑郁的状态，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各编辑部门到处放火，向党发动进攻。
在整风座谈会上，他号召对党不满和反党的分子：“有冤报冤，有仇报仇”。又说：“党内对党外应和风细雨，党外对党内暴风骤雨也不妨；上级对下级应和风细雨，下级对上级暴风骤雨也未尝不可。”
他还在全社的整风动员大会上污蔑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肃反工作有
“重大错误”，并说：“必要时也可暴风骤雨，大民主也不要紧。”他到该社第二编辑室，有人问他：“整风中骂人、拍桌子、打人可不可以？”他说：“也可以。”在共青团的座谈会上，他说：“我向来是喜欢青年的，你们有什么尽管说，没有什么可怕，大民主也不妨。你们不是造社会主义的反，不是造共产党的反，反的是三害嘛，你们就是打我们一顿也不算什么。比如儿子打老子，老子不对就该打。”
他不但公开放火，而且还亲自和该社的舒芜、顾学颉、张友鸾等右派分子交谈，鼓动他们向党进攻。他的这种反党放火的行为，博得了出版社右派分子的喝采。右派分子向他欢呼：“好况锺”呀！“向冯雪峰致敬”呀！肃反中有问题的人跑去向冯雪峰“诉苦”。一时，冯雪峰在出版社变成右派分子的“冯青天”了。
反右派斗争开始后，冯雪峰混淆视听地说：“人民文学出版社只有右派言论和右派活动，但没有右派分子”。以后他虽然承认了有右派分子，但又企图保护右派分子过关，特别强调和右派分子要“加强团结”，反右派斗争要“和风细雨”。
冯雪峰虽然自己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社长，但因为他估计到他平时不来出版社办公，放起火来烧不到他，要烧的是出版社作实际工作的副社长王任叔，和领导出版社的文化部，所以他就放起火来。
蒋天佐和徐达等，并揭发了冯雪峰在出版社滥用政治面目不清的私人，和反党分子勾结在一起，打击忠实于党的同志。
三十年来一贯反党的领导
会上揭露的许多事实说明：冯雪峰虽然入党三十年，在党内担任过重要的工作，参加过长征，住过上饶集中营，但三十年来，他个人和党的关系，一直摆在不正确的位置上。他始终把个人放在党的上面，以自我为中心，对抗党的领导，从而走上了反党的道路。
1936年，冯雪峰从陕北到上海。他不信任当时上海的地下党组织，却把正在反对党的胡风一度拉入党内。他在上海的宗派活动，对党所领导的革命文艺事业起了分裂作用。
1937年，正是全国人民风起云涌地起来抗日，全国一切革命力量向党靠拢的时候，冯雪峰却竟因为和党的负责同志意见不合，便自动离开了党，跑回浙江义乌老家去，作了革命逃兵。党中央调他回延安，他拒绝不去。冯雪峰自动脱党以后，在家乡混了二年，一事无成。1939年，党主动给他恢复了组织关系，要他去新四军，他又不去。次年夏天，他又一次失去了党的关系，一个人住在乡下。1941年初，皖南事变发生后，党担心他一个人住在浙江危险，要他到桂林去，他却不接受党的劝告，终于被敌人逮捕，在上饶集中营住了两三年。
1944年至1945年，冯雪峰在重庆，抗战胜利后到上海，都表现消沉和对党不满。1948年至1949年，正当全国接近解放、人心大振奋的时候，冯雪峰给邵荃麟的信中却说：“我本来是铺路的石块，现在像块小石子似的被踢在一旁。”当时党要他去香港，他拒绝了。全国解放后，我们的国家正在飞跃前进，进入社会主义高潮时，冯雪峰表现的更加消沉、阴暗。他总认为他在党内是受歧视、受压制的，个人的权力欲望没有得到满足，积存了一肚子的怨气，对党的领导充满了仇恨，经常骂作党的工作的同志是“做官”的，是“革命绅士”，污蔑党和国家机关，甚至人民团体都是“衙门”，以示自己“超然”、“清高”。
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和胡风一致
会议揭露：冯雪峰在文艺的许多基本问题和重要问题上，是和胡风的极端反动的文艺思想相一致，而和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相违背的。何其芳认为：“这是左翼文艺运动以来一条隐蔽在马克思主义的外衣之下的资产阶级的文艺路线、修正主义的文艺路线。他们是企图从内部来夺取我们的革命文艺运动的堡垒的。”
胡风反对作家应具有正确的世界观，否认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认为只要通过“创作实践”“写真实”等，就可以改造思想和获得正确的世界观。1936年，冯雪峰用吕克玉笔名写的“对于文学运动几个问题的意见”（发表在“作家”月刊上）一文中，也和胡风的论点相同，认为强调正确的世界观就是“机械论的老调”，把学习马克思主义降低为仅仅是一种“补助”，认为从作家的本来生活、甚至从研究文学作品和写作过程中，就可以获得正确的世界观。
胡风否定民族文学遗产，冯雪峰也和胡风一样，否定文学的民族形式，否定对民族形式的利用。1940年，在他写的“民族性与民族形式”（见论文集“过来的时代”）一文中，他说：“民族形式必然而且必须在世界化着、国际化着。”又说：“民族性问题在文化上是失去了独立的意义的”；而且“正是处在被扬弃的过程上”。1945年，在他的“论艺术力及其他”（见论文集“有进无退”）中说，文学的旧有形式“可利用的有效的是非常的少”，他只强调民间文艺里“有很多有毒的反动的要素和过于落后的东西的一面”，他甚至把利用民族旧有形式看成是“迎合小市民”的“市侩主义”。
胡风用所谓“主观·公式主义”和“客观主义”两把板斧砍杀国民党统治区党所领导的进步文艺，冯雪峰在他的“论艺术力及其他”一文中，也用“公式主义”和“客观主义”抹煞国民党统治区进步文艺的成就。1946年，在重庆文艺界的一次集会上，冯雪峰还公开说：国民党统治区的进步文艺是一片沙漠，其中只有几根绿草，那就是胡风主编的“七月诗丛”。
胡风轻视普及的作品，否认解放区的新文学作品，冯雪峰也和胡风一样，连最为群众欢迎的解放区作品，他都不放在眼里，认为不值一读和“太浅”。他污蔑解放后几年来的文学成就，说这些作品“与高中、初中的作文差不多。”并污蔑一位老作家在党的帮助下产生的作品，是“奉命文学”。他甚至轻视苏联文学的成就，认为在社会主义革命精神上还不如旧俄文学。
因为冯雪峰和胡风在文艺上许多根本问题的看法相一致，所以党和革命作家对胡风的反动文艺思想几次提出批判的时候，冯雪峰都采取对抗或缄默的态度。1945年，重庆的部分革命作家集会讨论和批判胡风派的文艺思想，冯雪峰却极力为胡风辩护。同年，重庆的地下党召开的文艺界座谈会上，胡风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关于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的提法，党对胡风进行了批评。后来，冯雪峰以“画室”的笔名写“题外的话”（发表于1946年1月重庆的新华日报上），公开响应胡风，讥笑“政治性”、“艺术性”的说法经不起“一连反问三次”。他说，“研究或评价具体作品，用什么抽象的‘政治性’、‘艺术性’的代数学式的说法，可说是什么都弄糟了。”冯雪峰承认这篇文章是正面反对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在他的“论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一书中，他极力为胡风的反动理论辩护。党批评胡风的所谓“主观战斗精神”是唯心主义的谬论，冯雪峰却说这是胡风对“革命的接近和追求”，“反映到文艺和文艺运动上来是非常好的，也正是为我们文艺所希望的，”甚至说胡风在主观上没有宣传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企图”，他甚至荒谬地说，在1945年的国民党统治区，胡风“客观”上也没有宣传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可能”。党批评路翎的小说，冯雪峰却为路翎的小说喝采，说“这正是我们所要求、并且也正是几年来我们文艺上的一个大展开。”
1948年，在香港的党员作家，又对胡风的反动文艺理论展开了一次批判。当时冯雪峰在上海，表示极为不满，他对胡风说：香港地下党对胡风的批判不是代表党的。
1955年，党对胡风的反动文艺理论，再一次在全国范围里进行批判的时候，冯雪峰始终保持缄默。
反动的社会思想
冯雪峰的社会思想是非常阴暗和反动的。他怀着阴暗的心理和虚无主义的态度去看待一切。他常在青年人面前把长征和党内斗争，描绘得阴森可怕。在匈牙利事件发生 后，他同情美国作家法斯特的叛党行为，他甚至对陈企霞说：“人类没有希望。”
在他的杂文和论文中，反动的阴暗的思想表现的也很露骨。在他的“鲁迅论”（见“过来的时代”）中，他说我们的民族已走上了“灭亡”的过程，说中国人民的“素质”已经变得十分“病态”。从前一个帝国主义分子——美国传教士，污蔑中国人民坏的特性有二十多种，他甚至认为这“还是表面的”，还“不是最深刻的观察”。在“废与霉”（见“有进无退”）里，他甚至把大汉奸汪精卫的叛国投敌也归咎于中国人民。
在“论友爱”（见“有进无退”）中，他提倡把私人的“友情”摆在集体和阶级的利益之上，甚至公开制造为无耻的叛徒说话的“理论”。他认为一个朋友“对于民族或社会、或阶级或他们所属的集团有叛逆或破坏的企图”，如果不先劝告、阻止而向社会和集团告发，这对于朋友或同志都是“居心险恶”的，“对社会或团体的形似的忠实，也常是可疑的”。在“火狱”（见“有进无退”）中，他赞扬英美通讯社污蔑苏联红军攻克柏林的报道，说那是“史诗似的文字”。苏军攻克柏林，是法西斯侵略者的毁灭，是全人类欢欣鼓舞的事情，但是冯雪峰却说：“苏联红军攻进了柏林，柏林立即全城大火，成为人类的‘恐怖之城’。”还说：“在狂欢之后，也许还要忍受不能忍受的索漠的茫然的痛苦。”从此可以看到，冯雪峰的思想，反动和阴暗到什么程度。到会的人纷纷起来质问冯雪峰，究竟为什么原故他会有这样极端反动的思想。
会议指出：冯雪峰的这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和反动的社会思想，正是冯雪峰反党行为的思想基础。
会议从6月6日起，到8月20日止，已先后举行了十九次，在会上发言的共百余人。第十二次会议后，在会上继续发言的有许广平、老舍、钱俊瑞、夏衍、郑振铎、蔡楚生、邵荃麟、张天翼、何其芳、周立波、赵树理、王任叔、袁水拍、葛琴（十七人联合发言）、冯至（和吴组缃、卞之琳联合发言）、陈白尘、张光年、孙维世、臧克家、严文井、蒋天佐、沙汀、楼适夷、阮章竞、李伯钊、菡子、王士菁、王蒙等。丁玲在会上先后共作了五次发言，态度极不老实。会上，大家一致对她的这种态度感到愤慨。大家对冯雪峰在第十八次会上避重就轻、吞吞吐吐的交代也极为不满。会议仍在继续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