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揭露章罗联盟的谋士——吴景超
许征帆
右派大将吴景超，是章罗联盟智囊团里的头号人物。他参与这个联盟的反社会主义战略计划的制定，并力图实现它。
我们知道，章罗联盟反社会主义的战略是：首先，趁党整风的时机，借“批评”、“监督”、“争鸣”之名，在科学文教界到处放火，煽动教师带领学生上街；其次，再把火放到小商小贩中去，使上了街的学生与市民结合起来，造成混乱的局面；最后，打着“收拾残局”的幌子，粉墨登场，妄想取共产党而代之，复辟资本主义。
这个狠毒的战略计划，虽是最近才全盘暴露出来，但早在大“放”、大“鸣”之前，章罗联盟的成员已千方百计在为实现它创造条件。在这方面吴景超当然不会落后于自己的“盟兄”、“盟弟”。下面举出几件大事，作为证明。
首立“汗马功劳”
第一，要实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必须控制自己所在的组织，使它变质，成为作战的基地。吴景超已认识到把民盟抓到章罗联盟手中的意义。要掌握民盟，关键在于盟内的右派能否团结起来，争取中派，排挤左派。为此，吴氏夫妇亲自出马，以三十多年老朋友的身分“苦谏”罗隆基应与章伯钧搞好关系，罗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他接受这种建议。在建立这个反动联盟过程中，吴景超首立“汗马功劳”。
章罗联盟建立后，右派分子就开始了排斥左派的行动，在执行这一阴谋的过程中，吴景超的
“功绩”同样是不可埋没的，他参与了攻击邓初民的大合唱，咒骂他是“教条主义者”；参加了进攻民盟北京市委会的活动，企图把吴晗撵走，让曾昭抡上台；进行了改组民盟中央文教委员会为文教部的工作，把楚图南搞下来，将费孝通捧上去，而吴景超也被内定为第一副部长。
总之，一连串的“贡献”，使得仅仅有五年盟龄的吴景超，由一般的盟员，而民盟中央文教委员会委员，而中央委员兼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而内定为文教部首席副部长，并代表民盟出席全国政协。真是官运亨通，青云直上，这就是章罗联盟给自己的忠实的谋士的“报酬”。
为右派筹建政治大军
第二，为了建立一支反社会主义的政治大军，吴景超和他的同道们从两方面着手。一方面，准备高速度地发展民主同盟的组织。章罗叫嚣要吸收一两百万新盟员，要取消“防区制”，好把各阶级、各阶层中那些对新中国心怀不满的落后分子，都搜罗进去。吴景超利用了他的民盟中国人民大学支部主委的职权，力图贯彻章罗联盟的组织路线。他主张突破民盟只发展知识分子“中上层”（教授、讲师）的界限，要在助教以及超龄团员中找发展对象，以便有传种接代人，与共产党“长期共存”。于是他在最近竟发展了右派分子许孟雄、王衍臻等，并把葛佩琦、贺安等这些牛鬼蛇神作为联系与培养的对象。
另一方面讨好旧知识界中的落后分子，打击工农知识分子。在罗隆基“我对高级知识分子问题的了解和意见”、“加强党与非党知识分子的团结”的两次发言里，在费孝通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早春’前后”两篇文章里，充分暴露了章罗联盟在这个方面的鬼计。吴景超是这四篇臭气冲天的文章起草人之一。可见他在这条战线上是扮演着何等重要的角色。
还应该指出，为了笼络旧知识界中的落后者，吴景超恬不知耻地给这部分人搽粉抹胭脂。把他们形容得完美无缺，认为强调思想改造对这伙人来说，完全是多余的。比如，他就把右派分子李景汉等捧上天。而在民盟中国人民大学支部工作中，他又一贯漠视盟员的思想改造工作，对盟员说：一年至少必须拿出两篇科学论文来，其他（指政治学习、思想改造）都是废话。他所以敌视思想改造工作，无非是害怕广大的旧知识分子在思想改造过程中社会主义觉悟提高，因而挖掉章罗联盟的墙脚，妨碍他们的政治大军的建立。
为要逐步实现章罗联盟反社会主义的战略计划，他还当面向章罗建议，应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之外，再建立一个由各种专家（即旧知识分子）组成的政策委员会，以取消党的决策权。这个建议，得到章罗采纳，而发展成为臭名远扬的“政治设计院”和“平反委员会”。
更恶毒的是吴景超到处嚷嚷，说什么要实现“互相监督”、“百家争鸣”有两大困难：头一个是没自己的通讯社，第二个是缺乏资料，因此，他主张民主党派必须有一个足以与新华社竞争的通讯机关，并痛骂我国的保密制度为封建愚民政策，要求一切保密资料公开，以方便他们对社会主义的进攻。
企图复辟资产阶级社会学
第三，在今年3月间“争鸣”杂志召开的座谈会上，吴景超提出“百家争鸣最好能与互相监督的任务联系起来。”这里透露了他企图将学术上的争鸣赋予政治斗争的内容，便于资产阶级右派偷运各种私货，以占领政治地盘与思想阵地。这里举出他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复辟资产阶级社会学的阴谋，作为证据。
今年1月间，吴景超发表了“社会学在新中国还有地位吗？”的短文，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了一次试探性的进攻。6月9日在所谓“社会学工作筹备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吴竟首先创议开设社会学学系，并提出首先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这四大城市的大学建系的具体方案，规定在北京须以中国人民大学的社会调查研究室、中央民族学院、北京大学为复辟社会学的据点。
要复辟资产阶级社会学，必然要反对我国的指导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吴景超诬蔑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教条主义”，咒骂“它已经影响到许多人的世界观”，责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迷信”马恩列斯不敢“批判”他们的著作，不敢打倒这几个“偶像”，因而成为“教条主义”者。
谁都知道，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教条主义的根本区别，在于它们对实践采取不同的态度。而吴景超竟提出以是否敢于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家，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或教条主义的分界线。这种问题的提法，正好暴露了吴景超原来是在反对所谓“教条主义”的幌子下干着谋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暴行。
吴景超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复辟资产阶级社会学的言行，并不是什么单纯的学术主张与活动，而是在为实现章罗联盟反对社会主义战略计划作思想准备与干部准备。
一马当先向学校党委制开火
第四，篡夺党在科学与文教界的领导权，是章罗联盟反对社会主义战略计划的头一个组成部分，而控制各大学又是这一部分的第一个环节。因此他们觉得非扫除党委制这个碉堡不可。于是吴景超一马当先，向党委制开火。
早在去年党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之后，吴景超就到处卖弄他那套从旧清华大学搬来的形形色色的委员会。他一方面吹嘘他那些校务会议、财务委员会，人事委员会等等的优越性，一方面咒骂高等学校中的党委制有“内幕”，有“见不得人的事”，“独断独行”，与我国宪法第十七条的精神相违背。他想让别人“逻辑”地得出必须以他那套委员会来代替党委制的结论。
吴景超方案企图搞垮党委制的毒计主要有三条。其一，大学中党的任何建议，必须根据“吴记”的各种委员会“调查研究”所得的材料。其二，党委会提出的建议，只有在提交校务会议通过之后，才发生法律效力，命令学校行政当局付诸实施。其三，各大学中的民盟支委会（其实是指章罗联盟分店），通过分布在各种委员会中的“盟员”的汇报，了解并掌握全校情况，好取党委会而代之。这样，在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委员会的上下夹攻、包抄侧击下，中国共产党在高等学校的领导权，就“化整为零”被消灭得一干二净。如果吴景超的“如意算盘”实现了，那自然要出现封建式的“把头治校”，一小撮右派教授垄断学校的一切，横行霸道，把各大学校作为哺育资本主义的温床和章罗联盟的干部制造所。
由于向高等学校的党委制放出了第一枪的战功，吴景超被章罗联盟委派为消灭“党委负责制”小组的负责人之一，就在这个小组里，诞生了“我们对于高等学校领导制度的建议（草案草稿）”这个反动纲领。在这个纲领中，他诬蔑党委制的无耻谰言，得到了进一步的具体化；他的建立各种委员会的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挥。无怪乎这个纲领的起草人黄药眠要声明，他的“杰作”主要是综合吴景超与陶大镛的主张而产生的。
“六·六”阴谋会议前后
第五，以章罗联盟谋士的身份，出席“六·六”阴谋会议，是吴景超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的高峰。这个会是资产阶级政治野心家研究“目前的形势与右派的任务”的会议。在这个杀气腾腾的会上，吴景超发表对形势的看法，介绍了李景汉的咒骂党为秦始皇、思想改造为侵犯人权、新知识分子为新狗熊的反动谬论，并攻击“人大”为“四不像”，必须“摧毁”的教条主义“堡垒”，最后，他还恳求主子章伯钧根据当时的局势，指示具体的任务。
6月上旬，对吴景超说来那的确是“不平凡”的一旬啊！请看这个活动日程表：二日，参加了章伯钧召开的北京五大学的汇报会。四日，参与主持民盟中央的取消党委制的阴谋会。五日，与刚刚见过章伯钧的费孝通密谈。六日，出席“六·六”阴谋会议。七日，和刚刚从章伯钧那儿来的费孝通订立攻守同盟，并在中国人民大学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点火。八日，借与于毅夫同志谈话的机会，替陈达、李景汉吹嘘，为储安平的“党天下”的谬论辩护。九日，参加阴谋复辟资产阶级社会学的会议，并在当天晚上企图在民盟“人大”支委扩大会议上，“传达”章伯钧?造的所谓“毛主席关于取消党委制的指示”。在这段时间里，还干了些私下串连的活动。
参与策划与执行章罗联盟的反社会主义战略计划的过程，可以鲜明地看出吴景超的罪恶活动的几个特点：第一，主动积极。只要章罗一出个什么坏主意，吴善于立刻把它化为具体的方案、计划，付之执行；第二，设谋献策。在关键性的问题上，他总是精于根据“领导意图”提出作战计划；第三，深谋远虑。凡是他设计出来的各反动方案，幌子总是特别多，欺骗性大，而且进攻或退却的步骤，都有比较周密的考虑。这些特点说明吴景超真不愧为章罗联盟的谋士与干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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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思想改造大有好处
——访自动化专家陆元九先生
本报记者 蔡鉴远
在中国科学院自动化及远距离操纵研究所的一间安静的小屋里，我访问了从美国归来不久的陆元九先生。我们的谈话，是从陆先生诉说他在美国急切想回到祖国而又遭到美国当局无理阻挠开始的。
陆先生是1945年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做研究生的，1949年得仪器工程学博士学位，以后就在麻省理工学院做了五年研究工作。从1954年到1956年回国止，他又在福特汽车公司研究汽涡轮机的控制问题。他说他是早就打算回国的，只因为新中国建立以后，美国政府对中国留学生的回国万般阻挠，才使他耽搁到去年。在这期间，美国政府为了阻止他回国，曾经用了各种办法，不是司法部的“移民局”叫去问，就是“联邦调查局”（美国特务机关）叫去盘查。问什么“中美打起仗来你反对那一边”等问题。他们对盘问留学生本人还不满足，还时常打探隔壁邻居。同时美国政府还不断地向留学生宣传什么“回到共产党中国，要给关到集中营，行动没有自由”等等。他们特别宣传回国来就得要“Brain—Washing”（“洗脑筋”）。陆先生说：“可是不管怎样宣传，留学生们反正想念自己的祖国，要回国的心是坚定不移的。”他停顿了一下又说：“不过心里也还有疑虑，回国前我是这样想，回国后我不搞政治，只要我一心搞业务工作，就不会出什么问题了。”
他说，美国人所谓的“洗脑筋”，就是指我们的思想改造。美国宣传机关还说，回到中国的人不能随便想，随便说。但是陆先生用他回国后的经历，驳斥了敌人的诬蔑。
从跨上祖国海岸的那天起，脑筋里不断装进新东西，脑筋开阔了
陆先生去年6月间回到北京，7月初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工作，8月1日开始上班。过了十来天，他就到中国科学院在长春的机械电机研究所去了解情况，因为那里的一部分工作要合并到自动化及远距离操纵研究所来。接着就参加搞研究所成立的筹备工作，一直忙了两个多月。12月里，他随中国科学院的考察团到苏联去考察关于自动化研究工作的情况，今年3月初才从苏联回来。4月里，他又参与接待苏联专家的到来。到5月，比较正规化的业务工作才开始。“回国后一年了，过的真快！”回国以来，他说，只感到从去年由香港转广州跨上祖国海岸的那一天起，他脑筋里就不断地装进他所不知道的新东西，装进他在国外时想也想不到的东西，仿佛脑筋开阔了。他说，也许这就可以叫做“洗脑筋”吧。
我们的思想改造运动，陆先生说，在国外时的确感到有点不可思议，甚至被宣传得有点恐怖感。整风、反右派斗争开始以后，他有了许多实际的感受。
不问政治，不仅不能发挥自己的力量，而且很危险
“专心搞业务，不问政治”到底行不行？陆先生说，美国的统治者和大老板们为了维持他们的统治地位，是希望工作人员“专心搞业务，不问政治”的，所以在那里大家忧愁的是“怕丢掉了差事”，只要能工作拿钱，就会心满意足，也没有什么心思去问政治。他说有些人羡慕美国有选择职业的自由。在美国表面上有选择职业的自由，但是，他说，后面应该加上一句：“资本家也有随便把你的职业去掉的自由”。他说他回国以后，曾经亲自看到，小部分同志工作稍有不如意就不安心，甚至闹着要离开。要在美国，你甘愿离开、甘愿失业，那走了就完了。他说，现在我懂得了，我们的办法不是那样。我们的工作是根据国家的计划进行的，我们的人力的调配也是有计划的。为了国家的建设事业，个人暂时的不如意，是完全可以克服的。科学家参加制订计划，根据国家计划完成研究任务，这就是政治。陆先生说，如果一个人没有这样一点认识，把个人利益放在国家利益之上，稍有不如意就跟着右派分子乱喊、乱闹，那自然就会上右派分子的当，甚至被拉下水去。所以他现在的看法是，“不问政治，不仅不能发挥自己的力量，而且很危险。”他说，这就是他在思想改造运动中的一个重要收获，而且是不知不觉得到的。
右派分子同我们全国人民不是站在同一“圈子”里的
“如何辨别是非”，这也是陆先生考虑的一个问题。他说，他感到辨别是非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反右派斗争开始时，他就感到许多事情都弄不清楚。特别是当批判右派分子提到的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些东西，以及右派分子提到的“学校、科学研究单位的领导人应该民主选举”等等，他初听时总觉得这些意见也可能有“好的、可取的”部分。当最初批判这些东西的时候，他还有这样的印象，好像“说错了一句话就要受到很严厉的批判”，结果是：“多说多错，少说少错，不说不错”，或者只能“不说心里话，只跟着别人叫口号”。后来，他参加过很多次批判会，不断地和同志们谈心，慢慢地他清楚了。他说：“话并非不能说，可以说而且应该说，问题在于站在什么立场说话”。他对右派分子说的一些坏话，也有了分辨的能力。他说，“只要和党和全国大多数人民站在同一个‘圈子’内，讲错了，即使完全错了，也还只是人民内部的是非问题，因为动机是为了搞好工作。”他现在已经知道，右派分子原来不是同我们全国大多数人民站在同一“圈子”里的人。右派分子们是站在人民的“圈外”。我们把人民的事业做好了，右派分子就嫉妒；做坏了，右派分子就幸灾乐祸。为要破坏人民的事业，右派分子就恶毒地造谣诬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中国共产党。从反右派斗争中揭露的许多事实看来，他说：“反对右派是完全必要的。”
互相批评，指出缺点，使优点增多，这是进一步的“尊重个人”
在外国很讲究“尊重个人”，说回国来就会“抹煞个人”。我们的国家是不是这样呢？这是陆元九先生注意的又一个问题。他说，在美国，人与人之间彼此只讲“好”，“很好”，或“最好”，很少讲讲“坏话”（即批评的话）。两邻居，背面可以互相骂得狗血淋头，但当面仍然互相说好话。这就是所谓“尊重个人”。他联系到反右派斗争说，从“尊重个人”的角度看，起初他也是不习惯的。看到批判右派分子时，大家说的尽是右派分子的缺点，他曾经想“难道右派分子就没有优点了吗”？好像很不“尊重个人”。他说，这个问题现在也很清楚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所谓“尊重个人”是虚伪的，那样的“尊重”显然没有什么好处。而我们呢，只要是站在人民“圈子”内的人，彼此的优点互相尊重，但是彼此的缺点也不互相掩蔽、互相包庇。互相批评，指出缺点、错误，把缺点、错误改了，使优点增多，这当然是好事。应该说，这是进一步的“尊重个人”。这样的好事，在资本主义社会是想办也办不到的。至于右派分子则是站在人民“圈子”外边的人。他着重说：“现在所批判的右派分子，是想把我们带着走错路的人了，是人民的敌人，还有什么优点可提呢？但是现在对待这样的人，也不过开几次辩论会，大家讲讲道理。如果批判得使他感到痛，而痛改前非，那才谈得到优点缺点。从这一意义来说，反右派斗争也还是治病救人，这不也是大大的好事么！所以感到反右派斗争很有必要。”他谈到批判钱伟长（自动化及远距离操纵研究所的筹备主任）时，他说，起初在清华大学开会批判时，因为只讲坏的，他就弄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后来中国科学院邀集在京科学家举行座谈会批判钱伟长时，他的想法开始扭转了；并且他在会上也揭发了钱伟长的一些错误言行。以后当然对钱的错误有了更深的认识。
回国参加学习以后，自己努力的方向明确了
思想改造，陆元九先生感到现在可以领会是怎么回事了。他说，“我现在的感觉是，思想改造依靠自己的自觉很重要，不是强迫的。”他回想起在美国时，留学生们一般只知道毛主席和周总理，别的什么事几乎都不知道。他回国以后就自然而然地学习了许多东西；并且也感到非学习不可。如果不学习，首先就不能把工作搞好。他特别回想到时间的安排。他说：“现在学习政治，是安排在一定的时间里，并不影响其他工作或休息。在国外时，是把一些时间用在无休止地谈住房、谈棒球上去了，甚或谈些无聊的事。”他感到回国参加学习以后，自己努力的方向明确了。他说：“过去工作只是为了自己，除了被雇佣的工作以外，只把精力用在讲究自己的一点生活条件，特别感到精神上是被剥削的。”他现在感受到，自己的工作是为了人民，是在参与一个集体的事业，所以精神上是愉快的！
陆先生还谈到了他最近的工作情况。他说，现在他在研究所里是负责搞生产过程自动化方面的研究工作。他感到他的工作责任很重，工作多得做不完。他没有感到什么“有职无权”的问题。他说，他现在的情况是：“我担任的工作，只恨自己能力不够，没有三头六臂。”
陆先生说，这次他参加整风和反右派斗争，起初是发现自己的政治水平太低，进一步是学习了很多东西，同时发现需要学习的东西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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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论文摘要
报刊论文摘要
我们提倡什么样的独立思考？
要有正确的立场，才有正确的独立思考。右派分子叫嚣说：“有了立场就没有独立思考”。其实，右派分子的“独立思考”，只是在漂亮的口号下搬运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的、修正主义的理论残渣。事情很清楚：在现在的阶级社会里，不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思考，就必然站在资产阶级立场或者地主阶级立场上思考。
正确的立场是和正确的观点、正确的思想方法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主义是我们无产阶级科学的宇宙观和思维方法，我们思考和认识问题是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思想的。右派分子攻击说：“马克思主义给思想加上了框框，妨碍了独立思想。”我们都知道，马克思主义是指导工人阶级进行革命斗争的理论武器，它的目的就在于解决工人革命斗争中的实际问题，它本身已经向人们提出独立思考的要求。如果马克思主义妨碍独立思考，列宁又怎么能够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俄国革命，不仅取得了革命胜利，同时还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呢？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在中国革命的一系列的根本问题上规定了适合于中国国情的路线方针，难道不也正是独立思考的典范吗？（摘自8月23日中国青年报社论：“要有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才有正确的独立思考”）
什么是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
我们知道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作为资产阶级的世界观的一种表现，是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不可调和的、互相敌对的。资产阶级从追求利润的天性出发，他们关于民族问题的纲领和政策是怎样的呢？那就是：在国内，他们僭称自己是本民族的代表，或者本民族利益的保护人，而实际上则使整个人民的利益服从于资产阶级或者资产阶级中的某一阶层（大资产阶级）的利益，把它这一阶级或其中的某一阶层的利益放在全国人民利益之上，放在国内各民族的利益之上；在国外，他们把自己民族（实质上是指资产阶级）和其他民族的利益对立起来，把自己民族看得高人一等，在可能的时候，就去压迫和剥削其他民族，实行侵略。这种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发展的最高形式，就是各帝国主义国家对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统治，就是帝国主义侵略战争，就是现在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奴役世界的罪恶计划。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在另外的条件下却又可能转变为民族投降主义。当本国民族受到外国帝国主义的严重侵略进攻的时候，或者在资产阶级、特别是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本国人民根本利益发生尖锐矛盾的时候，或者本国人民起来威胁他们的统治的时候，资产阶级特别是大资产阶级，就可以向异民族的统治者或其他帝国主义者，屈膝投降，出卖自己的民族，帮助异民族的统治者或者其他帝国主义者来压迫本国的人民，来达到保护自己的财产，维持自己的政治地位或统治的目的。（摘自学习杂志第十六期钱俊瑞：“从右派反苏罪行说到资产阶级民族主义”）
地方民族主义观点是反社会主义的
关于民族工作，许多人都提出了有利于我们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的正确的批评和意见。这种正确的批评，我们是欢迎的并努力予以改正。但是也有个别的人却完全抹煞了在民族工作方面已经取得的成就，或者把它说成微不足道，而对民族工作中的缺点却过分予以夸大。把在工作中违背党的民族政策所造成的某些缺点和错误，说成是党的民族政策本身的缺点和错误；有人竟然说：“党推行民族区域自治是形式，只不过是把汉文写在维文下边”，不相信区域自治政策能充分保障各民族事实上的真正平等。这种观点是出于地方民族主义的观点，它妨害着我们各民族人民建设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妨害着各族人民的巩固团结和互助合作，也就是妨碍着各民族人民的利益。
（摘自8月11日新疆日报伊敏诺夫：“坚决反击右派，毫不动摇地为社会主义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