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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妄图在交通部建立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
丘克辉“施工”失败遭受痛击
本报讯 人民交通出版社在最近几次会议上揭发和驳斥右派分子丘克辉、符浩的罪恶行为。
右派分子丘克辉（交通出版社副社长）是章伯钧的反共反人民的得力骨干，是民盟候补中央委员，又是交通部民盟支部主任委员。
在大鸣大放期间，丘克辉本着章伯钧的意旨从各方面向党进攻。为了响应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的反动主张，丘克辉写了一篇名为“介绍交通部民主党派的情况”的文章，并经章伯钧看过。这篇文章提出了非常露骨的反共主张：第一、要求交通部党组要和民主党派制订协作方案；第二、主张在交通部可以有两种会议，一是行政的部务会议，二是咨询、建议、监督的协商会议，阴谋将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搬到交通部中去；第三、主张交通部的文教科学等工作交给民主党派来掌管；第四、设立各民主党派联合办公室，以便和党唱对台戏，篡夺党的领导。
丘克辉为了响应章伯钧大发展计划，曾千方百计唆使他的爪牙右派分子卢其昌、陈煦安等，不择手段地多方拉拢人，特别是对党不满的人和超龄团员。他还在出版社内大唱章伯钧的“同人出版社”的谬论，当章罗联盟的阴谋被揭露后，他还多方为章伯钧辩护，说章伯钧是“思想问题”。最近人民交通出版社的职工集中批判了丘克辉的那篇文章的反动实质，丘克辉才不得不承认在思想上是反动的，在政治上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
出版社的另一个右派分子符浩，在社内积极“经营”思想战线上的“自由市场”，进行贩毒“买卖”。
他公然支持储安平的“党天下”的谬论。当广大人民向右派分子的谬论开始反击后，符浩作贼心虚地说：“共产党一向是一只手要你放，一只手又拿了刀子要杀你的头！”他对干部档案袋恨之入骨，竟要求把所有的干部档案袋都烧毁。他的这些反动透顶的言论，大为章伯钧、杨逸棠、王一帆等右派分子所赞赏。
原来符浩也是一个老右派，在全国解放的时候，他就说过：“别人是以愉快的心情迎接解放，而我是带着沉重的心情走到新社会来的。我一直是身在大陆，心在台湾。”可见他对已被全国人民打倒了的反动统治是多么留恋！
目前右派分子符浩还在继续和其他右派分子串连，妄图顽抗。出版社全体同志坚决表示，不管他如何狡赖，一定要同他斗争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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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充分揭发批判 适时交代政策
钱辉焴右派小集团趋于瓦解
本报讯 城市建设部以钱辉焴为首的右派小集团，经过群众的多次反击，现在基本上已经瓦解。
从群众的驳斥和右派小集团内部交代的材料看来，他们这些人所以沆瀣一气是有其内在根源的。右派分子钱辉焴出身于地主阶级的家庭，剥削阶级的劣根性很深，她虽是共青团员，但熟悉她的人说她是女“阿飞”。1952年到1954年她在北京师范大学读书。就是在这期间，她经过反革命分子谢昕的关系结识了黄绍竑。她和谢一起出入黄绍竑的公馆。她参加工作以后，一贯对党、对组织严重不满。她对房子分配问题意见很大，到处写信告状。对自己的等级（翻译十二级）也很不满意。她总觉得新中国的社会制度和她的思想感情格格不入。
钱辉焴向党进攻的时候，除了直接同王颂华、彭石安一起同谋策划以外，还和民用设计院的右派分子王功溥有联系，另外，和北京大学“百花学社”的幕后人、反动刊物“广场”的秘密编委贺泳增也有联系。这个幕后人在整风开始的时候曾亲自到她家里三次，介绍谭天荣的“哲学观点”，共同酝酿过钱的九条纲领，研究过钱在辩论大会的发言，并且带来过右派分子所编的“广场”杂志，鼓励过她的“斗争”情绪，向钱募集过“广场”基金。
右派分子王颂华出身于恶霸地主家庭，他的父亲参加过国民党的剿共游击队，因罪大恶极，土改时被人民政府镇压。在整风开始时，他抱着杀父之仇，宣传右派分子林希翎如何“伟大”“能干”。王颂华在自我检讨中承认钱辉焴的“九点意见”是经他修改的。他说：“我作为一个思想反动，借党整风之机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右派分子……是有罪的。”这个小集团的其他成员，有的是个人野心分子，有的是有严重的资产阶级思想，对党不满分子。在群众向他们进行说理斗争之后，感到理屈词穷，表示悔过投降。只有钱辉焴和彭石安两个比较顽固的右派骨干分子交代很不彻底，仍然坚持反动立场，互相保持一种默契的同盟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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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赵超构在新闻工作者座谈会上
检查资产阶级办报路线
新华社上海25日电 上海新民报社社长赵超构24日在上海新闻工作者座谈会第八次会上，对他前一时期的资产阶级办报路线作了系统的检查。
在去年6月以后，赵超构在报社内部提出一系列办报方针和作法，来改革新民报晚刊。他提出的口号是：“广些，广些，再广些；短些，短些，再短些；软些，软些，再软些。”在这以后，报纸的版面上就出现了很多风花雪月、奇闻怪事之类的东西。新民报的这种作法，曾经引起上海新闻界和读者们的怀疑，但右派分子徐铸成、陆诒、王中等人却大为捧场。在文汇报的右派分子四出放火期间，新民报也跟着派出记者，在上海、浙江等地采写了若干渲染、夸大和歪曲事实的新闻。
6、7月间赵超构曾经检讨了自己的错误，新民报晚刊也对自己在鸣放期间发表的一些歪曲和失实的报道，进行调查核实，向读者作了交代和检讨。8月24日，赵超构又系统地批判了他的资产阶级办报路线。
赵超构在批判中认为，他前一时期在新民报的领导工作和言论当中，所犯的资产阶级办报路线的错误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削弱了党对报纸的领导”。
他说，一年来他经常片面地强调晚报的特点，强调“标晚报之新，立晚报之异”，避而不谈党报和党外报纸共同具有的社会主义政治方向。今年2月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召开报纸工作座谈会时，宣传部负责人和新闻界几位同业对新民报提出了一些善意的批评，当时他不仅不接受，反而表示抗拒，说什么“教条主义又回来了”。当报社内部一些青年人怀疑领导的办报方针时，他也认为是青年人“思想混乱”。因而在一个时期内削弱了党对新民报的领导，使新民报在一个时期内转向右倾，脱离了社会主义的轨道，出现了一些错误的报道和言论。
第二，“资产阶级的纯技术观点”。
赵超构在检讨中说：“报纸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报纸工作中的一切技术，都是为的表现正确的政治内容”。但是，“一年以来，我在新民报的工作是费尽力气搞特点，搞风格，搞所谓‘广、短、软’三个口号，一切的一切，为的是技术”。这种片面、孤立地强调技术的结果，“削弱了社会主义报纸的作为阶级斗争武器的性能”，“为资产阶级思想的传播大开方便之门”。
第三，“专家办报思想抬头”。
赵超构说，前一时期他一直强调新民报社内部有内行和外行之间，老报人和新生力量之间的矛盾。这“实质上是专家办报路线的复活”。强调单靠老报人的业务技术来办报的结果，就忽视了党的政治思想领导，同时也脱离了报社内部一般群众和广大读者的要求。
第四，“盲目提倡趣味”。
赵超构说，他在这时期的报纸工作中，不适当地提倡趣味性，强调晚报可以容许“无害的趣味”，而把“指导斗争，指导工作”这个任务当作是党报的任务，晚报只能“量力而行”。由此就“陷进了‘趣味’成‘性’的资产阶级新闻学观点”，结果使“风花雪月”、“琴棋书画”之类的东西占版面的比重过多过大，大大地削弱了报纸的战斗性。
赵超构在检查中还批判了他前一时期在言论、文章中追求资产阶级所谓“新闻自由”的错误。他说，他在中共上海市委宣传工作会议上，提出报纸应“独立战斗”的口号是错误的，是意味着对党的事业的分裂。他以“文木”的笔名发表的“记者还要争地位”和用“林放”的笔名发表的“先锋何在？”两篇文章，更直接地宣扬了虚伪的资产阶级“新闻自由”。他说，在“先锋何在？”的文章中，“我不但完全抹杀了新中国报纸在党领导下的进步事实，并且污蔑了新中国的记者，加以丑化，说我们的记者是靠‘讨’、‘碰’、‘摸’、‘拚’来进行采访的。”
赵超构说，他的资产阶级办报路线，“跟王中的反动理论有着可怕的联系。”有的文章，被右派分子所引用，在左叶事件时所写的“滚非佳兆论”和“列宁回答了左叶的问题”，更是“为右派分子进攻党的新闻事业添火煽风。”
赵超构检查说，他的资产阶级办报路线，是在“反教条”的名义下复活的。他说，他曾经公开表示：“就目前的报纸工作来说，主要的敌人是教条主义，……教条主义比机会主义更可怕。”因此，他“以反教条主义为名，排斥报纸的指导性和思想性。”
在24日的座谈会上，大家对赵超构的检查表示欢迎，认为他的检查比较系统全面，态度是诚恳的，但也指出他对资产阶级办报思想本质的批判还不够深刻，希望他继续进行自我检查，并积极工作，进一步锻炼和改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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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上海新揭露出一个极端恶劣的右派骨干
董任坚一直是美蒋的忠臣孝子
新华社上海24日电 反动透顶的右派分子、上海外国语学院教授董任坚，最近竟然在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提出荒谬绝伦的“人性论”，继续向人民猖狂进攻。
董任坚在会上借口作思想检查，丧心病狂地诬蔑解放后没有人性，他极端恶毒地说世界上只有三种人，第一种人相当于猪，剥削他人以自肥；第二种相当于牛，是被剥削的；第三种相当于狗，专门翘尾巴。真正的人非常之少。从猪、牛、狗中有时也可能产生出人来，他提倡的“人化教育”，就是要使这些东西“化成人”。当代表们对他的谬论进行驳斥的时候，他竟蛮横地逃会。
右派分子董任坚的狂妄态度激起了代表们无比的愤怒。和董任坚同事过的教育界人士昨天都赶到会场上来揭露这个一贯反共反苏、极端仇恨社会主义、日夜梦想变天的反动分子的丑恶面目。
曾经是董任坚的密友的周覃绂揭露，董任坚曾亲口告诉他“世界正在按照艾森豪威尔的计划改造”，资本主义一定会在中国复辟。董任坚野心勃勃地说，他已经打算好变天之后要搞政治，蒋介石一定会重用他，当个把教育部长还是嫌小的。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董任坚认定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已经垮台，整个形势要变了，他说各人应该有各人的计划。于是董任坚笼络了一批人，经常到他家里去聚会，这些人就是董任坚正在策划的“兄弟会”的基本成员。
据章振邦和黄丹艧揭露，上海外国语学院的领导上要董任坚负责英语系的筹备工作，要他拟个书面的建系计划，他居然恬不知耻地写了个建院计划，妄想篡夺学院的领导权。他恶毒地说解放前后都是实行党化教育，过去是三民主义党化教育，现在是马列主义党化教育。因此，他在填志愿时写明要以“人化动力学”来改造全国的教育。他反对以马列主义作为社会主义教育的指导思想，他还竭力反对政府对高等教育的各项政策，反对制订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又说课堂教学是“前有讲台，后有黑板，面对几十口小棺材”，他反对备课，说：“专家不备课，备课的不是专家”，甚至狂妄地向教师们说：“用不着备课，到我家去谈两个钟头，就够你教一年了。”他还借口反教条主义，千方百计抗拒学习苏联先进经验。
据揭露，董任坚在大鸣大放中到处放火，活动非常猖獗。他亲自召集了三十多个青年教师开会，在会上诬蔑学校里现在是“魔鬼的势力”，把自己说成是一个跟黑暗斗争的英雄。说党做的事都是坏事，好事都是他做的。他还为右派分子提出的“教授治校”作补充，说共产党不能领导高等学校，公开提出党员校长只能管管行政，不能干涉教学业务。
董任坚对解放以来的各项运动采取了疯狂的抗拒态度。周覃绂、胡冠璐、黄丹艧揭露，他窝藏的反革命分子陈时煃被人检举并且被镇压以后，董任坚伤心得哭了，后悔说：早点到台湾就好了。他把自己的国民党党证藏到地板下面，等待有朝一日拿出来用。抗美援朝的时候，这个由美帝国主义培养起来的奴才认为美国一定会胜利。他又污蔑肃反、思想改造伤害了知识分子的感情。1951年领导上要送董任坚进革命大学学习，董竟无理地拂袖而去。他还站在与人民完全敌对的立场上，一再阻止他的前妻胡冠璐参加思想改造运动，不许她入团入党。据董任坚的前妻胡冠璐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忠臣孝子董任坚在抗战以前就由CC派特务分子介绍参加国民党为特字号党员，他又是美国集反动思想大成的杜威的学生。抗战胜利之后，他得到国民党CC派特务顾毓琇的青睐，担任新陆师范和上海师专的校长，因贪污被撤职，靠了国民党另一个特务的保荐，又去美国考察教育。数十年来他都在贩卖杜威的反动学说。他还狂妄地宣称自己是世界四大思想家之一，与右派头子罗隆基、潘光旦、孙大雨都是同学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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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批判右倾思想 克服温情主义
鞍山反右派斗争扩展到基层
新华社鞍山24日电 鞍山市反右派斗争已由市级机关、鞍钢、鞍建两公司开始扩展到基层单位和各行各业。经过批判右倾思想和温情主义后，最近揭露出来的右派分子已比半个月前增加一倍半以上。
目前，在鞍山市已展开反右派斗争的近百个机关和企业单位中，每天都有许多单位召开辩论会，同右派分子进行说理斗争。在工程技术界，已揭露和批判了自称为“鸣放英雄”，发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万言书”企图取消党的领导，并攻击肃反政策的李立德；宁愿做英美的仆役，不愿做中国的主人的朱新；污蔑苏联，攻击党的领导和肃反政策的祁宝宗；妄图组织反动党派来推翻共产党的领导的伍俊卿等一批右派分子。在教育界中，揭露和批判了恶毒地攻击党的教育、人事制度，诬称现在是假洋鬼子不准阿Q革命时代的姜健群；提出取消党委制实行“民主办校”的杨国范；系统地攻击肃反政策的白志扬等。此外，积极推行章罗联盟反共反社会主义纲领的民盟鞍山市负责人张裕元；污蔑党不能领导科学技术的医药卫生界的樊国栋；披着共产党员的外衣向党发出十六支毒箭的党课教员许广镇等右派分子的反动面目，也已经进一步暴露出来。
经过群众展开面对面的斗争，一些十分狡猾顽固的右派分子在大量的事实面前已被批驳得理屈词穷，哑口无言。有些右派分子已低头向人民请罪。拥护“定息二十年”的李树藩，已经承认他是一个反动的资本家。扬言“希望中国也能掀起一个‘匈牙利事件’”的阴谋家沈乃敏，也承认他是有目的、有计划、有策略地向党进攻，企图搞垮社会主义企业的右派分子。以“鞍山日报”副总编辑李惠众为首的反党集团已经开始瓦解，除了李惠众、侯韵、薛麦还在躲躲闪闪外，其他参与反党活动的分子，如刘穆、高伟、张实、游庆新、于成吉等，都已开始起义或投降，初步交代反党事实。
批判了右倾思想和温情主义以后，一些过去认为没有右派分子的单位也揭露出了右派分子。过去认为右派分子很少的鞍山市人民委员会系统，最近已在十七个单位中发现了一批右派分子。黑色冶金设计院鞍山分院通过大辩论，也发现了右派分子，并发现了右派小集团。在鞍钢的无缝钢管厂、大石桥镁矿和鞍建的机械安装工程公司、管道工程公司等基层厂矿企业的技术人员和职员中，反右派斗争也已经开始展开。这些厂矿一边进行反右派斗争，一边改进工作、坚持生产建设，并且取得了发动群众斗争右派分子推动增产节约运动的一些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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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攻击肃反的用心何在？
张载扬的老根被挖出
本报讯 北京对外贸易学院助教张载扬恶意?造和夸大肃反的缺点，否认肃反成绩。他说，肃反运动缺点是主要的，成绩是次要的；又污蔑说肃反的错误是三害的集中表现。张载扬还企图煽动群众对党、对肃反运动不满。他?造说：肃反把青年人斗成神经病。他说：党委为什么不敢正视肃反工作中的错误呢？是因为怕影响了威信。
张载扬为什么攻击肃反运动呢？张载扬在日寇统治时期曾做过日寇苏北联络部泰县出张所翻译，国民党中统江苏泰县、盐阜分区督导员及县宣导员、总务干事等职，后又参加了反动的三青团。肃反中审查他是完全应该的。学校广大师生把他的老根挖出来，他无话可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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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章罗联盟在河南的大将
张仲鲁的反动行径彻底揭穿
本报郑州25日电 记者张健虹报道：在民盟河南省委最近连续举行的座谈会上，人们以铁证如山的事实揭发了章罗联盟在河南的大将、省交通厅副厅长张仲鲁的反动面貌。
人们揭露，今年4月份张仲鲁出席北京民盟全国工作会议时，便和章罗联盟中的骨干张云川、王一帆、杨逸棠等秘密策划在河南发展农工民主党的阴谋。他回省后，又在张云川的文件指示和书信往来中商定发展计划。党开始整风以后，张云川到了河南，并且传达章伯钧的意思说，准备让张仲鲁担任农工民主党河南省组织的负责人，还将调章伯钧的亲信侯瑞桓来给他当助手。张仲鲁和张云川共同确定要在河南发展十万农工党员，发展对象是对党不满的人，首先要把右派分子张静吾、罗绳武吸收进来。
张仲鲁是个阴险的右派分子。他表面上装作进步，要求入党，在背后却时时对党进行诽谤，并且认为靠近党的人是假积极。
在大鸣大放期间，张仲鲁表面上不参加鸣放，但在背后对人宣扬储安平的反动言论，又挑拨民主党派和共产党的关系。
张仲鲁曾担任燃料工业部煤矿总局副局长的职务，当时他以私人关系先后介绍了十一名反革命分子参加局的工作，其中有逮捕过十多名革命同志的国民党修武县党部书记长范承旭。他还曾把煤矿方面的国家机密泄露给这些反革命分子。
张仲鲁曾历任国民党的高级官员，1934年参加了国民党CC派，担任过伪教育厅长、建设厅长等职务，办过伪中央训练团。在任伪河南大学校长期间，他在学校组织“动员委员会”，动员大批学生参加反动青年军。在解放战争时期，他当过“戡乱委员会”委员，并和陈立夫、陈果夫、罗家伦、蒋廷黻等人往来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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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章伯钧是他的牵线人
汤公介在轻工业部兴风作浪
本报特约新华社专稿 经过轻工业部工作人员多次揭发批判，右派分子汤公介承认他接受章伯钧的指使，在轻工业部进行反共、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
汤公介是轻工业部出版社编辑、农工民主党党员。他在整风运动开始以后，在轻工业部散播了大量诬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反动言论，并且在5月下旬和6月上旬三次煽动轻工业部出版社工作人员搞“大民主”，企图掀起暴乱。他向出版社工作人员煽动说，办公厅主任“既不能领导，又不推不放，是不是要我们来个大民主请愿呢？”又说：“轻工业部官僚主义严重，前途不堪设想，只有来个大民主请愿。”
据汤公介自己交代，他和章伯钧早就相识，有过多次往来。整风运动开始后，章伯钧曾给他面授机宜，叫他在轻工业部以帮助共产党整风为名，积极向共产党进攻，说即使是自己不了解情况，也可以利用别人的意见。章伯钧要他在轻工业部大力发展组织，作为农工民主党向共产党进攻的资本。在他离开章伯钧家的时候，章伯钧还特别嘱咐他这些话不要向别人说。
整风开始以后，他首先按照章伯钧提供的策略，利用群众向共产党提出的意见，加以夸大歪曲，打击共产党和领导的威信。比如前造纸局局长过去因工作中犯了错误受到撤职处分，有些工作人员不了解情况，出了一张大字报，汤公介马上就写了一首诗，诗中把这件事说成是“三字冤狱今再见”，就是说领导上以“莫须有”的罪名陷害了前造纸局局长，要求党组检查。
汤公介根据章伯钧的指示在轻工业部招兵买马的时候，用尽了两面派的手法。他一面扬言于众，说“共产党不让民主党派发展，使民主党派后继无人”，一面却采用撒大网的办法，准备在轻工业部发展几十人，建立一个支部，并且由他作支部主任。有人在参加农工民主党以前想征求共产党员的意见，汤公介便加以阻拦说：“我们民主党派是独立发展，不必和共产党商量。”有一次当他们在谈农工民主党党章的时候，旁边有一个人只是看了一眼，汤公介就连忙说：“你也想参加我们的党吗？欢迎！欢迎！”这个人就这样被列为发展对象。
据揭露，汤公介在1940年曾混入我沐阳抗日民主政府，不久因为环境艰苦自动脱离。1941年他再度参加解放区的工作以后，又暗地为地主阶级效劳，反对减租减息，并且在1946年叛变投敌。同年，他曾在国民党报纸上写文章诬蔑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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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人代会开展辩论
吴剑平的“和平土改”论越驳越臭
本报讯 贵州省人民代表大会展开了反击右派的斗争。8月14日下午和15日上午，在分组会议上，贵阳市、遵义地区等代表组，严厉批驳右派分子吴剑平的谎言谬论。
右派分子、民革省委会常委兼秘书长、省民政厅副厅长吴剑平原来是一个旧军阀，又是CC分子、中统特务。解放前，他在黔北曾组织过“在乡军人生产合作社”，依靠这个反动组织，他获选为伪立法委员。临解放时，吴剑平还大肆收编部队，并且带领他的部队，在遵义抢了许多物资，把许多枪枝和盐巴分发给绥阳的地主、恶霸、施哥大爷、伪乡长等，企图抗拒解放。以后，他见解放大军进展迅速，为大势所迫，才不得不回头来“起义”。解放后，他又把这一套手法运用到民革组织中，来培养自己的势力，与共产党抗衡。
这个一贯反苏、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解放以来发出了一系列的反动言论。他主张“和平土改”，曾说过：“为什么统战部不‘统’地主？”在最近的一个座谈会上还说：“对民族资产阶级可以采用和平方式过渡，为什么对地主阶级不采用和平方式过渡？”吴剑平还主张解散山区农业合作社，停止山区农业合作化。
吴剑平在党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时，竟污蔑说：“这是配合和平解放台湾政策，对台湾国民党和美国耍的政治态度”。
匈牙利事件发生后，他发出了谰言说：“苏联在对匈牙利事件上有短处给美国拿到，所以在埃及事件的后一阶段，苏联就很少发表言论了。”言下之意，就是毁谤苏联干涉匈牙利内政。
他的反动言行，自6月份以来，已在各有关单位的会议上受到了批判。
吴剑平在这次省人代会遵义地区代表组，作了极不老实的交代。除了承认他在临解放时，曾在遵义大肆抢劫仓库军用物资、银行大批款子、面粉、食盐等，作为组织反动军队的军用物资，以待时机，对抗共产党以外，在他的整篇“检讨”中，仍是避重就轻，重复群众已揭发的他的部分反共反社会主义言行。
吴剑平的假检讨激起到会代表们的无比愤怒，代表们对他的恶劣态度，以及反对土改，反对农业合作化的谬论，进行严厉的驳斥。绥阳县农民陈天祥代表广大乡（吴剑平的家乡）八千多农民，向吴剑平提出质问。他说：吴剑平发出“和平土改”，土地改革搞得过火的谬论的目的，是妄想封建地主统治势力复辟，继续站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要我们农民重新过悲惨的生活。我们广大乡的农民永远也不会忘记吴剑平在家乡所造下的罪恶。农民彭太忠曾向吴剑平借了三十块钱，不到一年时间，利上加利就变成了一百二十块钱，吴剑平就是这样残酷地剥削农民的。来自绥阳县的魏炳方代表说：吴剑平在土地改革时，有次去绥阳，对张子清县长说：绥阳没有大地主，可以和平土改。吴剑平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呢？显然是在维护地主阶级的利益。魏炳方还说：我来省里开会，农民们纷纷要求我代表大家，严斥吴剑平的反动言行。我来到这里开会期间，又收到来自我县边沿山区山丰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全体社员写来的一封信。这封信中列举了这个山区合作社的发展和增产的事实，对吴剑平关于解散山区农业合作社、停止山区农业合作化的谬论，表示了极大的义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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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戴着进步教育家的面具 干着反社会主义勾当
林汉达从心眼里恨党恨人民
本报讯 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领导同志整风座谈会在20、21、24日继续举行，揭发和批判民进副主席、教育部副部长林汉达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
民进主席马叙伦因病未能出席会议，由秘书长杨东莼宣读了他的书面发言，在发言中，马叙伦指出林汉达是个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林汉达在统战部座谈会上的发言，是他的反共纲领。
林汉达在会上先后作了二次检讨，在检讨中他承认自己“确实是一个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在事实面前，林汉达承认去年5月到上海视察时，曾“打算去探望被判处徒刑的反革命分子詹文浒”，“把劳改犯人写给他的信，转给了同时在上海视察的谭惕吾”。他说他的反共根源是“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和工作作风。”但他不作彻底交代，到会的人对他作了进一步的揭发和批判。
叶籁士举出具体事实，说明林汉达在文字改革问题方面，也是积极反对党的领导的。叶籁士说：5月21日，章伯钧在中央统战部座谈会上借文字改革问题大肆污蔑共产党的时候，当场有人起来驳斥章伯钧这种反共言论。事后林汉达却说：“章伯钧的三点意见是对的”。叶籁士又举出事实说明林汉达企图夺取文字改革委员会的领导权。
林汉达在这次检讨中说他对社会主义只是“有抵触情绪。”许多人指出他不是“抵触情绪”的问题，而是从心底里反对社会主义。梁纯夫说：林汉达是根本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林汉达曾说：“中国连搞资本主义的经济建设都没有经验，还搞什么社会主义？”徐伯昕也举出林汉达在许多重大方针、政策问题上，总是企图阻碍民进贯彻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具体事实，说明林汉达是反对民进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林汉达在鸣、放期间，竭力支持、保护民进上海曹杨中学支部的一套反动纲领、策略、路线，说他们“反官僚主义的积极性是好的，并企图将他们的‘经验’在民进全会推广”。林汉达主张到处点火，民进副主席周建人主张对党提意见要实事求是，林汉达便指着周建人的鼻子骂道：“就是你这种谨小慎微的态度，阻碍了民进的发展。”在发展组织问题上，林汉达同章伯钧、罗隆基是完全一样的，他认为：“民进底子小”，过去发展的还“不滥”，应该“不顾主客观条件进行大发展”，把民进发展成一个大党派和共产党“分庭抗礼”。徐伯昕说：显然，林汉达要把民进从社会主义道路上，拉到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去。
冯宾符指出，林汉达的反动言行不是偶然的。林汉达一到东北解放区，就无耻地将共产党当成可以为他个人谋取利益和权利的工具，当他的个人私欲得不到满足时，就和共产党对立起来，反对共产党。当地共产党报纸拒绝发表他的似是而非的教育理论时，他竟污蔑党报是“粪报”。
雷洁琼揭露林汉达还污蔑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他造谣说“马克思曾经同费尔巴哈辩论，马克思输了”，他说：“现在把马克思捧到天上，说马克思主义是真理，这是胜者为王，败者为贼。”
北京市东郊区扫盲教师桂文华、前门区干部业余学校教员赵德华，分别就自己的亲身经历驳斥了林汉达所说的“业余教师低人二等”，“有饭不给扫盲教师吃，宁可给狗吃”的荒谬言论。
在会上发言的还有董纯才、张明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