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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船
王明起
永定河在两山之间滚滚地流着。靠河的北岸山崖下有个小村，那就是我的家乡。我小时候常听大人们说：“这村是个祖辈传下的穷村子，人活在这村就算白来一世。”我那时还不太懂事，就知道每天吃糠吞野菜。如果连这也吃不上，我咧嘴就哭，妈妈也偷偷地垂泪。不但我家这样，每家都是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那时我真不明白，只听大人们说“命苦”。
后来我懂事了，才知道是受封建地主压迫的结果。山高土地少，土地大部分是在相隔永定河的南山上。人们造不起船，只有游水过河去种地；因此，大人们硬逼着孩子到河里去学游水。我们村的人都会在河里游泳。夏天不管水大、水小，天天要到河里去游。就这样，永定河水淹死很多小孩和渡河锄地的大人。有的妇女想起淹死的儿子，有的妇女想起淹死的丈夫，她们是多么伤心呀！村里的人们常受水的淹害。为什么不造一条大船呢？就因为村子穷嘛！打倒封建地主以后，还没造上船。这是因为人心不齐，生活没有富裕。
今天早晨，我们农业社的社员坐了满满的一船，大家又说又笑，我心里是多么激动呀！我头一次坐在我们社里造的船上。我看着这大船，真觉得高兴！人们不是盼了一天两天，不是盼了一年两年，而是盼望了几十年，到今天走上社会主义的大路，才造了这条大船。从此，我们渡河可保安全，社员们可以很好地抚育庄田。
青青的河水上行驶着大船，不知不觉到了南岸。（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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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扭转“政府管不了，农业社管不着”的局面
山西对个体农民加强领导
本报讯 记者商恺报道：山西省加强对个体农民的领导。山西农村自从实现了农业合作化以后，各地普遍发生了放松对个体农民领导的现象。目前个体农民的情况是：“政府管不了，农业社管不着”。他们可以不参加政治活动，不接受社会主义教育，甚至发展到不履行交纳农业税的义务，不按照国家规定出卖余粮和其他农产品。据大仁县的调查，全县五百户个体农民，1956年应交纳的公粮和交售的余粮，至今没有完成，有些户甚至颗粒不交。有些干部甚至政府部门由于有右倾思想，对此种情况不敢处理，怕处理不好扩大了人民内部矛盾。如忻县秦城乡的个体农民张四河，去年打了四千五百斤粮食，应卖一千六百斤余粮，至今颗粒不卖。乡政府教育无效，控告到县法院，法院借口
“法律上没有这一条规定”，拒不受理，并对乡干部说：“这是人民内部矛盾，你们还是进行动员教育吧！”据忻县粮食局长冯林彪谈，全县八百零八户个体农民，大部分对交售粮食都抱这种态度。
在干部右倾思想的纵容之下，许多个体农民变得日益嚣张。他们不但不出公粮，不售余粮，甚至公开出高额工资雇佣农业社员给他们劳动，而自己去搞商业投机。安泽县尧店乡的个体农民杨忠，以比农业社劳动日价值高一倍的工资，雇佣社员给他劳动，并管吸烟、喝茶。在他的拉拢下，有些社员竟要求退社。
中共山西省委及省人民委员会认为个体农民的这种违法行为，不仅影响国家征购任务的完成，而且对合作社直接起着破坏瓦解的作用。因此，决定进一步加强对个体农民的教育改造工作。记者曾就此事访问了武光汤副省长。据他谈：目前省人民委员会正在起草一项关于加强对个体农民的领导的规定，准备提交即将召开的省人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在全省执行。这项规定的主要内容大致如下：
一、明确规定个体农民归乡人民委员会直接领导。乡人民委员会在布置各项工作和传达各项政策的时候，必须具体安排个体农民的工作。在召集有关全体农民的会议的时候，必须吸收个体农民参加。为此，在有三户以上个体农民的村，可以组织农民小组，以便对他们进行工作。
二、个体农民必须依法交纳农业税和依法履行服勤义务，必须按照国家规定出售余粮和其他农产品，违者必须依法惩处。欠交公粮欠售余粮者应依法补交补售。
三、个体农民可以根据国家规定，进行自产自销的农民贸易，但进行非法的投机商业活动应该依法取缔。
四、个体农民在农忙季节劳力不足时，可以提请合作社给予帮助，但不得私自以高额工资雇用合作社社员。
五、个体农民在生产和生活上有困难者，国家和合作社应当给以帮助，不得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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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蒲城教育个体农民初见成效
本报讯 陕西省蒲城县个体农民受到政治思想教育以后，思想觉悟有了提高，不少人提出要搞好生产，认真执行国家的政策，积极缴纳公粮和出卖余粮。
蒲城县实现高级农业合作化以后，还有一千零五十九户农民留在农业社外。他们大部分是富裕中农、中农，少数是兼营手工业或住在城镇的贫农。这些农民其所以不入社，一大部分是因为占有好地，牲畜、农具齐全，家庭生活富裕，认为可以不求人；有些人虽然土地、牲畜、家具并不算好，但有手艺或可以做投机生意，怕入社不“自由”。
在农业合作化后，许多区、乡曾发生歧视和打击个体农民的偏向。这种偏向纠正以后，又发生了一种右倾情绪，忽视了对个体农民的教育和管理。他们不缴公粮、不卖余粮、不出公差甚至犯法也无人过问。全县一百零五十九户社外农民，共占有五万六千四百多亩肥沃土地，但是，他们交公粮卖余粮都是最少的，甚至去年的公粮和统购粮都还差很多没有上缴。如城关镇社外农民王树森占有五十亩好地，今年收成也不错，但应交的公购粮一粒不交，硬说没有粮食。很多社外农民在黑市上出售粮食，或贩卖粮食。开饭馆、面房和贩卖牲口、猪、羊的更多。有些个体农民还挑拨社员闹退社，阻止别人入社。由于对社外农民教育不够，已引起了农业社员的严重不满。
根据上述情况，中共蒲城县委和县人民委员会最近专门召开会议研究个体农民的问题，提出了“加强对个体农民的教育和管理办法”。
各区、乡、社在实施管理办法当中，都专门召开了个体农民座谈会，给他们讲解政策，批判了某些人的违法行为，对他们完成公粮和统购粮任务的情况逐户进行了检查；对完成好的进行表扬，对完成得不好的进行了批评；对那些抗粮不交的，限期让他们交纳。目前，全县个体农民的公粮和统购粮入库已达50％以上。各乡和农业社并帮助社外农民组织了学习小组，指定专人负责对他们经常进行宣传教育工作。（王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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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比比·算算·想想·看看
“今不如昔”还是“昔不如今”？
今年麦收后，在河南临颍县岗石农业社里出现了一种值得注意的情况。就是今年风调雨顺，粮食比过去收得多（比去年丰收年稍有减产），国家对该社按“三定”政策少征购了四万斤粮食，但社员中叫喊今年“以人定量”的吃粮标准低的为数不少。一些坏分子到处叫喊不够吃，从各方面放出空气说：“农业社叫庄稼长坏啦，没有单干时打粮食多”，“粮食都叫政府弄走啦”！“实行统购统销，成天农民吵着没啥吃”。总之一句话，农民生活“今不如昔”了。
“合作社真正没有单干时打粮食多吗？”岗石社社员在讨论这个问题时，七十岁的石金立说：“这是胡说八道，我做一辈子庄稼活，拿我小时候来说，小麦每亩能收八十斤就是丰收年；而今年全社种一万多亩小麦，每亩平均合二百一十多斤。有的丰产地，每亩收四百斤出圈。怎么能睁眼说瞎话呢？
“粮食都叫国家弄走了吗？”社员石合岭说，今年小麦有些户比去年少分了一些，有些户则比去年多了一些，总的来说比去年不少多少，比前两年都有所增加。去年麦季粮食是按人口平均分配，有些不合理，今年纠正了这个偏向，改为：“以人定量”，大人少小孩多的户口粮是减少了，如果说是叫国家弄走啦，这是没有根据的。实际上今年国家的征购任务比去年还有减少。
农民的生活真的“今不如昔”吗？石彦林拍桌子气愤地说：“我不同意这种说法。谁都知道，1943年我从家中分居出来时，半间房子也没有，成年住在房檐下；现在我盖了三间瓦房。过去我昼夜在外奔跑，一天得忍半天饥；我老婆在家两个多月，只吃了五升糠谷和两竹篮红芋。比我更难的还有呢，有饿死的，有卖闺女的，逃荒、要饭的就更多了。过去卖油的梆子敲炸啦，有几户买油吃？现在抢着买。
王西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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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只计算了出去的，没有计算进来的”
广东省兴宁县宁安农业社最近在进行两条道路的大辩论当中，有的社员说“只有农民支援工业建设，国家没有帮助农民”这话对不对呢？社主任认为这话不对，他给大家算了个总账：去年全社上学校读书的有大学生二十二人，中学生二百零二人，小学生七百七十四人，国家在这方面每年支付的教育经费和用于农民的文化卫生费用共十一万五千三百元，农业贷款一万一千九百七十元，救济款七百五十元。而去年全社支援国家建设的公粮折值一万八千三百二十九元，税收五百三十八元，购买公债六百四十八元，总共只有一万九千五百一十五元。和国家支援农民的数字对比起来，相差好几倍。这么一算，社员才明白了真相。原来说国家剥削农民的上中农社员李锡荣检讨了自己的错误。不过有的社员又提出了疑问：既然我们支援国家的少于国家帮助我们的，那么国家的建设资金又从何来呢？社里刚从企业回来的一个职员，向他们解释说：工业建设的资金主要是靠工业生产部门、商业部门和对外贸易等方面所积累得来的，农民的支援只是一部分。这一回，大家都认清了。以前只看见自己交的公粮税收，忘了国家多方面的好处，只计算出去的，没计算进来的。（房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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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莲子
“建莲”增产
名闻国内外，具有三百多年历史的“建莲”（原称“贡莲”）获得丰收，总产量可达十万斤，比去年增产一倍左右。
“建莲”是福建省建阳县的特产。每年自“清明”至“谷雨”前后，莲农们就开始取藕移植，经过三个多月的精心培植，7月底就可普遍开始采摘。今年该县“建莲”的种植面积比去年扩大了70％，莲子的质量也有提高，如童游农业社，今年采摘的“白莲”，粒大而白，过去六百粒才有一市斤，今年五百二十粒就有一市斤重。（金山）
滨湖“湘莲”好收成
从7月下旬起，洞庭湖滨七千多亩“湘莲”开始采摘，采莲船像织锦似的在湖面上往来飞梭。
今年“湘莲”收成很好。护城垸乡枫树农业社二百亩“湘莲”，第一次就采收了干子二百三十斤，预计今年可产莲子三千四百多斤。
“湘莲”是滨湖特产，香甜味美，畅销国内外。1954年溃垸后，汉寿四万多亩“湘莲”被水淹死；今年，汉寿县人民委员会投资六千多元，帮助七个湖乡的农业社扩种了七百多亩“湘莲”，恢复了“湘莲”生产。（敏）
兰溪白莲增产六倍
在浙江省兰溪县广阔的田野里，荷花盛开，莲蓬累累。各农业社的男女社员们正在忙碌地采摘莲子。今年兰溪县莲子，据有关部门了解，总产量可达一百二十七万斤，比去年增产六倍。
兰溪莲子又名“白莲”，其中以“伏莲”品质最佳，粒大饱满，皮薄质白。
莲子是一种滋补品，也是糖果厂制造“糖莲芯”的重要原料。目前，兰溪县供销社正在大量组织收购。据该社负责人说：“今年兰溪莲子除了满足当地人民的需要外，将出口十万斤和运销上海、杭州等地七十万斤，比去年增加七倍。” （姜 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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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西瓜上架 增产一倍
河北省石家庄郊区冢塔农业社的“架西瓜”已试验成功。
“架西瓜”是有二十多年种西瓜经验的社员冯庙合试验成功的。去年，他种的西瓜有一棵瓜蔓生长在土坡上，结了十多斤重的西瓜。他由此推想西瓜可不可以在架上长的事。后来他到菜园里看到了架冬瓜，更引起试验架西瓜的兴趣。今年他提出试种架西瓜的建议，得到社领导的支持。
他在八分地上试种架西瓜，一共种了六百多棵，比平常种的棵数多一倍至一倍半。架西瓜因通风、透光，发育生长的很均匀，又因瓜不易被地气熏坏，味美沙甜，损失极少。据这八分地的收获量折算，一亩地能收西瓜一万斤，比平常的西瓜多收一倍。瓜个也大，最大的十四、五斤重，小的七、八斤。（英英）（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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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挖掘货源多些再多些 流转费用少些再少些
商业部系统勤俭办企业
本报讯 商业部系统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广大职工树立了勤俭办企业的思想，动脑筋，找窍门，推动了经营管理和供应工作的进一步改进，并且扩大了资金的积累。
商业部系统各国营企业千方百计地挖掘供应不足商品的货源潜力，增加了一部分供应市场的商品。上海市第一商业局系统，在今年第一季度内，就发掘了三千八百吨金属材料，二千六百吨化工原料，解决了许多种制造日用工业品的原材料不足的困难。天津市交通电工器材批发站的职工深入到厂矿、企业、废品经营处等单位收购钢丝、钢珠等，解决了一万七千多辆自行车的部件、三千多盘被复线的原材料。广州百货采购供应站采取“勤跑、勤问、勤联系”等办法，仅1至4月份找到的原料就有铁皮、马口铁等废料四十六吨、塑胶四千八百六十公斤，利用这些原料增加了布胶鞋、卫生用品、小锁等价值三百多万元的商品。齐齐哈尔市石油公司向当地厂矿、交通运输部门回收已经用过的废杂油，在一季度即加工出机器油一百四十五吨。有些采购单位在加工订货工作中，注意了与生产企业共同研究在不影响商品质量原则下节约原材料的办法，这些办法对缓和某些供应不足商品的情况，都起了一定的作用。
在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中，精打细算，想各种办法节省商品流转费用，已经成为广大职工的日常行动。在节约运输费用方面，集中运输的方法已经被广泛地运用和推广。到目前为止，有二十一个省市在四十个地点实行了集中运输，增加了商品运输的整车发运比例，如上海运输站整车发运已达到铁路发运量的97％。许多地区还把原来由火车、汽车运输的货物改用水运或水、陆联运，一般约节省费用四分之一。此外，商品的技术装载量也有了提高。所有这些措施都大大降低了流转费用。
在增产节约运动的推动下，商业部系统保管人员在保护商品安全，降低商品损耗方面也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北京市煤建公司号召职工人人动手，扫净煤末，第一季度从运煤的火车、大车、三轮车和清扫场地、道口等扫起的煤末即达三千七百吨。为了防止库存商品霉烂、残损、变质，许多单位加强了商品保管工作，研究了控制仓库温度、湿度的办法，并且开展了竞赛。北京市各专业公司第一季度在降低商品损耗方面为国家节约了一万余元。此外在节约商品包装费用方面各地也都做出了比较显著的成绩，为国家节省了大量财富。
由于商业部系统的职工已经进一步认识到开展社会节约工作是商业系统增产节约的一个重要部分，不少单位积极地进行了社会节约的宣传与指导工作。如北京推广使用蜂窝煤炉，许多地区推行的量体售布等方面，受到广大消费者的欢迎。
商业部系统在简化手续制度，减少行政管理人员方面也进行了一些工作。许多单位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调查研究工作。有的单位实行业务员、会计员、保管员三员联合办公的办法，减少了进、出货环节。天津市百货公司用这种办法，进货从原有二十五道环节减为十一道；外埠到货原来需要十到十五天才能与消费者见面，现在已经缩短为四天。有的地区把过多的行政管理人员充实到业务部门，增强了业务部门的力量；有的省并且派了一些经理、科长一级的干部到基层单位，在一定时期内参加具体工作。
商业部系统在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中也曾出现一些问题，例如，有少数单位只作了一般号召，缺乏具体的组织领导；有的单位没有把整风运动与增产节约运动结合起来，这都影响了运动的开展；有的单位对思想教育、政策教育重视不够，产生了片面追求加速资金周转，致使某些商品发生不应有的脱销现象；个别单位不切实际地降低棉布零售损耗率，以致在售布时把尺寸卡得过紧等，这些缺点都有待进一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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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湖南省几个农业社所作的典型调查证明：
没有统购统销不得了！
唐一庸
有的人说粮食统购统销搞坏了，国家不关心农民，农民生活降低了。这种说法符合事实吗？最近我们到几个农业社里作了一些了解，事实给我们的回答是：统购统销搞得好，搞对了，农民的生活水平在逐年提高。
拿湖南湘乡县来说，1954年全县总产量为三亿六千八百七十万斤，购销差（即实购数，下同）四千七百八十八万斤，全县每人平均用粮五百五十二斤；1955年总产量四亿二千五百四十九万斤，购销差为四千零四十六万斤，每人平均五百七十七斤；1956年受了旱灾，但在合作化的情况下，总产量仍达三亿七千二百零八万斤，购销差二千七百一十二万斤，每人平均五百六十四斤。可见产量在增加，而国家统购任务还减少了。1955年实行了“三定”，又是丰收年，总产量比1954年增加五千六百七十九万斤，而统购任务却相反，比1954年减少七百四十二万斤。1956年因灾比1955年减了点产，但仍超过1954年，而统购任务比1954年减少二千零七十六万斤，比1955年减少一千三百三十四万斤。难道说，这是政府不关心农民生活吗？
我们了解的一些农户几年来用粮情况的比较是这样：
邵阳县太平社（余粮社）六户贫农，1953年每人（二十五人）平均用粮四百九十三斤半，1954年每人（二十六人）平均五百二十九斤，1955年每人（二十九人）平均五百四十七斤，1956年每人（二十九人）平均四百六十一斤十二两。横冲社（基本上是自足社），十户农民（七户贫农三户中农），1954年每人平均五百零一斤，1955年每人平均五百零三斤，1956年每人平均四百二十八斤。如贫农唐克汗，1954年，七口人，每人平均四百二十六斤；1955年，八口人，每人平均四百五十斤；1956年，八口人，每人平均四百五十九斤。中农唐名细，1954年，三口人，每人平均六百一十五斤；1955年，三口人，每人平均六百三十六斤；1956年，三口人，每人平均五百五十七斤。
湘乡先锋社（余粮社）三十四户（贫农十六户，新下中农三户，新上中农二户，老下中农九户，老上中农二户，地主二户），总的用粮：1953年九万零七百六十九斤；1954年九万一千八百五十九斤；1955年十万零一百四十九斤；1956年十万零五千五百五十八斤。1956年比1953年用粮增加一万四千七百八十九斤，增加16.29％。
这三十四户几年来每人平均用粮数：1953年一百六十九人，每人平均五百三十七斤；1954年，一百七十二人，每人平均五百三十四斤；1955年，一百七十二人，每人平均五百八十二斤；1956年，一百八十四人，每人平均五百七十四斤。
分阶层各年每人平均用粮数：
阶层 1953年 1954年 1955年 1956年
贫农 504 501 551 582
新下中农 529 529 552 545
新上中农 573 562 607 544
老下中农 567 555 607 608
老上中农 692 680 679 594
地主 443 477 558 539
由此可见，实行统购统销以来，总的趋势是，农民用粮是逐年增加，特别是贫农（其次是新老下中农）在合作化以后增加的更为显著。但由于各地年景好坏不一样，人们在农业社劳动有多少，因此也有曲线上升的。1955年丰收，增加的多，1956年减了产，又下降了一些。这也是很自然的。由于人口增长的情况不同，也影响着生活水平提高的快慢。广大农民对这些好处体会是很深切的。如横冲社贫农社员唐名度说：“统购统销以前，我一年要缺五个月粮，就靠挑点担子弄几个钱买粮；投机粮商滥涨价，真是苦死人，三、五天没见米是常事。统购统销以后，政府一年销给我七八百斤粮，年年吃得匀了，没有受一点饿。去年遭了这么大的旱灾，要不是统购统销和合作化，我一家七口人，能不饿死两个？那还能每人吃到四百四十三斤粮？湘乡县太平社贫农社员黎笃汤告诉我：1953年他六口人，平均吃四百四十二斤，1954年吃五百零八斤，1955年，五口人，平均吃五百六十斤，1956年吃四百零八斤。他说，前几年逐年上升好过得很，只去年受旱灾就紧了一些，但这是政府从外地运来的粮，吃这么多也过得去了。
但是，为什么部分农民每年春、夏闹粮呢？我们和这几个社的社干、社员座谈的结果是：除了我们工作上一些可以避免或不可避免的缺点（如有的产量查得不实，偏高偏低；有的口粮标准低了一点；分配上的平均主义；思想教育不够，部分群众瞒产，影响了任务的合理分配；统购统销时，计算已种未收和未种未收部分的产量不可能与实际收获时产量相符，使少数户在统购统销以后，需要补销，等等）以外，主要是由于农民中不实行计划用粮，缺乏节约思想。许多人盲目地认为“进到社会主义了”，生活的改善要求过急过高。还有相当一部分户，由于见别人补销了而产生平均主义思想，也跟着叫喊缺粮。特别是少数富裕中农，他们对社会主义不满，便趁此大肆叫嚣，煽动群众闹粮。乡社干部对于合作化后农村这种资本主义自发势力认识不够，斗争观念淡薄了，以致补销面过宽、分配平均主义，招致了工作上的被动。据湘乡全县检查，今年春季缺粮的二万八千一百五十二户中，因为不执行计划用粮而缺粮的有一万三千零五十三户
（占缺粮户46.36％），因为煮酒、熬糖、请客以及过多的拿主粮喂猪而缺粮的有九千一百三十八户（占32.4％），因工作有漏洞，口粮标准低了，或漏销而缺粮的只三千九百三十户（占13.9％），因自然灾害，秋杂作物减产或人口增加而缺粮的只二千零三十一户
（占7.2％）。湘乡星星社的统计情况证明，几年来实际用粮一般是四百九十斤到五百三十斤，1954年由于计划用粮、节约用粮做得差，补销一百八十四户（占总户数80％），其中真正因为大口多粮食不够，需要补销的只四十二户。1956年，由于农业社采取了措施，实行计划用粮，一直到现在没有一户补销的，社员生活正常，劳动出工率比去年提高30％，生产比往年任何一年搞得好。因此，大家一致认为，重要的问题是切实贯彻执行计划用粮、节约用粮问题。先锋社新上中农王咏芝，三口人，1953年每人平均吃四百八十斤，去年在合作社里每人分七百零六斤，乱吃乱用，秋收以来，先后煮酒浪费三百斤粮食，春夏以来，经常叫缺粮，说要一千斤粮一个人才够了。群众对他意见很大。贫农李达阳是这样批评他的：“王咏芝，你硬是忘记过去了，你不想想以前吃多少？我们社里到底增了多少产？增产的还没有你吃的多，分得粮食了就大煮酒喝。”
到底一个农民一年要吃多少粮食才够了呢？邵阳有个习惯的说法是“七紧八松”，即是说一个整劳动力一年七石谷还紧了一点，八石谷就松了。这个说法，我们和这几个社的干部、群众研究了一下，认为过去也有过这样的情况。但是农民并不是这样要求的，农民对于口粮标准必须根据当前生产水平，本社的产粮情况，与国家购销计划相符，照顾历史习惯生活水平等三个方面的情况来确定的道理是容易接受的。过去一年用七石、八石谷的只是很少数的富裕户，并且不完全是吃饱，而是包括吃别的、买别的东西。至于广大农民，则每年有三至五个月要受饿或吃不上主粮。由于统购统销特别是合作化，使粮食分配平衡了，日趋合理了，这是广大农民的利益，又有什么不好呢？而且这种平衡并不是绝对平均主义的“平均”，在农业社里多劳动的和大口多的劳动力强的多吃粮的户也作了些照顾，并且今后将实行以人定量会把粮食分配得更合理。因此，户与户之间的用粮水平在满足基本口粮的情况下，仍是有高低的。1956年平均用粮在六七百斤的也不少见。如邵阳横冲社，去年全社每人平均四百五十七斤，其中平均用粮在六百二十斤到七百斤的就有二十三户（占总户数12％），而这些户里面有半数户是中农。
事实证明，在现有生产水平的情况下，以往几年的用粮水平是适当的，国家同农民的关系是正常的。只要正确采取分等定量的办法，可以把粮食分配得更合理，粮食是够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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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谁卖的余粮多
8月11日是四川省荣昌县城关镇的市集日。这天，荣昌城关粮食收购站显得格外热闹。从早晨到傍晚，来自各乡的农业社社员们，都纷纷把晒干扬净的粮食挑到这里来卖给国家。一天内城关站就收购了粮食六十万斤。
新华社记者 孙忠靖摄
左图 在售粮站上，路孔乡裕华八社和裕华九社的社员们正在评比，看谁的社把最好的粮食卖给国家。
上图 售粮取款处这天也非常繁忙。农业社的会计和生产队长们欢欢喜喜地到这里办理领款手续。（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