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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云应霖的丑恶活动是掩饰不住的
本报记者 黄向青
几个月来的事实说明了：顽抗、狡赖、且战且退、甚至伺机反噬，是农工民主党中委、广东省委会副主委、民盟省委、广东省人委会监察厅副厅长右派分子云应霖，在反右派斗争中的表现。
这个右派分子过去的许多反党反人民的罪恶活动，经过农工党省委、监察厅全体干部以及不久前召开的省人代会进行了揭露批驳，他最初只承认自己是“单干的右派分子。”说什么由于名位思想发展到对党不满，只企图和共产党，“平起平坐，平分秋色，半斤八两，”“不是要推翻共产党。”但是，经过代表们进一步的揭发和斗争，他不得不后退一步，承认有一个右派集团，承认是“有一套阴谋从上面贯下来的，是有计划也有力量的”。
这个右派分子集团的确很早就形成了。
去年4月，章伯钧的干将杨逸棠、王一帆从北京相率南来，11月，李伯球也来了。他们都曾同农工民主党广东省委中的右派分子云应霖等进行过密商。
据云应霖吐露：杨到广州曾约他到丘哲家里密谈，指示把打击梅日新（农工民主党广东省委委员）的问题，转变为对抗省委统战部，对抗共产党。李伯球对云等说：形势变了！许多方面都对共产党不满，将会发生大变化，赶紧把力量充实起来，到时才有搞头。
今年云应霖在北京时，李伯球、杨逸棠还向他分析形势，说要闹大“民主”了，甚至农村里的地主也会起来了，要认真紧张开展工作，不能放松。李伯球还强调说：今后要紧密联系，会有很多任务交下来，要快些建立据点，巩固扩大集团，应付事变。
就在这期间，广东省农工民主党内，包括云应霖、丘哲、李洁之、陈卓凡、廖嗣兰、杨飘棠、黄大锵等七个人的右派反党集团形成了。云应霖承认这个集团实际上是他抓起来的。为了企图摆脱共产党的领导，他们首先控制该党省委办公厅，并千方百计对靠拢共产党的进步分子进行打击排挤，安排自己人。云应霖曾说：“把农工党摆得这么后，是因为人少，本钱少。”因此他们就曾阴谋把省政协登记的四百多名社会知识分子接收过来，以壮大自己的声势。云应霖还准备和陈卓凡到全省各地活动，建立据点。
整风开始后，云应霖这个右派先锋放马冲刺起来了。他挑拨是非，造谣诬蔑，猛放毒箭，大有恨不得跟共产党拼个死活不可之概。他对“党天下”的谬论表示赞同，他十分欣赏“共产党现在有一千二百万党员，也就是民主党派现在有一千二百万家婆”的胡说。而且，他在监察厅里就提出了取消机关党组的主张。早在去年7月，他在海南岛视察时就放起火来了，说：“人民政府没有民主，人民群众有话不敢说，各级党政的报告都是讲假话。”整风中又说：“各级人民委员会的会议，几乎没有什么讨论研究便通过决议案。”原来，早在中央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时，他就强调“组织独立，政治自由”，强调不要领导的极端民主。他对这次整风表示怀疑，说“三反”的结果，是“官僚主义原封不动”，“新三反”的结果，是“官僚主义更加抬起头来”。如果按照他的说法，就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要消除官僚主义，就只有消灭共产党了。他还为共产党归结了六大罪名，说什么共产党“两副脸孔、两种作法、两种法律”，“功臣自居，群众有话不敢讲，提意见常受报复打击”百分之一百的共产党员都是宗派主义等等。云应霖造谣诬蔑实际也不是从今天开始，据人揭发，早在去年7月云应霖在那正在大力建设开发的被誉为宝岛的海南岛视察回来以后，就曾经大肆诬蔑说：海南农民“人人正在忧贫，生活很不易过。”说海南渔民在“望洋兴叹。”他看见有些渔民穿着印有“功臣”“先进工作者”的衬衣时，竟恶毒地说：“这是害人的证据。”由此可见他对党对社会主义的敌视。
对于那些挑拨是非，造谣污蔑的行动，云应霖说是为了“制造事变”。“事变”终于发生了！可不是他期待的，而是全体人民声势浩大的反右派斗争。云应霖初时曾在狡赖，说他是站不稳立场，有夸大共产党缺点的毛病，并且还说：他近二十年来，与反动派没有联系，一直跟共产党走，是发“香”的历史。
但是人们都知道：云应霖反共反人民是一贯的。抗战时期，他任国民党安徽省游击纵队司令，受李品仙指挥，抗日为名，打共产党为实。1945年，国民党十九路军的一个师长张炎在广东有意要跟共产党合作，但云应霖挑拨张炎说：“共产党要你的时候，就拉你；不要你的时候，就踢开你。”终使张动摇起来，起义失败后也不愿进游击区，以致惨遭蒋介石捕杀。1947年淮海战役前夕，章伯钧、云应霖和另外一些第三条路线人物，还主张自己单独搞武装，梦想“三分天下”。他们组织“中华民主行动委员会”，“民主救国军”，云就是这个“救国军”的一名大将。1949年，梅日新在广东番禺北部搞农民工作，云叫他把农民编成一个支队，并提出要求说：“国民党来也打，共产党来也打。”
在广东省人代会上，代表们曾指出：云应霖虽然交代了一些问题，但与彻底交代距离尚远。如果要从新做人，就要继续认罪交代。但是，云应霖不但毫不悔悟，而且把人民的警告当作耳边风。没有几天，他居然胆敢反噬、并且继续放火放毒。他乘机污蔑陶铸辞去省长职务是因为工作“搞糟了”；他赞扬陈卓凡在人代会上抗不交代的顽抗态度是“好样的”，他污蔑人代会“迫”他，说他失去“自由”，才写了假检讨；甚至污蔑整个反右派斗争和过去“三反”运动都是强迫交代的。为此，农工党省委召开了座谈会，继续对他展开斗争，列举了许多确确凿凿的事实，他才不得不承认并不是人代会“迫”他，承认他当时的确有一个狡猾的打算：检讨，是故弄玄虚企图滑过关去。为了使这个右派分子真正向人民低头伏罪，追击还将继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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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站在斗争前列 冲破凶风恶浪
共产党员王宗元立场坚定
6月初，西北师范学院地理系四年级学生共产党员王宗元，在师范学院许多人对五花八门的大字报中还分辨不清哪是香花、哪是毒草的时候，就锐敏地透视出了一些大字报后边的反动本质，气愤地一再向党组织请求予以反击。他给同班另一共产党员刘光永说：“这那里是帮助党整风，这分明是敌人向党的进攻。”
王宗元为着保卫党，便写出了第一张反击的大字报。当时一些同学怕他会因此而遭到更大的打击，劝他不要贴出去。但他理直气壮的说：“为了党，我就不怕他，怕他就不写。”
6月7日晚上，师范学院的右派分子们大肆活动罢课，疯狂到了顶点。右派分子王尚贤又逼着要王宗元表示对罢课的态度。王宗元斩钉截铁的答道：“罢课，我坚决反对！我们听过了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传达报告，知道罢课并不是件好事情，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们班上的风气是很不正的。”尽管右派分子如何叫嚣不要党的领导，要罢课，但他们的企图并未实现。
“不考哲学”，这也是地理系四年级右派分子煽动同学、一味点火、迷惑群众的“理由”之一。全班三十个人，表示不同意罢考的只有杜文贵、王宗元、刘光永、刘安民四位同学。于是“破坏团结”“没有正义感的人”等一连串的大帽子压在了他们的头上。王宗元声色不改地说：“鸣放是鸣放，考试是考试，不能因鸣放连试也不考。同学们，考试是正确的，你们不考我要考，我知道多少答多少，决不交白卷。”“学了几年，考了几年，最后剩下一门课不考这像什么话，难道是新中国的大学生应有的举动？再骂我也要考试。”最后，由于学校和先生们的说服教育，大多数同学改变了态度，右派分子们的罢考阴谋破产了。
在右派分子的策划与掌握下，地理系四年级从7月7日下午到10日上午，进行了历时将近三天的大会，向党和党员们进行“斗争”。会上否定肃反成绩、诽谤党的领导、有意夸大党员缺点、恶毒地进行人身攻击。王宗元被右派分子诬为“党棍”“班霸”“系霸”“土皇帝”。但王宗元等虽然头顶乌云，被斗三天，并没有动摇了革命的立场。
全校反右派斗争开始了，他便积极参加了系和科的反右派斗争。开始，他所在班的同学们许多人右倾思想较为严重，认为没有右派，但他和全班党员积极分子一道研究在班里发现了五个右派分子，并揭发了以邓建武为首的一个反党小集团。（摘自甘肃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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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总结斗争经验 深入追击右派
安徽各高等学校反右派斗争取得初步胜利
右派分子们的反动言行已经被驳得体无完肤，他们的无耻阴谋和丑恶面貌也已经赤裸的暴露出来。各校反右派斗争告一段落，领导方面正在总结前一阶段的斗争经验，待下学期开学后，仍将继续深入的进行。
安徽医学院的右派分子王寿昌，曾公开为章伯钧辩护，要取消
“学校党委制”，他在解放前是开黑名单、镇压学生运动的同济大学三青团负责人。合肥矿业学院的龚家虎，农学院的沈文辅、赵伦彝，合肥师范专科学校的沈兴芷、刘林等右派分子都是有极端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野心家，他们利用民主党派的组织，到处放火，煽动群众，恶毒地向党进攻，企图夺取学校的领导权。安徽师范学院揭露出来的右派分子的“军师”李敏，原来是隐藏在党内的叛徒；自命为“陆海空军大元帅”，向党猖狂进攻的陶华章，和进行反革命活动、写反动标语的费德林，原来都是混在共青团内的反动分子。
根据各校揭露的材料，这些右派分子大多出生于剥削阶级家庭，他们的亲属许多是在社会革命运动中被斗争、被管制和被镇压的，而他们本人未得到彻底改造，反动的阶级立场并未转变，因而一有机会就疯狂地反党反社会主义。
（据新华社讯）
沈阳·安东各中学正总结斗争经验
沈阳、安东两市的五十七个中等学校教职员，目前正在总结前一阶段的反右派斗争经验，以便展开进一步的斗争。
从7月开始，两个市的三千八百多名中等学校教职员，认真学习了反右派斗争的有关文件，举行了报告会、座谈会和辩论会，无情地揭露和批判了隐藏在教育界中的右派分子。教职员们在斗争中得到了锻炼，同右派分子划清了界限。他们说：一个多月的斗争，胜过几年的政治课。
各中等学校揭露出来的右派分子，虽然是形形色色，但他们一致的论点都是反对共产党领导学校。沈阳市第二十八中学的教导主任孙瑞君主张取消学校里党的领导，在中学成立校务委员会。他说“1953年以前，学校没有党委也办得很好”。他为了达到篡夺学校的领导权的目的，除自己积极要求参加民盟外，并拉拢其他人入盟，企图在学校成立民盟小组或支部，作为向党进攻的堡垒。安东市第五中学的教职员，揭去了赵万钧的外衣，彻底暴露出向党进攻的真面目。他曾宣扬：“没有共产党领导，知识分子也会治国。”他除了利用五中民进支部名义鼓动教员向党进攻外，还组织一个小集团，到镇江山上开会，密谋所谓“社会主义大同盟”等反党勾当。
这些右派分子的丑恶面貌暴露以后，曾企图以“炮筒子”、“发牢骚”、“老自由主义者”等说法作为掩护，蒙混过关。但是，经过几次无情的驳斥和激烈的辩论以后，有的已经承认自己是个彻头彻尾的右派分子，并向人民请罪。
（据新华社讯）
南开大学本届毕业生追击右派骨干索思正
南开大学本届毕业生现在正集中火力追击全校重要的右派集团骨干分子、物理系电子班毕业生索思正（蒙古族）。他在鸣放前后就怀着敌意攻击共产党的民族政策，挑拨民族感情。他肆意攻击抗美援朝、三反五反、思想改造和肃反等运动以及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他曾到每个系去奔走，串连全校所有右派集团和右派骨干分子，到处策划、组织和指挥向共产党进攻的活动。他组织了“自由论坛”、“自由广播”，煽动群众“控诉肃反运动”煽动学生反对党委会和团委会。他到处煽风点火，几乎所有所谓“鸣放”集会都有他的足迹；他并且恶毒地计划把点火“接力棒”首先传到天津各高等学校，再传到济南、青岛以至沿海各大城市。在毕业生们的围攻下，虽然索思正还在顽抗，但他的右派集团已经开始瓦解。（据新华社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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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章乃器的亲信——袁穆如
财政部税务总局在最近连续举行会议，揭露和批判民建会财政部支部副主任委员、税务总局科长右派分子袁穆如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丑恶面貌。
袁穆如是章乃器的亲信。他在1926年趁着革命高潮曾一度上了井岗山，终因经不住艰苦的革命生活的锻炼，就当了革命队伍的“逃兵”。当章乃器在安徽利用伪财政厅长职位树立羽翼的时候，他投到章的门下，成为章的亲信。解放时，他在甘肃伪财政厅任科长，但不愿受当地人民政府的留用，于1950年初，竟然携带了一个有血债的反革命分子陈绍恩（已逮捕）来投奔他的恩师章乃器，由章乃器介绍到财政部分配税务总局工作。七、八年来，袁穆如常常要去看望他的恩师，他们互相倾吐了不少不可告人的私话。
仅就袁穆如的初步交代，章乃器曾对他贩卖了不少私货。章曾辱骂革命领袖是“偶像”，诬蔑“共产党员是教条主义”，统战部是“官僚主义，支持民建的宗派活动”，攻击人民税务政策，竭力为资本家叫屈，说什么税收“不照顾工商业者的实际困难”，还诽谤“五反”的材料不真实，极其刁钻的说：“倘若是事实，那就证明政府对工商业者教育改造的政策是失败了”。对民主党派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尤为不满，说什么“只有站在平等地位才能实行互相监督”。否则，“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只能“是句空话”。章乃器还要袁穆如效法他，“不要迷信共产党”，“要独立思考”，“敢于说自己想说的话，不要怕犯错误，要大胆处理工作”。
袁穆如果然不负乃师的教导，整风一开始，他就在机关内借帮助党整风为名大肆活动，并与章乃器、储安平、马哲民、陈新桂之流的言论相呼应，从党的统战政策、税收制度、人事制度、干部政策等方面放毒、点火，向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领导权猖狂进攻。他积极支持储安平“党天下”的谬论。并歪曲事实诽谤党的统战工作是“统上不统下，统老不统少，统左不统右，都是形式”。骂“上层民主人士与党的关系是主（指党）宾关系，下层民主人士与党是主（指党）仆关系”。和他的“恩师”一样，认为民主党派接受党的领导“太可怜”，宣称“墙”和“沟”是“共产党造成的，民主党派没有责任”。想挑起大家向党“斗争”，叫嚣要成立什么“有民主党派参加的检查组”，“检查整风运动中提出的一切问题”。妄图借此在机关中排挤党的领导。
他恶毒地攻击人事工作是“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诬蔑说“问题都是人事部门搞出来的”，把调往西北支援国家建设的干部歪曲为“充军”，还说什么“非党人士调走，原职保不住”。大声疾呼地要“缩小”或者派“民主人士参加人事部门”。骂共产党员“不是为人民服务，而是人民为共产党员服务”。
袁穆如对他的“恩师”章乃器推崇备至，一再赞扬章有“独到之处”，不顾事实地贩卖章的“私货”，歪曲税收制度，当章乃器的反共、反社会主义谬论受到批驳时，还虚构事实，把章说成真正代表工商业者说话的人物。
这个右派分子还对人民和党的关系作了错误的估计，认为党已失去人心，说什么“如果有一个什么变动，恐怕群众就不会像从前那样拥护共产党了”。因而，在大鸣大放中他“很兴奋，很激动，连听报告、工作和学习都安不下心”。他专心一意地到处放毒、点火，企图挑逗起群众对党的不满，从而“扩大他的影响”。
但是，袁穆如失算了，群众早就识破了他的把戏，在铁的事实面前，他不得不承认自己的罪行，说出章乃器使他“中毒很深”。目前财政部税务总局全体干部正向这个右派分子进行追击。（朱福林、王文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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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铁道学院的牛鬼蛇神
本报讯 北京铁道学院的右派分子，妄图夺取学校的领导权，向共产党发起了疯狂进攻。
右派分子刘景向是经济系教授、北京铁道学院民盟支部主委。他污蔑党委不能领导整风，要由他和刘炽晶（经济系教授）负责组织一个小组监督党员整风。刘景向煽动历次运动中有问题和对党心怀不满的人，要他们带头“吐苦水”。然后在党委召开的整风座谈会上，刘景向又以群众代言人的姿态出现，向党开炮，并扬言整风座谈会不是给党做鉴定，不要讲优点，公开煽动群众，攻击党，否定过去八年的一切成绩。
右派分子刘炽晶担任经济系教授、院务委员、工会副主席和北京市政协委员等职务。刘炽晶诽谤共产党比国民党还“不如”，“清一色没有混一色好”。他攻击党的干部政策是“宗派主义”，因而就“不问贤与不贤，能与不能”，并反对党领导科学教育工作。他说学校对教师从“骨子里不信任”，历次运动都是共产党“利用青年教师打击老年教师”。刘炽晶身为工会副主席，却污蔑工会是“骗子”，“行政分号”，“党的尾巴”，还说他是“傀儡主席”，“挂名主席”。刘炽晶诋毁教学改革工作“漆黑一团”，“不是改完了而是抄完了”，教学改革把过去的“一切都否定了”，教学改革搞得知识分子“感到没有前途”。刘炽晶反对学校实行党委制，他对伍廷钧说：“民主党派和工会要组织起来，把共产党赶出学校去”。
运输系教授伍廷钧是刘景向的一员大将。他出身于恶霸地主家庭。他说过去的运动是共产党“搞”他，现在是他来搞共产党。他大肆谩骂党和党员，他说，“过去认为共产党员是神，现在认为是鬼”。他还说什么“共产党快完蛋了”，“辛亥革命时国民党也是进步的，我也举过旗欢迎过，搞了四十年垮了；但共产党才八年，就搞得乌烟瘴气”。他污蔑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是“以夷制夷”，骂积极分子是“旧社会的歌手”。
电信系教授严忠铎在军统特务机关的电台上，干过六年不可告人的勾当。解放后登记自新，政府曾给予五年管制。他说“党与教学无关，他们是专搞运动，专是整人的”，“解放前我在交大，没有党的领导，书一样念得好。现在，在党的领导下，学生反而发生负担过重的现象”，要办好学校“必须将全部领导人员都换掉”。严忠铎诋毁思想改造和肃反运动，他说肃反运动“缺点是主要的，成绩等于零”；思想改造“缺点是主要的，成绩是次要的”。他谩骂积极分子是“筑墙挖沟的义勇队”，“口是心非”，“投机取巧”，“六亲不认，起了坏作用”。
运输系教授郑鵾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曾担任伪国防部上校技正，伪军委会运输统制局少将专员，当蒋介石反动政府对解放区进行经济封锁时，郑鵾又在特务头子戴笠领导的货运管理局任处长等反动职务。郑鵾在整风中恶意歪曲和污蔑党和党的政策，丑化党的领导。郑鵾攻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他说：“共产党视非党知识分子如草芥，视异己青年如奴才。”
右派分子朱广心是经济系教授，在同学们当中经常散布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他骂党员没有“良心”，“口是心非”。朱广心抓住统购统销中的个别缺点，否定统购统销的一切成绩，就说统购统销“搞糟了”，“农民吃不饱”。
现在，北京铁道学院的反右派斗争正在深入。积极分子的队伍不断扩大，广大群众受到了深刻的教育，进一步团结在党的周围，向这些右派分子展开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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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露真名的人
彭利钊
北京俄语学院有个学生叫刘恩祥。在右派分子向党进攻声中充当了一个可耻的角色。他经常躲躲闪闪，自己不出头露面，匿名写反共信件和反共大字报。
7月21日，刘恩祥的同班同学徐家明，向他借一本书，忽然发现书中夹着一封给右派分子谭天荣的信的底稿。他的狐狸尾巴就是这样被抓住了。
刘恩祥在大家的批判和揭发下，陆续交出了他写的一些反共信件和反共大字报、小字报的底稿。
刘恩祥化名示羊给葛佩琦写信说：
“我从报纸上看到了你的发言，我真高兴极了，你代表我们这些书生们”。又说：“你的发言不但代表一部分人，而且代表一大部分人，代表要求真理的人们”。他对右派分子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倍加欣赏。他说：“我们认为这不是反动言论，而是进步言论，而是革命言论”。最后说：“希望你不要怕外人攻击，有千百万人做你的后盾。”
刘恩祥化名金刀给谭天荣写信说：“……目前我们的处境困难，我们遭到了反击……，我们的鸣放失败了，失败的原因就是我们没有完整的理论来论证三害产生的根源，也没有可靠的事实。因此，今后我们应多找事实，多观察，多研究。……”
刘恩祥给他的密友王玉生写信说：“……5月下旬，爆发了全国性的学生运动。现在我不能脱身，我不能失去这个机会，要在斗争中坚持到底。”
刘恩祥废寝忘食，先后写了许多向党恶毒进攻，咒骂积极参加反右派斗争的人们的大字报和小字报。他化名“一个受骗者”写道：“章伯钧、储安平、章乃器和葛佩琦等人的言论，还不是正是千百万人民要说的话吗？”“行动的时刻到了，我们应该给保守分子以有力的反击”，又写道：“北京俄语学院民盟农工党支部的十四纲领，我们完全拥护”。他在化名为“一个大学生”的一张大字报里写道：“我们要和统治者进行生死斗争”。他在一张没有署名的大字报里写道：“生活在这人吃人的世界上，不如死去。不！不能白死，要与强者（指共产党）拼一场，献出我最后的一滴血”。他还用最恶毒的字眼辱骂积极分子“心和大脑不知是什么构成的”。
刘恩祥出身于小商人家庭，沾染了小商人的许多坏习气，经常和落后分子混在一起，在学校里不安心学习，招摇撞骗，坏思想没有得到根本改造，在反右派斗争中，他还暗地为右派分子打气。
人们要警惕啊，有些右派分子不是出头露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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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作家的品质
周建人
无产阶级的产生，发展，革命，胜利，是人类的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大事。把多少年来施行的私有制改变成为公有制，这是非常巨大的变革。因它的改变改变了人的生活，同时也改变了人的性格。他（人）从此从自私，偏狭，妒忌，排斥，卑鄙，等等的性格中蜕化出来，转变到无产阶级里来，并一同向更光明，智慧，伟大的前途前进，成为真正的，光辉的人类。
至于作家，在革命胜利尚未久的国家，例如中国，可以这样说，还大抵来自非工人阶级的。所谓“大抵”，表示不是指全体，可能已有些无产阶级出身的作家在写作；但没有疑问，多数是从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或地主阶级来的。
所谓“来自”，是指作家的出身，意思各种不同的作家出身于各种不同的阶级。阶级不同，性格有所各异。但概括地抽象地说，在私有制度下面的有财产者（不论多少），都有一个共通性格，便是个人主义和相联带的自私自利。
阶级相同的个人又各有不相同的个性也是的确的，不过个性并不超越阶级性。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任何个人，他的个性表现很难设想与同阶级的他人完全不像，而和集体生活的产业工人却完全相像的。但是在阶级大变动时代，个性在改变个人的阶级立场上却起着极大的作用。这一时代就是指无产阶级兴起以至于发生革命及获得胜利的时代。其间有产阶级都相继没落。其间虽亦有极少数的工人有离开自己的阶级，转向为相对立的资产阶级去的例子，但大多数是由小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背叛自己的阶级而转移到无产阶级去。对立阶级的斗争是绝对的，但个人的性格却是相对的，因此个人的阶级立场能够转移。否则既说是每个一定阶级的个人都是代表自己阶级利益的代言人，而又说个人的阶级立场可以转移（也是事实），就有些不可理解了。
现在讲到作家的品质；不言中的意思是在指文艺作家。科学技术家虽然也常写著作，但他们的主要工作却是研究，探讨。有心得时也写成文章（为了普及科学的目的从事通俗科学写作的科学家又当别论），但一般说来，科技家是钻研家，不是以写作为本务的。
而文艺作家却不然，他如果不从事写作，便放弃业务。他纵使在观察社会，体验生活，但不写作，那么和从前连坏诗也不哼几句的单纯游山玩水的游客就没什么区别了。如果连观察与体验也不做，那么和以前“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地主老爷岂不倒有些近似？如果已经转业，或忙于别的事情的当然是另一回事。
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进程里，当然最希望所有知识分子迅速都改造成为社会主义者。这是最好不过的事。而且对于文艺作家尤为迫切。文艺作家不同于科技家，科技家的研究报告里当然具有思想，但是要是不属理论性的，只要客观上是真实的，正确的，他的发现或发明便有用处。可是文艺的作品里，一系列贯穿着作家的思想，是思想的结晶。读者读作品的时候，立刻接触到作家的思想，看到他站在人民方面，进步方面，还是反人民和反进步方面。他是在欢迎新的进步的东西，还是在留恋旧的落后的东西。是很容易识别出来的。要是代表着后一种气氛，就决不可能获得劳动大众的欢迎。因此在建设社会主义的社会里，不仅要求文艺作家懂得社会主义，必须进一步要求他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的科学社会主义者，是很明显不过的事情。
前面已经说到，在社会主义胜利还不久的社会里，知识分子大抵从非无产阶级来的；但在阶级发生大变化的时期，依照各人个性中性质的不同，脱离自己的阶级，站到无产阶级来的当然不在少数。这里所谓个性，无非指其人从出生、到长大当中还未“定型化”时，一切所遭受到有形成作用的各种因素与他自身对此等因素起反应作用交织而成的总成果。
但也有一些知识分子，个人主义很强，野心很大。对于旧社会也很可能表示过一些不满。不过他的对旧社会不满，不是从集体主义出发，而是从个人主义出发的。要是这些人的思想不改造更换，仍然追求饕餮无厌的个人主义的自私自利时；那么社会主义建设愈推进，他会觉到和他自私的目的不是接近而是距离愈远。他会愈感觉不满。这道理是很容易明白的。并且革命一经胜利，压在头上的敌人压迫已除去，共同反对的目的没有了，野心会发展起来。所发展的不是集体主义的思想而是个人主义的东西；他追求的目的不是要改变制度，而是只要改变一下人事，从较低的位置爬上更高的位置；其结果必然会改变斗争的锋芒转向不允许他这样做的党和社会主义方面来的。今日揭发出来的右派分子当中，除一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以外，在解放前看不出什么反党言行，革命胜利后新出现的反对党的右派分子，大抵有由于这种情况。由于他的个人主义野心不变，或不但不变而反扩大，实际上，从性质上说，他们的反党也是一贯的。
我们不必去遥远地去找寻证据，只要在手边的报纸上看看丁玲和陈企霞的反党言行里就可以找到这一类情况。
丁玲和陈企霞的事件很繁琐，短文里不可能多讲。只要先把丁玲的“一本书主义”提一提。她曾向青年作者宣传：“一个人只要写出一本书来，就谁也打他不倒。”讲到被打倒，一个人只要忠诚地为人民服务，为全人类解放事业努力，就是不写书，因有党的领导与支持，有人民以至全人类的支持，决不会被打倒的。至于作者当然是要写作的，但丁玲把作家从事著作的一切进步意义，如建设社会主义，对敌斗争，教育读者群众的意义都抛弃了，而退化、缩小到说成只是争取个人名利地位的工具！不言中意味着人们只要有了一本著作，便有名了，有地位了，可以肆行无忌了。因为反正打不倒了。对青年作者当然应当鼓励他们写作，但应当说明写作是为了社会主义文化，为人民造福祉，不应说成争名位的手段。现在丁玲宣传的这种彻底的个人主义的思想，对于青年作者是十分有害的思想。倘让这宗极端个人主义的思想盘踞脑中，安得不“对党内外一些有成就的作家采取宗派主义的排斥的态度”？（人民日报8月7日四版）。从这种思想出发也必然会走到反党的言行上去的。
陈企霞的“士为知己者死”的思想也是极恶劣的。这宗有害的成语在封建主义里已早存在，不料至今还为一部分落后的人所赏识！在社会主义阵营的各个人，在不可避免时，只有为革命事业而死，为全人类的幸福前途而死，决不是为某一“知己”而死。如说知己，则凡属同一阵营里的忠实战友都是知己，为了革命事业不得不死时，也成为后代未来男女的知己。但陈企霞所谓“士为知己者死”显然不是这种意思，他要把人从辨别大是大非的范围中拉出来，走到施用“小恩小惠”的圈子中去。古代有一些人施用些小恩小惠，收买人心，叫人认他为知己，为他所用，并为他去死。这种封建思想十分有害，是有利于小集团的结合，结果必然会成为向党进攻用的号召的。
社会主义时代的作家不但必须是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而且必须是彻底地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上的马列主义者，他的作品才能真正为工、农、兵服务，才能真正为社会主义文化增加财富。如果作家保持着从旧社会里带来的个人主义野心不变，社会主义建设愈推进，他会感觉到他作威作福的可能将愈少，会发生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情绪是必然的。
因此，新社会里的作家必须改变从前旧社会里的立场，便是须把屁股坐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不要老坐在非工人阶级的位置上。立场如何改变呢？问题还是在自我教育，自我改造。立场本是指阶级或左右派别而言。它是指脚站的场所，思想是指头脑机能的一种活动。但是头与脚很有关联，如思想搞通，立场也就会改变。要是知识分子是自爱的，不是自暴自弃的，是要求进步的，不是愿做旧社会的渣滓，那么思想改造并没有什么困难。党正在号召，只要看主观努力怎么样：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进行中要做一个坚定、进步的文艺工作者呢，还是愿作为万人笑骂与唾弃的对象？全在自己的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