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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正义的声音粉碎了邪说歪道
上海人民代表舌战彭文应
一层层透彻的道理，一件件确切的事实
把章罗联盟这个凶恶爪牙驳得理屈词穷
新华社上海24日电 新华社记者余辉音报道：章罗联盟在上海的首要分子、民盟上海市委副主任委员彭文应，在正在举行的上海市人代会上摆出一副“打擂台”的姿态，叫嚣要和人民代表们开展大辩论。而大辩论的结果，却是他自己被驳得理屈词穷，反动面目欲盖弥彰。
反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斗争开始后，彭文应就和他的小集团分子商妥了抗拒这一运动的三条锦囊妙计：一是不讲话；二是讲一点；三是大辩论。三个月来，上海民盟市委整风领导小组为彭文应开过大小会议十六次，尽管他自己始终是不讲或只讲一点，但经过大家全面的揭发和批判，他的丑恶面目还是完全暴露了。但是，彭文应仍然负隅顽抗，认为大辩论他输不了。
彭文应在这次上海市人代会上完全有机会充分阐述自己的论点。这个狡猾的右派分子在辩论会上对自己在大鸣大放期间一系列的反共反社会主义言行百般抵赖，赖不掉的就避而不谈。在他的一次长达二小时半的发言中，一面口口声声说自己是“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的，他的用意“是为了帮助党改进工作”；另一方面却就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社会主义民主、党的领导、民主党派的作用、干部政策等十一个问题，搬出一整套的资产阶级谬论，继续向共产党进攻。
他崇拜的是什么民主？
彭文应以留学美国、对“政治学有专门研究”的身分，对民主问题滔滔不绝地发表了一套谬论，说“社会主义制度下，应该比资本主义有更多的民主，可是我国经验不够，人代会政协会民主都不够”，“资本主义国家议会有质询权，我们没有，可以加以吸收”。在座的复旦大学副教授胡其安等立刻指出，社会主义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完全是两回事，绝不只是程度上的差别。胡其安引用了美国、英国议员的成分等各种具体材料说明资本主义国家议会只是一小撮垄断资本家的代表的组织。他说，关于质询权，且不谈资本主义国家议会所谓质询权本身就是一个骗局，事实上我国人民代表是有质询权的，这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第三十四条有明文规定。胡其安当场宣读了这项条文。
复旦大学副教授蒋学模问彭文应究竟是赞成资本主义民主还是赞成社会主义民主？彭文应假惺惺地说，他“可以毫不犹豫地”说他“完全赞成社会主义民主，决不赞成资产阶级民主”。蒋学模等接着揭露了彭文应在今年3月底说过的一些话：“民主集中制使人有在共产党领导下民主受限制之感”，“现在人民内部问题不要运用大民主而要小民主，这就给人一种错觉，即民主的框框愈来愈小了”。“资产阶级民主的定义，应是政权建立在人民的基础上，而苏联和中国属于社会主义民主，因此称为有组织的民主较妥”。蒋学模责问彭文应：“你这些话那里是赞成社会主义民主，完全是污蔑社会主义民主！”列席代表吴常铭接着举出彭文应去年在政协会上发表的一套更为露骨的话：“共产党比国民党还要厉害，在群众中制造出一种像可怕的沉默那样严重的气氛，于是作客思想、看脸色讲话都来了。这样下去，结果就会像匈牙利共产党放下枪杆时候那样，人们就一窝蜂的起来了。”这时，代表们纷纷质问彭文应为什么要这样诋毁社会主义民主？这样美化资产阶级民主？
彭文应在确凿的事实面前抵赖不掉，承认他是“夸大和美化了资产阶级民主”。
他想使民盟起什么作用？
在民主党派作用的问题上，彭文应说，他是想使民主党派多发挥一些助手作用。他还说，这种作用有三方面，即团结教育、桥梁作用和互相监督。在答复关于什么是团结教育作用的时候，他说“自然是教育成员拥护党和社会主义，作党的忠实助手”。
民盟成员宗惟惠立刻站起来揭露他说：“从你介绍入盟的人中可以看出你团结的是什么样的人。由你介绍的三十人中，未通过入盟的三人：一个是逃亡地主；一个政治面貌不清；一个是三反中的贪污犯。被开除盟籍的二人：一个是中统特务；一个是恶霸地主。现在保留盟籍的二十五人中，就有五个右派分子，还有不少对共产党不满的人。这样的人怎能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你发展他们的目的是什么？”
民盟干部汤家杰也质问彭文应：因为一些民主党派人士积极参加各项政治运动，他就骂民主党派是“打手”、“包打听”，这难道是站在共产党的助手的立场吗？
代表们又揭露出彭文应利用人民代表视察机会，到国家机关、工厂等单位放火等事实，说明彭文应的所谓“桥梁作用”实际上完全是挑拨离间；彭文应所说的“相互监督”，以及他在今年年初说的“一党在朝，一党在野，可以互相竞争，相互监督”等谬论，实际上是要与共产党分庭抗礼，甚至取而代之。
他的小集团不是反共的吗？
在最关键的问题——章罗联盟在上海的小集团的问题上，彭文应采取矢口否认、坚决不肯交代的态度。他说，小集团在1952年以前是有的，但并没有反对共产党。
这个小集团的另一首要分子陈仁炳当即揭露他说：“怎么能说我们这个小集团不是反共的呢？小集团经常集会，接受罗隆基的指示，商量如何抓领导权，抓盟讯（民盟机关刊物），反对执行正确路线的民盟总部华东执行部，反对统战部。对盟内的进步分子，尽管其中有好些人并没有批评过我们，我们也要反对。”
彭文应看到他的老伙伴陈仁炳也起来揭露他，更是怒不可遏，在会场上挤眉歪嘴摆出一股无赖相。大家严肃地指斥了他的这种态度。
代表们揭露，1952年以后罗隆基数次到上海，都召集小集团的成员开会。大“鸣”大“放”期间，小集团分子商量如何分工对共产党发动猖狂进攻，商量彼此向共产党进攻的发言稿，并共同拟定孙大雨的诬指共产党员和党外进步人士为反革命分子的名单。反右派斗争开始后，小集团又订立攻守同盟，抗拒交代。这些事实都说明彭文应说的“小集团已不存在”完全是撒谎。
彭文应又公然污蔑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赞扬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说：“计划经济好，就是不自由，计划供应好处是不少，就是买不到东西”、“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质量低劣，规格一律，消费者没有选购权，不如资本主义消费者权力大，如美国有顾客意见簿，商品花色品种多”。他并以自来水笔为例，说现在的自来水笔只有黑色的一种，而且粗细不分。上海市第一商业局局长胡铁生当场拿出四个大盒送到彭文应面前，证明他的话是无中生有。这四大盒各有自来水笔二十多支，花色式样各不相同。胡铁生说，解放前自来水笔只有八种规格，二十七种品种，合营前增加到三十八种品种，现在有五十多种（部分老式规格已经剔除）。过去很多中国人用外国笔，现在很多外国消费者爱用中国笔。不仅是自来水笔，花布、橡胶、搪瓷、手帕等各种消费品的品种都在不断增加，质量不断提高。你只看到美国有顾客意见簿，我们的一般商店都有顾客意见簿，我们商业工作人员还深入群众了解消费者的需要，你为什么就看不到？计划供应是将已有物资进行合理的分配，以保障人民生活。像你过去囤积居奇、投机倒把的自由，今天是不可能有，将来也决不会有的。
他梦想什么人事制度？
彭文应还在会场上公然污蔑现在的干部政策是“大材小用、小材大用、优材劣用、劣材优用、用非所学、学非所用、用非所长、用非所愿、有才无德、有德无才、德才俱无、有职无权、无权有职、有职无业、有业无职、有赏无罚、有罚无赏、赏罚颠倒”，污蔑“新中国没有新闻自由，报纸上全是枯燥和教条的东西，因此现在中国一个大学教授的政治知识还不如美国的一个房东太太”，并说出“要采取罢看、罢听、罢说、罢写、罢思”来对付党的宣传教育等种种谬论，代表们在会上逐一予以痛斥。
代表们还质问彭文应：你建议公安局释放大批反革命分子，主张年老的要放，年青力壮的要放，有病的要放，有技术的要放，高级知识分子要放。你究竟还要留下什么人不放？你为什么对反革命分子这样有感情？
彭文应在会上被驳得哑口无言，承认大家揭露的都是事实。但他一口咬住他的动机是好的，是为了帮助共产党改进工作。而他的错误只是有些话的提法、时间、场合、对象有问题，以致客观上起了一些不好的作用，决不是反共反社会主义。他还说，过去他对成绩部分谈得少，请给他一个机会在人代会上歌颂一下新中国的十五个方面的伟大成就。大家立刻指斥了他这种卑鄙的两面派手法。
为了说明自己不是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彭文应举出1932年他从美国留学回国后在右派分子王造时主办的刊物“主张与批评”上发表的三篇文章的题目为证。这三篇文章的题目是：“资本主义之路不通”、“共产主义之路也不通”、“社会主义之路比较可通”。彭文应得意洋洋地说，你们看，我不是从1932年就已赞成社会主义方向了吗？
蒋学模在会上宣读了彭文应自吹自擂的这几篇文章。原来彭文应在这些文章里把“国共分家与国民革命的中断”以至于国民党与帝国主义妥协等国民党的一切罪恶，都归之于共产主义运动，咒骂共产党“杀人、放火，利用土匪，中国共产党在这些方面的罪行，是不能得到我们的饶恕的！”“共产主义是反对民主政治，而主张阶级独裁。”他还荒谬地说，“中国国民党勉强的专制，人民已经受不了，中国共产党认真的专制，那岂不更要厉害。为避免这种压迫起见，将要被压迫的阶级，在那时，一定是先下手，并且会不管利益是否一致，主张是否相同，不等阶级专制成功，便已起来联盟共同反对。”彭文应认为比较可行的“社会主义制度”，在他看来是要依靠“有眼光、明大义、为国为民的资本家”来实现的。这种社会主义“不只是一个阶级的主义”，“对热心赞助的资本家并不打倒，私有财产企业仍可保留”。他把工人阶级完全作为被动的受恩赐的阶级，说“实行社会主义之后，劳工方面一切的反抗纠纷便自然而然的不成问题了”。
代表们指斥彭文应说，这些文章不但不能说明他现在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而说明他是一个老牌的右派分子。
种种谬论被驳倒以后，彭文应又在会上把自己扮成“迷途的羔羊”，代表们同声驳斥他说：“你那里是善良的羔羊，你是一个披着羊皮的狼外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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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反右派斗争取得决定性胜利后
首都工商业系统继续整风
郊区农民展开大规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新华社24日讯 北京市反右派斗争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全市各工厂企业、建筑业和商业财经系统的党组织最近又开始继续深入整风，郊区八十四万农民也分别展开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各厂矿、建筑企业和商业财经系统党组织的整风，主要是发动广大职工群众，通过大鸣大放，对企业中存在的各种问题提出意见，以便有效地改进工作，进一步办好社会主义企业。为使整风和生产、经营两不误，各单位的领导干部已把整风和生产、经营作了适当分工，同时也在企业内部适当地安排了整风和从事生产、经营的时间。在整风过程中，各单位都将特别注意加强劳动纪律的教育，以保证生产、经营任务的顺利完成。同时积极贯彻执行边整边改的精神，对职工群众提出的一些问题，凡急需而又可能加以解决的，要迅速予以解决。
在厂矿建筑企业里，到今天为止，已有石景山钢铁厂、石景山发电厂、京西矿务局等十六个厂矿和许多建筑公司的五万多人分别听取了各单位党委负责人的整风动员报告，并分组进行了酝酿讨论，其他各企业单位也将在日内开始进行。
这些厂矿建筑企业的领导干部，在前一个时期内已经初步地根据职工群众的意见，对一些可以立即改进的工作分别作了若干改进。许多企业的各级领导干部，都定期深入到厂矿工地和工人一道进行生产，从而较多地了解了生产中的一些问题。因此，当整风运动在职工中宣布后，就立即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拥护，纷纷贴出大字报，有的批评党组织执行政策中的缺点，有的批评了生产和工作中的具体问题，有的提出了生活福利中的一些问题，有的批评个别党员或党员领导干部的作风不好。国营北京第二棉纺织厂职工在动员会后的五天之内，除通过小组会、座谈会等形式大鸣大放外，在庭院、食堂和过道里张贴了二百七十多张形形色色的大字报，许多职工一下班就三三两两地酝酿写大字报。大字报成为职工群众普遍采用的发表意见的一个重要形式。此外，许多企业的党委还通过各种会议，各种不同的组织和“工会生活日”等广泛地搜集职工的意见，使大家畅所欲言。
北京市一万多个商业、服务性行业和财经系统的基层营业点将分批进行整风。北京最大的商店——王府井百货商店的各科室干部在最近十多天内，已贴出四百多张漫画和大字报。一张大字报上批评领导上没有认真贯彻执行精简机构、减少层次的决定，使得商店中的储运组在组长之外出现了三层负责人。这个商店的行政领导上根据大字报上批评去年中秋节前月饼脱销、节后积压八千多斤以致造成损失的事实，已经立即着手解决今年的月饼供应问题。现在各商业公司和崇文区许多商业单位的党组织都已开始整风运动。
在郊区农村里，农民们一面紧张地从事田间劳动，迎接秋季的丰收，一面在积极展开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在一周以前，郊区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已在八个试点乡中展开，各试点乡的农民们都以生产队或生产小组为单位，利用地头间歇和晚饭后乘凉休息时间开座谈会。下乡帮助工作的二百多名党员干部和各乡、社干部，对农民进行了个别交谈或访问，就合作化优越性问题、统购统销问题、工农关系问题、肃反问题，结合本乡具体情况，发动各阶层成员大鸣大放，提意见，发议论，以便在以后一定时期内就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问题展开大辩论。
各试点乡在最近几天的大放大鸣中，绝大多数发言的人对农村中的一切社会主义措施和给他们带来的美好生活都表示满意，少数人提出不同的意见，还有很多人从维护集体利益出发，就合作社的经营管理和干部作风上存在的缺点提出了批评。
前天的北京日报在社论中指出，这次社会主义教育，是要辨明农村中的大是大非。因此，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分清哪些是工作上的缺点，哪些是资本主义倾向，哪些是有意的破坏活动。现在公开的反革命活动为数是极少的，但是也不容丝毫忽视，必须及时坚决地给予回击。目前主要的问题，是要通过辩论，彻底批判农村中的资本主义思想，同时，对合作社工作中的缺点，也需要通过这次运动加以改正。
中共北京市委已经先后从机关学校中抽调了将近二千名干部、教职员、大学生到各郊区参加农村中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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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教育争取被蒙蔽的分子觉醒过来参加斗争
河南打垮一大批右派小集团
据新华社郑州24日电 河南省各地反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斗争深入到基层以后，已经揭露和打垮了一大批右派小集团。
现在，这些右派集团中的普通右派分子已经分化，上当的中间分子已经觉醒，并且反过来揭露了小集团的很多内幕活动。小集团中的右派骨干分子已经处于孤立状态，多数已向人民低头认罪。
这一大批右派集团散布在工矿企业、文化教育、财经贸易、医药卫生等各个系统内，其中约有半数是近半月来由于各个部门逐渐克服右倾思想，深入地领导群众开展说理斗争以后被揭露出来的。这是目前河南反右派斗争取得决定性胜利的一个重要特点。
据信阳专区已经瓦解的十个右派集团的材料证明：参加这些小集团的成员60％以上是地主、资本家出身，他们的亲属很多是依法被镇压、管制或斗争过。因此，这些右派集团的成员，特别是右派骨干分子，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有很深的阶级仇恨。例如郑州大学右派集团骨干分子吕元周的父亲有九条人命案，已被镇压，这次大鸣大放时吕元周就积极地向共产党进攻。开封市人所共知的“牛五爷”（牛悟青）是一个无恶不作的资本家，他是这次河南中医界右派集团的首脑。这些右派集团，有的是长期潜伏在机关里准备待机行事；但大多数是在大鸣大放中由于反党言行一致而形成的。其中不少是有组织有计划地企图通过这次整风把本部门的共产党组织“整垮”，夺取领导权。信阳专署击溃了一个已经有五年历史的以张静环为首的右派集团，这个集团一贯敌视共产党。大鸣大放期间，他们认为时机已到，便密谋“杀一批积极分子”，并说：“杀也不解恨”。他们计划把机关的党员领导干部“整下来”，换上他们的人马，并说：“不报仇雪恨，誓不罢休，不整垮他们，就没有我们过的日子”。他们的斗争策略是：“依靠肃反对象，团结对党不满的人，打击积极分子”。大鸣大放期间，受到这个小集团蒙蔽的三十九个人现在已经清醒过来，对小集团的骨干分子进行揭露和斗争，终于使这个小集团彻底瓦解。郑州大学的三个右派集团在二十天的斗争中，四十名被蒙蔽的中间分子在无数次小会和六次全校师生大会上进行了揭发和说理斗争，结果十二名右派骨干分子全部低头认罪。很多材料证明，教育和争取右派小集团中被蒙蔽的分子觉醒过来参加反右派斗争，是瓦解小集团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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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妇女杂志社揭发右派小集团
三员女将竟想造反
本报讯 中国妇女杂志社最近连续举行会议揭发和批判该社右派小集团的反动活动。这个小集团的成员是第四组组员谢松生、第四组副组长、共青团员胡邦秀、读者来信组副组长、党员阎明诗。
这个右派小集团的斗争锋芒是对准了该社的社长、副社长兼党支部书记和支部副书记三个人，说“先打当权的”。在鸣放时间，她们组织了一批对这些同志进行人身攻击的大字报。小集团首要分子谢松生还提出“火力必须集中”的口号。她们用恶毒的字眼咒骂党员，说党员是“蝙蝠”“笨蛋”“木头”“卫星”“泥菩萨”；阎明诗还说积极分子是“情报员”。她们反对党的干部政策、人事制度，支持萧乾在“放心·容忍·人事工作”一文中的论点。她们还大力宣扬资产阶级新闻观点，反对“中国妇女社”由全国妇联党组来领导。谢松生是肃反审查对象，她还竭力污蔑肃反运动，在社内散布组织上对她的审查结论有错误的谎言。
这个小集团采取个别串连的方式，拉拢周围一些对党有意见的人，利用她们的偏激情绪要她们出头反对党，而她们则在背后操纵。
这个小集团的首要人物谢松生在解放前曾和汉奸、特务黄顺伯、伪国防部二厅情报组李厚藩来往密切，解放后又一贯抗拒思想改造。党员阎明诗入党后一直抗拒不执行党的政策，经常把党内情况加以歪曲，向外散布。团员胡邦秀则是一个极端严重的个人主义者，因而和右派分子站在一起，来反对党和反对社会主义。
反右派斗争开始后，她们见势不妙，赶紧退却，相互包庇，甚至在大会上公开掩护。当群众揭发她们的集体活动时，则又互相推卸责任，企图蒙混过关。目前该社全体工作人员战斗情绪异常高涨，正在和这个右派小集团展开无情的斗争。 （水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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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次极深刻的社会主义教育
上海各界人士座谈参加反右派斗争体会
新华社上海24日电 十八位上海各界人士昨天在上海各报共同召开的座谈会上，畅谈了自己参加这次反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斗争的体会。他们都是出席正在举行的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
著名的戏剧家周信芳谈到这次反右派斗争给了自己一次很深刻的社会主义教育。他说，他从揭露出的右派分子丑恶言行中认清了他们的反动本质，提高了自己的警惕性。老翻译家罗稷南说，这次上海市人代会上，采用跟右派分子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辩明大是大非，使原来进步的知识分子得到了鼓励，中间状态的人也提高认识，分清了敌我。经济学家李炳焕也感到自己又受到一次生动的阶级斗争锻炼，这是决非读几本书可以获得的。
大部分人在发言中都提到反右派斗争使自己更加认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必要。医学家胡懋廉说，知识分子没有正确的阶级立场是危险的，他的知识对人民也就没有好处。有些右派分子也有专业知识，因为立场反动，他的专业知识反而危害社会主义事业。曾在新闻界任职多年的严独鹤分析了自己在反右派斗争以前，对许多右派分子的言论辨认不清，关键就在于自己没有彻底改造，阶级立场有问题。化学工程师卢世鲁在讲话中，把认清知识分子自我改造的重要性作为这次斗争的一个主要收获。他表示今后要同工人更好地结合起来。
在座谈会上发言的人异常广泛，他们结合自己亲身的经历和遭遇，对比了解放前后国家各方面的深刻变化，也谈到反右派斗争对各阶层的深远影响。宗教界知名人士陈见真说，这次反右派斗争对宗教界说来，实际上就是宗教界内部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解放初期是爱国教徒和宗教界帝国主义分子的斗争，以后是教徒和隐藏在宗教界内部的反革命分子的斗争，现在是把这斗争推向深入，以彻底肃清帝国主义在中国宗教界的影响。工商界青年陶敏之谈到，上海工商界中有许多青年资本家，他们认为自己容易改造，在这次斗争中体会到作为资产阶级的成员，思想改造不是简单的过程，企业的公私合营决不是资产阶级改造的完成。她表示，要积极投入这次工商界的整风和反右派斗争，积极改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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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城市的右派分子
批卖章伯钧私货的掮客
这位身为山西朔县政协常委、财政局副局长的农工民主党党员在大鸣大放中积极活动，到处推销章伯钧集团的私货。他在6月10日县委召开的座谈会上大叫：“要想给非党人士有职有权，就应取消局里的党组。”这个右派分子还煽动局内转业干部起来闹事，反对共产党。
反右派斗争开始后，这位反共健将或是躺在床上装病，或是早出晚归，溜大街；或是放声痛哭，争取同情；或是威胁别人，说要上北京控诉。但这些花招都被人拆穿了。人们正告他，低头认罪是唯一正路，别的路都走不通的。
混入党内十多年的地主分子
李谷是河南新乡专署的粮食局副局长，地主家庭出身，虽然入党十多年了，可是本性不改，处处想给自己的地主家庭谋利益。1946年土地改革时，贫苦农民分了他家的土地和一部分房屋，这个“党员”就对党不满起来。这次大鸣大放中，李谷便公开向粮食局党组提出要算一算土改时的“旧账”。粮食局全体干部最近和他展开了说理斗争。大家指出了他所以痛恨党所以要算“旧账”是因为党不能让他再过不劳而获的地主生活。李谷被驳得哑口无言，现在开始低头认罪了。
信口雌黄的李正修
李正修是山西晋南工业器材批发站一个物价员。在鸣放期间，这个右派分子到处造谣污蔑，说：现在做官的人也是为了“升官发财”；现在的法律顾问和律师不能代表人民；中国和苏联是“主仆关系”。如此之类的话很多。这些反动言论现在已被这个批发站的职工驳得一干二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