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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何迟勾结吕班钟惦棐企图独霸曲艺界
天津文艺界粉碎他们的反党阴谋
本报讯 中共天津市文联和文化局党组，最近连续举行扩大会议，揭露中国戏剧家协会天津分会副主席、天津市戏曲学校校长、共产党员作家何迟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丑恶面目。
会上揭露何迟曾同党内右派分子、长春电影制片厂导演吕班，勾结一起，共同向党和人民发起进攻。他不满意自己原来的工作和地位，因此约吕班来天津，和他秘密组织“春天喜剧团”，并企图在天津设立电影制片厂分厂，分裂“长影”，另搞一摊，来摆脱党的领导。他们妄自安排好了组织机构和主要人事，预定由吕班当团长和厂长，何迟当总编导，甚至连党的支部书记都已内定由吕班的妻子担任。他们还准备要吕班做天津市剧协的副主席，以篡夺天津文艺界的领导权。当他们的阴谋被识破，遭到天津市党政领导上的拒绝以后，何迟表示非常不满，想离开天津，由吕班在“长影”为其安排导演兼编剧、长春市文联委员等职位，并应许给何迟小楼一所，提升一级，还应许何迟的妻子做长春评剧团的副团长。
何迟早在1954年，就曾与北京的一些人，背着党政组织，合谋组织全国性的“中国曲艺杂技院”，阴谋把持全国的曲艺、杂技和马戏艺术，妄想做文化部的曲艺杂技处处长。
何迟对于党所委派的工作，一贯阳奉阴违，反对党的文艺方针和戏曲改革政策。几年来，他对于天津市戏曲界在戏曲改革上所作的每一个尝试，几乎都是采取了完全否定、抹煞和打击的态度。如天津市评剧团尝试演出“刘胡兰”，就遭到何迟的全盘否定。今年他还在“戏剧报”十期上发表谈话，大肆攻击党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政策，诬蔑戏改干部如同一个人进了博物馆，“把翡翠都摔碎了，还让别人尊重他摔碎翡翠的劳动”。但何迟对于自己的作品，则大肆吹嘘，交打字行打印出版，亲自向剧团推销，企图一手控制全市剧团上演他自己及其同伙的节目。何迟在天津戏剧界一贯打击别人，抬高自己，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新的“把头”。
何迟为了达到自己把持天津曲艺界的目的，还阴谋篡夺党对曲艺界的领导权，使曲艺事业回到资本主义老路上去。大鸣大放期间，他乘6月中旬举行的天津市曲艺会演，向市委“开炮”。何迟在会演开幕式上讲话时，故意夸大曲艺界工作中存在的某些问题，挑拨艺人与党和政府的关系，说文化局是“大婆婆”，文艺工会是“小婆婆”，曲艺演员是“草民”。他认为“目前曲艺的组织不适合曲艺工作的规律”，“曲艺团的组织是限制曲艺工作发展的”。他提出了自己全面的、纲领性的“计划”。
何迟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想，也体现在他的作品中。他以“笑的艺术”和“讽刺”为名，一味强调“揭露黑暗”，追求资产阶级的庸俗趣味，肆意夸张和歪曲现实生活，对新社会、对党和人民进行恶毒的诽谤和攻击。他在今年春天，写了一篇荒谬绝伦、极端反动的相声“统一病”。在这个相声中，何迟捏造了一个害了“统一病”的百万人口大城市的市长，这个市长为了追求“统一”，不仅把全市人民都取消姓名，编成号码，使大家按照统一信号的指挥吃饭、拉屎、睡觉，而且为了“统一”人的身材面貌，强迫全市人民都吃一种“统一药”，把人变成十种“规格”的一模一样的人，结果闹得父子、夫妇不能相认，天下大乱，不得不“恢复本来面目”。何迟公然站到敌人的立场上，来反对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他把人民群众形容成是编成号码的“钞票”，和在统一信号指挥下的“机器”。
大鸣大放开始时，他在“新港”杂志上写文章，公然反对党对文艺创作的领导，提出“要用作品来领导创作”的口号，甚至说文联、作协是“限制创作”的机关。
会上还揭露了何迟和党内右派分子、“文艺报”编委钟惦棐长期相互勾结，散布反党言论，进行各种不可告人的活动。何迟的许多作品，都是和钟惦棐商量或由钟授意写成的。钟惦棐的反党文章“电影的锣鼓”受到批判后，何迟对钟深表同情，并曾送给钟人民币四百元，还向人表示：“这正是需要朋友的时候！”今年“人民文学”7月号发表了何迟反党的一封信后，钟惦棐为何迟惋惜地说：“短短五百字的文章，让人家抓了一大把辫子，太不值得了。”反右派斗争开始后，何迟曾到北京找钟惦棐密谈，钟告诉他今后要“谨言慎行”。
何迟自己吹嘘是一个“能编、能导、能演”的“全才作家”，实际上却是个创作界的“商贩”。据替他速记和整理稿件的张奇稚和人民出版社的崔兴仁等揭发，何迟的所谓“创作”，绝大多数是抄袭、剽窃的。如他的“笑话一百种”，绝大部分是从一本“笑话一火车”上抄来的，少部分是相声艺人的段子。
会议由文联党组副书记王林主持。他指出：党对何迟的错误早有发觉。三反、五反时，曾因其与戏剧界把头王十二、诸葛安等界限不清及贪污腐化行为，给予处分。反胡风斗争后，又对他的资产阶级思想及小集团活动给予批评。但何迟对党采取了两面手法，阳奉阴违，继续进行反党活动，并且日益变本加厉。
何迟在他的检讨中，承认自己有反党阴谋，在天津戏曲界拉拢人组织了反党小集团，并和吕班、钟惦棐等人勾结起来，企图独霸全国曲艺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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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洛滨太不自量
妄想取消马克思主义
本报讯 中共甘肃省委机关干部，揭露和批判了右派分子洛滨的反党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反动言行。他在6月16日极其狂妄地向党提出了一个反党反马克思主义的
“意见书”，公开叫喊要取消党的领导，和取消马克思列宁主义。
洛滨在他的“意见书”中，恶毒地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教条主义”，说“马克思主义是一百年以前就出现的陈词术语”，是“教经”一类的东西。洛滨还丧心病狂地要取消党对思想工作的领导，实际上是要否定党的领导作用。他认为“甘肃省的党不能领导思想工作”，说“甘肃的党领导连思想工作范畴都不懂”，说“省委书记和部长在这一点上都是‘外行’。”
洛滨攻击党的领导的另一种手法，是要取消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他说：“甘肃省党的领导对文艺更是‘外行’”，并认为省委文教部的负责同志不懂文艺，不是内行，“连文艺方针都确定不了”。他公然叫嚣着要取消党对文化艺术工作的领导，说：“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省委不懂就不要去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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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改组编辑部扭转政治方向
“星星”除去毒草开香花
新华社成都21日电 自创刊以来一直被右派分子石天河、流沙河等把持的“星星”诗刊编辑部，最近已进行改组。新改组的编辑部在17日给国内许多诗人的信中，这样写道：“‘星星’诗刊现已是反击右派的阵地，是社会主义诗歌阵地！”
从已发排的第九期所刊登的诗歌就可以看出这个刊物的政治面貌有了改变。在这一期刊有十多首反击右派的诗，占了这期刊物四分之一以上篇幅，其中有工人、战士和彝族青年的作品。此外还有歌颂祖国建设的诗篇。
这个诗刊编辑部为了彻底改变过去反动的政治方向，将坚决贯彻“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针，以毛主席提出的六项标准来鉴别“香花”和“毒草”，放声歌唱社会主义建设，使诗歌真正成为时代的战鼓。同时，编辑部还准备在编辑制度等方面进行一系列的改革。
“星星”是四川省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今年1月创办的诗歌月刊。右派分子石天河、流沙河等混入编辑部后，曾与编辑主任、党内右派分子白航互相勾结，篡改了这个刊物的政治方向。在这些右派分子把持下，“星星”共出版了八期。右派分子们在刊物中发布反动的诗歌纲领，主张诗歌只承担“美化生活”的任务，应该抒发“人民”的七情六欲。他们反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反对歌颂党和新社会。
这些右派分子在刊物中故意放毒草。除创刊号发表的臭名昭著的“草木篇”和“吻”外，还发表了“步步高升”、“泥菩萨”等一系列污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所谓 “讽刺诗”。在一些毒草被识破并受到批评时，他们一面对党进行污蔑和谩骂，一面仍用各种办法偷种“毒草”。右派分子流沙河等还用化名发表恶意攻击党和革命干部的“讽刺诗”。并且在选稿中专门物色具有右派思想的人，紧密联系，企图扩大其阵营。
虽然这个诗刊也发表过一些好诗，但都是右派分子为装饰门面而被迫发表的。据检查，右派分子石天河就极力反对在“星星”刊载毛主席的十八首诗词，只是在文联工作人员多次建议后，才勉强转载的。
“星星”前一时期反动的政治方向，已经对诗歌创作发生恶劣影响。如最近，“星星”编辑部还收到许多无病呻吟的色情诗，以及对党怀着不满情绪的“讽刺诗”等。
为了肃清这些毒素，改组后的“星星”编辑部决定进行彻底的清理，准备陆续发表一些批评文章，对刊物过去所放出的“毒草”和反动的诗歌，进行批判和驳斥。并准备发动广大读者起来揭发和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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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金宝善干些什么勾当？
北京医学院卫生系副主任 叶恭绍
医药卫生界的右派分子金宝善是蓄谋已久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家。虽然他采用了极其隐蔽的两面派手法，经常以一个年高望重的“公共卫生专家”的身份出现，但他的一套完整的向党进攻的策略和纲领，和篡夺卫生部门领导权的野心，在人民的雪亮的眼睛下，已经原形毕露了。
金宝善为了达到他的卑鄙的目的，首先寻找和扩大预防保健工作中的缺点来攻击卫生部，在1956年冬天，金宝善借政协委员视察的机会，有意到处收集缺点，视察回来之后，就写成“文章”发表。把解放后的卫生事业描写成一团糟。不仅如此，他还利用一切的机会向党进攻。他印发一封思想落后的卫生医师的来信来污蔑党的领导；进行煽动式的讲演；他利用政协召开点火式的座谈会；甚至还利用招待外国医学代表团到全国各地参观时进行点火。
他诬蔑说：我们的“医疗机构只局限于病人的治疗，对预防疾病的工作没有作出明确的安排；“对危害人民健康极为严重的寄生虫病如血吸虫病及疟疾等没有及早给以足够的重视。”“儿童保健事业至今还没有开展。”“医学教育部门没有注意培养卫生防疫人才，而只培养看病的医生。”他甚至说解放以前的一些好的预防保健制度，现在也取消了。产生这些缺点的原因是因为“从卫生部直到中共中央的领导人就没有预防思想。”
但是，事实又是怎样的呢？预防为主的方针是新中国的卫生部提出的，在解放前谁也没有提出这个方针。请看医疗预防机构的发展，如以1947年为一百，到1956年，医院病床为三百九十八点一，疗养院病床为二万二千零七十四点三，门诊部、区卫生所为三千二百七十九点六，妇幼保健所为五万零七百一十一。卫生防疫站在解放前是个空白点，在解放后空手起家，到1956年已经成立了一千二百六十个（未包括二百零四个县卫生防疫组在内，也未包括各种传染病的防治机构在内）。爱国卫生运动的开展使我国人民的卫生水平大大提高了一步。
至于谈到血吸虫病、疟疾、黑热病以及其他急性传染病，解放前都是毫无控制的任意在人民中间传播，解放后在预防和治疗上都获得了惊人的成绩。最近不久苏联专家波尔德列夫还在日内瓦第十届世界卫生组织会议上批评了其他国家对于血吸虫病进行斗争的方法，并介绍了我国对血吸虫病的综合措施，博得与会者的很大兴趣。在妇幼卫生方面由于新法接生的普遍推广，儿童保健机构的普遍建立及学校卫生的开展，儿童健康水平也在逐年提高。卫生部又在解放后从无到有地在全国六个医学院校建立了卫生系，培养卫生医师，又在各省市建立了中级卫生学校培养卫生医士。新中国卫生系的毕业生们正在以坚忍不拔的精神，卫生尖兵的姿态与全国的卫生防疫工作者在各个角落里开辟卫生防疫工作。
由于疾病的减少及卫生水平的提高，我国的人口死亡率及婴儿死亡率迅速降低了。即以北京市1949年同1956年相比为例：人口死亡率由14.1‰降为6.7‰，婴儿死亡率由117.6‰降为35.1‰，产妇死亡率由9‰降为0.5‰。在这样短的时间内死亡率迅速降低到这个程度在世界各国也是少见的。
金宝善对这些惊人的成绩是很清楚的。但是他却把人民的卫生事业描写成一团漆黑，借以说明党不能领导卫生事业，只有金宝善才能领导。金宝善贩卖的是什么“预防为主”呢？他批评卫生部没有能有比例地发展卫生防疫机构，但是他却反对建立基层卫生防疫站，而要贩卖英美式的卫生所；他批评卫生部没有注意卫生防疫人才，而他又反对目前北京医学院的卫生系，醉心于美国哈佛大学式的公共卫生进修学院及公共卫生护士的训练。金宝善所反对的是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的卫生事业，他贩卖的是资本主义欺骗劳动人民的一套假的“公共卫生”。他还想把人民的卫生事业拖回到解放前的悲惨道路上去。
金宝善又抓住中医政策来向党进攻。当党中央在1955年批判贺诚同志在中医政策上歪曲了党的方针时，金宝善振振有辞的为正确的贯彻中医政策而批评卫生部，而当卫生部正确地执行了党中央的中医政策时，他又攻击卫生部说：“我不同意有疗效就是科学的方法。”“对中医只能当它作一项文化遗产来研究，而不应当作现代科学来接受。”从金宝善在中医问题上所采用的两面派的手法，不难看出他是要借中医政策来反对党的领导。
我们再看看金宝善整风期间的言行，便可以进一步认清这个右派分子的庐山面目了。在他的言论中极隐蔽地宣传他的党不能领导科学，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主张。他说：“卫生部司局长以上的干部每年到马列学院学习后，只不过将来说话可以漂亮些。”他毒恶地污蔑马列主义的学习，他说：“目前卫生部的司局长很弱，不大解决问题，比以前国民党时（他当卫生署长时）的卫生部差的远”。他又污蔑说：“目前卫生主管机构，甚至在业务机构实际掌握领导权的，都是党员同志。遇有调动也不过是换换岗位而已。”当储安平的谬论在报上登出来的第二天，金宝善说：
“储安平讲的话很好，这些言论我在三年前就想说了。”
金宝善为了实现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阴谋，以达到篡夺卫生部门领导权的目的，他恶毒地挑拨科学家同党的关系。
金宝善把自己打扮成“卫生专家”，但他实际是一个十足的政治野心家。他一贯拥蒋、亲美、反共，在国民党时期，金宝善以一个德日派的医生，而能在英美派得势的局面下，爬到卫生署长、卫生部副部长的地位完全是靠他对国民党统治阶级和他的外国主子的一味奴颜婢膝、拍上欺下的高妙手法。在重庆时，陈果夫到卫生署训话前，他就忙着刷房子、修马路。他还灭绝天良的一手掩盖起日本在1940年11月在我国浙江散布鼠疫细菌的弥天大罪。他还把一批一批的青年医师送到特务机关中美合作所的“四一”医院去工作。他的反动立场是非常坚定的。
这个一贯反党、反人民、拥蒋、亲美的旧官僚一变而以“公共卫生专家”的身份出现于卫生部，任技术室的主任了。但是狐狸的尾巴是藏不住的。在1950年秋正当中国人民志愿军轰轰烈烈跨过鸭绿江时，他托辞请假到上海去休养。在上海留下胡须，穿上长袍，等待时机准备“接收”。两三个月之后志愿军把美国鬼子打得抱头鼠窜，金宝善才又割须弃袍回到北京。
在新社会里金宝善虽然耍着两面派的手法，但是他的反苏亲美、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仍是随时流露着。在北京医学院卫生系他污蔑学习苏联进行教学改革是只重形式，不重内容；对学生宣扬美国的科学水平比苏联高；对思想改造和政治学习认为搞的太多了，主张减少政治课的学时；当银行存款利息减低时，他认为是切身利益的莫大损失。在土地改革时，他为同情地主而落泪；认为公私合营是操之过急，资本家思想还未搞通，造成很大混乱。
怀着野心的金宝善回国，在卫生部任技术室主任后，立即开出名单，从国内、国外调兵遣将，布置他的组织网。他还利用九三学社卫生部支社主任委员的职务积极发展社员，企图达到每个司、处都有人，以充实他的政治资本。自从党提出整风后，金宝善便认为时候到了。他以前的消极被动情绪，一变而为积极主动，向党猖狂进攻——视察、写“文章”、作报告、组织座谈会、印发信件、到处点火，唯恐天下不乱。他利用政协医药卫生小组与右派分子李宗恩、李健生互相勾结，密切联系，甚至帮助农工民主党在北京医学院发展党员。
反右派的运动开始后，金宝善便怀着鬼胎，外面假作镇静，在北京医学院的反右派的大会上虽然也积极的发言，但内容空洞无物，当北京医学院及中华医学会理事会开始揭露和批判了金宝善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言行，金宝善仍然耍两面派的手法，一面装出一付可怜相，作虚伪的检讨，一面继续向党进攻，态度非常顽抗。
我正告金宝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胜利地完成了人民民主革命，现在又胜利地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并正领导着人民胜利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党在全国人民中树立了磐石一般坚强的威信，慈母一般的深厚的感情，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只不过是以卵击石。但是党仍然是宽大的，党欢迎每一个人过社会主义的关，右派分子的出路只有一条，就是彻底交代，真诚悔改。如果这样，社会主义的大门仍是为他开放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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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储安平在光明日报的两员干将
潘文彬 鼓吹“文化革命” 疯狂向党进攻
光明日报学校教育部主任潘文彬，在今年4到6月间，大肆鼓吹什么“文化革命”，挑拨知识分子向党进攻，支持储安平篡改光明日报的政治方向，在高等学校到处点火。潘文彬伪装进步的面目，现在已经清清楚楚的暴露出来了。
放出一颗信号弹
中共中央发表整风指示以后几天，光明日报假借纪念“五四”为名，利用社论（题名：大胆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射出了一颗向党进攻的信号弹。这颗信号弹就是潘文彬亲手制造的。
潘文彬在这篇社论中，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同以反帝反封建为任务的五四运动相提并论，称之为“五四而后，较之五四运动波澜更为壮阔、规模更为宏伟的文化革命运动”，他号召全国知识界“拿出比五四反对帝国主义的买办文化和封建主义文化更加大无畏的精神”，“鼓起力量，迎接春天”。更恶毒的是，社论中一再提及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和中共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好像这篇文章是根据中央的方针政策的精神而加以阐发的，这大大地迷惑了不少人，起了极为严重的煽动作用。储安平在射出这颗潘记信号弹的同时，就先后派出大批记者，到九大城市去放火。
潘文彬在制造这颗信号弹之前，他用“文冰”这个笔名，发表了“春天的感应”，“关于‘六经注’我的谈话”，“政治待遇与书斋生活”三篇文章，散布火种，预为五四社论安下伏笔，阴谋掀起一次所谓“文化革命”。
可是，潘文彬要“革”谁的“命”呢？要掀起一场什么样的“革命”呢？他是假借反对教条主义之名，来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潘文彬在一次批判会上的检讨中所提出的两个“否定”论，就是他的这种反党思想的铁证。
根据他的说法，解放之初，中国共产党是用教条主义否定了旧中国的一切，这是第一个否定；而现在提出反对教条主义是否定之否定。用意何在？不言自明。
积极点火大显身手
潘文彬在近几年的工作是并不怎么积极的，可是在大鸣大放期间，则干劲十足，通宵达旦。他在4月27日清晨四时写完五四社论，七时就动身到武汉去替储安平放火。
他一到武汉就拍来一条“武汉知识界的鸣放密云不雨”的电讯，鼓动群众向党进攻，以便打乱当地整风步骤。在武汉十天之中他就召开了三个座谈会。他在座谈会上，煽动大家“畅所欲言”。在整理座谈会记录时，专门汇集了最刻毒的发言，并从导语到大小标题加以突出和渲染。同时，他在武汉又写了两篇全篇都没有一个真实姓名的通讯，潘文彬借用“一位先生”、“一位教授”之口，骂尽了共产党和新社会。
当他一从武汉回来，就特别“关心”中国人民大学，立即布置他手下的一名女将——徐颖放下别的工作，到人大去“抓教条主义”。在他们一起合作之下，终于制造了“中国人民大学像一个教条主义大蜂窝”的报道，否定了人民大学几年来的全部成就。
也是从武汉回来不久，潘文彬又布置记者赶快搞出一条清华大学鸣放不够的报道。这时，人民日报曾经报道了清华教师开怀畅谈的消息。而潘文彬亲到清华去窥测以后，对徐颖说，“我们就和人民日报唱对台戏”，他亲自在稿子上标上“尚未做到开怀畅谈”的煽惑性的标题。
潘文彬在回到北京的二十多天中，动员学校教育部的编辑、记者，千方百计，抓紧点火机会。根据一个记者的揭发，潘文彬单是对他一个人就连续布置了三次点火任务。反右派的斗争开始，潘文彬的点火活动还不肯停止。
煽动大学生闹事的“北大开辟‘民主墙’”报道，更是潘文彬的一项“杰作”。这个报道发表以后，在不少地方的大学里起了煽动作用。
向党进攻的两个矛头
当右派分子喧嚷要取消高等学校党委负责制，提出所谓“民主办校”的时候，潘文彬乘机抛出了“复旦大学取消党委负责制”的耸动听闻的失实报道，企图火上加油。他听见一位记者在闲谈中说到这个还没经过核实的消息时，便认为是一条大新闻，要这个记者赶快写出来。刊出后的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了复旦大学没有取消党委负责制的正确新闻，而潘文彬执行储安平的意图，竟写出了一条似更正非更正、实质上是和人民日报对抗的报道。
潘文彬放出这支暗箭，正是露出了他一贯对党领导高等教育的不满。根据揭发的材料，潘文彬认为高教部根本不懂业务，应该否定的东西要比肯定的东西多。他鼓动记者要大胆反映上海高等学校教师的意见，报道时不怕太尖。他对政治课也没有放松进攻，利用一条新闻，做了“搜索政治课中教条主义产生的根源”的骇人听闻的标题，放在第一版做头条。
潘文彬向党进攻的第二个矛头，是全盘歪曲高级知识分子经过思想改造以后的新面貌，挑拨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在他写的有关知识分子的几篇文章里，他自认为是“深味知识分子之性格与心理”的。在右派分子潘文彬的眼睛里，“几年来的‘政治待遇’把知识分子拉出了书斋；使人野了心，即使有时间坐在书斋里也坐不住，两眼不是看着书本，而是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他是这样丑化知识分子经过思想改造积极参加社会活动的政治觉悟。他说：“大家已经有了凡事由领导带头布置的习惯。群众不热而领导热的事，一次动员报告，大家也只好热起来，坐下来漫谈体会一番。群众热而领导不热，那就只有放在心里热而已，毫无办法”。他是这样来挑拨、歪曲党领导与群众的关系。他说：“在从前，知识分子是‘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可以无所顾虑，随心所欲地谈谈心里的话”；“可是这几年来，‘友道’这一项已从知识分子的生活中抹去了”。他是这样来看待新社会，他大唱共产党“六亲不认”的反调。把解放后蓬蓬勃勃、迈步前进的知识界的新面貌，描绘得如此阴惨可怕。
现在，潘文彬的罪行正被一一揭发出来。而他自己则一面扣上了帽子，一面仍然认为这是思想问题不能一下子解决，采取消极抗拒的态度。我们要正告潘文彬：在你根深蒂固的反共思想支配下的点火活动，罪恶昭彰，不要再怙恶不改，自绝于人民。
·谢公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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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少桐 积极支持储安平 到处点火又挑衅
储安平利用光明日报，向共产党猖狂进攻的时候，他得到了光明日报右派分子的支持，其中最狂热的支持者便是党派部第二主任、民盟盟员王少桐。两人经过密室长谈，从篡改报纸的政治方向直到改组报社的人事安排，一拍即合。储安平当即表示“有所借重”，而素以“老报人”自称的王少桐，则感恩于“直到现在才被人赏识”，顿时倾心相许。王少桐和储安平挂钩之后，恰逢共产党整风，他便乘机向党进攻。
王少桐极力赞扬罗隆基的对知识分子应“以国士相待”和“三顾茅庐”的谬论，并广为传播。当这些反动言论受到驳斥时，他恬不知耻地说要以北京市人民代表的身份，“在代表大会谈知识分子的问题。”他又在报社内贴出大字报煽动说“过去同志们的积极性没有发挥，是由于党组存在的关系。”用心最恶毒的是他把肃反运动和知识分子政策连在一起，否定成绩，进行挑拨。他说有些单位肃反的斗争面达到40％，甚至70％，“那就很明确，成绩是次要的”。“是破坏了团结”，虽然清查出反革命分子也“得不偿失”。
王少桐积极支持储安平篡改光明日报政治方向，以之作为反党的工具的举动。他一面大捧储安平，一面挑拨党群关系。他说：“储安平有一套，报社改革有办法，不过领导意见不统一，也难办。”他公开宣称：“老区办报的一套吃不开了，不应按照政策写社论，只要照实际情况写来就行。”在储安平的影响下，他断然主张，在他所负责的党派部里，不要一个党团员。
王少桐以为在那“黑云压城”的日子里，天下就要变了，嚣张万分。在一个月的时间里，他向中央和地方的领导同志接二连三进行所谓“将军”。5月初，王少桐奉储安平之命，到沈阳放火。到沈阳后，就同民盟右派分子程厚之、陈彦之密切合作。一方面组织座谈会煽动于基层，另一方面又向中共辽宁省委书记提出了“东北鸣放未开，顾虑重重，其历史根源是什么”等诸如此类的恶毒问题要求回答。省委书记因事未及时接见，王少桐竟放肆说：记者的社会地位很高，省委书记不善于利用他这个特殊身份，帮助解决一些问题。王少桐回到北京在采访社会主义学院鸣放消息的一次会上，有个名叫张轸的，恶意攻击贺龙副总理和周总理，王少桐听了十分兴奋，马上决定“点名批评”，详细报道。报社的党员负责同志认为张轸的攻击不符事理。王少桐竟嚣张地说：“为什么只批评小的，不批评大的！”中央统战部召开的民主党派人士和工商界两个座谈会结束以后，王少桐竟然企图将统战部的“军”。他取得储安平的同意，向李维汉部长提出了极为刻毒的问题，如：“您对于所揭露出来的矛盾，是意料所及，还是大吃一惊？”“许多人在发言中批评了统战工作和统战政策，说‘统上不统下’、‘统左不统右’‘统男不统女’、‘统生不统死’，统战部是否已初步研究了这些意见？”王少桐这个时候已经是得意忘形，达到了疯狂向党挑衅的地步。
王少桐为储安平“党天下”的谬论四处喝采，说储安平的话是“一针见血”，“这一炮打得真响”！他还肉麻地形容说：储安平的临场发言，“有政治家的风度，不愧为老报人”。“真是余音绕梁，三日不绝”。何止三日呵！一星期后，人民的强大反击开始了，储安平被揭露出来了，王少桐的“黄粱好梦”也烟消云散了。这时他竟含恨不已地冲口而出：“司马懿的兵，来得好快！”
抖开王少桐的所谓“老报人”的底子瞧瞧吧，原来，二十多年前他就在CC系统的北平“觉今日报”做记者，被CC要角许孝炎所培养，进而担任了伪中央社的记者。全国解放前夕，他是南京益世报的主笔，表面上极力拥护国民党李宗仁的和谈，实际上要共产党放下武器，隔江而治。国民党反动派垮台了，王少桐并不甘心，长期对共产党不满。所以，竟借此次整风的机会大举进攻。现在，在正义面前，王少桐已经碰得头破血流，该是他彻底缴械投降的时候了！
·张歌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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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和右派划清界限”
雷钊作
（原载湖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