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重读丁玲的“三八节有感”
凌晓华
丁玲在1942年3月9日发表了一篇题为“三八节有感”的杂文，登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在那篇文章里，丁玲就已经公开地向党放出一支毒箭。十五年后的今天，正当丁玲反党集团被揭露的时候，重读这篇文章，眼睛好像又明亮了许多，把这个恶毒的反党野心家的灵魂看透了。
丁玲的“三八节有感”“感”了些什么呢？
在这篇文章里，你无法闻出一点共产党员的气味，一点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义的气味，一点革命的气味，抗日的气味。丁玲对妇女没有提出任何革命性的任务，对妇女群众和整个人民群众的敌人没有表现任何恨，对妇女群众和整个人民群众的斗争事业没有表现任何爱。相反，革命的政治斗争，妇女解放必须在人民取得政权以后取得的真理，这一切全都成为她的嘲笑污蔑的目标。她宁愿把“宽容”给予“女犯”，却不愿放松一个机会来咒骂党和革命。实际上，丁玲是趁着1942年间日蒋妥协、共同反共、围攻陕甘宁边区的时候，乘党处在困难中，借妇女问题咒骂党和党的事业，号召“女人”（也号召“男人”）起来反对党和党的事业。人们当然也会记得：也是在那个时期，她还在由她编的副刊上发表了恶毒地诋毁党和革命的“野百合花”。
丁玲当时反党的手法，是把光明奋发的党和广大劳动人民所创造的事业，所领导的新社会，咒骂成漆黑一团。丁玲所宣扬的，只是绝少数不满分子的阴暗心理、仇恨心理，只是一些革命意志衰退的人在困难前动摇、害怕的心情。至于她对“首长”和一般工作人员的关系、艺术家和政治家的关系、知识分子和工农干部的关系、男女婚姻社交问题、父母对待子女关系等等的“描写”，则完全是挑拨和污蔑。不难理解，当时的延安，如果真像她所说成的那样，不如“旧的社会”，怎么能成为胜利的抗日斗争和民主斗争的领导中心？怎么能把严重的困难克服过来？怎么能培养出那么多坚强的忠心耿耿的革命干部？怎么能很快地粉碎了日蒋围攻并且终于获得了全面的胜利？怎么能“把女同志吃得那么红胖”？怎么会有丁玲连骂女同志们的“享乐”、“满足”、“舒服”、“可爱”、“有诗意”、“幸福”以至需要丁玲出而提倡所谓“不悲苦，即堕落”？
事实和丁玲的污蔑正相反。当时绝大多数的男女同志，在党领导下精神焕发，大家一条心，克服困难，事业不断前进，生活逐年改善，新的道德风尚逐步成长。延河边的歌声，笑声，欢乐的聚会，亲切的倾谈，恳切的批评，严肃的工作，忘我的劳动……和着延河的流水、群山、一草一木……使人永远难忘！这里曾跳跃过多少颗伟大的心！丁玲当时所称为“女犯”的，现在是我们国家各方面的骨干，至于在艰难岁月中所抚养成人的孩子们，现在身、心方面都已经茁壮地成长起来，他们和千百万青年一样，是我们国家未来的希望！
丁玲“三八节有感”的反党的咒骂，到底能动摇党什么呢？大概她当时也预感到在这上面不会有什么结果，所以虽然咬牙切齿地“坚持到底”，但究竟不免感到绝望的孤独，所以用那么“悲苦”的调子吐出。她的文章受到了党和一切正直的党员的尖锐的驳斥，但是国民党特务办的“统一出版社”却很快就把它同“野百合花”摘印成书大量散发，来大肆攻击共产党。这个事实，就是最有力地说明了这篇文章是有利于什么人的！
现在的读者，看过这篇文章的大概很少了，因此，如果把它再发表一下，是值得的。因为这可以帮助大家认识丁玲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共产党员和什么样的作家，以及丁玲的反党言行是怎样始终一贯的。
（1957、8、17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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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三八节有感
丁玲
“妇女”这两个字，将在什么时代才不被重视，不需要特别的被提出呢？
年年都有这一天。每年在这一天的时候，几乎是全世界的地方都开着会，检阅着她们的队伍。延安虽说这两年不如前年热闹，但似乎总有几个人在那里忙着。而且一定有大会，有演说的，有通电，有文章发表。
延安的妇女是比中国其他地方的妇女幸福的。甚至有很多人都在嫉羡的说：“为什么小米把女同志吃得那么红胖？”女同志在医院，在休养所，在门诊部都占着很大的比例，却似乎并没有使人惊奇。然而延安的女同志却仍不能免除那种幸运：不管在什么场合都最能作为有兴趣的问题被谈起。而且各种各样的女同志都可以得到她应得的诽议。这些责难似乎都是严重而确当的。
女同志的结婚永远使人注意，而不会使人满意的。她们不能同一个男同志比较接近，更不能同几个都接近。她们被画家们讽刺：“一个科长也嫁了么？”诗人们也说：“延安只有骑马的首长，没有艺术家的首长，艺术家在延安是找不到漂亮的情人的。”然而她们也在某种场合聆听着这样的训词：“他妈的，瞧不起我们老干部，说是土包子，要不是我们土包子，你想来延安吃小米！”但女人总是要结婚的。（不结婚更有罪恶，她将更多的被作为制造谣言的对象，永远被污蔑。）不是骑马的就是穿草鞋的，不是艺术家就是总务科长。她们都得生小孩。小孩也有各自的命运：有的被细羊毛线和花绒布包着，抱在保姆的怀里，有的被没有洗净的布片抱着，扔在床头啼哭，而妈妈和爸爸都在大嚼着孩子的津贴，（每月二十五元，价值二斤半猪肉）要是没有这笔津贴，也许他们根本就尝不到肉味。然而女同志究竟应该嫁谁呢，事实是这样，被逼着带孩子的一定可以得到公开的讥讽：“回到家庭了的娜拉。”而有着保姆的女同志，每一个星期可以有一天最卫生的交际舞。虽说在背地里也会有难比的诽语悄声的传播着，然而只要她走到那里，那里就会热闹，不管骑马的，穿草鞋的，总务科长，艺术家们的眼睛都会望着她。这同一切的理论都无关，同一切主义思想也无关，同一切开会演说也无关。然而这都是人人知道，人人不说，而且在做着的现实。
离婚的问题也是一样。大抵在结婚的时候，有三个条件是必须注意到的。一、政治上纯洁不纯洁，二、年龄相貌差不多，三、彼此有无帮助。虽说这三个条件几乎是人人具备，（公开的汉奸这里是没有的。而所谓帮助也可以说到鞋袜的缝补，甚至女性的安慰）。但却一定堂皇的考虑到，而离婚的口实，一定是女同志的落后。我是最以为一个女人自己不进步而还要拖住她的丈夫为可耻的，可是让我们看一看她们是如何落后的。她们在没有结婚前都抱着有凌云的志向，和克苦的斗争生活，她们在生理的要求和“彼此帮助”的密语之下结婚了，于是她们被逼着做了操劳的回到家庭的娜拉。她们也唯恐有“落后”的危险，她们四方奔走。厚颜的要求托儿所收留她们的孩子，要求刮子宫，宁肯受一切处分而不得不冒着生命的危险悄悄的去吃着坠胎的药。而她们听着这样的回答！“带孩子不是工作吗。你们只贪图舒服，好高骛远，你们到底作过一些什么了不起的政治工作。既然这样怕生孩子，生了又不肯负责，谁叫你们结婚呢。”于是她们不能免除“落后”的命运。一个有了工作能力的女人，而还能牺牲自己的事业去作为一个贤妻良母的时候，未始不被人歌颂，但在十多年之后，她必然也逃不出“落后”的悲剧。即使在今天以我一个女人去看，这些“落后”分子，也实在不是一个可爱的女人。她们的皮肤在开始有折皱，头发在稀少，生活的疲惫夺取她们最后的一点爱娇。她们处于这样的悲运，似乎是很自然的，但在旧的社会里，她们或许会被称为可怜，薄命，然而在今天，却是自作孽、活该。不是听说法律上还在争论着离婚只须一方提出，或者必须双方同意的问题么？离婚大约多半都是男子提出的，假如是女人，那一定有更不道德的事，那完全该女人受诅咒。
我自己是女人，我会比别人更懂得女人的缺点，但我却更懂得女人的痛苦。她们不会是超时代的，不会是理想的，她们不是铁打的。她们抵抗不了社会一切的诱惑，和无声的压迫，她们每人都有一部血泪史，都有过崇高的感情，（不管是升起的或沉落的，不管有幸与不幸，不管仍在孤苦奋斗或卷入庸俗，）这在对于来到延安的女同志说来更不冤枉，所以我是拿着很大的宽容来看一切被沦为女犯的人的。而且我更希望男子们尤其是有地位的男子，和女人本身都把这些女人的过错看得与社会有联系些。少发空议论，多谈实际的问题，使理论与实际不脱节，在每个共产党员的修身上都对自己负责些就好了。
然而我们也不能不对女同志们，尤其是在延安的女同志有些小小的企望。而且勉励着自己，勉励着友好。
世界上从没有无能的人，有资格去获去一切的。所以女人要取得平等，得首先强己。我不必说大家都懂的。而且，一定在今天会有人演说的：“首先取得我们的政权”的大论，我只说作为一个阵线中的一员（无产阶级也好，抗战也好，妇女也好），每天所必须注意的事项。
第一、不要让自己生病。无节制的生活，有时会觉得浪漫，有诗意，可爱，然而对今天环境不适宜。没有一个人能比你自己还会爱你的生命些。没有什么东西比今天失去健康更不幸些。只有它同你最亲近，好好注意它，爱护它。
第二、使自己愉快。只有愉快里面才有青春，才有活力，才觉得生命饱满，才觉得能担受一切磨难，才有前途，才有享受。这种愉快不是生活的满足，而是生活的战斗和进取。所以必须每天都作点有意义的工作，都必须读点书，都能有东西给别人，游惰只使人感到生命的空白、疲软、枯萎。
第三、用脑子，最好养成为一种习惯。改正不作思索，随波逐流的毛病。每说一句话、每作一件事、最好想想这话是否正确？这事是否处理的得当，不违背自己作人的原则，是否自己可以负责。只有这样才不会后悔，这就是叫通过理性，这才不会上当、被一切甜蜜所蒙蔽、被小利所诱，才不会浪费热情，浪费生命，而免除烦恼。
第四、下吃苦的决心，坚持到底。生为现代的有觉悟的女人，就要有认定牺牲一切蔷薇色的温柔的梦幻。幸福是暴风雨中的搏斗，而不是在月下弹琴，花前吟诗。假如没有最大的决心，一定会在中途停歇下来。不悲苦，即堕落。而这种支持下去的力量却必须在“有恒”中来养成。没有大的抱负的人是难于有这种不贪便宜，不图舒服的坚忍的。而这种抱负只有真真为人类，而非为己的人才会有。
三八节清晨
附及：文章已经写完了，自己再重看一次，觉得关于企望的地方，还有很多意见，但为发稿时间有限，也不能整理了。不过又有这样的感觉，觉得有些话假如是一个首长在大会中说来，或许有人认为痛快。然而却写在一个女人的笔底下，是很可以取消的。但既然写了仍旧给那些有同感的人看看吧。
（原载1942年3月9日延安“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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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知识小品
记淳化阁帖碑石
戴占奎
去年八月，我曾到过西安古物陈列馆三次，对于那里的碑林更多留恋。
陈列馆系旧府学改建，而旧府学就是隋时的国子监，贞观四年（630）间增修。监中藏有唐高祖武德九年（626）虞世南所书夫子庙堂碑，明皇天宝二年（743）所书石台孝经，开成二年郑覃等所进石壁九经，张参五经文字，等等。清高宗乾隆三十五年（1770）左右，陕西巡抚毕沅在他所纂“关中胜迹图志”中曾说：
“……又府学自宋元以来，凡郊野寺观所有碑题刻石，委弃榛莽者皆舁至学中，故时人呼之为碑洞，亦谓之为碑林。其碑自秦隋至元，约计七十种。………自莅任以来，每饬有司增亭建立，勿为风雨所侵，亦勿令有侦仆之患，回廊曲榭，挨次比肩，庶考古者，得以有所观览也。”
在碑种中，毕沅未曾提到淳化阁帖碑石。这可能是因为西安碑林所藏是清世祖顺治三年（1646）费甲铸氏依肃府刻本再摹刻的，而在清中叶，毕沅尚未将它们移到当时的府学。碑石计一百四十五方，都是两面刻，用水泥砂浆和砖直列砌置。中有一块倒置，这可能是由于当时疏忽且未校正所致。
淳化秘阁帖原始本由宋太宗赵光义在淳化三年（992）取内府所藏历代帝王名臣法书命王著摹勒在木板上。板存内府，而以拓本分赐诸大臣。拓本一半是帝王名臣的篆、草、真字；另一半是二王（羲之、献之）的草书。刻成不到百年、版本残毁、而原拓本也不易得。由宋至明，公私复刻很多。明太祖朱洪武建藩时，曾将真拓本给他的儿子肃庄王。万历四十三年（1615），肃庄王后裔宪王命将原赐的拓本钩出，并复刻石上，置于芸州肃王府内的节园。八月下旬我到兰州，寻知原碑刻藏置在省立第二中学内。这所学校也系文庙改建，碑石藏在文庙后的藏经阁三面廊檐上。用木架排列，横成五行。据说碑刻约有二百块、但是据我所计只有一百二十五块。它们也都是两面刻，粗计损坏破裂不完整的约占三分之一以上。最下一列是木刻的，木质坚、刻工精，间有破裂。排架外露部分用纸略为遮盖；以保管论，这是不能避免风雨侵蚀的。
当时，我曾向邓宝珊省长提了三点建议：（一）在五泉山风景区文物馆范围内，仿西安碑林办法将这些碑石移置；（二）已破损的修复，短缺的照原拓本精工摹刻；（三）第二中学内和其他各处所委弃而有保存价值的碑题刻石都应移到那里。邓宝珊省长深表同意，并说还有怀素所书的石刻也拟一并处理。我回京已一年了，不知此事进行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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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狼
——牧场短札
刘岚山
在海拔一千五百公尺高的察北牧场上的这些日子里，成天看着马、牛、羊群就像天空的黑白云彩一样在草地上吃草，听着动人的白鸽鸟叫和牧人的娓娓歌声——歌曲中有时提到狼。于是，我要求一个牧人给我讲讲狼。
解放以前，这里还是一个高原上的荒草滩子，野狼成群地在大白天出来，嗥叫声随着大风呼啸过数十里外，土屋都为之震颤；狡猾成性的野狼，有时隐藏在路边深草里，窥伺着过路的人和牲畜；有时撞进村舍，抢走或咬坏小孩和家畜；有时在野地上狂追着善走的黄羊；使得草原人民在漫长的岁月中都“谈狼色变”。如今，农牧业合作社像夏夜天空的星群遍布在高原上，照亮着草原的大路，燃烧着人们建设社会主义草原的热情；而我们这个巨大的、广阔的现代化的国营牧场就仿佛是天空的北斗，放射着强烈的光辉。牧人说：“因此，你想，我们怎能忘记狼呢？！”
我们经过一条沟谷到筑起拦水坝的草原水塘去饮羊，牧人指着谷坡上青草掩盖着的、但仍然看得出的洞穴说：“这就是狼洞，而这个谷沟就是狼喝水的地方。”他一边赶着羊一边继续告诉我：解放后，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农牧民组织起打狼队，部队做配合，向野狼发动了围歼；善于骑术的蒙古族人民更发挥了传统的特长，相隔很远的所有草园村落的打狼队都常备着马匹，当野狼一经发现时，队员们便拍马猛追，另一村队员看见了，便接着追过去，仿佛古代的驿运那样，也仿佛现代的接力赛跑那样，一直把野狼追得精疲力竭，再也跑不动了，他们就撒出套马索，活活地缚住狼，把它一路拖回来。
高原上栽植的杨树正在迎着阳光生长，母畜们怀孕的肚子也随着青草的肥壮而膨胀起来，碧绿碧绿的麦田和草原，把低低的天空染得透蓝，草原大丰收的日子已经望得见了。但是，牧人却意味深长地告诉我说：“狼自然知道这一切，但它不会自己承认失败，因此，现在人迹罕到的荒山野谷底，还残存着未打尽的少数野狼，它们阴暗地躲在深洞里，傍晚也不出来；直到人们熟睡的深黑夜，孤独的野狼才不声不响地在草原上爬行，嗅着牛羊粪味，有时候还会发出尖厉的要吃人的嗥声！……”
这位牧人是复员军人，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在朝鲜打过美国狼，身上受过伤，如今阴天下雨还隐隐作痛。“不过，我们现在打狼更有经验了。”他补充说了一句，就唱起嘹亮的歌声追赶羊群去了。
我站在海一样广阔的草原上，久久地望着远天，想着这些残存的狼的嗥叫，不禁想到穿着人的衣服的葛佩琦、储安平、章乃器们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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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少年合唱队招考（套色木刻）
乐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