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必须克服狭隘的民族主义
王芸生
狭隘的民族主义的危害性
民族主义，在受压迫被掠夺的弱小国家里，当它们反抗帝国主义侵略以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时候，是具有革命性和进步性的，这如同我国在过去长期反帝国主义斗争的情形和现今一些亚非国家争取民族独立斗争的情形。超越了这个范围，民族主义就失了进步性，而是反动的了。因为民族主义是属于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自从历史上出现了资产阶级，它就懂得用民族主义挑起不同民族的劳动人民之间的民族纠纷，以巩固它的统治。在帝国主义时代，资产阶级更懂得利用民族主义的骗人口号，驱策人民群众，参加侵略战争，进行民族掠夺。在社会主义国家，是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来对抗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用民族自决权的要求来对抗资产阶级民族压迫政策。在我国是实行民族自治，我们这样做，是有利于反帝国主义的。作为资产阶级思想体系中的东西，我们是反对民族主义的。“简明哲学辞典”说：“共产党为反对人们意识中的资本主义残余，其中包括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各种表现进行着斗争。人们意识中的资本主义残余，在民族问题领域内要比其他任何一个领域内更富有生命力。”中国还是极年轻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我们国家里，经济上的生产资料私有制是基本上消灭了，而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资产阶级思想还大量存在，在民族问题领域内资产阶级思想更是不少。所有的民族主义都是狭隘性的，它的表现是各式各样的。它表现在国内各兄弟民族关系上的，我们多数民族表现为大汉族主义，各少数民族表现为地方民族主义，这当然是危害国内各民族的友爱团结的；它表现在国际关系上的，大国表现为大民族主义（或称大国主义），对兄弟国家表现为狭隘的民族主义，这当然是危害国与国间的友好团结的。所以狭隘的民族主义是一种有害的属于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东西，必须加以克服。
狭隘的民族主义，对于知识分子的危害性特别大，也特别深刻。就因为民族主义在受压迫被侵略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国家反帝国主义斗争中具有进步性以至革命性的一面，狭隘的民族主义往往穿着“爱国主义”的外衣而出现。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相结合的爱国主义，才是真正的革命的爱国主义；否则，实质上是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是反动性质的。知识分子多数是有爱国心的，也喜欢标榜爱国；但是，若不把爱国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加以区分，就会无意地或者有意地假爱国之名，干反动之实。革命的和向往革命的知识分子，必须站稳无产阶级的立场，受到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教育和锻炼，然后才能逐步克服狭隘的民族主义，达到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相结合的境界。
“旅顺小记”是一个例子
在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学习中，我就发现我有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残余。
一个具体的例子，去年八月号的“旅行家”杂志上发表一篇我所写的“旅顺小记”，其中就有狭隘民族主义的错误。文中记旅顺军事博物馆门前陈列的大坦克，明明写着：“这个大坦克曾经参加过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和攻克柏林的战役，然后掉转头来，来到旅顺。旅顺的新历史就由此开始。”这是对的，而下一段却紧接着这样写：“旅顺以往的历史是惨痛的。1894年甲午战争，日本军国主义攻占了这个军港；1898年沙俄挟三国干涉之功占租了旅大；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后，日本军国主义再占旅顺，由此长陷日手；至1945年解放；1955年苏军撤退，苏联政府将旅顺军港设备无偿地交给中国。这段历史经历是六十年。”就这样前后矛盾地将旅顺解放后苏军代管的十年时期也算入“惨痛的历史”里去了。这是严重的错误。新华社通讯说这是“恶毒地破坏中苏友谊”，我是不能辞其咎的。尽管我主观上无此用心，我检查我之所以写出这段严重错误的东西，是有原因的：（一）因为我自以为熟悉这段历史，就不加周密思考而顺笔写下，以致搞出逻辑上的严重错误而不自觉。对待自己的文章如此地不认真，不严肃，实在是一种自暴自弃的态度。（二）就是因为我的思想深处还有狭隘的民族主义。我搞过近代外交史，提到旅顺的历史就是惨痛的。1945年8月，苏联对日宣战，苏军解放了朝鲜的北部和我国的东北，日本军国主义由此被迫无条件投降，乃是极为关键的大事，我国的八年抗战由此获得最后胜利，尤其是关键的大事。当时我在重庆，受美英宣传的影响，对这种关键性的大事有不符合实际情况的错误印象。现在已完全明白了历史的真相，苏联于法西斯德国投降后三个月内参加作战，是雅尔塔协定规定的，所以苏联于1945年5月9日战胜了德国，即于8月8日对日本宣战，是履行雅尔塔协定的规定。苏联对日本宣战的日期是预先通知了美国的，杜鲁门为了冲淡苏联对日宣战的重要性，给世人以是美国战胜日本的混乱印象，他毫无必要地也非常阴险罪恶地于苏联预定参战的前两天8月6日向广岛投下了原子弹，又于苏联对日宣战的第二天8月9日向长崎投下了第二颗原子弹。杜鲁门这个罪犯，他一只血手杀害了二十多万日本人民的生命，只是为了掩蔽苏联对日作战的军功。我当时就受了这种蒙蔽，所以对苏军参战，击溃了顽强的日本关东军并解放我东北的印象不够深刻；以后虽然弄清楚了这段历史的真相，而第一个错误印象总还是潜伏在我的下意识里。这些错误的意识成为客观存在，不经过深刻的挖掘，是不会除根的。问题就表现在我这篇“旅顺小记”里。我若是对苏联对日宣战并解放我国东北有足够的重视，我写这篇小文，叙述旅顺的历史，自然就会从1945年8月的解放划分新旧两个时期，也自然会对苏军表示感谢的心情。解放八年多来，我虽然经过思想改造和许多学习，自以为有了一些进步，而旧的思想意识仍旧很浓重地潜伏在我的头脑里，稍不经心，就会流露出来。这篇“旅顺小记”的错误，就是一个可惊的例子。
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一块绊脚石
狭隘的民族主义，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一块绊脚石，我个人是深深有此体会的。回想1949年春天，我从香港来到当时的北平，是我投到新中国的人民队伍中受思想改造教育的第一课，当时在我思想中最难解开的一环就是狭隘的民族主义。
我是一个旧知识分子，长期在旧中国的反动统治下工作，初到解放区来，一切印象都是崭新的。我当时印象最深刻的有三点：（一）在人民政府的政权下，政府的工作人员都是真正地为人民服务，绝不同于旧中国的“官世界”。（二）在解放区，我看到了真正的人的生活和人民所表现的力量，和蒋管区的垂死情况相比，判然两个世界。
（三）我看到了人民解放军政治教育的伟大，从而认识到解放战争不是单纯的复仇的战争，而是有一套哲学作基础，从阶级立场上，去克服一切有形和无形敌人的战争。由于这几点深刻的印象，使我反省到：（一）我这个习惯于在既成的反动社会里向上爬的旧知识分子，由生活到意识，都必须由半悬空中爬回来，脚踏实地回到人民群众中来；（二）我应该否定我过去所做的脱离人民利益的以至损害人民利益的工作，向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阵营投降，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忠诚地为人民服务。这些问题我都想通了，而最后一个问题挡住了我的思想前进，这就是：在狭隘的民族主义这块绊脚石的障碍下对苏联的误解。在当前的国际关系中，苏联不也是一个施行强权政治的国家吗？中国共产党的对苏政策会不会使新中国成为苏联的附庸？我这种基于狭隘的民族主义而产生的糊涂思想，当时是在困恼着我。当时经过几位同志的耐心地帮助和指导，经过反复思索，我终于搞通了这个问题。我很愉快地写了“我到解放区来”一文，在那篇文章中，我写了以下一段话：
“我反省到：流行于小资产阶级的国际观念中，笼罩着一种对苏联的误解。他们不懂得马列主义的理论体系，也不了解无产阶级的共同立场，因此也将苏联与美英帝国主义等量齐观。用强权政治的眼光看当前的国际关系，以为苏联也是强权政治中纵横捭阖的角逐者。其实，若把握定了阶级立场，就会懂得，奉行马列主义的苏联，它是世界无产阶级的领导者，社会主义的灯塔。它与帝国主义搏斗，是为了挣脱世界大多数人类的枷锁，使人类永无人剥削人的制度，实现‘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的社会主义的社会。在民族立场上，也与阶级立场相统一。苏联在民族立场上，它同情一切被压迫的民族，而援助他们获得解放。在此立场上，苏联在世界上是革命势力，决不是侵略势力。”
这篇文章写于1949年4月初旬，今天重读这一段话，还可作为我克服狭隘民族主义潜在意识的药石。归根到底，这是一个阶级立场的问题。只要能够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我们就会正确地认识到，苏联国家的性质根本不同于美英等帝国主义国家。苏联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它在国内消灭了人剥削人的制度，对外反对侵略，执行和平政策，主张与一切国家和平共处，进行和平竞赛。无产阶级的伟大抱负，是解放了全人类而后解放自己，所以苏联在民族问题上是和阶级立场相一致的。苏联的民族政策，对内实行国内各族人民一律平等和自主，对外主张解放一切被压迫的民族，同情和援助一切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以实现世界一切民族的一律独立和自由。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民族政策的一贯精神。十月革命刚一成功，苏维埃政府就通过了“俄国各民族人民权利宣言”，宣布“?俄国各族人民一律平等和自主；?俄国各族人民具有自由的自决权，直至分立和组成独立国家；?废除一切民族的和民族宗教的特权和限制；?俄国境内各少数民族和民族集团均得自由发展。”四十年来苏联一贯执行这一正确的民族政策，苏联各族兄弟友谊的团结和发展成为人类历史上的光辉范例。这是苏联民族政策的对内一面。在对外方面，以中苏关系为例：列宁是一贯同情和支持中国人民的革命运动的，十月革命刚一成功，苏维埃政府就宣布废除帝俄时代的对华一切不平等条约。苏联实际支持中国的大革命运动，即在大革命失败后，蒋介石犯着反苏反共的罪恶，当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时，苏联还是通过蒋介石政府，援助中国的对日抗战。苏联取得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之后，喘息未定，就挥戈东指，对日宣战，击溃了作为日本军国主义最后赌本的关东军，解放了我国的东北。这是多么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全中国人民都衷心感谢。但是，像龙云那样的军阀地主阶级分子，他一贯反苏，他非但不感谢苏军解放我东北的伟大功绩，还要诽谤苏联拆走了东北若干工厂的机器。问题很清楚，当时如果不把那些机器拿开，以后落在美蒋手里，中国人民在解放东北的战争中就要多付出许多鲜血。解放以后，苏联以庞大的机器装备和优良的技术帮助我们在东北建设起现代大工业来，两相比较，从前的那些旧机器，真是微不足道。别有用心的人，则总是用这件事进行反苏煽惑。另外也有一些鼠目寸光的人，总是只看小的，不见大的。关于旅顺口问题，1950年2月缔结中苏友好同盟时的“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规定在对日和约缔结前，共同使用旅顺口海军根据地，是完全必要的。那时新中国诞生不久，国防尚未巩固，我们和苏联缔结同盟关系，与苏联军队共同使用旅顺港，对我国的东北国防起了巨大的安定作用。等到抗美援朝胜利了，我东北国防巩固了，虽然对日和约尚未缔结，苏军就于1955年撤退，并将旅顺军港的设备无偿地移交中国。苏联这种光明磊落伟大无私的国际主义精神，真是炳若日星，世人皆见。我是明白这件表现着中苏伟大友谊并且关系着远东和平安危的大事的；只是因为我有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残余，提到旅顺历史，不作具体分析，就在“旅顺小记”那篇小文里冒出错误来。这是我应该引为教训而加以严重警惕的。
中国和苏联，同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中苏关系乃是兄弟般的同志式的关系，这种迥异寻常的关系，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的共同立场上，才能正确地理解。只有站在无产阶级的共同立场上，我们才能亲切地理解到：苏联为什么这样慷慨无私地帮助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我们在什么地方有困难和在什么地方有需要，苏联的援助就来了。在为保卫国际和平的共同斗争上，苏联和我国的关系，充分表现着兄弟、同志和战友的关系。帝国主义总想挑拨中苏两国的关系，企图在这里找出向社会主义阵营进行分化的缺口，它们的卑鄙企图总是成为幻梦，总是落个可耻的失败。这就因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上团结起来的中苏两国人民的兄弟友谊是牢不可破的。
怎样看待苏联的强大存在？
苏联是人类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经过四十年的奋斗和建设，强大存在于国际舞台上。怎样看待这个巨大的事实，就可以区分出人们的派别立场。
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右派以及一切反革命分子，都把苏联看成是他们的灾祸，都把苏联看成是他们的掘墓者；因为苏联反侵略、反压迫、反剥削，最后要解放全人类，实现消灭剥削、消灭侵略和压迫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社会，一切反动派就自然要反苏。
社会主义国家、全世界劳动人民以及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正义的人们，都把苏联看成是全人类获得解放和幸福的希望，都把苏联看成是保卫世界和平的坚强堡垒。事实正是如此，由于苏联的强大存在，就告诉全世界劳动人民，马克思列宁主义所指示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是现实的，社会主义阵营的世界体系坚强地建立起来了，世界战争的确是可以制止、国际和平的确是可以争取的了。全世界的正直进步人类的最大希望不就是这些吗？因此，全世界一切劳动者、革命派、正直进步的人，都是亲苏的。
大家想一想：若不是有苏联强大存在，美国帝国主义还不放手进行征服全世界的阴谋，世界和平还能保持吗？若不是有中苏同盟强大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能够像现在这样地安全发展吗？我们的抗美援朝运动能够胜利吗？美国帝国主义控制台湾以后能够不进一步向我国进行军事侵略吗？若不是有苏联强大存在，匈牙利的凶恶事变能够这样有利于和平和社会主义而平定吗？若不是有苏联强大存在，帝国主义已经发动的侵略埃及的战争能够制止下去吗？若不是有苏联强大存在，美国的原子狂还不要更加猖狂吗？想到这一切，就会知道苏联的强大存在究竟是谁的利益了。想通了这个道理，我们就会知道毛泽东主席
“一边倒”的亲苏政策是怎样绝对正确的了。和苏联团结在一起，是中国的绝对利益；巩固和发展中苏友谊，是中国人民最高的国际义务。我们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不仅现在绝对正确，即在将来也永远是绝对正确的。这就决定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决定于中苏两国的共同的社会制度。
狭隘的民族主义者还有一个搞不通的问题，就是以苏联为首的问题。今年2月，为了纪念中苏友好同盟七周年，我在“中苏友好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必须以苏联为首”的文章，我说：“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关系着世界和平的安危和人类的幸福；而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必须以苏联为首。”这有以下几项理由：?苏联是人类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解放全人类的普遍真理由它付诸实践；?苏联具有建设社会主义的四十年经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知识宝库；?苏联现在是世界上第二个工业强国，科学上许多成就超过美国，达到世界的高峰；?苏联最能帮助社会主义国家和爱好和平的国家，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到现在，有许多重大事实作了证明；?苏联是保卫世界和平的中心力量。苏联具有上述五项条件，皆是别的国家所不能代替的，所以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必须以苏联为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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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谈的狭隘民族主义和有关苏联的各个问题，我自己以为是我曾经搞清楚了的，殊不知在我的旧意识里还潜伏着很浓重的狭隘的民族主义。我深深地感到，在资产阶级思想体系中，狭隘的民族主义是一件很顽固的东西，它成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一块绊脚石。我还得认真检查我的思想，继续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努力克服狭隘的民族主义，才能使自己获得进一步的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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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坚决跟共产党走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金星南
右派分子向共产党进攻的第一个步骤，是想在科学、教育、艺术、医学卫生等事业方面同共产党争领导权。曾昭抡、钱伟长等设计的“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就是右派分子想在科学领域中夺取党的领导权的具体表现。这个反动纲领明确地说出不要共产党领导全国的科学事业。
我们深深知道，建设社会主义一定要由共产党领导，离开了共产党的领导决不会有社会主义的建设。右派分子说，他们也是要建设社会主义的，但不要共产党领导。这是因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决心在全国人民心里已是无可动摇的事了，所以右派分子不敢说不要建设社会主义。但是人们也都知道，没有共产党领导能建设社会主义是假的，而恢复资本主义是真的。
社会主义建设中，是否可以在某些部门像科学事业部门，由资产阶级来领导呢？我们的回答是：否。由于科学是一种社会的意识形态，它是由于社会生产的需要而产生的。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用资产阶级思想领导科学，用资本主义方式发展科学，这样的科学是决不能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
自从解放以来，我国的科学事业是由共产党领导的。根据我亲自所体味到的一些事实，党在科学事业的领导上成绩是主要的。我可以举几件我自己所看到的事来谈一谈。
在全国解放以后，党把解放前的科学研究机构和科学研究人材作了必要的调整，把分散的、力量不强的机构集中成为力量较充实的机构，把以前科学界互相不团结的作风变成团结合作的作风，这对全国科学事业的发展来讲是十分必要的。我们大家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期是生活过的，对那时候的情况也都见到过。那时候的科学研究机构如伪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等，是互不团结的，彼此之间门户很深，甚至在同一个机构内也往往分成好几个派别。两个机构之间要合作是根本不能想像的。可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竟然能把这些机构改组成合乎国家所需要的机构，并且在开国后很短的时期内就把这个重大任务基本上完成了。
从我现在工作的物理研究所来说，在我最初到所工作的时候，从所长到勤杂人员不到十人。不到八年，人数增加了近百倍。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期，甚至在其它资本主义国家，这样的发展是绝对不会有的。科学院内还有许多研究所，它们的发展情况都是和物理研究所的发展情况差不多的。
最近，我们国家将在苏联帮助下建成功率为七千瓩的重水反应堆和能产生二千五百万电子伏的α粒子的回旋加速器。这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期是完全不能做到的。以前中国的留学生在资本主义国家想学习有关反应堆任何方面的知识是根本不可能的。但是，现在在苏联的无私帮助下，我们有全部的关于反应堆的设备，并训练了有关的人才。
其它在党领导下的科学事业上的成就还有很多，不胜列举。
右派先生们为什么不睁开眼睛看一看这些在党领导下的科学事业的成就呢？他们硬说解放后中国科学事业比国民党时代落后了，解放后科学方面不仅没有成绩，反而退步了。他们的话的含意是：你们共产党领导科学没有成绩，科学必定要“内行”的右派先生们来领导。
但是事实证明，解放后八年内党在领导科学事业上的成绩是很大的，以后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还要领导，并且会领导得更好。1956到1967年的科学发展远景规划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制订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共产党提出的；不久前又决定把科学规划委员会作为常设机构，并且对于进一步发展科学的某些重大的具体问题已在逐步设法解决。这些都表明，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科学事业一定要由共产党领导。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我国的科学事业才能合乎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才能尽快赶上国际先进水平。
这一切具体事实，只有那些蒙着眼的右派先生们看不到。全国绝大多数科学工作者是看得很清楚的。广大爱国的科学家都看到了解放以来中国的科学事业是有成就的，而且懂得这些成就是和党的领导分不开的。广大科学家都懂得离开了党、离开了社会主义建设，就没有科学发展的前途。
在这次反右派斗争中，使我更认清了右派分子的真面目，使我更坚定了在共产党领导下为建设我们的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而工作的意志。你们右派分子的花言巧语是决不能使我有丝毫动摇的。我要更坚定地跟共产党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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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论文摘要
报刊论文摘要
和资产阶级右派一决胜负
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是通过和平方式来进行的。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说过和平方式就不是阶级斗争。党从来没有麻痹过自己。资产阶级右派对于自己这个阶级的消灭就那么心甘情愿是不能设想的。一旦遇有空子可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就会一杯雄黄酒下肚：原形毕露。像我们党的整风运动，在他们看来就是空子，就是千载难逢的良机。他们收回了一切诺言，其中最主要的是妄图摆脱党的领导和扭转社会主义的方向。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妄想和我们较一长短的“雄心”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是不会泯灭的。现在他们出来和我们较量了，我们就要和他们决一胜负。这种较量必须通过全民大辩论来进行。资产阶级右派向我们提出来的一大串的问题，正好促使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器，把它们一一驳倒。这是对右派的斗争，同时又是我们自己的人的大练兵。把这场斗争打胜，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就会进行得更加顺利。（摘自1957年“学习”半月刊第16期王孝风：“全民大辩论”）
没有党性就无所谓群众性
右派分子是把群众性与党性对立起来，企图使人相信有了党，报纸就办不好。其实，我们从来认为报纸的党性与群众性是一致的，报纸的党性是群众性的集中表现。人民群众的利益即是党的利益，除开人民群众的利益，党没有任何私利。党的路线，党的方针政策就是根据群众最大多数的要求与愿望制订的，是群众利益的集中表现。没有党性就无所谓群众性。报纸有了明确的党性立场，才能正确地反映人民性和表达人民性。右派分子离开了党性大谈其群众性，实际上就是以群众性之名，推销其资产阶级的私货。（摘自8月17日浙江日报，景才：“必须分清新闻事业的大是大非”）
雷海宗要我们“补”的是什么“课”？
雷海宗说：“中国的社会科学没有资本主义的阶段，因为中国历史上没有经历资本主义，解放前虽向外国学了一点，很少，只是点缀性质，也没学透彻，在中国人的社会意识里没有这个东西。……今天要求我们继承过去人类的文化遗产，并在这个基础上来发展新的社会科学，不研究这些就不行。”按照这些荒谬的说法，似乎不经过资本主义的阶段，任何一个国家也不可能发展自己的科学，必须去乞怜资本主义。在他看来，社会主义阵营的文化似乎贫乏得毫无可取。这不是明白地要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对中国丰富的文化遗产、对飞跃发展的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丧失一切信心，要我们这些“没有经历资本主义阶段”的中国人民彻底向资产阶级社会科学投降，让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在中国复辟，甚至使中国社会“补上”资本主义这一阶段吗？（摘自8月18日天津日报吴廷璆：“揭穿雷海宗反党、反马克思主义的阴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