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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保持社会主义思想在农村的压倒优势
——泰安县泰山农业社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初步收获和体会——
中共山东省委农村工作部工作组
泰山农业社，是山东省泰安县上高乡办得比较好的一个合作社。这个社经过去年一年来的不断整顿，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和社会主义觉悟逐步提高，合作社组织也日益巩固。特别是从去年冬季大力贯彻民主办社和勤俭办社方针、今年5月份积极宣传和学习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以来，在干部作风、合作社的管理制度等方面，更有了新的改进。
但是，政治思想工作还是落后的。
在民主整社中，干部对合作化的成绩认识不足，而片面地夸大了工作上的缺点；对于不利于社会主义的言行和少数富裕中农的严重的资本主义、个人主义思想和行为，也不敢批判，把批判错误思想也误解为“强迫命令”。这就使得一些反社会主义的言行和小私有者的资本主义、个人主义思想，到处泛滥。一些干部党员，误认为“地主、富农入了社，都一样了”，对他们的破坏言行失去应有的警惕，甚至把一些地主、富农的反社会主义破坏活动，也看作是人民内部问题。这就使地主、富农分子得以放肆地进行各种挑拨活动。
一阵歪风
在这情况下，农村中的歪风就吹起来了。如在粮食问题上，去年麦、秋两季，全社每人平均分得基本口粮共四百二十斤，加上多劳多得的粮，是足够用的。可是仍然有不少社员叫喊口粮不够吃。到了今年夏季，有些所谓缺粮户却到市场上卖起余粮来了。在国家供应工业品方面，有相当多的一部分农民，要求过高，丢掉了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认为一进入社会主义的合作社就应当吃好、穿好、住好，“小困难有社照顾，大困难有政府救济”；用东西、花钱过于浪费，要求国家供应工业品越多越好，埋怨棉布少、煤炭少、煤油少，等等。社领导方面曾就社员生活消费和生产增加速度作过一次调查：1955年社员收入比1954年增长9.7％，生活消费也增长9.7％；1956年收入比前一年增长4.87％，而消费却增长到12.92％。盲目消费的结果，有七十八户由余粮余钱变成缺钱。可是他们不去分析缺钱的原因，反而埋怨合作化不好。在劳动纪律方面，也有些松弛。有的社员在麦收和除草的农忙时期不出工，不听从社的领导，自己去搞副业；有的干活不顾质量，不接受干部和积极分子的批评，反而骂人。这时，少数不法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更加嚣张起来，他们到处点火，兴风作浪。甚至气势汹汹地说：“我已入了社，反正你不能怎样治我！”
由于平时政治思想工作薄弱，党的农村支部、党员、干部和广大群众缺乏思想武器，因此，对待这种新的情况，缺乏阶级分析和全面的认识；对资本主义、个人主义思想作斗争、对敌对阶级的反社会主义活动作斗争，都缺乏办法。党的农村支部显得缺乏战斗力，干部和群众模糊了前进方向。积极工作的干部、群众感到受压抑，贫农和下中农不敢理直气壮地去反驳反社会主义的言论。
这种情况说明了，在农村不仅要千方百计地取得生产战线上的胜利，逐步地增加生产和增加社员的收入，给农民以物质福利（在这方面我们已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同时，还要时刻重视政治思想工作，提高农民社会主义觉悟，从思想上把农民武装起来，使他们自觉地保卫社会主义，巩固社会主义阵地。为此，泰山农业社在中共上高乡支部的统一领导下，开展了一次深入的系统的社会主义政治思想教育，向干部、群众进行了阶级教育，开展了反右派斗争的宣传，提高了干部、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对反社会主义言行作了有力的反击。
正气压倒邪气
泰山农业社进行阶级教育，是从6月中旬社的中共支委学习反右派斗争的时事材料开始的。7月3日，上高乡乡支部召开了党员大会，并吸收团员、非党员干部参加，由区委副书记作了动员报告。报告着重谈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各项建设的成就和我国社会主义的远大前途；并谈了右派分子利用党的整风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言行，揭露了本乡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的反动言行，号召大家提高觉悟，明辨是非，以实际行动来反击右派的进攻。在动员报告后，组织了座谈讨论。7月8日又召开了全乡的党团员积极分子会议，组织大会讨论。会上通过回忆对比，用亲身体会、实际实例批驳了反动言论。会后，泰山农业社参加了会议的干部即深入到各个生产队，召开生产队的党员、团员、干部和贫农、下中农会议，进行动员，座谈讨论。运用回忆对比等群众自我教育的方法，首先提高贫农、下中农的政治思想觉悟，接着层层深入进行思想发动，批判了资本主义、个人主义思想。当时泰山社正在突击排涝、消灭草荒，只是做了发动党团员和贫农下中农这一步工作，但极为良好的效果已经表现出来了，运动的发展趋势也大体可以看出来了。在干部和群众中的思想混乱状况，基本上变过来了，社会主义的正气把资本主义的邪气压倒了。
认清大是大非
最明显而又最重要的收获，是提高了农村党员、干部和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从根本立场上划清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政治思想界限，分清了是非，明确了方向。干部群众都以亲身经历、具体事实，来痛斥右派分子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副主任巩玉江回忆起从他十三岁起，一家三口人给地主扛活，没有奔头；到共产党来了，分了土地房子，组织互助组合作社，才彻底翻了身，日子越过越好。他算了一笔账：全社七百九十三户，过去有一百一十四户要饭的，现在一户也没有了。从办合作社以后，新盖四百多间瓦房，家家使上暖水瓶，80％以上的户挂上了蚊帐，姑娘们穿上了花细布。大家的结论是：不是什么社会主义不好，农民生活没有提高，而是步步提高了，吃饱穿暖了。右派分子说农民生活没有提高是昧着良心在说瞎话。原来散布着的所谓干部“吃冤枉饭”，共产党员不为人民服务等破坏干群关系的言论，也遭到了驳斥。有的社员说：“咱们过去受国民党、地主、日本鬼子、还乡团的罪，哪个朝代能像今天这样，干部同老百姓一家人样，从早到晚为群众办好事，还参加生产劳动！”
贫农下中农更加积极了；原来说合作社不好的富裕中农，开始改变了态度；地主富农分子表面老实了。贫农下中农中有些人过去对合作社、统购统销说些不满意话的，骂了干部的，都自觉地作了检讨，觉悟到过去不知不觉跟着地主、富农和对社会主义不满的人，不分青红皂白，说了一样的话。社员江芳树说：“我活了七十八岁，没有经过这样的社会。过去咱庄一百八十户，九户地主占去一半地，那有咱们贫农下中农过的？现在是越好越想好，好了不满足，要求的太高了。”
部分干部的消极畏难情绪也根本扭转了。泰山社的副主任王立太，因在夏收中被一个队员骂了，曾一度表示不愿干了，这次他检讨了这种消极情绪。他说：“我过去一直坚持下台不干了，这完全是自动退出社会主义阵地，叫地主富农去占领。这种思想真危险到极点了。”一般的党员、干部和积极分子都自觉地检查过去工作中未起到应有的作用，表示：今后再听到对合作社、统购统销的错误言论，要同他评评理了。有的说：“过去把地主富农的破坏言论，也当作是内部问题，现在要同他们的破坏活动作坚决斗争。”
干部党员的工作积极性提高了，群众的情绪也就像合作化高潮时候一样高涨起来。大家振奋地提出了口号：“把田地当战场，锄头当刀枪，多卖粮食，消灭草荒，支援国家，支援灾区，用实际行动同右派作斗争。”泰山社原来售粮任务由三十万斤下降到二十六万斤，现在已卖到三十二万斤，超过了县里确定的任务。在争取秋季丰收上，已采取了具体措施。群众生产情绪非常高，原来不愿出勤的，都积极出勤了。
几点体会
从泰山社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初步情况来看，我们有以下几点体会：
第一，要做好农村工作，保持社会主义成果，发展社会主义事业，必须经常地重视社会主义教育，保持社会主义思想在农村中的压倒优势。忽视这个问题，就不能保证农村各项工作，保证社会主义事业巩固前进。
第二，必须坚定地贯彻执行党在农村中依靠贫农（包括下中农）、巩固地团结中农、发展合作社的阶级路线。紧紧地掌握这条阶级路线，我们在农村中的力量就巨大无比，反对社会主义的力量就会完全孤立，我们就会立于不败之地。目前在组织上，对于合作社的主要领导力量的配备上，一般的说是比较注意这个问题的；但在生产队的领导骨干配备上就注意的比较差了。做的特别不够的，是对贫农下中农的社会主义教育。这是值得引起重视的。
第三，采取回忆对比的方法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把新的政治思想内容同农民亲身体会的切身利害联系起来，这是教育农民的一种有效的方法。在步骤上应当掌握由党内到党外，由贫农、下中农进一步到一般上中农，层层深入地进行思想发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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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谁说农村留粮不够吃？
编者按 有一些人时常吵吵：“留给农民的粮食不够吃！”或者说：“供应缺粮户的粮食不够吃！”究竟够吃不够吃？在许多农村里进行的大辩论中，正在讨论或者已经讨论了这个问题。事实证明：绝大多数叫“不够吃”的人，实际上所留的或者供应的粮食是够吃甚至有余的。这里发表的就是一些实例。
“缺粮户”的秘密
今年春天，湖南省长沙县合心乡的乡、社干部们，为一部分群众叫喊缺粮的事大伤脑筋。明明去年统购统销时，把口粮都留足了，但有些人还是叫喊缺粮，其中少数人闹得很起劲，简直使他们不能安心生产和工作。“他们为什么叫喊缺粮？他们真的缺粮吗？”最近这个乡开展社会主义宣传教育运动以后，群众揭发了大量的事实，证明过去闹缺粮最凶的人，都是家中有余粮的人。
这里只谈两个例子：
龙潭社地主李兆奎，是今春吸收入社并由农业社管制生产的。他去年单干，口粮留的比社员还稍多一些。但从今年春天开始，他就找干部，要求国家补销粮食。干部不答应，李兆奎也不罢休。一直到收早稻时，他共找过干部三十四次，每次都是吵粮食。他借口“缺粮”，不出工，还拉拢几名社员在农忙的时候出去做生意。新谷一收下来，他就向别家借新米吃，表示真正缺粮。在这次合心乡反击地主、富农、残余反革命分子破坏活动中，李兆奎的邻居揭发：这个一贯叫喊“缺粮”的李兆奎，家里还藏有一百二十斤陈谷，十多斤糯米和二十五斤已经发霉的荞麦。
群力社的社员方海清，今年喊“缺粮”也很厉害。他见到干部开口就骂，声称“不搞粮食来就不行”。收早稻的时候，他竟借口“缺粮”，私自抢割社里早稻一百多斤。经别人揭发，这位生活一向富裕的社员现在家中也还有一百一十五斤陈谷，五十斤荞麦和一斗多大米。
经过群众的说理斗争和进行思想批判之后，这两个“缺粮户”都承认他们并不缺粮。他们所以竭力叫喊粮食“不够吃”，是各有目的的。李兆奎自从土地改革以后，对乡社干部就怀有仇恨。他处处钻空子，企图打击干部，破坏农业社。大喊“缺粮”，造成粮食紧张的空气，正是他打击干部、破坏农业社的好题目。在当时，确实有一些好心的老农民，以为这个地主真的没饭吃而同情他。至于方海清，他的出发点虽然和李兆奎不同，但效果则是一样的。方海清说，他闹“缺粮”是为了多搞一些粮食到手，把多余的粮食拿来喂猪。他早打好了算盘：用一担谷喂猪，长出猪肉来，就值两担谷的钱。为了这个目的，就向干部大吵大闹。他说，他只想把自己的荷包装满一些，根本没想到农业社和国家的利益。
高长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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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说“不够吃”是假的
今年6月间，我回了一趟家——河南濮阳县。到家还没坐稳，有个同族老嫂和我说了几句话，就提起留粮不够吃。第二天我去串亲戚，也听到一些类似的反映。因为不了解情况，当时我很难提出自己的意见，于是我决定先了解我家的用粮情况。去年按规定每人全年留三百八十斤口粮，实际上连超产粮在内，每人合四百斤左右。我家共九口人，四个大人（十八岁至五十五岁），五个小孩（三岁至十二岁），共留口粮三千六百斤左右，其中细粮占三分之一。到今年麦收，全家还剩粮二百余斤。
我问我妻子：“为什么咱家的粮食吃不完，而有的人叫喊粮食不够吃呢？”她对我说：“你不要光听叫喊，实际上叫喊粮食不够的人，差不多家里都有些剩余粮食。拿咱生产队十六户人家来说，除队长的粮食缺一些（因为就他一个人，没小孩搭配，加上做饭把握不好），别的户都有剩余。”她并说，今年春天，前院三哥到处吵粮食不够吃，他还在农庄主席和会计面前“哭”过，可是现在发现他家还有陈粮呢！
一天，舅母和姑母来我家，她们也说粮食不够吃，凑巧同族老嫂也在座。我不同意她们的说法，就拿我家的用粮情况说给她们听。舅母表示不同意的说：“你家孩子多，吃的少”。“孩子多是个原因”，我说：“可是有的比我家的孩子也不少，也吵着不够吃，这是什么道理？”我就以同族老嫂家为例，她家六口人，有三个孩子，大的才六岁，姑母家九口人也有六个孩子。这一比，她们才说出了心里话。老嫂说：“不知咋的，别人一吵粮食不够，自己也跟着吵不够。说真的，咱家一年连一顿糠菜也没吃过，没缺过一顿饭。”还说，庄家人光怕挨饿，粮食越多越不嫌多，就是吃不了，看着也好。舅母说：
“粮食留的多了总比少了强，想花钱时卖一斗，想换点干菜（即粉皮、粉条）也方便”。
接着我们提起了一些往事。在旧社会里，老嫂和舅母家里经常少吃没穿。1942年闹灾荒，老嫂差点没饿死。解放后，她们家分得了土地，加入了农业社，吃穿都不愁了。可是旧社会给她们留下的饥饿惨景，是永远忘不了的。去年濮阳县麦秋都丰收了，在她们来说，想多留些粮食的心情是不难理解的。但是，她们却很少知道整个国家的粮食情况。虽然全国粮食收成每年增长，但每人平均才六百斤左右，除下商品粮和必要的储备粮，每人分到四百斤粮食已不算少了。就河南省而言，由于部分地区遭灾，去年还从外省调入了部分粮食。党的政策是要人人有饭吃。1954年我家收的粮食只够三个月吃（因部分地被水淹），九口人缺九个月的粮全由国家供应。这要在旧社会又要饿死人了。我们交谈了这些情况之后，她们也感到只顾自己方便，吵口粮不够吃，要求多留粮食的想法不对头。这也说明对农民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十分重要。
原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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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只要思想对头，口粮就会够吃
河北通县马坊乡供给店村农业社女社员孟广珍，是个节约粮食的能手。她全家五口人（三个小孩，最大的十二岁，最小的还吃奶）。去年根据当地留粮标准，她家全年共留粮一千五百三十斤（平均每人三百零六斤）。一年过去了，她家不但没有超出留粮标准，反而结余了五十斤粮食。
村里有许多社员嚷“粮食不够吃”，为什么孟广珍一家粮食还有节余呢？她的丈夫郑有德在回答这个问题时说得好：“有的人思想不对头，认为‘入社了，放心吃吧，没有粮食社里管’，这怎么能够吃呢！”确实像他所说的，有的社员总怕自己吃亏，没有粮就到社里要，没有钱就到社里支。可是，孟广珍一家不是这样，他们在去年分得粮食后，就商量了节约粮食办法。她的丈夫勉励她说：“你是掌勺的（做饭），够吃不够吃你得多拿点主意。”她想，丈夫的话说得对，就决定今后要吃粗一点。从此，她在推磨拉碾的时候，把粮食碾得粗一些。全家分的六百斤红薯，她把好的晒成薯干，坏的磨成薯面，和面粉掺在一起吃。去年夏天，他们采了很多野菜，都晒成菜干，留在冬天搭着吃。等春天来了，新菜又下来了。不是农忙季节，改为一天吃二顿饭。每顿饭放多少粮食，孟广珍都有一定数量。她还养成了孩子们按顿吃饭的习惯，不吃零食。在推碾的时候，把碾盘扫干净。锅、碗、盆里都不剩一点粮食。
今年麦收后，她家共分了三百五十斤麦子。按供应标准，在7、8、9三个月中，全家还缺粮一百斤左右。但由于注意节约，掺吃一些瓜菜，到8月9日止，三百多斤麦子才吃了一百多斤。这样，她家的小麦可以吃到大秋，不需要国家供应粮食。 李桂、孙民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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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山西全力抗旱备荒
湖南一面搞好粮食工作 一面抓紧田间生产
本报太原21日电 山西省旱象日趋严重，抗旱斗争已全面展开。
入夏以来，全省各种农作物生长良好，有丰收希望。但自7月下旬起，地温增高，雨量稀少，至目前为止，全省除少数地区最近落雨外，绝大部分地区普遍干旱。干旱最严重的一部分县，从6月初到现在降雨量仅达五十公厘；干旱较严重的一部分县，从6月到现在降雨量也不到一百公厘；干旱较轻的一部分县，从7月中旬到现在也很少落雨。
为了动员人民抗旱保苗，省人民委员会于8月12日发出了关于抗旱保苗力争粮棉丰收的紧急指示，号召各级领导干部和农业社员们，立即行动起来与干旱现象作坚决的斗争。最近中共山西省委又召开了全省电话会议。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指示全省要把抗旱备荒当作当前农村工作中最中心最迫切的任务。要求省、专、县三级机关立即派大批干部深入农村领导抗旱备荒工作。对一切可以缓开的会议，暂时不开，一切可以缓办的事，暂时不办，以便集中全力向旱灾进行最顽强的斗争。陶鲁笳同志并指示各地要充分利用现有的一切水利设备，发挥一切可能发挥的水利资源，进行保苗。在一切可能争取丰产的地区，要抓紧时间大力进行加工加肥，补种秋菜，力争丰产，以丰补歉，支援全省。灾区人民要大量采集野菜，以备渡荒。
电话会议后，以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等为首的省市机关工作人员曾分批到城郊农业社担水浇苗。各县主要领导干部以及大批工作人员，也都积极行动起来，深入农村领导群众，全面展开了抗旱备荒斗争。
本报讯 湖南省各级党委正在结合粮食征购工作，加强对秋收作物生产的领导，争取全面丰收。湖南省早稻丰收，中稻也丰收在望，晚稻已基本插完，接着应该种植荞麦、泥豆、红薯秋冬作物。由于全省正在开展社会主义宣传运动，开始进行粮食征购工作，有些地方放松秋冬作物生产领导。有的社干部认为早中稻丰收了，不抓紧搞秋冬作物也够吃的；有些农民怕自己多种了杂粮，国家会多购主粮；还有些人认为季节还早，满不在乎。中共湖南省委针对上述情况指示各地在进行粮食工作的同时，必须加强对播种秋冬作物的领导，并向农民说明，凡是杂粮生产较多的农业社，国家可多购一些杂粮，以解除顾虑。
现在，粮食、农业等有关部门，正在从供应种子和加强技术指导等业务工作中，推动秋冬作物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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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答读者问
各地留粮标准为什么不一样？
一些读者来信询问：报上登载的有些地区的留粮标准是四百多斤、五百多斤，另有一些地区的农民，每人每年留粮标准却只有原粮三百六十斤，甚至不到三百六十斤，何以全国农民的粮食定量标准不一样呢？现就我们知道的一些情况，解答如下：
全国各地农民留粮标准不一样的情形，不仅在省与省之间存在，就是在某些省内，地区与地区之间，也是存在的。产生这种情形的原因，是各地土地和人口多少、粮食作物品种产量和收获季节、自然灾害对粮食生产的影响、农民的劳动状况、以往用粮的水平以及生活习惯等等，都各不相同。许多地区，农民的用粮情况，在历史上就有差别。1955年所定的留粮标准是以当时一般的消费水平为根据的，所以省与省间乃至一省之内县与县间的留粮标准不能完全相同。拿河北省来说，人口比较多，农民种植经济作物的土地面积所占比例也较大，加以连年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因此，全省农民每年生产的粮食，就不够全省人吃，粮食消费水平在历史上、在习惯上就比较低些。几年来，生产发展了，农民的粮食消费状况，有了一些改善；但终因生产水平低的限制，加以人口增殖很快，目前每人每年的留粮标准，仍难提高很多。国家每年要从其他余粮地区，调给河北省几十亿斤粮食，供应缺粮人民的需要。据统计，由去年7月到今年6月底止，国家从二十四个省调入河北省的原粮，就有四十二点三亿斤，这个数字，占河北全省粮食产量的25.6％。如果把全省农民的留粮标准，比现在规定的三百六十斤再提高一点，与其他地区的留粮标准拉平，那就需要国家再增加调入粮食。这样做，在目前我国粮食生产水平很低、各地农民用粮都很不宽裕的情况下，就可能影响到其他地区农民的吃粮需要，显然国家是难以做到的。
再者，各地所产粮食的品种也不同。有些粮种，折合成品粮的数量比较高（如小麦、杂粮、豆类）；有些粮种折合成品粮的数量就比较低一些（如稻谷）。因此，农民的留粮标准，在不同产粮区，也不可能一样。例如安徽省规定：生产稻谷的地区，每人每年留粮标准为原粮四百五十至四百九十斤；生产杂粮为主的地区，每人每年三百六十——四百一十斤（如将原粮折为成品粮计算，亦只有三百一十——三百五十斤左右，与河北省的留粮标准相比，并无很大差别）。
由此可见，国家根据各地具体情况，因地制宜，规定出不同的留粮标准，是切合实际的。
应该说明：国家规定的留粮标准，只是农民粮食消费水平的最低保证（特大灾荒除外），而不是农民用粮的最高限额。只要农民积极生产，增产了粮食，国家除了增购增产部分的40％以外，其余60％都留给农民自己自由处理。近几年来，许多增产了粮食的地区和农业社（包括河北省），农民的实际留粮数量，都已超过了国家规定的留粮标准。如湖北省1955年实行粮食“三定”的时候，规定每人每年留粮标准为五百三十斤（包括种籽，牲畜饲料，下同）；去年全省获得了空前大丰收，增产粮食约二十五亿斤，因此，每人每年实际占有粮食达到七百一十多斤，比留粮标准多占有一百八十多斤。这就充分说明：今后随着我国粮食生产的逐步发展，农民将会得到更多的粮食，用以改善生活，发展生产。从农民来说，也应该认识：粮食消费状况的改善，只能建立在粮食生产发展和增产的基础上。在目前我国粮食状况还不宽裕的情况下，国家为了保证全国农民对基本口粮的需要，为了不影响农民的生产和生活，已经进行了许多艰苦的工作；如果再脱离实际地要求国家普遍提高目前的留粮标准，在全国范围内拉平，那是不应该的，也是不可能做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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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市场巡礼
三项便利消费者的改革
沈阳副食品商店改进工作受群众欢迎
沈阳许多副食品商店最近进行了三件便利消费者的改革。
取消“卡片售货法”。“卡片售货法”是无论买一把葱一头蒜，都得先到一个小窗口买卡片，然后再拿卡片去买菜，在人多的时候，买卡片要排队，到蔬菜柜台前又要排队，实在叫人烦恼。现在改为一手给钱一手取货，大家都感到方便，商店也减少了一些手续。
可以挑选。过去商店把蔬菜都放在柜台后边，买菜时只许营业员给拿，消费者只能站在柜外遥遥相望，不准自由挑选。因此很多人宁肯多花钱到小贩那里买菜。现在不少商店打破常规，把蔬菜从货架上摆到柜台上来，随便挑选。因为买菜方便，销售量增加了，如南市区第一商店过去一天只能卖一万斤菜，现在就能卖到两万两千斤。
按质论价。过去在沈阳买菜，都是一筐一篓一个价，不论好、次或是烂菜都同等论价搭配出卖，而且早晚一个市价，结果有些菜放到晚间又不肯降价出售就听任烂掉。最近商业部门提出了改变死牌价的办法，把一定的作价机动权下放到营业小组，这样就可以按质论价，由人选择，也不用争吵了。这样购买力较高的人可以较高的价买到质量好的商品，购买力较低的人也可以买到便宜货，商品也因而减少了损耗，于国于民都有好处。
·本报驻沈阳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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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市场巡礼
保证今冬明春菜蔬供应
齐齐哈尔兴建新式菜窖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蔬菜公司为了作好今冬明春的蔬菜供应工作，根据全市人民的需要，在8月初开工兴建三十六座新式菜窖，总面积共一万二千四百多平方公尺，可容纳九百余万斤蔬菜，较去年原有的二十四座共容纳五百万斤的储藏量增加80％。今年新旧式菜窖共六十座，可储藏一千四百余万斤蔬菜。 ·侯永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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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市场巡礼
没有成熟的玉米和甘薯
不该允许进入自由市场
一些距市镇较近的农业社或农民，由于追逐高的售价，每逢秋前就采掘没有成熟的玉米，甘薯到市镇上出售。有些小贩因为有利可图，对这也很积极。这样做，对出售和贩运的人是有些眼前好处的；但是，对增产粮食则很不利。一两个才灌浆的青玉米给人们的养分有限；如果等它成熟了，至少可以作为一顿口粮。甘薯后期生长很快，秋后刨的薯块比现在刨出的至少要大两三倍。
天津市工商局、粮食局、第三商业局等单位由8月15日起对销售青棵玉米等实行了一种新的管理办法：运入市区的青棵玉米一律由国营蔬菜食品杂货公司按规定的价格收购，然后再拨交各区国营零售店供应市民；零售商贩一律不准经营生熟玉米；市区各集体伙食单位不许到农业社采购；农业社和农民不准把青玉米等运到市区街头销售。这样做是很必要的。粮食是国家统购物资；对青玉米等也该和别的粮食同样看待。
北方地区夏播玉米就要抽穗了，甘薯的薯块正在膨大。有出售青玉米、早刨的甘薯习惯的地区，如果也实行天津市的这个办法，就可以有效地制止秋收前这种浪费粮食的行为。
·赵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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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棉虫效果显著
五省示范区棉株茁壮
本报讯 河南、河北、山东、山西、陕西五省大面积防治棉虫保产示范区的一百多万亩棉田生长普遍良好。
示范区的棉田中今年出现了一、二十万亩的大面积连片棉田没有因虫害、卷叶、落叶的新情况。示范区的棉田现蕾、开花、结铃时期也比往年提早半个月左右。由于及时消灭了虫害，今年这里的棉花单位面积产量预计可比丰收的1955年高二、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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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郊农民踊跃向国家出售余粮，这是西郊梅陇粮食收购站的船只，正把收购来的粮食运往仓库去。
新华社记者 赵成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