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斥洋奴政客萧乾
曹禺
萧乾是文化界熟识的人，他很聪明，能写作，中、英文都好。但是他有一个毛病，就是圆滑、深沉，叫人摸不着他的底。过去，他曾在混水里钻来钻去，自以为是龙一样的人物，然而在今天的清水里，大家就看得清清楚楚，他分明是一条泥鳅了。
今年5、6月间，“中国的天空上黑云乱翻”的时候，他忽然露出头来，兴风作浪，拉拢这个，打击那个。他拉拢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阴谋篡夺党的领导的个人野心家们，他打击的是忠心耿耿、保卫党的事业的人。他还写了一些诽谤党、党员作家和新社会的文章，他集中火力对人民文学出版社，对“译文”，对“文艺报”进行攻击。他在这个期间，四处点火，进行了一系列的反党活动。
我们都知道他的过去，他在“大公报”和“新路”上所写的那些反共、反苏的文章我们还没有忘记。这是一个有历史的、有阴谋的右派分子。今天，大家已经完全把他看出来了。
大家说他是个泥鳅，这在他的文章里也看得出来。我们批判萧乾，就指出他的短处、缺点、错误，爽朗地批评他，希望他能够重新变成一个好人，一个正直的人，不打歪算盘的人。但是，他写起文章来就要曲曲弯弯，先说许多好听的话，然后再骂你。他仿佛是那种能笑着骂人的人。你说他笑吧，他却是狠狠地骂你；你说他骂吧，他说：“我分明是在善意地对你笑着哩。”
我们不喜欢这种笑着骂人的办法。但是，在他的文章里，对党和今天的社会是采取了这样的战术的。
拿他在6月1号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放心·容忍·人事工作”一篇文章作例吧。
通篇看来，他明明是反对马列主义，企图用资产阶级的所谓“民主精神”来代替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领导，但他偏要举起双手，热烈拥护地说，马克思主义本身具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大家会自觉地接受真理。明明他歪曲事实，污蔑地说，今天的中国人没有说话和写作的自由，但他就在这句话的前面，满怀恶意地冷笑道：“解放以来，每个中国人都可以自豪地说，我们的政府从来也没下命令查禁过一本书。”明明他堆着一脸笑容，希望大家用资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来“独立思考”，“自由选择”，然而他偏把自己打扮成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忠实追随者，骂党的领导是“拿马列主义当棍子使用的教条主义者”，“把马列主义神秘化，庸俗化”，“逼人家对政治起反感”。
他怎样诬蔑今天党的领导呢？
他说，教条主义的领导好比是螳螂前面的车轮。而螳螂呢，就指的是他所谓不能“独立思考”的文艺工作者。教条主义者的车轮又那样无情，许多人都被辗死在它的下面了。于是，他接着就说，问题的关键在于，领导对文艺工作者不够
“放心”。要对文艺工作者“放心”，让他们“自由地”放，这才能够做到“百花齐放”的“放”。
这分明是对党在文艺工作中的领导的仇视与歪曲。党从来没有对爱国的、拥护社会主义的革命文艺工作者不放心过。多少非党的文艺工作者领导着重要的文艺机构和刊物，他们在党的领导下做了很多工作，成绩显著。他们从来没有说过，党对他们不放心。但是，萧乾忽然以一个仗义者的面孔出现了。一会儿说，党在“杀鸡吓猴”，一会儿说，党不许人独立思考，一会儿又说，党的领导对人不放心。处心积虑地挑拨离间，他的用意是在，使文艺工作者不相信党，远远离开党，要使大家跟他一样相信：党在文艺界的领导是“教条主义的统治”。他对党是这样的势不两立，却偏要做出一副正人君子仗义执言的面孔。“镜花缘”的“两面国”里的人都有两个脸，前面微笑，后面喷着毒气，萧乾就是这种两面三刀的“好汉”。
然而，就在这样恶毒的攻击里，他却狡诈地布置下许多退路。在那篇文章里，他一面骂，今天的社会“把政治庸俗化”，一面又用两面派的手法，埋伏一笔：“在我们的社会里，有浓厚的健康的政治空气。”明明他赞同资本主义的那种虚伪的“容忍”，他又偏要向大家卖好地说：“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对他们的文化人是放心不下的。”说：“英美这两个自诩为‘民主的’国家，在这个‘容忍’的考验的面前早就破了产。”现在我们倒要问问萧乾，你倒底认为英美是“民主”，还是“不民主”？我们替你说出来吧，无论你在我们面前怎样装疯卖傻，步步设防，骂英美怎样的“不民主”，心里却很向往这个“民主”，过去你的文章证明你是这样，今天你的文章证明你还是这样。
谈到“容忍”，他说，他要我们采取他所谓的“民主精神”。他说，“应该容忍你不喜欢的人，应该容忍你不喜欢的话”，这叫“民主精神”。他引用了一句极漂亮的话，那句话是：“我完全不同意你的看法，但是我情愿牺牲我的性命，来维护你说出这个看法的权利。”其实，这句话是一种戏法，是语言的魔术，因为这句话没有真实的根据。谁都看得出来，这是资产阶级骗人的一句鬼话。国民党统治时期，国民党自称为“最民主、最自由”的时期，我们的革命者所受的残酷压迫和屠杀已经完全证明，萧乾所引用的这句话是毫无心肝的谎言。然而，那个时候我们没有看见萧乾引用过这句“名言”。在那个时候，他并没有对共产党说：“我完全不同意你的看法，但我——萧乾，情愿牺牲我的性命，来维护你说出这个看法的权利。”然而今天，他却洋洋得意地引出了这句“名言”，并且对我们说：“这是一句非常豪迈的话。”我看，这句话一点也不豪迈，在那些英国绅士们的嘴里是一句骗人的漂亮话，但是今天出在萧乾的嘴里，便是一句别有用心、十分险恶的话了。果然，他就进一步诬蔑，每个中国人没有说话、写作的自由；果然，他暗指肃反，歪曲地说：“在维护宪法的名义下，干出实质上是违背宪法的事。”
老实说，我们是最讲容忍的。只要他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哪怕有多少错误、缺点，我们总是一面容忍，一面教育，希望他改正过来。但是，我们也有绝对不能容忍的人，绝对不能容忍的话，那就是章罗和其他右派分子，以及他们到处散布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萧乾要我们对敌人表现他所谓的“民主精神”，让他们“自由”地动社会主义之根，摇共产党之本；萧乾要我们“容忍”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这类人，那我们就要对萧乾说：“不许你乱说乱动！”
萧乾难道不知道，他引用的那句“豪迈”的话是英美政客骗人的把戏吗？难道他一点也不意识到，他是在替另外一个阶级在说话吗？我想他是知道的，他清清楚楚地知道，他在那段右派猖狂进攻的时候，扮演的是怎样一种角色。如果他还要掩饰自己，硬说自己并没有做什么，自己是一个好好先生，仅仅有一点点反党思想而已，我们能相信吗？
读了萧乾的文章，知道了萧乾做的事情，我们感觉到，萧乾就像那种偷偷在井水里放毒的人。他要放毒，又怕被人抓到，处处先给自己留退路，装好人。然而，这个放毒的罪人终于被人民抓住了，被我们看破了。他和张友松合谋写过一篇“封嘴记”，这篇文章的题目，就可以说明他们的阴谋。他们是想封人民之口，他们要把人民从光明幸福的今天，拉回到那听不见人的声音的，黑洞洞的旧社会里。
在对萧乾的辩论大会上，我听了同志们对萧乾的揭露，那些事实真使我们愤怒极了。他，一个中国人，怎么能惋惜，庚子年帝国主义的八国联军竟然没有共管中国！他，一个中国人，怎么能把自己的同胞，骂成“愚蠢、肮脏、自私，残酷”，用一切丑恶的字眼，来咒骂自己的国家和人民！他，一个中国人，怎么能把美国领事馆的帝国主义分子称颂为“他哪是人，他是神仙啊！”这正是一切爱国的人所痛恨的洋奴政客。他在过去以“自由主义者”自居，执行反苏、反共的“中间路线”，进行了多少两面派的活动，党都“容忍”了他，还团结他，信任他，给他十分重要的职务，让他好好为人民服务。党把他的过去的一切丢下不谈，只希望他从此接受党的教育。但是，他说什么呢？他说：“在狗窝里呆久了，没有狗性，也失去了人性”。萧乾，只有一个毫无人性的人才能说出你这种话！
他的前妻梅韬同志讲，萧乾一生为人做事都脚踏两只船，从不落空。他的格言是，准备最坏的，希望最好的。大家都想知道，他准备的“坏的”是什么？希望的“好的”是什么？
萧乾，你这脚踏两只船的人，你这只脚踩着共产党的船，你那只脚踩着谁的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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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做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学生
——北京大学反右派斗争中的重要教训
周定舫 朱学科
经过了两个多月群众性的反右派斗争，北京大学学生受到了深刻
的教育，也得到了共同的认识：必须提高社会主义觉悟，加强政治学习，站稳无产阶级的立场，才能做个社会主义的大学生。
疾风中的劲草
5月里，右派分子谭天荣、龙英华等开始向党发起进攻，打着帮助党整风的招牌，大量贩运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货色，向党进攻，挑起阶级斗争。
在这一场斗争中，每一个学生特别是党团员和群众中的社会主义积极分子，都受到了严重的考验。他们之中除去有个别人，在右派分子猖狂进攻中站不稳无产阶级立场，分不清敌我，消极动摇，有的党团员甚至投敌叛变。但绝大多数党团员及社会主义积极分子，都经得起这一场斗争的考验。右派分子每贴出一张大字报，他们就贴出了十张、二十张的大字报来揭露和驳斥。右派分子企图出版“广场”等反动刊物，他们就出版“浪淘沙”、“五月”、“争鸣”、“啄木鸟”、“论坛”、“思想战线”等更多的革命刊物，对它展开围攻。右派分子在广场上到处设立讲坛，大事造谣诬蔑，他们即登坛驳斥。右派分子在这一讲坛遇到对手，转移阵地站到另一讲坛，他们就跟踪追击。
全校右派骨干分子集中的中文系（全校右派分子的核心组织“广场”编委会，为谭天荣、龙英华、刘奇弟、张元勋、沈泽宜、陈奉孝、张景中、叶于泩等十五人组成，中文系即有六人），在党团员的带动下，全系同学都积极行动起来，和右派分子展开斗争。“广场”主编张元勋所在的三年级二班，过去是思想工作做得最有成绩的班，曾一年一度的连获两次先进集体的荣誉称号。全体党团员在张元勋贴出第一张反动大字报，在广场作第一次煽动性的演讲以后，即识破他的阴谋，发动全班同学写贴第一张反击右派的大字报。当全校右派分子活动最猖狂，群众思想混乱的时候，张元勋高踞讲坛，现出他那一副狰狞面孔，大喊：“‘官僚主义者’，我要像狼一样的吃掉你！‘卫道者’谁敢上台来辩论”时，班里的党团员朱保全等就挺身而出，上台去揭露其反动面目。团支部书记沈天佑在班里反右派的第一次辩论会上，即第一个和张元勋面对面的交锋，系统地揭发批判张的反动言行。张元勋被大家揭发得恼羞成怒，声言要以“刀子相见”时，同学们不但没有为他的威胁所吓倒，并且更加激烈地展开战斗。全班前后共召开了九次批判他的大会，在群众面前把他揭发批判得原形毕露。为了推动全校斗争的开展，他们还到外系外班去揭发张的荒谬言论。
在辩论会上，在批判会上，在所有舌战和笔战的场合，各系都不断地涌现出成批的富有战斗力，长于说理，又善于掌握战略战术的思想战线上的优秀战士。
中间群众在斗争中向左转
在这样火热的斗争中，有些中间群众，由于他们过去只专心研究业务，不重视政治学习，对当前国内外形势不清楚，存在各式各样的糊涂思想。他们投入斗争，经过了一个很复杂的过程。在斗争初期，他们之中有些人把这一场斗争看成与自己无关，抱着隔岸观火的态度。别人和右派分子斗争得非常剧烈，他们整天整日的坐图书馆。有一些人虽然由室内走到广场，但由于立场模糊，在右派分子的袭击下，思想混乱，直到社会上和学校里群众性反击右派斗争已经全面展开，他们还停着脚步在那里观望，怀疑是否“小题大做”？有的人因不识右派分子的阴谋，还盲目的随声附和。
学生成立一向埋头钻研业务，直到反右派斗争展开以后，他仍然是早出晚归的坐图书馆。他对斗争抱着“旁观者”的立场。但是，他无论如何脱离不了斗争的影响。每天他往返图书馆或是到饭厅去吃饭，广场四周墙壁上贴得红红绿绿的大字报，吸引着他不得不去浏览一番；大字报上提出很多的正反面针锋相对的问题，他看了不得不加以考虑；广场上的辩论会，他或者参加，或者不一定参加到底，但是班里斗争右派分子的会，是不得不参加的。斗争吸引着他，教育着他，他接受大家的批评以后，检讨了自己不关心斗争和脱离实际的错误，积极地投入斗争。
王浙成和右派分子张元勋是“诗友”。自广大同学对张展开斗争以后，他自己的思想斗争也跟着尖锐和复杂起来。站在右派分子一边，维护私人的友谊呢？还是站在人民的一边，与右派分子划清界限呢？直到班里同学对张元勋开了第二次批判会，对张元勋的反动言行进行了彻底揭发，全班同学都与张划清界限并积极投入斗争以后，他才下定决心，认识到真正的友谊，应当建立在共同的革命的政治基础上，他即坚决的站到人民一边来。
在反右派斗争开展得比较缓慢的系级，同学们在全校反击右派斗争展开以后，受到影响和教育，也都提高了觉悟，澄清了种种糊涂思想。物理系二年级学生，因为斗争开展得比较缓慢，自中国人民大学右派分子林希翎到北京大学“放火”以后，校内右派分子大喊“救救孩子，‘广场’在难产中”的时候，他们又动了“恻隐之心”的去帮右派分子们油印，使这丛毒草终于长出土来。但是，自全校同学对右派分子林希翎、谭天荣等进行连续的批判揭发以后，他们认识到在尖锐的阶级斗争的形势下，任何人只要离开了党一寸一分，就是向右派分子靠近了一寸一分。全级一百八十一个学生还联名写了一张与右派分子划清界限的宣战书，马上行动起来。
工人阶级的坚定立场给学生们很大教育
在整个斗争过程中，工人阶级所表现的坚定的立场，对全校学生的教育意义很大。很多同学对右派分子利用大字报所散播的反动言论认识不清。可是，右派分子把这些东西选编起来作为“广场”的第一期内容，送到北京市印刷一厂去付印时，排字工人们把稿子一拿到手，就受到它反动气味的刺激，从夜班传到日班，没有一个人能排下去。最后，全厂工人决定拒绝承印这份反动刊物，并立刻向北京大学学生会揭发这件事。工人的文化水平并不如大学生们高，为什么能够马上就发现问题呢？相形之下，大家都认识到自己缺乏明确的无产阶级立场，政治嗅觉迟钝。
中文系学生吴南山，在校只顾埋头读书，放松了政治思想的锻炼，对很多问题认识不清。自从听到北京市印刷一厂工人行动的情况，看了校内工人出身的李万春等同学在反右派斗争中的表现，他感到很惭愧，感触很深。他贴了一张大字报，衷心地表示“要拜工人为师”，并积极投入斗争。
北京大学学生中出现的右派分子，绝大部分都是出身于地主、资产阶级家庭。他们过去没有认真接受思想改造，甚至抗拒思想改造，坚持反动立场，所以在这次风浪中都现了原形。
彻底改造思想
北京大学群众性的反右派斗争虽已告一段落，但这一斗争并未结束。整个斗争将是长期的。
经过前一时期的斗争，每个同学联系到自己的情况，想到为什么漠视了当前还存在阶级斗争的现实？为什么警惕性不高？为什么立场不稳？为什么受了右派分子的蒙蔽？……大家一致认识到归根到底是同自己的阶级出身和忽视思想改造有关，都下决心要加强政治思想锻炼。根据1956年的统计，全校学生中的工农成份，只占22％，而地主、资本家等剥削阶级出身以及自由职业者等上层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即占到70％以上。而在1954年以前招生的班级，剥削阶级出身的学生比例则占的更大。同学们普遍要求学校采取具体措施以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加强政治课。理科和外文各系的学生，有很多人在过去对马列主义不感兴趣，经过这一场斗争以后，也重视了起来。在暑假开始时，有很多人都制定出自己学习马列主义和参加体力劳动的计划。吴南山过去对上政治课的重要意义认识不清，当右派分子叫嚣和煽动同学取消政治课的时候，他受到影响，主张政治课要选修。经过这场斗争以后，他感到学校的政治课不但不能削减，而且应该加强和改进。他的家在上海，他为了参加体力劳动，和劳动群众接近，计划绝大部分假期时间，去浙江农村他外婆家去参加农业劳动。
留校的学生，有的抽空进行政治学习，有的参加体力劳动。他们有六百多人参加校内美化校院的义务劳动，还准备到校外农业社或工厂去劳动。哲学系一年级学生史美珩等，在暑假开始的第三天，即组织十个同学为一“土方小组”，和工人们同样的参加校内工地上挖土挑土的劳动，并和工人同样的领取工资。他们把自己劳动的报酬，买回“哲学史简编”等书籍，加强政治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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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共产党是我们的命根子
清华大学学生 张银生
“旧社会中做过叫化子的我，今天也上了大学，这是过去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情”。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党整风之机，打着帮助党整风的招牌，向我党发动了猖狂的进攻。
右派分子知道，要在工人、农民中点起火来是很不容易的，于是首先从知识分子和青年中开始点火。
章伯钧在科学界、教育界的一员大将——右派分子钱伟长的全部活动充分说明了右派分子的猖狂性。整风一开始，钱伟长就说当家做主的气味淡薄了，要求“保护科学家”，说教学质量今不如昔，否定教学改革的成绩，否定学习苏联，否定党在学校中的领导作用，主张学习英、美。他在青年中到处散布谰言说，“人无进步与落后的区别”，把党对青年的思想教育说成是封建约束，竭力提倡资本主义的所谓“个性”、“自由”。他利用党的工作中的个别缺点，加以夸大，甚至无中生有的造谣，污蔑党。他的目的是什么呢？很明显，他说苏联科学、教育落后，不值得学习，并不是想把我国科学、教育事业办好，而是想通过否定苏联的科学、教育，进而否定教学改革，否定党对科学的领导，使我国科学、教育事业脱离社会主义道路，走向资本主义道路。值得注意的是在他这种“科学家”、“青年导师”的幌子下，很多青年甚至很多共青团员竟上了他的圈套。但是真理只有一个，欺骗终归是欺骗，欺骗总不会长久的。当大量事实揭发出来后，经过分析批判，不少青年很快认清了右派分子的真面目。
这次反右派斗争给了我们青年以极深刻的政治斗争教育，考验了每一个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右派分子向我们进攻的开始，清华大学的共青团员们，多数能够站稳无产阶级立场、坚决向右派反击，也有许多人站在中间立场上，也出现了少数叛徒。中间派随着反右派斗争的进展也都站到了斗争的最前列。可以看出我们学校许多团员立场是不十分坚定的，没有经过政治风浪的考验，过去几年一直是在温室中成长的，一遇大的风雨必然要摇摆。目前大部分团员已积极的投入了这场斗争，都愿在斗争中锻炼自己。激烈的斗争告诉青年，只有紧紧的跟着共产党走，站稳无产阶级立场，才不会在任何风浪中栽斤斗。而我自己也得到了新的考验。
我的家庭是农民成分，解放前受尽了苦难，吃树皮、穿烂衣，过着饥寒交迫的流浪生活。我的九岁到十一岁的童年是在讨饭中度过的，十三岁参加了八路军，当小鬼，后来一直在党的教育下工作着。解放后，党领导农民进行了土地改革，推翻了地主阶级，农民分得了土地，最近又实现了农业合作化。旧社会中做过叫化子的我，今天也上了大学，这是过去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情。想想过去，看看现在，我禁不住掉下泪来。我清楚地知道这都是共产党的领导，和无数先烈奋斗的结果。我亲身体验到共产党不仅是工人、农民的命根子，也是知识分子的命根子。我们无数先烈用头颅和鲜血换来的政权，决不允许这些右派分子削弱和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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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反右派斗争中受考验后
陈其樵等光荣入党
本报讯 7月27日中共福州第二中学支部庄严地通过了陈其樵、林永年、程由书、郑彦藩等四个应届高中毕业生为中共预备党员。陈其樵等四人都是共青团员，学习成绩良好，工作一贯积极负责，在每次社会政治运动中都能站稳立场，并积极参加运动。前些日子，右派分子在福二中闹得天昏地暗的时候，他们能够马上明辨是非，自觉地挺身而出，团结了二、三十个共青团员和学生干部为核心，领导全体同学，给右派分子以沉重的迎头打击。支部认为他们基本上符合入党条件，接受了他们的入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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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草丛生的文艺刊物“芒种”
沈阳市文联出版的一个毒草丛生的文艺月刊——“芒种”，最近已成为辽宁日报、沈阳日报大量揭露批判的对象。这个标榜着“辛辣大胆，干预生活”的刊物，从今年1月创刊以来，发表了一系列的歪曲现实生活，丑化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的作品。特别六七两期上的杂文，几乎每篇都浸透了毒汁。同时，这个刊物还发表了不少灰色的、迎合落后趣味的作品。最恶毒的文章
“是耶？非耶？”“谁是圣人？”居然是出自该刊主编郭墟之手，并在沈阳文联主席王化南赞助下发出的。“是耶？非耶？”是描写一个所谓腐朽了的、生命力即将枯竭的文艺机关的领导人，在评薪时竟然连升了两级。作者恶意地企图用此来诬蔑我们这个社会到处是腐朽堕落，没有是非可言。“谁是圣人？”一文是捏造有这样一位处长，下级见了这位人物就要浑身战栗，低声下气；即使这样，仍还免不了要受种种折磨。作者极力使读者形成这种印象：好像这个领导人是一个魔王，被他领导的人是没有任何思考自由的。郭墟承认，他的这两支毒箭主要是攻击中共沈阳市委的两位领导干部。他认为他们是“不学无术的”、“是思想衰退者”，是“暴君”。而党则维护这些“坏人”。因此他要“大胆干预”。在“赵部长的一日”文中，作者邓谦把一位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别有用心地描绘成为只知昏睡、骂人、玩弄古物的昏君。
反右派斗争开始后，这个刊物一直保持沉默，甚至在7月号仍然在继续放毒，对错误始终不作认真的检查，这引起广大读者的愤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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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摧毁“卡秋莎”
彭利钊
北京矿业学院“卡秋莎”是以俄文教研组助教张秉银为首的右派小集团的代号。这个小集团的成员除张秉银外，还有助教水绍韩、江皖生和教研组主任王昕。
整风开始后，这一小撮右派分子，到处搜集攻击党的“材料”。他们无中生有地捏造了十六条所谓“党员优待条例”，说什么“原则以党员是自己人，群众是外人，党员都是百分之百的进步分子，群众都是百分之百的落后分子为出发点。”还说，学习两分可以毕业者应为党员；出国留学者应为党员；爱人优先调来者应为党员。他还污蔑说：“因时间、地点和条件的不同，灵活运用。以符合‘享乐在前，吃苦在后’的精神。”还说，“共产党的作风比国民党还坏。有人说共产党好话说尽，坏事做完”。“我感到葛佩琦说的话很对，推翻共产党不等于不爱国”。
张秉银的污蔑共产党的言论，引起了广大师生员工的愤慨，许多矿工出身的和革命军人出身的学生要撕去张秉银贴的大字报，要他站出来说话，还有的人忙着写大字报来驳斥。但是，同时也有人支持。在那一段日子里，乌云弥漫了整个北京矿业学院。
一天，教师宿舍楼水绍韩的房间门口，出现了一张黄纸黑字的条子，上面写着“卡秋莎接待室”的字样。张秉银和水绍韩等“接待”了许多人。这时，张秉银向这些人自我介绍说：“我是教研组的秘书，工会部门宣传委员，即将批准入党的积极分子”。他借此拉拢一部分群众。当这些人接受了他的某些谬论以后，张秉银就让他们去贴大字报。他在教研组布置李恒尊等人，到学校里的各系科室为他拉拢群众，为他在辩论时鼓掌助威。他还对同学们说：“现在，不是谈论我们的十六条正确不正确的问题，是争民主，争自由，争发言权的时候”。
右派分子的言论，像从阴沟里刮出来的冷飕飕的臭风，立刻引起了全校许多师生员工们的注意。
号角响了，反右派的大大小小论战在激烈地进行着。在全校师生员工的批判下，右派分子原形毕露了。张秉银开始掩盖自己，把自己说成为历次运动的积极分子，还说这次整风运动积极分子最难当。张秉银是不是历次运动的积极分子呢？张秉银在三反时自己写的思想检讨中说：“我由不信任领导变成了与领导对立，抱着一种控诉领导的态度大肆揭发，有一点错误可能就说成两点错误，由小说成大。有时我抱着愤怒的心情提意见。”他的假面具被揭露了以后，全校师生都清楚地认识到“张秉银原来是这样的人”！张秉银“葫芦里的药”再也卖不出去了。
水绍韩的反动言论，也受到全校师生的驳斥。
矿山电工教研组讲师李维充用事实驳斥了张秉银的反共言论。他说，北京矿业学院到目前为止，一共派出留学生六十一人，其中有党员三十人，群众三十一人，今年我院派出的三个留学生都不是党员。可见张秉银所说的“出国留学者应为党员”显然是造谣和诬蔑。他说，根据张秉银说的“学习两分可以毕业者应为党员”，但就我院情况来说，几年以来，我院只一个学习是两分毕业的学生，但那是一个群众，不是党员，张秉银是有意对党委进行污蔑的。张秉银说“爱人优先调来者应为党员”，实际上我院有四十一个工作人员的爱人调来北京工作，其中只有八个人是党员，张秉银对此又作何解释呢？钟灵副教授说，张秉银的言论有很多不符合事实，如“出外进修者应为党员”就不符合事实的。我不是党员也去进修了。张秉银这种夸大事实的说法，不是帮助党整风，而是要拔掉党的根，有意挑拨党群关系。
党员是不是“享乐在前，吃苦在后”呢？许多人也用事实作了回答。革命军人出身的学生张清欣说，张秉银污蔑党员是“享乐在前，吃苦在后”，把一切坏事都说成是党员做的，这简直是牛头不对马嘴的胡说。我过去亲眼看见过许多党员在战斗中总是冲锋在前，撤退在后，为了保护别人的生命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她说，例如最近广东省委表扬在防洪救灾斗争中牺牲的八名烈士，有五名是共产党员，就是一个有力的例证。矿工出身的学生王玉寿说，和我一起工作过的党员，工作都是走在别人的前面，当矿井发生事故的时候，他们总是让别人先离开矿井，自己最后才离开矿井。这难道说党员是“享乐在前，吃苦在后”吗？他们为的是什么？为的只是人民的利益。
现在，在群众的威力下，“卡秋莎”被摧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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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望洋兴叹
方成
章乃器反对国家禁止文物出口法令。他说过：“一个鼎在美国可以卖七、八千美金，这使我得到一种安慰……单就鼎而言，我就有二十多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