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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罗隆基的心腹 十多年的右派
樊光在江苏玩火自焚
本报讯 据新华日报消息：一个多月来，民盟江苏省委、南京市委先后召开了八次会议，从各方面揭发和批判民盟江苏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南京市委副主委樊光参加罗隆基集团，引导民盟向右转的罪恶活动及其一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言行。现在，这个右派分子的丑恶面目被揭露了。
今年4月底，樊光参加中共江苏省委宣传工作会议，了解了整风意图后，便擅自急忙地直线下达，布置了九个“鸣放”座谈会，以“撒火种”、“挑选爪牙”、“搜集进攻材料”。樊光在这些会议上都“指示”说：“盟是代表知识分子利益的党，有意见可大胆地讲”，“不怕偏激”，“不怕片面”，“不怕有情绪”；并为他们撑腰说“不要怕报复，有意见可以告到盟市委”。果然，在樊光的煽动下，不少基层盟组织的右派分子就更加猖狂，成了樊光向共产党进攻的冲锋陷阵的打手。
不仅如此，樊光还盗用政协文教工作组名义，召开了五次座谈会，连他平时不在眼下的小学教员也请了来。这些会议是以“工资、人事安排、历次运动的副作用等”为中心来“鸣放”的，他在这里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
樊光怕学校中“鸣放”得不深不透，便又召开了一次中等学校民盟基层干部大会，有些盟员称之为“放火誓师大会”。在这次会上，樊光提出“六大矛盾，四大要求”的反共行动纲领。他说在帮助党整风中，党和群众存在“六大矛盾”：第一、群众要快放与领导要慢放的矛盾，应该快放；第二、先放后学和先学后放的矛盾，应该先放后学；第三、有领导的放和无领导的放的矛盾，应该由盟来领导、支持和发动；第四、有条件地放和无条件地放的矛盾，应该无条件地放；第五、党、盟步骤协调问题，盟先走一步，如果党支部怕放，就推动他；第六、你放我争的矛盾，先放后争，对所有意见，不应提出驳斥。樊光还惟恐盟员不能领会他的“精神”，又“苦口婆心”地提出“四大要求”：
（一）盟员要比群众“鸣得更彻底、放的更大胆”；（二）及时掌握群众思想动向，在第二阶段也要先走一步；（三）深入了解学校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改进意见，向盟汇报；（四）要毫无顾虑地向党提意见，敢不敢放是立场问题。
他这篇充满火药味的讲演贯彻到基层后，起了“火上加油”的作用。右派分子更加疯狂地向党进攻，好像共产党就要垮台了，他们这一小撮右派分子简直就要“上台”来“收拾残局”了。
樊光在“放火”的同时，企图从人事制度上打开一个缺口。他无中生有地说：“人事材料袋里装满了三个主义”。在储安平特派到南京来点火的光明日报记者召开的座谈会上，他恶意地攻击“分配毕业生和调动干部像乱点鸳鸯谱”，他主张“以后职业调动，要开放自由市场，可以提高质量”、“校长也采用民主选举”。
樊光是搞组织工作、宗派活动“起家”的。一年来南京发展的盟员等于解放数年来的总和还要多。他提出基层要发展二至三倍，他说发展就是为了“监督”。又说“南京高级知识分子中有所谓‘四大金刚’，要千方百计地把他们拉过来”。
为了搜罗“政治资本”，篡改盟的“发展标准”，说不管什么人，只要“自愿”就可入盟。这样，反革命分子、劳改犯、政治面貌不清的人也被发展了。在中等技术学校新发展的七个盟员中，有两人是右派骨干，三人有政治问题。
根据已揭露的材料，樊光和罗隆基集团早在1943年在重庆时就开始勾勾搭搭。十余年来，在盟内一直闹宗派活动，打击左派，成为罗隆基集团的死硬派。解放前夕，他和罗涵先（罗隆基集团分子）勾结，以玄学鬼和反共专家张东荪的“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的反动理论来建立理论体系，并筹建“改建学社”，作为组织上的力量。
解放后，樊光窃据了南京民盟的领导地位。他和章伯钧一鼻孔出气说：“我们这里是‘政治研究院’，是‘政治气候测量站’”，并说：“我们向党提出的方案就是价值很大的‘科学论文’”。他提的是什么方案呢？在“鸣放”中，他准备提的就是“改革人事制度”和“平反”的反共方案。他要重新估价历次政治运动，危言耸听地说：“知识分子被斗过的现在是‘一朝被蛇咬，十年见蛇惊’。”
反右派斗争以来，樊光先后作了八次书面检讨，但没有接触到灵魂深处的东西。他为自己开脱说：“民盟只有右倾思想没有右派分子，陈敏之是‘左派’，我自己已由右向左转了”，说什么“放火客观上有罪行，但在我思想上，不是有意识的”。这一切花招都破产了，随着运动的深入，基层“打手”越来越多地缴械投降，樊光这个老牌右派分子，无论如何是混不过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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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近万人投入反右派斗争群众觉悟不断提高
安徽省级机关展开大论战
本报合肥22日电 安徽省的声势浩大的反右派斗争，正在向纵深继续发展。省级机关八十多个单位中展开了大论战，近万人投入了斗争。反右派斗争初期暴露的右派分子，已被批驳得理屈词穷，开始低头认罪。
章罗联盟在安徽的爪牙、民盟安徽省委委员童车五、吴伯敏、王晋斋，和农工民主党合肥市工委主委、司法厅厅长李湘若，忠实地执行章罗的大发展计划，在基层到处点火，煽惑群众，这些反动言行，经大会小会揭露批判后，他们已无法辩解，开始作交代。民革省委委员、农业厅副厅长张节，省政协委员、林业厅特林处副处长郭崇毅，水利厅技术员杨曾训和民建安徽省工委会常委张东野，对合作化后的农业生产成绩、统购统销政策、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等，都曾大肆造谣污蔑。张节还破坏党和农民的关系，企图唆使农业劳动模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张会亭同志代表农民诉苦；郭崇毅则借视察机会挑拨农民反对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张东野恶毒地攻击新社会“没有人情味”，说“许多农民有一肚子苦水”、“工商界不敢说话”、“稍有爱国心的知识分子，都是骨鲠在喉”，他并污蔑全国人民说：“全国除了一千二百万党员、二千多万团员以及若干工人外，还有五亿几千万人的心里感到自卑和消沉。”省科普协会筹委会主任、省政协副主席程士范这个右派分子，竟把党员和积极分子比作秦皇汉武时代的“治狱之吏”，造谣污蔑肃反运动，说党员在打击、刁难科学技术人员。他在全国右派分子猖狂向党进攻的时候，竟得意忘形地说共产党已经“看不到胜利了”、“共产党垮台也不过是时间问题”。
这些右派分子都在反动政府当过官，做过事，张节和张东野还是凶恶的大地主、大恶霸，程士范则是一个和日本间谍机关、国民党中统特务机关有密切组织关系的人。他们的反动言行和罪恶历史一经揭露，便在群众中很快陷于孤立。
省级机关曾召开了两次有各单位千余人参加的大辩论会，对右派分子耿仁勇和杨曾训进行了批判。
经过斗争锻炼的群众，觉悟不断提高，斗争向各行各业展开，新的右派分子纷纷被揭露出来。在文化艺术界，省文联揭露了一个以前省委文教部副部长戴岳为首的包括十几个右派分子的反党集团；省文化局以陈仲、张熙才、佘建民为主要成员的反党集团也露了原形。新闻界正在批驳新华分社记者林牧、安徽日报农村组副组长李克节和编辑鲁山、省广播电台的技术员谭保林等的反动言行。工程技术界证实张子敬（工程师）是程士范反动集团的主将。此外，省公路运输管理局对张振声（该局业务顾问）的反动言行也进行了揭露。省财贸系统新查出了八个右派分子。
安徽省各地、合肥市级机关的反右派斗争，也正在深入开展。参加斗争的两万多人，正对陈天任、郭兴安、张善瑞、姜玉济、左光彩、耿仁勇、王运筹、程肇钧、胡侣、李九我、诸诚之、戴仰辰、陶瀶川等右派分子进行说理斗争。全省专科以上学校的反右派斗争，正在留校的师生中继续进行。安徽师范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教员李敏，已被证明是党的叛徒、右派分子的军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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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破资本主义 立社会主义
全国工商界必须全面整风
全国工商联和民建常委会联席会议进行讨论
新华社22日讯 为了在全国工商界中展开一个以反对右派分子和破资本主义立场、立社会主义立场为内容的全面整风运动，全国工商联和中国民主建国会将在9月上旬联合召开两会中央（执行）委员会议，正式决定和推动这一运动。这是今天举行的两会常委联席会议上决定的。
会议认为，在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基本上改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以后，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并没有完成，特别是从工商界反右派斗争的情况看来，多数工商业者对他们的政治立场并没有进行必要的改造，因此在全国工商界中广泛开展整风运动是完全必要的。会议一致通过了由两会主任委员陈叔通和黄炎培提出、并已征得各地副主任委员同意的迅速召开两会中央（执行）委员联席会议的决定，并且要通过这个会议，在工商界掀起社会主义改造的新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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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妄图组织“第二大党”和党分庭抗礼
杨清反动集团的狂想幻灭
本报讯 不久以前闭幕的吉林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上，全体代表愤怒地揭发了吉林省右派骨干分子、章罗联盟派驻吉林的主将杨清的反动罪行。杨清利用民盟东北师大支部主委、东北师大教育系主任的职务，和同系三个教研室主任谢觉一、吴正礼、曹延亭（都是盟员）相勾结，形成了一个阴险的反动集团，妄图在校内搞“第二大党”，和共产党分庭抗礼。
为了加强反共阵线，杨清和学校内的民革右派集团头子刘宗向（民革吉林省筹委委员、师大历史系讲师）和右派分子何基（师大历史系教授），共谋“民主办校”，他们还讨论了今后民主党派参加学校领导的人事安排。此外，他又亲自到学生宿舍访问学生，煽动学生闹事；他和学生中的右派分子、肃反对象王兴业、曲哨勾结一起，支持他们组织“平反小组”。他还介绍他们去法律顾问处，诬告学校的某些负责人。
5月20日，光明日报记者殷毅到长春点火，杨清亲自出马，发起总攻。在座谈会上，他恶毒地把共产党员说成是“政治贵族”。他说：“过去有句俗话：‘天下无不是的父母’，看来应该把这句话改为：‘天下无不是的党员’”。杨清对肃反运动也大肆污蔑，他说，“在肃反时，一有人写材料，不经过调查研究就整起来”，他称这为“主观裁判权”。他把肃反看成是人民内部的事，主张“不能专讲专政”。杨清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有刻骨的仇恨。他认为政治理论学习就是教条主义，听政治理论课像上教堂做“礼拜”一样。他反对干部进行思想改造，他曾在全系教职员大会上公开提出：“不准批判名利思想”。
早在整风以前，杨清反动集团就执行了章罗联盟篡夺文教界领导权的反动纲领。他们竭力打击教育系党总支书记、系主任助理（党员）以及靠近党的积极分子，并利用借钱、送礼、吹捧、支持不合理的要求等卑鄙手段拉拢群众，挑拨党群关系，以达到孤立党组织的目的。他把系内的一切问题都拿到他的小集团里去密商。他公开宣称：“我这个系主任不受党总支领导，我要干得有职有权，否则就不干。”
为了成立“第二大党”，他用“入盟后科学研究方便，盟员可以做领导”的利诱手段拉人入盟。他计划到今年底在校内把盟员发展到一百二十人，这样“第二大党”就形成了；他自封为这个“大党”的领袖。
杨清又勾结了盟内右派分子丁克全（民盟长春地质勘探学院支部主委、长春地质学院教授）、何善周（民盟长春市委副主委、东北师大中文系主任）打击民盟省、市委员会进步的领导人员，设法把他的小集团成员安插到民盟省、市委会中去，从而篡夺民盟省、市委的领导权。
杨清反动集团被揭露后，杨清不得不低头认罪，承认了自己有篡夺党在师大领导权的政治野心。但他和章罗联盟的关系，杨清小集团的内幕和秘密活动却还没有交代。目前斗争正在深入中。（温述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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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贩运“私货”制造风波事实俱在
王海波怎能蒙混过关
本报讯 水产部揭发出一个暗藏的阴险狡猾的右派骨干分子王海波。
王海波是水产部研究室的工作人员，九三学社水产部的负责人。表面上看来王海波是个沉默寡言的人，一开口，马列主义名词一大堆。但是，整风运动一开始，他的狐狸尾巴就露出来了。
5月3日，王海波在九三学社水产部组织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就宣告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三条“罪状”：第一条是对知识分子的使用不能“人尽其才”，不能“学用一致”；第二条是密件无边和限制研究资料过严；第三条是“对知识分子一般性历史和社会关系问题无限期的纠缠”。他诬蔑党对知识分子的态度是“否定一切”，实行无尽期的排斥态度。
6月中旬，王海波在水产部召开的整风会议上，又公然对党的人事制度进行了恶毒的攻击。他说，社会主义没有制度，到处糟糕。他攻击现有的领导人有严重的不称职现象，主张把现有的司、局、处、科长，不“称职”的必须降下来。他还主张用人可以不问政治，把干部标准中关于德、才的比重加以改变。
王海波还用隐蔽的、狡猾的方式进行阴谋活动。他每次在九三学社领导机关听到些反党的言论和所谓大鸣大放的经验，就贩运回来。每次会上叫社员汇报各单位的情况，进行布置。并用个别串连的方法向外传播。
为了发动其他人向党攻击，他频繁拉拢或公开支持部内右派分子戴镇、梁其昌、赵越等九人并互相配合，当党内外的右派分子贴出大字报时，王海波煽动他们说“讲的好，有道理，符合鸣放精神”。
反右派斗争开始后，王海波看到形势不妙，就着手组织退却活动，他一面指示被斗而不能蒙混过去的人要“准备第二着”，一面又假装拥护反右派斗争，联合各民主党派写了一张大字报。但不久，他的丑恶面貌就被揭穿了，可是他还想狡赖，甚至无耻地说：“如果我承认自己的错误，只怕会影响党整风。”但群众是决不会让他混过关的，水产部对这个右派分子的斗争目前正在深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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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福建人民据理反击右派
万九光“三枉”“万税”谬论被粉碎
本报讯 在群众有力的反击下，福建省右派分子、政协福建省南平市委员万九光的所谓共产党“三枉”、“万税”的谬论已被粉碎。
6月12日，万九光在政协南平市委员会上，对共产党发出了恶毒的攻击。他说：共产党是“枉道、枉理、枉法”。镇反是采用“拔草式”，稻和草一把抓，肃反是“筛米式”，搞得许多人头昏脑胀。万九光还大叫：“共产党万税、万税、万万税”。他还“建议”共产党推行他的“仁政”。他说这一点是马列主义里找不到的。他认为“仁”就是恻隐之心，因此要省刑罚：公安、政法工作可以放松一点，免得“老百姓”提心吊胆，还要平反“冤狱”、减轻税收。
右派分子万九光这些反动透顶的言论，受到了南平市各界人民和福建省其他地区群众的同声声讨。南平市干部关立泉等说：1950年，在南平破获了以“国民党闽赣前线突击司令部政训处”主任卢炳荣为首的阴谋组织，人民莫不拍手称快，只有万九光之流才会感到“恻隐”，大叫“冤枉”。南平县湖头乡农民李森等说：现在的税收是正确的，合理的，只有国民党才是“万税”：什么壮丁费、保甲费、戡乱费、伤兵捐、慰劳费、迎神费、巡夜费、门牌捐、猪捐、牛捐、山头捐，还有粪捐，正税之外还有附加税，连讨老婆贴印花还要报税，劳动人民受够了苛捐杂税的痛苦。
根据揭发，万九光曾任国民党县府主任秘书，又是奸商，解放前和伪警察局长等秘密逮捕和处死很多共产党员、爱国志士及无辜平民，群众已经尝够万九光的“仁政”的滋味了。 （南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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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章乃器在“视察”中支持什么人
青田农民开展社会主义大辩论
彻底揭穿那些坏分子的真面目
据新华社杭州22日电 新华社记者伊心恬报道：右派分子章乃器去年到他的家乡浙江省青田县“视察”的时候，煽动农民说：“你们粮食不够吃，对社有意见，统统告到“中央去”。不久，青田县就有很多人写信给章乃器，喊粮食不够，闹要退社，还诬告干部。
写信给章乃器的是些什么样的人？他们的粮食是否不够吃？最近青田县农民开展社会主义大辩论后，这些人闹粮食、闹退社的真相就大白了。
写信给章乃器的人大喊粮食不够吃，骂合作社，骂干部，可是经过当地农民揭发，发现他们普遍是余粮户。仅大路、船寮、高市等五个乡，写信给章乃器被章乃器批转到青田县党政领导机关处理的十六户，就有余粮一万一千多斤。
大路乡写信给章乃器的八户，现在被揭发出家家都有余粮，其中有四户余粮在一千斤以上。他们把余粮高价卖黑市，做粉干，做面条，进行投机交易。有一户叫夏有松，还把三百多斤大米存放在他的亲戚陈松林家里。可是另一方面，这些人却装穷叫苦，公粮大多没有缴清，余粮也不卖或少卖。现在全乡农民正在同这些人展开说理斗争。
高市乡西源村有二十五户联名写信给章乃器，叫喊口粮不够。但是这个村子去年运到外地以黑市高价出卖的蕃薯干就有一万多斤。
船寮乡有三户单干农民分别写信给章乃器，认章乃器做“亲表妹丈”、“堂兄弟”，诬告干部迫使他们要饿死。最近这个乡农民揭发出这三户都是余粮户，他们共欠公粮、拒卖余粮两千多斤。认章乃器做“堂兄弟”的漏划地主章来进，三年来拒卖余粮一千六百六十斤，拒交公粮四百多斤。去年他赶到小源乡去找章乃器，在小源乡住了一天一夜。回村后，他就对应缴的公粮四百斤和应购的余粮三百斤坚决抗拒征购，还常常到社干部那里叫喊没有粮食吃了，动不动拿出章乃器的招牌来威胁干部。不久他又写信给章乃器诬告干部。章来进是不是粮食不够吃？最近村里农民揭发出他有余粮一千二百多斤。今年6月，他运出大米九十多斤到丽水县以每元三斤的高价进行黑市投机买卖，还用七十多斤陈谷向贫农厉来彬等放高利贷，进行非法剥削。他还偷窃社里粮食，疯狂地煽动社员闹退社。现在，全乡农民正大张旗鼓地和章来进进行斗争，并要求政府依法加以惩处。
高湖、小源等乡的农民还揭发了章乃器支持现行反革命分子和犯罪分子闹粮食、闹退社的罪恶行为。连写了六封信给章乃器的高湖乡的沈钱松，原来是一个有组织的反革命分子。当沈钱松知道章乃器把他的信批转到当地政府处理后，他就大喊“章乃器替我们撑腰了”，“现在有办法了”。这个反革命分子更加猖狂，不但拒卖余粮两百多斤，还煽动搞垮农业社，图谋殴打干部。小源乡有一个写信给章乃器的叶恒德，去年在农业社里分到一千五百多斤粮食，政府还供应他八十四斤大米，一家四人足够吃，可是他还猖狂地闹粮食，闹退社，勾结反革命分子带着锄头、柴刀殴打了八个社干部，还阴谋打死中共乡支部书记和农业社社长。这个犯罪分子叶恒德现在已由政府依法予以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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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明树等要和共产党分天下
广西文艺界铲除毒草集团
本报特约新华社稿 已被揭发的广西省文艺界反党、反社会主义联盟右派分子胡明树、林焕平、李文钊等人，在“大鸣大放”期间曾连续在“文汇报”、“文艺报”、“漓江”等报刊上发表反动文章，并筹办“同人报”，企图用这些活动来扩大思想阵地，同共产党唱“对台戏”，进一步达到“不能和共产党争天下，起码也要和共产党分天下”的政治目的。
胡明树、林焕平合写的“闻者不戒，言者有罪”，硬说广西压制鸣放，不仅“乍暖还寒”，而且是“春风吹不过昆仑关”（南宁附近的一座山）。当右派分子在广西省宣传工作会议上向共产党猖狂进攻的时候，中共南宁市委宣传部长提出大会的缺点是鸣得多，争得少。胡就说这主张是“欲放先收”，是违反中央的“鸣放”方针的。他们还明目张胆地宣扬“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不同意对文汇报的批评，污蔑广西日报不走资产阶级方向是“错误”的。
广西省宣传工作会议后，林焕平总结了三条“经验”，并发表在民盟内部刊物上。这三条“经验”是：一、必须改变过去对党的依赖思想，过去总是“按照党的意图办事”，“党交代做就做”，现在不能再这样了；二、民主党派最好联合起来进行工作，力量就更大些；三、要“提高政治敏感性”。其实他所说的“政治敏感性”就是“窥测方向”伺机出击。
胡明树等的反动文章，广西文艺界连日举行的会议上已给予有力的批判。
胡明树等人的对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的憎恨，是有历史根源的。据最近省文艺界座谈会的揭露，胡明树跟随过文化特务胡危舟，任过李宗仁妻子郭德洁所办的“言报”副刊编辑，和胡风勾搭过，土地改革时为地主流过泪，悼念过大特务姜元钦。林焕平过去曾经参加过共产党，后因对革命发生动摇，叛党投靠阎锡山，并任过阎的妹夫梁延武办的民族革命通讯社社长。李文钊是个脱党的托派分子，是李宗仁的亲戚，在李宗仁手下做过多种官，为桂系军阀吹嘘宣传过大广西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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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城市建设必须有领导有计划
首都建筑界批驳陈华联盟的恶毒阴谋
新华社22日讯 首都建筑界三千多人今天举行大会，揭露和批判北京市城市规划管理局设计院总工程师陈占祥、华揽洪的右派反共联盟。
北京市设计院副院长肖平揭露陈、华联盟一贯仇视党对北京市城市建设和总体规划的领导。他们诬蔑中共北京市委加强对总体规划的领导是“宗派主义”，要党退出规划设计机构，组织由他们参加的“审查委员会”来审查总体规划。陈占祥到处诬蔑北京的规划总图方案是一本“形式主义、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引起多少凡人苦恼”的“天书”，诬蔑中共北京市委会负责领导规划工作的同志是“站在云层深处，看不到人间疾苦”，扬言要“打破社会主义的框子”，主张设计室有更多的“自决权”，“盲目自发地进行城市建设”，企图走私人建筑事务所的资本主义道路。华揽洪在他的“万言书”中，提出“新陈代谢、循环建设”的方针，反对中央提出的“适用、经济，在可能条件下注意美观”、“百年大计、质量第一”的方针。
为了达到他们的反党目的，陈占祥和华揽洪在大鸣大放期间结成反党联盟，订出了“陈攻规划，华攻建设”的计划。自称是煽火的“小扇子”的陈占祥，除了污蔑党把建筑师当成“描图机器”，来挑拨党和建筑师的关系外，还利用到上海去参观的机会，采取“私访”“开座谈会”等方法，企图煽动上海的建筑师们来反对北京的总体规划。
中国建筑学会北京分会理事长梁思成说，建筑界的右派分子陈占祥、华揽洪之流，不仅否定全国人民八年来在党的领导下所取得的巨大成绩，而且恶意地颠倒黑白，造谣、撒谎。他们结成反党联盟，他们的共同目标是妄想推翻党在建筑领域中的领导，是要把我们的城市建设和建筑事业拖回到资本主义的无政府状态中去，让他们在建筑界称王作霸。这是绝对办不到的。
北京市都市规划委员会工程师钟国生当场列举许多事实，驳斥陈占祥和华揽洪抹煞首都八年来的建设成就，说共产党“缺乏当年填平龙须沟那末一股劲”、“城市建设与群众利益不像从前那样密切”的谎话。他说，八年来北京新建的住宅面积就等于解放前十八年中所有的新建筑面积的三倍。党和政府继填平龙须沟之后，又消灭了十条“龙须沟”，现在正把城区最大的“龙须沟”——护城河变成清水，把龙潭、陶然亭等臭水沟改变成美丽的公园。在劳动人民居住地区和郊区农村安装的公共水站比解放初期增加了近十倍。钟国生责问陈占祥和华揽洪说，这些事实证明党和政府时时刻刻在关心着群众利益，你们为什么要睁着眼睛说瞎话，必须老实交代。
陈占祥和华揽洪在清华大学建筑系师生中散布的许多反动言行，产生了很恶劣的影响。清华大学建筑系副主任吴良镛在今天会上揭发说，陈占祥在师生中否定北京的建设成就和总体规划，而要去研究洗澡堂、茶馆、天桥和清朝的营房，要到六必居酱园店去在酱菜缸上欣赏美、吸取设计灵感。北京同仁堂药店为了满足营业需要改装了门面，陈占祥就大骂“破坏”了气氛。华揽洪在清华大学炫耀他是“大建筑师”，现在他的“创造性”受到所谓“压制”，因此有些受了他的欺骗的学生说，在“党的领导下不能搞建筑”，要在毕业以后到没有党领导的地方去“发挥创造”。吴良镛还揭发了陈占祥、华揽洪恶意污蔑苏联和帮助我国建设的苏联专家的言行。
这个自封为“城市规划专家”的陈占祥，在大家揭发下露出了真面目。陈占祥原来是康泽一手提拔起来的反共专家，十足的洋奴才。他在英国学建筑时，就在国民党驻英大使馆支领津贴进行反共活动。康泽在1945年初还派他作为“中国青年代表团团长”，出席伦敦举行的世界青年代表会。1946年，陈占祥在回国途中，陈诚又打电报要他去庐山参加三青团的代表大会。回国以后，还得到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召见。
陈占祥、华揽洪在大会上作了交代。但是这两个右派分子极不老实，交代中东拉西扯，空洞无物，企图蒙混过关。大会要这两个右派分子必须老实地彻底地交代。大会还将继续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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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在反右派战线上
在反右派战线上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界揭发杨腾高的反动言行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司法厅和律师协会筹备处最近揭发右派分子杨腾高的反党言行。
杨腾高是乌鲁木齐市法律顾问处的学习律师，在法厅上，公开袒护犯罪分子。在“鸣”“放”期间，他竟在劳改犯中煽动刑满留场人员去中央控告。今年7月，一个刑满的劳改犯向他诉说自己的“委屈”时，他又唆使这个人“向上级控告”。
杨腾高还十分露骨地污蔑司法界，说“宗派主义最严重的莫过于司法界”。
林裕苍人在大陆心在台湾叫嚣要共产党让位给第三党
福建省福安运输总站副总站长林裕苍，疯狂地向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权进攻。他说“中国要变成一个富强的国家，并不一定非共产党领导不可”，并公然提出要共产党“让贤”，让位给“比共产党更优越的第三党”。
林裕苍发出反共反人民的谰言，并不惊奇。原来在解放前，他就是国民党的区分部委员，并且是军统特务头子吴乔生（现在劳改）的得力助手，做过许多反人民的事情。解放后人民政府留用了他，他仍然说自己“人在大陆，心在台湾”。
供销社岂能让右派分子霸占马洪生、毕清只不过枉费心机
江西省财政贸易部门的职工揭露出一批右派分子。
江西省供销合作总社办公室科员、右派分子马洪生，公开叫嚣不要共产党领导供销合作社。他咒骂省供销社是“暗淡无光”，扬言“拼着丢掉五十七元（指他每月工资五十七元），也要把‘大门’（指共产党的领导）打得粉碎”。
省人民银行储蓄科科员、历史反革命分子毕清，污蔑共产党员是“四靠起家”：“一靠招牌，二靠给人扣帽子，三靠资格，四靠运动”，进而向共产党提出要“门户开放”，群众和党员“机会均等”，“和党员进行‘和平竞赛’”，借此来反对共产党的领导。
（本报特约新华社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