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8月22日人民日报 第8版

第8版()
专栏:

灵魂深处的毒瘤
  艾芜
丁玲对许广平同志说:“你现在不管做多少工作,都算得什么呢?写东西才是自己的。”这表现了丁玲灵魂深处,藏有资产阶级肮脏的东西。而这肮脏东西,却像毒瘤似的生根在那里,日益溃烂,腐蚀了她的思想和感情。
一个党员作家,应该是竭尽毕生的精力,为工人农民及一切劳动人民写作,而把写出的东西,献给他们,让它成为他们共有的文化财产,从那里面得到鼓舞的力量和引为警惕的东西。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说文艺是应该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就是说明作家写出的东西,不应成为自己的。
丁玲是个老党员作家,并不是不懂得这些道理,只是她灵魂深处,还藏有资产阶级的肮脏东西。从她写的“莎菲女士的日记”起,一直就蕴藏着的。那就是极端的个人享乐主义,无限制地抬高自己,无限制地让自己享乐。这是没落的地主阶级和腐朽的买办资产阶级,共同结合,产生下的一种精神病态的产物。丁玲深深中了这种毒素,而且长成毒瘤,即使投身在革命浪潮中,若不痛下决心,挖出这种毒瘤,彻底干净地割下抛去,也是会发生大毛病的。她在上海从事革命时发生过资产阶级式的浪漫恋爱。被捕后,在南京变节,叛变了党。在延安发表王实味反革命的“野百合花”,和自己写出反党的“三八节有感”。解放后又在北京搞反党小集团。这些都不是偶然的表现,而是她那灵魂深处的毒瘤,几次更大的溃烂罢了。她向许广平同志说出“写出的东西才是自己的”,正是胜利冲昏了头脑,得意忘形,吐露了她的真实的肺腑之言。就是要把作品当成抬高自己的工具,达到能够使自己享乐的法宝。如果你认为她是老的党员作家,你会大吃一惊的。但你要明白她的灵魂深处,生有极端个人享受主义的毒瘤,就觉得那是再自然没有的了。
由于她把写的东西看成自己的,可以借此抬高自己,增加自己的荣誉,因而别人就批评不得,只许说好,不许说坏。说好,增加了荣誉,身上贴了金;说坏,损坏了荣誉,头上着了粪。假如丁玲从心里真诚地认识到自己写出的作品,是献给工人农民及一切劳动人民,让他们公有,那么,有人来批评又有什么不好呢?因为既然献给工人农民及一切劳动人民,听听他们的意见,到底写出的东西,对他们有益或有害,借以改进自己的工作,岂不很好。可惜丁玲在她心里是不存在这些想法的。
她把写的东西看成自己的,而不认为是革命机器中的一颗螺丝钉,分歧就在这里;认为创作是自己的事业,当然只有自己指导自己,接受不了党的领导;如果认为这是党的事业的一部分,那就得听候党的吩咐,执行党的政策,使作品在群众中产生的效果,能够和党的根本精神和大政方针吻合无间。正由于不认为这是党的一部分事业,更没有看见作家离开了劳动人民所创造的社会是写不出作品的。因此作品越多,或者越受人重视,就不能不产生极大的骄傲。丁玲得了斯大林奖金,冲昏了头脑,岸然傲视一切,把领导她的党组织,不放在眼里,常常和党组织闹对立,无限制地扩张自己,要使一群人围绕在周围,听他们说奉承话来使自己享乐。一个党员作家走到这步田地,可以说卑鄙到了极点。
这次作协党组扩大会议,就是要丁玲坦开肺腑,把灵魂深处的毒瘤,以及由于这个毒瘤的溃烂,还做了什么反党的事情,完全暴露出来,好施大手术,把它彻底干净地割掉,使丁玲重新作人,老老实实为工人农民及一切劳动人民写出有益的作品。这对丁玲说来,是件极好的事情。丁玲,我劝告你,再不要爱惜毒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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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张学万同志,我们向你致敬!
  公刘
在汉阳县反革命暴乱事件中,有十四个正在等待分配工作的复员军人自觉地挺身而出和暴乱分子坚持斗争。其中冲入重围,保护县长免于受害的张学万同志曾经在朝鲜前线立过三等功,负过伤。张学万同志,我们向你致敬!你把自己圣洁的血液留给了朝鲜,带回来伤痕、功勋和对敌人的憎恨;你回到故乡,依然像巡逻在阵地前沿,等待着分配工作,像等待着作战命令,不错,你是一个穿着褪色军装的复员军人,但我们知道,在那褪色的军装下面,跃动着一颗永不复员的心!张学万同志,我们向你致敬!是你和你的十三位战友,在和平的日子里发现了严重的敌情,在汉阳的闹市中识破了化装的敌人!你们的耳朵是阶级的耳朵,你们的眼睛是阶级的眼睛!指使你们挺胸而出的,是鲜明的党性!什么地方有反革命,就在什么地方坚决斗争!张学万同志,我们向你致敬!你用自己的身体掩护着民选的县长,在暴乱分子面前,你的带伤的身体就是一座活的上甘岭!保卫我们民选的县长!保卫他,就是保卫投过神圣一票的每一个公民!保卫他,就是保卫我们的社会主义政权!保卫他,就是保卫我们永远都要保卫的革命!张学万同志,我们向你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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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假日
  姚锦
一位四十余岁的老同志,领着他的孩子们,大人拿着锄头,孩子们提了铁桶,一起开步走!到屋后的园子里去劳动。
这是7月里的一个星期天,碧空无云,阳光强烈。园子里有两棵大伞般的、枝干弯曲的樱桃树,叶子纹丝不动,红喷喷的樱桃累累欲坠;一块地上铺满了草莓、本地称为“高丽果”的绿叶,隐隐地飘逸着香气;另一块地上种着一畦畦的蔬菜:扁豆、倭瓜、西红柿、茄子……枝蔓攀缘、绿叶交叠。阳光有如金色粉末般撒在这一切之上,闪烁耀眼。
孩子们采摘着樱桃,大的围着树转,小的钻到树伞底下去,一边摘一边吃,一把把往桶子里边扔。大人耧着杂草,熟练地收拾着菜棵,打去无用的分杈,让枝干精练些,更充分地承受阳光的爱抚、水分的滋润,长得更挺拔,结的实更肥硕饱满。
老同志长着一副孩子般的面孔:黑胖胖的脸,短短的鼻子,厚厚的嘴唇。只是从鬓边的几根白发、眼角隐现的皱纹,才看得出年龄的标志。他的脚步稳健,行动自然,谁也不相信那两只眼是处于半盲状态,受过枪伤的。当年地主武装的一粒子弹射穿了他的太阳穴,毁坏了视神经,在这种情况下工作了十多年,现在那两只眼睛依靠光、影、彩色识别方向,依靠记忆和推断熟悉环境,两眼总像是在凝神思索。
7月的白灼的光线,斑驳的绿色,天的蓝,花的红,泥土和果木的香气,孩子们的嬉闹之声……这一切显示着和平与幸福。老同志一条腿跪在泥土上,侍弄着菜棵,不时地仰起脸,望着阳光,微笑着,像是在感受着这一切,又像是沉浸在回想之中。
他在想着什么呢?也许在和平与幸福的感受中,又不禁忆起了战争和艰苦的年月。种过地、当过杂工、在森林里和敌人动过刀枪,做地下工作的时候,拉过洋车,在码头上扛大个儿……这些经历是比眼前的感受更强烈地留在脑子里。——也许不是忆起过去,而是在这安静的时间里,又不由得想到最近几天的惊心动魄的新的斗争。新的现实在考验他;要求他像几十年来做过的那样,沉着、冷静地迎接战斗。——也许他这时什么也没有想,在炙热的阳光下,在愉快的劳动中,他只是想着樱桃酱的制法,以及晚间可以吃到自己手种的鲜嫩的豆角吧。
孩子采摘下来了半铁桶樱桃,拿到自来水管旁边去洗。几只胳臂一齐伸到铁桶里去拌搅,弄得水星飞溅。小的一个偷偷地把手指按在出水口上,水猛地斜射出来,直喷到大孩子们的脸上、身上,……立刻发生了一场水战。
客人来了。一个穿着风衣的,身材魁伟的叔叔,悄悄地来到了园子里。孩子们都认识这是爸爸最欢迎的客人,是爸爸的老战友。孩子们很爱看这两个大人见面时的样子:彼此招呼着:“哙!老伙计!”“来啦!老伙计!”两个人互相拉扯着胳臂,几乎像要拥抱起来的神气。客人立即脱去外衣,拿起锄头,不费劲儿地锄起草来。
“老伙计!今天要让你尝尝我自己种的豆角、西红柿的滋味,怎么样?成绩不坏吧?”
“成绩当然是主要的!……”客人意味深长地说。两个人哈哈笑起来。
老同志和战友相处的时候,脸上的神气便显得更像一个孩子。当然,他们几乎是从小就在一起的,还是传来中央苏区建立了“劳动儿童团”的时候,他们是东北“抗日儿童团”的头一批团员。那时候,他们在一起不是摘樱桃,打水仗,……他们一心想“搞革命”。穿着破烂的衣衫,露脚趾的鞋子,煤炭尘土抹黑着脸,饿着肚子,可是,他们悄悄地把国民党留下的旗子上的
“青天白日”剪下去,剩下一块“满地红”,用做红领巾;又找到几枚铜扣子,用做挂在胸前的“列宁牌”,在日本鬼子和伪军横行的世界里,他们整天羡慕着、偷偷模仿着中央苏区的儿童团员。……说起来,这已经是二十几年前的事情了。老同志虽然不能看见自己的战友,不知道他的样子在这些年有了那些变化;但是,那快活爽朗的性格,和小时候是一模一样的。他一听到战友的声音,就很高兴,就好像又回到了二十多年以前……。
“老伙计!你还记得吧,那个夏天,咱们一道学会的那只劝伪军投降的歌子?”老同志微笑地望着阳光,轻声唱起来:
“亲日士兵兄弟们哪,
眼看立了春哪,
大家提精神哪,
别在梦中睡沉沉哪,
何不反正杀敌人哪……”
“老伙计,这是‘四季叹’的调子,这几句词儿写得好!——你的记性也真不坏呀。咱们再试试唱这一个吧……”客人停住锄草,抬头想了想,也轻声唱起来:
“同志们奋斗!
要上前呀,
曙光在前,
用我们自己的刺刀和枪炮,
开自己的路!
我们要争取革命成功,
我们要打倒统治阶级,
维护工农兵……”
这是当年流行的“少年先锋队歌”。他们两个人一边回忆,一边又合唱起另一只“抗日儿童团歌”来:
“准备好了吗?
时刻准备着!
我们都是抗日儿童团,
将来的主人,
必定是我们!
咚咚咚咚,咚咚咚,
咚咚咚咚,咚咚咚!”
越唱声音越高:
“……小兄弟们呀,
小姊妹们呀,
我们大家手拉住手,
将来的主人,
必定是我们,
咚咚咚咚,咚咚咚,
咚咚咚咚,……”
两个人忘怀一切地唱着。在他们旁边站着“小兄弟们”和“小姊妹们”,好奇地听着,有的睁大了眼睛,有的笑得眼睛眯成一道缝。爸爸和叔叔在一起总是很高兴的,可是,他们今天好像特别高兴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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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寓言

  帆
  董延寿
帆对船桅说:“老兄,你太专制了,紧紧地把我绑在身上,难道就不许我自由活动吗?”
桅不理它。帆火极了,怒吼道:“这太不公平了,我有本领,能独立工作,为什么要依靠你呢?”
于是帆离开了桅,它还来不及高兴,海风就把它卷走了。第二天早上,渔夫从水里把帆捞起来,帆垂头丧气,哭着对桅说:“好啊!你抛弃了我,从今以后,再不跟你合作了,看你怎样把船带走!”
桅还是不理它。帆擦干眼泪,一瞧,发现它的位置已经被另一张帆代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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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中来

  有害的“游戏”
最近有人寄给我一封邀请参加“全国青年友谊游戏”的信,我觉得这不是正常的友谊活动。这封信上署名的有四个人(分第1、2、3、4号,其中我只认识给我寄信的第4号),信上要我在接信后三天内发出一张美术明信片寄给来信署名的第1号,同时抄写同样内容的四封信分发给自己的四位朋友(将原来信上署名的第2、3、4号依次改为第1、2、3号,并写上自己的姓名详细地址和单位列为第4号),这样的结果,就可以收到二百五十张来自全国各地的明信片。来信还特别指出:“这是一种有意义而且又有兴趣的游戏”。并提出“如果不能参加请速将信退回,千万不要因为一人使游戏中断”。
我觉得这种所谓“友谊游戏”,不独对个人没有什么意义和兴趣可言,而且可能对社会造成损害。
首先,这会给反革命分子的活动提供了机会,有被反革命分子利用的危险。因为每个人可以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二百五十张明信片,这就意味着每个参加这种游戏的人将可能同散布全国各地的二百五十个人取得书信上的直接联系。单从这许多人的通信地址和单位中就会大量地泄露国家的机密,从我收到的这封信里就看出了两个部队的驻地。
其次,我们的邮政机构、人员、通信工具等将要随着邮件的大量增加而发生许多困难和浪费。就以每人可得二百五十张明信片来说,假定每张明信片价值四分,再加上邮资八分,每件即需要一角二分钱,二百五十件即需要三十元,这就是说每个人所得的二百五十张明信片即要耗费三十元钱之多。如果这种活动畅通无阻的话,参加的人将会无限制的发展,造成的浪费就更大了。
·罗怀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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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瓯江景色(摄影) 黄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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