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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四川又追获章罗联盟文武双将
范朴斋张志和策划反共阴谋暴露
本报成都20日电 章罗联盟骨干、民盟中委、国务院参事、右派分子范朴斋张志和的反共反人民罪行，最近在四川省人代会上被揭露出来了。
范朴斋在国务院座谈会上诬蔑“国务院是官僚主义的根源”，在光明日报“会外之音”一文中攻击党对知识分子的改造政策，“把人性也改掉了”。右派谭惕吾为打击卢郁文向范求计时，范向谭献策“为了孤立共产党，要先打击积极分子”，企图将卢一棍子打死。本报“这是为什么”社论发表的当天晚上，谭又去找范，范当时诬蔑这社论“大失人心”。反右派斗争开始，范暗地策划与右派分子订攻守同盟，叫罗隆基“务必镇静，不要把事情搞糟了”，叫潘大逵“必须变被动为主动”。
靠反共起家的范朴斋，早年因反共有力，由伪警察局的一个普通巡官被伪甘肃省主席朱绍良提拔为幕僚长和伪平凉专员。抗战期间，与托匪叶青同为伪四川省训团的政治教官。参加罗隆基反共小集团后，积极为他们进行争取人联络人的活动。在四川联络张松涛、韩文畦、刘堃南，在上海借视察向彭文应、陈仁炳、赵文璧传达罗的旨意，叫他们保持“团结”，等待“时机”。去冬罗隆基到成都后，范借请罗隆基、马哲民、潘大逵、张松涛等吃饭为名，对如何在四川进行反共阴谋活动进行了具体策划，并具体帮助罗收集反共进攻材料。
鸣放中诬蔑党“以耳代目，信口雌黄”不断为反革命分子叫冤的张志和是章罗联盟军事投机路线的坚决执行者。这个野心家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紧张关头，叛变了党，并用同志们的鲜血作为他升官的政治资本。1930年任职国民党师长期间，在江津兵变中他不仅亲自升堂屠杀了六十多名共产党员和士兵，而且还对留下未及逃走的三百多士兵一个个在头上手上用针刺下“共匪”二字，并涂上蓝靛。解放前夕，张根据章伯钧指示，为割据西南，阻止解放军进军川康，在雅安、荥经、天全到处收编土匪哥老武装，土匪头子朱世正并被他们委任为民盟西康主委。这些武装在解放后都发动过反革命叛乱。
在会上范张虽承认了一些事实，但对他们的阴谋活动还未具体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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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向德玩弄两面派手法积习成性
长沙工商界揭开他的假面具
本报讯 民建长沙市委、长沙市工商联执委曾举行联席会议，批判和揭发向德的反共反社会主义言行。
全国工商联常委、民建中央委员、湖南省工商联主委向德在5月20日中共长沙市委召开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上的发言，和5月23日在湖南省政协会议上以“是什么原因阻碍了工商业者积极性的发挥”为题的发言，对共产党进行了恶毒的攻击，如说宗派主义是三大主义的根子；共产党与党外人士商量问题，是真主意假商量；党员对非党员是业务上要依赖，政治上不信任；过去是朝庭有人好做官，现在是共产党员好做官！共产党是只准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等。他还用个别的夸大了的事例诬蔑共产党不关心私方人员疾苦。他把阻碍工商业者积极性发挥的原因完全归咎于党的宗派主义，对于工商业者消极一面，却只字未提。
5月24日，向德去北京参加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原意也是就上述内容发言。临行前，他曾召开过一系列的会议，多方搜集向党进攻的材料。到北京后，一看形势变化，连忙见风使舵，讲了一套漂亮话，如说定息是剥削。但据戴子骐揭露，向德在北京寄给他的信中，曾说同意定息二十年。
其实，向德的两面派手法是一贯的。如去年李维汉同志到湖南来时曾问向德湖南中小工商业者的情况。他说中小工商业者生活很好，并拍着自己的肚子说，我就胖了很多。可是他来到北京开会时，代表十八省中小工商业者去见毛主席，却又说中小工商业者生活不下去了，居然在毛主席面前撒谎。省市党委统战部门负责同志，曾向他了解市工商联党员副秘书长的工作情况，他说人很好很负责，但他对工商界人士则说，这位党员副秘书长专政。
向德还是章乃器的忠实信徒。远在长沙市第一届人民代表会上，他就宣扬过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没有剥削的谬论。不久前，在学习政治经济学的小组会上，他又振振有词的说，资本家交出了企业以后，定息就不算剥削了，极力美化资产阶级。
向德还企图使民建组织和工商联脱离党的领导。今年5月16日晚上，民建市委召开机关会员“鸣”“放”座谈会，向德说社会主义改造结束了，民建与共产党没有什么区别。向德曾对人说，长沙市民建会内有些人，总拿统战部作压服别人的工具，我们民主党派组织要独立自主，现在是初脱娘胎学走路，不要事事向统战部请示。
向德解放以来屡次阻碍政治运动，打击积极分子。长沙解放初期，为了支援解放衡阳等地区，长沙市人筹借六万银元款子，由市迎解联合会办理，向德是迎解联合会主席团的主席，负责工商界方面的工作，他对待这样光荣的任务置身事外，站在一边，推给别人去搞。他对各个时期的税收工作也是消极的。1953年自查补报运动，他也把责任推掉，超额和提前完成了以后，他反而说干部是“好大喜功”。认购公债，他也是消极躲避的。对于积极推销公债的干部，总是泼冷水。
向德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真实面目，已经原形毕露，长沙市工商界人士准备对他进行进一步的揭露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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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范朴斋是罗隆基的谋士
刘岱 张淦
根据初步揭发出来的材料，身为国务院参事、民盟中央委员兼宣委会副主委的范朴斋，在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中，扮演了为罗隆基出谋划策，并直接指挥四川省民盟右派分子的重要角色。现在让我们来看他是怎样施展了一切阴险、毒辣的手段，向党进行恶毒的进攻。
罗隆基的谋士
范朴斋和罗隆基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他自己也承认和罗隆基有深厚的“私交”。罗隆基在民盟搞右派小集团，范朴斋一开始就参加了这个小集团，并得到罗隆基的赏识，是这个小集团的支柱之一。据范朴斋自己谈，近两年来，他曾一再向罗隆基献策，要罗隆基伪装进步，多接近左派，并且利用胡愈之同志以便“上楼”，以达到把持民盟的卑鄙目的。范朴斋曾和罗隆基等共同策划“争鸣”月刊的政治方向，主张登载人民日报不要的东西，最好是登那些能够引起天下人一致指责的文章。罗隆基对范朴斋十分信任，无话不谈。反击右派开始时，罗隆基刚从国外回来，罗的亲信赵文璧曾到范朴斋家里密商对策。
范朴斋一贯反对党的领导。早在解放之初，他就主张民盟不要承认共产党的领导。1953年以前，他曾经对别人这样说：“称共产党为领导党，我实在开不了口”。整风运动开始后，范朴斋以为“时机”到了，摆出一副要党向他“请教”的面孔，十分嚣张地说：“如果统战部派同志和我个别谈，我可以谈一个月，如果写文字材料，我可以写五万字”。在国务院机关党外人士座谈会上配合章罗向国务院进攻，恶毒地污蔑“国务院是官僚主义的根源，是官僚主义的制造者”，与陈新桂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产生‘三害’的根源”的反动言论相呼应。
伙同费孝通、储安平煽动知识分子向党进攻
范朴斋在6月5日的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会外之音”与费孝通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相配合，积极地煽动知识分子向党进攻。“会外之音”的腹稿和费孝通、马哲民等右派分子早已事先商量过，而且是由储安平亲自审阅删改的。范朴斋在“会外之音”里肆无忌惮地攻击了党对知识分子的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说：“这些年来的知识分子，……他们许多人却魂魄不安的过日子。”并污蔑做知识分子工作的党员同志是“以势凌人”
“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气质缺乏认识”，来挑拨知识分子和党的关系，煽动他们向党进攻，他还说：“今天全国鸣放，使大家发泄一番，把肚子里的闷气吐了。”他还惟恐知识分子不向党进攻或者进攻不力，又说：“我们知道哑子打人格外手重，就因他平时一肚子闷气骂不出来。既然郁闷很久，一旦倾吐，难免感情激动，说得尖锐一些，这也是情理中应有之事，毫不足怪，更不足惧。”
范朴斋和潘大逵、马哲民等右派分子的关系也是十分密切的。去年民盟右派分子在四川大会师时，范朴斋同马哲民一起恶意诽谤“党不是走群众路线”，“政府和群众的关系是镇压关系”。范朴斋并且帮助潘大逵在四川联系“旧盟友”以扩充势力，对于马哲民、潘大逵到处点火也是积极支持的。反击右派开始后，潘大逵曾到范朴斋家里领教，范朴斋要潘大逵多多揭发章伯钧，借以显示“进步”来掩护罗隆基并保全自己。
打击积极分子，企图孤立共产党
范朴斋对于靠近党的积极分子是极端敌视的，他恶毒地丑化积极分子是“百依百顺”“不带脑袋”只会“揣摩”“鼻子上抹粉”“专做小报告”，“由助手变成‘打手’见人都打”。他公开辱骂卢郁文是“小丑”。甚至在反击右派开始后，他还于6月17日、6月25日两次从北京去信指使四川的右派分子张松涛，借反右派斗争来打击辛志超、肖华清等人。范朴斋恶毒地攻击积极分子，妄图一棍子打死积极分子，以达到孤立共产党的目的。
去年冬，罗隆基在范朴斋家里，向范朴斋、马哲民、潘大逵等分析了当前国内外的形势，罗隆基对于匈牙利事件幸灾乐祸的说：“匈牙利事件以后，苏联整的很被动”，但对于美国的外交政策却备加赞扬。对于国内形势，罗隆基认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提出以后，国内形势有了很大的转变，民盟应该放手发展组织，迎接这个大转变。自此以后，范朴斋更加活跃起来了，在成都曾约了他的小集团——韩文畦、刘堃南、张松涛等到他家去，也给他们作了“时势分析”说：“今后，民盟要独立自主，就要多拉群众，争取选票”，又说：“民主党派过去显不出作用，就是因为党委不放手，今后不放手是不行了。”他并且鼓励他们“要和旧时的同志多联系”，“不要消极”。直到今年6月中、下旬他在北京还用信指使张松涛等人的反共活动。
历史上他干了些什么
范朴斋为什么这样仇恨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呢？他的政治历史对这个问题作了回答。范朴斋是一个政治掮客，曾历任四川潼南等县县长，甘肃平凉行政督察专员，甘肃省民政厅长、秘书长，重庆行营参议等伪职；一贯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生活腐化堕落。解放前，他还和国民党政学系头子张群，青年党头目曾琦、李璜、左舜生等勾勾搭搭，直到现在他对这些人们还念念不忘。
解放前后，范朴斋曾和张志和、潘大逵等在四川搜罗了一些土匪、特务、袍哥、扒手、暗娼、一贯道头子、大烟贩子等社会渣滓，他的企图是什么，那是很明显的了。后来民盟整顿时，清除了这些人，他还非常不满。
范朴斋必须彻底交代
范朴斋在交代问题的态度上是极为恶劣的，非但不肯老实交代自己的反动言行，反而为右派分子作辩护。当全国人民一致痛斥葛佩琦的反动言论时，范朴斋竟公开在参事室为葛佩琦作辩护，要大家“不要以词害意，不要给他们以过分打击”。在章罗联盟被揭发之后，他又积极为罗隆基作辩护，竭力把罗隆基说成是“反蒋拥共”的。在大家揭发了他的反动言行以后，开始他一味抵赖，继而要尽了两面派的花招。他说：“我本意是爱护社会主义，爱护党的”，“我错误地认为社会主义渗透资产阶级民主，才可以避免匈牙利事件的发生。”企图把对党的恶毒进攻，说成为“良心”，“正义”。最后在大量的检举材料面前，虽不得不承认“我是有罪的”，但仍然企图避重就轻，说：“我是自动起来利用整风的机会来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的”，是“自己凑上阵去的”，“与章罗联盟无关”，把参加章罗联盟，为罗隆基出谋划策，有组织有计划的向党进攻说成是“单干”，“自发”。
范朴斋的这种态度是极为恶劣的，必须警告范朴斋，如果不改变这种态度，彻底交代和章罗联盟关系以及一切反动言行，必将自绝于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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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革命妈妈施小妹
在反右派斗争中作了七十次报告
用亲身经历教育群众热爱新社会
新华社上海21日电 六十八岁的老纺织女工施小妹，这几天正在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上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进行说理斗争。
施小妹的头发已经花白，但精神很好。今年5月到现在，她先后在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学院、工商界政治学校和工厂、机关等单位作了七十次报告。她用自己参加革命三十多年的亲身经历，来驳斥右派分子反共和反社会主义的谬论。
施小妹十一岁就进纱厂做工，是上海工人“五卅”大罢工和三次武装起义的参加者，至今身边还保存着一颗她当时向罢工工人发放救济金用的图章。1928年，她自己被反动派追捕得东奔西逃，丈夫被捕，大儿子在斗争中牺牲，两个小儿子也因无人照顾相继而死。她说：“我盼望共产党盼望了二十多年，好容易盼到了解放，现在右派分子想拉我们回到老路上去，我们工人决不答应。”很多工人、学生听了她的报告后，纷纷写信给她，亲热地称她“妈妈”，表示一定要以搞好生产、努力学习来反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进攻。
有一次，施小妹在工商界政治学校作报告，有个学员问她：“农民在革命中贡献很大，为什么中国革命不由农民领导？”施小妹马上直截了当地回答他：“对这个问题搞不通，我看你是假的，你的真心是要资产阶级来领导！”几句话说得那个学员哑口无言。另一个工商业者听了她的报告后说：“现在我对工人阶级的领导才感到口服心服了。”
施小妹本是文盲，在六十岁、上海解放那年她才开始学文化，现在已经能够写简单的讲稿，阅读报纸和一些通俗读物了。她每天至少要读半小时报纸和收听新闻广播。当她知道右派分子在利用共产党整风的机会向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猖狂进攻的时候，她再也忍不住了，就向她所在的街道政府办事处表示：右派分子这样攻击党，我们工人应当讲话。于是，她就日日夜夜地到处演讲革命故事，叫人们不要被右派分子的谎话所蒙蔽。
施小妹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是党的政策的积极的宣传者和鼓动者。她喜欢向人说：像我这样没儿没女的人，在旧社会老早就饿死了。我要用自己的经历教育年青一代热爱党热爱新社会。当她两年前从上海国棉六厂退休以后，出外作报告就更经常了。1952年到现在，她已经做了四百三十次报告，听过她报告的人有六十多万人次。“革命妈妈施小妹”的名字在上海的工厂、学校中几乎是尽人皆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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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用事实驳斥曾宪朴之流的谬论
农业部粮食作物生产总局局长 王绶
在整风当中，农业部门的右派分子曾宪朴（农业部经济作物总局副局长）、沈曾侃等大肆叫嚣说：农业改变耕作制度，问题很大，没有成绩只有缺点。曾宪朴同其他右派分子一样，向党进攻的阴谋诡计是非常毒辣的，他们无孔不入地寻找我们工作中的某些缺点，把它扩大化，概括化，否定成绩夸大缺点，作为向党进攻的武器。现在让我们来检查看看，到底农业改变耕作制度成绩是主要的呢，还是缺点是主要的？
1956年是自然灾害很大的一年，全国水旱灾害的面积，达两亿四千万亩，比1955年扩大近一倍。而粮食的总产量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比1955年增加一百五十四亿斤。当然，增产的原因很多，除了因合作化高潮带来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普遍进行技术改革，扩大土地利用率，党加强对农业生产领导力量等因素之外，改变耕作制度是粮食增产的主要保证。
举例来说，1956年单季稻改双季稻的面积，比1955年增加三千二百多万亩，间作稻改连作稻增加七百多万亩，籼稻改粳稻增加一千一百多万亩。三项改革的总面积，比前三年的累计面积大三倍。1956年的水稻产量，在主要产区——苏、浙、皖三省，因台风侵袭，中稻减产二十亿斤；湖南、江西中稻受旱三千多万亩，其中有三百多万亩颗粒无收，在这样严重灾害的情况下，而总产量仍比1955年增产稻谷八十九亿斤。
1956年各省都普遍的进行了技术改革，成绩也是很大的。例如江西省推行“三变”，增产粮食三亿多斤；安徽省推行“三改”，增产粮食十二亿斤；湖北省推行“五改”，增产粮食八亿多斤；广东省扩大冬种面积，比1949年增产粮食十四亿多斤。
1956年在增种高产作物、薯类、玉米和粳稻，也取得一定成绩。1956年薯类扩大一千四百万亩，玉米扩大四千四百万亩，粳稻扩大一千一百万亩。总的说，在条件适宜，技术跟得上，选用品种得当的地区，一般都增产了。
所有这些事实都说明，党在领导改制问题上是有很大成绩的。当然由于工作中还有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缺点也是不少的。正由于工作中有缺点，所以党才进行整风，改进工作。但是右派分子别有用心，否定成绩，夸大缺点，希图打击党的领导。这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我们坚决要向右派分子进行斗争，不打退他们的猖狂进攻，决不甘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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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乃器吃了咸肉骂火腿
从前有一个人，脾气古怪，死不服输。有一次，他把一只黑壳虫说成是黑豆。别人对他说：“老兄，你错了，黑豆怎么会生脚？”他说：
“管它生脚不生脚，生脚也是黑豆。”这时，黑壳虫爬动起来了，别人说：“你看，它在走路啦！”他一口咬定：“走路也是黑豆！”
你听了这个故事，一定好笑。你会说，天下哪有这种人！我说，但是，类似这种认黑作白的人，今天也有。
你不信，我讲一段章乃器吃了咸肉骂火腿的故事。
1955年间，粮食部长章乃器忽然心血来潮，想吃金华火腿，就写了一封信，附了几块钱，寄给金华食品公司，托公司代买。买火腿就是买火腿，偏偏要卖弄一手，他在信里写成买“南肉”。火腿可以叫“南腿”，“南肉”就是咸肉，和“南腿”是两样东西。公司当然就把金华咸肉寄给了他。他一尝味道不对，就一口咬定金华火腿质量降低了。
1956年，章乃器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身份到金华火腿厂视察。有关方面就向他汇报火腿生产情况，说，1955年已经生产了三十三万只火腿，比解放前1948年的产量增加了两倍多；而且告诉了他，国家拨了大批款子在重点产火腿区兴建了一批有防冻、防虫、防鼠设备的火腿厂，所以，火腿质量也比解放前提高了不少。章乃器不看事实就硬说：“金华火腿没有解放前好吃了。”他这个结论，给金华几个资本家听到了，马上说：“章部长的话不错呀！国营公司是外行，不懂火腿业务。”有的又说：“党和政府不重视火腿生产，是阻碍生产发展的绊脚石。”资本家这样的叫喊，无非是说，你们社会主义搞不好，还是让我们来搞资本主义吧！
金华火腿质量是不是下降了呢？最近金华召开了一次全区专业会议，邀请很多科学技术界的专家和各界人士一道参加，大家到现场去仔细观察，都说，现在的火腿质量不晓得比解放前提高好多。
有人会说，那是误会，如果章乃器吃到真火腿，就不会坚持错误了。我看，这也未必。章乃器这个右派分子，和我们的胃口不同。他对我们社会主义有仇。随便我们搞得怎样好，他也不会说一个好字。跟前面那个笑话一样，即使他看到黑壳虫在爬，还是要说它是黑豆，所以，右派分子不仅是可笑，而且很可恶。 （石红 里跃）
（摘自新闻日报）（附图片）
金华火腿：先生！你不认识我，为何骂我？
刘创予画（原载新闻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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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郭景贤患了反共病
章皆淳
云南东川人民委员会门诊部主治医生、右派分子郭景贤，极力挑拨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但是，他只是徒劳。他的谬论现在已经完全破产了。大家看看他写的这篇恶意的诗吧：
自从入城以来，大小纱帽乱戴， 有的称侯称王，有的州官府官。
老爷坐堂理事，助手站立两边， 下跪知识分子，旧的技术人员。
那些出身不好，那些常发牢骚， 那些历史复杂，那些常反领导，
那些有纯技术观点，总之，不是好人。 与我在屁股上打，打，打，
有的打了八百，有的打了三千。
这是上级帮助，首先承认错误，然后叩谢恩典，从此觉悟提高，……
他的诬蔑还不仅此，他竟然无耻地说：“党跟知识分子的关系还不如法帝国主义统治下的殖民地——安南。”
事情到此就明若观火，原来郭景贤始终不失法帝国主义者的奴才本色。
郭景贤自小就接受法帝国主义的奴化教育。他在昆明中法学校和上海震旦大学共读了十三年书，“对西方物质文明及巴黎生活崇拜得五体投地”。1941年他由震旦大学毕业后，一直干着替人打胎等勾当，牟取非法收入。解放后，人民政府一方面制裁了他的贪污行为，另一方面仍安排他的工作。东川人民还选了他当人民代表。但他竟不痛改前非，不仅在医务工作上玩忽人命，更在整风开始期间向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作了这种恶毒的进攻。由此可见，这个无耻之徒，真正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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扑灭了罪恶的火焰
——潘大逵反动集团在雅安放火自焚的经过
本报记者 丁帆 李策
章罗联盟在四川的据点——潘大逵反动集团，6月中旬，以设在雅安的四川农学院作为“放火”的试点。事前，潘大逵指示这个反动集团的“纵火犯”赵一明，要注意从中吸取经验，以便推广。这个周密布置的阴谋，在雅安市人民坚决反击下，已经彻底破产了！
去年9月，四川农学院从成都迁到雅安，部分师生留恋城市生活，不满意迁院。5月13日，赵一明奉了潘大逵之命，带上章罗联盟的反动政治纲领，来到雅安，和民盟农学院支部主任委员、教授杨志农密谋，抓住迁院问题作为放火的导火线。他们在民盟农学院数次支部会上一唱一合。赵一明说，今天民盟处在新形势面前，要重新估计民盟的地位，今后同共产党不是上级和下级，是独立平等，要求大家考虑问题时抛开党的领导。他提出民盟在学校里要参加设计、施工、排练、导演。他说过去民盟支部帮助打通师生思想，支持迁院决定，是“助纣为虐”。他恶意攻击当时农学院放、鸣情况是“领导不放手，群众不放心”。他说：“你们放，错了也没关系，我们要当炮手。”赵一明临离开雅安之前，又面授机宜叫杨志农去成都找潘大逵。
个人野心家杨志农平时就散布流言蜚语，说杨开渠院长领导不起来，这时更加嚣张，借反对迁院问题，拢络群众，树立个人威信，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并和右派分子、教授夏定友勾结一起，以反对迁院为借口，煽动学生搞大民主，揭开盖子。杨志农公然要求中共农学院党委作出“迁院是个错误”的决定。在民盟支部召开的座谈会上，暗中唆使人发言，反对迁院。中共四川省委统战部邀集农学院教职员去成都参加座谈会。杨志农趁机煽动出席座谈会的教职员坚持反对迁院，并组织人发言，说在雅安建院，“好像把一株树移植到沙漠里”。说：“不把学校迁回成都，说不定要闹大民主。”杨志农甚至情不自禁地说，雅安的“火”已经燃起来了。
6月15日当广播电台、报纸发表了杨、夏的发言之后，学生中的右派分子李德培、杨序贤，共青团叛徒赵彬昌等纠结部分学生立即张贴了大批反动大字报和标语，成立“行动委员会”，积极准备罢课、请愿、游行。赵彬昌并煽动学生丢掉党员、团员身份，参加闹事。李德培在广播中煽动全院学生积极行动起来，搞大民主。提出了坚决支持杨志农、夏定友谈话等七项计划。右派分子控制了学生会和广播器，非法地组织了四个警卫组，监视师生进出学校大门，监视党员副院长郝笑天的行动，还扬言要捆绑党委书记。他们决定要闹到中共雅安地委、选出去成都请愿代表，筹备举行欢迎杨志农、夏定友的大会。这时全校一片乌烟瘴气。
16日早晨，他们派出联络组到雅安市工农速成中学等学校，煽动学生罢课、在街上张贴反动标语，发出“反对最高机关——国务院”，“打倒省委宣传部长杜心源”，“打倒省高教局长康乃尔”，“支持和拥护杨、夏的发言”等狂妄叫嚣。并且威胁市民说，谁要撕掉这些标语，就把谁抓走。当天，他们派代表去成都请愿，有七十多名学生到汽车站买票。售票员为了照顾广大旅客需要，拒绝一次售给他们全部车票，这群学生就又叫来一百多同学，把车站团团围住，要挟售票员售给他们车票。车站职工严词拒绝了他们的无理要求。学生梁伯康等几人摘下学校证章，冒充税局干部，冲进车站经理室，又要挟车站经理售票。附近工人、市民纷纷前来劝说学生不要无理取闹。学生田树伦竟辱骂群众，引起群众极大愤慨。有位老太婆指着自己衣服以自己生活变化当面斥责这些学生。在群众严词斥责下这些学生见势头不好，纷纷逃回学校。他们张贴的反动标语被市民撕个一干二净。
这批闹事学生受到群众正义谴责之后，还不知悔悟，在右派分子操纵之下，立即鼓动几百名学生扣押了地委住校整风工作组的两个干部，说他们是“可疑的人”，“共产党的便衣警察”，“特务”。要揍他们。接着，把他们推来推去，分别带到学生会、俱乐部，非法组织法庭，连续审讯四、五小时。最后强迫他们在右派分子拟好的“口供”上签名，承认他们曾到车站煽动群众，阻止学生请愿代表购票等莫须有的“罪名”。
17日，右派分子反动气焰更加猖狂，大量张贴反动大字报，在广播中辱骂当地党、政府和群众，附近工人、市民忍无可忍，有五、六百群众自发地拥进校内，抗议右派分子的反动行为，撕掉了校内反动的大字报和标语，群众指责闹事学生说：“你们住的是雅安最漂亮的房子，吃的是人民的大米，你们有良心没有？”要求杨志农出来答话。很多群众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歌子。当时右派学生竟诬蔑群众是“伪装居民”，“流氓”，并混在人群中间，打了前来维持秩序的市委书记和市人民法院院长等三位同志。
18日，雅安市群众忍不住愤怒，又到学校内贴了许多标语和大字报，劝告大学生们站在人民立场，要求闹事学生承认错误。经过座谈学生代表接受了群众意见，开始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当天，雅安市政协召开了常委扩大会议，各民主党派负责人，省、市人民代表和列席的工人、农民代表一致驳斥了杨志农、夏定友的反动言论，再一次警告农学院学生不要再上右派分子的当。
从此，全校师生明确了方向，向杨、夏和学生中的右派分子展开了斗争，扑灭了这股罪恶的火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