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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首都法学界披荆斩棘搜索右派
以钱端升为首的小集团和一些右派分子躲藏不住了
新华社21日讯 首都法学界的反右派斗争已取得很大的胜利，揭露出一批右派分子和一个以钱端升为首的右派反动集团。
首都法学界的反右派斗争是法学界座谈会和各政法部门、政法院校互相配合进行的。法学界座谈会从5月27日开始到今天止已开了三十二次会议。在前六次座谈会上，即大鸣大放时期，法学界的右派分子利用帮助共产党整风的机会，向共产党和政府司法工作大肆进攻。到6月11日，首都法学界座谈会即展开了反右派的斗争，法学界中的右派分子就不断地被揭露出来。在法学界本月20日的座谈会上，揭露和批判了右派分子、最高人民法院顾问俞锺骆的反动言行。俞锺骆一贯仇视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他诬蔑人民政府“过去太强调专政，不重视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他甚至恶意地认为“现在的政府不保护公民权利的状况”，还“不如封建王朝和蒋介石”。他对人民政府对惯盗、惯窃等坏分子实行专政“表示反对”。他还诬蔑在审判工作上“罪与非罪的界限划不清”，“出入人罪”。他别有用心地认为产生这种“坏现象”的原因有三点：“无法可依”，“有法不依”和“审判人员判案可以随心所欲”。俞锺骆说现在的司法干部水平“极低”，在“政策掌握上左右摇摆不定”，在“量刑上总是纠左偏右，纠右偏左”。他很赞同右派分子杨玉清要共产党
“下台下轿”的反动言论，认为应该“换班”。俞锺骆是民盟最高人民法院支部的负责人。在大鸣大放期间，他积极活动，企图拉一些对工作不满的人加入民盟，并常煽动青年人向党进攻。
在法学界座谈会上揭发的右派分子中还有法制局财贸法规组副组长吴传颐、北京市司法局副局长楼邦彦和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研究室干部陈建国等。这些右派分子都歪曲、捏造所谓实际工作中的“材料”，污蔑司法工作。陈果夫唯生主义的信徒和传播者吴传颐叫嚣“有法难依”，企图否定人民民主法制。陈建国叫嚣“无法可依，是造成错案的原因之一”，企图否定解放以后的立法工作的成绩。
在座谈会上揭发的右派分子中还有政法院校的教授、讲师，如北京政法学院院长钱端升、北京大学教授王铁崖、现在中国人民大学进修的兰州大学副教授吴文翰、中国人民大学讲师吴宗麟、中央政法干校教员谢怀栻等。他们中有的企图否定司法改革运动的伟大成绩和政法院系调整的积极作用，他们认为在这些工作中，“旧法学人员被一棍子打死”，提出要“招魂”。有的污蔑政法教育事业，说“目前政法界的主要问题是宗派主义”，有些右派分子还恶毒地说：“中国人民大学是教条主义的大本营，中央政法干校是宗派主义的老母鸡，北大法律系是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派出所。”有些右派教授在大鸣大放中暴露了他们的野心。北京大学教授王铁崖想以北京大学历史系国际关系史教研室为基础，把外交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及科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等有关部门，都合并到北京大学，成立一个“大国际关系系”，由他自己做系主任，不要外交部领导。法学界人士在揭露王铁崖的阴谋计划时说，王铁崖的阴谋计划就是想篡夺党在政法教育方面的领导权。王铁崖也曾公开提出取消学校党委制的主张。
法学界中以钱端升为首的右派反动集团在最近已被法学界人士揭露出来了。这个集团的成员有楼邦彦、王铁崖等右派分子。他们共同阴谋策划“院系再调整”，组织“大法学院”，企图夺取政法学院领导权，从而再夺取政法部门领导权。他们这个反动集团是在章罗联盟策划之下进行阴谋活动的。钱端升在大家的揭发下，已承认他是“接受了章罗的领导，走上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道路”。
法学界中的许多右派分子的历史是丑恶和肮脏的。有的做过国民党的特务，有的与美国特务有关系、有的是反共能手，有的是国民党的贪官污吏。曾公开叫嚣要共产党“下台”、“下轿”的右派分子杨玉清就是一个老牌的反共专家。杨玉清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先后担任国民党中央委员、三青团中央干事、伪立法委员和伪司法行政部政务次长等重要职务，是反动党团的骨干分子。1943年，他在重庆国民党反动派集中营的讲台上，对着几百名共产党人和爱国人士进行了“攻心斗争”的反动说教，他还同共产党人和爱国人士进行过“短兵相接的挖心斗争”。法学界右派反动集团中的钱端升、楼邦彦、王铁崖，过去都和美国特务有密切的关系。右派分子俞锺骆是拥有三百多两黄金和万元股票的资本家。在抗战胜利后，他专门为汉奸作辩护律师。
首都法学界还要继续召开座谈会，并将和各政法部门、各政法院校密切配合，进一步深入开展反右派的斗争，以取得彻底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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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煽动学生闹事的阴谋完全破产
北京俄语学院查出右派集团
本报讯 北京俄语学院的右派分子都被师生陆续揭发出来。
右派分子张西神、黄如柏是北京俄语学院留苏预备部的助教。他们以“春雷”黑板报为中心，在帮助党整风的幌子下，进行了一系列的阴谋活动。张西神、黄如柏等曾秘密集会，企图挑起群众不满，殴打党委书记张锡俦和留苏预备部分党委书记朱允一，并要将学生带到街上，煽动市民起来与学生共同行动。但是，在群众的揭露下，右派分子的这次罪恶的密谋活动破产了。
张西神、黄如柏一面污蔑党委领导整风没有信心，一面把他们商定好了的一个所谓“整风核心小组”名单，向留苏预备部教员党支部提出，威胁支部考虑，“这个名单”，企图用群众的压力迫使党委放弃领导权。
张西神污蔑北京俄语学院党委是“乌七八糟一团”，“宗派主义那里都有，党员互相包庇，大小官僚平时一声不响，现在乘反右派大肆报复”。他还诋毁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又说胡风不是反革命分子。张西神与院部党内右派分子谢林密切配合，疯狂向党进攻。他和黄如柏煽动勤工人员和印刷工人“吐苦水”，替他们写大字报，歪曲工人的原意，大肆渲染。
谢林是教师进修班十四班党支部书记。他在整风运动中，煽动群众“吐苦水”。进修班师生在他的煽动下，成立了“小组织”，确定了“秘书长”、“检查组”的成员，和谁搞大字报、谁跟报社联系等。谢林等三人起草发表“宣言”攻击党委，说“党委对整风表示冷淡，放弃领导”、“领导干部之间互相袒护”。谢林先后三次煽动进修班的教师到留苏预备部点火。张西神在光明日报发表的污蔑俄语学院和党委的文章，谢林事前看过，还在稿件上签字，证明张的文章是事实。
谢林出卖党内秘密，与张西神订立攻守同盟。监委找他谈话，他污蔑为“三堂会审”，事后把谈话内容告诉张西神。
现在，谢林的反党言行受到了严厉的驳斥，一时被蒙混的少数人，也都清醒过来，作了检讨和揭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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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西安煤田地质勘探局职工跟踪追击
查出一个隐蔽的右派小集团
本报西安21日电 西北煤田地质勘探局职工搜查出一个非常隐蔽的企图蒙混过关的右派小集团。7月中旬，这个局向局内右派分子蒋承铭进行说理斗争时，他为了转移目标曾经透露说：“你们为什么不抓‘大虾米’，只抓我这‘小虾米？’”在群众追问、启发之后，他终于揭发了地质处技术员陈钟崇这个“大虾米”的反动言论和幕后活动，经过广大职工的进一步揭发，以陈钟崇为首的右派小集团原形暴露了。
这个右派小集团的成员除陈钟崇以外，还有该局146勘探队技术员徐九如和西安煤矿管理局一个肃反中被惩处过的反革命小集团首要分子李戈萍（留机关管制）。这个右派小集团网罗周围一些落后分子，到处污蔑攻击党员和党组织，以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他们造谣说“农业合作化搞糟了，农民生活水平降低了”，“水利事业搞糟了，淮河两岸没有开鲜花，灾民更多”，说什么“修宝成铁路也有国民党的功劳”，诬蔑肃反运动是“冤枉好人，违反宪法”，并且认为“匈牙利事件发生说明社会主义长不了，希望中国很快也来个‘匈牙利事件’”。他们还用密码和代号进行联络。在整风开始以后，他们经常通信，交换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情况，并且互相鼓励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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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在反右派战线上
在反右派战线上
煽动教徒反共未逞牧师外衣下面现出原形
“无神的人（指共产党）不应该管有神的人（指信神的教徒）”。这是河南省郑州市的右派分子、郑州市中华圣公会牧师于沛苍，向党射出的一枝毒箭。
这个披着宗教外衣的右派分子，一贯污蔑诋毁共产党的政策，企图煽动教徒反对人民政府。他把教徒比做“鹌鹑”，说人民政府“已经将‘鹌鹑’捏得喘不过气来”。这个右派分子还到处串连组织别人向共产党进攻。现在，这个右派分子在教徒们的揭露下，现出了原形。
（据新华社讯）
集新闻界右派言论的“精华”于山提出四项恶毒建议
河北日报副刊部于山（共产党员），为了取消党对报纸的领导，改变报纸的政治方向，集全国新闻界右派分子的一些反动言论的“精华”，提出了恶毒的“四项建议”：主张办报照合作社的办法，按工分分配收入；报纸编辑部门的领导干部由选举产生；取消八小时工作制，编辑按质按量完成定额任务后，其余的时间自由支配；在全省办两个报纸唱对台戏。
（本报特约新华社稿）
揭开“同人晚报”的秘密
重庆日报举行过七次大小会议，揭露了以编辑部教育组记者游仲文、文化组编辑杨本泉、财经组记者曹岳霖人等为核心的右派小集团。
这批右派分子一面利用各种“鸣、放”座谈会，大肆攻击共产党的办报路线，一面秘密地筹办“同人晚报”，准备用这张“晚报”来继承资产阶级的办报传统，加强“市民报道”和车祸、火警、杀人放火等一类的所谓社会新闻的报道。他们密商好由曹岳霖在中共重庆市委召开的文化、艺术、新闻、出版界座谈会上公开提出办“同人晚报”的建议，同时由游仲文向文汇报发专电，企图利用文汇报的支持，对中共重庆市委施加压力。他们还到处招兵买马，并打算拉一个共产党员任总编辑，作为装点；还计划聘请重庆文艺界的右派骨干分子刘盛亚写小说，汪子美画漫画。
（据新华社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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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金忠文疯狂叫嚣消灭左派集团
被驳得理屈词穷竟行凶打人
我公安机关依法予以逮捕
新华社沈阳21日电 辽宁省水利局右派分子金忠文在群众揭露和批判他的反动言行的会议上明目张胆地行凶打人，被公安机关依法逮捕。
金忠文是辽宁省水利局的技术员，是一个浸透了资产阶级思想的极端反动的右派分子。他在大鸣大放中狂妄地叫嚷要取消共产党的领导，主张改组党中央。他甚至恶毒地污蔑现在和历史上封建王朝的天下没有什么两样。他还歪曲党的整风运动是借着整风来找右派分子，并且赞扬右派分子们提出的镇反杀人多了的荒谬言论。他扬言说他是旧社会培养出来的，在新社会受改造决不忘本，要“饮水思源”。当水利局的工作人员对他的反动言行进行猛烈反击的时候，他还猖狂地张贴大字报继续散布他的反动主张，荒唐地叫嚣要“冲破”所谓“黎明前的黑暗”。他谩骂辽宁省水利局是被反革命集团所把持，并且公开叫喊要在一定时期内“全部、彻底、干净”地消灭左派集团。
金忠文的反动言行引起了全水利局工作人员的无比愤怒，向他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且在前后四次会议上把他批驳得理屈词穷。但金忠文却毫无悔罪表现，始终顽固不化，坚持他的反动立场和主张。在8月12日批判他的会议上，他仍然说谁不承认他的“真理”，谁就是左派，谁就是反革命集团。他这种丧心病狂的叫嚣，引起了全局工作人员极大的愤怒。当会议主席宣布暂时休会的时候，这个坚决与人民为敌的右派分子竟疯狂地在大庭广众之间行凶打人。因此，公安机关把他依法逮捕。
这个极端反动的右派分子出身于富农家庭，因他的父亲早死，他从小继承父业，他自己也是富农分子。他一直对革命心怀不满。1950年他参加水利工作，在配合某地修飞机场时，曾偷画飞机场地图，被发现畏罪逃跑。被找回后，他诡称有精神病，因而混了过去。今年水利局让他描绘地图，他又把一张绝密军事地图弄得下落不明。在反右派斗争开始时，他就磨刀弄斧，并把妻子迫回娘家，准备行凶。在反右派斗争中，水利局的工作人员曾对他是否有精神病问题作了详细调查，连他的妻子也说没有，并经过医生三次诊断，都断定他没有精神病。（附图片）
——劳驾，请您借个火。
——别客气，自己人。
游允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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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伯钧二十多年的密友
林伦彦也是一个反共专家
本报讯 右派分子华南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民盟支部主任委员林伦彦，在全院教授、职员、学生的批判揭发下，已暴露出他原来是一个披着教授外衣的资产阶级政治野心家。
林伦彦得意地说他和章伯钧是二十多年的老朋友，是和章伯钧“排排坐”的人物。他认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必须由民族资产阶级领导，中国共产党不过是农民军，只能做后备力量。1949年解放大军渡江前夕，他就和章伯钧、曾昭抡等津津有味地研究英国工党的纲领，设计一幅政治蓝图：建立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1948年中共发布“五一”号召时，各民主党派纷纷声明拥护。那时，林伦彦是民革中央委员，起草民革的意见书时，张文、邓初民等力争要在意见书上加上阐明拥护共产党领导、拥护新民主主义的序言，但林伦彦却反对这样做。为了积蓄个人政治资本，那时他还私自发展“特别小组”成员遍及南京、上海、汉口、广东，连托派、特务、反动军官也拉进去了。但是他这张“特别小组”的名单，被民革中央在北京开会时否决了，他自己也受到了严厉的批判，并把他从民革中央委员中除名，他原预料要当上的政协会国委员也落空了。解放初期，他就以一个“失意政客”的姿态“一怒南下”，说什么“曾经沧海难为水，此路不通彼路通，政治不行，教书还有本钱。”
在他的所谓“教书”的时期内，他一直在诋毁共产党的领导。说什么解放后“知识分子是待罪的羔羊”“三害的马列主义压得我们透不过气来。对党所领导的历次政治运动，他也极尽污蔑之能事。
对于林伦彦的反动言行，人们予以有力的揭发和驳斥。华南师范学院副教授曾近义严正地指出：林伦彦直到现在还没有缴械投降。他警告林伦彦说：“切不可把人民的宽容，视为可欺，如果执迷不悟，那便将永绝于人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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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科联一场胜利的论战
揭穿右派分子雷海宗“研究学术”的外衣看透他从根本上破坏社会主义的阴谋
本报讯 在8月13日到17日举行的天津“科联”分会委员会和各专门学会理事会联席扩大会议上，许多人揭露和批判了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九三学社天津分社副主任委员、右派分子雷海宗的反动言行。
雷海宗一贯地披着“学术研究”的外衣，肆意向马列主义进攻。据南开大学历史系讲师魏宏运揭露说：雷海宗在今年4月间公开发表
“马克思主义停留在1895年”的谬论以前半年，就说过“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死时（1883年）就停止发展了。”又说过“马克思主义在1877年（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出版那年）就停止了发展”。雷海宗还曾经对学生说：“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在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就陈旧了，没有参考价值了”。魏宏运说，雷海宗的目的是要从根本上否定马列主义。由于现在马列主义已经传遍了全世界，在我们社会主义阵营各国成了指导思想，他不敢公开否定，便换一种手法，说马克思主义哪一年哪一年“停止发展”，这样来全盘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
天津史学分会副理事长、南开大学教授吴廷璆列举了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人的著作中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的贡献，驳斥了雷海宗所谓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没有发展的谬论。吴廷璆指出，苏联、中国及其他人民民主国家中一般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发展，也是不胜枚举的，而雷海宗不顾事实，硬说马克思主义在1895年以后没有发展，目的在于否认1895年以来马克思主义工人运动在世界各国的发展，否认十月革命的胜利和人民民主国家的建立，否认中国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就。雷海宗连续放出的反动谬论，是企图在“学术研究”的外衣下，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诬蔑马克思主义为教条主义，诬蔑社会主义阵营的科学“薄弱”、“贫乏”，来反对马克思主义，同时吹嘘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发展和“丰富”，企图使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在新中国复辟，最后取消马克思主义。而取消马克思主义，自然就取消了社会主义。这就是雷海宗的反动言论为什么得到其他右派分子的鼓掌欢呼，并且用来作为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
中国哲学会天津分会名誉理事长、南开大学教授冯文潜说，雷海宗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分成两个方面：一是总结工人运动和社会革命运动的经验；一是总结人类全部历史过程中的经验。难道工人运动和社会革命运动就不是人类全部历史过程中的经验的一部分？就不能写在社会科学的帐内？如果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像雷海宗说的那样，根本不是科学的话，我们还有什么可说呢？那我们所建设的社会主义都是盲目的冲动、都是瞎胡闹了。这也许就是雷海宗提出他的荒谬理论的真实企图吧！
雷海宗还采取含沙射影、明枪暗箭的手法，恶毒地诬蔑新中国的成就，诬蔑党和国家的若干政策，挑拨知识分子和农民同党和国家的关系。据南开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杨生茂揭露，雷海宗曾对学生说：“解放后的书没有学术价值，读了使脑筋僵化；就业务观点看，应多读解放前的书”。雷海宗还说：“目前，我们的教育方针太笼统太概念化，不从实际出发，因此不能培养教育出完满健全的学生。解放后，虽然禁止了对学生的体罚，但今天对儿童、青年在精神上的虐待却很严重。”杨生茂问道：我们党和人民政府，什么时候规定过要对儿童和青年实行“精神虐待”的方针政策呢？雷海宗还说，解放以后的知识分子“一般地是一言不发的，或者是只发希望他们发的一套假言”。杨生茂指出，这是恶意地挑拨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河北天津师范学院副院长朱星发言说，雷海宗在今年6月2日所发表的“学术讲演”中曾说：“无论在什么时代，农民都是最善于消极抵抗的；统治阶级只要叫他感到不满，他就会怠工、破坏、故意减产，除了自家糊口外一粒无余。”这简直是对新社会的农民的污辱，而且是对我国农民同工人阶级、同人民政府的关系的恶毒挑拨。魏宏运在发言中也揭露说，在私营工商业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时，雷海宗听说某些商场毁了一些无用的旧书，就说：“这是中国的第二次浩劫，是第二次焚书坑儒”。魏宏运说，雷海宗进行这样恶毒的诬蔑，说明雷海宗对新社会的刻骨仇恨。
雷海宗的一系列的反动言行并不是偶然的，是和他长期以来反苏反共反人民的历史分不开的。魏宏运揭露说，雷海宗曾经说过：“我（雷海宗）在解放前替蒋介石着想，比蒋介石自己还要周到。”朱星在发言中也指出：雷海宗在解放前曾投靠反动头目朱家骅，一直为“战国策”“当代评论”“每周评论”“中央日报”等反动报刊撰写文章，他先后曾发表过一百多篇文章，鼓吹法西斯主义，叫嚣反共反苏。天津经济学会副理事长、南开大学教授滕维藻发言说：雷海宗在抗日战争直到全国解放前夕这一段时期中，除了主编反动刊物、发表反动文章和演说而外，在昆明时还发动西南联大的一批教授联合发表反苏宣言，参加反苏游行，并且上书蒋介石，推荐胡适作行政院长以期“收拾人心，争取美援。”他还给蒋介石献策说，中国只有法西斯化才能“强大”，才能“统一”。雷海宗曾在反动刊物上发表文章诬蔑共产党说：“共产党若剥去外来的名词和口号，不过是一个半秘密半公开的，带有宗教性的，以饿民为基础的割据势力。它的唯一真正特点，就是依附外力与否认国家民族……”。滕维藻说，雷海宗在反共反苏方面，是有理论，有政治纲领，有实际行动，二十年如一日的老牌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