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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社论
没有考上高等学校的学生应该做什么？
今年高等学校统一招生考试的录取通知书，已经开始送发出去，投考的同学们最近几天内就都可以看到了。至于初中和高中录取新生的情况，全国各地都已经陆续发榜了。关于这个问题，本报过去已经发表过评论，不久还要加以评论。现在在这里只谈一谈高等学校新生录取的问题。
今年由于高等学校招生计划比去年减少，而高中毕业生人数和报名参加高等学校统一招生考试的考生却比去年增多，学生来源和招生计划的比例，由去年的一点九比一增加到二点三比一。今年全国报考学生共有二十五万多人，其中本届高中毕业生（包括工农速成中学毕业生）有十八万人，而今年高等学校招生录取名额只有十万七千人，因此有一部分高中毕业生今年要落选。在目前高等学校新生录取发榜的时候，我们愿意在这里向没有考取的同学们说几句话。
大家知道，报考高等学校的人数比较多，录取的人数比较少，这是一种正常的现象。这种现象不仅今年有，而且今后年年都会有。这是因为国家办的高等学校本来就比中等学校要少许多，社会主义国家是这样，资本主义国家也是这样。同时，报考的人数多些，录取的人数少些，可以使高等学校录取新生有一定选择的余地，这对于保证高等学校新生的质量也有好处。
目前由于全国各地开始注意加强对高中毕业生的思想教育工作，许多高中毕业生对升学和就业问题已有了正确的认识。有许多人表示，如果不能升学，就去参加祖国农村的建设工作，作祖国第一代有文化的农民。最近请求到农村去的高中毕业生人数不断增加。他们是高中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的好榜样。
但是，还有不少高中毕业生，没有巩固地树立起社会主义的劳动观点。他们对于就业问题，从个人的爱好和利害来考虑的多，从国家需要方面考虑的少。他们虽然从道理上承认农业是社会主义建设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然而却看不到农业生产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巨大作用和参加农业生产的光明前途。他们片面地认为农村生活苦，因而不愿参加农业生产。有的人说，当科学家、工程师、干部是大前途，下农村是小前途。有的人甚至认为高中毕业生到农村参加农业生产是“屈才”，是“丢人”。他们认为普通劳动用不着文化，认为自己念了高中再去农村未免太可惜。这些思想都是非常错误的。这些思想实质上就是轻视劳动，是一种剥削阶级的思想。今天去农村参加农业生产是一条非常实际的道路。我们今天去农村参加劳动，是要改变祖国农村几千年来的落后面貌。中国农民本来有丰富的生产经验，我们要学习这些经验，吸收这些经验，并且加以提高和科学化。我们要建设全新的完全社会主义的农村，这是一项非常光荣而艰巨的任务。要完成这项任务没有文化怎么能行呢？我们不仅需要有高中毕业生到农村去参加劳动，而且还需要有大学毕业生到农村去参加劳动，这能说是“屈才”吗？当然不能这样说。到农村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是一条有远大前途的光明道路。
还有一些高中毕业生，对升学和就业缺乏正确的认识。他们把升学当作唯一出路。他们报考高等学校未被录取，即使愿意就业，也是挑剔得很厉害，他们表示愿意去工矿、企业、机关，不愿去农村。他们不了解今天需要人的地方是农村；而在工矿、企业等没有进一步发展以前，人员并不缺少。同时，国家机关中的编制也有限制，决不能强求政府安排。许多政府机关中目前还有大批干部要下放到农村去，我们又有什么理由要政府机关再吸收一批人员呢？
有些毕业生对不能升学就暂时自学的办法，也存在着一些不正确的认识，有的学生讲怪话。他们对自学的目的认识不清。有条件的，当然可以经过自学明年再报考大学；但是，一般的还只能经过自学为就业做好准备。而参加生产的同学也可以一面劳动，一面结合生产进行学习，向工人和农民学习。共产党和青年团的乡村组织应该设法指导参加生产的同学进行学习，特别是要从思想上政治上去帮助他们；学生家长和教师以及社会各界也要给予帮助。
也可能有些学生因为没有考上高等学校而产生悲观厌世的心理，或者迁怒于人，认为自己没有考取是教师教得不好。少数坏分子或右派分子更会利用这种情绪，煽动学生对政府不满。因此，有关方面要引起注意，进一步做好思想教育工作，向学生指明一切不利于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都是错误的，使学生识破坏分子和右派分子的阴谋诡计，不要上他们的当，并且要以实际行动回击他们的进攻。
我们知道，知识青年参加农业生产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这是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一件大事。凡是没有考上高等学校的高中毕业生，都应该以积极的态度对待就业和自学问题，尤其是应该踊跃参加农业生产。应该了解，在城市安排就业的只能是少数人，大部分同学只能安排到农村去。因此，凡是有条件的都应该愉快地走向农村劳动岗位；凡是家在农村的同学，应该主动地回乡参加农业生产；家在城市的同学，有自学条件的可以自学，没有自学条件的，应该尽量自己设法或根据当地政府的安排，愉快地到农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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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全国工会积极分子代表在京集会
交流基层工会工作经验
本报讯 全国工会积极分子代表会议昨天在北京开幕。这是我国工会第一次群众性的交流和总结工作经验的会议。会上将总结和交流工会基层委员会和广大工会积极分子几年来积累起来的工作经验，研究和解决当前工会基层工作的一些基本问题，以便把我国的工会工作向前推进一步。代表们将要听取全国总工会关于建立职工代表大会中的工会工作的报告。
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有一千零六十二人。各地区各级工会组织的专职干部和企业党组织、行政的负责人二百六十三人也应邀参加了会议。这许多来自全国二十七个省、自治区和市的工矿企业、交通运输业、商业、教育、金融、合作社等系统的工会积极分子代表，代表着全国各地热心为群众服务的三百万工会积极分子。他们当中有基层工会正副主席；善于组织职工开展社会主义竞赛的生产委员；关心工人生产、生活，积极反映群众意见和要求的劳动保护委员、劳动保险委员、生活居住委员、女工家属委员；也有深受职工爱戴的宣传委员、俱乐部主任、互助储金会主任、组织委员、工会小组长以及小组干事等等。他们许多人都是在生产岗位上完成工作任务后，利用业余的时间从事工会工作，热忱地为阶级弟兄服务。在他们之中，先进工作者和劳动模范就有六百二十九名，占全体代表的57％。
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赖若愚昨天在会上致开幕词。他说：1953年以来，全国工会基层工作积累了许多新的经验。特别是去年中共中央提出在企业中要建立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和职工代表大会制以来，工会基层工作有了更大的发展。他说，研究、总结和推广这一时期的基层工作经验，是当前工会领导机关的一项重要任务。他又说，要总结基层工作经验，就必须总结工会积极分子活动的经验。因为工会的小组和各种工作委员会是工会进行各种具体活动的组织，工会小组和各种工作委员会里的积极分子又是生活在群众当中的工会的骨干，各方面的经验都可以从积极分子身上体现出来。这次会议的目的，就是传播与推广这些经验。这些经验的传播和推广，可以使工会工作更加活跃，工会与群众的关系更加紧密，使它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赖若愚说：目前各地的厂矿企业，正在开展增产节约和先进生产者运动，并且也将展开整风运动，来粉碎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进攻和改进企业的工作，加强工人阶级的团结，使我们在生产和整风的两条战线上都取得胜利。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工业部部长李雪峰在下午的会议上作了关于在工矿交通企业中开展整风运动和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报告。
在上午会议上，五三工厂工会主席齐廷汉介绍了这个工厂的工会组织在1955年下半年以后领导职工对企业行政实行群众监督的经验和对新工人进行教育工作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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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工矿交通企业中进行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
李雪峰强调把阶级斗争和阶级教育结合起来
新华社21日讯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李雪峰在今天开幕的全国工会积极分子代表会议上说，目前，工人阶级要紧密地团结在自己的政党周围，同党一起领导和进行反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猖狂进攻的斗争，同时和党一起进行自我教育和整风。任何人，任何企业都不例外。
李雪峰是应全国总工会的邀请向今天的会议做报告的。报告的题目是“在工矿交通企业中开展整风运动和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问题”。
李雪峰在报告中分析了目前整风和反右派斗争的情势以后说，资产阶级右派利用整风和大鸣大放的机会，来反对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这就迫使我们不能不在整风的同时在同样的规模上，在全国范围内反击右派。这样，阶级斗争和阶级教育就密切地结合在一起。当然，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也是深刻的思想教育。这就是加强社会主义思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和反对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
李雪峰说，现在在全国人民中间正在对这一问题进行一次大辩论。在中央一级机关、各省市、大专学校、民主党派、文教界、科学技术界、工商界都已展开，在农村居民中也已经开始，现在在企业中也就要展开。
李雪峰接着谈到在企业中如何进行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的问题。他说，在企业中进行整风要照顾企业的特点，但是绝不能为企业的特点所限制。企业的特点是生产物质财富的战斗组织，因此在任何时候都不能耽误生产；同时也必须进行整风解决企业中存在的一些政治思想问题，才能把生产搞得更好。为此要做到整风和生产两不误。
李雪峰说，现在有许多企业中的负责同志不信任群众，害怕放手发动群众，借口这样做了以后会影响生产，引起闹事。他们不敢或不愿在企业中发动群众大放大鸣。这是不对的。现在我们应该动员一切干部、共产党员、积极分子，打通他们的思想，使他们打破顾虑，放手发动群众大鸣大放，进行辩论，打击工程技术人员和职员中的右派分子。
李雪峰说，企业中的工程技术人员和职员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但是他们都是知识分子，他们中间有许多人在意识形态上还属于资产阶级范畴，因此与工人群众有许多不同的地方。在工程技术人员和职员中，老干部、工人中提拔起来的干部，和老的、新参加工作的工程技术人员和职员中立场转变较好的一部分，构成了左派。在工程技术人员和职员当中也有右派，他们在各种场合都要顽强地表现自己，影响中间分子，腐蚀工人阶级队伍。在工程技术人员和职员中，中间分子是大多数，他们经过各种革命斗争的锻炼，多数是比较靠拢党和工人群众的。因此，如果正确地对待他们，采取适当的方式和他们谈心，让他们发表意见，这样就能了解他们的情况和我们自己的毛病，这样就能对症下药进行改革；同时要认真解决历次运动中遗留下来的问题。由于他们比较接近实际、接近工人群众，能直接看到我们生产建设中的成就，并且因为他们参与其中，有他们自己的一分成绩和功劳，就比较容易争取过来，一致反对少数右派分子。当然，通过反右派斗争，也会进一步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
李雪峰在谈到在工人群众中如何进行整风的时候说，一切工人，包括杂工和比较固定的临时工都要发动他们参加学习和斗争，上好社会主义的一课。他说，工人群众的队伍中大体上可以分为三部分。一部分是解放前的老工人，他们在旧社会中受过折磨，解放以后经过历次运动的锻炼和考验，一般讲是企业中的骨干。另一部分是解放以后参加到企业中来的，他们受过民主改革和总路线的教育。第三部分是1954年以后参加企业工作的，没有经过激烈的阶级斗争的锻炼和阶级教育。因此，我们应该依靠老工人，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骨干作用，用他们的阅历和经验教育新工人，从各方面向新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进行教育。
李雪峰说，在工人群众中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内容和学校机关大辩论的政治内容一样，主要是两条道路的辩论。特别着重对所有工人进行工人阶级的地位和任务的教育，使工人群众包括老工人在内，明确工人阶级的地位在我国是领导地位。要大大宣传工人阶级的优良品质和优良传统，要用革命的英雄气概、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实际来武装工人阶级。在政治大辩论的基础上，还要在企业中解决几个工人群众的切身问题。这些问题是：生活改善和生产发展的关系；民主和集中，自由和纪律的关系；个人和国家、集体的关系；工农关系，城乡关系。他说，经过大辩论以后，还要在纯洁工人阶级思想的基础上纯洁工人阶级队伍。
李雪峰最后谈到企业经过整风以后改进工作的问题。改进的重点应放在企业的制度和领导作风上。同时应着重解决党群关系、干部和工人群众的关系，特别要帮助工段长，改进和工人群众的关系。同时企业党委要加强对工会的领导，使工会在整风运动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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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芬两国人民的友谊
芬议会议长欢宴我代表团
新华社赫尔辛基21日电 芬兰议会议长法格霍姆8月20日举行午宴，招待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团。芬兰总理也参加了宴会。
法格霍姆在午餐时代表芬兰议会向客人表示衷心欢迎。他说：一年前访问中国的芬兰议员们向芬兰议会传达了在中国获得的良好印象，并且高度赞扬在访问中国期间受到的周到的招待。他们对中国人民为提高生活条件而进行的巨大工作深表敬佩。法格霍姆表示：将尽力使代表团在访问中获得愉快和丰富的印象。
赛福鼎团长接着致词，对芬兰议会和芬兰人民表示衷心的敬意和亲切的问候，并且对给予代表团的热情欢迎表示深切的感谢。
赛福鼎说：中国和芬兰的距离是遥远的，但是由于两国人民都有增进中芬两国友好合作和维护世界和平的愿望，地理上的阻隔并没有妨害两国间不断发展着的经济和文化交流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过去几年中两国代表团相互的友好访问在两国人民中留下了良好的印象，特别是以苏克西莱宁先生为首的芬兰议会代表团在中国的友好访问大大增进了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
他表示相信：在法格霍姆议长的关怀和芬兰人民的热情帮助下，代表团作为中国人民的使节在芬兰所作的友好访问将获得预期的成功，在增进中芬两国的友好关系方面将起良好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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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芬议长和总理接见我代表团
新华社赫尔辛基21日电 芬议会议长法格霍姆8月20日接见了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团。在接见时，代表团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送给芬兰议会。
代表团全体人员接着参观了议会大厦和正在进行的议会讨论。
随后，芬兰总理苏克西莱宁在官邸接见了代表团全体人员。苏克西莱宁总理和赛福鼎团长作了亲切诚恳的交谈。赛福鼎说，中国政府和人民对芬兰政府奉行的和平中立政策有崇高的估价。中国人民非常珍视中芬两国的友谊。
苏克西莱宁说，芬兰人民希望和平，希望生活在各国人民的友好和睦中。他还谈到他去年访问中国的印象，并且对中国的文化表示敬慕。
新华社赫尔辛基21日电 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团团长赛福鼎8月20日到达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后，在机场上发表了书面讲话。
他在讲话中首先感谢芬兰共和国议会邀请他访问芬兰的盛意。他说：我们代表团带着寻求和平和友谊、寻求知识的真诚愿望，到芬兰作十天的访问。我们将尽一切努力，加强中芬两国国会的友好联系，增加中芬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维护我们共同关怀的世界和平事业。
赛福鼎表示希望代表团的访问将同去年芬兰议会代表团在中国的访问一样，获致圆满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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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立志下乡当农民
武汉许多中学毕业生要求参加农业生产
新华社武汉21日电 武汉市应届中学毕业生纷纷报名要求到农村去参加农业生产。昨天武汉市各中学发布了今年升学考试的录取名单以后，绝大部分未被录取的学生也都能以正确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出路问题，许多毕业生已报名要求参加农业生产。据十三所中学的初步统计，报名或要求到农村参加生产的高中和初中毕业生已有三百多人。
走进各个中学校里，令人感到一种热烈的气氛，红绿纸写的到农村去的申请书和决心书贴满了四壁，用大红纸写的“报名站”前，不断地有人来领取下乡申请书。市二中还没有开始正式报名，就有二十六名高中毕业生表示了到农村去参加生产的决心。市三十九女中在开始报名的第一天，就有五十二个毕业生报了名，立志下乡当农民。市三十七中已经有十九个毕业生在8月8日下乡参加农业生产，现在又有四十人要求下乡。毕业班的共青团员还在团支部大会上通过决议，向学校党支部和团总支提出保证，表示要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去当一个有文化的农民。
家在农村的毕业生，有的已经动身回乡，市三十中就有七人已回乡参加生产。市工会联合会主席赵铁夫的儿子赵振才，是市二中的应届高中毕业生，他已经坚决表示：如果考不取大学，就回河北老家参加农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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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个高中毕业生的荣誉
共青团员李银屏原是浙江省兰溪县新兰中学1955年的高中毕业生，1956年春季参加了兰溪县马涧乡第一农业社，担任畜牧工作。一年多来，她在工作中兢兢业业，刻苦钻研，成了一个优秀的兽医员。她管理的四百多头母猪和肉猪，从去年8月份到现在，没有一头死亡或生病。 徐永辉摄（新华社稿）
这是猪舍和“运动场”的一角，也是李银屏创造的家畜“无病场”。
李银屏为母猪进行“接生助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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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上海人大预备会议斗争章罗联盟在上海的主要骨干
孙大雨面红耳赤丑态毕露
新华社上海21日电 新华社记者张家炽报道：章、罗联盟在上海的主要骨干分子孙大雨，这几天在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预备会议上被代表们驳斥得面红耳赤。8月17日孙大雨在预备会议上向代表们作了第一次“检讨”，承认他是一个“十足的右派分子”，“犯了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罪”，但是他拒绝交代和章罗联盟的关系，并且在这个所谓“检讨”中继续向党、向人民进攻。
含血喷人，诬告党员干部和进步人士为反革命分子
孙大雨是复旦大学教授。在章罗联盟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中，他担任着一个非常迷惑人的特殊的角色。解放以来，他一直以装疯卖傻、血口喷人的姿态在各种场合诬告、诽谤文教部门的党员负责干部和党外进步人士是“反革命分子”，去年12月20日他在市政协会议上诬告市高教局局长陈其五、中共复旦大学党委书记杨西光以及教授漆琪生、作家章靳以等二十多人为“反革命集团”，并且几次向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人提出诬告信。整风开始以后，孙大雨更加疯狂起来，6月6日，在中共复旦大学党委召开的整风座谈会上，他又提出大批“反革命”名单，说解放日报社和新闻日报社内部也有“反革命集团”。7月3日与5日，他继续扩大名单，诬指司法部部长史良和上海市副市长金仲华也是“反革命分子”。孙大雨这种血口喷人的无赖行为，上海市市长陈毅和其他党政领导人曾几次给予劝告，但他置之不理，反而变本加厉。到现在为止，被他诬指为“反革命分子”的已经达六十多人。
孙大雨在大鸣大放中向共产党猖狂进攻时显得十分猖獗，他声称“就是摔死跌死也要来参加整风座谈会”。可是在反右派斗争展开后，孙大雨忽然“病重”了，两个月来他一直躲在茂名公寓十八层大厦里，拒绝出来交代他的罪行，也不敢出席复旦大学举行的反击右派分子辩论会。8月15日上海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开会，孙大雨还想再一次装病请假。他的无理要求被拒绝后，他才不得不装着一付弱不禁风的样子，一手支着手杖，一手由人扶着出席了会议。列席代表刘德中当场戳穿了这个右派分子的花招，他宣读了医院最近给孙大雨所作健康检查的结果：“孙大雨体重一百七十八斤，内科检查正常，X光透视心肺正常，神经科检查正常”。医生最后给孙大雨的结论是：“可以游泳”。面对着这个身躯壮硕、步履蹒跚而又“可以游泳”的右派分子，全场代表发出了一阵鄙视和轻蔑的笑声。
8月17日孙大雨在会上作了第一次的“检讨”，一面承认自己是十足的右派分子，一面却把诬告大批党员干部和进步人士为“反革命”的罪行说成是因为对党“赤胆忠诚”，“死抱着‘愚忠’不放”，因而思想上“主观主义”、“逻辑简单”，“把党和政府认为好人的人当做了反革命分子”。他还洋洋得意地说：如果再此下去，就会成为“思想战线上的唐·吉诃德”。孙大雨的“检讨”引起了与会代表的极大愤怒。许多代表当场揭露，孙大雨在所谓检讨中，依然玩弄他的“我是革命的，反对我的都是反革命”的手法来向党进攻。孙大雨还应用“你们认为好人，所以我承认错了”的逻辑来蒙混过关，阴谋将来反攻。
孙大雨诬告这么多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是“反革命”，并不是因为他是个黑白不分的疯子。据代表们在17日和19日两天的预备会议上揭露，这完全是章罗联盟向党、向人民进攻的一种“战术”。而采取这种“战术”，是企图混淆是非，制造混乱，破坏肃反运动和党对知识分子的团结改造政策，以达到他们陷害党的干部和党外进步人士，实现推翻党的领导的阴谋。代表漆琪生等指出，孙大雨制造的“黑名单”完全是章罗联盟上海右派集团的集体创作，这些名单中，有的人孙大雨根本不认识。据这个右派集团的骨干分子陆诒交代，他和集团中的右派分子王造时、彭文应、张孟闻等都参与了这个阴谋。去年孙大雨在市政协会议上作了公开诬告发言的当天晚上，他们就在孙的家中开会商议对策直到深夜。代表们还揭露，在有关部门准备调查处理孙大雨的诬告时，这个集团中的右派分子到处为孙撑腰。右派分子王造时、孙斯鸣替孙大雨找法律根据，说资本主义国家都有议会民主，议会上发言是“不负法律责任”的。这个集团的另一分子陈子展对孙说：“他们要砍你孙大雨的头，我陈子展的头先伸出来”。孙大雨向中央提出的诬告信不但在上海的右派集团中商讨过，而且还亲自带到北京与罗隆基、顾执中研究，并且得到他们的支持。
代表沈体兰等以事实揭露，早在1947年解放前，罗隆基曾指示孙大雨要把受共产党地下组织领导的“大学教授联谊会”抓在手里。于是孙和彭文应、陈仁炳等提出要求改选“大教联”领导机构。但他们的阴谋并未成功。在解放初期的一次改选中，孙大雨失掉了“大教联”代理主席的职位，由此他便捏造“大教联”中党的负责人李正文及其他进步教授章靳以、漆琪生等为国民党CC系统的“公馆派”。解放以后，他继续不断地用这种手法来破坏思想改造和肃反运动，说“思想改造改糟了”，说“肃反是肃革”，肃了革命分子。在胡风反革命集团破获后，他又放出空气说“这些人都是装进步的，以后对满口马列主义的人要小心”。潘汉年反革命案破获后，孙大雨和这个右派集团认为机会到了，他们共同草拟了“反革命”名单，把一大批党的干部和进步人士列入潘汉年集团中去，企图把他们一网打尽。另一方面，孙大雨在1955年10月复旦大学肃反运动刚开始不久，就谎称被冤枉为反革命分子，称“病”不再来学校教书。两年来他拿了国家的一万一千元（每月工资三百零二元五角，房租津贴一百六十元），却从未教一堂课。据代表们揭露，在肃反运动中从未有人说他是反革命分子，可是孙大雨两年来一直装着受委屈的样子以取得别人的同情，另一方面却更加积极地和右派集团中的分子进行反共反人民的活动。
在党的整风运动开始后，孙大雨的“病”忽然好了，他不但在6月6日中共复旦大学党委召开的整风座谈会上发表了长达一个多钟头的血口喷人的发言，而且还在第二天的教授座谈会上得意洋洋地宣称：“中国毫无问题有这样的情况（指匈牙利事件），只是没有爆发出来”。他还写文章给文汇报，要求处分领导高教部门肃反运动的党员负责人，并建议把他们“隔离开来生活”，“作书面详细交代”。孙大雨这一时期内的猖狂进攻，正是章伯钧、罗隆基在北京召开六教授座谈会，妄想中国出现匈牙利事件和罗隆基提出“平反委员会”的时候。孙大雨的论调和进攻步骤，跟章伯钧、罗隆基完全一致。
自吹是进步教授，二十七年来却一直是个反动角色
孙大雨解放以来一直标榜自己是“进步教授”，对革命有“功”，但两天来代表们提出充分的事实证明，孙大雨二十七年来始终是一个反动角色。1930年孙大雨从美国留学回来，就参加了新月出版社和新月诗刊，成为“新月派”的“诗人”，与胡适、罗隆基、梁实秋等在一起，攻击鲁迅等进步作家。1942年，孙大雨由国民党文化特务张道藩介绍到中央政治学校教书。同年又由孙科、梁寒操介绍加入国民党。以后他勾结CC派骨干、伪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周经熊活动伪立法委员未成，就在1946年经罗隆基介绍加入民盟。从此孙大雨便成为罗隆基反共亲美路线的忠实执行人。在1947年和1948年，正当罗隆基勾搭美国，要求美国给他美援来实现他的反共政治阴谋时，孙大雨、彭文应就在“大教联”中竭力宣扬罗隆基的路线，后来孙大雨亲自草拟一份英文的备忘录去见杜鲁门的侵略特使魏德迈。这一出卖祖国的可耻行径，孙大雨却一直吹嘘是他在美国人面前反蒋，是对革命的“功劳”。在参加民盟和进步的“大教联”后，孙大雨还继续与朱家骅、陈雪屏等反动头子勾结。
解放以后，孙大雨继续坚持仇视党、仇视革命的立场。他诬蔑“无产阶级一无所知，共产党没有知识分子，既不能领导革命，也不能领导建设”。他还诬蔑新中国没有自由，说“解放后民主还听到过，自由却没有听到了”，他甚至仇恨学生中的党员和团员，故意在考试时压低他们的分数。孙大雨还在教学改革中散布诬蔑苏联的言论。
作家章靳以等还在会议上戳穿了孙大雨的“诗人”和“莎士比亚专家”的真面目。原来这个“专家”只翻译过一本莎士比亚剧本“璃琊王”，而孙大雨的所谓“诗人”却是一个见钱如命的人物，灵魂中充满了铜臭。在反右派斗争后复旦大学几次派人要他出来交代，他躺着装病不见人，但听说送工资、送稿费来，就立刻爬起来了。最近复旦大学编译部用了他一篇稿子，孙大雨一定要最高的稿费，并且每页稿纸要多算八十个字。他给文汇报写了一篇文章嫌稿费太少，吵到文汇报去查账，看是否比别人给的少，文汇报只好多给他些钱了事。孙大雨曾诬蔑新社会“没有什么感情”，据代表们揭露，孙大雨自己才真正是个“六亲不认”的人物。有次孙大雨的母亲向他要些火油，孙大雨竟说：“先交钱，后交货，否则不给”。复旦大学一位教授某次向孙大雨借一块钱交民盟盟费，第二天孙大雨就寄明信片给他，要他立刻把一块钱交邮局寄去。
人民让他住上十八层楼
他要把人民踏到十八层地狱
在17日、19日两天会议上，工人代表卫雪珍、吴良先、胡伟康等对孙大雨的反动言行进行了说理斗争。申太染织厂工人代表王启发说：孙大雨说肃反是“肃革”，证明孙大雨是完全站在反革命分子的立场上说话。南洋烟厂女工代表卫雪珍等驳斥了孙大雨的“工人阶级没有知识”、“不能领导革命”、“不能领导建设”等谬论。卫雪珍说：我们厂里一部车子两个半工人生产，每年可以为国家创造一百一十六万元的财富，而两个半工人每月只要一百七十元。她责问孙大雨：你每月拿了国家四百六十二元，可买大米三千多斤。两年拿了一万多块，你到底为人民做了些什么事？有的代表说：人民把孙大雨送到十八层楼上去（孙大雨住的十八层楼的公寓是政府照顾高级知识分子住的），孙大雨却要把中国人民踏到十八层地狱里去，搞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复辟阴谋。孙大雨完全是忘恩负义之徒。
孙大雨在代表们的严正驳斥下脸红耳赤，低头不语。代表们要孙大雨再作老实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