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克服教条主义投入反右派斗争
陈其通 陈亚丁
自从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扩大会议上，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到现在虽然只有五个多月，但这五个多月可决非寻常。
党在这五个多月中，领导着一场巨大的、关系国家命运的、胜利的斗争。这一斗争一方面是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另一方面，对资产阶级右派利用整风向我党的猖狂进攻，进行了胜利的反击，这是一场决定国家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尖锐的阶级斗争。
五个多月中，我们过着紧张的政治生活。在党的领导下，我们接受着教育，经受着考验。在一日千里、错综复杂的斗争生活中，虽然我们的思想不是一下子就能跟得上的，有时甚至感到很吃力，但由于有党的正确领导，我们还是迈着正步跟上了战斗的队伍。
革命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试金石。对这样一条平凡的真理，我们又一次得到了深刻的体验：
这一场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胜利的斗争，这一场关系国家两条道路的根本问题的大辩论，给了我们平常在书本上所不易得到的教育：一条是提高了阶级觉悟，它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一条是认识了教条主义的错误，它同样也不是抽象的，而是以党所领导的全国人民同资产阶级右派斗争的实际经验证明了的。
过去，我们自信自己是唯物主义者，我们似乎也知道真理不怕别人反对，真理愈辩愈明的道理，但当革命斗争的实际问题摆在面前让我们来解决的时候，却证明了我们并不真正懂得这个道理，我们并不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
过去，我们只是一般地懂得革命的人民群众是一切力量的源泉，解决任何一个革命斗争的实际问题，都必须走群众路线，作为一个共产主义者，他对革命斗争的必胜信心，就是建筑在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和对革命的人民群众的无限信任和无限忠诚的基础之上的，但当革命斗争的实际问题摆在我们面前让我们来解决的时候，就证明了我们并不真正透彻地懂得这个道理，在任何问题上都能坚持群众路线。
因此，去年当我们看到了一些在文学艺术方面的右倾的思想观点和消极现象的时候，就对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产生了怀疑，采取了与党的政策在方针上和方法上都是相违背的“怕放”和“独鸣”的错误观点，阻碍了鸣放。同时，在解决某些文学艺术的具体问题上，也同样暴露出一些教条主义的理解。作为共产党员来讲，这是一种严重的错误。
许多同志对我们所写的“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一文进行了正确的批评，指出了我们的主要错误是：一，对党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后文艺界的情况，作了错误的估计，我们没有看到起主导作用的积极的现象，而把一些次要的消极现象，不适当的夸大了。从而对党的鸣放政策产生了动摇；二，我们所批评的那些消极现象，也并没有完全看准，其中有一些并不是或者至少并不完全是消极现象，如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问题的讨论、创作题材问题的提法、传统剧目的挖掘整理、讽刺作品的增多等，这些都不能笼统地说是消极现象；三，对待某些错误的思想观点，不是贯彻执行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采取说理的态度、辩论的方法来求得解决，而是采取了简单化的、粗暴的态度，压服的方法，充分暴露了我们思想上的“左”的教条主义的倾向。我们完全接受这些正确的批评。
实践是考查每一个人的试金石，五个多月来的形势发展就证明了，同时，也使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了我们的错误。事实告诉我们：我们不是够格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是沾染了较多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
现在在我们面前提出了两个任务，一个是虚心地听取来自各方面的正确的批评，努力学习，克服教条主义，坚决地、正确地执行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这是一个自我改造的任务；另一个是积极投入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这是一个保卫马克思主义、保卫党、保卫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阶级斗争的任务。我们认为两个任务是一致的，只有克服了教条主义，才能正确地执行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才能有力地粉碎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比较好地完成一个共产主义战士所应该完成的任务。
我们要坚决克服教条主义，这和资产阶级右派以反对“教条主义”为名，实际是反对马克思主义当然完全不同。我们反对教条主义是为了保卫和发展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资产阶级右派则是为了打倒马克思主义，两者的界线必须划得清清楚楚。
单就文艺界资产阶级右派的反动言行就可以证明这一个论断。
文艺界资产阶级右派的反动言行有千百条，但异曲同工，归纳起来不外几个主要的法宝，而这几个主要的法宝，又大都包着一层反教条主义的糖衣。
他们的第一个法宝叫“你不懂，让我来”。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们到处都把自己描绘成无所不懂、无所不能的天才，却把党和党在文艺事业方面的各级领导人员，都描绘成一群没有文化的、不学无术的、才能低劣的、顶多是只会背诵几句马克思主义，只会搞点政治的人。
特别要提一下的，是他们怎样攻击部队的文艺工作。
谁都知道，我们革命的文艺是在党的领导之下发展起来的，我们革命的文艺队伍，是由许多共产党员作家和非党的进步作家组成的。由于我国革命武装斗争的特点，在我们人民军队中，从一开始就发展了文艺工作。并且一直当作部队政治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有力的助手来看待的。抗日战争以后一直到解放战争时期，一大批作家到了延安，到了敌后根据地，并有不少文艺工作者参加了部队，在人民战争的火焰中受到了严峻的锻炼，他们写出了反映我国伟大革命斗争的优秀作品。
但资产阶级右派却把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说成是“教条主义的统治”，认为我们没有文艺，有的只是“公式化、概念化的历史”，这样，几句话就全盘否定了我们革命的文艺。
对部队文艺工作就攻击得更加厉害了。资产阶级右派首先把人民的军队都看成是粗野的、没有文化的，好像我们革命军人的长处就是还能打仗，短处却是愚昧、没有文化。因此，认为军队的特点就是与文艺不能相容的。他们把部队中文艺工作者与政治机关领导之间的关系，说成是“秀才与兵”的关系，叫做秀才遇见兵，有理讲不清；把部队政治机关对文艺工作的领导说成是教条主义加军阀主义，叫做“用武化来领导文化”，“用带兵的方式”领导文艺。
这真是对党所领导的文艺事业，对人民军队和人民军队中的文艺工作的天大的诬蔑。
我们的军队是没有文化的军队么？看怎么说，这中间存在着两种标准，一种是资产阶级右派的标准，按照他们的标准，他们会认为美帝国主义的军队是最有文化的军队，因为美帝国主义的军队里有他们所爱好的美国式的“文化”；另一种标准是我们人民的标准，我们认为美帝国主义的军队是最没有文化的、野蛮的，而且是敌视文化的，这是美帝国主义军队所代表的腐朽的、反动的阶级性质所决定了的。而我们人民的军队，才是最重视文化、最有文化、每天都在提高着文化素养的军队，这也同样是由它所代表的阶级的先进性所决定了的。我们决不能容忍资产阶级右派对人民军队的肆意诬蔑。
资产阶级右派之所以这样来恶毒地形容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包括部队政治机关对部队文艺工作的领导，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你不懂，让我来”，企图取而代之。提出的口号和方法就是“把文艺交给文艺家领导”，“党委不能干涉业务”，“把领导业务的权力交给艺委会”，让文工团“自治”，领导上无权过问。倒底是把文艺交给什么样的文艺家呢？当然不会是“教条主义”的“红色文艺家”，而是资产阶级右派所称赞的“真正的文艺家”，也就是资产阶级右派的“文艺家”们，并由他们组成艺委会来代替党委的领导。
那些所谓“真正的文艺家”们倒底有多大才能呢？他们到底懂些什么呢？我们都还熟悉我国资产阶级文学的历史，他们所创造的只是些以腐朽的个人主义思想为中心的，带有买办和封建色彩的文艺，即便其中过去有个别人确有才能，但他们的所谓“才能”由于没有和人民结合的原故，也很快就雕萎了。
他们的第二个法宝叫“一团糟，快下台”。
资产阶级右派为了证实共产党人确实无能，就拿出了这第二个法宝，既然党所领导的文艺事业是一团糟，毫无成就，有的只是“千篇一律的，平庸的作品”，“没有戏的戏”，“70％以上赔钱的”电影，也没有培养出新的有才能的作家和新的有才能的艺术家；既然全国解放以来，老作家没有写出新的作品来，新作家也在“教条主义的束缚”下写不出“真正大胆干预生活的作品来”；既然一切所谓“坏事”都是由于党的领导造成的，那么，必然的结论就是：“你们搞的一团糟，还不赶快下台等待何时”？
我们文艺事业的成就，是在党所领导下的千百人的创造和劳动，是人民的财富。尽管我们有些缺点，尽管我们绝不满足，但我们能容忍资产阶级右派对我们光荣而神圣的劳动的这种恶毒的描写么？他们否定的不仅是党的领导，而且是整个的革命，全部革命作家、艺术家多少年的辛勤劳动。
他们的第三个法宝叫“要自由、要民主”。
资产阶级右派装做最主张“创作自由”的人，他们宣称“教条主义者们”限制了他们的“创作自由”，所以就非奋斗出个“自由”来不可。
在他们看来到底有那些不“自由”呢？文艺要为政治服务是第一个不“自由”，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是第二个不“自由”，强调深入生活、改造思想是第三个不“自由”，不好的作品要受批评，毒草要被拔掉是第四个不“自由”，诸如此类等等。总之一句话，文艺要服从党的领导，要为社会主义服务，放和鸣要有六条政治标准，在他们看来是最大的不“自由”。
其目的就是：要把文学的党性原则加上个教条主义的大帽子反对掉，换上一个“自由”的原则，好在资本主义的“自由”的原则下，搞资产阶级文艺。
他们感到文艺工作有党的领导就不自由，他们向往绝对的自由和无限制的民主，他们厌恶集体生活，厌恶组织性、纪律性，企图使党所领导的统一的文艺队伍变成一盘散沙，借以发展小集团，达到搞“裴多菲俱乐部”的目的。
这三个法宝是资产阶级右派在所谓“反教条主义”的口号下，向社会主义的文艺事业猖狂进攻的武器。
用马克思主义反对教条主义，我们是全心拥护的，用披上反教条主义外衣的资产阶级思想来反对马克思主义，我们是要坚决反对的。资产阶级右派打着反教条主义的旗号，利用整风企图篡夺党对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领导权的阴谋，在党和拥护社会主义的作家、艺术家和广大人民面前，是注定要失败的。
作为部队的文艺工作者，特别值得我们警惕的是资产阶级右派不仅在用上述三个法宝向部队的文艺工作进行了猖狂进攻，企图从思想上来瓦解我们的文艺队伍，而且已经公然胆敢伸手，拉拢部队的作家和演员，企图里应外合从组织上来瓦解我们的文艺队伍，例如：右派分子吴祖光就曾经企图拉拢部队的作家入他的伙，参加他的所谓“同人刊物”；右派头子罗隆基直接指挥下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右派分子文燕、戴涯竟敢到总政治部文工团来发展民盟盟员，并企图把话剧演员从部队中拉出去，去参加他们所谓“恢复中国旅行剧团”的罪恶计划。虽然他们的阴谋并没有得逞，但亦不能不引起我们部队文艺工作者的严重警惕。我们要和全军文艺工作者团结一致，坚决斩断一切胆敢伸向部队文艺队伍的资产阶级右派的罪恶的黑手，巩固我们的文艺队伍。8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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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什么是我国出版事业的传统
倪子明 王城 王仿子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人民出版事业进攻的手法之一，就是把自己装扮成出版传统的保卫者。右派分子曾彦修叫嚷说：“对过去出版工作经验好像一古脑儿抛弃了”，“把我国所有编辑、印刷、出版的一套制度彻底打垮”了。右派分子萧乾、张友松等，则尽量对旧中国的出版商唱赞美歌，说那时的出版商“非常尊敬作者”，“一丝不苟”。而今天的出版社在他们看来，则是“出奇的马虎、踞傲”，“对著作人的权益漠不关心”，是“老爷作风，特权思想”，是“终日瞎忙，劳而有罪”。总之，在这些右派分子看来，出版工作是“今不如昔”。因此，他们就异口同声地叫嚷着要恢复所谓出版的传统，而究竟什么是我国出版事业的传统呢？他们却含糊其词，没有讲出个所以然来。他们的弦外之音，无非是借着继承传统的招牌，贩运他们恢复资本主义道路的私货罢了。
为了揭穿右派分子的阴谋，免得有些人被他们的飞沙走石迷了眼，有必要分析一下，到底什么是我国出版事业的传统，我们应该用什么态度来对待这些传统，解放后是不是把所有传统一古脑儿抛弃了？
近代出版事业和新闻事业虽然不完全相同，但在本质上说，都是阶级斗争的工具。革命的进步的出版事业，他们自觉地为革命的进步的社会势力和集团服务；反动的落后的出版业，他们总是为反动的落后的社会势力和集团服务。有些中间性质的出版业，则动摇于两者之间。因此，没有什么抽象的笼统的所谓传统，要研究出版事业传统，首先就要明确区分革命的进步的和反动的落后的两个方面。
革命的进步的出版传统，首先表现在出书的方向和内容上。他们以宣传革命理论和进步思想，鼓舞人民群众向反动派进行坚决的斗争为自己的首要职责；同时，他们也注意介绍外国先进的学术思想、科学成就和进步文化，保存和传播祖国优秀的文化遗产。这种革命的进步的出版传统，从清朝末年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起，1895年康有为、梁启超就曾经利用强学书局出版书刊，宣传在当时具有进步意义的维新思想；其后又有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猛回头”等书出版，鼓吹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在当时起了很大进步作用。“五四”以后，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革命的进步的出版事业出现了新的面貌，开始以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传播社会主义思想为自己的重要任务。毛主席在长沙创立的“文化书社”，为这种新型的革命出版事业留下了光辉的榜样。早在1921年和1922年，党就直接在上海和广州先后成立了“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如“共产党宣言”、“工钱劳动与资本”等经典著作。另一方面，革命的知识分子，在党的领导下或影响下，也办了一些进步书店，出版了不少马克思主义著作和进步的文学作品。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以后的艰苦年代中，不管在革命的根据地或是在白区，革命的进步的出版工作者，依然举起战斗的旗帜，出版了更多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并且十分注意革命理论的通俗宣传，鼓舞了广大人民革命斗争的意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党和国家直接来领导出版事业，上述的出版事业的战斗传统，不仅继承下来而且大大地发扬光大了。几年以来，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大量出版，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学术著作、通俗读物和进步文学作品，成为出版物的主流。这些人所共知的事实，难道不就足以充分驳倒右派分子所谓打垮了传统的胡说吗！
旧中国的反动统治阶级，历来也是利用出版工作来宣传他们的反动主张。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就是臭名昭著的例子。当时许多落后的私营出版商，从唯利是图的阶级本性出发，大量出版了低级趣味的无聊小说和“情场猎艳记”之类的黄色书刊，帮助反动统治阶级毒害人民的心灵。解放后，经过对私营出版业的整顿和改造，这类反动的黄色的书刊停止了出版，并且采取措施清除了旧中国遗留下来的这些毒素。把这些反动的落后的所谓“传统”彻底打垮，是得到全国人民热烈拥护的。
我们认为出书的方向和内容，是出版传统的主要方面，如果丢掉这一点而侈谈什么传统，那就是本末倒置或者是有意歪曲。
其次，革命的进步的出版事业，是为人民群众的利益服务的。他们在长期革命斗争的锻炼中，培养出一种艰苦朴素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的优良传统。解放区的出版工作者，在极端困难的物质条件下，坚持不渝地进行出版工作，不少同志在英勇的斗争中贡献出他们宝贵的生命。在白区的进步出版工作者，也有为人民服务的好传统，邹韬奋同志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人物。出版工作这方面的优良传统，解放后也是继承下来加以发扬光大的，今天在工厂农村，海防前线，到处都可以看到新华书店的流动供应队伍，就是明证。今天出版社和作家之间的关系，就基本情况看，也是好的。各出版社主动进行组稿活动，许多出版社十分注意工、农、青年作者的书稿，使他们的书稿得到出版的机会，这难道是旧出版商所能做到的吗？从许多事实看来，今天的出版社决不是如张友松、萧乾之流所诬蔑的“无边的冷漠”，“对著译人的权益漠不关心”，相反，无边的冷漠，对著译人的权益漠不关心，倒是旧中国的反动书店和许多落后的私营出版商的本来面貌。因为他们只是为自己的主子和自己的钱袋服务，他们把作家的精神劳动当作商品，把作家当作受雇者和剥削的对象。这一点，曾经当过私营书店老板的张友松是不会不知道的。资产阶级这种唯利是图、损人利己的作风，这些反动落后的所谓传统，在解放以后，的确是“彻底抛弃”，而且一去不复返了。
再其次，革命的进步的出版工作者，对书稿的编辑校勘和出版过程，从来是认真严肃的。鲁迅先生在这方面给我们留下了光辉的榜样，他所亲自编校设计的“海上述林”、“引玉集”、“死魂灵百图”这些出色的书籍，那种严肃认真的精神，到今天还叫人深深感动。解放后，这方面的优良传统也是继承下来了的。这几年出版的书籍，在校勘设计上，一般说比旧中国的私营出版业要认真得多。如“毛泽东选集”、新版“鲁迅全集”，都是在校勘设计上具有很高水平的。去年出版的鲁迅的手稿“稽康集”，在继承装帧设计的民族形式上也堪称佳制。目前在书籍的设计质量上虽还存在一些缺点，但决不是如萧乾之流所诬蔑的“出奇的马虎”。相反，出奇的马虎，粗制滥造，正是旧社会反动书店和许多落后的私营出版商的传统特色。当时那许多粗制滥造、一折八扣的标点书，现在许多年纪大些的读者，是身受其害、记忆犹新的。有趣的是，现在在上海大肆攻击人民出版事业“今不如昔”的右派分子施蛰存，他自己在解放前也就编写了不少粗制滥造的东西，曾被鲁迅先生指斥为“洋场恶少”。解放以后，那种对书籍出版粗制滥造借以骗人的恶劣作风，很快就绝迹了。
在我国近代出版事业中，也还有许多中间性质的出版社，他们就其经济形态来说是属于资本主义的。但其中有些出版社的主要组成人员是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或者他们的主持人把出版社当作文化事业来办，态度比较严肃认真。因此，他们也出版了不少有益于人民的好书，对于推动我国学术研究工作，丰富我国人民的文化生活，保存和传播我国文化遗产，都有一定的贡献。这些书籍，我们应该把它当作前人的劳动成果继承下来，整理其中可以重印的陆续重印。事实上这几年也已经重印不少，右派分子所说的“一概打垮”，简直是混淆黑白。至于资本主义经营的一套体制和制度，应该说在基本方面并不适合社会主义出版事业，但我们对其中某些合理的组织形式和办事制度，如某些编辑、校勘和装帧设计方面的有益经验，也是采用了的，当然在这些方面我们还吸取得不够，是有缺点的。但是，我们认为这些并不是传统问题的主要方面，特别是组织形式和办事制度，基本上要随着出版事业性质任务的需要而发展变化的。怎末可以胡说今天的出版社没有照搬过去出版社的某些组织形式和办事制度，就算“把我国编辑、印刷、出版的一套制度彻底打垮”了呢。
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认为，目前在继承我国出版事业传统的问题上，虽然还有不少缺点，有待于进一步研究改进，但在基本方向上是作对了的，这是任何右派分子所抹煞不了的。右派分子之所以在传统问题上做文章，显然是别有用心的。胡明说：“解放后对私人出版社的处理有些粗暴，这是宗派主义的表现”。蓝钰认为：“要开一个口子，让搞一些私营出版社”。胡明和蓝钰的话，说出了右派分子的真情。他们无非是借口保存所谓传统，来反对私营出版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他们是要取消出版事业作为革命斗争工具的作用；取消出版事业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战斗任务；取消党和国家对出版事业的领导。总之一句话，他们就是不要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而要把出版事业拖回到资本主义的老路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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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论文摘要
报刊论文摘要
反右派斗争的性质是什么？
由于经济基础的改变是通过和平方法来顺利地实现的，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并没有经过激烈的阶级斗争，也就是说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还没有经过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这种情形对于资产阶级革命来说是容许的，因为资产阶级革命只是从一种剥削制度过渡到另一种剥削制度，而无产阶级所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却是为了根本上推翻剥削制度，资产阶级革命以夺取政权而告终，无产阶级革命夺取了政权，只是革命的开始，不仅要从经济基础上加以根本的改造，而且也要从政治上和思想上加以根本的改造。……
当社会主义事业进一步深入前进的时候，就必然要求在政治上和思想上进行一次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也是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经过和平改造以后，必然要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补足的一课。因此，中国人民和资产阶级右派这一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谁战胜谁的斗争，就不是偶然出现的，而是不可避免地必然要出现的。
政治斗争是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而思想斗争更是巩固阶级斗争的最后胜利所决不可缺少之一环。在没有取得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彻底胜利之前，是谈不上社会主义革命的真正的巩固的。因此，即使在我国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除了其对抗性矛盾残余一面外，已经基本上转变为人民内部的非对抗性矛盾，而在资产阶级当中分化出来的一小部分作为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和中国人民之间的矛盾，又重新成为敌我之间的对抗性矛盾。
（摘自7月30日大公报顾明、田方：“论资产阶级右派和我国人民之间的矛盾性质和斗争形式”）
共产党同宗派主义是不相容的
储安平发表所谓“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的言论之后，各地右派分子相继而应，所谓“党的存在本身就是宗派主义”，“宗派主义是领导地位的孪生姊妹”，……等等都可作为储安平谬论的注脚。其实，宗派主义是阶级社会的产物，是剥削阶级为了维持和巩固他们的权利地位，或在他们之间进行争权夺利的必要手段。在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时期，其宗派主义的表现在财团和财团之间的斗争或代表不同财团的资产阶级政党之间的勾心斗角等。
工人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来说是没有宗派主义的。因为工人阶级是被剥削被压迫的无产者，是集体劳动者。他们之间无任何权利可以争夺，他们斗争的基本方向是剥削压迫他们的资产阶级；他们不但在生产上是集体的，而且进行阶级斗争也需要集体，同时还需要联合其他劳动群众，才能完成阶级斗争的任务；他们所要求建立的只能是集体的制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制度。
工人阶级内部若有宗派主义现象发生，那是受到外来影响的。如，其他劳动人民转变为工人时将各种不良倾向带到工人队伍中来；封建、半封建社会里的工人阶级受到各种宗派主义所包围，因而某些工人有可能被侵蚀；资产阶级收买少数工贼分裂工人阶级队伍等等。
作为工人阶级先进组织的共产党来说，更与宗派主义不相容。因为（一）党的最高纲领不是为少数人的利益，而是要消灭阶级，解放全人类。（二）党的指导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它要求党员必须为群众服务。（三）党的工作方法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路线。（四）党的具体政策是从六亿人口出发。
我国某些共产党员现在身上表现出宗派主义，只是由于解放后个别党员以胜利者自居；由于党吸收其他劳动人民中的先进分子入党时，同时也把一些消极的东西，包括宗派主义带到党内来。（摘自8月10日陕西日报天岚：“共产党和宗派主义是不相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