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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扫除内部渣滓 保持工会纯洁
刘流竟企图取消党对工会的领导
本报讯 抚顺市工会联合会全体职工连日集会，反击职工俱乐部副主任、右派分子刘流的反共反社会主义谬论。
刘流恶毒地挑拨党和工会的关系，妄图取消党对工会的领导。他叫嚣：“党包办工会的时代应该结束了，工会应该是民办！工会主席是党员，副主席就应该是非党员。”他认为“工会一个由党员领导，一个由非党员领导，肯定是非党员干的好。”
刘流平日到处吹嘘自己从十八岁就参加了革命，是跟着共产党走了二十多年的老干部，是“世界上少有的音乐家”，以此蒙混、欺骗群众。但在骨子里，他却是一贯对党不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野心家。党整风开始，他认为时机已到，即到处放毒向党猖狂进攻。他污蔑共产党“变成社会党了”，甚至“连第三党的进步性都不如”，说“党组织近几年对理论不求甚解，没有在延安时深入理论的作风”，还说党中央有“根深蒂固的思想问题”，“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发源地也是中央”。他谩骂共产党“专制”、“黑暗”、污蔑党员和领导干部“都没有了党性”，“没有了共产党员的气味”，都是“靠政治吃饭”，“欺侮人”的人。他大力赞扬储安平“党天下”的反动论调。罗隆基提出要成立“平反委员会”，他就大喊大叫“肃反搞错了”，还说胡风不是反革命。
全国反击右派的斗争展开时，他恨之入骨，说：“有些右派分子的言论，不一定是反党言论，不要太神经衰弱，不要缺德，打击报复。”他狂叫“人民日报太左了”，对党报上发表的声讨右派分子的报道，则污蔑为“陈词滥调”，“反批评就是党天下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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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市工会揭发一批右派分子
吴炳文破坏同工种生产竞赛
本报讯 据工人日报报道：北京市工会联合会及市级各产业工会，已经揭发出一些右派分子。其中有：建筑器材工会常委兼指导员吴炳文、市工会联合会体育部指导员张君瑞、劳动保护部指导员李蔚林、教育工会福利部副部长叶茂林。
右派分子吴炳文极端仇视领导干部。把他们比作旧社会的“作官儿的”和“私营企业中的甩手掌柜”，“要的只是权和钱，而不办事”。他谩骂靠近党是“舐屁股”。他赞赏与组织闹对立、不服从领导的人是“生来有点硬头皮”，“不愿随弯就曲”。吴炳文诬蔑市工会联合会领导是个“照像馆”，一切工作都是上级工会和市委的“翻版”。吴炳文还破坏建筑器材系统的同工种竞赛，当建筑器材工会作出开展同工种竞赛的决定后，他以两面三刀的手法到处活动，进行反对。他到市工会生产部和有关工业局说基层干部不想搞同工种竞赛，到基层又说市里不同意搞同工种竞赛。后来他还威胁领导开展同工种竞赛的人说：“搞吧，年终再算总账”。
右派分子叶茂林特别赞赏葛佩琦所说的如果共产党不好，就可以推翻、可以杀。原来他早在1956年10月就在日记中写过：“马谡置国事于不顾，斩之无冤。”“今世马谡不少，不见其罪何也。”（他自己承认马谡系指领导干部）他在机关到处点火。对人煽动说：“谈谈你的遭遇吧。”“我支持你，你的委屈我了解。”
党内右派分子李蔚林肆无忌惮地辱骂党组织，把党支部称为“王朝”，把支部书记比作“国王”。他同意右派分子的“党是三害的化身”、“党员有党性就不能兼有人性”的说法。因为他自己个人野心未能得逞，竟狂妄地说“党是他发展道路上的障碍”，说“党欠了他的债”。
党内右派分子张君瑞，攻击和污蔑党的农业合作化政策。反右派斗争进入到激烈阶段，张君瑞拒绝参加会。党支部专门开会决定他去参加，他提出“我正在考虑我是否继续留在党内”。后来又在会上宣读了他未写完的退党申请书，申请书中狂妄地说“退党是给执迷不悟者以启发”等。他还在机关内张贴大字报骂批判他的人都是“发疯了”“迷信了”“都将成为历史上的罪人”。
对于这些右派分子，市工会联合会和各产业工会工作人员正在继续深入揭露和进行说理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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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以“左”的姿态向党猖狂进攻
谢卿梁原形毕露
本报讯 据重庆日报报道：经过近一个月的斗争，重庆市工会联合会第一机械工会的右派分子谢卿梁对党的进攻已经完全被击败。
在大鸣大放期间，谢卿梁大肆诬蔑党中央犯了“路线错误”，说党在1952年才提出总路线，这是“修正主义”。又说人民民主专政也是“路线错误”，党对资产阶级的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是“妥协政策”。还诬蔑说党中央的“组织路线”也有错误，“放弃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因此，他认为“关键在于中央发扬民主”。他蓄意否定中国革命成就，歪曲整风是要来个“全面改变”。谢卿梁还恶意挑拨中国共产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关系，挑拨中苏关系。谢卿梁并在工作中，破坏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用、限制、改造政策，以“左”的姿态出现，鼓动过工人殴打三个蛋行小业主，当市工会批评他这种行为是违反政策时，他还认为执行对资产阶级政策有错误。
为了彻底粉碎右派分子谢卿梁的疯狂进攻，从7月上旬开始，由市工会党组领导，组织干部研究分析了谢卿梁的反动观点，同时，第一机械工会的干部深入到谢卿梁工作过的工厂企业，搜集他的反动活动，连续召开小型、中型和大型会议展开说理斗争。人们揭露了谢卿梁的丑恶历史，原来他在1948年就在上海参加了托派组织。1955年肃反运动期间，他被迫坦白了反革命身份，组织上宽大处理，未予处分；但他继续散布反革命言论，进行破坏活动。大家系统地驳斥了谢卿梁反动的托派“理论”，并尖锐地揭露了他在反右派斗争中企图蒙混过关的种种卑鄙手法。
谢卿梁在群众中已完全暴露了原形，不得不承认真理在共产党这一方面，表示要重新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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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右派大学生成了落汤鸡
吴忠安回乡造谣
社员们和他讲理
右派分子吴忠安是江苏丹徒县石马乡前进农业社厚因村人。现名吴信夫，在江苏师范学院数学系读书。7月17日，当他回到故乡休假时，党支部书记许正富对他表示欢迎，向他介绍了社里争取秋季丰收的情况，希望他帮助党组织做些宣传教育工作。可是，十多天来，吴忠安反而专门在农民群众中造谣生事，煽动农民反对党和政府。农民对他很反感。石马乡乡长也曾专门跟他恳切地谈过话。吴忠安不但不接受大家对他的教育和劝告，反而变本加厉地到富农中间进行活动，宣扬少数右派学生的闹事经验，怂恿富农起来闹事、破坏。
石马乡前进社的社员忍无可忍，决定召开代表座谈会，跟吴忠安进行说理斗争。
社员吴明山第一个在会上发言。他对着吴忠安说：你在我面前说：“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文章发表得太早了，引起社会上的紊乱，并且造谣说中央和周总理都不同意。你的这种说法，是想把右派分子向社会主义进攻的责任，推到毛主席身上去，这简直是坏空了心。”吴明山接着揭露吴忠安歪曲和诬蔑党对知识分子政策的言行。他说：“二十号晚上在学校后边乘凉时，我说起稻子‘放地火’的病没法治，觉得我国自然科学还落后。吴忠安对我说：我国科学并不落后，就是科学家怠工。我问他为什么怠工，他说主要是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不好，不是强制工作，用军队监视，就是引诱知识分子入党，用党性要他们工作；或者用抛弃旧的、培养新的话来威吓知识分子。”这时，会场上许多农民责问吴忠安有什么根据，吴忠安诡称联共党史上有。当场有人拿出联共党史，证明联共党史上并没有这三点谬论时，这位大学生又造谣说是斯大林说的。
社员吴明山还揭露了吴忠安破坏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劳动的言行：吴忠安一到家就给毕业生上课，宣传“参加农业生产最苦，一定要做个有学问的人；要学问，必须进学校读书。”吴明山说：当时，我曾举自学成功的名数学家华罗庚驳他，他竟说：这还不是政府的夸张。以后，陈乡长帮助吴忠安时，他还有根有据地说：华罗庚原来读过中学，以后被吸收为北大旁听生，去法国留学，法国不能解决他的问题，就到美国，在美国学好了的。吴明山说：我们农民不晓得华罗庚的全部经历，但农村要中小学毕业生是事实；我们农民闻闻气味，也闻得出吴忠安有崇美、亲美思想。
前进农业社会计吴明生、复员军人邹克成接着揭发了这个大学生挑拨农民和政府关系的事实。吴明生还揭露了吴忠安煽动农民闹事的反动言论，他责问道：“你宣传学生闹事有胆量，强迫校方出路费给学生到北京闹事，是什么用意？”复员军人邹克成说：吴忠安造谣、挑拨，目的是煽动农民反对政府，让他们这样别有用心的人上台。就拿避孕来说，政府提倡避孕，是为人民和国家好的，是由人民自愿来避孕的，而这位大学生却把这件事说成中央规定的，说生了三个孩子就要报税，引起农民对党不满。
会上，小学教师顾象桢、缪长华，社教辅导工作人员孙启虎等，还揭露了吴忠安冒充共产党员，伪造证件、勾结富农分子、诬蔑人民领袖等言行。他们都气愤地提出了许多责问，要求吴忠安解答。吴忠安在铁的事实面前，无法抵赖，只是说：“大家讲的都是对的，我不应该瞎说。”他还一再为自己的错误辩护，企图把责任推到旁人身上。到会的社员代表一致要求江苏师范学院好好管教这个右派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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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哈市工会干部批判孙乃儒
本报讯 哈尔滨市工会联合会和市级各产业工会工作者揭露了第一机械工会工资部干部右派分子孙乃儒的反共反社会主义言论。
孙乃儒说：没有党的领导群众也可以解放自己，也会走社会主义道路。说什么工会也有清一色味道，工会也应该有民主人士来参加领导，企图这样来篡改工会组织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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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山西各产业工会展开反右派斗争
本报讯 最近，山西省各产业工会联合出刊的“争鸣园地”，揭发了省文化工作者工会郭文泉、省电业工会商英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谬论。郭文泉宣称“社会主义弄得人们吃不上穿不上”，要实行“社会主义制度，资本主义经济”。
电业工会办公室副主任商英，他说现在的工会主席那一个不是共产党员，都是领导有意识安排的，不是民主选举。郭文泉也说有党员存在就有矛盾，他主张“取消全国的共产党员，只留党中央指导工作”。各系统职工正对他们进行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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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南京新入党的高级知识分子
绝大多数站稳工人阶级立场
南京市九所高等院校去年吸收入党的副教授和教授等高级知识分子有五十三人。他们在解放后经过历次政治运动和学习，思想改造比较认真，具有一定的阶级觉悟，因此在大鸣大放一开始，绝大部分人就能嗅到周围有了不正常的气味，和党一起警觉地注视着事态的发展。南京大学地质系主任徐克勤，是去年3月入党的新党员，在鸣放期间看到校内右派分子的大字报疯狂地攻击党，非常愤慨，几次向党组织提出这当中一定有坏分子兴风作浪，要求反击。以后他一直站在反右派斗争最前线，热情参加系里和全校的揭发和批判右派分子的活动。南京林学院的右派分子挑拨新入党的院长郑万钧和党委书记兼副院长的关系，说什么“我们的郑院长有职无权”。但郑万钧却更加密切地和党在一起研究处理学校的问题，用事实击败了右派分子的阴谋。
在反右派斗争中，这批高级知识分子新党员，都积极揭发批判右派分子。华东水利学院九三学社支社有人提出不要公布一个社员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行，并提出不要公开批判。去年入党的副院长严恺当时表示反对，坚持拿到群众中去辩论，揭破了这些人包庇保护右派分子过关的企图。在“鸣放”期间，有人挑拨南京大学新党员、六十四岁的老教授李学清和党员领导人之间的关系，他严正表示：“我们如有问题，可以在党内提出解决！”当反右派斗争开始后，他除了揭发批判右派分子罪行外，还用几十年的亲身经历向学生介绍新旧大学对比，教育学生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南京林学院右派分子、教授陈植是院长郑万钧的老师，一贯反党。这次反右派斗争中郑万钧克服温情主义，主持院内党和民主党派联席会议，当众批判揭发陈植的右派言行。郑万钧最近又和南京农学院院长新党员金善宝等，参加社会上的反右派斗争，在赤日炎炎下，不辞辛劳地奔走。
在这段严酷的日子里，南京高等院校五十三个高级知识分子新党员当中，约有87％左右能站在党的立场上；11％左右在事件发展中接受党的教育，逐步清醒，提高了认识；只有个别人掉入资产阶级右派泥沼。 （新华社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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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什么画
黎湛歪曲事实的漫画
右派分子黎湛是广东人民出版社美术组负责人，美协广州分会会员。他一贯仇恨党，在整风时期中不断利用墙报发表污蔑党和社会主义的恶毒言论和漫画。黎湛在漫画中恶意歪曲事实，把提升干部描绘为“凭党证上楼”，把所谓“有德有才”的人描绘成只能站在门外等待。他在另外一幅漫画中把党领导的出版事业描绘成“摇钱树”，恶毒地诬蔑人民的出版事业只是唯利是图。
黎湛在所谓“鸡鸣集”中污蔑党是包庇坏分子的。他号召大家去反对党；他把领导和被领导说成猫和老鼠的关系，比动物还不如。黎湛的“鸡鸣集”是在反右派高潮的时候（6月间）不断写成的，他把新社会描写成风雨如晦，昏天黑地，处处流露不满。说新社会不如解放前，说比国民党统治时期还要“惨”。说“人说出版社的科级官衔是‘封’的，我说是宗派主义‘派’的。”他还在“鸡鸣集”中大肆诬蔑积极分子，说他们是“平常不提意见，到运动来时整一手就有本钱当积极分子，当不上积极分子自然就入党无份。”
当报刊用事实驳斥罗翼群的“饿死边缘论”时，他竟说：“我是顺德人，我亲眼看见顺德农民生活并不好，报纸是胡说”。黎湛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受到广州美术界人士共同的驳斥。（附图片）
“凭党证上楼”
“摇钱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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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王允中留恋资本主义制度
说理斗争打破了他的幻梦
本报讯 连日来，山东省商业厅全体工作人员，对党内右派分子、商业厅财务处科员王允中展开了说理斗争。
王允中留恋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主张在中国实行资产阶级的“自由”和“民主”。他说：“我对目前的社会现象从根本上不满意。”他还一心向往着国民党统治时代的上海生活，他说：“在那个社会里，今天是穷光棍，明天可能就是百万富翁。”他反对党的“三大改造”政策，他说：“资本主义有竞争，可以刺激生产；社会主义制度是平均的，没有竞争，不能刺激生产。”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他认为：“农业合作化搞糟了，有很多农民没有粮食吃，很多农民没钱花。那些区乡干部不能贯彻党的政策。”他还到处败坏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他说：“共产党和其他阶级的政党一样，也是为了争取群众，夺取政权，分享富贵的集团。”
王允中对党的“德才兼备”的干部政策大加反对。他说人事部门提拔干部是“只要是老资格加牌子（指党员），会说能道的就能提拔。”他还恶毒的宣传说，“人事部门是赶驴的，搞业务的是当驴的，当驴的永远当驴，赶驴的永远赶驴。”他还用请客吃饭等手法，拉拢一些人大肆向党进攻。
在几次说理斗争中，王允中在许多具体事实面前，被驳得张口结舌，无言以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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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揭穿章乃器买卖“古董”的秘密
王冶秋
在1949年7月间，我在当时华北人民政府高教委员会、文物处工作，一天转来一封信，是章乃器写给郭老和李一氓同志的，短短的几行信以外，附了一份意见书，题目是：“一个加紧发掘文化矿的提议”
提议开头说道：“由于有了五千年的历史，中国有一种特产——文化矿。……所以说我们有一种特产叫做文化矿，是一点都不是夸张的。……中国的古物，可能是今后百年间取之不竭的一种特产。”
紧接着他又写道：“因此我认为笼统的禁止古物出口，是不聪明的。一面，我们放弃了一个为数不小的外汇来源。另一面，从北平琉璃厂的古玩业，……以至更基本的中原一带的挖坑的人们，都遭到不景气的灾难。
“由于我的建议，华北人民政府已经下令准许近代的没有历史价值的古物出口。这是不够的，因为，有没有历史价值，并不在是古代或者近代。大多数的古代遗物，都不是有历史价值的，都是可以运出去换外汇的。”
他又说：“一个鼎在美国，可以卖到七、八千美金，这使我得到一种安慰，几月来大买古玩的结果，所出的代价还抵不过一个鼎在美国的代价的三分之二。然而，单就鼎而言，我就有了二十多个。”
紧接着他就坚决主张把古物“直接出口”，“至于直接间接和古玩有关的行业可以更生，文化矿可以加紧开采，更是必然的结果。”
他说“我现在大致有四百件左右的古物，以铜瓷为多，只消出口一件铜鼎，四百件古物就等于无代价。……”
最后他说：“我的购买力已差不多了，今后只准备买少数特殊物品，只要公家着手买，我就马上停止，以免双方争购……”他又说，“我的物品，是不出卖的，可以做纪录存案，所以，这一提议完全和我私人的利害无关。”
这就是章乃器在1949年7月12日亲笔写的提议书的主要内容，当时我们看了以后，认为荒谬绝伦，是一个道地的坚决要出卖祖国文化遗产的汉奸。不过因为他挂着一个民主人士招牌，还是由华北人民政府高教委员会予以婉言拒绝。
现在重翻档案，记忆犹新，为什么章乃器写这个“提议”呢？恰好就是他最后赶紧声明的“这一提议完全和我私人的利害无关”正有关系。
章乃器、章伯钧等右派分子就在党中央约请他们去东北共商国事的时候，途中听到解放济南的消息，章伯钧就认为“大势已去”，接着淮海战役也打响了，在两个月零五天的战斗中，全歼蒋介石精锐部队约六十万人，章伯钧、章乃器等右派分子痛恨美国帮助不力，“蒋介石真不中用”，而把他们日夜以谋的“相持局面”、“三分天下”搞垮了；另一面毛主席、朱总司令、彭副总司令一道一道“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一切敌人”的命令，以雷霆万钧之力、秋风扫落叶一般把骑在人民头上的、美帝国主义百般扶植的蒋介石反动武装彻底摧毁了。章乃器所谓“看看政治行情”，就是这样一个对“第三条路线”、“中间势力”极为不利的“行情”，悲观失望之余，只好
“打打经济算盘”了。
东北在“八·一五”以后，溥仪在长春“皇宫”中的“宝物”被他的卫士、臣下抢劫以后散失出来，溥仪亲自带着的一部分，也在通化打散了，地主、官僚的收藏也纷纷抛售，章乃器、章伯钧看到这个“行情”，于是就日日出入于古玩铺中，大打其“经济算盘”。
这些文物被他们以极贱的价格买来带到北京，那时北京古玩行市低落，他们又大肆收购。章乃器急于把这批古物卖到美国，曾经向历史博物馆副馆长韩寿萱打听“行市”，当韩馆长告诉他一个鼎在美国可以卖七、八千美金的时候，章乃器真是大喜若狂。
可是一个极为使章乃器失望、愤恨、咬牙切齿的事件发生了。当时的华北人民政府鉴于近百年来（尤其是近三十年来）帝国主义者勾结反动统治者和奸商、盗墓匪，把我们祖国文化遗产盗掘、抢劫、破坏、搜刮载运出外国，使我国文物受到损失的严重情况，当即于1949年4月8日颁发了“为禁运古物图书出口令”，这一道法令把中国近百年来的文化遗产所遭到的浩劫制止了。
解放前我国文物的损失是惨重的。如前绥远省的整个喇嘛庙古建筑、云岗、龙门、天龙山昭陵六骏等著名石刻；西安、洛阳、安阳、长沙等地商、周、战国、汉、唐的墓葬、遗址的出土文物；以及传世的绘画、图书……无不席卷而去，尤其是美帝国主义抢劫更多，而且公然声称：“今后研究中国文化艺术，要到美国来研究了”，“美国拯救了中国艺术品的惨劫”！凡稍具爱国心的人士，对此莫不表示痛恨，这一道法令自然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拥护和欢呼。但它却遭到帝国主义者、军阀、官僚、奸商、文化汉奸们的仇视。章乃器就是这些人中的一个。他不敢公开提出反对意见，却叫着“换取外汇”的口号，而到处反对这个庄严的法令，我曾记得他多次向各方面散布谰言，攻击这个法令，攻击无效，忍不住又亲笔写了这个“提议”，他公然主张由古玩奸商勾结盗墓匪大开所谓“文化矿”；主张“古代遗物，都不是有历史价值的，都是可以运出换外汇的！”
他认为国家禁止古物出口，“是不聪明的”，允许近代的没有历史价值的文物出口“是不够的”。他主张把古物都“直接出口”，卖到外国，尤其是美国。他还声明他的“物品”，是不出卖的；但是现在根据揭发，“去年他就把价值一千四百多元的瓷器、铜器共三百多件分三批卖给了古董商人裴顺山”。
他声明“提议完全和我私人的利害无关”，恰恰相反，正是与他私人利害有极大关系，打破了他黄金美钞的“经济算盘”。因此他才这样肆无忌惮地攻击国家法令。
这个坚决反对国家禁止文物出口法令，要把祖国文化遗产大肆破坏、盗掘，而且坚决主张卖给美国的章乃器，他的用心和企图不是很明显的吗？
上面的事实也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不用骨头烧成灰，就可看出他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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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从天津已揭发的材料来看
党内右派分子是些什么角色？
本报记者 锺林
党内的右派分子是些什么角色呢？他们为什么挂着“共产党员”的招牌来进攻党呢？天津市反右派斗争中已经揭露出来的一些材料，可以对这个问题找到一些答案。天津已发现的党内右派分子，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来谈：
一类是对党和工人阶级抱有阶级仇恨的异己分子，他们混进党内，就是为了要找机会从内部来进攻党的。例如天津市高级法院办公室秘书苏习林入党以后，对党一直不满，这因为他的反革命的叔父被判处了死刑。这次整风开始以后，他就跟社会上的资产阶级右派里应外合，大叫“肃反运动的错误是主要的”。他把党组织在肃反运动中的工作加以歪曲，并且诬蔑法院党组是“宗派主义集团”，煽动右派分子和“群众”去进攻法院党组。很显然，他们以为这是他们报仇的时候了。
一类是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例如中共天津市塘沽区委组织部干事韩克才，他的论调就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还说：“人与人的关系就是互相利用”。抗美援朝时看见别人当了志愿军很光荣，他也报名参军，组织上批准了，他又害怕艰苦不敢去了。这回他看见资产阶级右派向党进攻的时候气势汹汹，他以为共产党大概不行了，也跟着高唱“党天下”、“各党派通过竞选轮流执政，共产党下台不等于蒋介石回来”等等谬论。反右派斗争开展起来以后，他又说“左、中、右都是一码事，路的走法不同，但都是一个目的”。他还说，如果开除他的党籍，他就要作一个“现代的屈原”。他竟毫不知耻地把自己比做“屈原”，把党和人民污蔑为“楚王”。
一类是居功自傲，闹地位闹待遇，个人欲望得不到满足就堕落变质的蜕化分子。例如天津医学院的“调干”学生、“共产党员”张志英，从前在工作岗位上就这山看见那山高，屡次要求调动以达到升迁的目的。她入医学院学习后，厌恶政治活动，不接近群众，党组织屡次教育她，她却怀恨党组织。这一次，当学生中的右派小集团召开不要共产党员参加的、发动向党进攻的誓师大会时，她跑去要求参加这个会对党“开炮”，得到右派分子的允许后，她就在这个会上诬蔑党“压制民主”，并攻击党员领导干部。结果，右派分子们就根据她这个“共产党员”的“自白”，通过要求改选党支委会、开除六、七名党员和成立整风委员会等决议。以后她又跟右派分子一起在党支部召开的群众会上大吵大闹，她说党迫害她。反右派斗争开展起来以后她又替右派分子出谋划策，应付斗争。
一类是历史上有过污点或犯过错误，受过处分，但没有被教育过来，一直怀恨党仇视党的人。例如南开大学的“调干”学生、“共产党员”桑健，他从前在部队工作时，曾有严重的泄漏军事机密的行为，受到批评。又因为隐瞒他父亲的叛变革命的行为，受到党纪处分。桑健因此叫喊说他要离开党的立场，站到第三者的立场上。结果，他就站在资产阶级右派的立场上，跟在北京大学的反动小集团“百花学社”首领谭天荣的屁股后面，在南开大学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又如河西区公安分局秘书科科长、党总支副书记张福春，他在日寇占领时期，曾给岗楼上送过情报，肃反运动中追查了他这件事；在评级的时候他要求升级又没有达到目的，就对党很不满意。资产阶级右派向党进攻的时候，他也说“肃反运动的错误是主要的”。还说“国民党有嫡系非嫡系之分，共产党也有。”他还诬蔑领导人员参加体力劳动是“刘备摔孩子，收买人心”。
还有一些人是在组织上入了党，脑袋里装满了资产阶级思想；在资产阶级右派大举进攻党的时候，他们也乘机而起，要按照资产阶级的一套来改造党和改造社会。例如天津青年报副总编辑萧荻和政法组组长马贤铎，这两个“共产党员”，就是要按照资产阶级的新闻学观点来改造报纸的。他们都反对党对报纸的领导。萧荻说：“党本身无力克服‘三害’，机关报只能纵容‘三害’，要除‘三害’，只有办一个有‘独立权限’的报纸。”天津中级党校政治经济学教研室副主任、“共产党员”高虹飞，说党委是“外行”，不能领导教育，应该由他的反党小集团去领导。天津人民艺术剧院歌舞团里的“共产党员”王巍，替右派小集团出谋划策向党进攻，他同意由右派分子们组成“艺术委员会”来领导歌舞团。
为了保持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的纯洁，天津的绝对大多数的共产党员们，和广大群众在一起，像斗争其他右派分子一样，也在严肃地同党内为数极少的右派分子进行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