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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挖掉章罗联盟在江西的巢穴
许德瑗刘九峰右派集团崩溃
本报特约新华社南昌电 江西省民主党派反右派斗争深入开展。民盟江西省主委许德瑗、副主委刘九峰等的反动活动已初步暴露出来。根据已经揭露出来的材料证明他们是江西省一个右派集团的幕后指挥者。今年5月间，这个集团的人曾分别到吉安、景德镇、萍乡等地煽动基层组织的盟员反对共产党。许、刘还亲自到吉安市召开民盟盟员大会，煽动盟员要拿出勇气向党进攻。去年7月，民盟江西全省代表会议期间，许德瑗向各地代表宣传要大力发展盟员。刘九峰在今年民盟江西省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提出“在乡村也要积极发展”。许德瑗以省教育厅厅长的身份，公开说：“自中央到省委都不懂得办教育。”他还说：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共产党的官僚主义要比国民党更危险”。刘九峰也到处散布要撤消高等学校党委制和机关党委。
在江西省民主党派领导成员中，已经揭露出来的右派分子还有漆裕元（民盟省委副主任委员）、向德安（民盟省委副秘书长）、王秋心（民盟南昌市委主任委员）、廖超伦（民革省委副秘书长）、熊克励（民革省委宣传处长）、喻倜（农工民主党省委秘书处副处长）等。右派分子漆裕元在江西文教界积极培植自己的势力，组织了一个反党集团，与许、刘反党集团互相串连。漆是省文化局副局长，局里讨论重大问题征求他意见时，他不积极提，会后却说自己是：“有职无权”。他身上带着一个小本子，到处向对党不满的人收集材料，作为向党进攻的“炮弹”。他说：“要打就打天字第一号邵式平”
（邵式平是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处书记；江西省省长）。现在，这些右派分子有的已经低头认罪，有的还在顽强抵抗。对他们的揭发和批判正在进行中。
本报讯 民盟江西省委秘书长李柱13日在“江西日报”上发表文章，揭露民盟江西省组织中以民盟江西省委主任委员许德瑗、副主任委员刘九峰、漆裕元为首，包括向法宜、王秋心、姚博、刘一燕、何星南、许杰夫、傅趯寰等右派分子结成反共联盟向共产党进攻的罪恶活动。
这篇文章说，许德瑗、刘九峰、漆裕元等人结成联盟阴谋控制江西省民盟组织，同共产党“分庭抗礼”。1956年，民盟江西省组织举行第三次代表大会时，许德瑗以“杀头”相要挟，一定要选刘九峰为民盟江西省委副主任委员。以后又提拔他们的忠实爪牙向法宜为秘书长。参加他们集团的还有王秋心。他们在有些市和高等学校的民盟基层组织中也培养了一批骨干分子。除了以许、刘为首的小集团以外，还有一个以漆裕元为首的小集团。这个集团的主要骨干分子有姚博、吕小薇、廖青云等。
这篇文章举出很多事实，说明许、刘、漆等人是章罗联盟政治路线在江西的具体执行者。文章说，许德瑗参加民盟是由罗隆基、彭文应介绍的，他们一贯就过往很密。早在1949年，刘九峰就在上海参加过罗隆基所召集的一次会议，会上罗隆基曾经露骨地表示“江西民盟应由我掌握”。刘九峰回江西也是罗隆基介绍的，罗并指定他必须参加江西省民盟的领导机构。1953年，罗隆基到庐山，曾经同马哲民、许德瑗、刘九峰开了一次会，根据许德瑗和刘九峰交代，那次会上他们曾经策划过成立以马哲民为首的“民盟中南执行部”。今年4月全国宣教会议期间，许德瑗、漆裕元共同接受了章伯钧的指示，回到江西以后到处宣传“两院制”，甚至要组织政协的“民盟党团”。
文章说，在鸣放期间，许、刘、漆等人疯狂地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进攻。许德瑗诬蔑中共江西省委除了邵式平略懂教育外，没有懂教育的。许并跟着章伯钧叫嚣“取消学校党委制”。刘九峰、漆裕元（省文化局副局长）则到处叫喊响应。他们还一致攻击共产党的统购统销政策，谩骂共产党的基层干部，向法宜还公然提出要用民主党派干部去替换共产党的基层干部，主张同党“分庭抗礼”。
许德瑗咒骂“共产党是贪天之功为己功”。
许德瑗、刘九峰、漆裕元还主张在文化教育界大发展，在县里也要发展。许德瑗、刘九峰并曾经到吉安（还准备到赣州）放“火”。
文章揭露，许、刘、漆等人对共产党对社会主义事业一贯抱着敌视态度。许德瑗的四叔是一个恶霸地主，在土地改革中曾被斗争，以后死去了，许德瑗曾以无限的怨气对许杰夫说：“四叔的问题将来会有定论。”1952年许德瑗的一个侄儿在三反中畏罪自杀，他又用侄媳妇的名义，写状控告九江县的领导。在肃反中，许德瑗曾叫嚣“过火了”、“冤枉好人了”，并亲自为血债累累的伪保安处长赖伟英求情。刘九峰在土地改革期间也经常散布“地主也有好的、有老实的”等荒谬言论。对于肃反运动，刘九峰曾叫嚣“杀错了不少人”，诬蔑肃反工作干部是“不务正业”。漆裕元在肃反运动中，他曾阻止肃反对象坦白交代，这次鸣放期间，他更亲自登门拜访肃反对象，企图为他们翻案。
文章还揭露了许、刘、漆等的丑恶历史。早在1927年大革命时期，许德瑗就是当时国民党的右派，是段锡朋所组织的九江县国民党党部筹委会的五个委员之一，刘九峰曾一度投靠国民党，担任过国民党江西省党部的民运设计专员等职。这些人结成联盟，无论在政治上、组织上，都已经给江西省民盟组织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在政治上，他们贩卖章罗联盟政治路线的阴谋，已经在江西省民盟组织内部引起了严重的混乱。在组织上，他们所培育出来的爪牙，已经窃踞了江西省相当一部分民盟组织的领导。为了坚持社会主义路线，为了使民盟真正成为全心全意接受共产党的领导的社会主义的党派，必须彻底粉碎这个反共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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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荣誉的花篮里 华君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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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应不应该“一棍子打死”？
星环
当右派分子伪装老实，作出“检讨”，甚至痛哭流涕以示“忏悔”的时候，有些“好心肠”的人就被这种检讨和眼泪蒙蔽住了，他们说：算了，不要再斗争了，不要“一棍子打死”。
这些同志太天真了。右派分子并不是偶然犯了某些错误的人，他们是从骨子里仇视社会主义的反动分子。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推翻共产党，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他们不达目的，死不甘心。他们的立场异常坚定，毫不模糊。章罗联盟在太原的“大将”王文光，不是就毫不隐讳地叫出他“甘心死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吗？
右派分子采取假检讨的战术，目的就是想混过这一“关”，等到反右派的斗争过去了，再窥伺时机卷土重来，东山再起。如若不信，有事实为证。
河南省的右派分子李白凤，五年以前在他的所谓“苏联文学研究”一书受到批判后，曾满怀仇恨地写信给他的朋友说：“我是狼，不怕流血，将来索代价”。“要算有些人的账，三、五年后再说。”果然，今年春天，当天空一度黑云翻滚的时候，李白凤认为“索代价”的时机到了，就张牙舞爪地向人民反扑过来。他在开封师范学院鼓动学生闹“大民主”，要挟院长快“斩马?”，在学校外面的许多报纸刊物上到处放毒，还亲自到河南省文联去点火。
今年春天，四川省的右派分子流沙河的毒草“草木篇”受到了批判。当时，这个以石天河为首的反动小集团，就密谋采取各种卑劣的手段，向党进行反扑。反扑失败以后，流沙河疯狂地叫嚣：“老子二天（即以后的意思）还要干。”在群众正义的反击下，这伙右派分子的反动气焰表面上是降下去了，但是，正如这个反党小集团的另一右派分子徐航所说的：“缄默并非消沉，缄默是弹药正在装进炮膛和枪膛。”果然到今年5月，这伙右派分子在“装满了弹药”之后向党进行了又一次攻击，放出了他们的所谓“原子弹”。这次反扑，又被粉碎了。人们也许会想：这次流沙河等人该要向人民投降了吧？且慢乐观。这个反党小集团的头子石天河，又在作新的部署了。他指示流沙河：“斗争是必须继续的……希望你保持乐观……不要完全采取退出的态度。”
党外的右派分子“狼”心不死，党内的右派分子又何尝不是如此。以“电影的锣鼓”首先向党敲起战鼓的锺惦棐，虽然右派面目早已暴露，反党锣鼓也已敲破，但仍然拒不投降，指示他的党羽周文博，要他在由上海回北京之前，必须在电影方面撒下一个大网，以便大举向党进攻。
好了，好了，事情已经够清楚了。右派分子是千方百计、甚至可说是“百折不挠”地想把社会主义、把共产党“一棍子打死”的。当他们的第一棍没有打成功之后，他们还要打第二棍、第三棍、第四棍……总之，要把社会主义、把共产党、把人民的天下“打死”为止。对于这样一些反动彻骨的人，难道我们还能够对他们温情脉脉而“不一棍子打死”吗？他们已经公开告诉我们：“我是狼”，而且已经露出了吃人的牙齿，我们难道还要做“好心肠”的东郭先生吗？如果不想被狼吃掉，就得一棍子打死它。这是东郭先生最后对付狼的办法，除此以外，别无其他办法。
不过，话要说清楚，我们所说的“一棍子打死”，和右派分子所说的“杀共产党人”不同。我们只不过是要彻底、全部、干净地揭露、批判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论和行动，让他们在人民面前原形毕露，不能再迷惑人、祸害人。也就是说，要从政治上、思想上把他们“一棍子打死”，打得他们再也不能兴妖作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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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内蒙古设计院揭发一个反共集团
一群狂妄之徒碰得头破血流
据新华社呼和浩特20日电 一个阴谋篡夺共产党在工程技术界领导权的右派集团，最近在内蒙古设计院被揭发出来。
这个反共集团的首脑是内蒙古设计院总工程师、后调内蒙古建设委员会工作的高公润。他是个披着工程师外衣的政治野心分子。他在日伪时期是北平警察局的“顾问工程师”。早在1953年，高公润就和黄云谷、郭蕴诚、董春茂、刘铁容等人，组织了一个不要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参加的“技术学习委员会”，公开叫嚷要“打倒经验派，赶走大草包”，企图反对共产党的领导。他们还以组织学技术为名，前后拉拢四十多名思想上、作风上不正派，对工作、对待遇闹意见和历史上有缺点的人，挑动这些人成天不上班，找领导取闹，到处告状，乘内蒙古自治区副主席杨植霖去年初冬到院检查工作的机会，围攻领导。他们又在工作上故意刁难正确的设计方案，在院里的技术委员会上故意阻难正确的设计方案通过，阴谋把设计院的工作搞垮。
这一小撮野心分子，在中国共产党提出整风以后，气焰更加嚣张。他们秘密开会，确定了“斗争”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最低纲领是“以高公润、郭蕴诚、刘铁容、黄云谷等四人组成核心，争取人、拉拢人、夺得总工程师室、设计一室、二室、技术室、统计室的领导权”；最高纲领是“在取得院内技术领导权以后，散布共产党不能领导科学技术的言论，挑拨群众对党不满，以达到在设计院内取消党的领导”。他们还狂妄地确定了按照他们的野心“改组设计院”的计划。
计划确定以后，这个反共集团的成员就四出活动，到处点火。他们一面叫嚷要实行“民主办院”、“技术自由”，一面又诬蔑共产党在使用干部上，对知识分子大部分是“大材小用”；对党团员大部分是“小材大用”；对老干部大部分是“无材重用”。他们并且指定专人同天津等地建筑界的右派分子联系，以壮大声势。高公润本人更以人民代表身份亲自到包头第二建筑工程公司去点火。他在那里以“视察”为名，指名叫被剥夺政治权利的、肃反中被斗争的坏分子等十多人，开“不要党政领导人参加”的会议。会后，这些人纷纷对过去给他们做的结论提出翻案，有的人变本加厉地破坏制度，违反劳动纪律。高公润被调到内蒙古建设委员会以后，又假借人民代表身份，用威吓手段，向设计院人事科提出要看四十多个工程师以上技术人员的评级和档案材料，企图从中寻找评薪定级当中的矛盾，挑拨是非，达到一举而“推翻党的领导”的目的。
反右派斗争在内蒙古设计院展开以后，这一群丧心病狂的右派反共分子的阴谋很快就被群众揭穿。目前，他们的内部已经开始瓦解分化，个别人开始交代了右派集团的种种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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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唐山铁道学院斗争孙竹生
使用卑鄙手段妄图夺取学校领导权
据新华社唐山19日电 唐山铁道学院师生员工，揭露了一个图谋篡夺学院领导权的右派分子孙竹生。孙竹生是唐山铁道学院机械系主任，学院民盟支部副主任委员。他披着专家和学者的外衣，在大放大鸣期间，向共产党发起了猖狂的进攻。
5月下旬，在中共唐山市委召开的座谈会上，孙竹生和唐山铁道学院另一个右派分子胡思杜（胡适的儿子、讲师）把整个座谈会闹得黑云乱翻，怪论百出。孙竹生恶毒的把党形容成奴隶主一样。他咒骂学院的党是一个“独夫”统治的宗派小集团，党员是些唯唯诺诺的人。
孙竹生全部否定学院几年来教学工作的成绩和肃反运动的成就。他说：“唐院一切都落后了，把全国闻名的一流学校堕入三流，目前已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他向盟员布置调查对学校“三反”、“肃反”有意见的人，号召他们向民盟提出来，民盟组织替他们“伸冤”、“报仇”。孙竹生利用部分师生对在唐山建校的不满情绪，企图煽动群众搞大民主。并和其他右派分子一起，迫使院委会通过成立了排斥党委领导的“建校促进委员会”，要求把学校迁到北京。
5月底，民盟支部召开了一个支委扩大会。根据孙竹生的建议，成立了“领导思想”、“党群关系”（包括三反、肃反）、“迁校问题”、“体制问题”等四个小组，由孙竹生本人和右派分子胡思杜等分别负责，企图搞垮学院里共产党的领导。6月，孙竹生提出了他们关于学校体制问题的意见。他主张院委会可以考虑成立一个常设机构（他以后更正为常委会），决议不必经过院长批准，但可以允许院长有一次否决权。院委会还应受学校党委会、各民主党派、职工代表会和学生代表会的监督，对于不称职的院长，这些监督机构（学生代表会除外）还可以建议上级把他罢免。孙竹生在提出这个反党纲领的同时，一面公开咒骂党委，一面密令民盟职工小组长林芷，盗窃了全院职工的职务、工资花名册，狂妄的提出哪些人要撤职、降职、降薪的名单；并和他的心腹胡思杜拟订了十一个教授分别负责教学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的人事安排计划，准备撵走共产党员，而他自己就要担任他提出的所谓常设机构的头头。
反右派斗争开始后，孙竹生突然消极起来了，他散布“不要耽误大好光阴，要好好读书了”的空气，以动摇人们的斗志。当斗争的锋芒指向孙竹生时，他表现极不老实，大家揭发一点，承认一点，还威胁组织把他“撤职”，并在背后扬言反右派斗争结束后就离开唐院。
孙竹生出身一个官僚资产阶级的家庭，从小过惯了剥削生活，长大了又去美国留学。他羡慕美国生活方式，他赞扬“美国对人信任”。上海解放前夕，他曾逃跑到台湾一个机械造船公司当顾问。1950年回国后，就后悔上了“共产党的贼船”。他抗拒各项思想改造运动，说这是共产党存心整知识分子，以树立自己的威信。对学院的党组织一贯表示不满，认为学院的党是专门整知识分子的。
唐山铁道学院教职员工认为，孙竹生是一个最阴险毒辣的反党野心家，他们一致表示决心撕掉他伪装的外衣，继续揭露和批判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要他彻底的向人民低头认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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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对蒋介石五体投地 对共产党刻骨仇恨
刘亚休是宗教界的败类
本报讯 披着宗教外衣的老牌右派分子、中国佛教协会理事、民革四川省委宣传处处长刘亚休的反动原形已经彻底揭露。
从党整风开始，刘亚休四出扬言：“现在是共产党摆擂台，我们都要去打擂台”，他“要和共产党动真刀真枪”，恶毒地污蔑“共产党等于清朝入关以后的正黄旗，接近共产党的人等于镶黄旗”，把党和积极分子间的关系比作清朝主子和奴才的关系。
根据揭露，远在1918年，刘亚休就勾结北洋军阀，背叛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后来又投靠蒋介石反动集团。在蒋介石的峨嵋训练团毕业典礼会上，向蒋献媚说：“我是学佛的，过去我认为释迦牟尼是一尊佛，我对他是五体投地；现在，我认为蒋委员长也是一尊佛，我对他也是五体投地。”但，刘亚休对共产党却是刻骨仇恨的。刘在南充伪专员任内，曾亲自到仪陇督促伪县长挖掘朱德副主席的祖坟。
解放后，刘亚休更加仇恨党和人民。他把一个曾在苏北反共有功、后被提升为上海警备司令的戴传炘窝藏在家，并掩护他脱逃。土地改革时，刘亚休一面隐藏伪省参议员、大地主周首民的金、银、粮食等，把这些属于农民的胜利果实攫为己有；一面为被斗被镇压的地主反革命分子四出呼冤。刘很后悔地说：“1950年的民革筹委会可惜我没有参加，如果参加了，可以救一部分人。”他听到他的反革命朋友戴士琦等要自首时说：“这批人真可怜啊！当初既不努力打共产党，以后又不向外逃走，现在只有自首作阶下囚，我很同情他们。”1953年，由于民革中央右派头子陈铭枢的活动，把刘亚休拉进全国佛教协会理事会。自此，刘便借佛教协会名义，更加疯狂地到处点火，挑拨佛教徒和党的关系。党为了保护宗教信仰自由，修建了许多古迹庙宇，而刘却诬蔑说“这是夺取庙宇主权”。
（饶学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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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晏勋甫的反动面目完全暴露
抗战时主持挖掘花园口淹死无数同胞
大鸣大放期间四处点火恶毒向党进攻
本报武汉20日电 记者张碨报道：民革武汉市委主委晏勋甫的反动面目在民革成员反右派斗争中完全暴露出来了。
晏勋甫三十年来一直干着反共反人民的勾当，在解放前夕还任伪汉口市长。他在1938年任“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参谋长时，曾主持挖掘了黄河花园口，淹死无数同胞。他任伪测量总局局长时，曾与美帝国主义签订了“中美航空测量合作协定”，出卖祖国领空。解放后，他和陈铭枢又勾勾搭搭把持民革武汉市组织。陈铭枢离开武汉后，晏勋甫一方面和陈铭枢保持密切联系，一方面和民革右派分子萧作霖、邓介松、刘叔模等结成小集团，继续把持了民革。当党提出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后，晏勋甫更野心勃勃，以为“今后民主党派大有搞头”，提出“旧国民党归队”的发展方针，把一些释放后的劳改犯、被管制的坏分子拉进民革来。萧作霖也一再活动将国民党旧军官分配到沿海地区工作，以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
大鸣大放期间，晏勋甫说：“这个运动我要亲自领导”，他亲自到基层进行点火，并叫嚣“肃反对象可以诉苦，他们如有报复，我同他们拼命去。”他亲自参加武汉市参事室民革支部大会进行煽动：“解放已八年，人生有几个八年？要趁机会放，出了问题，我负责。”他攻击党的统战政策说，统战工作有“三视”：上层重视、中层轻视、下层藐视，说民主党派是摆样子的。他背地还辱骂市委统战部长，把统战部长比作“杀猪的不能作统战工作”。他污蔑党的人事工作是唯成份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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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信捏造“新剥削论”
在群众追击下破产
据新华社哈尔滨电 中共哈尔滨市委机关干部揭露和驳斥党内右派分子傅信的反动言行。
傅信是中共哈尔滨市委宣传部报刊处副处长，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是一系列的，他提出了“新剥削论”，恶毒地把社会主义说成是“有剥削的社会”（不是指定息），污蔑党的领导干部利用“特权”来“剥削人民”，是“剥削集团”。他编出一套反动理论，污蔑社会主义制度下面存在着“变相的剥削”。他说，这种剥削的形式是“巧妙的”，它不必占用生产手段，可以“直接利用特权而无偿地占用劳动人民的剩余劳动”。他恬不知耻地说他的谬论是“马列主义的新发展”，他说，如果马克思活着的话，也要研究他的“理论”。
在鸣放期间，傅信又自称为“国际问题专家”，到职工俱乐部和学校去作国际时事报告，对一些国际问题信口开河胡言乱语，宣扬修正主义的言论。
在证据确凿的事实面前，傅信不得不承认他因达不到向上爬的目的，便无中生有地造谣污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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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广大群众进一步团结在党的周围乘胜直追
贵阳机关反右派斗争正深入开展
本报讯 据贵州日报消息：贵州省贵阳市市属机关的反右派斗争已经取得很大胜利。
从已经揭露的材料来看，这次向党进攻的右派分子，大都是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的抵抗者，是五大运动、三大改造中被斗争过的落魄“英雄”或者是他们的家属。这些人长期来在机关中就采取各种隐蔽手法，攻击党、攻击领导。到这次整风运动开始，就明目张胆地向党大肆进攻。如贵阳市食品公司右派分子张绍兴品质恶劣，解放前后他共玩弄污辱过五十多个妇女。他长期拒绝组织对他的审查，对党敌视，拉拢落后，打击积极分子，散布反动言论。这次乘大放大鸣之机，变本加厉向党展开了全面的、疯狂的进攻。他谩骂“党员是老爷，团员是少爷，群众是奴才，积极分子是便衣警察。”诬蔑“百家争鸣”是“百家争名，争权夺利”。扬言：“没有大民主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全国党团员和积极分子只占总人口的七分之一，如果进行大民主，平均六个人抓一个，不成问题。”在他这些反动谬论受到批驳之后，又威胁说：“谁要整我，我也要整他，不过我要整大的，刀子可以整，石头可以整，必要时还可以拿出武器来。”在群众怒斥下，现在这条毒蛇已经原形毕露了。
从不同工作部门来攻击党的领导，抹煞党领导下各项事业的伟大成绩，妄想篡夺各部门的领导权，是右派分子的共同伎俩。贵阳市中级法院右派分子唐载福和谢克仁为了篡夺司法工作的领导，向党射出许多毒箭。谢克仁公开支持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的荒谬主张。诬蔑社会主义的法制是“人治”不是“法治”，说我们国家的法律是“空中楼阁”，是“口号”。公然反对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并狂妄地叫领导下台。他说：“你不懂法，你就不要干，干了就违法”，并在群众中自吹他最懂法律。在斗争中，群众戳穿了他的阴谋，原来解放前他是一个伪审判官，他懂的“法律”是镇压人民保护反动统治者的“法律”。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他就曾经多次利用职务，故意错判案件，企图把一些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轻判。市工会的生产工资部部长右派分子叶新复，也是这样，他千方百计煽动群众反对党的领导，有计划、有策略、有组织地进行了一系列反党活动。现在，他的阴谋勾当被揭穿了，党对各部门工作的领导更加强了。
在贵阳市各机关中也揭露出一小撮党内的右派分子，他们在党外右派猖狂进攻中，充当内应，沦为可耻的叛徒。中共贵阳市委机关党内右派分子唐正规、邵汝杰、庞振新就是这种家伙。唐正规是市委宣传部干事，是右派向党进攻的急先锋。他挂着“共产党员”的牌子，积极煽动群众反对共产党。他说：“我是共产党员，我都不怕，你们还怕什么”。并亲自到各部门及外单位收集负责同志的“材料”，加以歪曲捏造，指挥别人写文章、画漫画，大肆攻击领导。其他右派分子称他为向党进攻的“开路先锋”。他并提出一套攻击党的干部政策、攻击老干部、诬蔑肃反运动等一系列的反动谬论，声称不把某些领导拉下台决不罢休。
现在，贵阳市的反右派斗争战线正在不断扩展。积极分子队伍逐渐扩大，广大群众受到深刻的教育，进一步团结在党的周围。部分右派分子已经初步低头认罪。目前各机关正乘胜直追，深入开展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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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罗联盟的一支娘子军溃不成军
刘王立明的成都妇女节制会解体
本报成都20日电 在成都妇女界的坚决反击下，章罗联盟四川分店的外围组织所谓“中华妇女节制会成都分会”土崩瓦解了。8月19日，受骗妇女举行集会，一致通过决议：解散成都节制分会，成都市妇联并根据群众要求召开执委会决定撤销该会妇联团体会员资格。
右派分子刘王立明为了扩展反动势力，去年11月底以视察名义来成都时，避开党政领导机关，私自串通原伪四川省警察局行政专员罗雅卿、伪国大代表国民党四川省党部妇女运动委员会委员岳宝琪等偷偷摸摸欺骗拉拢妇女参加节制会。她们吹嘘说节制会是国际性组织，入了会不仅可到北京开会，可找到工作，而且有出国机会，能和资本主义国家联系。在发展组织中，强调只要不是现行犯什么人都是发展对象。经过一番活动，也没有依法向政府登记，就在12月9日非法成立成都节制分会。理事会中的十九个理事，有十六人是反动党团骨干、反革命家属和劳改释放犯。
根据这种情况市妇联曾警告她们暂时不要发展会员。但该分会会长岳宝琪、总干事罗雅卿却拒绝妇联指示，继续恶性发展会员。在现有的二百一十八个会员中有40％是被释放的罪犯、撤销管制的分子、反革命家属和妓女等，其余大部分都是受骗入会的。在进行这一阴谋活动时，刘王立明并得到章罗联盟四川分店首脑潘大逵的支持。刘王立明特把岳宝琪、罗雅卿介绍给潘大逵，要潘多帮助她们，使他们之间结成一条黑线，变成潘向党进攻的一支“娘子军”。刘王立明阴谋被揭发后，被骗会员纷纷要求退会，解散前已办退会手续的有一百八十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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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在反右派战线上
在反右派战线上
岂有此理的“修改宪法要点”
据新华社南昌18日电 江西省公路运输厅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工程师黄振藩已经被揭露出来。
黄振藩利用共产党整风的机会，写了一份目的在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取消人民民主专政、取消民主集中制的“修改宪法要点”。
在“修改宪法要点”里，这个右派分子提出要在全国和地方都成立“先进人民代表大会”。在“全国先进人民代表大会”成立以后，现在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政协、中国共产党及其他民主党派“均自动宣布解散”，“此后全国任何人不得另组织政治党派”。
向党开炮却轰毁了自己西北师范学院反共小集团垮台
本报讯 西北师范学院最近揭发出一个以“车轰”为名的反共小集团。这个集团的首要分子是该院讲师叶萌，成员有朱金庆、王烈骏、李仰先、水天阳等。他们以出刊“车轰”墙报为名，向党发动了一系列进攻。
当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以后，他们就写了一篇“辱骂和恐吓不是战斗”的文章，继续向党反扑。但是他们失算了，他们开的炮没有把党轰毁，倒是他们自己的反共小集团被群众轰毁了。
撕破了工程师的外衣只不过是一贯反共的里手
本报特约新华社抚顺19日电 抚顺矿务局机电工程师、市民盟筹委委员李家宾，经过职工们的揭发证实是一个一贯反共的右派分子。
李家宾恶毒地污蔑说“共产党让知识分子每天要忏悔地工作，每天跪在天主面前祈祷”，并诬蔑党对知识分子的团结是“表面形式”，党只是利用知识分子的知识，不许知识分子“乱说乱动”。
李家宾出身于大地主兼大把头的家庭，1946年就开始进行特务活动，并被特务头子任命为绥靖二大队抚顺指挥室的少校联络参谋。解放后，李家宾一直没有彻底交代他的罪恶活动，直到肃反时还埋藏着一枝当特务时用的手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