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吴祖光为什么怨气冲天
老舍
最初听到吴祖光的事情时，我心中有些惋惜。但当我看了有关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材料之后，我很气愤，觉得过去认识他真是对我的一种侮辱。
这两天，我常思索这个问题：为什么吴祖光会变成这样呢？想来想去，我想起了“聊斋”上常常用的一句“翩翩浊世之佳公子也”。在肮脏的旧社会里，做坏事情、肮脏事情的就是这些漂亮的“佳公子”。这样的人在“聊斋”中，希望狐狸变成美女和自己同寝。他们觉得什么臭事都好玩，一切事都是供自己欣赏的。吴祖光正是这样的人。
我知道吴祖光年轻的时候常到广和楼去听戏。那时候，这个戏园外有个臭尿池，池旁边有个豆腐脑摊。吴祖光欣赏这里的豆腐脑，欣赏一旁的臭气逼人的尿池。欣赏一旁站着的挨打受气的科班学生。他不管尿池怎样的臭，也不管挨打挨骂的小学生如何痛苦，反正受苦的是旁人，欣赏的是他自己。的确，他是很欣赏这些东西的，他认为这些很有诗意。可以看出，吴祖光心中是没有什么是非的。因为他自己不分是非，所以也就谩骂我们这个社会是非不分。
全国解放之后，在我们的新社会里，人权得到了保障，学戏的小学生不再挨打挨骂了，这是很好的事情。可是吴祖光却很愤慨。他就是这样永远不为别人想什么的。广和楼重新开幕那天，我也去了，我很兴奋，因为广和楼完全变了，过去那个尿池没有了。现在的广和楼又宽敞又干净，在这样的戏院里看戏是多么的文明啊！可是吴祖光不满意，而且愤慨，他怀念过去那种臭味。吴祖光的心灵就是这样肮脏的，他的趣味也是如此低级的。
当吴祖光见到我们这个社会的戏院门口没有粪坑、蛆虫和被虐待的小学生时，他就认为我们的这个社会没有趣味，限制了他的自由。他最近发表的几篇文章我都读了，全是攻击和诬蔑新社会的，他敌视新社会，他要冲破这个“牢笼”，他要找到他那个精神世界。他的精神世界就是粪坑、蛆虫、与牛鬼蛇神，但是，很可惜，我们这个社会是个是非分明的社会，是个自由平等的社会，没有吴祖光的那种“自由”，也不能满足他的“趣味”。
吴祖光也留恋旧日剧场的后台。在重庆时，我也曾到过后台，当然，吴祖光到后台的机会比我多得多，因为他和戏剧界的关系比我密切。我曾去过应云卫先生的剧团的后台。记得我去的那天，国民党的两个特务也正在后台，一个穿着洋服，一个穿中装，都挂着手枪。他们在后台横冲直撞，对演员们讲着最淫秽的话。当时演员们的脸都吓白，但仍得装出笑脸听他们的不堪入耳的笑话。这就是国民党时代的后台，吴祖光当然要比我见过的更多了。可是他喜爱这样的后台，欣赏那些挂着枪的特务，欣赏那些淫秽的笑话。他认为这样的后台好极了，温暖极了，很有戏剧性，是他创作的泉源。至于演员如何被人家欺凌、被人家戏弄，他是不管的。反正受苦的是旁人，欣赏的是他自己。我还可以举一个例子，抗日战争时，白杨同志等到北碚演戏，马上就要上戏了，但特务们不允许。他们在我们后台台旁架起了机关枪。一开枪，导演、演员就会全被他们打死。我们没有办法，后来派人连夜去接阳翰笙同志来说情，因为地方官是阳翰笙同志的学生，这样才把问题解决了。
这就是旧社会的后台生活，演员生活。那是多么阴森，多么恐怖，多么残酷！但吴祖光却欣赏那样的生活，当他见到现在的后台不再有特务、机关枪和那些污秽的笑话的时候，就大为不满，不能不咒诅我们的新社会。
在材料里，我看到：吴祖光说，他在抗战八年写了好多剧本，而在解放后一个戏也没有写，证明不该有领导，证明新社会束缚了他的创作。事实真是这样吗？我年岁比他大，精力比他差，比他忙，但解放这些年来，我写了好几个戏，而他却一个也没写。为什么呢？因为我热爱这个没有臭尿池的剧场，没有特务和机枪威胁演员们的新社会，而他却敌视这个社会，这就是我俩的区别所在。老实说，我们这些旧社会过来的人，对新的事物不够熟悉，老思想又经常在冒出来。所以写新的内容，对我们说来，是有困难的。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生活在一个出英雄的时代，每个人都可能成为英雄，作家当然也不例外。年岁大了也没关系，五六十岁的老工人不是也能成为劳动模范吗？被称为老英雄吗？有困难吗？就去克服！不管我写得好不好，我总是尽自己最大力量把它们写成。我是怀着满腔热情去写、去歌颂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的，这就是我的创作泉源。可是吴祖光呢？他不爱这个新社会。新的东西摆在他面前，他无动于衷，反而讨厌它们，诅咒它们。同时，他们喜爱那些旧社会的肮脏东西又没有了。是啊，他当然就写不出来什么了。他自己写不出来，只好怨恨共产党领导错了。可也奇怪，他与我都在党的领导下，我能写而他不能写，难道这真是党的错吗？即使他肯写，他也还想用他的肮脏心灵，丑化新社会。这种“作品”没有人要。于是，他不能不怨气冲天。
吴祖光过去把自己伪装起来，玩弄两面派的手法。但他在近来的一些文章和发言中，终于把他心中的肮脏话说出来了。不要认为这是一点思想不对头，检讨一下就行了。不，不行的。自从反右派斗争以来的事实证明：思想上的反动，必然会进一步有政治上的反动活动。他们仇视这个新社会：在粪坑中生活惯了，干净的地方不适合他们，他们呆不下去了。他们要冲破这个“牢笼”，于是就必有所行动。吴祖光的反动小集团，就是一个例子。同志们，不能温情，要警惕啊！
吴祖光，你这个“翩翩浊世的佳公子”，以前没有出路，现在更没有出路。旧社会有粪坑，所以蛆虫能够有生活。我们这个社会不但没有粪坑，没有蛆虫，连苍蝇也将打光。吴祖光，回头吧！
第3版()
专栏：
项堃的一个“镜头”
去年11月的一个夜晚，上海一个漂亮的大厅里灯火辉煌，回荡着污蔑党的声音。章罗联盟驻沪“主将”陈仁炳“导演”的上影五次座谈会开场了。
在银幕上经常饰演反派角色的项堃佯装一副关怀党的面孔“粉墨登场”，他带着沉痛的神情，描述了一件“党员干部摧残演员”的惊人事件。他说：“在拍摄影片‘湖上的斗争’的时候，党支部书记、制片主任江雨声，强迫我们跳进有毒蛇有血吸虫的臭水沟里，水银灯一亮，青蛙在眼前乱跳，蝌蚪在裤衩里游来游去，水底污泥有二尺半，河水臭不可闻，有个镜头叫我钻进去，鼻子嘴里都是臭泥，资本家叫我演我可以不演，今天不演就不行。”项堃又怒不可遏地叫嚣：“如果上影领导对江雨声不予处理，我要到法院去控告！”
被项堃歪曲渲染得若有其事的这一“惊人”事件，迷糊了许多人，给陈仁炳放火的座谈会泼了一桶油。陈仁炳更拿着这颗“大炮弹”，从上海到北京大肆向党进攻，成了右派分子污蔑上影党群关系恶劣的口实。
现在真相已经大白。请看“湖上的斗争”的导演和项堃当面对质的一场“戏”：
导演：河水经过卫生机关证明没有血吸虫，你难道不知道吗？
项堃：知道的。
导演：蛇是有毒的吗？
项堃：“毒”字是我加的。
导演：河里尽是青蛙？蝌蚪在裤衩里游来游去吗？
项堃：是我夸大。
导演：河水真的臭吗？有没有人淘米洗菜？
项堃：是有人在洗菜，我夸大。
人们还举出领导特地在河底污泥上铺了木板，为演员下水备有防护器具等事实。从多方面揭穿项堃的谎言。 （新华社专稿）
第3版()
专栏：
中学里的牛鬼蛇神
江西省南昌第一中学的右派分子、农工民主党成员赵则平，解放前曾先后参加过国民党、三青团、CC等反动组织。他诬蔑解放后南昌市的教育事业是“地未尽其利、人未尽其才、师未尽其教、友未尽其道、领导未尽其职、学未尽其用、群众未尽其言、言未尽其行。”他认为解放后的教育制度“不如国民党时代好”。该校师生对他的反动言论依据事实，作了有力的驳斥。
南京市无线电工业学校教务副校长、右派分子赵骥在大鸣大放期间，他和另外两个右派分子一起费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写了长达一万多字的所谓“反对宗派主义”的反动文章，恶毒地污蔑共产党，反对党的领导，否定三反、肃反的成绩，反对民主集中制，反对向苏联学习，反对党的干部政策。
在反右派斗争中，这个学校的教职员组成了四个战斗小组，把赵骥的反动文章，分别进行驳斥。现在赵骥已向群众低头认罪。 （新华社专稿）
第3版()
专栏：
刘逢举的老底子
兰州医学院副教授、自吹为“流行病学专家”的刘逢举，不久以前还假惺惺地申请入党。
但整风运动开始后，刘逢举就和该院右派分子马馥庭、唐家琛的反党反人民集团结成联盟。他像泼妇骂街似的，骂中央卫生部的领导同志是“钦差大臣”，诬蔑兰州医学院党政领导为“封建把头”，“冰点以下的面孔，十二级台风的作风”。接着又咬牙切齿地说：“医学院封建把头的领导方式，是这些领导干部从人民解放军中带来的”。在他的眼里，人事部门是所谓党的“宗派主义的根子”，因此，就必须“挖掉这个根子”。他诬蔑人事部门的领导是“太上院长”，是“阎王爷”，掌握着“生死簿”、“封神榜”，“想封谁就封谁”。
在肃反问题上，刘逢举不惜造谣惑众，公然为反革命张目。他诬蔑党的肃反政策是“乱打一起”，党的领导“看谁不顺眼，就来一下”，结果“肃反将好多人都冤枉了。”歪曲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为“只有战，没有统”。
刘逢举为什么这样仇恨共产党？经过群众的揭露，他的狐狸尾巴才暴露出来，原来日寇侵华期间，刘因善于阿谀逢迎，为石家庄日宪兵队长吉田所赏识，不久，在吉田的帮助下，开设了同寿医院并任院长。后又与日本驻天津宪兵队长笠原少佐及石家庄日伪警察所长陈履中、管锡山等挂上了钩，依靠这批敌伪汉奸的势力，获得了日伪天津市卫生局科长的职位。这个时期的刘逢举正如群众反映的是“吃得开”的“红人”。刘本人及其家人遇着和别人争执时，动辄以“送特务科”来威胁。日寇侵占广州后，刘以剥削的民脂民膏捐出巨款“慰问皇军”，并出席日寇“庆祝皇军大胜”大会。当地群众对这个日寇的奴才，中华民族的败类，是恨之入骨。
日本投降后，刘逢举投奔蒋军第十一战区司令部长官处少将参谋、大特务张维湘门下，由张签发一张“证明”，他即一变而为“国民党地下工作人员”。在此期间他投奔大特务国民党大连市市长龚学遂、中统特务王治民等人，取得了这些国民党高级特务的信任，而被委任为伪“接收”大连市的政府“专员”；欺骗敲诈人民，无恶不作。（附图片）
裴广铎 扬志印 作（原载甘肃日报）
第3版()
专栏：
叛党“作家”王若望
本报记者 夏景凡
在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人民发起疯狂进攻，妄想颠覆我国人民民主专政，推翻党的领导的时候，有着优秀革命传统的上海工人，忍无可忍，5月20日开了一个座谈会，严厉驳斥了右派分子的反动谬论，揭破了右派分子妄想将今天社会拖回资本主义老路上去的恶毒阴谋，这是一声响亮的警钟。但是，有个作家生气了，他马上写了一篇题为“不对头”的文章，投到解放日报（未发表），责骂工人这种可敬的行动是“不对头”！是“掩盖内部矛盾”。说只有谈缺点，才能“更接近事实。”说工人“看法陈旧”，要工人任凭右派叫嚣进攻，不许抵抗回手。
这个甘愿充当右派分子走卒的人，就是披着共产党员外衣的作家王若望。
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之流提出要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开始受到首都先进人士反击时，王若望更火了。他以“望风测雨”为题，写给人民日报一首诗（未发表）。把反共言论叫做“莺”声，把反击右派的力量叫做“折桂斧”、“蜡枪头”，把马列主义叫做“紧箍咒”，把右派分子叫做“散花的仙子”。
王若望在鸣放期间，从党的文艺事业到各种重大政治问题，发出了无数支毒箭。
他在“步步设防”（见4月26日文汇报）那篇文章里，责骂党的文艺事业是“一家独鸣”，“一花独放”。他反对坚持社会主义的主流基调，反对工农兵方向，反对和毒草进行斗争，他主张党的文艺事业不要设“防”，百无禁忌。把党的一切文艺原则都称为“防”，连最起码的不要违反宪法也是“防”，也是清规戒律。他在“挖掉宗派主义老根”（见文艺月报6月号）一文中，更加集中地反对工农兵方向，打击工农兵作家，污蔑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护身符”，把坚持宣传工农兵方向的作家丑化为“歪嘴和尚”。去年4月，王若望对近千个文艺青年讲话说，你们写作品，不要先去学政策，学了政策写出来的东西保险是干巴巴公式化概念化。接着他更公然把攻击矛头指向毛主席，他说：“毛主席在关于农业合作化的高潮的报告中，把农民分成上中农和下中农，提出上中农不愿入社的也可以留在外面。如果你照毛主席的话去写，那就错了。因为，事实刚刚相反，现在农村是人人要入社，上中农比下中农还积极，差不多是奋不顾身了。”今年春天，他在上海作协召开的一次短篇小说座谈上，又重复这样意见说：“现在作家写不好作品，就是因为在你写以前要考虑对群众的教育作用，一考虑这个，写出来的东西就自然是公式化概念化了。”这些意见，不用分析就可看出他的反动主张了。
王若望不仅对文艺工作说了许多污蔑的话，对许多重大政治问题，也都提出他的谎谬主张。他不遗余力地反对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改造，攻击公私合营企业中派公方代表的措施。在他写的“一板之隔”（见5月7日上海新闻日报）一文中，和章乃器的论调一样，说资产阶级分子已经没有两面性了，他们的心情是“竭力想给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出一分力量，但却感到插不上手”。他指责公方代表是制造隔阂，污蔑公方代表是些“内容与形式、方针和策略不一致”的“两面性人物”。王若望责问我们：公方代表就有“两面性”，“这怎么能指望改造掉资产阶级人士的两面性呢？”
在王若望的许多文章中都谈到过对人的政治划分问题，他反对从政治上划分进步与落后，反对对人进行阶级分析。他在“释‘落后分子’”（见5月20日文汇报）一文中说：把群众分为积极分子落后分子的这种做法，是造成“宗派主义的根源之一”。又诬指落后分子等称号是“党和人事科给加上去的。”甚至在他名为斥右派分子徐仲年辱骂共产党员的文章中，（“带坑臭”——驳徐仲年，见6月21日文汇报）还替右派分子帮腔，承认共产党员和一般知识分子，甚至和徐仲年之流同样有“带坑臭”，只不过是程度上有些差别而已。在“一板之隔”和“不对头”两篇文章中，王若望抹杀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本质差别，甚至宣扬资产阶级比工人阶级还要进步的反动论调。
反党反社会主义思想已经渗透了王若望的灵魂。看到什么都在联想。看到农业合作社把牲口分散饲养的消息时，立刻写了一篇“养牛、带徒弟及其他”，投到解放日报（未发表），污蔑讽刺我们的专业学校和组织起来的文化团体像是养牛一样。他说：“连牛带人走入集体化的结果，牛瘦了，艺术瘦了，剧团和出版社也瘦了。”
王若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不仅限于写文章，在日常言行里，他也是一个造谣生事，挑拨离间的害群之马。开始整风，党邀请党外人士向党提意见。作为作协党组组员的王若望，不听党外意见，反而在各种会议上，夸大作协党组缺点，不顾是非，颠倒黑白，煽动部分群众对党不满。他诬蔑作协是“一朝天子一朝臣”，领导是“当权派”。把上海作协党组说得漆黑一团，甚至把中共上海市委也骂了进去。他无中生有地捏造解放区作家对国统区作家有宗派，把党和党员描写得“阴暗”“可怕”，把党内一切原则斗争，都诬指成宗派斗争。甚至把作协的反胡风斗争和肃反运动，也一笔抹煞，说是宗派活动。不久以前他还化名俞田，在文艺报茶座栏里，用捏造的“事实”，以“身价十倍”为题，攻击现在的作协党组副书记孙峻青同志。
王若望这些反党行为，在他的经历中几乎带有一贯性。二十多年来，党曾多次对他进行耐心教育。但是他自恃工人出身，受过苦，坐过牢，经过考验，聪明能干，作为向党闹的资本。事实并不像他吹嘘的那样。我们不妨看看他的经历：他少年时家贫，当过学徒。1934年春参加共青团，同年5月被捕入狱，在狱中，他由动摇到叛变，曾写过“拥护国民党，反对共产党”的可耻的自首书。但在难友面前掩盖了自己这一罪行（1947年才交代）。1937年出狱，经组织介绍到延安学习。在延安有个贩卖小资产阶级狂热病、抓住党的个别缺点加以丑化的有名的墙报“轻骑队”，王若望就是发起人之一。1942年到山东根据地。在对敌斗争紧张的年月里，他画漫画、贴大字报、写讽刺诗、写杂文丑化党的领导，扩大党的缺点。1944年在山东受到党的严厉批判，并开过“王若望思想展览会”，党对他的结论是：集中小资产阶级一切劣根性之大成。此后，在党的领导与同志们的监督下，王若望表面上老实了一个时期。可是，解放以后，他来到上海，在上海总工会任文教部副部长，在吴浙机器厂任党委副书记代厂长和任文艺月报副主编期间，老病再发，反领导、闹宗派、闹纠纷。
和王若望一同工作过多年的老同志问他：“你每到一个地方总是唯恐天下不乱，这是为什么？”王若望毫不考虑的反问说：“你们每到一个地方总是希望平静，这是为什么？”在大鸣大放的时候，他反党反得洋洋得意。遇到一点反击，还无耻地唱道：
正当风云叱咤得意时候，
猛可里忒楞楞栽了个斤斗！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偏偏儿这一遭看错了气候！
王若望像所有右派分子一样，真是看错了气候。最近上海作协全体会员根据王若望一系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向王若望展开斗争时，王若望极不老实，不愿戴右派分子的帽子。那末，王若望是个什么呢？答复只能是：他已经沦为不思悔改的党的叛徒。
第3版()
专栏：
上海民盟右派集团强拉硬骗不择手段
上海民盟右派集团坚决执行了章罗联盟“大发展”的指示。右派分子陈仁炳曾说：上海知识分子多，上海盟员不是二、三千人的问题，而是上万人的问题。他替上海民盟组织作了这样一个打算：“有一定数量的上层‘名牌’，加上近万的盟员”。认为这样才像样，才足以和党分庭抗礼。
右派集团选择了问题较多、情况复杂的文艺、新闻、司法界和会计师等作为大发展的重点，逐步扩大到医务、科技、教育等方面。他们亲自出马不择手段地采取登门拜访、请客吃饭、封官许愿、不写自传、入盟申请书可由民盟专职干部代填、可以不参加宣誓等方式，拉人入盟。美术工作者刘海粟的入盟申请还未批准，就已被安排为民盟市委委员。陈仁炳在发展评弹演员刘天韵、蒋月泉入盟时，也向他俩表示过，要安排他俩当民盟市委委员。
共产党整风期间，民盟右派集团在到处放火时提出了“火线入盟”的口号，搜罗大批对党不满的、向党猖狂进攻的人入盟。上海民盟右派集团就这样地把许多落后分子，甚至政治面目不清的人和反革命分子拉入盟内。从陈仁炳、彭文应、韩鸣、赵文璧、孙斯鸣等右派骨干分子直接介绍入盟的一百四十六人中，现已揭发的右派分子就有十多名。已逮捕的蓝衣社特务赵望和反革命分子王家栋、陶彬、黄汉武、高鼎伊等都是陈仁炳、赵文璧分别介绍入盟的。 （余辉音）
第3版()
专栏：
广东地主分子入盟后公开向农民进行倒算
民盟广东省组织执行章伯钧、罗隆基集团“大发展”方针，从去年9月到今年5月的九个月中，新发展了一千三百一十三人入盟。这个数字比这以前的五年多时间发展的盟员总数还多一倍半。民盟广东省委曾提出向七个方面大发展盟员。这就是：大中小学校，科学技术，文化艺术，新闻出版，技术人员，国家机关，医药卫生。从去年9月到今年5月大发展期间，仅在小学校里的盟员就从一个人发展到一百八十四人。
民盟广东省组织在这个“大发展”中四面开花，有意识地吸收了大批对党和政府严重不满的分子入盟，他们在海康县发展了两个地主分子，去年11月入盟的地主分子、海康县副县长吴林最近除自己向农民倒算外，还煽动和支持其他地主分子起来向农民倒算。广州市也发展了一批过去的肃反对象、历史复杂和对党不满的人。广州师范专科学校十多个新盟员，大部分是对党和政府不满分子，其中有两个右派分子和两个有严重右派言论的人。大发展中加入民盟的广州师范专科学校讲师于奋生，公开污蔑中共学校党委会是“三害”的温床，狂妄地主张中共党委会只能占校委会的一票。同时，他还煽动学生闹事。
虽然中共广东省委和各地党委统战部曾经向当地民盟组织建议，希望他们巩固队伍稳步发展，但是这些意见没有被采纳。在湛江，民盟组织不听市委统战部的劝告，滥收了一些平日在知识分子中观感不好的中学教师入盟。 （冯子平）
第3版()
专栏：
章罗联盟为实现其反党阴谋，采用各种卑鄙手段，大肆招兵买马扩展实力，以达到他们篡夺党的领导权的目的。这些情况过去在揭露章罗阴谋的一些报道中已有所反映，从这几个地方的报道里，可看出章罗联盟散布各地的爪牙，是怎样招兵买马发展组织进行卑鄙活动的。
民盟阜新市组织
三个月起家就成了反党指挥部
民盟阜新市筹委会办公室主任柴寿安向落后分子开门，三个月起家，组成了民盟阜新市筹委会。这个草草建成的民盟组织，立即结成右派集团，向党展开了猖狂进攻。
在今年2、3月份以前，民盟在阜新只有矿务局业余中学教员柴寿安一个盟员，到6月初这里就建立了民盟市委的筹委会，盟员发展到三十七名。
据揭露，柴寿安有意把一些对党不满的人和在政治运动中受过斗争的人作为发展对象，甚至对历史反革命分子也极感兴趣。她对这些人说，入盟有靠山，人权有保障，不管做错什么事，组织可以帮你说话，加入盟才能得到温暖。国民党特别党员、镇压过工人罢工斗争的阜新矿务局助理工程师房铸新等一些有着严重历史问题和对党不满的分子，都被拉进了盟内。
由于柴寿安等右派分子的操纵，使右派分子在民盟阜新市委筹委会中占了多数，把筹委会变成向党进攻的指挥部。他们在党中央发出整风指示后就到处点火煽风，鼓动一些对党不满的人向党进攻。柴寿安把她在反胡风运动中受到的批判，说成是“含冤莫白”。在中共阜新市委还没有布置整风以前，民盟右派集团就开了个秘密会议，决定要“监督”党整风，“监督”党解决问题。并多方面放火煽风，造谣惑众，企图打垮党的领导。 （赵春烈）
第3版()
专栏：
山西民盟膨胀了248％
赶大车的、勤务员也被拉入组织
到目前为止，山西省民盟组织中已经揭露出六十三个右派分子，其中大部分是“大发展”中入盟的新盟员。在这些右派分子中，过去曾经参加过反动党团的有五十三人，其他多为地主、富农、官僚资本家等。
从去年提出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以后，短短一段时间山西省民盟组织在原有基础上发展了248％。其中主要是右派分子、民盟山西省副主委王文光自己“南征北战”发展的。发展中拉夫现象非常严重，很多是成批填表，不写自传。过去民盟在山西除太原以外，没有地方组织，现在在许多地方新建立了地方支部。
王文光为了“多发展”、“大发展”民盟组织，不惜用封官许愿利用亲朋关系等等手段来诱惑、拉拢、欺骗人入盟。
民盟太原市常委柳贵炎揭发说：“王文光到处拉夫，在他发展的盟员中有通讯员、勤务员，还有赶大车的。”他还对我说，“你们要脸皮厚一些，怕什么，发展进来就是咱们的便宜。”有时晚上十点多钟，还不让人家走，硬要他们答应领申请入盟表以后才罢。
王文光欺骗入盟的人说：“参加盟可以介绍工作，生活困难的会得到救济，知识分子多年是无依无靠的没娘孩，只有加入盟才是自己的亲爹亲娘。”王文光还说：发展盟的组织时应该具有：“工人阶级立场，知识分子风度，小商人作风。”
王文光的活动还深入到中小城镇中去。阳泉中学教师张勇说：王文光是我二十年前的老师。这次一见面，他就吹嘘他为民盟为革命奔忙二十年如一日。看在师生面上，叫我入盟。我说我想入党。他就说：“我告你个秘密消息，共产党不发展了。”他又说入了党还不如入盟受尊重，省里开什么会我坐在前头。医生吕畅生说：王文光来发展盟员是摸摸脑瓜就是一个。他还亲自到我家动员我，越快越好，我提出要和同志们商量商量，他也反对。
民盟长治市孙东元副主委揭发：王文光来长治发展民盟，专门搜集对党不满的意见，见了肃反对象就像见了亲人，用猫哭老鼠的假慈悲面貌打听肃反的情况，搜寻对肃反的意见。
第3版()
专栏：
四川潘大逵主张大中小城市、大中小知识分子齐头并进
四川是章罗联盟的一个重要据点。民盟四川省主任委员潘大逵就是他们安插在四川的一员大将。潘大逵的手下还有民盟四川省委副秘书长赵一明、民盟重庆市委组织部长舒军、宣传部长李康，他们都是章罗招兵买马计划的积极执行者。
从“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提出以后，潘大逵、赵一明就积极宣传章罗的指示，要把四川的盟组织在1957年底从二千五百人发展到四千人。
潘大逵主张民主党派可以不要分工，要打破界限。罗隆基认为被管制过的和对各项运动不满的人是民盟最好的发展对象。潘大逵就积极拉这些人入盟。西南民族学院民盟组织列为今年2至8月发展对象的十三人中，有十二个是漏网的和已处理过的反革命分子、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和对党有极大不满的分子。罗隆基、潘大逵非常倾心、几次提议可以入盟的魏时珍，原来是解放前反动的青年党的中央委员兼青年党的四川省主任委员。
一些对党不满而又有着强烈个人政治野心的分子更是章罗集团“大发展”的好对象。潘大逵曾在今年2月省委扩大会议上要求“川流不息地发展”，说发展组织可以不按组织手续，认为那只是“形式”。章伯钧曾指出现在大批超龄的共青团员要退团，而他们需要“组织的温暖”，这都是可以发展的对象。潘大逵就坚决执行这个指示。还决定在并不具备发展条件的四十五个只有盟小组的县里发展，要求大中小城市、大中小知识分子齐头并进。
潘大逵还一再批评盟的发展太“保守”，说“五百万知识分子，盟员还不到三万，四川偌大一个省才二千多人，太可怜了！”
盟员钟贵华、王拂晓揭露民盟四川南充市委张默生、吴仲垺、张崇古强调在医药卫生、文艺、机关等方面也大力进行发展，除在南充师专大力发展外，并准备在中学大量发展，小学也不放松机会。在西充、阆中、营山、蓬安、仪陇等县也放手发展。同时还派干部到营山、蓬安了解情况协助订出发展工作计划。在发展中，强调要发展中间和落后分子，对经常与党闹对立的或支持他们反党言论的都作为发展对象。相反，对党靠拢的人就不吸收。 （据四川日报）
第3版()
专栏：
“特殊盟员”
民盟重庆市组织去年9月到今年5月在大专学校发展的新盟员中，已查出的右派分子就占新盟员的15％。特别是章伯钧、罗隆基集团“钦定”的不通过合法组织手续就入盟的一批“特殊盟员”，都是凶狠的右派分子。
民盟重庆市委组织部长舒军积极执行章罗大发展方针，近半年多来民盟发展盟员已不讲政治历史和思想等条件，有的组织手续也不要了。曾经作过特务或与特务有过密切勾结的人，国民党、三青团、青年党等反动党派的骨干分子，都统统把他们拉进了盟里。
新发展的“特殊盟员”刘盛亚，是民盟右派集团在重庆文艺界掌大旗的人物。他四处串连右派分子建立据点，扩张势力，并且到处点火。他公开毁谤文艺界的领导“不学无术”，诬蔑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是“吃人的宗派统治”；并积极进行篡夺文艺界领导的活动。
另一个“特殊盟员”陈东原，是重庆西南师范学院董时光、罗容梓反党集团的军师。他入盟时，连他所在的民盟小组的盟员也不知道。他大肆攻击学校的党委制，还制造和散播党委不关心工人的“论证”，企图煽动工人对党不满。
这些“特殊盟员”不少是一贯反共反人民的反动分子。如刘盛亚解放前为大军阀写传记，并同文化特务勾结诬陷进步人士。（胡明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