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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樊翁、马文农等右派被揭发后低头认罪
山东工学院民盟九三反动联盟垮台
新华社济南19日电 山东工学院从7月中旬到8月中旬曾连续举行多次会议，对学院中的“民盟”、“九三”两个组织在少数右派分子操纵下结成的反动联盟进行了揭露和批判。现在，这个反动联盟的骨干、民盟山东工学院支部主任委员樊翁，组织委员马文农和以工学院民盟组织“开国元勋”自居的关廷栋以及九三学社山东工学院支社正副主任委员崔鸿章、蒋仁渊等右派分子在群众揭发的大量事实面前，已纷纷缴械投降，开始向人民低头认罪。
这些右派分子都是山东工学院的教授和副教授，大鸣大放期间，他们结成联盟向共产党大举进攻。樊翁担任了这个反动联盟的“主帅”，崔鸿章担任了“次帅”，马、关、蒋等人分任这个联盟内的“军师”和“大将”。关廷栋本来在北京清华大学进修，6月上旬他却提前回了山东专门来参加反党活动。在北京时，他还写了信给“光明日报”，要求派记者到山东工学院“采访鸣放情况”。
这个反动联盟的总纲领是：否定三反、思想改造和肃反运动的成绩，否定社会主义的道路，把共产党赶出高等学校。他们采取的策略就是要把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搞臭、骂臭，从而降低党的威信，削弱党的战斗力。他们还提出了对共产党要“擒贼先擒王”的反动口号。
在这个反动纲领之下，他们开始进行了一系列的互相配合的反动活动。“鸣放”初期，当“民盟”贴出目的在于否定三反、肃反等运动成绩和丑化党的“四点建议”的大字报以后，“九三”便贴出大字报表示热烈支持和拥护。“九三”贴出歪曲和污蔑三反、思想改造运动和要撤掉工会主席的反党大字报后，“民盟”也立即出大字报响应。他们还连续召开了六次“肃反问题座谈会”（起初叫“平反座谈会”），对共产党大肆污蔑和攻击。崔鸿章说山东工学院的肃反运动是“乱点鸳鸯谱”。崔鸿章的“炮手”陈寿祖污蔑肃反中的领导和积极分子是“无理、无知、无法、无能，个别的无耻”。这个座谈会分别由樊翁、崔鸿章轮流主持，并由这个反党联盟内的右派分子秘密组织肃反对象（甚至连肃反对象的家属也包括在内）在会上“诉苦”，来煽惑人心，向党进攻。在肃反运动中，右派分子关廷栋并没有被斗，可是他在座谈会上也把自己扮演成“被斗者”，对共产党极力加以攻击和污蔑。这些右派分子在会上对肃反运动进行恶毒的污蔑之后，便要党委根据右派分子的意见“平反”。
这个右派反动联盟接着又在学校的领导问题上放出一些毒箭。樊翁说：“党委负责制与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有矛盾”，他提出党员领导干部不称职的可以当“炊事员”。关廷栋说：“教授在学校中应当起决策作用，在党委之上起领导作用。”这个反动联盟的右派分子，甚至把共产党退出学校后谁担任领导职务都具体确定了。他们曾想把现任副院长、党委书记丁宗岳赶走，由樊翁任副院长；将教务长中的党员赶下台后，由“民盟”和“九三”的三个右派分子分别担任教务长和副教务长；甚至连工会主席的人选也物色好了。6、7月间，他们还利用部分学生在学制问题上的不满情绪，煽动学生闹事，企图在山东工学院搞一个“匈牙利事件”。
为了实现这些阴谋，樊翁、马文农等忠实执行了章伯钧、罗隆基关于“招兵买马”的指示，积极发展组织。同时在民盟内部打击进步力量，企图把民盟支部搞成清一色的右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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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吕班是个反党导演
专用喜剧形式歪曲新社会现实生活
充满资产阶级思想和封建把头作风
新华社长春19日电 长春电影制片厂今天举行的全厂艺术干部反右派斗争大会，揭露出喜剧导演、党内右派分子吕班是一个在灵魂深处腐朽透顶、唯利是图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吕班在解放后利用人民电影导演的职权，极力以喜剧形式歪曲新社会的现实生活，丑化共产党，攻击党对电影事业的领导。
吕班从事电影、戏剧工作已有二十多年，他在艺术创作上，一贯反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解放后，在导演喜剧中仍竭力追求资产阶级的低级趣味。在1954年他导演“六号门”影片后，更逐渐目无领导、狂妄自大起来。当党提出“百花齐放”方针以后，他即开始利用党发展喜剧创作的条件，采取吹、捧、拉拢等封建行帮的手段，串连长春、天津等地一批右派分子，企图组织“春天喜剧社”的反党集团，并打算在天津设立电影厂，拍摄资产阶级低级趣味的喜剧影片。企图以此来分裂“长影”，并和“北影”分庭抗礼。他以封建把头的“二哥”自居，对他的喽啰说：“跟你二哥走准没有错。干上他两年，保证诸位哥儿们能够吃香的，喝辣的，在银行里也有千二八百的存款。”他们已经物色好了称他们心的厂长和“政治工作”干部。他们还密谋要窃取天津文联的领导权。他们的阴谋被天津党政领导识破并受到电影界的批评后，吕班大骂天津党政领导“有眼无珠”，不能认识他的喜剧“票房价值”。在长影，吕班和其他右派分子利用金钱、地位引诱一些落后分子来进行反党活动。
吕班反对喜剧为政治服务和喜剧创作的工农兵方向。他说“喜剧就是为了让人笑一笑”。长影导演们最近看了他同罗太编导的“未完成的喜剧”以后，都认为这是一部讽刺、诽谤新社会的毒箭。他在这部影片里丑化党的领导干部，把党的文艺批评家描写成“一棒子”的教条主义者。在反右派斗争后，吕班还公开地告诉演员扮演这个反面形象时，要以党中央和电影界的文艺领导人做模特儿，有意识地把电影艺术作为向党进攻的武器。他还在这部影片中竭力自吹自捧为“艺术大师”，是“五四”以来“著名的喜剧演员”。
会上导演、演员们揭发：吕班把演员看成是“商品”，对他有利时，他就把演员说成是一块“玉”，对他无利时，就谩骂他们。他把喜剧组叫做“吕家班”，并公开对有的演员说：“我们的关系，就是互相利用，我利用你的才，你靠我出名。”
吕班的资产阶级“艺术至上”的思想也是特别突出的。在“鸣”“放”中，他散布：“长影是摄制组养活大家，导演养活全厂。甚至厂长亚马乘用的小汽车都是靠导演供给的。”他说：“导演不排戏，厂长也得给他跪下。”
吕班自命为“通天干部”，平时也经常把自己摆上党之上。一不如意，就大骂党的领导。在“鸣”“放”中，他借故攻击长影党委负责人并积极煽动一些党员闹事请愿。右派分子锺惦棐派罗斗到长影放火时，他就积极帮助筹划和组织座谈会。
吕班是在1942年入党的，他曾在长影群众中公开说：他入党是为了追求一个女共产党员。入党后，吕班仍然没有放弃在他身上存在的严重的资产阶级思想和封建把头作风。1949年，吕班在进城以后看到了“一江春水向东流”影片时，他怨恨地说：“日本人打败得太早了，不然我也可以成名了。”他在长影青年向科学进军大会上，公开号召大家“为人民币而奋斗。”他还到处摆起封建把头的身份欺压群众。他骂一位副导演：“他怎么爬起来的，还叫他怎么爬下去”。
在反右派斗争大会上，大家愤怒地斥责了吕班这个封建把头的反党罪恶活动，控诉了他诈骗钱财、污辱女演员的各种罪行，坚决不让这个右派分子混过关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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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云南各界反右派斗争取得第一回合的胜利
本报特约新华社稿 云南省各界反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斗争，第一回合已经取得了胜利。
云南的右派分子中包括四种人：一是封建余孽，如龙云时代的宪兵司令、大恶霸地主禄国藩等人，他们对合作化运动攻击最狠；二是反动官僚政客，如民革云南省组织的负责人龚自知和民建云南省组织的负责人杨克成等人，他们分别结成小集团，策划向共产党进攻，公然要共产党的领导处于“超然地位”；三是一群披着学者外衣的反共专家，如九三学社昆明分社主任委员秦瓒和苗天宝、秦凤翔等人，他们企图篡夺党对文教和科学技术部门的领导权。此外，还有一些深怀阶级仇恨的剥削阶级的子弟。这些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行目前已被充分揭露，在群众中完全孤立。
云南省的反右派斗争最早从民主党派、工商界、教育界和国家机关开始，现在已经遍及到文艺界、新闻出版界、卫生界和科学技术界。
通过这场斗争，群众的觉悟普遍有了提高，中间分子也愈益向党靠拢。在批判了简单粗糙的作法和温情主义以后，斗争就更加健康地发展。最近半月以来，各单位又陆续揭露出一批新的右派分子，其中包括一些党内的叛徒。目前斗争正在继续深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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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卫生部反右派斗争向广深方面发展
一批右派分子罪行开始暴露
据新华社讯 卫生部工作人员舌战笔战右派分子。一个月来，经过大大小小的辩论、批评会和满墙满壁的大字报，一批右派分子的罪行开始暴露。他们是：出身大奸商家庭、曾经参加过国民党的胡尚一，九三学社社员王诗锦，出身地主家庭、曾任国民党区党部执行委员兼书记的贾魁，出身地主家庭、曾经参加过国民党特务头子陈果夫的中国教育社的贾伟廉，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团结委员、曾在国民党卫生机关担任过职务的江上峰，等等。
从群众揭发的材料可以看出，这些右派分子是一丘之貉，他们异口同声地反对党对卫生工作的领导，否定党领导卫生事业的成就，硬说国民党时代的卫生事业比现在好，比现在科学。例如贾魁在一次对卫生部工作提意见的会上在攻击卫生部领导人员时，竟提出“应请他们辞职，或者集体自杀”那样充满阶级仇恨的狂言。他们还仇视党员，百般挑剔党员小毛病并加以夸张渲染，破坏党群关系。例如贾伟廉恶毒地造谣说“党员有生杀予夺之大权”，胡尚一污辱党员时说：“有了党籍，就可以保证一辈子，可以不钻研工作，躺在社会主义上睡觉。”王诗锦说：“好吧，一个个的都入了党，没有人作具体工作了。”意在诬蔑党员都是不做具体工作的。这些右派分子同社会上一般右派分子一样，由于他们的资产阶级自私自利和个人野心现在得不到满足而厌恶新社会和社会主义制度，反对党的各项政策，污蔑肃反、思想改造等运动，反对反右派斗争。
在16日妇幼卫生司批判王诗锦的座谈会上，曾经在国民党行政院卫生署任职的范文滢历举亲身经历的事实驳斥了王诗锦等右派分子对共产党的领导、对新中国的卫生事业的污辱。说到新旧中国卫生工作的对比时，范文滢说：解放前，在城市中是苍蝇蚊虫满天飞，国民党卫生署自己的办公室中也是这样；乡村中只有几个重点的乡村卫生实验区，是专门让外国人参观的。解放后，共产党领导的卫生工作和过去相比，真是天地般的悬殊，不能比拟。
有些同志对右派分子认为现在的卫生工作处处“没有统计数字、不科学”等谬论作了有力的驳斥。批评者举爱国卫生运动为例，明明过去蚊蝇那么多，而现在许多地方几乎没有蚊蝇，连外国人看了也惊异，但右派分子王诗锦却认为没有统计数字，就说爱国卫生运动没有科学性；又如现在新生儿患破伤风的比率确实大为降低，卫生部门培养了五十七万多新法接生员，这是铁的事实，而右派分子硬说“没有证据”，因而否定妇幼卫生工作的成绩；国民党时代打防疫针的证明书可以用钱购买、靠交情获得，这样的假统计能说明“科学”和“成绩”吗？
卫生部的反右派斗争正在向广、深方面发展，对其他右派分子的批判即将陆续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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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新湖南报副总编辑苏辛涛是个右派头子
处心积虑篡改党报的政治方向
本报长沙19日电 新湖南报工作人员最近举行了十一次座谈会，揭发以副总编辑苏辛涛为首的党内右派小集团。小集团重要成员有副秘书长傅白芦、编辑委员蔡克诚。在铁的事实面前，苏辛涛、傅白芦、蔡克诚已开始交代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曾经参与这个小集团的其他成员也开始交代，斗争正在深入开展中。
这个小集团长期顽固地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企图把新湖南报办成资产阶级的同人报。苏辛涛强调一切要“从报纸的特点出发”，而把党的方针、政策摆在从属的地位。傅白芦和蔡克诚打着报纸是“舆论机关”、“反映群众呼声”的招牌，要求大肆揭露新社会的阴暗面。这个右派小集团对于报纸上刊登党委指示一贯抱着厌恶的态度，认为人民群众不需要从报纸上看到党的政策和主张。苏辛涛攻击党报是“布告牌”，蔡克诚主张党报的工作人员不要看各级党委机关寄来的材料和文件，主张洗刷在党委机关工作的通讯员，主张摆脱党委的“定论”，而在报纸上开展“自由争论”。
由于中共湖南省委很注意对新湖南报的领导，报社内部又有总编辑官健平、秘书长孟树德不断同这个右派小集团进行斗争，无法实现他们的反动主张。于是他们就进行宗派活动，企图赶走总编辑官健平和秘书长孟树德，并制造各种谬论，反对省委领导。早在去年3月，总编辑官健平执行省委指示，比较集中地报道了农业社经营管理的经验，可是苏辛涛等右派分子不满这种做法，有计划地在编委会上挑起一场关于农村经验技术宣传的争论。当时在苏辛涛的把持下，多数编委同意了右派分子的看法。后来经过省委的批评，他们的阴谋才未得逞。去年5月，这个右派小集团借口改进报纸工作，在读者来信部和农村部搞了两个展览会，想证明省委和农业厅交来发表的文章是“劣稿”“灰溜溜的一片”。去年7月，编委会又进行了一场关于办报方针的争论。后来省委也讨论了这个问题，做出结论，指出苏辛涛等人的观点是错误的，但苏辛涛等人不服气，声称要到中央告状。去年11月，他们又搞出一套“改进”报纸的方案，由于省委的干预，这个方案没有实行，但在编辑部中流毒很广。
今春鸣放期间，这个右派小集团更猖狂起来，一方面在报道上企图乱鸣乱放，到基层点火；并要编辑部同志向文汇报学习。另一方面，又在编辑部内点火，想把整风运动变成一个群众性的反对省委，打击官健平和孟树德的运动。苏辛涛等煽动群众说：“报社三大主义特别严重，单是小民主不能解决。”“报社罢工、上街不可能；上书、请愿是可能的。”他们认为省委和人民之间有矛盾，当时这个右派小集团的喽啰中竟有人猖狂到提出要解散中共湖南省委会、撤销第一书记周小舟的职务。
反右派斗争开始后，这个右派小集团的活动并未停止，一面在报社内散布：“报社党员中没有右派分子”，另一方面又拉拢一批中层骨干干部，为他们讲话，并布置人到省委去反映对他们有利的情况，企图蒙蔽省委。当省委和报社领导同志一再对这些右派分子进行忠告，要他们老老实实彻底交代时，他们一直拒绝。直到全体工作人员举出大量事实，愤怒指责他们的罪行时，他们才开始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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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舞台美术界揭发反动集团
李畅、刘世彩开始认罪，赵森林还在顽抗
新华社18日讯 舞台美术界以右派分子李畅、赵森林为首的右派小集团的反党阴谋活动，在中国戏剧家协会和中国美术家协会16、17日联合召开的反右派辩论会上被揭发出来了。
会上集中揭露了中央戏剧学院舞台美术系讲师李畅、总政文工团演出队长赵森林、总政歌舞团的舞台设计刘世彩和中央戏剧学院讲师徐廷敏等，在整风中结成右派小集团，煽动全国舞台美术界向文化部和军委文化部进攻，企图取消党在舞台美术界的领导。
这些右派分子借中国戏剧家协会和中国美术家协会联合举行的三次“鸣”、“放”座谈会，作了煽动性发言，把新社会描写成漆黑一团。说舞台美术工作者都受着“非人的待遇”，挑拨导演与舞台美术工作人员的关系是统治与被统治者的关系。刘世彩还无中生有地说他经常连续工作二十小时到四十小时。李畅诬蔑地说，文化部官僚主义使舞台美术界处于“绝境”，将要“祸及后代”。他恶毒地挑拨戏剧界的团结说：舞台美术工作者是“第六个手指头”，舞台美术工作者是“重囚相类”的“劳改队”，并公开提出要争取舞台美术工作者的所谓“创作自由”、“人的权利”、“社会地位”等。他们造谣说，在“万水千山”的演出时“有一个同志腰椎劈裂，一个胃穿孔，一个得了胃溃疡，一个肺浸润……”。这些煽动性言论当时迷惑了一些不明真象的人。其实这些恶毒的诬蔑经所谓四个“被害者”当场证明，都是右派分子故意捏造的。
右派分子李畅、徐廷敏又煽起中央戏剧学院学生，把“火”点到学校里。学生们公然向党组织提出要开大会并要组织慰问团去总政文工团慰问“被害者”。并高呼立即行动起来，起草呼吁书。李畅见“点火”的高潮已到，便与赵森林共同策划，召开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誓师大会——所谓中央戏剧学院舞台美术系“师生大会”。他们把这个会说成是“声讨陈其通”大会。在这次大会上，李畅、赵森林利用部分舞台美术工作者对工作的不满情绪，进行了煽动性的发言，把话剧“万水千山”排演的成绩诬蔑是“血与火的产物”，是“暴君鞭打奴隶的结果”。当被蒙蔽的群众被“煽动”起来时，李畅又火上加油地说：“要把大会记录印发各地，要与文化部坚决斗争，要组织理论队伍，必要时可以上街（闹大民主）”，企图制造“小匈牙利事件”。
李畅、赵森林及一时被蒙蔽的学生代表等在那次大会后曾到中国戏剧家协会和戏剧报社，要求剧协把呼吁书发给全国各剧团，并威胁戏剧报编辑部刊登呼吁书。李畅还利用中央戏剧学院收发制度不严格的缺点，把呼吁书通过了合法的手续发到全国各地。
李畅、赵森林等还密谋成立“舞台美术设计公司”，把北京各剧团的设计人员都拆散，拉到所谓“设计公司”，企图这样来篡夺舞台美术界的领导权，脱离党的领导。
在九百多戏剧和美术工作者参加的反右派辩论会上，右派分子李畅、刘世彩已经在铁的事实面前开始低头认罪。右派分子赵森林还企图顽抗，引起到会人们极大的愤慨。这个辩论会还将继续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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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彭达——混入党内的异己分子
郑启民 薛辉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部，有这样一个“人物”，他从作监察工作之日起，八年如一日地利用一切可乘的机会，企图篡夺监察工作的领导权，并以监察工作作武器，来反对共产党，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社会主义制度。这个“人物”是谁呢？就是混入共产党内近二十年之久，曾骗得了党的信任，并窃取了监察部第二司副司长职位的阶级异己分子彭达。
这个隐藏在共产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过去所采用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手法是非常隐蔽的。整风开始，当党外的右派分子猖獗地向党发动进攻的时候，彭达就乘机进行活动，到处点火，煽动监察机关的干部反对监察部的领导。就在这个时候，彭达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真面目就彻底暴露了。
不执行中央和监察部的指示和决议
几年来，中央关于监察工作的指示和历次全国监察工作会议的决议以及监察部党组的决定，只要不合彭达的心意，他总是竭力反对。他一贯反对监察机关检查事故和检查案件，说什么“检查事故和案件是‘马后炮’、‘擦屁股’、‘没有积极意义’，只起‘派出所’、‘消防队’的作用”。他反对监察机关受理公民检举控告和管理惩戒工作，说什么“人民来信是鸡毛蒜皮，不起作用”，甚至诬蔑处理人民来信的同志是在整天“制造废纸”。他还坚决主张取消监察通讯员。1956年3月，中央决定监察机关的体制为双重领导，彭达对中央的这一决定，最初是公开反对，继而是采取阳奉阴违，两面三刀的手法，在党组扩大会上表示同意双重领导，并就如何贯彻双重领导发表了意见，但会后又背着党组进行阴谋活动，拉拢别人，反对双重领导。12月6日，他又在第二司全体干部会上强调垂直领导的好处，并在第六次全国监察工作会议期间，到第一机械工业国家监察局的小组会上大讲其所谓双重领导的八大苦处，甚至诬蔑监察部“不体贴下面的苦处”。在这次会议后，中央批准了监察部关于这次会议的报告，彭达始终表示不满。
打击领导，培植亲信
彭达为了篡夺监察工作的领导权，不惜一贯地在工作中采取打击领导，排斥异己，培植亲信，抬高自己的手段。1953年，他曾与前中央监察委员会（即现在的监察部）第二厅第一副厅长鲁夫（党组成员）闹对立，鼓动他的亲信反抗鲁的领导，公开拒绝执行鲁所分配的工作。监察部部长助理、原第二司司长谭生彬（党组成员）由于强调监察工作的政治思想性和司的集体领导，彭就对谭热讽冷嘲，并在干部中散布流言蜚语，诬蔑谭是“空谈政治，不懂业务”。现任司长吴铁鸣刚到二司工作时，彭就给吴来个下马威，拒不执行吴所分配的工作。关于司里许多重大问题，彭没有同吴商洽，就擅自决定和改变。他曾一再向人表示，对于自己长期处在副司长的地位十分不满。
彭达对监察部所有与他意见不相同的领导干部，都加以攻击。他曾狂妄地诬蔑“监察部党组是纸老虎，一戳就破”，辱骂党组成员是“死官僚主义”，是“得过且过，苟且偷安”，是“当官、拿钱、画圈圈”。彭达为了抬高自己，在言谈中总是一方面把监察部的领导说成一无是处，说什么“现在是一级不如一级，即监察部不如监察局，监察局不如监察室，谁领导谁，值得考虑”，“监察部的领导软弱无力，能做事的人不多，部长助理不一定比司长强”，“司长出去检查工作，就是司长领导部长”，等等。另方面他又把自己说成是“常胜将军，无往不胜”，经常吹嘘自己在监察工作方面的所谓“丰功伟绩”，使别人觉得“监察部领导人都不行，唯有彭达行”。
彭达十分厌恶老干部。他知道老干部是党的领导骨干，一般说来政治思想水平比较高，比较容易觉察或识破他的反党活动。因此，他总是恶意攻击老干部，说什么老干部都是些“万金油”、“白帽子”、“甩袖子队”、“吃老本，吃完了，就完了”；“老本就是资格和能讲两句马列主义”等等。他曾诬蔑工矿企业的负责干部，是“狗熊管理企业”。至于青年干部，彭达也只是喜爱那种善于依他的意图行事和替他吹嘘捧场的人；而对那些和他意见不合或向他的错误言行进行斗争的青年干部则任意训斥和打击。更恶劣的是，彭达为了实现他的个人野心，专门拉拢一些有政治历史问题的人，重用那些对他百依百顺的亲信作为他在工作中的“连手”。这些人和彭达一鼻孔出气，依靠彭达一手提携；彭达则依靠他们宣传和推行他的一套反党纲领。
利用一切机会，宣传反党论点
彭达经常利用到监察干部训练班讲课、参加各工业国家监察局的会议、出外检查工作以及向报纸刊物写稿等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大肆鼓吹他那一套与党的方针完全相对立的监察工作的主张。他在天津工矿监察干部训练班讲话宣传垂直领导时，一方面把工矿企业的负责干部说得一文不值；另一方面又向学员们说：“老兄们，可大胆了，你们不要怕了。你们回去告诉厂长，以后我们不属你们管了。”“你们回去只管做，我彭达个儿大，出了问题，有我来担当。”这实质上是向监察干部贯输特权思想，煽动他们与企业党政领导闹对立。第五次全国监察工作会议以后，彭达为了偷天换日，歪曲五次会议精神，竟勾结研究室副主任右派分子陈达之召集了十几个企业监察室干部开会。彭达在会议总结时攻击过去的监察工作方法是“以官僚主义检查官僚主义”的方法，竭力吹嘘他的所谓“跟班检查”的方法，即纯技术性的检查方法。会后，彭达还与陈达之合谋，在“国家监察工作”这一刊物上组织文章，加以宣传推广。
反对党的根本路线，攻击社会主义制度
彭达还公然反对党的根本路线，诽谤和攻击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某些负责同志，甚至妄想推翻社会主义制度。
彭达一贯主张取消马列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他经常在监察干部中宣传“谁有业务能力，谁就能领导”、“不能靠政治吃饭”等反动言论。他污蔑党所一再强调的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是“卖狗皮膏药”，并公开谩骂领导干部是：“光靠政治吃饭”、“离开业务、空谈政治”。他认为第六次全国监察工作会议的结论是“满篇政治，但没有政治”。他还反对监察干部学习马列主义。在他主办的三期工矿监察干部训练班中，除了第二学期了了草草地上了几次“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课程外，再没有上过政治课。尤其严重的是，当部务会议作出关于加强干训班的政治课的决定后，他仍坚不执行。彭达这一系列的言行，实质上是以强调学习业务为幌子，来取消马列主义的指导思想。他甚至公然向要求作党务工作的干部散布“党要取消的”谬论。
彭达还十分厌恶和反对党的群众路线。他不但不提倡、不宣传党的群众路线；反而经常对它加以讽刺和诬蔑，说什么“走群众路线不能解决问题”等。他在监察工作中，从不依靠群众来进行工作，而是一味强调依靠个人的业务技术能力来解决问题。他不相信群众的智慧，认为监察通讯员反映的情况零零碎碎，不起作用，主张取消。
彭达在工作中一贯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对上要求极端民主，对下实行个人专断。他公开宣传：“谁的意见正确，谁就是领导。”“如果领导上不采纳你的意见时，你可以在下边组织酝酿，造成群众舆论，迫使领导上采纳你的意见。”他还“鼓励”干部要“独立思考”，“不要盲从”，而且捏造事例说，他过去在老区工作时，有次中央下达一指示，讨论中，其他人都同意，唯有他提出不同意见。一月后，中央修改了这一指示，果然与他的意见一致。彭达对他自己所领导的工作，一贯是独断专行。他在领导第二司工作中，一直反对在司里实行集体领导，反对建立司务会议制度。当领导上向他指出应该贯彻集体领导的原则时，他公然反抗说：“什么卵集体领导，我才不理那一套。”
彭达还反对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所作的“在工矿企业中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的决定，并认为实行这一决定，就是党委包办一切。
彭达还恶意攻击肃反运动，反对在肃反运动中采取群众路线的作法。他否定监察部的肃反成绩，诬蔑监察部第二司的肃反是“人为地制造矛盾”。他还诬蔑监察部五人小组领导人是“过于执”，表示自己要当“况锺”。他经常打击肃反积极分子，甚至辱骂肃反积极分子“是没有头脑的”。彭达为了拉拢第二司当时的一位肃反的对象，竟然向他泄露党的机密，并在大鸣大放期间指使他在肃反问题上向党进攻。
彭达反对党的根本路线和取消马列主义指导思想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推翻社会主义制度。5月18日彭达在第二司全体干部整风学习讨论会上的发言中，直接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他首先说：“不要迷信社会主义”。接着又说：“社会主义制度一切都好，这只是宣传”。“社会主义制度有两面性，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无产阶级专政带来官僚主义。”
彭达原来是一个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
彭达为什么一贯地干着反党反人民的罪恶活动呢？只要我们仔细地查看一下他的历史，也就真相大白了。早在1936年至1938年间，彭达即先后担任过绥远省防共自卫团的政训员、大队督导员、国民兵团第四团政训主任等职。这样一个专门从事反共政治工作的能手，却于1938年8月混入革命队伍，并于同年9月混进了共产党。1941年彭达在安北县工作时曾向敌人自首变节，使当地党的组织遭到破坏，后来他到了延安，曾隐瞒了这段罪恶的历史，混入了共产党。从此，他就长期隐藏在革命队伍里，暗地里干着不可告人的勾当。
在声势浩大的反右派斗争开始以后，监察部和中央各工业国家监察局的许多同志，逐渐擦亮了眼睛，提高了认识，因此，纷纷揭发了彭达的许多反党言行。7月份以来，监察部的干部在党组领导下，向这个党内的右派分子发起了围攻。但是，在大量的罪证面前，彭达仍在继续顽抗。彭达究竟何去何从，要靠他自己去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