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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社论
人人都要节约棉布
根据商业部关于棉布供应问题向国务院提出的报告，由于棉纺织业受到棉花不足的限制，不能完成原定的生产计划，在实行棉布计划供应的第四个年度内，国家供应给全国人民每人的平均棉布定量，一般为十六尺，比上一年度的二十点六五尺减少四尺多。如果今年棉花丰收，每人平均供应定量也有可能达到十八尺，比上年度减少二尺多。
从现在的眼光看来，每人减少二尺布似乎是一个问题；其实，这比起解放前的情况还是好多了。按全国人口平均计算，1949年每人平均只有民用布七尺多，而1957年至1958年棉布计划供应的第四年度则有十六尺至十八尺，增加了一倍多。旧中国人民衣不蔽体的褴褛现象今天已经基本上改观了，大部分人家都添制了不少的新衣服、新被褥。解放以来全国人民的棉布消费量不断增长。今年的棉布供应数量虽然比前两年减少了，但是同1955年以前各年度的供应水平相比，基本上没有降低。
棉布供应数量的减少，虽然不能不使人民在生活上感到一些困难，但是，只要我国人民注意节约，这种前进中的困难是可以克服的。谁都知道，我们国家按人口平均耕地面积很少。为了保证粮食的需要，就不能过多地扩大棉花种植面积。为了保证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也不可能使用大量外汇进口棉花来增加棉布供应。而建设大规模的人造纤维工业，也需要相当的时间。因此，棉布不能充分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在我国将是一个较长时期的问题。在这段时期内，除了国家要努力发展生产，并且坚持贯彻对棉花和棉布的计划收购、计划供应的政策以外，人民群众必须用各种方法节约用布。
国家生产的棉布，约有十分之八左右是用来供应民用的。因此，节约每一个人的用布就是节约棉布的最主要办法。我国人口有六亿多，只要全国每一个人一年多用一尺布，一年就要多消费六百多万匹布。反过来，如果每人每年都少用一尺布，国家也就可以节省六百多万匹布。想想看，这是一个多大的数字！
在减少供应的数量中，城市居民（包括职工、干部和学生）的供应定量减得比较多。他们会不会遇到太多的困难呢？大家知道，城市居民的棉布消费从来就比农村多，实行计划供应以来，城市居民的供应定量也一直比农村为高，他们当中有不少人都有“压箱底”的衣服。这些衣服应该充分地利用起来：样式过时的翻改一下，脱色的衣服加染一下，尺码不合适的修理一下，大人不能穿的改给孩子穿，大孩子不能穿的改给小孩子穿。
在农村方面，定量虽然比大城市稍为少一点，但是和去年相比却减少不多，影响并不很大。但是，估计到几年来一般农民收入比以前都有了增加，用布的需要也在增长，所以各地党政领导机关和农村工作人员应该广泛地向农民群众说明，今年因为棉花种植面积减少，不得不减少棉布的供应，号召大家克服困难，以便争取国家早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早日富强起来，那时候困难的日子就可以从根本上结束了。只要好好解释这种道理，农民群众是可以想通的。
节约棉布的潜在力量很大。例如，北京市一百三十多个缝纫社统计，今年上半年翻改了四万多件旧衣服，就给国家节省了二十七万多尺棉布，消费者也节省了数十万元开支。如果全国都这样干，那就会节约出一个很可观的数目。再如，很多地方在零售环节上推行量体售布，也取得了很大成绩。消费者买布和营业员卖布，一般都有一个共同的习惯，就是宁可多一点，不要少了。如果营业员在卖布的时候，根据消费者的身材说服消费者恰当地买布，这就可以少用很多的布。一件衣服少费三、二寸，从全国范围来说就是很大的数目。天津市推行量体售布办法以后，预计全市在一年之内就可以为国家节省五十万尺布。
不少地方的缝纫行业，也从改进剪裁排料方面想出了很多节约用布的办法。北京市缝纫业在成批服装加工的过程中，只是改进裁剪一项，服装生产合作社和公私合营服装厂今年一年就至少可以节省六千匹布，够作八万件新衣。
在消费者方面来说，除了提倡旧衣改制以外，还应该积极推广省布的服装样式。过去城市妇女多半穿旗袍，做一件旗袍比做一套干部服至少可以省一半布。中式褂子，无论男女，都比干部服要省布。所以应该提倡今后在添制衣服的时候，多添制这些省布的式样的服装，并且尽可能量体裁衣，不要浪费。在这一方面，我们特别希望机关团体的女工作人员和各地妇女工作者加以倡导。只要我们能够从各方面努力节约，今年的棉布供应量虽然减少了一些，还是可以够用的。
为了在全国范围内节约棉布，必须纠正一些片面的不正确的思想。去年有一个时期，在报刊上曾经过分地强调了服装的式样，发生了许多副作用。虽然适当地注意服装的式样是可以的；但是决不应当提倡浪费和奢侈的不良作风。在国家棉布供应不足的时候，大家应该自觉地穿各种式样的旧衣，为国家省布，帮助国家克服困难。为了社会主义，我们必须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地造成一种新的风气，就是艰苦朴素和勤劳节俭的风气。假如有一些人想利用这种节约的风气来作歪曲的宣传，说我们有了什么不可克服的困难，那就让他们白日做梦去吧。我们一定能够克服一切困难，把自己的国家建设成为富强的社会主义工业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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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根据资源条件确定合理分配办法
国务院批准减少棉布供应
城市多减，农村少减——取消职工干部学生同市民的差别——节约工业用布和公用布
国务院批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委员会：
国务院批准商业部关于棉布计划供应第四年度民用布供应问题的报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委员会应当按照这个报告的精神和棉布供应办法，从速安排第四年度第一期布票的发放工作。由于棉布供应比较紧张，在发放布票的时候，必须根据实有人口数字严格加以控制。工业用布和一切公用布匹，必须按照节约的精神进行供应，切实保证供应指标力求减少而不被突破。一切用棉、用纱、用布的工业部门，必须严格节约原料。应当向城乡人民，特别是应当向大城市的职工、干部和学生广泛地进行解释工作，使他们了解国家目前棉布供应的困难情况，自觉地节约用布。
为了缓和1958年棉布供应紧张的情况，各产棉地区还应该做好以下三件工作：
一、必须抓紧对棉花生产的领导，加强棉花的田间管理工作，争取今年棉花的丰收。
二、动员棉农把棉籽交给供销社脱绒加工厂并且认真领导供销社做好剥取棉籽短绒的工作，力争完成今年的剥绒任务。
三、加强对棉农的政治工作，加强购棉的组织工作，以争取多购些棉花。 国务院1957年8月16日
商业部关于棉布计划供应第四年度中民用布供应问题的报告
（1957年8月3日）国务院：
1957年9月1日至1958年8月31日是棉布计划供应的第四个年度。现在将这个年度的民用布供应问题向国务院提出以下的报告：
1957年全国的棉花种植面积共约八千七百余万亩，较1956年减少了六百余万亩。减少的主要原因是部分产棉区的粮食供应比较紧张，减少了棉田，改种了粮食。今年棉花如果丰收，估计可能完成年度生产计划，即产棉三千万担；但是，如果年景中常，估计只有二千七百万到二千八百万担，如果歉收，还有可能更少。由于计划供应第四年度的布票要在8月份内发放，这时棉花生产的丰歉还不能断定，为了把第四年度的布票定量放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只能按棉花生产的中常年景，即产棉二千七百万到二千八百万担计算。在产棉二千七百万到二千八百万担的条件下，除去棉农自用棉、絮棉、军用棉和自然损耗等以后，明年只能纺纱四百一十万件至四百二十万件。如果工业用纱、针织用纱和军用纱都维持今年的水平不变，明年只能织布一亿二千七百万匹左右。按照这个数字计算，除去工业用布、公共用布、军用布以后，民用布约为一亿零三百万匹左右。按全国人口平均计算，每人全年民用布平均供应量只有十六尺，比棉布计划供应第三年度第二期布票折扣使用以后的每人全年民用布平均供应量二十点六五尺要减少四点六五尺。如果今年棉花丰收，就有可能生产棉纱四百五十万件左右，从而使全国人民每人全年民用布平均供应量达到十八尺。因此，在棉布计划供应第四个年度内，国家供应给全国人民每人的平均棉布定量，一般保证十六尺，争取在棉花丰收的条件下达到十八尺。
棉布计划供应第四年度布票发放的办法，仍然准备分为两期发放：第一期从今年9月1日至明年2月底；第二期从明年3月1日至8月底。在使用第一期布票的时候，因为是冬季，气候寒冷，为了便利人民添制冬衣，发了全年十六尺布票的三分之二左右，即每人平均定量十一尺。第二期布票根据棉花的收成情况，在明年1、2月间再发，每人平均定量不低于五尺，争取达到七尺。第一期布票仍然可以延期到明年8月底通用。我们认为这种分期发放布票的办法，是在现有棉布资源的条件下，尽最大的可能来供应人民冬衣需要的办法。
由于第四年度棉布供应量比上一年度有所减少，因此棉布的定量分配办法应当作必要的调整。自从1954年实行棉布计划供应以来，在棉布定量上一直存在着以下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城市的定量高于乡村，其中大城市又高于中等城市和小城市。第二种情况是在全国大部分地方，在同一地区内，职工、干部和中等学校以上学生的定量高于一般居民。在开始实行棉布计划供应的时候，作以上这两种规定曾经是必要的。因为当时棉布自由市场的情况，是农村销布少，城市销布多；大城市销布又多于中、小城市。在城乡人民中，职工、干部和学生的销布量也高于一般居民。当时实行这种分类定量的办法，使城市与乡村各阶层人民能够大体上按照他们不同的购买力水平买到棉布，使棉布的分配数量大体上和当时自由市场的分配情况相同，因而尽可能地供应了人民不同消费水平的需要。但是近几年来的情况已经逐渐发生了变化。一方面城乡人民的购买力都有了增长，过去消费棉布较少的居民，现在纷纷要求增加对他们的棉布供应，他们对城市定量较高和工人、干部、学生的定量较高感到不满意；另一方面，由于棉花生产不稳定，国家不可能保证每年对居民的棉布供应量都比上一年多。特别是在棉花减产，势必减少棉布供应量的时候，这种城乡之间、阶层之间定量不平衡的矛盾就显得更为突出。因此我们认为，过去的规定已经不能完全适应目前的情况，应当加以改变。我们准备从以下两个方面来改变目前的状况。
第一、今年减少每人棉布供应定量的时候，城市减得多，乡村减得少，大大缩小城乡之间棉布定量的不平衡。在发放第四年度布票的时候，将全国划分为两类地区，前一类是中小城市、县城、集镇和农村，每人的定量不再存在着城乡的差别；后一类是大城市（包括省辖市和相当于省辖市的大城市和大工矿区），定量在原则上可以比前一类稍高一点，但相差不宜过大。以北京为例，在上一棉布计划供应年度内，每人全年平均定量为三十五尺，比全国每人平均定量二十点六五尺高十四尺多。但在第四计划供应年度内，北京每人全年平均定量约为二十四尺，比全国每人平均定量十六尺或十八尺只高八尺或六尺，比上一年度的北京每人全年定量减少了大约十一尺。由于城市每人全年平均定量减少得多，乡村每人平均定量就减少得少，大体上第四年度乡村的每人平均定量只比上一年度减少一尺多。我们认为，由于城市人民的衣着存底一般比农村厚，因此在棉布不够的时候，多减城市的定量、少减农村的定量是合理的。何况城市的棉布定量在减少了以后还并不比农村低，其中大城市由于照顾到购买力水平较高，还比农村的定量略多。棉布以外的衣着品，例如丝织品、麻织品、毛织品等，也是多数销于城市。我们相信城市人民是会谅解今年棉布供应减少的困难，接受政府所采取的分配措施的。
第二、今年在分配办法上，取消过去职工、干部和中等学校以上学生定量高于当地居民的规定，改成与当地居民定量一致。我们认为在棉布供应减少的条件下，不再保持职工、干部、学生与居民的差距，提倡与居民同甘共苦，是适当的。只要经过宣传解释，职工、干部和学生是可以谅解国家的困难而与政府密切合作的。至于有些用布确多，而又不发工作服的工人，如筑路工人、建筑工人、煤矿工人等，各地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在临时用布项目中给以必要的调剂和照顾。
在工业用布上，就工业生产发展的需要来说，按理是应该有所增加的，但是由于今年棉布供应不足，为了保证民用布的供应，我们认为除了国家经济委员会批准必须增加的工业用布外，原则上应一律维持上一年度供应水平，不予增加。请各地人民委员会在核定指标范围内统筹安排，厉行节约，并且提倡代用和回收使用。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的公共用布，在今年实行节约以后，虽然已有所减少，但仍然存在一些浪费现象，还可以进一步节约。我们认为应当继续贯彻执行国务院今年1月30日关于节约公共用布的指示，务必做到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的设备用布在下一年度内一律不换新布，工作服应当提倡打补钉，尽可能不换新衣。
由于去年棉田受灾减产，今年棉花种植面积减少，国家一再采取了减少棉布供应的措施，在人民生活上一定会感到一些困难。但是只要全国人民和政府密切合作，多多利用旧衣，少添新衣，在采取了以上的分配办法以后，这些困难是可以克服的。
解放以来，我国的棉花年产量已经增加了很多。但是由于人民生活有了改善，棉布仍然供不应求。扩大棉田面积、提高棉田单位面积产量、利用其他纤维来供应衣着等办法，我们都要努力进行，但是这些措施，不可能在短期内收效。因此，在今后一个较长时期内，全国人民还需要继续节约用布。
以上报告，请国务院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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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广泛提倡各种省布办法
回收破旧服装 节约个人用布
解放军节省大量棉布
据新华社19日讯 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大部队官兵用多种方法为国家节省棉布。
解放军军需部门今年回收破旧服装和棉花的工作做得很好，预计今年回收的破旧服装可以折合棉布三十四万匹，棉花有五百三十三万多斤。这些回收的旧布和棉花将在制作新被服时充分加以利用。另外，军需部门还采用了适当延长服装使用年限和严格控制用布的办法，来为国家节省棉布。
解放军广大官兵还积极想办法节省个人用布，并把节约下来的布票缴还国家。从5月份以来，仅十四个地区和军需部军人服务处等单位上缴给国家的布票就将近六百五十万尺。
中央和北京市各机关
今年已节约棉布五百多万尺
据新华社19日讯 到现在为止，今年中央一级和北京市各机关节约了五百零八万市尺棉布，实际用布量比原订计划少得多。这是中国纺织品公司北京市公司最近统计出来的。
文化部、交通部和地质部等是需要公用棉布较多的机关，今年用的棉布都比去年为少。这些部门所属的三百多个单位，在第二季度需要的业务用布是六十多万公尺，实际用的棉布只有十二万多公尺。中央和北京市所属的一百多个医院、疗养院，第二季度使用的设备用布，普遍比计划减少一半以上。
这些机关在制定用布计划的时候，都反复算了细账，凡是可以不用棉布的，一律不用；可以少用的，一概少用。今年商业部不仅没有买一寸公用布，而且清理了仓库，把库存的棉布、被褥和床单等，缴回北京市国营纺织品公司，转交其他单位使用。
北京市纺织品公司的工作人员在节约棉布方面也做了许多工作，他们帮助用布单位算细账，计算用料，替用布单位找代用品，还派出专人到各单位了解情况，建议用布单位根据实际需要，尽量使用质量较差的布。光是他们帮助各机关节约工作服用布这一项，今年5月份就节约了十五万三千多尺棉布。
把节余的布票退给国家
武汉市上缴第二期布票九万三千多尺
据新华社武汉19日电 武汉市人民精打细算节约棉布，到7月底止，上缴给国家的第二期布票达九万三千多尺。
在节约棉布中，有许多干部、职工和居民自愿不领或少领布票，如市针棉织品公司批发商店一百一十六个职工中，有九十一人少领或未领布票二千二百五十尺。省土产出口公司第二仓库职工经过精打细算，上缴的布票占应领布票的60％以上。汉口大夹街的居民节约了六百多尺布票上缴给国家。
许多企业也根据节约的精神，少领了公用布。武汉市公用汽车公司原计划要发工作服一千七百多套，现在仅发给整天在汽车下面工作的内勤、技工和学徒，这样便节约了一千二百多套工作服。
沈阳采取各种措施
减少工业用布
据新华社沈阳19日电 沈阳市今年上半年公共用布和工业生产用布的消费量，比去年同时期减少三千零九十多万尺。比今年上半年的计划少用三百零七万多尺。
很多机关、企业的领导方面今年都很重视节约棉布的工作。例如：沈阳铁路管理局材料总厂依照过去用布的情况，上半年曾提出用布一百一十多万尺的计划，经沈阳铁路管理局领导方面重新审查以后，确定把工作服穿用期一般延长一个季度，只要还能穿用的一律加以修补后穿用，结果上半年只用了十一万多尺布。沈阳再生胶厂生产车轮补带胶，补带胶中间的隔离布，过去完全是用新白布，现在改用包皮布和旧布，半年中就节省了四万五千多尺棉布。
宁波许多行业
回收旧布 节省衣料
据新华社杭州19日电 浙江省宁波市许多行业最近四个月来采用回收旧布等办法，节约了棉布三十万公尺。粮食公司收回面粉袋重用，就少买了九万公尺棉布。缝纫业中推广省料的先进裁剪技术，三百八十多个缝纫合作社的裁剪师已经普遍学会。（附图片）
广东省服装技师林举钧在介绍利用碎布做小孩裙子的方法。
新华社记者 喻惠如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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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亿一千四百多万头
全国生猪超过历史最高水平
新华社19日讯 全国生猪发展数字已超过我国历史上最高水平。据农业部到今年6月底初步统计，全国拥有的生猪已达一亿一千四百多万头，比1956年末增加了16.57％，超过了1957年国家计划一亿一千万头3.66％，比我国历史上生猪最多年份（1954年）还多一千二百三十一万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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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彻底批判了温情主义和右倾思想
监察部挖掘出党内几个右派分子
彭达、陈达之、梁建一、安汝涛的反党言行被揭发
本报讯 近两个月来，由于监察部领导上逐步克服温情主义，深入批判右倾思想，具体领导群众开展说理斗争，监察部的反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斗争已获巨大成绩。党内右派分子彭达（副司长）、陈达之（研究室副主任）、梁建一（研究室的翻译室主任），安汝涛（副司长）等的反党言行已被彻底揭发。
监察部反右派的斗争是从6月20日开始的。在6月20日以前的大放大鸣阶段，部里的右派分子曾利用整风座谈会、黑板报等方式向党发动了恶毒的攻击。他们和社会上的右派分子互相呼应地说什么我们党的干部政策是“用人唯党”；说什么“不要迷信社会主义制度”，“无产阶级专政带来了官僚主义”等等。
监察部的反右派斗争从6月20日到7月15日这段期间，首先集中力量向已经浮到面上的右派分子刘永等进行了斗争，曾先后召开了十多次中小型批判会和座谈会。但是，在最初二十多天的斗争中，这些右派分子的气焰十分嚣张，在群众所揭发的大量的材料和罪证面前，他们仍然狡赖顽抗；部分群众也在徘徊观望，有些群众对当时某些司局领导小组的个别成员也发生了怀疑。部领导上觉察到这种情况以后，即在7月4日到10日连续召开了会议，认真反复地研究了前一阶段反右派斗争的情况，具体分析了斗争开展迟缓的各种原因，对一些人的言行又逐个进行了反复的分析。这时才发现运动不能顺利地向前发展的原因首先是由于在九个单位反右派斗争的领导小组中就有三个领导小组里有右派分子。这些隐蔽在领导小组里的党内的右派分子利用他们的职位，一方面千方百计地利用一切公开场合为正在被斗争的右派分子辩护和解围。同时暗中还给他们“打气”，对他们表示百般同情和支持。如当时还是研究室领导小组成员之一的右派分子陈达之就公开替被斗的右派分子刘永的反动言行辩护，说什么刘永基本上是拥护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他们的错误言行是由于领导上对他们使用不当所造成的等，并公开向党组提出：“刘永不该划为右派分子”，企图替刘永开脱。另一个党内右派分子梁建一还请正在被斗争的一个党外右派分子吃饭、逛公园、看电影，要他“经得起考验”。其次，在不少司局长级干部，甚至在部的整风领导小组的成员中，也有个别领导干部有比较严重的温情主义和右倾思想，他们总认为某某人是个老党员、老干部，而且担负着比较重要的工作，因而就对他们加以姑息迁就，对他们抱怜惜和原谅的态度。如对后来才清查出来的右派分子彭达、安汝涛、陈达之的问题，某些领导同志就是这样。第三，由于深入地广泛地发动群众的工作还做得不够，有不少人对反右派斗争的重大意义认识不足，因此就抱着观望态度。
监察部的领导上在分析了以上情况以后，立即采取紧急措施，于7月17、18日由监察部部长钱瑛亲自主持了连续两个半天的领导小组扩大会议，传达了中央的指示，彻底批判了部分领导干部中存在着的温情主义和右倾思想，有些同志在会上也做了自我检查；深入细致地进行了对右派分子的分析工作，把彭达、陈达之、梁建一等党内右派分子挖掘出来，接着，领导上又集中力量认真地去做发动群众的工作。部长钱瑛亲自召开积极分子会议，副部长程坦、李景膺分别召开两次群众会议反复进行动员，讲解政策，解除顾虑。各个领导小组还分别用个别谈心、漫谈和交换意见等方式来发动群众投入反右派的斗争。
由于领导上进行了这一系列的组织工作和发动群众的工作，监察部的反右派斗争就很快地深入展开，不到两个星期，就把党内外形形色色的右派分子的猖狂气焰打垮了。
目前监察部的反右派斗争正在向深入的方向发展，广大群众对右派分子的反党言行还在继续揭发，已经展开了的规模较大的说理斗争仍在继续进行。据监察部整风领导小组的负责同志谈，只要领导上能进一步克服温情主义和右倾思想，监察部的反右派斗争一定可以获得更大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