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曾彦修、蓝钰、萧乾、胡明一鼻孔出气
首都出版界揭穿右派分子的反动实质
新华社1日讯 首都出版界反右派斗争正向深入发展。在7月23日、26日和31日分别举行的出版界三次座谈会上，参加会议的人对曾彦修、蓝钰、萧乾、胡明等右派分子的各种共同性的反动论点作了系统的说理批判。
工人出版社陈希文、吴从云在联合发言中着重驳斥曾彦修、蓝钰等右派分子对自己的错误言论的辩解，说成只是思想问题而不是政治上反党反社会主义。联合发言说，作为国家政治书籍出版机关的人民出版社是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国务院文化部的领导下工作的，但是曾彦修却说什么“人民出版社是没有后台老板的”，他主张“有关出版社各自找自己的后台老板”，这不是明显的在政治上反党是什么？曾彦修认为党不能领导出版事业，这与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反党公式
“党不能领导Ｘ”不完全一致吗？曾彦修诅咒说：“不戴一顶马克思主义的帽子，没有马列词句外衣，不能进人民出版社的门”，看来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曾彦修才主张寻找他喜欢的“后台老板”，反对党对人民出版社的领导。
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陈原说，和我国其他各项建设工作一样，向苏联学习是建设社会主义出版事业的根本方针之一。他说，从1950年到1956年，中国出版界总共翻译出版的苏联书籍有一万三千多种，这些书籍包括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苏联共产党的历史文献，苏联当代学者宣传和解释马列主义的学术著作，以及大量的自然科学、生产技术和文学书籍。这些书籍的出版，大大地帮助了在我国人民中广泛进行马列主义思想教育的工作，给我们增加了有益的思想养料；大规模地宣传了苏联先进的建设经验和科学成就，这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科学研究工作起了极大的指导和辅导作用；广泛介绍了苏联社会主义社会的道德面貌和社会主义的新人的品质，丰富了我们的精神生活。陈原十分愤慨地斥责曾彦修等右派分子说，他们不但颠倒黑白地抹杀这些铁的事实，并且给学习苏联经验，翻译苏联书籍加上了妨碍出版事业发展，毒害了读者，束缚了思想自由等等罪状。陈原说：曾彦修、蓝钰等为什么痛恨学习苏联呢？本质就在于反对在社会主义国家内党和国家对于出版事业的领导，反对出版事业的计划化，他们把这些叫做“大一统”，叫做“垄断”。陈原说：正是确立了党和国家对出版工作的领导权，才从根本上改变了旧中国出版事业的资本主义性质，结束了旧中国出版的无政府状态。正是因为计划化，才保证了党和国家政策方针的贯彻，保证了最大多数人民的出版自由。陈原又指出曾彦修所以反对翻译出版苏联书籍，骨子里是反对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
民族出版社社长萨空了在会上说：我们历史上没有民族文字的出版社。解放后新成立的民族出版社，总共用七种文字，出版了一千二百多种，总共一千二百万册的图书。民族出版社是实行计划亏损补贴的，并且亏损一年比一年多。民族文字版的书籍，篇幅一般比汉文版多，有的多一倍以上，但价钱却比汉文版低，这样的政策，难道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可能的吗？
通俗读物出版社祝修恒以事实揭发了右派分子蓝钰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时的卑鄙手法。蓝钰在散布他的各种右派思想时，常常不是自己明白地出来表示意见，而是授意别人去写文章，然后帮助修改，有时甚至改得面目全非，但仍然用别人的名字发表，并且不让别人用笔名，因为他怕“外界猜来猜去又想到他的头上”。在别人的文章发表后，蓝钰又以“舆论代表者”的姿态出现，以引用别人文章的手法来私运他个人的反动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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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右派在新闻事业中的代理人
王中的反党新闻学纲领受到抨击
据新华社1日讯 根据新闻工作座谈会从7月25日到8月1日连续举行的七次大会和小会的揭露证实，披着共产党员外衣的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王中完全是资产阶级右派在人民新闻和文教事业中的代理人。
王中的反党、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资产阶级的反动纲领，是一本长约五万言的所谓“新闻学原理大纲”。在这本著作中，王中认为报纸不是阶级斗争的产物，认为“读者需要”和“为读者服务”是报纸的本性，又称为“商品性”。至于报纸的阶级性和报纸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王中认为这是政党给硬加进去的。王中把报纸的党性和人民性看成是对立的矛盾。王中说人民日报及其它一切省委机关报是“满脸铁青”，报纸的编辑像“清教徒”。他把党报同历史上统治阶级的“邸报”、“官报”相提并论。王中认为，报纸的党性是由于人们“把报纸当作党的宣传武器”所造成的。王中说，党委“约束”、“限制”报纸。报纸不“自由”，变成了“寡妇脸”。要解除“约束”，就必须打倒王中所说的“机关性、书记性”，就是取消共产党对报纸的领导，使党报变质。王中要求并且到处宣传报纸不要“指导工作”，他认为多了指导经济建设的指导性，少了“服务性”，“编报卖”与“买报看”就成了尖锐的矛盾。王中说，这是报纸编辑部“教条主义”的结果。王中还主张把人民日报和现在的省委机关报变成工作报和“内部通报”，另成立所谓群众性的“经济区域”报。实际上王中的阴谋就是孤立和打击党报，提倡办一些资产阶级的同人报、社会报。
王中对自己的一套反党的新闻学纲领，绝不是像他自己所声称的仅仅是作为一种学术研究，而是有计划有组织地在各地新闻单位进行宣扬、传播，企图用他的纲领来作为各地党报的指导思想，篡改党报的政治方向。去年他曾率领一个“调查组”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无锡工人生活报、南京新华日报、济南大众日报、青岛日报等处调查报纸的缺点和所谓“读者的需要”，每到一地，他就讲演报告，贩卖他的纲领。在调查时对报纸的缺点总是加以渲染夸大。在调查中处处拉拢和他有共鸣的人，并煽动这些人对党委领导报纸的不满情绪。调查以后，他就经常在学生中夸大党报的缺点，来证明目前的报纸非照他的理论改变不可。今年5月，他来北京参加了新闻工作座谈会。在这次会上，许多右派分子发表许多反动的言论，他大为欣赏。回上海的途中，他又到济南、南京，在新闻界传达这些反动言论。
在复旦大学新闻系内，王中也一贯拉拢师生，搞宗派活动，兜售他的反党的新闻学纲领。他鼓励系内教师按照他的纲领进行教学工作，要“卧薪尝胆搞十年”，在自己的领导下搞成一个“学派”。他主张复旦大学新闻系的毕业生要固定地分配给几个省的新闻单位，以便经常和他们互相“联系”互相“帮助”。他还鼓励他的学生到非党报纸和地方报纸去，说在这些地方“大有可为”，叫学生不要进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大新闻机关。他还经常在学生面前宣传报纸的党性如何不好，要学生发展个性。他经常对学生辱骂共产党的老干部，说老干部没有文化没有知识。他还带挑拨性说北京大学新闻专业已变成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殖民地、附属国，并且说人民大学是教条主义的大本营。
王中一有机会，就找在各地新闻单位工作的复旦大学新闻系的毕业生进行串连拉拢，宣传他的反动纲领。今年5月，他在北京，就曾和北京各新闻单位的一些复旦大学毕业生有过广泛的接触。这些学生中有很多人受了王中的反动思想的毒害，有人因为要发展“个性”，对他们现在在人民日报、新华社的工作岗位表示不满；有人甚至对党对报纸的领导进行嘲笑、诋毁。王中在听到这些言论的时候，就更加以挑拨，他说“我老早说叫你们不要只想进人民日报、新华社这种大机关，你们不听，活该。”
王中对许多右派分子以及某些人的右派言论他都感到亲切。他公开说他欣赏资产阶级的一套。他还常说，他是不看人民日报的，看解放日报也是寻找有“趣味”的事情，他真正愿意看的是上海的新民报和文汇报。一些关于宣传工作的方针政策，他不是到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和解放日报去了解，而是经常听一个在文汇报兼职的新闻系讲师的似是而非的传达。
在新闻工作座谈会上，王中始终躲躲闪闪，吞吞吐吐，说自己只是学术思想上的错误，企图蒙混过关。新闻界人士对王中的态度深为不满，新闻座谈会还要继续对王中的反党言行进行系统的批判，并正告王中端正态度，认真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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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看看这些“同人”要办什么样的“同人报”？
他们要“用共产党的钱来办反共产党的报纸”
本报南京30日电 本报记者甄为民报道：南京新闻界、知识界和民主党派的反右派斗争中，已揭发出四起筹办反对党和国家领导、贯彻资产阶级方向的“同人报刊”的事件。他们共同的纲领是要和党报和人民报刊唱对台戏。
这四起办同人报刊的事件是：新华日报记者祖中远（共产党员）、编辑强剑衷（共青团员）和财经组副组长张少昕（共产党员）筹办的“星期日晚报”；一个是新华日报编辑余中奇筹办的所谓“新人民日报”或“新新华日报”；一个是文汇报驻南京记者陆续（农工民主党成员）等筹办的“鹰啼序”或“江南草”诗刊；还有一个是右派分子刘敬坤（南京大学历史系助教、共产党员）等筹办的反动报纸。
这些报刊和杂志有一个共同的宗旨，就是不要党和政府的领导，要走资产阶级政治路线。从整风开始以来，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散布党委领导办不好报纸、党委干涉过多和资产阶级新闻自由等谬论，宣称要办一种和现在出版的报刊唱对台戏的报刊。如祖中远、强剑衷、张少昕所筹办的同人报要“言人所不敢言”、“凡是党报不登的它都要登”。强剑衷、张少昕还互相呼应地叫嚣：要新华日报“领导退休十天，让党内外先进分子掌握报纸”，妄图改变党报的方向。而余中奇更狂妄地“要用共产党的钱来办反对共产党的报纸”，他并“愿意当这个同人报的发行人，将来坐牢吃官司，我一人去”。说什么“判几年徒刑出来，还要办这样的报，再吃官司，出来，再办”。右派分子刘敬坤这位自称“党内民主人士”，“纳吉”和“新生的反革命分子”的人物，则声称他要报道“预见别人看不到的国家大事”。
这些同人报发起者已搜罗了一批人马，并着手筹集了经费。祖中远已经为他们的同人报约稿。余中奇则两次写信给上海新闻界右派分子许君远要他下山来做台柱。
在连日举行的新华日报、南京大学和江苏农工民主党反右派斗争会议上，筹办不要党领导和党唱对台戏的同人报刊的主张，已开始受到批判。新华日报时事组组长、从事新闻工作多年的夏晨中说：“同人报名义是一个虚伪的帽子，自有阶级以来，作为上层建筑底报纸是为一定的阶级服务的。他们主张办不要共产党领导的报刊，显然是要走资产阶级的办报路线”。许多同志用报纸刊登了毛主席报告、发展农业纲要后报纸发行量显著增加和资产阶级新闻自由的虚伪性等事实，驳斥了所谓“党委领导办不好报纸”、“资产阶级新闻自由”的谬论。有些受右派影响、参加了“同人”报刊的“同人”，也已开始检查了自己的错误，揭发和交代了一些反动活动的内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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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三个纵火犯
揭露光明日报记者在西安“点火”的罪恶事实
本报记者 朱波
西安的人民把光明日报派到西安来的三个记者——欧至培、郑笑枫和韩洪文叫作三个“纵火犯”。
郑笑枫是4月中旬来西安的。他来西安不久，就和西安地区的右派分子王捷三、李壮猷、刘不同等取得了联系，四处点火。
4月29日，储安平又派欧至培和韩洪文来到西安，光明日报集中力量要在西安“点火”的阴谋是十分明显了。这三个人在西安积极组织座谈会“点火”。他们没有和省、市委统战部联系，强调要依靠民主党派。但是，民盟省委张光远向他们介绍的出席座谈会的几个公正人士，却不被吸收参加。他们依靠的是右派分子李壮猷。他们要求李壮猷介绍一些意见多而又敢说话的人参加座谈会。经过他们数次商量，决定了座谈会的名单。其中右派分子占了多数。
名单确定后，欧曾到中共西安市委统战部去走了一下“过场”。统战部权秉华副部长看到名单后，曾向他提出，有些人没有什么代表性，应该增加一些有代表性的人士，欧却强调说名单是和各民主党派再三研究确定的，拒绝权的建议。权副部长还是劝他再和各民主党派商量一下。欧仍然没有接受这个意见。但是欧从统战部出来后，反而对人说座谈会的名单是市委统战部同意的。
欧、韩等为了把这一炮打响，为了使这把火能更快地燃起来，在右派分子李壮猷协助下，又对约请的人进行了个别访问，了解他们发言的内容，并且对这些出席会议的人进行动员鼓动工作。他们在很多人面前，把光明日报吹嘘了一番，有意地污蔑人民日报。
在个别访问中，那些对党没有意见的人，又被取消了被约请的资格。如西安医学院的张同和教授，他们从李壮猷那里了解张同和有很多意见，曾列为被约请的对象。欧至培访问张同和时问张，“听说你试验成功的‘前额叶切断术’，曾受到党委的压制？”张说，“没有这回事，陕西省委、西安市委以及学院党委都非常支持我，我现在还在动这个手术；就是我们同行中有些人反对这个手术。”欧听张一说，再没有谈什么，就把张同和从被约请的名单上抹掉了。
座谈会是5月4日下午开的，一直开到夜十时才结束。欧至培在这个座谈会上号召参加的人“有什么说什么。因为是整风，主要提缺点，不要谈优点，你们敢说，我们敢登，不要骇怕打击报复，光明日报一定为你们作主撑腰。”欧还说“今天这个会没有党员，这是为了畅所欲言，所以不约请党员”……欧还为储安平吹嘘了一番。
这是西安地区右派分子向党进攻中最恶毒的一次会。会上，右派分子王捷三（西安师范学院教授），刘不同、李述礼（都是西北大学教授）、钱祝钧（西北大学副教授）、王子云（西安美专教授）等人肆意诬蔑党的领导、党的统战政策，以及党在肃反运动等方面的成就（详细内容，请看5月11日、12日光明日报），右派分子钱祝钧在发言中还非常狂妄地断言说党在明年后年就要垮台（这句话在会后被钱祝钧删掉了）。右派分子还互相为他们的反动言论喝彩、帮腔。欧、郑等人非常欣赏右派分子那种疯狂的姿态，他们和右派分子说说笑笑，显得非常亲密。但对那些较公正的人士就冷淡了。例如西北俄专教授李蔚麟在发言中概括地谈了一下成绩，韩洪文就很不耐烦地说：
“这有啥意思。”右派分子刘不同、王捷三竟当场就批评西安医学院教授刘蔚同说：“你的发言对共产党的意见并不多，没有什么内容！”刘蔚同、李蔚麟等人回忆起当时座谈会的情形时说，会议上右派分子十分嚣张，他们指手划脚，高谈阔论，洋洋得意。光明日报的欧至培、郑笑枫、韩洪文也很得意，常和右派分子交头接耳，并在中途吃饭时，再三向大家敬酒。右派分子认为这是成功的会。他们非常感激光明日报，称光明日报是“自己的报纸”。刘不同说，“今天的会议真使大家谈的舒服，想不到会有今天，要是前二年，人家一定会说我们这些人是胡风反党集团了。”座谈会一直开到夜十时多才结束。但是右派分子都毫无倦容。王捷三兴奋地说：“这样的会再开下去也感觉不到疲倦！”
座谈会的记录在光明日报上公布之后，在西安地区各界人士当中震动很大。一些正直的人们都表示非常不满，他们打电话质问民盟省委，是否知道这件事情。而那些右派分子看到光明日报后，则欢欣若狂。有些学校的右派分子曾给西安地区的新闻单位打电话，质问为什么不报道他们的“鸣放”，说党报不如光明日报，党报没有新闻自由。而参加座谈会的右派分子，在会后更嚣张，王捷三到处“放火”，到处发表反党言论，刘不同、李述礼、钱祝钧等都成了主要右派分子。特别是刘不同，他在西北大学大肆活动，成为西大右派分子的主帅。
光明日报派到西安来的三个“纵火犯”的任务是完成了，但是，西安地区的人民却不允许反党火焰蔓延下去。现在，在反击右派斗争中，坚定的人们更加坚定了，过去那些受迷惑的人现在也清醒了，大家都团结在一起，向右派分子进行坚决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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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暴风雨中的共青团员们
福建日报记者
6月9日上午，福州第二中学的学生们正在准备期考和升学考试，学校第二楼下正在举行的教师鸣放座谈会上，传出了一阵激烈的叫骂声，有人在喊：“党员校长要撤职查办”“不撤职就罢教！”“打倒刽子手，惩办凶手！”“我们要派代表到市政协会去控诉”……。学生们想，这是为什么呢？
中午，在走廊里又出现了几张触目惊心的大字报和漫画。有一幅画画的是前教导副主任、党员林天柱，额上写着“校霸”两字，脚下踏着几具死尸，全身鲜血淋漓。旁边大字报写着：二中肃反“严重违法乱纪，私设刑堂，害死三条人命。”另一幅画的是党员校长乐澄清，额上写着“反动思想，地主作风”。还有一份“文告”，上写着：“正直的有良心的人们站出来，揭发乐澄清的罪恶。”
这些叫嚣是那里来的呢？当时，只有极少数人知道，这是该校副校长、民盟福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右派分子张家址在进行反共阴谋活动。但多数学生却不知是怎么回事。学生们看了这些煽动性的大字报、漫画后，再不能安心自修了。大家都在谈论着学校里发生的事情。
面对着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和群众的思想混乱情况，党支部没有马上表示态度，而有意识地让共青团员和群众自己去明辨是非。
这天，高三毕业班学生、共青团员林永年、陈其樵、王世秉三人看了辱骂党、污蔑肃反的大字报和漫画，心中都暗暗在想：说害死三条人命，这不是造谣污蔑、歪曲事实吗？我们校内肃反两个人自杀，一个是反革命分子林学泉畏罪自杀，一个是黄祖菁被他哥哥和亲戚检举带枪下海为匪，没等领导上帮助搞清问题，就走上自杀的道路，怎能说校长害死的呢？更没有三条人命！我们学校在这次肃反中成绩是很大的，他们这样不是把肃反成绩都否定了吗？
他们就决定分头去同自己认为是正直的同学商讨办法。大家的看法都一致：认为学校中有坏人在搞鬼。共青团员应该挺身而出，保卫党、保卫社会主义。半夜里，大家又回到各班去找了一百多个团员来讨论这件事，结果决定第二天一早就行动起来。
第二天，共青团员们贴出了第一批驳斥右派分子的大字报。
学生们一进校门就被许多的义正辞严的标语和大字报吸引住了。在这里，共青团员们用事实和真理驳斥了右派分子的造谣诬蔑。
王世秉写的一张大字报，有力地驳斥了葛保龙的谎话。葛保龙说在肃反中自杀的学生黄祖菁是“三好”学生，王世秉指出这根本不是事实。他又指出葛保龙所谓黄祖菁“两次自杀，校方见死不救”完全是撒谎。黄祖菁畏罪自杀，被发现后马上由校医急救，又送医院，怎能说见死不救呢？“沉尸灭迹”更是胡说。黄祖菁死后，学校曾替他购买棺木、立有墓碑。
学生们从大字报和标语中了解了事实的真象，头脑清醒过来了，先后有几百人在反击右派的签名书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9日中午，右派分子辱骂党，污蔑肃反的大字报、漫画贴出后，右派分子张家址洋洋得意，到处探听学生们的口气。问这个“有什么感想”，问那个“应该如何办”。学生们回答他的是到处贴满了反击右派的大字报。在学生们的反击下，张家址慌了。
在这期间，学生们还粉碎了右派分子另一个阴谋：右派分子为了把事情扩大到社会上去，决定派代表到正在举行的福州市政协会议上去“控诉”二中的肃反。针对这一阴谋，学生们自己也决定派代表到市政协去，他们要通过市政协会向全市人民讲明二中肃反的真相，揭露右派分子的阴谋。右派分子派的代表听说学生们也要派代表去，而不敢前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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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上海医学院三千同学
声讨叛徒徐洪慈
本报讯 上海第一医学院全体同学，连日冒着酷暑集会，声讨和揭发右派分子徐洪慈的反党言行。
徐洪慈是医疗系三年级学生，原来是共产党员。他在整风运动中，纠合一些认识不清的同学，贴出第一张大字报，提出了五十一条荒谬的主张，如“取消党团员特权”、
“普选不民主”、“肃反肃错了，要平反”等等。当这张大字报受到党支部的批评时，他就大叫：“党支部孤立我！”当受到同学们的反驳时，他又贴出所谓“忠告”的大字报，谩骂某些同学是“两面派”。接着，他又煽动医疗系三年级十一、十二两班同学举行了两次所谓“扫除障碍”的座谈会。他对同学们说：“党委虚伪，口头上讲鸣放，实际上不支持。”煽动同学仇视党。
徐洪慈的叛党行为，得到了该院另一右派分子范日新的支持，范日新当众称赞徐是“模范党员”。范日新又对徐说：“你不要怕，要坚持，事情闹得越大越好；你年轻，我年纪比你大，经验比你多。”他准备宣布退出共产党，并准备鼓动“最起劲的”共青团员退团，单独成立政治组织，保卫“五十一条”，号召全校同学继续大鸣大放，派代表团到各大学去演讲，妄想达到进一步搞垮党的目的。
徐洪慈的反党言行，受到了全校同学的驳斥。一时被他蒙骗的少数同学，也清醒过来，作了检讨和揭发。全校三千多同学，表示要坚决把反右派斗争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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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刘奇弟给谭天荣的公开信
锺怀
谭天荣和刘奇弟是北京大学学生中右派分子的首脑人物，是反动小集团“百花学社”的大头目。7月25日，刘奇弟写了一封公开信给谭天荣。他写这封信的动机何在，可以暂不判断，好在原信不长，照录如下：
你常批评我太主观，不客观分析问题，的确，我曾经是这样，但是我今天可不再主观蛮干了，而你却不是这样，例如：
1、你说群众现在还是同情支持你，这恐怕与事实不符，而且事实叫我无法相信，不然我不能理解为什么群众对你的最坚定的同道者和最亲近的朋友——我都这样的憎恨和反对。
2、你说一年之后就会胜利，像波兰一样地变革，但波兰究竟是怎样的变革的，变革之前又是怎样，工人委员会到底怎么回事？我是不甚了解，我深信你也不会了解。而如今我国的情况呢！工人农民不但拥护党而且拥护党现行的政策，来什么变革？谁要我们变革？
3、你说天下要让我们才子佳人来管，我们首先看看天下和我们吧！老实说，天下确实很太平，而我们确实只会拆烂污，即使退一万步“天下不太平”，若让我们来管，那只会更加糟糕，不信的话，回顾我们组织的“黑格尔恩格斯学派”、“百花社”、“广场”，那一个不是乌七八糟。算了吧！我看还是虚心点好！
寥寥四百字，就活生生地勾出了谭天荣的狂妄的一副嘴脸。其不愧是谭的“最亲近的朋友”。当然，这封信也稍稍拆穿了一点他们这个右派小集团“乌七八糟”的内幕。这岂仅是谭天荣及其一伙人的写照，难道不是许多右派分子、许多右派集团的写照？
看来，不能说刘奇弟一点“自知之明”也没有，不过，据说刘奇弟在写了这信之后又宣称，一俟他的事情处理完毕，他就要到帝国主义国家去。人们如果那么天真，以为刘奇弟已经转变了反对社会主义的立场，已经是“革面洗心”，那就大错特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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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到现场调查拿出确凿的罪证
天津大学反右派斗争取得新胜利
本报讯 天津大学八百多应届毕业生继天津大学全体学生在6月间同右派斗争的第一回合中取得了巨大胜利之后，从7月11日至22日又取得第二回合的胜利。
同前一阶段比较，这一阶段的斗争具备了新的更为有利的条件。同学们认真地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演，和周总理在这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大家有了反击右派的思想武器；同时，也从前一阶段的斗争中获得了一定的政治经验，对右派分子的阴谋活动有了一定的认识。
早在同学们帮助党整风的时候，学生里出现了一些以帮助党整风为名的“鸣放社团”。如李朝贵、卢田修等组织的“春雷”社，陈勇等组织的“风雨”社，万嘉蔚等组织的“纱布”社，朱呈祥等组织的“D、D、T”社，王渭等组织的“鸣放”社，以及以张伦基为首的内燃机专业四年级少数学生。这些右派分子，在鸣放期间到处“点火”，煽动群众向党进攻。
这些学生中的右派分子的活动，有些是得到幕后支持的。右派分子王厚强是黄绍竑的外甥，他就得到了黄绍竑的支持。他在校内搜集所谓“冤枉”材料，到处替人“伸冤”。
尽管右派分子们如此猖狂，但是觉悟了的同学们是要坚决打垮这些右派分子的进攻的。
同学们追击右派分子的主要方法之一，就是揭露他们阴谋活动的事实，许多学生为了弄清事实真相，自动组织起来到右派分子曾经点过火的地方去调查；有些班的同学，虽未跟右派分子在一个会上展开面对面的斗争，也主动将自己知道的事实检举出来或是用大字报形式揭发出来。
经过十多天的揭发和说理斗争，在事实与真理面前，右派分子已完全孤立了，其中大部分人已向人民低头认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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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然发动群众攻击党委
王铭勋蜕化变质
新华社沈阳1日电 中共沈阳市委候补委员、东北工学院机械系主任王铭勋蜕化变质，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里应外合，向党进攻。
机械系右派分子在5月9日的鸣放座谈会上恶毒地向院党委书记康敏庄“将军”，并发动群众签名攻击中共沈阳市委，身为市委候补委员的王铭勋也签了名。当签名的教师推选王铭勋去市委“请愿”时，王兴高采烈、得意忘形，鼓掌接受。右派分子为了有组织地向党进攻，曾策划成立一个凌驾党和行政组织之上的“非常委员会”，院党委明确指示王铭勋不能同意这个组织，并叫他和其他共产党员向群众解释，但他不执行党委的决定，并向右派分子说“党委干涉中心组活动”。王铭勋还和右派分子一起见了辽宁省委第一书记黄欧东。院党委曾指示王铭勋先不要传达黄欧东的讲话，否则传达讲话稿必须经黄欧东亲自看过。王铭勋不但不执行党委的这一指示，把黄欧东的讲话作了传达，并且在某些重要地方有意加以歪曲和隐瞒，如黄欧东明确回答右派分子不同意成立“非常委员会”等非法组织，但王铭勋没有向群众传达这个意见，继续煽动群众，要成立“非常委员会”。
机械系中心组领导权被右派分子篡夺后，系的鸣放会成了污蔑党、谩骂党的讲坛，大字报成了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工具。王铭勋是大字报社长，他亲手编发右派分子污蔑党的文章，还给右派分子提供下一步反党的计划。他为了鼓励右派分子，还提出“干革命不要怕坐牢”等口号。
在反右派斗争展开后，王铭勋给右派分子打气说：“不要灰心泄气。”为了防止右派集团分崩离析，他又亲自组织右派集团订立攻守同盟，作了两次假检讨。群众对王铭勋的假检讨非常气愤，一致要求他对反动活动的目的作进一步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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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工大反击傅丰祥
哈尔滨工业大学学生正在组织更大的力量，反击右派分子、三年级学生傅丰祥。
两个月前，傅丰祥贴出了他弟弟介绍北京大学右派分子向党进攻情况的北大来信，并连夜把葛佩琦的反动论点抄贴出来，还加上“放的彻底，鸣的痛快”、“共产党领导者们，清醒清醒你们的头脑”的按语。他还支持另一个右派分子王欣生，又向一右派分子康永山献计，叫康永山把准备召开的“诉苦大会”，改为“平反大会”。人民日报的“这是为什么”社论发表之后，他还说：“共产党怕击中要害”，“肃反运动是精神暴力运动”。
傅丰祥的反动言论，激起了同学们的极大愤怒。人们在辩论大会上，同他展开了声势浩大的说理斗争。这时，傅丰祥给自己扣上一个帽子，想在帽子下面开小差。混不过去时，他就拍桌子，以回老家来要挟。同学们揭穿了他的这些花招，正在组织更大的力量反击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