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名将之花雕谢在太行山上”
——忆击毙日军“蒙、疆驻屯军”最高司令阿部规秀中将的黄土岭战斗前后
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 杨成武
1939年11月，日本东京“朝日新闻”报辟一专栏哀悼日本侵华军“蒙、疆驻屯军”最高司令兼混成第二旅团旅团长阿部规秀中将在察南黄土岭战役“光荣牺牲”。其中一篇题为“名将之花雕谢在太行山上”的悼文里，如泣如怨地写道：
“自从皇军成立以来，对中将级将官牺牲，是没有这个例子的。这次阿部规秀中将的隆重牺牲，我们知道，将士们一定是很奋力作战的，战斗力已超过了阶级的区分”。
阿部规秀中将是日本的名战术家，对日本天皇的霸业“赤胆忠心，战功卓著”，因而取得了日本军阀给予的“名将之花”的称号。然而，法西斯将军中的“名花”，毕竟经不起中国人民民族解放斗争的风暴的冲击，终于“花落瓣碎”，饮恨在太行山上。
诗人田间在黄土岭战役胜利后，写了一首“马上取花”的诗，“黄土岭一战，‘名将之花’，吐血而亡”和“拙将取花，未取先垮，名将取花，马上取花”的诗句，始终鲜明地烙印在我的脑海里。黄土岭之战，已是十八年前的事了，但是，中国人民的名将——八路军猎取这朵“名将之花”的英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
雁宿岩歼灭战
1939年10月30日，我在冀西阜平参加晋察冀分局组织工作会议。当晚，接到了我分区司令部的报告：坐镇张家口的阿部规秀中将派出过村大佐，率领一千多日伪军进驻涞源，据侦悉敌寇拟分三路向我分区的艮方镇、走马馹、灰堡地区扫荡，其主力两个步兵中队，一个炮兵中队及一部伪军共有六百余人由过村大佐指挥，有经龙虎村、白石口、鼻子岭向我艮方镇地区扫荡迹象，企图消灭在艮方一带活动之我军。
敌人的这一行动，早在我们的意料之中。涞源地区是敌我必争之地。我们可从涞源两侧经察南挥兵北上，直捣阿部规秀中将的老窝——张家口。在敌人方面，则把张家口——涞源一线的据点，看成是插进我晋察冀军区的一把“尖刀”，企图用这把“尖刀”，把我平西、察南、雁北根据地割裂，以阻挡我向张家口进击，企图巩固其察南占领区，因而敌寇在涞源常驻重兵，并以此为基点，不断向我扫荡。9月底，敌人已从南线开始秋季扫荡的尝试，出动八百多兵力进犯我四分区之陈庄，但落得个全军复没的下场。现在，敌人又在北线开始其报复性的扫荡了。
对于粉碎敌人的秋季扫荡，我们已做了充分的准备。部队已经过整训，特别是陈庄全歼敌人八百余人的胜利，强烈地鼓舞着我分区的部队，纷纷提出：“向陈庄作战的兄弟部队学习，我们也要来个歼灭战”，“用粉碎敌人秋季扫荡的胜利庆祝晋察冀军区建立二周年”。面对这块送上门来的“肥肉”，我们的指战员当然不会轻易放过。同时，在这一带地区作战，我们有许多有利条件。
涞源是我八路军进入敌后最先解放的第一个县城，有坚强的党组织，经受过37年敌寇十三路的残酷扫荡和38年秋季大进攻的考验。群众斗争情绪高涨，斗争经验丰富，38年秋末才被敌人进占，但是县城周围的乡村政权仍完全被我控制，就是在城里我们也有隐蔽的组织及情报网。敌人一有动静，我们便能立即掌握。这些有利的群众条件，形成了对敌斗争的“无形长城”，使我们有了“千里眼”、“顺风耳”，陷敌人于被动挨打的窘境。
从地形上看，这一带是我国历代抗御民族敌人入侵的古战场。东连紫荆关，西接平型关、雁门关，南面，雄伟的内长城横跨过白石山，纪念民族英雄杨六郎的六郎峰、六郎庙屹立在白石山脉内长城边的插箭岭上。从涞源到艮方只有一条山道，一过内长城，是光秃陡立的石山。从白石口到雁宿岩一段，两面是高插入云的大山，中间是一条宽仅四、五十公尺的河套，这是一个天然的口袋。如果把部队埋伏两边，再把白石口的口子堵住，管叫敌人进得来，出不去，插翅难逃，只有束手就歼。
根据这些条件，经研究后，我们拟定了一个基本作战方案。决定采用伏击的战术手段，集中兵力歼灭向白石口——艮方一线进犯之敌，伏击点选择在雁宿岩附近，并立即请示晋察冀军区聂荣臻司令员。
聂司令员批准了我们的作战方案，为了确有把握消灭敌人，决定以主力一、二、三团参战，并命令我立即回分区组织指挥这个战斗。
11月1日，我从阜平赶回分区司令部——管头。途经艮方，与驻在艮方的三团团长纪庭谢、政委袁升平同志进一步研究作战方案，并指示各团按方案行动。在从艮方回管头的路上，雁宿岩的主峰强烈地吸引住我的视线。这山峰，在我们的眼前显得无限秀丽，然而她在民族敌人的面前却会喷射出万道烈火，把他们烧成粉身碎骨。
11月2日，我们在分区司令部召开了干部会议，具体研究怎样打击敌人。我们决定以部分主力和地方游击队牵制堵击插箭岭、灰堡之敌，以第二团由团长唐子安政委黄文明率领，第三团由团长纪庭谢、政委袁升平率领，分别埋伏于雁宿岩东、西两面，以一部游击队在白石口诱敌深入，待敌进至伏击圈后，一团由团长陈正相政委王道邦率领，从东北插至白石口截住敌人的退路。会后，干部分头察看地形，部队立即进入战斗位置。
11月3日清晨，晴空万里，朝霞映红了群峰，太行山显得格外壮丽。七时许，我军同三路敌人先后打响。白石口之敌在我游击队诱击下，疯狂地向三岔口前进。当敌进至雁宿岩时，我二、三团突然从东、西两面漫山遍野地压下来，一团则从敌人屁股后面杀出，二百多挺轻、重机枪一齐向山下的敌人开火。手榴弹爆炸声、喊杀声震得山岳颤抖。敌人遭此猝然打击，显然惊慌失措，但仍占领河套附近的小高地顽强抵抗，并以机枪大炮掩护，向我三团阵地组织五次反扑。三团的指战员们以手榴弹、刺刀奋勇迎击，一、二团从敌人侧背猛烈扫射，打得敌人纷纷滚落山坡。接着我们展开了全面攻击，至下午四时，敌人已被杀伤大半，被压缩在上、下庄子附近和雁宿岩西北的一个高地上。
黄昏前，上、下庄子之敌被我消灭干净，只剩下西北高地上的敌人。这时，我各路部队集结高地下面，把敌人围的水泄不通。数千把雪亮的刺刀，在落日余辉的映照下，闪射出万道金光。山顶上的敌炮兵，疯狂地向我轰击；发出临死前的哀鸣，群峰被蓝烟笼罩着。
三团一营担任对这个山头的主攻，营长赖庆尧在最前沿指挥。冲锋号一响，三连的支部书记脱下棉衣棉裤，高举驳壳枪，呐喊一声，领着全连像一股疾风刮上山头，把敌人压下去了。突然，一排六○炮弹飞来，山头成了火海，敌人反扑上来，三连的勇士们被压下山腰。不一会，山腰上杀声冲天，三连又冲上去了，控制了整个山头。临死挣扎的敌人，倾全力再次反扑上来，山头上展开了激烈的白刃战。支部书记身负数伤，浑身是血，仍挥动着染满鲜血的驳壳枪，指挥部队同鬼子搏斗。但因后续部队没及时赶到，勇士们又被压下山来。
夕阳已西沉，山头一片蒙胧。难道还能让残存的敌人继续疯狂挣扎么？第三次冲锋立即开始。绰号“病号排”的曹葆全排也投入了战斗。冲锋号震荡山谷，枪弹像骤雨一样浇落敌人阵地。神枪手孟宪荣的机枪指处，敌人纷纷倒下。站在他旁边指挥的纪庭谢团长大声喝采：“好呀，神枪手狠狠地揍啊！”，紧接着他振臂一呼：“同志们冲呀！”随着团长的喊声，曹葆全排长领着全排像着了魔一样冲在冲锋队伍的头里，刹那间就冲上了山顶，大队如狂潮一样涌上去了。敌人被压下沟底，手榴弹像冰雹一样倾泻在沟里，鬼子被浓烟烈火吞噬了。六百多名日伪军除生俘十三名外，全部被消灭在河套里。
打扫战场时，在敌尸堆中找到了重伤的过村大佐。他还要保持皇军的“体面”，不让我们的医务人员为他包扎、急救。后来因伤势过重，也死在雁宿岩上。其余二路的敌人，慑于我军威力，仓皇溃退，缩回涞源城去了。
阿部规秀饮恨黄土岭
雁宿岩歼灭战，丢尽了皇军的“体面”。使得号称“名将之花”的阿部规秀中将恼羞成怒，于11月4日，倾张家口之兵力一千余人，亲自率领，出动数百辆卡车急驰涞源，沿着过村大佐的旧路，向我进行报复性的扫荡。企图再让我在雁宿岩伏击，而以优势之兵力反击我们，消灭我们之主力，然后直扑艮方，再西取走马馹或东进黄土岭、寨坨一带实行“三光”，以挽回皇军的“体面”，巩固其察南占领区。我立即将此一情况在电话上向聂司令员报告。
聂司令员决心让这个“名战术家”领略领略毛主席革命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给他一个下马威。指示我们以小部兵力在白石口一带迎击敌人，把敌军引向艮方，让他们扑空，然后掩蔽起来，迷惑敌人。尔后以游击队一部在艮方东北出击，诱敌东进，待敌进至黄土岭一带有利地形，集中主力将之包围歼灭，除以一、二、三、二十五团和炮兵营等参战外，并命令一二○师特务团从神南北上归我们指挥，参加这次战斗。
部队立即进行再战动员。“给阿部规秀中将一个下马威”，“再来一个歼灭战”的战斗口号，强烈地扣击着指战员的心弦。
11月5日，一千多敌人从龙虎村向白石口前进，曾雍雅同志指挥的游击支队，在白石口与敌打响。以忽而坚堵，忽而大踏步后退的巧妙战术，紧紧缠住敌人，使敌人求战不能，追又追不上，气得暴跳如雷，到得艮方后，只能以“三光”泄愤。当晚，艮方一带，熊熊大火，彻夜不熄。
阿部规秀中将因急于寻找我主力决战，次日即倾师东窜黄土岭。我们则放长线钓大鱼，丝毫不惊动他们，让他们“平安”地在黄土岭司各庄一带宿营。这时，我一团和二十五团在寨坨、煤斗店一带集结，卡住了敌人的去路，三团、特务团从大安出动，占领了黄土岭及上庄子以南高山，二团则绕至黄土岭西北尾随敌后前进，形成了对敌人的包围形势。
是夜，黄土岭上黯然无光，寂如坟墓。从太行山上吹来的寒风发出嗖嗖的声响，好像为法西斯匪徒敲起了丧钟。
七日，黄土岭上阴雨绵绵，群峰被白雾复盖着。拂晓，敌人继续东进，十二时进到上庄子，先头部队已到达寨坨附近，十五时，其尾巴已离开黄土岭。这时，我一团、二十五团拦头杀出，三团、特务团及二团从西、南、北面合击过来，把敌人团团围住，压缩在上庄子附近约二公里长宽仅百十公尺的山沟里。数百挺轻、重机枪喷射出的子弹像暴风骤雨一样倾泻在敌人头上，炮兵部队亦以猛烈的炮火轰击沟底密集的敌人。只打得黄土岭上火光闪闪，硝烟蔽天。
敌人依仗其雄厚兵力，向我寨坨阵地冲击，企图跳出我包围圈。遭到我坚决反击后，乃掉头向黄土岭突围，企图回窜涞源。我三团、特务团和二团把口袋口紧紧扼住，并逼使敌人步步后撤。
战斗在激烈地进行着，部队因连日奋战，吃不好饭，睡不好觉，伤员也逐渐增多。一、三分区的群众全部动员起来，协助我军作战，民兵悉数出动替我们放哨、警戒，侦察敌情，青壮年组成担架队到火线抢运伤员，妇女们挑着烫热的窝窝头、开水送给我一线作战部队。群众参战的热潮，大大鼓舞着我军歼敌的决心和信心。
战地医院也紧张地进行着对伤员的急救、包扎。白求恩大夫出现在那里，那里的伤员就感受到无比的温暖。这位国际共产主义战士、加拿大共产党员，长期地和我们并肩作战，他以对共产主义和人类解放事业的赤诚，以他精湛的医术，治愈了我们许多同志。在雁宿岩战斗前夜，他带领着手术队从军区赶来参战，深夜了，他还要我向他介绍作战计划，研究战地抢救伤员的工作，并立即赶赴战地夜以继日的为我重伤员动手术。当他处理完雁宿岩战斗的伤员时，黄土岭上已传来了炮声，他立即带着手术队赶赴干河净分区医院。刚要动身，忽然发现一个头部负伤的伤员感染了胆毒，若不立即动手术，便有性命危险。为了抢救这个伤员，他立即卸下已绑在牲口上的手术器械，为这个伤员施行手术。经过抢救，这位伤员是安全脱险了，而他却因此使自己原来手上的伤口，受到致命的传染，虽然用尽各种方法医治，终于光荣牺牲。这消息立刻传遍整个战地，白求恩大夫对法西斯敌人的深沉仇恨，忘我的为阶级战友服务的崇高精神，感召着我们的指战员。
部队在群众的热情支援和白求恩大夫的精神的鼓舞感召下，向敌人展开全面的激烈攻击。经过反复冲杀，把他们压缩在上庄子附近的山沟里。这是发挥我炮兵威力的大好时机，炮兵营长杨九秤立即命令炮群向沟里集火射击。只震得群山抖动，轰得沟底的敌人鬼哭狼号。阿部规秀中将这朵“名将之花”就在我们神勇的迫击炮兵的排炮下“花落瓣碎了”，他的绣着两颗金星的黄呢大衣和金把钢质的指挥刀也成了我们的战利品。这朵“名将之花”阵亡时的狼狈情形，“朝日新闻”报的那篇悼文有了详细的叙述：
“皇军被敌人逼退到上庄子时，中将仍很果敢地到第一线观察地形、敌情。忽然，飞来了敌人的迫击炮弹，距中将数步的地方爆炸，破片打中了中将的左腹及两腿等数处，中了致命的伤，等到下午九时五十分遂与世长辞了。”
阿部中将被击毙后，敌人恐慌异常，8日晨飞来了五架飞机投下几个指挥官维持黄土岭的残局。我围攻至8日下午，消灭了九百多敌人主力之后，正在围歼残敌之际，敌人以重兵从灵丘，涞源，唐县、完县，易县，满城分五路向黄土岭合击，均进至距黄土岭三十里左右，企图围歼我们，来个大规模的报复扫荡。我们遵照军区的指示，主动撤离黄土岭，跃出外线，转入积极的反扫荡斗争，不断从敌人侧背施予打击。至11月底，敌人终于经不起我们的打击，垂头丧气地全线溃退，我们取得了反扫荡的彻底胜利。
经过了近一个月反扫荡斗争火焰燃烧的太行山，此刻显得格外威武。“名将之花”是雕谢在太行山上了，但是中国人民英勇、智慧之花——八路军却以更鲜艳多采的姿态盛开在太行山上。
敌警备司令的哀鸣
经过雁宿岩、黄土岭两次对敌寇的致命打击，阿部规秀中将和过村大佐相继被我们击毙以后，平时如狼似虎，咆哮惯了的日寇，却换成一副狐狸的狡猾脸孔，发出嘤嘤哀鸣之声。黄土岭战后不几天，敌警备司令小柴，突然给我一信，里面写道：
“杨师长麾下：中、日之战是中、日两国政府之事，麾下与鄙人同是人类一分子，没有私仇，参加战争仅是为了吃饭。国家的争论与我们无关，别因此影响我们的友谊。麾下之部队武运亨通，长胜不败，鄙人极为钦佩。现鄙人有两件事情求教：一是请通知鄙人在黄土岭、雁宿岩被麾下部队生俘的皇军官兵的数目、军职、姓名及他们的生活近况；二是战死的皇军官兵是否埋葬，埋在何处，可否准予取回骨灰？以慰英灵。”
我们立即回他一信，首先揭穿其所谓“国家之争论与我们无关”的胡说，指出他自己就是日本法西斯侵华的工具，是全中华民族的死敌。并告诉他：八路军一向优待俘虏，对于已放下武器的敌人，一律宽大处理。他们生活的很好，已开始认识侵华罪行，表示反对侵华战争；对于作了你们的“炮灰”，蒙受你们给予的灾难的战死者，我们已妥为埋葬，并立有石碑，以兹标志……。
法西斯匪徒的嘤嘤哀鸣之声，当然丝毫牵动不起我们的怜悯之情。我们以更积极的战斗行动打击日寇，太行山上燃起了更加炽烈的民族解放战争的烽火。让万恶的日寇永远在英雄的太行山面前发抖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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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斗争中成长
——回忆陕北红二团斗争片断
铁道兵政治委员 中将 崔田民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陕北刚刚发展起来的农民运动，同样遭到了反动派的血腥镇压，各地农民协会、自卫队都被解散了。
1928、29年，陕北连年旱灾，赤地千里，颗粒未收，群众以树皮草根度口，真是斗米万钱，民不聊生。但是，国民党和陕北军阀井岳秀的苛捐杂税，不但没有减免，反而“包给”士绅土棍，这班家伙又加重一层收刮，农民更是苦不堪言。1928年秋冬前后，绥德、清涧各地农民，在党的抗粮抗税抗捐的号召下，有的数百人，有的千余人，纷纷进城请愿，但是因为组织不好，党的力量又过于薄弱，结果，被狡猾的伪县长一顿花言巧语，骗将回来。这次的斗争失败了，不但未得到任何好处，而且受了冻，挨了饿，贴了盘缠，毫无收获。但是得出一条经验：“农民斗争，不要进城。”
秋灾易熬，春荒难度。1929年春荒十分严重，在这青黄不接之时，群众嗷嗷待哺。我们接受了28年抗粮斗争的失败教训，采取了组织起来，自己动手的办法。哪村有“义仓”就到哪村去，谁家的粮多就向谁家借。就这样，义仓打开了，粮食分到了，这个办法立刻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人数越来越多，人多势也大了。把管仓的崔余六吓得病死了，把许多管仓的士绅土棍吓跑了，薛家峁的区长薛运统吓的跑到山上要跳崖……。这次的斗争，不仅帮助群众度过了春荒，同时揭露了军阀官僚、地主士绅的欺骗伎俩，扩大了共产党的影响，使党与群众之间，建立了进一步的联系。使这次斗争无论是在政治上或经济上，都是一个极大的胜利。
为了使群众的斗争情绪进一步地巩固下去，到1931年，我们恢复和扩大了绥德北区、清涧店区、东区、城区等地党的组织，采取了粉笔队、农村小贩的形式，用革命歌曲、秧歌、话剧和对联下乡，宣传红军和工农政府是工人农民自己的军队和政府。劳动群众的觉悟逐步地提高了，有了革命的要求，就批评我们说：“你们光说不顶事呀！要干要有枪，纸旗旗干不了大事！”
正在这时——1932年春天，高朗亭在绥德清涧之间，忽然打起了“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第九支队”的红旗。我们大吃一惊，连忙派绥德南区区委委员张承忠、崔正冉等十多个党员去追，经过了一个多月的奔波，才找到了他们。从此，这支队伍才成了党领导的一支武装。
三支枪起家
同年5月。
我们正准备去参加讨论开展武装斗争的陕北特委扩大会议。有一天，清涧东区一个磁贩，担着担磁器到绥德南区铁笳坪村来找我。这个人浑身上下一副农村小贩装束，但言谈举止，却带有一股学生味道。见到我，只见他把担子一搁，忙从怀里掏出一封信。果然不出所料，这个磁贩，名叫王巨德，是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的学生，在山西贩大烟时，同白锡林买了一批武器回到陕北，想缴清涧花岩寺民团的武装，但因没有党的领导，失败了。只剩下三支枪。王巨德明白了这个道理就决心找共产党，首先找到了白树勋（即白如冰）同志，写了个介绍信来找我们。
“我有三支枪落到哥老会的手里了。”他说，“我能去把他们逗来，想把枪掌握到我们手里，希望在党的领导下搞事情……。”
当时，崔正冉同志已经由高朗亭支队调回担任区委。研究后，就确定由他负责缴枪。崔正冉在村里开了个小铺，卖些“干炉”“烧鸡”之类作掩护，一向是我们开会联络的地点。虽然我们都很穷，但仍给王巨德凑了些盘缠。王巨德的鞋子也破得不像样，脚指头都露在外面了，我将我唯一的一双布鞋给他穿了。不久，王巨德和崔正冉便把这三支枪缴到手，还争取了一个枪法很好、比较老实的山东人。
与此同时，我和崔田夫、高朗亭等，赶到了葭县乌龙堡附近的一个农村里参加陕北特委的扩大会议。会议是在高禄孝家的套窑里开的，到会的有三十多个同志。窑洞里没有一点光线，不分昼夜地点着豆油灯，我们开会、休息、吃饭、睡觉、大小便都在这里。虽然是夏天，我们在窑里披着羊皮袄还冷。开了约一个星期的会，还不知道外面的村子是个什么样儿。会议批判了消极等待思想，决定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创造游击区和根据地；并且决定先在安定建立一支队、绥德清涧建立二支队、神府建立三支队。会议还改选了特委领导机构，新吸收了张达志、高长久、崔田夫等同志参加了特委。
可是，特委扩大会议刚闭会，我们正分途疏散的期间，由于叛徒告密，特委委员毕洪波（维舟）、高禄孝等五个同志被捕了，马明方、马文瑞等同志大白天从敌人枪林弹雨里跑了出来。被捕的五个同志押到绥德枪杀了，他们，都是很勇敢的同志。临刑时，毕维舟同志沿途高呼口号，敌人砍去了他的右臂，然而，他立刻举起左臂来，高呼着：“打倒军阀！”“中国共产党万岁！”……
这一不幸事件，虽然当时给特委领导带来了很大的损失和困难，但是各县开会的同志已将会议的精神带回去了，对开展游击战争，创造游击区的任务影响不大，而且很快的行动起来了。
我们这一路出了葭县，星夜赶到了绥德的刘家湾，打算回到我们开的一个小药铺（县委机关）去。那知道我们刚到街口，就有个党员拦住了我们，说：“快走，药铺给封啦，正在抓你们呢！”
我们就直接跑到南区，向区委布置了工作，并根据特委扩大会的决定，把王巨德、崔正冉搞到的三支盒子枪组成了第二支队，并由他俩负责。
从此，在绥德清涧的交界地区，这仅有三支枪组成的武装，积极地活动起来了。首先向民愤最大的“包粮的”高利贷地主们开刀。7月，杀了包粮的高正东及收款的狗腿衙役；8、9月，杀了薛家峁区长薛运统，高利贷崔化成，士绅白××。这样一来，绥清地区的游击战争开展起来了，二支队就在这样轰轰烈烈的群众斗争中，诞生了！并随着群众斗争的开展，迅速地壮大起来，到1934年，便扩大成为红军二十七军八十四师的第二团了。
腊八大会
清涧县的解家沟，是离黄河不远的一个较大的市镇。
1933年腊月初八，一年最后的一次集市——腊八大会到了。因为一年来的经济关系，好歹都要在这个时候作个交代，所以赶会的人特别多。地主、豪绅、高利贷和衙役狗腿子们，也趁这个时候来催粮逼债；黄河对岸山西的许多小商贩，也贩运着各种土产“年货”洋货赶会来了。于是，我们的党组织和游击队，便利用这个绝好的群众场合，散发了大量的传单，揭发土豪劣绅的罪恶，宣传红军、工农政府是工人农民自己的武装和政权，号召人民群众组织起来，武装起来，打倒土豪劣绅，推翻封建制度……
安定的一支队因为军事冒险，攻坚失败，把剩下的十余支枪埋了起来，我们接到报告后，立即派张爱民带十多个同志组成了一个江湖班子（类似现在的曲艺队），一路上用说唱作掩护赶去安定，将埋藏的枪支取出，星夜赶回了清涧。腊八会的前一天，我化装成一个卖年画的，和他们赶到这里，住在距解家沟十里左右的王家山，二支队也调来了，共同讨论将一支队的武装返回安定活动的问题。
王家山。是清涧最先“公开”的一个村庄。（公开，就是全村人都赞成革命，我们可以公开活动。）因此，我们计划白天好好休息，夜晚西渡无定河向安定转移。同志们正兴高采烈地擦着武器，一个队员不小心，“砰！”的一声，冲锋手枪走火了，队长批评他：“幸亏是在公开的村庄，不然就叫你暴露目标了。”
另一个队员却接过话头，开了个玩笑：“队长，枪走火是想吃人哩，这是打仗的预兆！”
不一会，果然发现了敌人，好几十个民团从村旁小道上过去了。队员们要开枪，队长制止了他们。那个好开玩笑的队员叹了口气：“哎！又打不成了！”
太阳慢慢地落下山坡，赶会的人们，有的已经开始往回返了。这时，解家沟的一个新党员白玉华同志气喘喘地跑了来，说：“今天的传单把赶会的人都轰动了，大家都说好，可是老乡们又说：‘你们光说不做，今天镇上那样多无恶不作的大土豪，你们怎么不杀！？有逼粮逼税的狗腿子，你们怎么不管！？’”
白玉华同志一番话将大伙心里的火点燃了。实在，“腊八会”集中了四方恶霸，真是摆酒席也请不齐的。支队长白雪山用眼瞅着我，意思是：“你看怎么办好呢？”我说：“咱们大伙合计合计吧。”
我刚说完，队员们就争先恐后你一言我一语的说起来了，大家一致认为：这是送上门的“生意”，不能不干。于是决定立即进行准备，只待黄昏到来。
日落西山，天色渐暗。等到掌灯时分，赶集的人已经散了。我们便分三路下山，把土豪们住的院子全部围了起来。这夜，风特别大，吹起了遍地的雪花，扑在脸上冷飕飕的，但年青的我们，心却热得很。土豪恶棍狗腿子一个也未漏，统统捉住了。我们警告了民愤比较轻的，至于农民恨之入骨的恶霸，不客气，一家伙拖到河滩上杀了九个半——一个用石头砸了个半死。镇上人见到我们不光说“打倒土豪”硬是真干，心里确是万分痛快，说：“杀得好，杀了这些坏家伙，咱穷苦百姓也好松口气了……。”
“腊八会”捕杀了一批地主豪绅，这消息使远近各城镇大大为之震动，扩大了共产党、红军的影响，提高了广大群众的觉悟，这消息，也随着来赶会的山西小商贩，像风似地传过了黄河，山西人民也说：“这下救星到啦，陕北有了许多红军，厉害得很呢！这队伍可真是给穷苦百姓办事情的……。”
小岔子村出了大事情
1934年春夏之交，我随着二支队到清涧县城区巡视工作，住在离县城约十里地的小岔子村。在这里，我们召开了区委会，讨论如何开展城区的工作，“公开”城区的村庄。
小岔子其实并不算小，计有百余户人家，在陕北还算较大的村庄了。这个村里，党的工作很有基础，还在大革命时期，这个村就闹得轰轰烈烈的，广大群众受革命的影响很深，34年当时，差不多已经是公开的村庄了。因此，我们刚刚住下，村里的“无线电话”〔注一〕就布置好了，只要城里的白军一动，我们就立刻知道，大伙很放心，连警戒也未放。
这个村里，人们除了种庄稼从事农业生产之外，副业生产也极为普遍。不是推粉喂猪，就是作挂面，差不多家家户户都有副业。游击队一来，老乡们欢迎极了，纷纷把游击队员请到自己家去吃挂面。我们忙着开会，顾不上到各家各户去串门。哪知道我们正开会的时候，白军董连长带着一连人，从黄河岸边的河口开来，路过小岔子去清涧城换防。我们没料到白军会从黄河边来，敌人也不知道我们在这里，敌人进村了，一位老大娘慌慌张张地跑进来：“快快！上山去，白军进村了！”
老大娘的话刚落音，枪声响了。我们的游击队员提着枪四面八方从窑洞里跑出来，与白军干开了，一边打，一边抢占山头。我收拾好文件正要出门时，子弹呼呼地朝院落射来，封住了出路。这时，亏得一位从白军争取过来的队员，他有战斗经验，枪法很好，在他的火力掩护下，我们也冲了出来，撤到了山上。
上山以后，敌人摸不清我们的底细，也不敢冒进，于是双方就在山头上对峙了一天。
黄昏，白军退回清涧城了，我们也转移到附近的一个山村宿营。晚上，大家就在一起研究如何来对付敌人，怎样保护小岔子村不受敌人的摧残，开展“公开”城区村庄的工作。这时，一个平常最不爱讲话的队员，绰号叫做“笨人”的，想出了一条妙计。他说：“明天，白军一定要到小岔子来的，我们化装成老百姓埋伏在村子里，他不来便罢，要来，就打他个措手不及。”我们一想这办法很对，就同意了他的意见，布置了工作。
第二天，白军果然来了，首先是民团团长领着几个团丁跑进村来“招安”〔注二〕。他们刚进村，“笨人”便敲起了锣来，扯开嗓门喊着：“老乡们，团长要训话，你们赶快出来听啦，团长说：隐藏红军不报的要杀全家，要交出来就既往不咎咧！……”
“笨人”一喊，把埋伏好的队员都喊出来了。游击队的同志大多数是农民，再一化装，更像庄稼汉。大家装成老老实实来听训话的，一下子包围了民团。首先打死了民团团长，接着把团丁的枪也缴了，村外的白军一听枪响，知道情况不妙，更不敢冒然进村，我们也立刻把队伍拉到山上。
情况很紧张了。把进村的民团歼灭了。白军在离我们三里地的大岔子村，向我们进行火力侦察。老百姓不敢在村里呆了，怕白军进村烧杀，纷纷扶老携幼，卷起铺盖，拉着牲口，跟我们上了山。这一下热闹了，娃娃哭，妇女叫，个个眼盯着游击队。我心里焦急万分，怎么办呢？便叫游击队掩护着全村老小几百口人，转移到一个较隐蔽的山洼里。把队伍布置好后，就把老乡们召集在一起开会，首先向老乡们说明：“老乡们，现在问题闹大了，如今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条是回村去向白军投降，任敌人宰割；另一条是全村老小都组织起来，闹革命！把‘无线电话’搞好，成立赤卫队。留下少数的年青力壮的赤卫队去整治那些敌探流氓，保护村庄。敌人来了就转移。其余的男女老少都去走亲戚，每个人负责向自己的亲戚朋友宣传，让家家都向着红军，把左右附近的村庄都闹红，咱们人多力量也就大了，白军就没有办法……。”
山坡上许多人脸上露出了喜色，但还有些人犹疑不定。我们刚要想再讲清楚道理，只见一位老汉忽地站起来，愤怒地说：“这有什么犹豫的，白军就是不叫咱们活，回村投降就是等死，只有组织起来闹革命才是一条活路……。”
“对！闹起来，咱们都去走亲戚！”
“闹到底，闹红陕北，跟上红军和高桂滋拼！……”
“…………。”
老乡们是激怒了，本来是胆小的人，看到许多飞舞的拳头、梭镖，也决心跟着游击队干。这时，有一个三十多岁的人（党员），看样子社会经验挺丰富，他恐怕人多心不齐，走漏了风声，就趁势站起来说道：“要干，咱们就只能有一个心眼，谁也不许中途变卦，谁也不许出卖自己人！……”
“那还用说，绝不向敌人妥协！”
“那个告密杀他的头！”
群众的斗争情绪真是节节高涨，全村男女老少，四、五百口人就连夜携家带眷，赶着牲口，抄小路投各人的亲戚家去了。区委也立刻通知各村党的组织，把土豪劣绅暗地看守起来，好好接待小岔子村去的群众，加紧突击“公开”村庄的工作，组织贫农会、赤卫队。清涧一带原来就是游击队经常活动的地区，群众觉悟较高，经过小岔子村这样一闹，附近几个村庄，很快就全给闹红了。
随着游击战争的开展，游击区迅速地扩大，在安定、绥德、清涧、神木、府谷、葭、吴堡等县游击区，建立了乡、区、县苏维埃。年底，成立了陕北省工农政府。贫农团、赤卫队、少先队等群众组织也普遍公开建立。就在这一年，安定的一支队、绥德清涧的二支队、神木、府谷的三支队、葭县吴堡的四支队，改编为红一、二、三、四团，到12月省工农政府成立时，就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七军八十四师（后改为八十一师），并建立了十八个游击支队。从此，游击区的党，也就由秘密的、非法的变为公开的、合法的了。
到1935年，这是陕北革命大发展的一年。陕北游击队在1934年底改编为红二十七军八十四师后，就在刘志丹同志的率领下，首战南沟岔歼灭高桂滋的一个连，随即，又配合红二十六军主力于清涧县河口镇，高杰村、定仙墕、张家屹台、葭县的慕家?、安定的杨家园子等处，整营整团整旅的歼灭敌人。并于红二十五军入陕前，占领了延长、延川、安定、保安、安寨等县。（红二十五军是1935年9月18日在永坪与二十六、二十七军会师的）粉碎了高桂滋、关麟征、孙楚、李生达等军阀对陕北苏区的进攻围剿。一度曾因为陕北游击队主力南下陕甘苏区，与红二十六军会合而未遭到打击的高桂滋，也慌了手脚了，他原来在这时曾给蒋介石发去八个字的电报、说什么：“一弹未发，赤匪已平。”简直骄傲的不得了，尾巴翘得老高，现在，却不能不张惶失措、手忙脚乱的向蒋介石发报求援报丧了。他的电报原文是：“防广兵单、防不胜防，若不增兵，陕北将成第二江西也！”
〔注一〕无线电话：每个山头放一个哨，敌军一出动，我们就得到消息。
〔注二〕招安：即敌人来招降。